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强敏
, 陈曦
Xi Qiangmin, Chen Xi
中图分类号: F7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690(2016)01-0001-09
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 2014-12-16
修回日期: 2015-03-13
网络出版日期: 2016-01-20
版权声明: 2016 《地理科学》编辑部 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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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席强敏（1986-）,男,江西高安人,讲师,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城市经济研究。E-mail: xqm815@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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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2003~2012年全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研究了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及其市场潜能的空间分布特征,并基于面板工具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市场潜能对其空间分布的影响。主要结论是：① 生产性服务业主要集中在区域中心城市,且中心城市与非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差距日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市场潜能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从动态上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市场潜能差距在逐渐减小;② 生产性服务业市场潜能对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布具有显著影响。分行业看,市场潜能仅对金融服务业和科技服务业的空间分布影响不显著,对商务服务业的空间分布影响最大;③ 市场潜能有效地带动了区域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但对非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带动作用不明显,市场潜能没能有效地转化为真实需求。基于此,建议中国未来应提高非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市场潜能,带动其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尤其是提高非中心城市的本地化专业服务水平,以满足非中心城市工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受距离限制不能从中心城市获得的专业化生产服务。
关键词：
Abstract
Compared with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e research on producer services is not systematic and comprehensive enough at present. The theoretical reasoning and descriptive analysis based on agglomeration phenomenon are relatively common, but the empirical research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factors is relatively less, and the research considering about market potential in the perspective of new economic geography is even less. Therefore, this article takes producer services of Chinese prefecture-level cities as research objects, and using the panel econometric model to researc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ducer services’ market potential and its spatial distribution.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285 prefecture-level cities from 2003 to 2012,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hina’s producer services and its market potential, and uses panel model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influence of producer services’ market potential on its spatial distribution.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First, producer services mainly clusters in regional central cities, and the development gap of producer services between central city and non-central city is growing wider; market potential of producer services is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eastern coastal areas, and dynamically the gap of producer services’ market potential between eastern regions and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is narrowing. Second, producer services’ market potential has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s on its spatial distribution. In terms of producer services divisions, market potential has impacts on spatial distributions of all producer services divisions except financial services and technology services, and the greatest impact falls on business services. Third, in terms of different areas, potential market drives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er services in regional central cities, but the driving effects in non-central cities are not significant, the market potential could not be effectively translated into real demand. Furthermore, 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that in the future, China should raise the level of market potential of producer services in non-central cities to drive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producer services, and especially improve the level of localized professional services in these areas, in order to meet the demand of professional services which has been restricted by distance from the central city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Keywords：
自新古典经济学时代以来,对于产业空间布局和集聚现象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新古典经济理论强调第一自然因素的作用,对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研究更多的关注了区域自身特征的影响[1-3],如要素禀赋、经济结构、技术水平等。新经济地理理论兴起后,研究者们更强调第二自然因素,将空间因素纳入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中[4-6],如外部性、运输成本、规模报酬递增等,对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规律和空间集聚机制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并提出市场潜能效应[7-9],从更全面的角度考察了经济地理在经济活动空间分布中的作用。
在市场潜能对经济活动影响的研究方面,Redding和Venables、Keith和Thierry的相关研究均论证了市场潜能通过贸易对产业集聚产生重要影响,研究得出市场潜能对于工资收入、就业率和吸引制造业投资存在正向影响[10-12]。周伟林等、刘修岩等学者以中国为研究对象,分别从省级和地级城市层面实证得出市场潜能对中国制造业空间集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13,14];赵增耀和夏斌则进一步将市场潜能进行细分,研究得出国内市场潜能、国外市场潜能和周边市场潜能与工业集聚之间的关系有所不同[15]。
已有关于市场潜能的实证研究大多关注制造业,通过企业利润最大化和工资水平提升等作用机制阐释市场潜能对制造业空间分布产生的影响,而对在区域经济发展中作用日益突出的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布影响机制的研究则比较缺乏。
目前关于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布的研究相比于制造业的研究还不够系统全面,大多关注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现象的理论推理和对集聚特征与模式的实证分析[16-19],探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20],更缺乏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考虑市场潜能因素的相关研究。因此,本研究将以中国地级城市生产性服务业为研究对象,利用面板工具计量模型,重点对生产性服务业市场潜能与其空间分布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1）行业分类国家标准》对于服务业的分类界定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将生产性服务业分为交通运输业、现代物流业、金融服务业、信息服务业和商务服务业,本文将二位数行业代码在53~60和63~75 区间内的服务业确定为生产性服务业,即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六大类①(① 为了叙述方便,本文将以上6类生产性服务业部门分别称为交通运输业、信息服务业、金融服务业、房地产服务业、商务服务业和科技研发业。)。由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02）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1994）相比,关于服务业细分行业的分类发生了较大的调整,这种调整使得2003年前后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的数据可比性较低,所以本文研究的时间段是2003~2012年,研究对象是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数据来源于2004~2013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1]。
在关于制造业的研究中,国内外很多学者大多用工业产值来衡量产业发展水平和进行指标测算,由于制造业产品是有形的,在统计口径和统计方法上都已经较为完善,采用这样的指标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对于服务业而言,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关于服务业行业增加值的统计被严重低估[22,23],因此采用产值来衡量地区服务业发展水平不太合适,另外关于各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的从业人数数据远比产值数据全面,因此本文的研究均采用各地级市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的从业人员数据进行指标测算。
虽然面板计量模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处理个体异质性问题,但如果回归模型包含内生解释变量,会产生内生性,为了克服内生性,在面板计量回归模型中需要使用工具变量法。面板工具变量模型在回归时通常分为两步,即首先对模型进行变化以解决个体异质性问题（比如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或者一阶差分法）,然后对变换后的模型使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24]。
传统的服务经济学认为,服务业的产品和制造业产品有着巨大的差别,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库存和运输的不可分性,这使得服务一般被认为是不可贸易的,从而在空间布局上倾向于分散,难以形成集聚。但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使得这种观点受到挑战。Krugman [8]研究得出,作为中间投入的生产性服务业,比如金融服务业是可以贸易的,从而可以服务到周边地区,进而形成一些区域性的集聚中心,比如哈特福德是保险业集聚的中心,芝加哥是期货交易中心,洛杉矶是娱乐中心。大部分生产性服务业由于其可贸易的产业特征导致这些行业在区域中心城市呈现空间集聚的特征。
利用自然断点分类法进行聚类分析,得到图1。从图1显示的2012年生产性服务业在中国地级城市的空间分布情况可以看出,生产性服务业主要集中在区域中心城市②(② 本文把各省的行政中心（即省会城市）和直辖市作为各区域的中心城市。)。2012年区域中心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数占全国的份额高达56%,就业密度是非区域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就业密度的11.8倍。从生产性服务业各行业来看,商务服务业和科技服务业在区域中心城市集聚的特征最为显著,占全国份额分别高达65.5%、62.6%,就业密度分别是非区域中心城市的17.5倍和15.5倍。
图 1 2012年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布（a）及2003~2012年变动（b）
Fig.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roducer services in 2012 (a) and its change from 2003 to 2012 (b)
从时序变化上来看,生产性服务业向区域中心城市集聚的特征越来越显著,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占全国的份额由2003年的48.2%上升到2012年的56%,提高了7.8%（图2）。① 分行业来看,信息服务业向区域中心城市加速集聚的特征最为突出,份额上升了12.7%,其中北京、重庆、西安、杭州等中心城市信息服务业的就业份额分别上升了6.5%、3.5%、2.7%、2.5%。② 分城市来看,重庆、深圳、北京、杭州4个中心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在2003~2012年的份额上升最大,分别上升了2.6%、1.8%、1.7%和1.3%。
图 2 2003、2012年区域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行业就业人数占全国份额
Fig.2 Employment share of producer services and its divisions in regional central cities in 2003 and 2012
对于生产性服务业而言,一个地区第二产业规模及其周边地区的第二产业规模是其潜在的最主要的需求规模,需求规模越大,市场潜能也相应越大。虽然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也会产生一定的生产性服务业需求,但本研究通过对《200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测度发现[25],每单位生产性服务业产出中有0.6单位投入到第二产业中,其中每单位科技研发业产出中投入到第二产业中的比例高达80%,所以第二产业的规模大小是生产性服务业市场需求规模的最主要组成部分,也是本研究关注的重点。故本文借鉴Harris [7]的度量方法基于第二产业的规模大小来衡量各地级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市场潜能（p）,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i、j分别代表城市i和城市j;Y代表各城市第二产业生产总值;dij代表两个城市中心之间的欧式直线距离,根据国家测绘局公布的国家基础地理信息系统中的中国1:400万地形数据库整理得出。各地级市的内部距离
从图3显示的2012年生产性服务业市场潜能在全国的空间分布情况可以看出,生产性服务业市场潜能大体上呈现由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逐渐减弱的趋势,市场潜能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区域,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市场潜能都相对较小,但从2003~2012年市场潜能的空间变动趋势来看,随着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和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大力推进,中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市场潜能的增长明显大于东部沿海地区的市场潜能的增长,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的市场潜能差距在缩小。
图 3 2012年生产性服务业市场潜能空间分布（a）及2003~2012年市场潜能变动（b）
Fig.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market potential of producer services in 2012 (a)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nge of it from 2003 to 2012 (b)
市场潜能的概念最早由Harris于1954年提出[7],他采用以空间距离为权重的所有其他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加总来衡量一个地区所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潜在需求规模。20世纪90年代初,由Krugman 等人所开创的新经济地理学基于垄断竞争、收益递增和运输成本相结合的一般均衡模型重新推导出包含市场潜能函数的工资方程,从而为传统的市场潜能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9]。
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揭示：在规模收益递增和存在运输成本的情况下, 企业总是选择在市场潜能较大的地区进行生产,因为在这些地区企业可以最大限度地节省产品销售到消费者或产业下游企业和从产业上游企业购买中间投入品时的运输成本。生产性服务业是作为第二产业的中间投入、与第二产业直接相关的配套服务业 [27]。对于生产性服务业而言,一个地区第二产业规模及其周边地区的第二产业规模是其潜在的需求规模。生产性服务业和第二产业两大部门之间存在较强的产业关联,生产性服务业部门是第二产业生产的“供应者”,第二产业则是生产性服务业部门的“需求者”。生产性服务业部门的发展可以降低第二产业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促进第二产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同时第二产业部门的发展能带来更多生产性服务投入的需求,并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服务质量及效率的提升。生产性服务业部门为了减少与第二产业之间的“面对面”接触产生的交易成本,更好地了解第二产业对中间服务投入的需求和服务于较多的“需求者”,渴望在第二产业集聚区周围布局以获得市场竞争优势。此外,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和交通运输成本的下降,生产性服务业的辐射范围不仅限于本地,而将市场范围扩散到周边城市。因此,生产性服务业分布不仅受对本地第二产业规模的影响,但同时也受周边城市第二产业规模的影响。故以本地第二产业规模和以空间距离为权重的周边城市第二产业规模的加总衡量的生产性服务业潜在市场规模会直接影响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分布,市场潜能越高的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份额也相应越高。
因此,本文提出核心假设：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份额与其市场潜能正相关。
前文的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内各行业的产业分布特性差异较大,因此本文将生产性服务业整体及各行业作为实证分析的研究对象,选取各城市某行业从业人员数占全国该行业从业人员总数的份额来衡量行业的空间分布。
为了增强模型的解释力,除了市场潜能这一主要解释变量以外,本模型还设立了一系列用于解释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布的控制变量。大多数生产性服务业企业都具有高度知识密集性,其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并不是传统区位理论认为的原材料、自然条件、运输成本等传统影响因素,而主要考虑与市场势能、劳动力成本、交通设施水平、高等教育水平、政府政策等因素,这些因素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形成的主要影响因子。
本文计量模型设定为：
式中,sit代表各市生产性服务业就业占全国的份额;pit代表各市生产性服务业的市场潜能;控制变量wit、rit、eit 和git则分别代表各市劳动力工资水平、交通设施水平、高等教育水平和政府规模;uit代表随机误差项;i代表城市个体;t代表时间;α0代表常数项;α1则是本模型需要估计的主要估计值,代表市场潜能对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布的影响。
1） 劳动力工资水平：生产性服务业提供的产品主要是服务,进而劳动力成本是生产性服务业的主要成本。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在劳动力工资水平相对较低的城市能够降低经营成本,提高企业利润。因此本研究预测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份额与其劳动力工资负相关。劳动力工资变量用各市职工平均工资的对数衡量。
2） 交通设施水平：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将降低生产性服务业的交易成本,提高生产性服务业的服务质量。城市交通设施条件的改善将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该城市的集中。因此本研究预测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份额与其交通设施水平正相关。交通设施水平用各市道路面积占全国的比重衡量。
3） 高等教育水平：高等教育水平较高的城市的人力资本素质相对较高,能够满足生产性服务业各行业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有利于提高生产性服务业的服务质量。因此本研究预测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份额与其教育水平正相关。高等教育水平用各市高等学生数量占全国的份额衡量。
4） 政府政策：许多政府行为本身就构成一种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替代,一个无所不包的政府会对一个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产生抑制等负面作用,Rati[28]、Barro [29]等人的研究都验证了政府规模与服务业发展的负相关关系。基于此,本文假设 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份额与其政府规模负相关。鉴于数据的可得性,用政府非公共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衡量政府规模,即政府规模=（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科学支出-教育支出-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支出-社会保障补助支出）/生产总值。
3.3.1 模型选择与内生性检验
首先对以上面板模型进行豪斯曼检验,以确定模型到底采用固定效应还是个体效应。经过检验后各模型均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按照固定效应模型对模型回归得到的结果显示,市场潜能的系数符号都与理论模型所预期的完全一致,但是估计结果都不显著。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内生性问题造成的：在计算中国各地级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市场潜能时,本研究将各地级城市的本地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市场需求规模也考虑在内。一般而言,一个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也会带动其制造业的发展。因此,一个地区较大的生产性服务业份额究竟是由该地区较大的市场潜能引起,还是相反就难以判断,也就是说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份额和市场潜能之间可能存在联立内生性。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设立的计量模型中遗漏了一些诸如资源禀赋等变量而可能导致市场潜能与随机误差项之间存有相关性,进而引致较为严重的内生性偏误。
本文用Baum等[30]提出的内生性检验方法对市场潜能的内生性进行检验,检验方法是分别把市场潜能当做内生变量、外生变量,对两个回归结果的Sargan-Hanse统计量进行比较,检验的原假设是被检测变量是内生变量。检验结果显示市场潜能变量在生产性服务业及其各行业的回归模型中均显著地存在着内生性偏误。
3.3.2 工具变量的选择与检验
基于上述检验结果,本研究通过引入工具变量解决市场潜能的内生性问题。一个良好的工具变量必须满足两个条件：① 这一变量与市场潜能相关;② 这一变量与随机误差项不相关。借鉴前人的研究方法[31],选取衡量各地级城市“地理中心度”的指标作为市场潜能的工具变量,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c代表地理中心度,dij代表城市i中心和城市j中心之间的欧式直线距离。同时本文还选取了市场潜能滞后一阶变量L.p当做工具变量。为检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本文用underidentification test [32]、Weak identification [33]和Sargan-Hansen test来进行检验。underidentification test是利用工具变量回归方程的LM统计量检验工具变量对内生变量的相关性,原假设是工具变量不能有效地解释内生变量;Weak identification是对工具变量解释力的强弱进行检验,当统计量大于临界值时,表明工具变量对内生变量的解释力较强。Sargan-Hansen test是用GMM方法做过度识别检验,原假设是工具变量回归过度识别。检验结果显示本文选取地理中心度和市场潜能滞后一阶变量来作为市场潜能的工具变量是合理的。
3.3.3 面板工具模型结果分析
根据检验结果,本文的计量模型宜采用使用c、L.p作为p的工具变量,并进行GMM-FE方法进行估计。
由表1显示的实证结果可以得出：① 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影响之后,市场潜能变量p的回归系数符号在所有回归结果中均为正,由此说明一个地级城市的市场潜能对其生产性服务业及其各行业有正的影响。这与前文的理论假设一致,即一个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的潜在市场需求越大,该地区代表性企业所获得的净利润就越多,从而促使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向该地区集聚,其生产性服务业在全国的就业份额也就会越高。该结论与刘修岩等[16]对制造业分布与其市场潜能关系的实证结果相似。② 从市场潜能回归系数的显著性上来看,市场潜能p对金融服务业和科技服务业集聚回归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余4个行业中商务服务业的空间分布受市场潜能的影响最为显著,且回归系数最大。③ 从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可以得出：生产性服务业及其大多数行业的空间分布显著地受劳动力工资水平w的影响,劳动力工资水平越低的城市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吸引力越强;交通设施水平r、高等教育水平e对生产性服务业份额的影响为正且显著,与前文的理论预测相一致,其中商务服务业和房地产服务业受交通设施和高等教育的正向影响最为显著;政府规模g对大部分生产性服务业行业的回归系数为负,虽然没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政府规模越大,其政府行为本身就构成一种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替代,从而会对一个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产生抑制作用。大部分生产性服务业行业的回归系数为负,虽然没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政府规模越大,其政府行为本身就构成一种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替代,从而会对一个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产生抑制作用。
表 1 考虑内生性情况下的生产性服务业各行业集聚影响因素实证结果
Table 1 The regression results of each producer services with a view of endogeneity
| 生产性服务业 | 交通运输业 | 信息服务业 | 金融服务业 | 房地产服务业 | 商务服务业 | 科技服务业 | |
|---|---|---|---|---|---|---|---|
| p | 0.00073*** | 0.00065*** | 0.00076* | 0.00020 | 0.00084** | 0.0019*** | 0.00038 |
| （3.61） | （2.78） | （1.68） | （1.3） | （2.08） | （3.56） | （1.43） | |
| w | -0.0019*** | -0.0017*** | -0.0021* | -0.00048 | -0.0022** | -0.0050*** | -0.0010 |
| （-3.72） | （-2.85） | （-1.84） | （-1.25） | （-2.18） | （-3.69） | （-1.44） | |
| r | 0.0447*** | 0.0131 | -0.0411 | -0.175 | 0.265*** | 0.507*** | -0.122 |
| （3.49） | （0.89） | （-1.43） | （-18.39） | （10.34） | （15.04） | （-7.31） | |
| e | 0.144*** | 0.0352 | -0.114 | -0.289 | 1.025*** | 0.992*** | -0.034 |
| （4.33） | （0.92） | （-1.53） | （-11.72） | （15.42） | （11.32） | （-0.79） | |
| g | -0.00043 | -0.00054 | 0.00051 | -0.00047 | -0.00015 | -0.00073 | -0.00039 |
| （-0.77） | （-0.84） | （0.41） | （-1.12） | （-0.13） | （-0.49） | （-0.53） |
为了进一步揭示生产性服务业分布受市场潜能影响在不同地区的差异性,本文分别对区域中心城市和周边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分布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回归,为克服内生性,同样采用了工具变量下的固定效应模型（IV-FE）。由于本文重点关注的是市场潜能对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布的影响,所以表2仅列出了市场潜能的实证结果。
表 2 区域中心城市和非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分布受市场潜能影响对比
Table 2 The comparison of impacts on spatial distributions of producer services affected by market potential between each central city and its surrounding cities
| 行业部门 | 区域中心城市 | 区域非中心城市 |
|---|---|---|
| 生产性服务业 | 0.0143*** | 0.0000224 |
| （4.3） | （0.35） | |
| 交通运输业 | 0.0110*** | -0.0000683 |
| （2.97） | （-0.70） | |
| 信息服务业 | 0.0221*** | -0.000153 |
| （2.87） | （-1.38） | |
| 金融服务业 | 0.00619*** | -0.000190 |
| （2.82） | （-2.59） | |
| 房地产服务业 | 0.0144** | 0.000261* |
| （2.17） | （1.94） | |
| 商务服务业 | 0.0311*** | 0.000318* |
| （3.57） | （1.88） | |
| 科技服务业 | 0.00883** | 0.000187* |
| （2.02） | （1.93） |
对比区域中心城市和其他城市的实证结果可以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及其各行业在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分布份额明显受市场潜能的正向影响,本地及周边的工业发展水平越高,中心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也随之发展得越快,换一个角度也可以说明中心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能够有效地服务于本地和周边市场。而非中心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受市场潜能的影响则不显著,分行业看仅有商务服务业、科技服务业和房地产业在10%的显著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由此说明非中心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受市场潜能的带动作用不明显,潜在的市场需求不能有效地转换为生产性服务业的真正需求。
本文分析了2003~2012年中国地级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及其市场潜能的空间分布特征,并基于面板工具计量模型,实证研究了生产性服务业市场潜能对其空间分布的影响,得到如下结论：① 生产性服务业高度集中在区域中心城市,并且集聚特征越来越显著,其中商务服务业和科技服务业的集聚特征最为显著;生产性服务业市场潜能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但从时序变化上,中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市场潜能的增长明显快于东部沿海地区的市场潜能的增长,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的市场潜能差距不断缩小。② 在控制了其他影响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并利用工具变量克服了模型的内生性之后,市场潜能对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份额的提高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生产性服务业的潜在市场需求越大,该地区代表性企业所获得的净利润就越多,从而促使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向该地区集聚。分行业看,商务服务业的空间分布受市场潜能的影响最大;分地区看,市场潜能对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区域中心城市,而非中心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受市场潜能的带动作用不明显,潜在的市场需求尚未有效地转换为生产性服务业的真正需求。
生产性服务业各行业受市场潜能的影响程度存在一定的差异,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各生产性服务行业的产业特性和服务方式不同,导致各行业的服务辐射范围会存在一定的差异,进而使各行业空间分布受包含本地市场和周边市场的市场潜能大小的影响程度不尽相同。当行业的服务辐射范围较大时,其有效市场覆盖范围也相对较大,由此在市场潜能大的地区能促进该行业的发展,而当行业的服务辐射范围较小时,市场潜能对其空间分布的影响程度较弱。此观点仅停留在推论阶段,在未来的研究中将进一步进行深入实证研究。另外,受中国地级市层面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增加值的时间序列数据难以获取的限制,本文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测度未能规避劳动生产率差异导致的偏差。
区域中心城市由于自身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较强的生产性服务业市场潜能,使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向这些地区高度集聚,而这种空间集聚又进一步提高该地区的规模经济和市场潜能。在市场潜能差异的影响下,通过因果累积循环机制,区域性中心城市与非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因此,在中国新型城镇化战略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大力推进的大背景下,本文认为中国在未来应大力促进工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融合发展,提高生产性服务业的市场潜能。同时要提高非中心城市的生产性服务水平,以满足工业转型升级过程对本地生产服务的需求,使工业对生产性服务的潜在需求转换为现实需求,缩小与中心城市之间生产性服务发展的差距。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 [1] |
Theory of the Location of Industries [M]. |
| [2] |
Factor Endowments and the International Location of Production; Econometric Evidence for the OECD, 1970-1985 [J]. |
| [3] |
Urban Development Theory, Fact and Illusion [M]. |
| [4] |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M]. |
| [5] |
Globalization and the Inequality of Nations [J].
|
| [6] |
|
| [7] |
The Market as a Factor in the Localization of Industry in the United States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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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 [J].https://doi.org/10.1086/26176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paper develops a simple model that shows how a country can endogenously become differentiated into an industrialized "core" and an agricultural "periphery. " In order to realize scale economies while minimizing transport costs, manufacturing firms tend to locate in the region with larger demand, but the location of demand itself depends on the distribution of manufacturing. Emergence of a core-periphery pattern depends on transportation costs, economies of scale, and the share of manufacturing in national income. The study of economic geography-of the location of factors of production in space-occupies a relatively small part of standard economic analysis.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in particular, conventionally treats nations as dimensionless points (and frequently assumes zero transportation costs between countries as well). Admittedly, models descended from von Thunen (1826)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urban studies, while Hotelling-type models of locational competition get a reasonable degree of attention in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On the whole, however, it seems fair to say that the study of economic geography plays at best a marginal role in economic theory. On the face of it, this neglect is surprising. The facts of economic geography are surely among the most striking features of real-world economies, at least to laymen. For example, one of the most remarkable things about the United States is that in a generally sparsely populated country, much of whose land is fertile, the bulk of the population resides in a few clusters of metropolitan areas; a quarter of the inhabitants are crowded into a not especially inviting section of the East Coast. It has often been noted that nighttime satell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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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ynamic Spatial Model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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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Geography and International Inequality [J].https://doi.org/10.1016/j.jinteco.2003.07.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paper estimates a structural model of economic geography using cross-country data on per capita income, bilateral trade, and the relative price of manufacturing goods. We provide evidence that the geography of access to markets and sources of supply i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nd quantitatively important in explaining cross-country variation in per capita income. This finding is robust to controlling for a wide range of considerations, including other economic, geographical, 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characteristics. Geography is found to matter through the mechanisms emphasized by the theory, and the estimated coefficients are consistent with plausible values for the model's structural param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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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 Wage and Employment Responses to Market Potential in the EU [J].https://doi.org/10.1016/j.regsciurbeco.2006.06.002 URL 摘要
Recent theoretical work on economic geography emphasizes the interplay of transport costs and plant-level increasing returns. In these model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demand is a key determinant of economic outcomes. In one strand, it is argued that higher demand gives rise to a more than proportionate increase in production, a result known as the home market effect. Another strand emphasizes the effects of market sizes on factor prices. We highlight the theoretic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se two strands. Using data on 57 European regions, we show how wages and employment respond to differentials in what we call real market potential, a discounted sum of demands derived from the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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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 Potential and the Location of Japanese Investment in the European Union [J].https://doi.org/10.1162/003465304312525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paper develops a theoretical model of location choice under imperfect competition to formalize the notion that firms prefer to locate “where the markets are.” The profitability of a location depends on a term that weights demand in all locations by accessibility. Using a sample of Japanese firms’ choices of regions within European countries, we compare the theoretically derived measure of market potential with the standard form used by geographers. Our results show that market potential matters for location choice but cannot account entirely for the tendency of firms in the same industry to agglome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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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潜能与我国制造业的空间集聚——以各省制造业(大类)工业总产值为例 [J].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空间集聚现象越来越突出，已形成了东部 沿海为中心，其他地区为外围的中心-外围结构。Krugman认为，最终需求在制造业中心-外围结构的形成中起着决定性作用。而本地制成品的需求不仅取决 于该地内部的消费规模，还取决于其对所有市场的通达性，二者相加即为市场潜能。各地区市场的交互作用将吸引企业向拥有较大市场潜能的地区集 聚。<br> 生产地对目标市场的通达性不仅与运输成本有关，还与贸易壁垒、目标市场竞争激烈程度等多种因素相关。Krugman市场潜能 以上述因素为权重，将各目标市场消费规模进行加总，从而度量一地制造业产品的...
Lin lin, Hao Qianjin. Market potential and spatial agglomeratio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China .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空间集聚现象越来越突出，已形成了东部 沿海为中心，其他地区为外围的中心-外围结构。Krugman认为，最终需求在制造业中心-外围结构的形成中起着决定性作用。而本地制成品的需求不仅取决 于该地内部的消费规模，还取决于其对所有市场的通达性，二者相加即为市场潜能。各地区市场的交互作用将吸引企业向拥有较大市场潜能的地区集 聚。<br> 生产地对目标市场的通达性不仅与运输成本有关，还与贸易壁垒、目标市场竞争激烈程度等多种因素相关。Krugman市场潜能 以上述因素为权重，将各目标市场消费规模进行加总，从而度量一地制造业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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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潜能与制造业空间集聚:基于中国地级城市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9621.2007.11.00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首先建立一个关于制造业空 间集聚影响因素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然后使用中国1999~2004年210个地级城市的面板数据对地区市场潜能等因素与其制造业空间集聚程度之间的关系 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市场潜能对制造业空间集聚具有显著为正的影响。同时,我们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Market potential and spatial agglomeratio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9621.2007.11.00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首先建立一个关于制造业空 间集聚影响因素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然后使用中国1999~2004年210个地级城市的面板数据对地区市场潜能等因素与其制造业空间集聚程度之间的关系 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市场潜能对制造业空间集聚具有显著为正的影响。同时,我们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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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潜能、地理溢出与工业集聚——基于非线性空间门槛效应的经验分析 [J].
开放经济条件下,不同类型的市 场潜能对于工业集聚的重要性和影响不同。本文构建了包括国内外市场在内的新经济地理学的空间计量模型,使用我国2004—201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着重 分析了市场潜能与工业集聚之间的关系,并考察了工业集聚的地理空间特征。研究表明:工业集聚的实现可以依靠本地市场潜能、国内周边地区市场潜能和国外市场 潜能。国内市场潜能、国外市场潜能与工业集聚具有非线性关系。国内市场潜能和工业集聚之间呈现"U"型关系,只有国内市场潜能跨越特定门槛值时,工业集聚 效应才能逐步实现。国外市场潜能则存在双门槛效应,国外市场潜能越高,工业集聚效应越显著。对于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市场潜能之间存在互补(替代)关系;同 时我国工业集聚具有明显的地理溢出特征。本文的政策含义:针对区域市场潜能特征和互补(替代)关系,应采取差异化的市场潜能培育策略,并重视邻近地理溢出 对本地工业集聚的影响,从而促进工业空间布局从"中心—外围"向"效率—公平"模式的转变。
Market potential, Geography spillover and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in China .
开放经济条件下,不同类型的市 场潜能对于工业集聚的重要性和影响不同。本文构建了包括国内外市场在内的新经济地理学的空间计量模型,使用我国2004—201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着重 分析了市场潜能与工业集聚之间的关系,并考察了工业集聚的地理空间特征。研究表明:工业集聚的实现可以依靠本地市场潜能、国内周边地区市场潜能和国外市场 潜能。国内市场潜能、国外市场潜能与工业集聚具有非线性关系。国内市场潜能和工业集聚之间呈现"U"型关系,只有国内市场潜能跨越特定门槛值时,工业集聚 效应才能逐步实现。国外市场潜能则存在双门槛效应,国外市场潜能越高,工业集聚效应越显著。对于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市场潜能之间存在互补(替代)关系;同 时我国工业集聚具有明显的地理溢出特征。本文的政策含义:针对区域市场潜能特征和互补(替代)关系,应采取差异化的市场潜能培育策略,并重视邻近地理溢出 对本地工业集聚的影响,从而促进工业空间布局从"中心—外围"向"效率—公平"模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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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le of Services in Urba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Recent Debates and New Directory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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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rvice Economy: A Geography Approach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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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外向功能特征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0690.2005.05.004 URL 摘要
广州的生产性服务业经历了改革开放后20多年的发展,目前已具有基本经济活动功能.通过对广 州的生产性服务机构的抽样问卷调查,阐述其在服务范围、服务对象及服务销量分布三方面的特征.并根据广州生产性服务业目前的发展水平,以及对珠三角制造业 企业市场的抽样问卷调查,从供给水平和市场需求两个角度对广州生产性服务的外向功能特征进行了阐释.
Characteristics of external function of producer services of regional centers: Case of Guangzhou,China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0690.2005.05.004 URL 摘要
广州的生产性服务业经历了改革开放后20多年的发展,目前已具有基本经济活动功能.通过对广 州的生产性服务机构的抽样问卷调查,阐述其在服务范围、服务对象及服务销量分布三方面的特征.并根据广州生产性服务业目前的发展水平,以及对珠三角制造业 企业市场的抽样问卷调查,从供给水平和市场需求两个角度对广州生产性服务的外向功能特征进行了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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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特征与模式研究——基于地级市的实证分析 [J].
<p>2000 年以后，中国生产性服务业高速发展，产业格局逐渐形成。利用2000 年、2005 年和2010 年3 个年份地级市行业从业人员的数据，通过区位基尼系数和空间自相关性分析，发现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在地理空间中整体呈现点状集中的模式，进而对不同行业的集聚特点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信息服务业和商务服务业是首位城市集聚模式，科研技术服务业和房地产业是位序规模分布的模式，金融业则是均衡分布的模式。最后，结合主要城市行业的相对优势度分析，得出随着从业人员的增加，承担的生产性服务功能更加综合，符合中心地理论的特点，在省域和城市群内各城市具有较好的职能分工和互补性。</p>
Spatial cluster characteristics and modes of producer services in China .
<p>2000 年以后，中国生产性服务业高速发展，产业格局逐渐形成。利用2000 年、2005 年和2010 年3 个年份地级市行业从业人员的数据，通过区位基尼系数和空间自相关性分析，发现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在地理空间中整体呈现点状集中的模式，进而对不同行业的集聚特点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信息服务业和商务服务业是首位城市集聚模式，科研技术服务业和房地产业是位序规模分布的模式，金融业则是均衡分布的模式。最后，结合主要城市行业的相对优势度分析，得出随着从业人员的增加，承担的生产性服务功能更加综合，符合中心地理论的特点，在省域和城市群内各城市具有较好的职能分工和互补性。</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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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来自中国222个城市的经验证据 [J].
本文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基础 之上,结合新古典经济学和城市经济学理论尝试性地提出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理论框架,探索研究了中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成因与发展趋势,并采用全国222 个地级以上城市的截面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知识密集度、信息技术水平、城市和政府规模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有显著的影响,并表现出一定的区域差异 性,与制造业集聚相比,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不论在受地理因素影响方面,还是受累积循环因果关系影响方面都较弱。另外,根据服务业集聚与城市规模非线性关系研 究表明,由于中国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存在截然相反的集聚路径,这使得中国东部地区城市将长期存在集聚效应,而中西部地区在城市相对规模达到一定的熵值后集聚 效应开始递减,为此,文章提出了中国城市差异化发展战略的政策措施。
Research on producer service agglomeration and the influence factors in perspective of new economic geography .
本文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基础 之上,结合新古典经济学和城市经济学理论尝试性地提出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理论框架,探索研究了中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成因与发展趋势,并采用全国222 个地级以上城市的截面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知识密集度、信息技术水平、城市和政府规模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有显著的影响,并表现出一定的区域差异 性,与制造业集聚相比,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不论在受地理因素影响方面,还是受累积循环因果关系影响方面都较弱。另外,根据服务业集聚与城市规模非线性关系研 究表明,由于中国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存在截然相反的集聚路径,这使得中国东部地区城市将长期存在集聚效应,而中西部地区在城市相对规模达到一定的熵值后集聚 效应开始递减,为此,文章提出了中国城市差异化发展战略的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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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服务业核算及其存在的问题研究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4565.2004.07.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服务业核算包括生产核算和使用核算,服务业生产核算也就是服务业的增加值核算,服务业使用核算也就是服务的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进出口核算。本文重点介绍我国服务业的范围和核算方法,探讨其存在的问题,阐述国家统计局改进服务业核算的进一步举措。 一、服务业的范围及其
A Study on the Measurement of Service Industry and Related Issues in China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4565.2004.07.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服务业核算包括生产核算和使用核算,服务业生产核算也就是服务业的增加值核算,服务业使用核算也就是服务的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进出口核算。本文重点介绍我国服务业的范围和核算方法,探讨其存在的问题,阐述国家统计局改进服务业核算的进一步举措。 一、服务业的范围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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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服务业增加值的核算问题 [J].
本文集中讨论我国服务业增加值中存在的问题，由于历史原因和服务业本身的一些特点，我国现价服务业增加值被严重地低估了，服务业增长率计算也可能存在着偏差。对服务业增加值的以往研究均受到基础数据的限制而未能根本地解决这些问题。服务业统计核算的缺陷严重地阻碍着经济分析和经济政策。因此，改善我国服务业统计核算是当务之急。从长远的角度来说，服务业增加值核算的改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统计调查的完善。但是，在现有的条件下，仍然有很大的改善余地。
On estimation of value added of service sector in China .
本文集中讨论我国服务业增加值中存在的问题，由于历史原因和服务业本身的一些特点，我国现价服务业增加值被严重地低估了，服务业增长率计算也可能存在着偏差。对服务业增加值的以往研究均受到基础数据的限制而未能根本地解决这些问题。服务业统计核算的缺陷严重地阻碍着经济分析和经济政策。因此，改善我国服务业统计核算是当务之急。从长远的角度来说，服务业增加值核算的改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统计调查的完善。但是，在现有的条件下，仍然有很大的改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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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Migrants Follow Market Potentials? An Estimation of a New Economic Geography Model [J].https://doi.org/10.1093/jnlecg/lbh02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New Economic Geography models describe a cumulative process of spatial agglomeration. Firms tend to cluster in locations with good access to demand, and similarly, workers are drawn to regions with good access to sources of supply. This paper provides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this forward linkage that relates labour migrations to the geography of production through real wage differentials. In the spirit of Hanson (1998), we use bilateral migration data for five European countries over the 1980s and 1990s to perform quasi-structural estimations of a new economic geography model derived from Krugman (1991). The results show strong evidence in favor of this model. As expected, migrants do follow market potentials that measure the access to sources of supply. Moreover, we provide estimates for all key parameters of the model. These estimates suggest that a sudden emergence of a core-periphery pattern is unlikely within European countries; centripetal forces are too limited in geographical scope, and mobility costs are too 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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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industries: a geographical appraisal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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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 Size and Economie Growth: A New Framework and Some Evidence From Cross-section and Time-series Data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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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Growth in a Cross Section of Countries [J].https://doi.org/10.2307/293794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In neoclassical growth models with diminishing returns to capital, a country's per capita growth rate tends to be inversely related to its initial level of income per person. This convergence hypothesis seems to be inconsistent with the cross-country evidence, which indicates that per capita growth rates for about 100 countries in the post-World War II period are uncorrelated with the starting level of per capita product. However, if one holds constant measures of initial human capital-measured by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enrollment rates - there is evidence that countries with lower per capita product tend to grow faster. Countries with higher human capital also have lower fertility rates and higher ratios of physical investment to GDP. These results on growth, fertility, and investment are consistent with some recent theories of endogenous economic growth. With regard to government, the cross-country data indicate that government consumption is inversely related to growth, whereas public investment has little relation with growth. Average growth rates are positively related to political stability, which may capture the benefits of secure property rights. There is also some indication that distortions of investment-goods prices are adverse for growth. Finally, the analysis leaves unexplained a good deal of the relatively weak growth performances of countries in sub- Saharan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P>(This abstract was borrowed from another version of this i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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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hanced Routines for Instrumental Variables/GMM Estimation and Testing [J].https://doi.org/10.1007/s00355-006-0152-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We extend our 2003 paper on instrumental variables (IV) and GMM estimation and testing and describe enhanced routines that address HAC standard errors, weak instruments, LIML and k-class estimation, tests for endogeneity and RESET and autocorrelation tests for IV estim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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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 Access Impact on Individual Wages: Evidence from China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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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M with Weak Identification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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