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文升
, 刘浩
ZHENG Wen-sheng, LIU Hao
中图分类号: K9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690（2015）06-0756-09
收稿日期: 2014-01-2
修回日期: 2014-06-5
网络出版日期: 2015-06-20
版权声明: 2015 《地理科学》编辑部 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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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郑文升(1982-),男,安徽六安人,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人文-经济地理。E-mail:zhengwensheng@mail.cc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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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湖北省16个副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以近30 a来的改革开放阶段为研究时段（1984~2013年）,构筑涵盖经济生产、社会生活与生态景观3个子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使用AHP法为权重赋值,分别构建增长系数、协调系数与综合系数3个维度的测度模型,计算各年度各城市综合发展水平,基于ArcGIS10.0、DPS7.05与SPSS19软件,使用系统聚类、二阶段聚类、有序样本分类、非线性映射分析、Pearson相关分析、Mann-Kendall突变分析、全局莫兰指数、变异系数、局部莫兰指数等工具,模拟分析城市综合发展水平的整体时序演化（城市聚类、时段划分与演化趋势）、个体时序演化与空间格局演化（全局格局与局部格局）。结果表明,湖北省绝大多数城市的综合发展趋势正在出现积极变化,次级规模城市更具优势,总体差距仍较明显,毗邻城市差距逐渐收敛,国家发展观念、地区战略及体制机制的变化、城市发展的基础格局、城市规模的辩证作用、城市的地域特征深刻影响城市综合发展的时空格局。
关键词：
Abstract
The urban development pattern is an important persp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matter of regional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and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urban economic, society and ecosystem is the important carrier and 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 of a region’s comprehensive, coordinate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chose 16 cities of Hubei Province as study objects, set the 30-years reform and opening as its study period (1984-2013), and constructed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by which economic production, social life and ecological landscape are included as its subsystems, to calculate the yearly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levels of the cities. It used AHP to assign weights for the system’s factors and built measure mode respectively, which includes three dimensions comprised of the growth coefficient, coordination coefficient and comprehensive coefficient. Based on ArcGIS10.0, DPS7.05 and SPSS19, this study used tools such as hierarchical clustering, two-step clustering, ordinal swatches classification, nonlinear mapping analysis,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Mann-Kendall mutation analysis, global Moran’s I, variation coefficient, Local Moran’s I, and so on, to simulate the analysis of the collective temporal evolution, individual temporal evolution and spatial pattern evolution (whole and part pattern) of urban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level (urban clustering, temporal partition and evolution trend ) .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levels of most cities have been presenting positive changes and the sub-scale cities were more predominant. The total gap was obvious, while the gaps between two adjacent cities have been gradually converged. The changes in national development concepts, regional strategies and system mechanisms, the urban development basic patterns, the city scale’s dialectical role and the city’s regional features were all have a profound influence in the special-temporal pattern of urban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Keywords：
对地区协调发展的研究一直是中国地理学研究的重点问题,顾朝林[1]、张红梅[2]、仇方道[3]、方倩[4]、罗永乐[5]、李吉芝[6]等探究了江苏、淮海经济区、湖南、辽宁等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时空格局;欧向军[7]、许月卿[8]、周玉翠[9]等归纳了改革开放以来地区协调发展的倒U型曲线规律,樊杰[10]研究了区域协调发展的均衡点跃迁与势能差转化,李小建[11]论证了地区协调发展的失衡加剧;陆大道[12]、李国胜[13]、刘清春[14]、陈雯[15]、任建军[16]与石敏俊[17]等则分析了影响地区协调发展的各类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涉及地理区位、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交通网络、人力资源、社会发展、区域政策、经济资本与贸易市场等方面。总体而言地理学对地区协调发展的时空格局、演化规律与作用机制的认识逐渐深入。
作为地区现代化建设的核心载体,城市经济、社会、生态系统的综合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成为地区协调发展研究的重要对象。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发展环境历经变化,回顾城市综合发展水平的变化及城市之间的协调状况是总结历史经验、评价现实状况、推进更好发展的基础。本文以1984~2013年湖北省副地级及以上地区的中心城市为研究对象,从经济、社会、生态3系统的增长-协调-综合3维度分别测度各城市各年度综合发展水平,通过识别失衡-均衡演替突变与集聚-离散分布格局反映时空演化,探索城市综合发展水平及其地区协调的研究方法,探寻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给湖北城市发展带来的变化轨迹。
研究涵盖湖北省16个副地级以上行政单元的中心城市,包括武汉、黄石、十堰、荆州、宜昌、襄阳、鄂州、荆门、黄冈、孝感、咸宁与随州1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所有市辖区、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政府驻地的县级市、仙桃与潜江及天门3个省辖市,其中,武汉及宜昌与襄阳是湖北省的省域“一主两副”中心城市,涉及地区如图1所示。神农架林区是湖北副地级行政建制,但由于林区不具有城市发展的典型性,因此未纳入研究范围。以2013年的行政区划建制为基准,研究数据源于《湖北统计年鉴》[18]（1985~2014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1985~2014年）等,少数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获得。
图1 湖北省副地级以上地区行政区划
Fig.1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of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Hubei Province
首先以城市经济-社会-生态3个子系统构建城市综合发展水平评估指标体系;其次将城市综合发展水平依次定性分为增长、协调与综合3个维度;然后以演化趋势（Pearson相关系数）、城市聚类（系统聚类辅以两步聚类）、时段划分（有序样本最优分割辅以非线性映射）依次进行城市综合发展水平的时序演化分析;再以Mann-Kendall法进行时序突变分析;最后分别从全局尺度（Moran’s I为主、CV为辅）和局部尺度（Local Moran’s I）探讨空间格局及其演化过程。如图2所示。
城市综合发展以经济、社会、生态子系统的增长-协调-发展3维度测度[20],以城市特点构建经济生产、社会生活与生态景观3个子系统18个评估指标[21]。经济生产强调反映农业活动向非农活动变更的经济增长、产业优化与消费增长,社会生活强调反映农业人口向非农人口变更的市民化、城市民生与基本公共服务,生态景观强调反映农村用地向城市用地演替的城市扩张、生态胁迫与植被保育[22],如表1所示。以级差法分别对逐年评估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基于软件SPSS中AHP法评估指标所代表的评估体系内容比重,依次构造判断矩阵、层次单排序、层次总排序算得经过一致性检验的指标权重,详见表1所示。
表1 城市综合发展的评估指标体系
Table 1 Comprehensive index system of city growth-harmonious-composite status
| 子系统（权重） | 评估指标（权重） | 子系统（权重） | 评估指标（权重） |
|---|---|---|---|
| 经济生产（0.3764） |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0.0534） | 社会生活（0.2718） | 第三产业从业人口比重（0.0369） |
| 地均固定资产投资额（0.0589） | 每万人拥有公共汽车数（0.0555） | ||
| 第二产业占GDP比重（0.0295） | 每千人拥有医生数（0.0412） | ||
| 第三产业占GDP比重（0.0819） | 生态景观（0.3518） | 人均耕地面积（0.0994） | |
| 人均财政收入（0.0776） | 人均铺装道路面积（0.0374） | ||
|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0.0751） | 建成区占市辖区比重（0.0229） | ||
| 社会生活（0.2718） | 人口自然增长率（0.0412） | 人均绿地面积（0.0861） | |
| 市区人口密度（0.0544） |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0.0736） | ||
| 非农人口占总人口比重（0.0426） | 城市污水处理率（0.0324） |
增长系数模型。增长系数用于测算城市经济-社会-生态系统的绝对增长状况,以多因素评估方法构建增长系数模型,如公式（1）所示。增长系数定量表征区域城市的经济增长、社会改善与生态保育的绝对性综合增长程度,侧重城市经济-社会-生态系统的数量意义上的增长状况。
Di=aAi+bBi+cCi=Sj=1(dj×yij) （1）
式中,Di为增长系数,dj为第j项指标权重,yij为指标标准化值,Ai为经济生产,Bi为社会生活,Ci为生态景观。
协调系数模型。区域协调系数源于效益平衡理论,城市经济-社会-生态系统既要追求同步增长以实现综合效益最大化又要维持动态平衡,任何一个系统的效益增加不能以另一系统的效益减少为代价,用于表征城市经济-社会-生态系统的相对协调状况[23],如公式（2）所示。
Ei=1-σi/μi （2）
式中,Ei为协调系数,μi为第i市子系统均值,σi为第i市子系统标准差。
综合系数模型。综合发展是区域增长与区域协调的乘数效应,用于测度城市经济-社会-生态系统的优化增长与均衡协调的综合发展状况,如公式（3）所示。
Fi=Di′×Ei （3）
式中,Fi为综合系数,Ei为协调系数,Di′为增长系数。
针对1984~2013年湖北16城市的增长、协调、综合系数,首先以SPSS19.0软件的Pearson系数[24]进行总体演化趋势分析,其次以SPSS19.0软件的系统聚类[25]为主、二阶段聚类[26]为辅进行城市聚类分析,最后以DPS7.05软件的最优分割法[27]的有序样本分类为主并辅以非线性映射分析[26]进行整体演化年份划分。
以1984~2013年湖北16城市各年度综合发展水平的算术平均值与时间变化的Pearson相关系数测度总体增长、协调、综合状况的演化趋势,计算结果依次为0.841、0.707与0.853,逼近于1,表现出比较高的正相关。反映出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的时间推移,总体上城市综合发展状况逐渐改善,但协调维度的发展状况落后于增长维度。
根据1984~2013年湖北16城市增长、协调、综合系数的聚类分析形成高级、中高级、中级、中低级与低级5类城市群体,如表2所示。增长系数成纺锤状聚类格局,武汉绝对领跑,咸宁与恩施增长持续低缓,交通不便、政策漠视、基础薄弱致使恩施的低位停滞存在客观必然性,区位优越的咸宁陷入停滞泥潭则可能源于武汉极化增长带来的“阴影”效应(经济生产尤甚[28])。协调系数似哑铃状格局,黄石、宜昌、襄阳、鄂州与黄冈的协调发展状态较优,恩施受制于经济生产低下与社会生活落后徘徊于低位,武汉经济相对发达而“城市病”日益突出、公共服务供给相对不足导致协调水平较低。综合系数接近纺锤状格局,黄石、宜昌与襄阳的综合发展状况较优,武汉、十堰次之,恩施最为落后,其余城市则处于中级、中低级水平。总体来看,发展基础、地理区位与城市规模对于湖北城市综合发展状况具有突出的显著影响。
表2 1984~2013年湖北省16城市的增长、协调、综合系数的聚类分析
Table 2 Cluster analysis of Hubei’s 16 cities based on growth-harmonious-composite index in 1984-2013
| 类型 | 增长系数 | 协调系数 | 综合系数 |
|---|---|---|---|
| 高级 | 武汉 | 黄石、宜昌、襄阳、鄂州、黄冈 | 黄石、宜昌、襄阳 |
| 中高级 | 黄石、十堰、宜昌、襄阳 | 十堰、孝感 | 武汉、十堰 |
| 中级 | 仙桃、潜江、荆门 | 荆州、咸宁 | 潜江、鄂州、荆门、孝感、荆州、黄冈 |
| 中低级 | 天门、鄂州、孝感、荆州、黄冈、随州 | 仙桃、潜江、天门、武汉、荆门、随州 | 仙桃、天门、咸宁、随州 |
| 低级 | 咸宁、恩施 | 恩施 | 恩施 |
根据1984~2013年湖北16市增长、协调、综合系数的时段划分得到城市整体演化过程的时序差异[29],通过运用最优分割法按年份次序将测度指标聚类为若干时段,如表3所示,运用非线性映射分析则将多维信息以非线性变换降为二维年份坐标进行时段聚类,如图3所示。
增长系数的变化以最优分割法误差函数0.767与非线性映射误差0.053为基准划分为1984~1992年与1993~2013年2个时段,显然,1992年/1993年的转折时点与当时从改革起步期的探索徘徊转向坚定走市场经济道路的背景密切相关,制度创新是增长状态出现显著转折的关键诱因。
表3 1984~2013年湖北省16城市增长、协调、综合系数的时段聚类分析
Table 3 Cluster analysis of Hubei’s 16 cities based on growth-harmonious-composite index in 1984-2013
| 城市系数 | 误差函数 | 最优分割 | |||
|---|---|---|---|---|---|
| 增长系数 | 0.7667 | 1984~1992年 | 1993~2013年 | ||
| 协调系数 | 0.8867 | 1984~2006年 | 2007~2013年 | ||
| 综合系数 | 0.7139 | 1984~1992年 | 1993~1997年 | 1998~2005年 | 2006~2013年 |
协调系数的变化以误差函数0.887与映射误差0.060为基准划分为1984~2006年与2007~2013年2个时段,2006年/2007年前后是实践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深入实施的时期,国家发展观的变化显然对促进湖北城市经济、社会、生态的协调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综合系数的变化以误差函数0.714与映射误差0.051为基准划分为1984~1992年与1993~1997及1998~2005年与2006~2013年3个时段,这个结果更加精确的反映了宏观背景的变化,1997年/1998年中国面临严重的亚洲金融危机,并借此推进了国内一系列的经济社会改革,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综上所述,1984~2013年影响湖北城市综合发展的关键时点依次为1992年/1993年与1997年/1998年及2005年/2006年/2007年,充分、精确的表征了改革转轨时期制度创新、发展观变化和体制机制改革对城市经济-社会-生态系统综合发展状况的决定性影响[30]。
图3 1984~2013年湖北省16城市增长、协调、综合系数的非线性映射分析
Fig.3 Nonlinear mapping analysis of the 16 cities in 30 years based on growth-harmonious-composite index in 1984-2013
以DPS7.05软件的Mann-Kendall法识别1984~2013年湖北16城市增长、协调、综合系数的突变时点与突变时段,以测度不同类型城市的演化态势[31]。Mann-Kendall法将测度指标按正时序绘曲线UF,以反时序绘曲线UB,若UF>0则趋于上升反之趋于下降,若UF超过显著水平临界值则显著上升或显著下降,超过时段即为突变时段,若UF与UB于临界值之间相交则交点为突变时点。
如图4所示,宜昌、十堰、武汉与黄石等规模较大城市波动更加明显,天门、仙桃、咸宁、随州等规模较小城市变化较为平稳。2000年以来的鄂州、荆门、荆州、随州、咸宁、孝感等城市逐渐趋于稳定增长态势,但武汉、襄阳、宜昌等规模较大城市增长态势总体仍不稳定,反映了大城市进行结构调整、实现稳定增长的困难。
如图5所示,鄂州、恩施、黄石、荆门、荆州、潜江、咸宁与襄阳8市的区域协调系数具有显著相似的总体时序演化过程,这些城市规模较小,城市病问题不十分显著,总体发展较为协调。武汉、十堰、宜昌、黄冈、孝感等规模较大城市的波动状况也具有一定共性规律,即改革开放早期经济社会发展推动协调度提升,1990s以后发展失衡问题开始凸显,近些年城市病的日益突出导致协调度趋于下降。
如图6所示,黄冈、十堰、武汉与宜昌4市总体上先趋于波动上升而后持续恶化继而逐渐趋于波动优化,这主要是受到公共政策变迁（改革开放与中部崛起等）与发展观念演变（环保理念等）的综合作用。改革开放直接带动了前期腾飞,而盲目追求GDP与城市病加剧加之环保理念缺失则导致态势恶化,中部崛起战略的逐步实施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逐渐认同则推动后期再次上升。另外12市多属于后发城市的演化过程,总体上趋于先波动上升后显著上升状态。总体就综合系数而言,仅鄂州、黄石变化平稳,其余城市波动都较为剧烈。武汉、宜昌、襄阳三大省域中心城市均历经剧烈波动,先波动上升再持续恶化近期则趋于优化,其余多数城市总体上先波动上升后显著上升,十堰、仙桃等则趋于显著下降,这意味着中心城市已开始出现综合发展状况逐渐优化态势,城市病胁迫较小的一般城市则更早进入相对良性发展状态,受困于区位弱势与发展失衡的少数城市综合发展状况仍不理想。
图4 1984~2013年湖北省16城市增长系数的时序突变分析
Fig.4 Sequence mutation analysis of the 16 cities’s regional growth coefficient in 1984-2013
图5 1984-2013年湖北省16城市协调系数的时序突变分析
Fig.5 Sequence mutation analysis of the 16 cities harmonious coefficient in 1984-2013
图6 1984~2013年湖北省16城市综合系数的时序突变分析
Fig.6 Sequence mutation analysis of the 16 cities composite coefficient in 1984-2013
以ArcGIS10.0软件的全局莫兰指数Moran’s I[32]辅以变异系数CV[33]分别对1984~2013年湖北16市的增长、协调、综合系数进行全局空间格局分析,以定量识别离散-随机-集聚的总体演化格局[34]。以局部莫兰指数Local Moran’s I识别相似、相异的局部空间格局,以指数值I与标准值Z构建类型,I>0临近属性相似,Z>0评估对象高于临近对象,HH类型（I>0&Z>0）为高值扩散分布,LL类型（I>0&Z<0）为低值制约分布;HL类型（I<0&Z>0）为高值极化分布;LH象限（I<0&Z<0）为低值塌陷分布[35]。
以变异系数CV辅助全局莫兰指数Moran’s I进行全局空间格局分析,如图7所示。从增长系数看,1984~2000年Moran’s I和CV都逐渐趋于-1,说明毗邻城市及全部城市增长水平的差距都逐渐扩大,2000年以后Moran’s I逐渐回升,CV则转变为大体稳定,说明毗邻城市的增长差距开始收敛,全部城市的增长差距扩大趋势得到遏制但仍较明显。从协调系数看,1984~2013年,Moran’s I于[-0.35,0.05]大幅波动,而CV于[-0.35,-0.05]小幅波动,说明毗邻城市协调发展状态的随机性明显,全部城市的协调发展水平差距始终较大,反映出协调发展水平空间邻近性不明显,可能更多的取决于城市个体特征。从综合系数看,1984~2000年Moran’s I波动幅度越来越大并由[-0.1,0.15]剧降至[-0.35,-0.25],2000年后逐渐回升至[-0.15,0.05]波动区间,CV则于1990s早期由[-0.05,0.15]降至[-0.15,-0.05]并保持小幅波动至今,反映出湖北毗邻城市的综合发展差距在2000年前后经历了剧烈变化,当前逐渐走向收敛,全部城市的综合发展空间差距却始终较为显著。2000年左右湖北城市综合发展出现剧烈波动的具体原因尚难定量解释,可能是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全局转变加剧了区域城市之间的综合发展差距,并在一定意义上推动区域失衡于2000年前后从量变发生显著质变,是一种长期积累的突变过程。
以局部莫兰指数Local Moran’s I进行局部空间格局分析,基于90%显著水平识别非显著类型与显著类型（HH类型、HL类型、LH类型与LL类型）,并统计显著类型次数与概率,如表5所示。HH类型即评估区域与邻近区域的高值扩散相互推动,HL类型即评估区域高值极化加强并阻滞邻近低值提高,LH类型即评估区域低值塌陷显著并胁迫邻近高值优化,LL类型即评估区域及邻近区域的低值制约彼此阻滞。增长系数中武汉为显著HL类型的概率达到96.7%,协调系数和综合系数中均只有恩施进入显著LH类型,概率分别达到53.3%和96.6%,武汉与恩施具有较强的统计意义,湖北最发达和最落后城市表现出较突出的地理邻近规律,其余毗邻城市之间的邻近规律性较弱。最发达的武汉对周边城市形成极强的增长“极化效应”,而多年以来最落后的恩施与其周边城市的协调发展与综合发展呈现低水平集聚特点。
图7 1984~2013年湖北16城市增长、协调、综合系数的Moran’s I与CV的演化状况
Fig.7 Moran’s I and CV for Hubei’s 16 cities growth-harmonious-composite index in 1984-2013
表5 1984~2013年湖北16城市增长-协调-综合系数的局部莫兰指数的发生状况
Table 5 Frequencies of Local Moran’s I for Hubei’s 16 cities growth-harmonious-composite index in 1984-2013
| 显著类型 | 增长系数（次数,概率） | 协调系数（次数,概率） | 综合系数（次数,概率） |
|---|---|---|---|
| HH类型 | 十堰（1,3.3%）襄阳（1,3.3%） | 黄石（1,3.3%） | 十堰（11,36.7%）襄阳（2,6.7%） |
| HL类型 | 武汉（29,96.7%） | 宜昌（4,13.3%） | 宜昌（6,20.0%） |
| LH类型 | 恩施（10,33.3%）咸宁（1,3.3%） | 恩施（16,53.3%）十堰（1,3.3%）武汉（1,3.3%） | 恩施（29,96.6%） |
| LL类型 | 天门（3,10.0%） | 天门（3,10.0%）仙桃（1,3.3%） |
基于增长水平、协调水平、综合水平3个研究维度,得到改革开放近30 a以来湖北省16个副地级以上城市经济-社会-生态系统综合发展状况的时空演化过程,城市综合发展状况的总体趋势在逐渐改善,而增长维度要优于协调维度。
1） 增长维度。武汉绝对领先,黄石、十堰、宜昌、襄阳次之,咸宁、恩施最落后,其余城市处于中等水平,与对湖北省城市地位的经验认识基本吻合。以1992年/1993年为节点,市场经济改革的制度环境变化在近30 a的城市增长中精确而深刻的发挥了转折性作用。2000年以前,城市增长状况剧烈波动, 2000年之后增长态势逐渐平稳。2000年以后,毗邻城市的增长水平差距由逐渐扩大转变为逐渐缩小,但总体差距仍较明显。
2） 协调维度。黄石、宜昌、襄阳、鄂州与黄冈较优,仙桃、潜江、天门、武汉、荆门、随州及恩施较差,经济较发达、拥有一定规模但大城市问题不是十分突出的城市较具优势。以2006年/2007年为节点,科学发展观的深入实践使城市逐渐向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转变。从个体城市协调发展状况看,大城市城市病的影响更大,协调度趋于下降,中小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更大,协调度趋于上升。毗邻城市之间协调发展水平总体差距始终明显。
3） 综合维度。黄石、宜昌与襄阳最好,武汉、十堰次之,仙桃、天门、咸宁、随州及恩施最差,总体上经济、人口规模拥有重要正面影响,但规模过大的负面影响显著。除1992年/1993年及2005年/2006年的2个宏观环境带来的变化节点外,1997年/1998年的金融危机及其应对改革也深刻影响了城市的综合发展。绝大多数城市的综合发展状况波动剧烈,总体上中心城市开始逐渐优化,一般城市已经进入良性发展。毗邻城市间差距逐渐收敛,总体差距仍较明显。
总体上,绝大多数城市的综合发展趋势正在出现积极变化,城市之间的差距仍比较明显,次级规模城市更具优势,国家发展观念、体制机制及地区战略的变化、城市发展的基础格局、城市规模的辩证作用、城市的地域特征影响深刻。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实施主体功能区规划与促进地区协调发展过程中,需要跟踪研究城市综合发展状况出现的新变化。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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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区域经济极化及其动力机制定量分析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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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县域为研究单元,以人均GDP为测度指标,利用EDSA与统计分析的方法,对1995~2006年淮海经济区县域经济差异的时空格局及空间作用类型进行了初步探索。结果表明:淮海经济区县域经济总体差异呈扩大趋势,苏北、鲁南、豫东、皖北4地区之间的差异以及苏北内部、鲁南内部差异是淮海经济区整体差异的主要贡献者;高水平县域沿主要交通线方向扩展,形成沿京沪线(泰安-徐州段)、兖石线、沿海3条经济发展轴;低水平县域沿京九线形成不发达走廊,并在豫皖边界地区出现低水平-低增长并陷入贫困陷阱的集聚区;根据县域与相邻县域的关系,将淮海经济区县域分为扩散型、极化型、“沉陷”型、“传染”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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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沿江地区是我国生产力布局的重要地区之一,文章主要对其区域内南北差异形成、变化的过程和县域间经济的空间差异进行研究,并分析区域差异的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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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区域经济差异与区域协调发展的初步研究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2104.2004.02.01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利用辽宁省近年来的统计数据,通过对标准差、变异系数、离差、比率、相对发展速度等参数 的计算,分析了辽宁省内各地区间的区域经济差异的总体特征和空间特征.并总结了产生区域差异的三个主要因素,即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客观因素)、区域战略 重点的转移(政策因素)以及各地区经济结构的差异.在此基础上,为辽宁省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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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与差异格局演变探析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0690.2006.06.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评析区域经济差异研究进展的 基础上,以中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研究单元,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为测度变量,定量评价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差异及空间格局变 化的总体水平与特征;并引用国外最近使用的区域分离系数等方法,分析了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与差异格局变化的相互关系,得出的基本结论为: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 增长,其东、中、西三大区域逐渐发散趋异,而南、北两大区域逐渐收敛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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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年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测定与评价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8462.2005.05.00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选取人均GDP、人均社会消费 零售总额社会经济指标,通过计算其变异系数、加权变异系数、威廉森系数、最大与最小系数,对中国1978—2002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性进行了动态时序分 析,定量评价了近20年来中国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程度;采用经济区位熵指标分析了中国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动态演化过程。结果表明,1990年以前中国 经济区域差异程度在减小,1990年以后经济区域差异程度扩大,社会消费水平总体上呈扩大趋势。在空间格局上,经济发达区由过去的东北地区扩展到东部沿海 地区,1970—1980年代区域差异表现为经济发达区、经济发展区、经济落后区之间的差异,而到1990年代主要表现为经济发达区和经济落后区之间的差 异,两极化趋势明显,区域差异程度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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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10年中国省际经济差异动态变化特征 [J].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0-0585.2002.06.014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以大陆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研究的区域单元、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测度区域经济差异的总体指标 ,从各区域人均GDP的标准差、标准差系数等角度定量测度了 1990～ 2 0 0 0年省际经济差异的总体水平及其变化特征 ,从各区域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率的变化、各区域相对发展率的差异等定量测度了省际差异变化的空间结构特征。文章建立了全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与区域人均 GDP的标准差之间的回归模型 ,据此确定了省际差异警戒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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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与人口重心的耦合态势及其对区域发展的影响 [J].https://doi.org/10.3760/j.issn:1001-7097.2007.07.01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区域发展差距一直是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所面临的重要问题,经济和人口的空间分布态势作为区域发展空间均衡过程的体现,与区域差距的形成有密切关联.通过计算1952年至2005年中国经济重心和人口重心的地理坐标以及重心间的空间重叠性与变动一致性,刻画了53年间我国经济和人口空间分布的耦合态势,证明了其与区域差距的大小高度相关.在构建经济、人口重心空间耦合过程的作用机制模型的基础上,用均衡点跃迁和势能差转化解释了区域发展的空间均衡过程,揭示了内生和外部因素在其中的作用机制,提出了区域发展差距的"多阶段倒U形"的演变规律.并据此分析了1952年以来中国区域发展空间均衡过程周期性变化的动因,并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途径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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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中国县际经济差异的空间分析 [J].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2001.02.00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首次将县域经济发展数据与图形 数据结合分析 ,结果表明 1 990～ 1 998年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相对差异明显变小 ,但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差异则出现扩大 ;经济增长较快的县域自一些增长中心向外扩延 ,逐步形成沿海岸带、京广线和长江沿岸三大经济增长轴 ;但沿海发达区内存在十分不发达县域 ;经济不发达县域主要位于西部地区 ,与环境较差的山区、寒区、旱区以及省际边界地区有关 ;全国县域经济基础和增长可分为基础好增长较快型、基础差增长较快型、基础差缓慢增长型、基础好缓慢增长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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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区域发展战略与方针的若干问题 [J].
文章回顾了我国区域发展战略及方针的演变，评述了基本态势，阐述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基本内涵，提出了按照功能区对地域空间进行管制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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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to Evaluate the Impacts of Physio-geographical Pattern on the Spatio-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https://doi.org/10.1016/S1005-8885(07)60138-1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 regional disparity of development has always been one of the topics given higher priority in the fields of physical geography and economic geography.Even so,how to quantitatively assess the impacts of physio-geographical pattern(PGP) on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disparity has been ignored for a long time.In this paper,taking the partial coefficients of determination calculated from marginal contribution rate equation as an index which indicated the marginal effects of physio-geographical pattern on the spatio-temporal differentiation,we adopted a quantitative method to assess the impacts mentioned above.The paper concretely enunciated the key scientific issue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such method and the technical steps.Regarding the GDP,per capita GDP,primary industrial output value and secondary industrial output value were taken as the study objects,using the evaluation methods built by the researchers,we initially analyzed the impacts of physio-geographical pattern on spatio-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in recent 50 years,and explained its change at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ges.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patio-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in China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hysio-geographical pattern and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ould still achieve more outputs by breaking through the constrains of physio-geographical conditions.Our studies also show that the RMC can be a good tool to quantitatively assess the impact of PGP on the spatio-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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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区域经济差异形成的三次地理要素 [J].https://doi.org/10.11821/yj2009020017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关于地理要素对经济差异的影响,国际上已经做了大量研究。为了探讨地理要素对中国经济差异的影响程度,在Krugman的关于城市聚集的两大自然理论基础之上,提出了影响经济差异的三大地理要素,分别为自然地理环境要素、交通和区位要素以及人力资本和研发水平要素,并通过建模,从全国和三大地带的尺度上细致地分析了各地理要素对经济分异的影响。研究发现,在中国,自然地理环境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得到了验证和充实,这为揭示地理环境作用提供了主要依据,扩展了国际上Sachs等人关于地理要素对经济发展的认识。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期,在各地理要素中,影响经济差异最大的为交通便利性指数,影响程度为0.374,因此交通基础建设投资应继续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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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发展的空间失衡模式与状态评估——以江苏省为例 [J].https://doi.org/10.11821/xb201010006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从收入增长和生态改善的空间均衡角度来看,区域发展空间失衡是空 间开发状态与其区位供给能力不相匹配,空间的经济社会活动没有按照开发供给的比较优势进行地区分工配置.当区域开发规模及程度超过其可能的供给容量视为开 发过度;若没有充分利用供给容量,则为开发不足.以江苏省县(县级市)单元为例,采用开发强度与反映空间供给能力的生态重要性指数、环境敏感性指数、规模 集聚指数、资源保障指数、运输经济指数的相关关系以及协调度,可以判断和评价空间失衡的状态.同时,资源环境价格市场不完善,政府调控要素导向不合理以及 开发导向的财税和政绩考核体系等安排,都是导致空间失衡的制度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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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及其成因分析 [J].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行区域经 济非均衡发展和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快速发展,被世界各国誉为"中国之谜"。从GDP、人均GDP和城乡居民三个层面对四大区域经济发展 进行了多维度的分析,发现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背后是四大区域间经济发展差异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这种现象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要出台一些针对性较强、操作性 较好的财政金融等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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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区间经济联系与区域发展驱动力分析 [J].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2006.06.004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区域间投入产出分析最能精确刻画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彼此关联关系和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源泉。依据我国宏观区域间的投入产出资料,对20世纪末各个地区产业增长的驱动力进行了判别。结果表明,经过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不同地区产业发展与增长的动力源泉和市场驱动力发生了巨大变化,沿海地区大部分产业已经形成了以非本地市场为动力的发展格局,60%以上的产业对非本地市场的依存度在50%以上,而内陆广大地区,其产业发展的驱动力主要来自于其本地市场。这种巨大的差异导致了产业发展潜力的差异和地理集中度的变化,导致许多产业向沿海集中。这种态势也预示着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中部崛起,在产业竞争力培育与市场拓展方面面临较大挑战,也是必须给予政策扶持的重点。此外,从国际贸易角度看,沿海地区产业的国际化程度已经达到相对水平,国际市场的变动将直接冲击这一地区产业的发展,或从中获益。</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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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主体功能区划的科学基础 [J].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2007.04.001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主体功能区划是构筑我国有序区域发展格局的依据，对经济地理学理论和方法创新提出了紧迫的需求。在分析地域功能基本属性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区域发展的空间均衡模型， 认为标识任何区域综合发展状态的人均水平值趋于大体相等。基于该结论，阐释了功能区形成应有利于实现空间均衡正向(差距缩小) 演变过程，空间均衡的前提是资源要素在区域间的合理流动。探讨了地域功能演替对空间均衡过程的影响，提出了区划方案效益最大化是同区域如何划分和对地域功能随时间变化的正确把握程度相关的。进而分析了主体功能区划的 “开发”与“保护”双重功能的复合、指标体系选择、时空属性相关问题的科学基础。探讨了通过立体流和立体空间均衡实现效率与公平并重目标的合理性。并从法律、规划和政策构成的空间管治制度安排层面，对主体功能区划的定位、实施和协调进行了讨论。</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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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度与城市化综合水平协调度分析——以环渤海地区为例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1190.2012.05.02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城市化对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具有重要影响.有必要探究城市土地集约 利用与城市化协调推进的时空演化规律.基于软件SPSS16.0与ArcGIS9.2,应用系统相对发展度原理分别测算分析1990年～2008年环渤海 地区27市的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度系数、城市化水平系数和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相对城市化的协调度系数.根据时序演化系数判断,环渤海地区城市协调水平较低,但 在不断优化,山东半岛圈尤为显著,协调度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呈“S”型曲线演化趋势.Moran's Ⅰ分析表明,环渤海地区城市协调度总体上保持稳定的随机分布,没有强烈的极化效应；高值扩散区多集中于京津冀圈与辽东半岛圈等传统城市地带,而高值极化区 与低值塌陷区则多位于山东半岛圈等新兴城市地带.随着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化对土地集约利用的推动作用趋于弱化,但近20年推动作用仍占主导作用；在类 似的区域发展背景下,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相对城市化的协调状况呈现比较普遍的空间近邻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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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区域城市化的时空耦合协调发展评价 [J].
处于城市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城市,其土地集约利用的利用强度、利用形式与利用类型存在显著差异,城市土地利用最佳集约度与城市化水平密切相关,而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的耦合协调可有效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基于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的交互耦合作用机制,本文构建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度模型,定量评价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的耦合协调发展状况,并将其分为拮抗、磨合和协调三大阶段9类状态,最后利用ArcGIS9.2对耦合协调发展度进行空间聚类分析,并以环渤海地区27市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研究期间内环渤海地区城市耦合协调发展度多处于磨合阶段,没有拮抗阶段,且交互耦合关系随着时间变化而逐渐优化;基于其相对发展状态,环渤海地区城市多处于同步发展状态,滞后发展状态与超前发展状态较少,呈稳定的梭形形态;基于空间聚类系数,城市耦合协调发展度呈先集聚后随机分布,没有空间强极化效应,高值集聚地域为京津冀圈,低值集聚地域则为辽东半岛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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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域尺度县域综合发展潜力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兼论云南省主体功能区划中省域综合发展潜力评价方法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4-9479.2009.03.00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区域综合发展潜力评价方法研 究,是经济地理学、区域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实践的迫切需求。从省域县级综合发展潜力评价特性、目标与内容入手,建构了显示 性、解释性两类指标构成的省域综合发展潜力评价指标体系框架。并结合云南省主体功能区划研究建立了由目标层—指标层—指标项三级复合而成的省域县级综合发 展潜力评价指标体系及其初步量化与综合测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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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c Characteristics, Spatial Disparity and its Major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ervice Industry in China [J].https://doi.org/10.1007/s11769-009-0314-7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its basic characteristics,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d the disparities of Chinese service industry among the three regions (the eastern China, the western China and the middle China) and inter-provincial disparities of that in the three regions by Theil coefficient and cluster analysis. Then, major factors influencing its spatial disparity were explored by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conclusions could be drawn as follows. 1)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ervice industry experienced three phases since the 1980s: rapid growth period, slow growth period, and recovery period. From the proportion of value-added and employment, its development was obviously on the low level. From the composi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traditional service sectors were dominant, but modern service sectors were lagged. Moreover, its spatial disparity was distinct. 2) The level of Chinese service industry was divided into five basic regional ranks: well-developed, developed, relatively-developed, underdeveloped and undeveloped regions. As a whole, the overall structure of spatial disparity was steady in 1990鈥2005. But there was notable gradient disparity in the interior structure of service industry among different provinces. Furthermore, the overall disparity expanded rapidly in 1990鈥2005. The inter-provincial disparity of service industry in the three regions, especially in the eastern China, was bigger than the disparity among the three regions. And 3)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level of urban development, the scale of market capacity, the level of transportation and telecommunication, and the abundance of human resources were major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ervic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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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旅游流与航空运输网络协同演化及差异分析——以西南地区为例 [J].https://doi.org/10.11821/yj2012070015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区域入境旅游流与航空运输网络 协同演化规律及差异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文章探讨了入境旅游流与航空运输网络空间演化的协同关系和动力机制,并利用相关分析、回归分析和重心模型,从入境旅 游流和航空运输网络的客流关联度、空间结构、网络结点连接强度等层面,对1999～2009年西南地区入境旅游流与航空运输网络的协同演化规律及差异性进 行深入分析。结果显示:(1)西南地区入境旅游流与航空客流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互动效应明显,但入境旅游流对航空客流的促进作用更强;(2)入境旅 游流和航空客流的空间结构变动特征和趋势表现出较高的一致性;(3)入境旅游流和航空运输网络中的结点连接强度存在着较强的耦合性,其耦合程度受到了其它 交通运输方式的影响;(4)西南6省区中仅有西藏的入境旅游流流量与航空客流量相关关系不显著,而其他5省区则较显著,但区域内部也存在较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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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空间场能的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评价 [J].
<p>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区域发展的重要目标, 其基础是准确评价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与空间差异。空间场能是区域中心城市借助区域联系“通道”带动外围地区发展而产生的“势能差”的抽象表达, 是反映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与空间差异的有效手段。基于空间场能的内涵及表征方法, 从省际、市际、县际等尺度探讨了中国宏观经济、三大地带与南北经济差异的时空特征、区域经济变化的空间作用机制以及区域经济格局的类型划分。结果表明:① 2000 年以来中国区域经济的不平衡性在扩大, 但不同研究尺度反映的经济差异大小有所差别;② 三大地带的内部经济差异呈显著的“反自然梯度”特征, 南北差异由“南北平分秋色”向“南强北弱”演变, 南方与北方内部经济发展差异均呈扩大趋势;③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空间极化现象, 经济增长局部聚集模式呈现分异性与规律性;④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可划分为5 大类型区23 个亚单元, 不同类型区未来应实施针对性的发展策略。</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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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三大都市圈核心城市职能分工及互补性的比较研究 [J].
围绕核心城市组织的合理的区域分工体系是都市圈功能整合、和谐运作,发挥其空间组织优势的关键,而良好的区域分工往往以城市间职能的互补性为基础。采用对应分析方法,应用SPSS生成点聚图并计算反映职能互补性的统计量——总惯性,对1997年和2007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都市圈核心城市的职能分工体系特征、格局以及职能互补性进行比较研究。结果显示,10a间各都市圈以服务业职能为主的一般化职能开始分化,高端服务业职能逐步由一般化职能转变为专业化职能,并且向都市圈的中心城市集中。工业制造业职能在京津冀和长三角都市圈由一般化职能转变为专业化职能,在珠三角都市圈刚好相反。同时,工业制造业职能的分工格局在三大都市圈表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分工体系特征反映出三大都市圈不同的分工格局,京津冀、珠三角表现出双中心结构的分工格局,而长三角则是单中心结构的分工格局。对核心城市职能互补性的分析显示,京津冀潜在的职能互补性在三大都市圈中是最高的,但是由于产业梯度过大、区域协调机制不够完善等原因,互补性优势并未得到很好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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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群形成发育的政策影响过程与实施效果评价 [J].
中国城市群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格局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核心地区,城市群的真正形成与发育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初期,历经80年代的发育萌芽阶段、90年代快速成长阶段和21世纪前10 a的持续发展阶段,共三大阶段。城市群形成发育带有强烈的政府主导性,主要是国家及地方宏观调控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发挥作用的结果,体现在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导向性和重点区域发展政策的倾向性两大方面。具体表现为,“六五”计划提出地区域协作和经济区政策开启了中国城市群建设的序幕,“七五”计划提出地三级经济区网络政策搭建了中国城市群建设的初步框架“八五”计划提出地横向联合与城乡统筹政策注入了中国城市群建设的一体化内容“九五”计划提出地区域协调发展政策推动了中国中西部地区城市群的形成发育“十五”计划实施地城镇化战略指明了中国城市群建设的基本方向“十一五”规划首次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空间形态,奠定了中国城市群建设的空间格局。与此同时,针对处在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和不同发育程度的城市群,国家相继因地制宜地实施了无数项差异化扶持政策,这些政策有力地推动着中国城市群朝着健康稳定的方向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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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消费水平的区域格局变化 [J].https://doi.org/10.11821/yj2012020004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社会消费水平差异、格局变化和形成机制的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省区间的社会消费水平的差异总体呈现扩大趋势,但其中有一定的波动。通过突变点分析,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社会消费水平差异变化可划分为1978～1987年和1987～2008年两个阶段。1978年中国社会消费水平的南北区域差异格局显著;1987年中国社会消费水平的区域差异既有南北地区的差异,又有东西部的差异;2008年中国社会消费水平总体呈现明显的东中西阶梯差异的格局。1978年形成中国社会消费水平区域格局主要受各地区城乡居民人均储蓄、人均财政支出和第一产业产值比例因素的影响;1987年形成中国社会消费水平区域格局主要受人均GDP、交通通达水平和第三产业产值比例因素的影响;2008年形成中国社会消费水平区域格局主要受人均GDP、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和城乡居民人均储蓄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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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Moran统计量的空间自相关理论发展和方法改进 [J].https://doi.org/10.11821/yj2009060002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本文旨在发展基于Moran指数的空间自相关分析理论和方法。首先,利用线性代数知识对基于Moran统计量的空间自相关过程的数学表示进行规范化整理;其次,基于变换中的不变性思想给出Moran指数的理论解释;第三,对空间权重矩阵的数理性质、建设方法和应用范围提出新的见解。总结并发展了Moran指数的三种计算方法——三步求值法、矩阵标度法和回归分析法,将空间权重矩阵划分为四种基本类型——局域关联型、准局域关联型、准长程关联型和长程关联型。以河南省鹤壁市乡镇体系为实证对象,以本文改进的理论和方法为依据,提供了一个空间自相关分析的简明案例。</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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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格局及其经济效应的分析——泛长三角FDI实证 [J].
利用锡尔熵指数、相对熵指数和 变异系数以及半对数经济增长模型,分析泛长三角外资直接投资(FDI)的时空分布和变异以及空间格局对经济增长的效应,认为FDI在泛长三角地区时空分布 上,呈现总体扩散的趋势;扩散路径是沿"Z"形轴线,形式有接触扩散和等级扩散,2001年后,等级扩散显著。FDI对该地区经济增长起着显著的正向作 用,但区际之间效率差别显著;FDI的变异程度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且区域间差异较大。宏观政策在巩固和扩大泛长三角地区FDI的规模同时,应优化FDI 空间格局,着眼区域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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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ing Rural Development Inequality in Jilin Province, Northeast China [J].https://doi.org/10.1007/s11769-013-0629-2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Rural development inequality is an important practical issue during the course of full establishment of a 'moderately well-off society' in modern China, and the objective understanding and evaluation of the status and regional inequality of rural development can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for 'building a new countryside' and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of rural-urban regions. Based on the county-level data of 2000, 2005 and 2009,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ural development inequality of Jilin Province in Northeast China by establishing a rural development index. The spatio-temporal dynamic patterns and domain factors are discussed by using the method of 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 and multi-regression model. The results are shown as follows. Firstly, most of the counties were in lower development level, which accounted for 58.3%, 62.5% and 66.7% of the total counties in 2000, 2005 and 2009, respectivel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patial inequality were very obvious at county level. For example, rural development level of Changchun Proper and the proper of seven prefecture-level cities were much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surrounding regions. The counties in the eastern and northern Jilin Province were the lowest regions of rural development level, while the middle counties were the rapid growth areas in rural economy. Secondly, Moran's I of rural development index (RDI) was 0.01, -0.16 and -0.06 in 2000, 2005 and 2009, respectively, which indicated that spatial agglomeration of RDI was not obvious in Jilin Province, and took on the characteristic of random distribution. The counties of both the units and its adjacent units have higher development level (HH) were transferred from the western areas to the eastern areas, while the countries of both the units and its adjacent units have lower development level (LL) were diffused from the eastern to middle and western Jilin Province. Finally, the result of multi-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ondition,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the adjust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were the domain factors affecting rural development inequality of Jilin Province in the later ten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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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ge and Its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a Prefectural-level Analysis [J].https://doi.org/10.1007/s11442-013-1011-0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br/><p class="a-plus-plus">As important mechanisms of regional strategy and policy, prefecture-level regions have played an increasingly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However, little research has grasped the essence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ge and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process at the prefecture level; this may lead to biased policies and their ineffective implementations. Based on Chenery’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ory, this paper identifies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ges at both national and prefectural levels. Both the Global Moran I index and the Getis-Ord Gi* index are employed to investigate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1990 to 2010. Major conclusions can be drawn as follows. (1)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generally in the state of agglomeration. It entered the Primary Production Stage in 1990, and the Middle Industrialized Stage in 2010, with a ‘balanced-unbalanced-gradually rebalanced’ pattern in the process. (2) China’s rapid economic growth experienced a spatial shift from the coastal areas to the the inland areas. Most advanced cities in mid-western China can be roughly categorized into regional hub cities and resource-dependent cities. (3) Hot spots in China’s economy moved northward and westward.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cities and prefectures became weaker in Eastern China, while cities and prefectures in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were still at the stage of individual development, with limited effect on the surrounding cities. (4) While the overall growth rate of China’s economy has gradually slowed down during the past two decades, the growth rate of cities and prefectures in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was much faster than those in coastal areas. (5) Areas rich in resources, such as Xinjiang and Inner Mongolia, have become the new hot spots of economic growth in recent years. For these regions, however, more attention needs to be paid to their unbalanced industrial structures and the lagging social developmen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rapid economic growth, driven predominantly by the exploitation of resources.</p><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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