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文
, 吴启焰, 张小林
ZENG Wen, WU Qi-yan, ZHANG Xiao-lin
中图分类号: F12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690(2015)05-0551-07
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 2014-01-30
修回日期: 2014-04-30
网络出版日期: 2015-05-20
版权声明: 2015 《地理科学》编辑部 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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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曾 文(1987-),男,山东东营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城乡规划与社会地理学研究。E-mail：Alvin_z@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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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昆明市“94号院”为案例解构其中城市政体上层建筑,并对各方利益集团的相互关系进行详细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城市政体具有连续性的特点,即增长联盟与反增长联盟之间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关系,而是一个渐变的连续统,增长联盟内部也是连续变化的。同时,中国城市政体亦具有尺度性特征,即地理尺度越大,增长联盟与反增长联盟之间的分歧就越大,二者态度越鲜明,二元论愈显化,反增长联盟更能得到第三方的支持,在双方博弈中的话语权越大;尺度越小,二者态度越模糊,增长联盟具有更多的规则制定优势,更具有主导和优先权;同时,为了在博弈中获得更大话语权,尺度变迁成为双方关注的焦点,反增长联盟力求上推尺度,而增长联盟则尽力下压尺度。
关键词：
Abstract
This article takes the “No. 94 yard” in Kunming as an example and deconstructs the superstructure of the urban regime in it, then analyzes the mutual relations of each political economic group in the area of urban development. The anti-growth coalition in this case has successfully held back the growth strategy of the local growth coalition via the organized and multifaceted resistance,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anti-growth coalition in China has developed and even matured in some wa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urban regime in this case presented two new features: 1) it has the feature of continuity, which demonstrates that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growth coalition and anti-growth coalition is not completely opposite, but forms a kind of cooperate-collide continuum, and it is continuously changing inside the growth coalition; 2) The urban regime also has the feature of scale. As the geographic scale becomes larger, the divergence between the growth coalition and anti-growth coalition gets greater, their attitudes are more entirely opposite, it is more inclined to dualism, and the anti-growth coalition would try to get more support from the third party so as to expand the discourse power in the competition; As the geographic scale becomes smaller, the attitudes of the two parties are vaguer, and the growth coalition gets more predominant and has more advantage of rule-making. And scale jumping becomes the focus of both sides, the anti-growth coalition strives to push up the scale, in contrast, the growth coalition tries hard to push down the scale.
Keywords：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发生着渐进式改革,结果导致一方面,市民在公共生活中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政治氛围更加民主[1];另一方面,分税制、行政权力下放和公共福利责任的转移,使得地方政府在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任务和履行地方福利责任的同时,更加注重自身利益发展,“公司化”导向更加显著[2]。在政治与经济利益的双重诱使下,各种地理尺度的增长联盟不断形成,地方权力寻租、土地财政问题不断显现,地方增长联盟在发展的同时与民间的利益冲突逐渐显露,反增长联盟呼之欲出[3]。
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于对西方社会经济转型的关注以及对原有城市理论的批判,西方学者由关注城市中“谁统治”转向对“谁受益”的考察[4],增长机器理论与城市政体理论应运而生[5,6]。两种理论均假设为了共同的政治经济利益,地方商业机构、媒体与地方政府往往相互结合形成一个驱动增长型政治策略的联盟,以最大化满足联盟内部各方的利益需求[7~9]。但是增长联盟的发展往往以损害更为广泛的当地居民的利益为代价[10],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居住成本上升等导致城市生活质量下降。于是对增长策略不满的居民经常联合起来组成反增长联盟以抗议、阻止增长联盟的发展策略,许多城市发展策略经常因为反增长联盟的参与而搁浅[11]。增长机器与城市政体理论均起源于北美,故两种理论认为反增长联盟的运动与民主政治紧密结合;而由于中国政治文化沿革所导致的公众参与进程滞后,城市社区组织、非政府组织力量极其微弱,西方学者往往认为中国城市社会中反增长联盟力量薄弱甚至尚未发育[12]。
海内外学者对于中国城市政治经济的研究起步较晚,对于（反）增长联盟的探讨也相对较少。从已有研究来看,大多都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探讨城市空间重构背景下地方政治经济发展策略[13],认为中国已经出现了类似于西方的城市增长联盟与反增长行为[3,14,15],但多数研究都认为中国的反增长联盟势单力薄、未能与增长联盟相抗衡[16~18]。并且已有研究在探讨城市空间中的增长与反增长联盟时倾向于矛盾二元论范式进行考虑,而不是将地方政府与反增长联盟纳入同一个连续谱的体系中考量,更多将增长与反增长联盟相对立[3,5,12,14]。同时,海内外学者虽然开始注意到中国城市政治经济中的尺度问题[19,20],但缺少对不同尺度的增长与反增长联盟相互作用的态度/强度的考察,同时对于增长双方尺度政治的关注也相对匮乏。随着中国政治经济体制转型的愈加深入以及市民意识的逐渐觉醒,中国城市中反增长联盟的力量也在不断积累,反增长行为日益明显,反增长联盟甚至可以遏制增长联盟的发展策略。本文在充分肯定反增长联盟出现的前提下,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研究的反增长联盟的新特征。
本文采用实地调研与资料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其中案例资料来源于作者2010年3月对“94”号院的实地调查,调查方式包括居民深度访谈、实地观察等方式,获取资料包括访谈文本,网络媒体信息以及图片资料等,为本文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充足的材料支撑。
昆明作为相对落后西部地区的中心城市[21],2000年以来与东部沿海城市类似[22],亦经历大规模的旧城更新与改造,经济转型与中产阶层化[23]。 在此大背景下,本文研究对象为昆明市人民西路94号云南广播电视家属院（以下简称“94号院”）,占地面积约3万m2,位于昆明市中心西侧,区位极佳（图1）;同时居住区内部拥有完备的生活服务设施,包括幼儿园、停车场、网球场等。居住区外围楼层设有商铺,很多为居住区业主所有。院内居住的大部分为退休老人（相当一部分为退休老干部、抗战老战士）。
2008年“94号院”被纳入昆明市五华区“潘家湾小村、新村城中村改造”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区域还包括“94号院”附近供销社、金花宾馆等其余14处事业单位以及附近真正的城中村,项目区总面积约8.6万m2,该项目拆迁后规划建设高档商业街区（诩名为“光明城市”）与高层居住区。
2008年昆明市全面启动城中村拆迁改造计划,案例中“94号院”所涉及的“潘家湾小村、新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就是其中之一。小区居民因不满地方政府的强制拆迁行为采取了一系列反增长措施。在经历了初期、发展期、高潮期和后续僵持期的发展后,城市政体内部各方的相互作用最终以反增长联盟的抵制成功而告终（图2）。
围绕“94号院”的拆迁,案例中形成了以地方政府和地方商业社区为主体的地方增长联盟,以及以“94号院”居民为主的反增长联盟。增长联盟与反增长联盟的相互作用构成了地方背景下的城市政体上层建筑,具体关系如图3。
2.2.1 增长联盟
在本案例中,增长联盟由地方政府与地方商业社区组成,五华区政府、龙翔街道办事处及其直属的城中村筹建办是增长联盟中地方政府一端的主要组成部分,而云南华虹投资有限公司则是地方商业社区的主要组分（图3）。值得指出的是,作为地方政府最基层单位的居民委员会/社区在“94号院”案例中并不在增长联盟范畴之内,其成员更多地倾向于小区居民组成的反增长联盟之中。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特别是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更加重视自身利益的发展。2000~2011年五华区房地投资额逐年攀升,同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大部分年份都维持在15%以上（图4）,其对GDP的贡献率亦呈现出波动中上升的趋势,在2010年更是达到了47.6%。房地产业对地方经济的拉动作用可见一斑。此外,地方政府还可以依靠旧城改造所征收的土地,通过招拍挂等方式获取巨额土地收让金收入[3]。在巨大经济利益的考量下地方政府对房地产业的态度显而易见,而对旧城（包括城中村）拆迁则是实现其目标的第一步。因此,在昆明市全面启动城中村拆迁改造计划后五华区政府也积极参与其中,在本案例高潮期发生的前2 a（即2008年）就已开启了对“94号院”的拆迁计划。
龙翔街道办事处及其直属的城中村筹建办作为“94号院”拆迁项目的主要执行者是增长联盟中最活跃的成员。在事件的初期和发展期,他们分别采取了宣传、交谈等较为温和的方式劝说居民进行拆迁。但得到小区居民的反抗和上级政府的最后拆迁命令后,则改为派拆迁人员直接进入小区的强制方式。同时,龙翔街道办事处也是受到反增长联盟抵制最为强烈和自身最为矛盾的一方。一方面在五华区政府的行政指示下必须进行拆迁工作;另一方面又因为小区居民的强烈反抗无从拆迁。云南华虹投资有限公司是“94号院”增长联盟中的地方商业社区代表,但不同于西方案例中地方商业社区的积极参与,云南华虹投资有限公司在整个事件发展过程中并未公开露面,也没有与小区居民进行过直接的正面接触。
2.2.2 案例中的反增长联盟
不同于国内许多拆迁案例中居民温顺地听从政府意见或者一味强制抵抗,“94号院”案例中的小区居民组成反增长联盟进行有组织、多层面的反抗活动。“94号院”的反增长行为包括：① 在小区内贴出抗议横幅,小区居民自发捐钱印刷宣传材料;② 组成业主委员会,派专人轮流值班,不让陌生人员进入小区内;③ 由业主委员会向当地法院起诉区政府并联合省政协委员向中央政府提案;④ 联合云南知青网、网易等非官方媒体进行呼吁、抗争,寻求大众同情、理解和支持。案例中反增长联盟如此有组织、高效的反抗行为得益于小区居民的社会地位与身份关系。“94号院”的居民多为退休干部,拥有较高的知识水平,同时社会关系网络丰富,他们懂得运用各种社会资源和法律途径进行维权;同时单位制居民内部固有的团结意识以及很多退休干部曾为抗战老红军、老战士,都使得他们在强烈的维权反抗意识下更懂得如何高度组织起来抵制增长联盟。从调查中可以了解到小区居民懂得走法律程序向地方法院状告区政府,同时寻求上级政府（中央）的同情与支持。这正是弱势方冲破强势方的规制限制实现尺度上推进而在更大尺度反制强势方,从而扭转不平衡权力格局的典型。“94号院”居民的行为充分体现了其对尺度政治的运用[24]。
2.2.3 媒体的作用
随着网络信息化的不断深入,媒体在社会各个领域的作用也日渐突出,话语权的主导将决定网络化社会道德高地归属[3],在“94号院”案例中也体现得极为明显。围绕增长联盟与反增长的分化可分为两大类：地方媒体（如《昆明日报》、《春城晚报》等）与非官方媒体（云南知青网、网易、猫扑论坛等）。地方媒体由于较深的地方根植性,其与地方增长联盟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而非官方媒体虽然有些也是以盈利为目的,但是由于其与地方政府和商业社区的联系不很紧密,所以其代表的利益可看作是多数民众的多元化呼声。如《昆明日报》作为当地政府的机关报一直是政府话语的传递者,对待“94号院”也不例外,认为小区居民不理解改造,不配合政府工作,“因为少数住户的不理解导致更多住户利益受损”[25]。反观非官方媒体的态度则大相径庭,新浪网援引南方都市报的观点认为“94号院”的拆迁是城中村改造扩大化的行为[26],对小区居民的处境表示同情。而猫扑论坛作为大众交流的载体更是对小区居民的抗议行为表示支持[27]。虽然在“94号院”案例中媒体只是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却在无形中左右了大众对事件的态度。
图4 2000~2011年五华区房地产投资完成额对GDP的贡献情况
Fig.4 The contribution of real estate investment to GDP in Wuhua District in 2000-2011
在西方,反增长联盟最容易出现在大学聚集或者具有高学历的中产阶级集中的城市[7],居民通过抗议、游行、游说以及影响政府官员选票等方式夺取博弈的主动权。其中,政府的选举是反增长联盟进行反抗的强有力工具。地方政府竞选者为了拉取选票往往站在反增长一方,而赢得选举的政府也会通过减缓、控制增长行为的方式回馈选民[11]。中国具有不同于西方的政治经济背景,因此城市空间反增长联盟亦呈现出不同特征。中国城市反增长联盟除了在反抗方式（没有西方的选举政治手段）与组成人群（中国倾向于中低收入阶层,西方则更多地是中产阶层）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差异外,还具有以下2方面的特征。
本文认为反增长联盟与增长联盟具有合作-冲突关系（图3）,该体系框架内增长与反增长联盟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连续统一的,甚至增长联盟内部也具有反增长联盟的痕迹。“94号院”案例中的增长联盟与反增长联盟之间并不是二元对立关系,而是一个渐变的连续统（continuum）,同时增长联盟内部也是连续变化的。在地方政治经济上层建筑中,地方城市政府更具有多功能主义实践的特征,城市内各级政府因为参与城市开发程度与视角的差异,其角色与职能是各不相同的。五华区政府是拆迁行为的主导,行使领导与行政命令的职责与权限,同时也是主要受益方,对拆迁持强烈的激进态度。地方政府的成员与分支机构距离权力核心越远,越趋向反增长联盟,并由此构建为一个连续统（图3）。龙翔街道办事处是拆迁的实施者,亦是区政府各项行政指令的执行者,但囿于拆迁过程中居民的强烈反抗和社区熟人关系,在拆迁施行过程中步履维艰,加之街道办事处一级在拆迁中并不能得到太多利益,故拆迁的态度并没有区政府那样积极。而作为地方政府最基层的社区/居委会——红菱社区则更多倾向于反增长联盟一极,一方面由于社区工作人员并不直接参与拆迁工作,不用执行上级分派的任务,另一方面,则因为社区部分工作人员是小区居民,与“94号院”具有共同利益。“94号院”居民对待地方政府的态度也是截然不同的,对于五华区政府采取抗议和上诉法院等方式进行反抗,因为他们了解区政府才是拆迁行为的主要推手,必须通过合法途径解决问题。对于龙翔街道办事处则是采取禁止工作人员进入小区和谈判的方式,而红菱社区则被排除在抗议范围之外。因此,从增长联盟的态度分化与反增长联盟不同的反增长方式中可以看出,二者是一个渐变的连续统。
在“94号院”的案例中城市政体具有明显的尺度性：地理尺度越大,增长联盟与反增长联盟之间的分歧就越大,二者态度越鲜明,越具有二元论的色彩;尺度越小,二者态度越模糊。案例中,五华区政府是整个拆迁事件的总设计者和领导者,也是未来最大的受益者,因此对待拆迁持肯定、激进的态度,其与小区居民之间的分歧最为明显;而作为次一级地方政府单位的龙翔街道办事处如上述分析其态度充满矛盾,对待拆迁问题态度并没有那么鲜明;而作为基层行政单位的红菱社区与小区居民之间的关系更是模糊。调查也证实了上述观点,小区居民更多的不满是指向区政府和市政府的,上诉的对象也是区政府,而街道办事处则充当居民叙述事件过程的组成元素。
同时,本案例也反映出明显的尺度政治效应。地理尺度越大,反增长联盟越能得到第三方的支持,在双方博弈中的话语权越大;反之,增长联盟则具有更多的规则制定优势,更具有主导和优先权。而尺度变迁[28]（Scale Jumping）则成为反增长联盟与增长联盟之间关注的焦点：反增长联盟力求上推尺度（案例中居民通过上述地方中级人民法院、向中央政府反映情况、在报刊网络等媒体中宣传自身处境等）,得到更多小尺度外的支持;增长联盟则尽力下压尺度（街道人员安抚居民不要过分宣扬事件）,维持自身在小尺度范围内的优势。因此,增长联盟与反增长联盟之间的相互博弈在地理维度上亦构成政治尺度连续谱,与“合作—冲突”连续统共轭（图5）。
图5 城市政体上层建筑政治尺度连续谱
Fig.5 The continuous spectrum of political scale in urban regime
西方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认为,出于特殊的政治经济原因,中国的反增长联盟发育薄弱,甚至尚未形成。但是随着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城市文化背景下市民意识的逐渐觉醒,反增长联盟的力量也随之增强,在特定情境下甚至可以抑制地方增长策略,成为地方发展的主导。本文以昆明市“94号院”为例解构了其中城市政体上层建筑,并对各方利益集团的相互关系进行了详细分析。通过分析,本文印证了中国城市政体具有连续性的特点,即增长联盟与反增长联盟之间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关系,而是一个渐变的连续统,同时增长联盟内部也是连续变化的。本文亦发现中国城市政体具有尺度性特征,即地理尺度越大,增长联盟与反增长联盟之间的分歧就越大,二者态度越鲜明,越具有二元论的色彩,同时反增长联盟越能得到第三方的支持,在双方博弈中的话语权越大;尺度越小,二者态度越模糊,增长联盟具有更多的规则制定优势,更具有主导和优先权;而为了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尺度变迁成为双方博弈的重要手段。
案例中反增长联盟通过自身有组织、多层面的反抗成功抵制了地方增长联盟的发展策略,充分说明了中国城市反增长联盟已经发育,并在一定程度上的成熟。但随着新自由主义背景下城市增长策略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以及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城市增长联盟与反增长之间的博弈仍将持续。如何在经济发展和民生大计、城市增长与社会公正之间找到一个历史的折衷点,从而实现全社会的综合效益最大化仍将是政府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而反增长联盟将如何发展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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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城市中产阶级化的对比研究 [J].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2-1329.2007.08.00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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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度的人文地理内涵与尺度政治——基于1980年代以来英语圈人文地理学的尺度研究 [J].
本文在系统梳理1980年代以来英语圈地理学中的尺度概念演化的基础上,详细剖析了尺度的人文地理学内涵及尺度政治的概念框架和研究方法。地理学的尺度可分为现实尺度、分析尺度和实践尺度三个层面,其中尺度政治是尺度实践论的集中体现。本文基于西方已有研究成果详细剖析了尺度政治的三种形式,即对移动性工具的利用、对表达手段的利用,以及对管治手段的利用等,并结合相关研究案例总结和尺度政治的一般模式。最后,本文还从区域开发管制、社会冲突治理等问题角度出发,对中国尺度政治研究的未来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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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艳辉. 动迁员盼94号院“开门”对话 [N/OL].昆明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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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栋.云南省广电局小区遭遇“绑架”拆迁昆明城中村改造扩大化 [N/O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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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扑某博主.拆迁那些事儿昆明94号大院的命运 [N/O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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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less/Global: scaling place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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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ight to the city and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China's property rights activism [J].https://doi.org/10.1111/anti.1201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Top of page Abstract Introduction Contextualising the Right to the City: Whose Rights Count? Displacement, Nail-houses, and Property Rights Activism “Local Epistemology” of Nail-houses Rights Awareness and the Limits of Property Rights Activism Conclusion: Calling for the Right to the City in China Acknowledgements References Wholesale clearance and eviction that typify China's urban development have often resulted in discontents among urban residents, giving rise to what critics refer to as property rights activism. This paper is an attempt to critically revisit the existing debates on the property rights activism in China. The paper refers to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ight to the city” to examine whose rights count in China's urban development contexts and proposes a cross-class alliance that engages both migrants and local citizens. The alliance itself will have substantial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vercoming the limited level of rights awareness that mainly rests on distributional justice in China. The discussions are supported by an analysis of empirical data from the author's field research in Guangzhou, which examines how local and non-local (migrant) residents view nail-households resisting demolition and forced ev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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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managerialism to entrepreneurialism: The transformation in urban governance in late capitalism [J].https://doi.org/10.2307/49050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In recent years, urban governance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eoccupied with the exploration of new ways in which to foster and encourage local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growth. Such an entrepreneurial stance contrasts with the managerial practices of earlier decades which primarily focussed on the local provision of services, facilities and benefits to urban population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ontext of this shift from managerialism to entrepreneurialism in urban governance and seeks to show how mechanisms of inter-urban competition shape outcomes and generate macroeconomic consequences. The relations between urban chang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re thereby brought into focus in a period characterised by considerabl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ns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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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组织与机制的“地王”现象政治经济解析 [J].https://doi.org/10.11821/yj2011100011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5] 摘要
＂地王＂现象作为一种城市政治经济现象,是中国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本文首先对国内外城市政治经济理论进行了回顾,然后运用其中的城市政体论与增 长机器论对＂地王＂现象的上层建筑进行了解构,通过分析该现象背后各利益集团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认为＂地王＂这一土地投机泡沫现象,是城市尺度内土地开 发领域的各方政治经济群体博弈的城市政治经济后果,并且＂地王＂现象中的增长机器与城市政体内权力组织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1）地方政府在增长联盟中处 于支配地位,是增长联盟的核心;（2）中央政府对增长联盟有着绝对的、最终的调控能力;（3）增长联盟与反增长联盟构成＂合作—冲突＂连续统。（4）增长 机器与政体类型会随着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平衡能力和社会国民意识的发育而发生变化,在地理或历史维度上呈现从发展政治策略到社会福利策略的时空上连续过渡。 此外,与西方案例有异,中国城市政体/增长机器突破了城市内部的局限,将增长联盟的博弈从地方、场所推到了国家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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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 and urban politics [J].https://doi.org/10.1177/01925129801900200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article presents the main themes in the theoretical debates taking place in urban political theory. The first debate is around the analysis of community power and its renewal through such theoretical approaches as growth machines and urban regime theory. The analysis of urban protest is a second debate and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the renewal of this analysis should come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third force organizations, neither private nor public. The third and final debate is that regarding the emergence of contextual theory, including approaches relating to globalization and regulation theory. The article concludes that urban political science has remained open to new theoretical approa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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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ity as a growth machine: toward a political economy of place [J].https://doi.org/10.1002/9780470752814.ch2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green urbanism–unknown to most of the world at the time the Brundtland Commission publishedits chambers of commerce; it becomes a part of the statesman talk of editorialists and politicalofficials. Such people do not speak of growth as useful to profits–rather, they speak o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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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ructuring the cit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urban redevelopment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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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owth machine versus the antigrowth coalition: the battle for our communities [J].https://doi.org/10.1177/004208168902500106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In 1987, in their book Urban Fortun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lace , Logan and Molotch argued that growth is not usually in the community interest. They proposed a strategy to alter the ability of business to force cities to compete for capital. This strategy depends upon the antigrowth coalition winning its struggle against the growth machine in individual communities. But the issue of growth is more complex than suggested by a growth/no growth dichotomy. The real issue facing localities is how to attract, direct, or repel growth to serve the community interest. In this article, we consider (1) whether growth management can resolve the power struggle between pro- and antigrowth forces and (2) whether growth management can encourage communities to undertake a search for the public 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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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development and a socialist pro-growth coalition in Shanghai [J].https://doi.org/10.1177/10780870222185432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ABSTRACT The author analyzes pro-growth coalitions in Shanghai, China, a socialist society, and identifies two dimensions in coalition building: the political dimension and the economic dimension. Concepts of regime theory work well with the economic dimension but differ from the political dimension of urban governance of the city. So regime theory, which is developed based on experien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may partly be applied in the socialist context. The study reveals features of the socialist pro-growth coalition in Shanghai in the transitional era: a regimecharacter ized by a strong local government followed by cooperative nonpublic sectors with excluded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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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recent urban development in the process of land and housing marketisation and economic globalization [J].https://doi.org/10.1016/S0197-3975(00)00034-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 postreform landscape is characterised by the formation of a more market-oriented system and the ‘open-door’ policy. Economic globalisation and marketisation, especially in the arena of urban land and housing, are becoming the key variables determining the postreform urban development in China. Since China opened its door in 1978, foreign investment has continued to flow into the cities and played a vital role in urban development. In the first round of economic reform (1978–1992) urban policies were formulated under the internal constraints of a socialist system. Since 1992 onwards, however, substantial marketisation in land and housing and the inflow of foreign capital into real estate have begun to qualitatively change the scene of urban development. Now China is moving closer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sation (WTO) membership. The ‘synergetic’ effect of global and local forces will continue to transform urban China. This paper therefore aims to offer an initial examination of these two variables and then to explore of the implications for urban planning and real estate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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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growth coalition: the context and implication of China’s gradualist urban land reforms [J].https://doi.org/10.1111/1468-2427.00211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China's urban land reforms are being implemented within a framework of general economic reforms which are gradualist in nature. Thus, the urban land reforms are moving step by step toward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land market. This gradualism is developing in association with a redefinition of central-local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 in the reform era, and with the advent of localism. In this context, gradual urban land reforms have become an implicit programme to nurture local enterprises and developers, a means of fostering local government-enterprise coalitions and an instrument to strengthen local government's position in local development. During the systematic transition toward a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booming Chinese cities are formulating informal local 'urban regimes' to compete for local growth by capitalizing on financial gains derived from a dual market of urban land and property development. Copyright Joint Editors an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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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土地储备制度及其空间效应的检讨 [J].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2-1329.2007.12.00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中国的城市土地储备制度是在特 定发展环境和特定土地使用规制体系中的一项制度创新,是分权化改革与土地市场化改革相叠合的产物,它强化了转型期中国地方政府的企业化治理特征。文章通过 对南京的实证研究,揭示了土地储备制度对城市空间演化的种种正、负效应,并运用城市增长机器理论剖析了政府在土地储备过程中对短期利益的述求。文章认为, 当前中国许多城市实施的土地储备制度具有极大的功利性,其对城市发展中的公共利益难以保障,并直接导致了政府行为的寻租,影响了城市长远的可持续发展。建 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要求任何一项制度创新必须以综合效益作为其制度设计成功与否的检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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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erty-led redevelopment in post-reform China: A Case study of Xintiandi redevelopment project in Shanghai [J].https://doi.org/10.1111/j.0735-2166.2005.00222.x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 Urban redevelopment in China has experienced great transformation. Government-backed redevelopment has been replaced by privately funded and property-led re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discerns the impetus of ongoing property-led re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the Xintiandi project in Shanghai reveals how property-led redevelopment actually works. Pro-growth coalitions between local government and developers are formed. Despite its role as capital provider, the private sector is still regulated by the government due to its negligible influence on local governance. The government controls the direction and pace of urban redevelopment through policy intervention, financial leverages, and governance of land leasing. Property-led redevelopment is driven by diverse motivations of different levels of the government, e.g. transforming urban land use functions, showing off the entrepreneurial capability of local government, and maximizing negotiated land benefits. Driven by profit seeking, some thriving urban neighborhoods are displaced by high-value property development, and suffer from uneven re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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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urban regeneration regime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urban redevelopment in Shanghai’s Taipingqiao area [J].https://doi.org/10.1080/00420980701507787 URL 摘要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aipingqiao urban redevelopment projects in Shanghai that have conserved the traditional 'Shikumen' architectural form with the goal of exploring the driving-forces behind Shanghai's spatial restructuring and to shed light on the new mechanisms for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evolving in China. A model called a 'rent gap seeking regime' (RGSR) is proposed to explain the mechanisms behind China's urban redevelopment. It is found that the logic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has dominated the reshaping of Shikumen's spatial forms and has been transformed into symbolic real estate values. It is argued that a pro-growth coalition between district government and foreign capital emerged during this process of urban restructuring; the paper analyses the features of how this coalition exercises power. Finally, based on empirical research, the paper engages Western regime analysis in a theoretical dialo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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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增长联盟和反增长联盟——以江阴经济开发区靖江园区为例 [J].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2-1329.2006.03.00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增长联盟的理论视角下,以江阴经济开发区靖江园区为例,从参与 者互动和联盟形成过程两个理论角度审视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增长联盟与反增长联盟.在理论上丰富了我国城市中地方政府-企业增长联盟的研究.研究也发现, 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农民自发抵制增长的活动已经逐渐形成反增长联盟.其原因主要包括土地征用、不合理的拆迁政策和农民缺乏就业渠道.本研究的发现可为健 康城市化和促进农村人口的转移提供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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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le, state and the city: Urban transformation in post-reform China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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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发展中的路径创造和尺度政治——对广东惠州发展历程的解读 [J].
从路径创造和尺度政治的复合视角对改革开放以来广东惠州的发展历程重新进行了梳理,探讨惠州区域发展中的路径依赖、路径创造及其中的尺度政治。惠州区域发展中存在由路径依赖到路径创造的转变,并且尺度政治是实现路径突破的主要策略。在惠州发展路径创造的尺度政治过程中,地方政府是主导尺度上推的能动主体,而中央政府则掌握着对尺度体系的控制权力。珠三角核心区利用自我强化的结构性作用建构尺度固定,形成相对稳定的区域劳动分工结构;而作为外围地区的惠州则动员外界组织、组建外部联盟进行尺度上推,并由此实现了发展路径的创造。广东惠州的案例研究发现边缘地区可以通过尺度政治的策略尝试打破由中心地区支配的非均衡发展状态,这一结论对于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实践及路径创造理论完善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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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nming—A Regional International Mega city in Southwest China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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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o-spatial differentiation and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in the Chinese city: based on the 2000 community-level census data: a case study of the inner city of Nanjing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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