景区边缘型乡村旅游地是指在著名风景区边缘,并以景区为核心,依托乡村特有旅游资源和景区稳定客源而发展起来的乡村旅游目的地^[1,2]。这种特殊类型的旅游地既具有乡村旅游地的一般特征,同时也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往往集地域空间依附性、旅游资源互补性、客源市场共享性、区域经济相对滞后性和利益主体复杂性等诸多特征于一体,成为协调区域统筹发展的重点扶持区域和核心景区旅游转型、扩容提质的重要地域依托,也是中国人文地理学和旅游地理学关注的重要领域之一。随着核心景区旅游生命周期的转换,景区边缘区乡村旅游地获得了快速发展机会,但也引发了一系列人地关系危机,促使人们广泛的关注该类型区域人居环境。因此,如何应对旅游发展对景区边缘型乡村旅游地人居环境的潜在威胁,探索景区边缘型乡村旅游地人居环境演变的时空特征和作用机制,寻求景区边缘型乡村旅游地人居环境建设的适宜模式,已经成为包括旅游科学在内的各学科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

2006年以来,新农村建设的全面开展和乡村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为开展乡村人居环境建设和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研究视野也从不同空间尺度的乡村人居环境评价与整治^[3,4]转向多学科的融合研究,其中,乡村人居环境的规划设计^[5,6]、演变规律^[7,8]和建设途径^[9,10]等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持续关注。国外乡村人居环境主要集中在乡村聚落理论体系^[11]、乡村人居环境演化及机制^[12,13]和乡村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14]等领域。但对景区边缘型乡村旅游地这一独特地理单元的人居环境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该类型区域人居环境时空演变特征和作用机制具有明显的独特性,涉及到旅游地理学、生态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众多学科,需要在一个新的研究思路与理论框架下进行创新性探索与拓展。

景区边缘型乡村旅游地人居环境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复杂的巨系统,面临着诸如概念内涵界定、影响因子判定、空间量化表达和政策平衡点探索等基础性理论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从理论阐释和实践检验2个方面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主要特点和基本经验加以总结,构建景区边缘型乡村旅游地人居环境时空演变的分析框架,并对其发展态势作出科学的总结和概括,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与科学意义。但由于研究视角的局限性和研究方法的限制,一直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部分旅游学者已经意识到了旅游业与人居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并进行了探索性研究。一些学者分析了旅游发展与城市人居环境质量之间的内在关系^[15],通过定量分析发现了人居环境发展水平与城市旅游吸引力呈显著性正相关^[16]。也有学者从城乡统筹角度研究乡村人居环境已引起学者们的关注^[17]。尽管中国旅游学界开始介入人居环境研究,但其研究成果还相当分散、单薄,景区边缘型乡村旅游地的人居环境问题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相关的基础理论研究尤显不足。与此相关的研究是多视角的乡村旅游地研究,如在乡村旅游地社会文化方面,分析了乡村旅游地文化变迁的居民感知^[18~20]、动力、过程、类型以及传承模式^[21,22]。在乡村旅游地空间结构方面,从不同空间尺度分析了城市周边乡村旅游地的空间结构特征、演变规律和优化路径^[23~25]。在乡村旅游地发展过程方面,景区边缘型乡村旅游地的空间特征、发展机制和开发利用^[2,26,27],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的人地矛盾^[28,29]、权利冲突与化解^[30]等问题一直是旅游地理学者关注的重点内容之一。这些都显示了乡村旅游地作为独立的地理单元具有较大的研究价值和应用空间,也为本项目设计提供了良好的学术借鉴。本文在湖南省实施“乡村旅游建设‘3521’工程”的宏观背景下,结合南岳衡山建设“大南岳旅游圈”的构想,对其景区周边乡村旅游地人居环境的演化特征和作用机理进行探索,为促进大南岳旅游圈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依据。

1 案例区概况

大南岳旅游圈位于衡阳市境内,行政区划上包括衡阳市南岳区、衡山县、衡阳县和衡东县,其中核心景区为南岳区中的衡山,衡山是中国五岳名山之一,现为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国家5 A级旅游景区。南岳景区周边分布着大量的乡村旅游资源,其中古镇数量之多、类型之丰,在湖南省乃至全国都是翘首^[27],现代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布相对集中,以湖南省2010年首批星级乡村旅游区为例,衡阳市星级现代乡村旅游区44处,大南岳旅游圈占21处（图1）。优质的核心景区旅游资源和互补性极强的乡村旅游资源为大南岳旅游圈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2010年以来,随着南岳景区旅游生命周期的转换和旅游要素流的时空变化,周边乡村旅游地迎来了发展良机,也引发了一系列人居环境问题。为了深入揭示景区边缘型乡村旅游地人居环境演变特征和作用机制,作者于2011年4月17日至4月22日期间对南岳周边乡村旅游地进行实地调研和访谈,试图从系统论和人地关系论视角探寻人居环境演变的影响机制。

显示原图| 下载原图ZIP| 生成PPT

图1   大南岳旅游圈范围和乡村旅游地区位

Fig.1   Location and scales of Nanyue tourist region

2 景区边缘型乡村旅游地人居环境演变特征

景区边缘型乡村旅游地人居环境是一个动态的复杂巨系统,对其概念可从3个方面进行分解与表征。首先,核心景区与周边乡村旅游地“核心-边缘”的地域结构特征构成了乡村旅游地人居环境的地理空间环境;其次,核心景区与周边乡村旅游地共同形成了相互依存的自然生态环境,为乡村旅游地人居环境构建了一个可持续的物质平台;最后,核心景区与周边乡村旅游地保持着密切的社会经济联系,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共识意义的文化传统区,构成了乡村旅游地人居环境的社会环境。从系统演化的角度来看,复杂巨系统不断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交换,具有较强的稳定性、自组织能力和不断升级演化等特征。

2.1 系统演化的自组织性

景区边缘型乡村旅游地人居环境系统是一个远离平衡状态的开放系统,系统的成长与演化主要靠系统内部与外界之间进行的物质和能量交换,并受到内外各种动力的相互作用,是系统自组织和他组织相互作用的结果。景区边缘型乡村旅游地人居环境系统状态演变有时间性程序,有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自身运动过程,通过各类要素非线性作用下的涨落运动,促进系统内部新的有序结构生成。但并不是所有的涨落都会引起系统突变,小幅涨落对系统新的有序结构生成没有直接影响,它只是让系统状态暂时发生偏离,只要不超过系统突变的临界点,最终均会回到原来的稳定状态。如果系统继续通过不断地与外界发生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量变可能会引起质变,在临界点附近,一个随机的小扰动就可能通过非线性作用得到放大,跨越某个阈值,就可能引起人居系统的时间、空间和功能等结构失稳,人居环境系统也就进入了新的演化阶段（图2）。

这一动态性运动过程与核心景区的发展过程呈现强烈的相关性。在核心景区发展初级阶段,核心景区具有绝对的优势,对周边乡村旅游地发展具有极强的吸引力,旅游要素流向核心区域集聚,相应的乡村旅游地人居系统由于受外界干扰较小,地域空间环境变化较小,自然生态环境破坏力度较弱,社会人文环境相对稳定,整个人居系统处于一种缓慢的自发式的演化阶段。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核心景区发展趋向饱和,相应的旅游要素流开始向核心景区周边的乡村区域扩散,外界能量的不断输入,原有的系统逐渐瓦解,又跃升到一个新的、稳定的有序结构状态。当然,核心景区旅游发展本身具有不确定性和动态性,对乡村旅游地人居系统的影响程度也不一,表现为乡村旅游地人居系统各子系统演化的速率和尺度不同。相对而言,地域空间系统变化较快,乡村旅游地农户的居住空间行为和就业空间行为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改变乡村聚落环境,而社会人文环境和自然生态环境系统的变化较慢,甚至有些滞后性,需要长时间的观察、检测才能感知两子系统的演变。

2.2 系统演化的周期性

从人居系统的自组织演化路径和“核心-边缘”的地域结构来看,乡村旅游地人居环境系统演变呈现出强烈的周期性。随着核心景区旅游生命周期的转换,周边乡村旅游地人居系统与核心景区存在着复杂的能量输出输入关系,其系统稳定性较差,超过了一定阈值,乡村人居系统便发生周期性演变,其演变过程可用一个典型的Logistic公式表述：

dCdt=rCK-CK（1）

式中,dC/dt表示乡村旅游地人居环境容量的瞬间增量,r为乡村旅游地人居环境容量增长率,C为现有乡村人居环境容量,K表示在一定社会经济环境下乡村人居环境系统的饱和量（不同时期,指标有所不同）,即系统要素协同发展的阈值。一般而言,在r>0时,乡村人居系统的稳定状态从C=0向C=K发生突变,同时,又因为K的不同取值使得系统演变的速率呈现不同的变化,从而形成系统演化的不同图景（图3a）。

当某一阶段C值无限接近K值时,便达到了该时期的饱和状态,此时的边缘区乡村人居环境系统处在一个关键节点时期,也是政府和企业强势介入的关键阶段,需增大系统阈值K。政府可以从更大空间尺度的旅游可持续发展视角,重新对旅游景区进行规划与开发,与周边乡村旅游地进行联动发展,创造除核心景区外的第二吸引物,打造区域一体化无障碍旅游区域,周边乡村旅游地通过系统内部不断的集成和优化,促使人居系统结构功能升级,并进入新的演化周期。总体来看,乡村人居系统演变呈现螺旋上升趋势,根据李兆磊等提出的系统动力学机制^[31],可知边缘区乡村旅游地人居系统演化是由分段连续的Logistic曲线组合而成,其系统的组合演化模型为：

dCdt=riC-∑j=1i-1Kj∑j=1iKj-CKj(i=1,2,3......,n;j=1,2,3......,m)（2）

式中,r_i是指每一阶段的人居环境容量增长率,K_j是人居环境第j演化阶段的阈值。根据这个系统演变的数学模型,可以模拟出景区边缘型乡村旅游地人居环境系统演变的过程轨迹（图3b）。

显示原图| 下载原图ZIP| 生成PPT

图2   景区边缘型乡村旅游地人居环境系统自组织演化路径

Fig.2   Self-organization evolutionary path of human settlement system in rural tourism attractions of edge type of scenic spot

a 阶段性曲线 b 周期性曲线

显示原图| 下载原图ZIP| 生成PPT

图3   景区边缘型乡村旅游地人居环境发展曲线

Fig.3   Human settlement development in rural tourism attractions of edge type of scenic spot

2.3 系统演化的波动性

从宏观层面来看,景区边缘型乡村旅游地人居系统的演变阶段、演变方向和演变速率等均与核心景区旅游要素流的时空变换紧密相联,也就是说人居系统演变的外部驱动力是相对确定的,两大系统的耦合方式、作用程度和发展趋势也是可判定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景区边缘型乡村旅游地人居系统演变的周期性是可确定和可预测的。但实际上,景区边缘型乡村旅游地人居环境演变的影响因子很多。这些影响因素或许不能改变该典型区域人居系统的整体演变趋势,但对其演变的周期性路径会产生较大影响,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景区边缘型乡村旅游地人居系统演变的周期性是复杂的、不确定的。根据各影响因子对景区边缘型乡村旅游地人居系统演变的作用方式与程度的不同,将其划分为基础因子、新型因子与突变因子3类^[32]。基础因子主要是指自然地理条件、传统耕作模式、传统文化习俗和传统生活习惯等,这些长期积累延续下来的因子对乡村旅游地人居环境的形成与发展起着相对稳定的作用,人地关系也相对和谐,乡村旅游地人居环境变化程度较小、速度较慢,因此人居系统演变的路径是一条低速平稳的传统路径（图4a）。新型因子主要包括基层组织制度的革新、国家乡村旅游和兴农政策的出台、农村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的变革等,这些新型因子加速了乡村旅游地人居环境的演变,演变速度较快,但由于这些新型因子本身及作用过程中的不稳定性、复杂性和交叉性,乡村旅游地人居环境发展呈现出一定的震荡性（图4b）。突变因子主要是指具有不可预见的影响事件,如区域旅游重大开发项目的建设、生态环境的重大污染事件或自然灾害等。这些突变因子可能会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乡村旅游地人居环境的重大变化（图4c）。

显示原图| 下载原图ZIP| 生成PPT

图4   单类因子作用下的景区边缘型乡村旅游地人居环境演变路径示意

Fig.4   Evolution of rural tourism attractions human settlements of edge type of scenic spot under the condition of the singer factor

3 景区边缘型乡村旅游地人居环境演变的影响机制

景区边缘型乡村旅游地人居环境系统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复合生态系统,在核心景区物质能量流的周期性刺激下,其演化的生态-地理过程更为剧烈,因此,有必要对该典型区域人居环境系统演变的过程进行梳理和总结。景区边缘型乡村旅游地人居环境演变遵循系统演变的一般规律,同时有着自身的特殊要求,体现在系统演变的一般趋势和特殊动力机制上。人居环境系统结构处在不断进化过程中,超过某一阈值,便打破原系统的边界,实现系统结构升级和功能转换。这一量变到质变的时空耦合过程,其演变的特殊动力为旅游要素流的时空变换,表现形式为旅游人流、资金流、土地利用方式、聚落空间结构形态等的时空演化。由于人居环境是一个复合生态系统,其演变过程与生态群落演替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借用生物学、生态学和环境科学的一些理念,将景区边缘型乡村旅游地人居环境演变的空间过程划分为4个过程,即入侵、竞争、反应和调控,构建景区边缘型乡村旅游地人居环境演变的动力模型（图5）。

显示原图| 下载原图ZIP| 生成PPT

图5   景区边缘型乡村旅游地人居环境演变的影响机制

Fig.5   Influence mechanism of rural tourism attractions human settlements of edge type of scenic spot

入侵过程是从外部系统（主要是指核心景区）对边缘区乡村旅游地人居环境系统的影响方面来考虑的。在旅游要素流扩散作用下,乡村旅游地人居系统开始出现小幅度涨落,一方面,改变和形成了新的聚落空间结构,以衡山县福田铺乡白云村为例,随着旅游客流和旅游资金流的大量流入,白云村人居基础设施大为改善,居住的地点效用优势凸显,已形成了以白云村部、白云广场以及骨干道路两侧为主要居住集聚区的新聚落空间结构,传统的村落空间普遍出现空心化趋势。另一方面,乡村旅游地传统文化日渐衰微、环境资源受挤压和侵占。一些农户对外来文化表现出强烈的排斥、焦虑和失衡,而更多的农户则对新文化表现出过度崇拜,极力想挣脱传统文化的束缚,由此导致了许多变异性的文化行为。与此同时,乡村旅游地土地资源、环境资源不断的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交换,传统的人地关系出现新的危机,乡村人居环境资源不可避免的受到挤压和侵占。

竞争过程实质上是核心与边缘区人居系统分化过程和共生过程的统一,分化过程是乡村旅游地人居环境演变的主要动因,共生过程是乡村旅游地人居环境有序发展的关键阶段。旅游要素流的流入干扰了乡村旅游地人居系统的自组织功能,核心景区和边缘区两大系统的耦合强度在系统质变临界点处徘徊,此时的乡村旅游地人居系统处在一个混沌的、无序的、冲突的漩涡中。超过临界点,系统的各种功能会呈现等质趋同、异质排斥的特征,并最终在地域空间上形成一种新的人居环境状态。如在南岳景区周边乡村旅游地主要集中在衡阳县樟木乡经衡山县的店门-南岳镇-开云镇的G 107国道两侧,以及白云镇经沙泉铺、福田铺的S 314省道两侧的弧形地带。该区域开发历史悠久、社会经济发达,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都高度集中,其人居环境状态既不同于传统的乡村人居环境,也有别于现代的城市人居环境,是介入二者之间的新型人居环境状态,这种模糊的人居环境状态正好反映了核心景区与边缘区人居环境发展的共生过程。

反应过程是乡村旅游地人居系统对外界干扰的适应与调整。在系统自组织和他组织的非线性作用下,新的人居系统和结构已经形成,并演化为一个新阶段,此阶段为内生和外生变量相互适应与调整期。以南岳景区前山G107国道两侧的店门镇和萱州古镇为例,随着旅游要素流的持续流入,两镇的人口结构、产业结构、聚落形态、社区形态和景观类型逐渐适应了核心景区的辐射作用,向旅游型城镇人居环境转型,旅游公共服务设施、旅游景观的营造、城镇的功能定位等也逐渐适应了这个转型。当然,萱州古镇为了保持古镇特色,在政府的积极支持下,保持了部分原来的人居景观,使得城镇人居景观与乡村人居景观和谐共生,这些情形也是乡村旅游地人居系统对外界干扰的反应之一。

调控过程是厘清乡村人居环境时空格局与旅游发展过程之间的内在联系,寻求景区边缘型乡村旅游地人居环境建设路径。旅游要素流的流入过程是空间过程和社会过程的统一,在市场经济导向的旅游发展过程中,竞争过程能实现资源和空间价值的最大化,但也出现了严重的分化和社会不公平现象。此时,他组织的及时介入可以保证乡村旅游地人居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政府的有效调控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调控之前,有必要对景区边缘型乡村旅游地人居环境演变过程和人居效应进行总结,为政府介入时机和调控内容提供可供借鉴的依据（表1）。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文献选项

• 原文顺序
• 文献年度倒序
•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