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科学  2017 , 37 (11): 1632-1639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7.11.004

Orginal Article

中国地方政府科技财政支出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来自工业企业数据库的证据

王丰龙12, 曾刚12, 周灿3, 张传勇24

1.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上海 200062
2.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上海 200062
3.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上海 200241
4.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上海 200433

Effects of Local Expenditure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n Firm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Chinese Industrial Enterprises Database

Wang Fenglong12, Zeng Gang12, Zhou Can3, Zhang Chuanyong24

1. The Center for Modern Chinese City Studi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2. Institute of Urban Developmen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3. School of Urban and Regional Scienc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4. School of Economic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中图分类号:  K902;F12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690(2017)11-1632-08

通讯作者:  通讯作者:曾刚,教授。E-mail:gzeng@re.ecnu.edu.cn

收稿日期: 2016-12-12

修回日期:  2017-04-13

网络出版日期:  2017-11-20

版权声明:  2017 《地理科学》编辑部 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601144,41371147,41271165)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研究专项(2016YFC0502701)资助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王丰龙(1988-),男,内蒙古赤峰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行为地理学、政治地理学和计量地理学。E-mail:flwang@iud.ec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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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主创新是中国重要的国家战略之一,各级政府纷纷给予企业创新活动多方面的财政支持。然而,经济地理学很少考察政府财政支持对创新的具体效应,其他学科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缺乏定论。为弥补这一缺憾,本文运用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大样本数据和多层次回归模型,分析了全国地级市政府科技财政支出对当地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对创新的支持效果存在异质性。从全国整体情况看,地方政府科技支出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不显著,但东部地区、大城市例外;政府科技支出对国企和大中型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强。该结论对于政府检视地方政府科技扶持政策效果和调整政府在科技创新方面的财政分配方案具有参考意义。

关键词: 科技财政支出 ; 创新产出 ; 区域差异 ; 多层次模型 ; 工业企业数据库

Abstract

Promotion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is one of the major national strategies in China. Both the central and local states have provided a lot of fiscal subsidies for innovation activities of corporations. However, not many studies in economic geography have paid attention on this issue. While the economists and management researchers have done some initial analyses of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ubsidies or tax remission provided by government on firm innovation,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re contradictory and the empirical evidences are inconsistent. Moreover, few studies have considered the inter-level interactions on this issue. This paper tries to narrow the gap by examining the effects of local fiscal expenditures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n firm innovation based on multi-level regression models. The data is drawn from China City Statistical Yearbook and Chinese Industrial Enterprises Database, which are by far the most comprehensive and widely used database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in China. It is found that the local fiscal expenditures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s insignificant effects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manufacturing firms at the national level. However, further analyses reveal that local fiscal expenditures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o promote firm innovation in the eastern China or the large cities with population over 2 million. Fiscal expenditures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lso has significant and positive effects on large corporations or state-owned firms. These findings have important policy implications.

Keywords: expenditure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innovation performance ; regional difference ; Multi-level model ; Chinese Industrial Enterprises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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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丰龙, 曾刚, 周灿, 张传勇. 中国地方政府科技财政支出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来自工业企业数据库的证据[J]. 地理科学, 2017, 37(11): 1632-1639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7.11.004

Wang Fenglong, Zeng Gang, Zhou Can, Zhang Chuanyong. Effects of Local Expenditure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n Firm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Chinese Industrial Enterprises Database[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 37(11): 1632-1639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7.11.004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经济总量和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减缓,土地和劳动力成本上升,之前依赖出口贸易和城市扩张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在这一背景下,提高国内自主创新能力和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成为新时期国家发展的战略重点。2016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中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中央和地方政府也不断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出台大量鼓励创新活动、补贴创新企业的政策。据国家财政部国库司统计,2016年全国科学技术支出6 568亿元,比2015年增长12%,远高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增长率(6.4%)[1];三安集团发布的《光电年报》披露,2010~2012年间三安光电共获得政府直接补贴约15亿元[2];同花顺2013年企业年报显示,1 572家上市企业中70%获得了政府补贴[3];《时代周报》报道,2015年中央和地方政府对中国新能源汽车的财政补贴达千亿元之多[4]

然而,政府对创新的财政投入不一定能取得预期效果。一方面,由于政府和企业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企业骗取创新补贴的现象时有发生。如国家信息中心资源开发部主任徐长明指出,2015年1~10月中国新能源汽车上牌量仅为企业公布销量的一半,二者近7万辆的差距很可能是车企假售后将电池拆分倒卖骗取补贴所致[5]。另一方面,政府对创新活动的投资可能通过推高创新要素的价格和降低企业投入创新的积极性而挤出企业的创新投入。那么,目前中国地方政府对创新的财政投入到底有没有推动企业的创新产出?不同地区财政投入对企业创新产出的促进效果有何差异?这些问题理应成为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重要问题。遗憾的是,目前经济地理学研究很少考察政府财政投入对企业创新产出的作用。这既不符合中国政府强势影响企业创新活动的现状,也不利于检视现有政府创新投入的有效性及提出更有针对性的创新培育政策。为此,本文力图整合不同学科的研究成果,利用工业企业数据分析地方政府创新投入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

1 文献综述

经济地理学主要基于产业集群、创新网络和创新系统3个理论视角分析企业创新活动。其中,产业集群理论认为相关企业的集聚有利于隐性知识的分享从而激发创新[6],因此聚焦于邻近性和制度嵌入对企业创新的影响[7]。创新网络理论认为企业不仅通过与本地相关企业和人员交流获得创新的灵感(本地蜂鸣;local buzz),还通过与区域外重要公司的战略合作获取新知识(全球管道;global pipeline)[8],因此强调网络联系对企业创新的影响[9, 10]。创新系统理论认为创新是一个系统过程[11],因此侧重分析创新环境对创新活动的影响及政府对创新系统的组织、建设和维护作用[12, 13]。总体上,产业集群和创新网络理论强调企业间关系对创新的影响(① 注:波特的钻石结构模型虽然也提出了政府的作用,但是更强调产业发展,而没有集中讨论创新活动。),只有创新系统理论更多涉及政府对创新的作用。

国内地理学界较早就引入了创新系统的概念和理论框架[13],一些经济地理学者还分析了中国区域创新系统的地区差异[14]、演变特征[15]和影响因素[16]。不过,经济地理学研究很少定量分析政府投入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目前,只有部分经济管理学研究探讨过这一问题。不过,已有研究往往仅考察政府财税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而对另外2种政府影响企业创新的形式(直接资助研究项目和维护区域内良好的创新环境和公共产品服务)[17]较少涉及,且现有研究的结论不甚相同[18~20]。一些研究发现政府的研发支持提高了企业研发投入强度[21~23],政府财政资助、补贴或税收减免提升了企业的创新绩效[2, 21, 23~25]。另一些研究则发现,政府的研发资助和创新补贴对于促进企业研发活动和创新产出作用不大[26, 27],甚至挤出了企业研发投入[17, 28]、造成市场失灵[29]。还有研究发现,政府补贴对企业新产品开发的促进作用存在适度区间,高额补贴反而抑制了企业创新[3, 30]。还有部分学者指出,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因企业规模[31]、所有制性质[32]、技术水平[33, 34]、地区背景[35]、分析尺度[19]和补贴类型[36]等而异。

综上,尽管目前经济地理学者意识到了政府对区域和企业创新产出有重要影响,但是鲜有研究考察政府财政投入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具体效应。经济和管理学者开展了一些实证分析,但是缺乏定论。更重要的是,已有研究主要考察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由于政府补贴发放往往有一定的条件,因此那些获得政府研发补贴的企业不是随机样本[37],基于这些样本的研究结论不一定能够推广到所有企业。另一方面,由于不同财政支持形式的影响效果不同,因此除了考察研发补贴的影响外,还有必要进一步考察政府在公共创新平台和服务中的财政支出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

2 理论假设和研究设计

2.1 理论假设

从理论出发,政府财政支持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方向无法确定。从外部性视角出发,政府创新资源投入能够提升企业创新绩效。首先,由于技术创新投入高、风险大,而很多小企业资金不足、无力承担巨额的研发费用和研发失败的损失[38],因此政府提供的创新支持有助于企业降低研发风险、提升创新产出;第二,由于技术创新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私人创新回报偏低[39],难以仅靠市场规律实现创新投资盈利[40],因此政府的财政支持能够减少企业创新活动收益的外部性,使创新变得有利可图,进而推动企业创新产出增长;第三,政府的支持能向私人投资者传递利好信号[41],从而增加企业的创新活动。而如果从信息不对称和寻租等视角出发,政府财政的研发支出不一定会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首先,由于政府对不同企业的创新动机和能力的信息不完整,不可避免会造成部分企业骗取补贴,从而打击真正投入创新活动企业的积极性[42];其次,政府创新补贴会引导企业放弃自身创新项目而转投到政府鼓励的方向(替代效应)[31],甚至会推高要素市场价格和企业研发成本、降低企业创新投资的效益(挤出效应)[22];第三,由于政府官员寻租和代理风险的存在,企业将花费非生产性支出用于争取政府的研发资助,从而造成资源浪费,降低企业从事研发活动的积极性[3]。因此,各地政府财政支出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具体影响有待实证检验。

2.2 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分析政府公共科技支出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其中,政府公共科技支出的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43]中地级市公共财政支出中的科研技术支出。企业的创新产出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企业新产品产值。工业企业数据库囊括了中国大陆境内所有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是目前最全面的企业数据库。本文选取2007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因为学界普遍认为2007年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变量较为完整、数据质量较高,且被很多研究采用[44],便于对照。参照已有研究的处理方式[3, 32],本文主要选取制造业企业进行分析,删除了采矿业、电力、燃气和水的生产供应企业;从业人员数小于10人的企业;年龄不足1 a的企业;除利润外相关变量为负或0的企业;位于省管县的企业;外资和港澳台控股企业。最终的样本量为237 203家企业,其基本特征如表1所示。

表1   制造业企业样本特征

Table 1   Sample profile of the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变量单位/类型均值标准差
新产品产出12826.7371043.0
政府科技财政支出万元18740.489438.2
企业研发投入490.120343.6
年均从业人员数193.8795.4
广告费185.96687.3
利润总额5790.086351.5
职工教育费34.7325.5
管理费用3889.852017.3
企业年龄8.59.1
行业类型重工业55.48%-
轻工业44.52%-
企业规模大型0.71%-
中型8%-
小型91.29%-
企业所有制国有控股5.36%-
集体控股8.08%-
私人控股86.57%-
城市规模中小城市(100万人以下)30.39%-
大城市(100万~200万人)29.27%-
特大城市(200万人以上)40.34%-
区域位置东部73.77%-
中部18.59%-
西部7.65%-

注:“-”表示百分比的统计不适用于计算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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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多层次回归分析方法。该方法是处理层次结构数据(本研究中的城市和企业构成二层嵌套结构)的主流方法[45],能够防止因组内个体相关性导致的估计偏误或基于群体推断个体的区群谬误(Ecological fallacy)。本文假设不同城市企业创新产出的差异主要由其所在城市平均水平的差异导致,而地方财政对于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斜率相同,从而可以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知识生产函数构建如下多层次随机截距回归模型:

ln(Newij)=αj+βln(Scij)+ξControlij+υj+εij

式中,Newijj城市i企业的新产品产值,Scij为地级市j的科学技术财政支出,Controlij为控制变量,vj为城市层级的随机效应,εij为残差项。新产品产值作为衡量企业创新产出的重要指标,较专利数更能反映创新的商业化水平,并且能够防止部分企业因为专利门槛要求或出于商业机密考虑不愿意对创新产出申请专利的偏差。本文涵盖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的研发投入、企业规模、年龄、所有制、管理费用、利润和城市级别等。其中,企业研发投入是企业知识生产函数的重要变量;企业进行创新投入的概率往往随着年龄增长而递减[46];企业规模与创新能力往往呈正相关关系[47];企业所有制类型和构成对企业的创新产出也有重要影响[48],国有企业往往更具有创新性[49]。尽管研发人员数也是重要的创新投入要素,但是由于研发人员比较难界定,且对传统产业的企业创新影响不显著[50],研究中未予考虑。参考已有研究[32],本文还控制了行业类型、广告费、管理费、职工教育费、利润额等变量的影响。模型的参数由Stata 13.0软件估计获得。

3 实证结果

表2列出了OLS回归和多层次回归的结果。其中,组内相关系数(ρ)是判断多层次模型是否合适的常用指标[51],其含义是被解释变量方差中组内相关性能解释的百分比,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这一数值一般在0.05~0.25之间[45],其数值越大表示越需要采用多层次模型。在本研究中ρ为0.089,多层次模型与OLS模型的LR检验高度显著,表明有必要采用多层次分析模型。多层次回归模型中多个变量系数的显著性与OLS模型存在较大差异。尽管OLS模型显示,在控制企业特征后,政府科技财政支出对企业创新产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多层次回归结果显示,政府的科技财政支出对企业创新没有显著影响。这一结果表明,全国范围内地方政府科技财政支出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城市间的差异,但是不同城市政府创新投入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强度(斜率)不同。其余变量的系数与已有研究[32, 47~50]的发现基本一致,其中企业研发投入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最大。与已有研究[46]不同的是,企业年龄的影响为正,表明在中国工业企业整体年轻的背景下,经得住时间检验的企业创新能力更强。不过由于这些控制变量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文中不予详细讨论。

表2   OLS和多层次回归分析结果

Table 2   Results of OLS and Multilevel Regression

变量名OLS回归多层次模型
系数P系数P
政府科技财政支出0.113***0.000.0350.38
企业研发投入0.455***0.000.443***0.00
年均从业人员数0.016**0.030.092***0.00
广告费0.062***0.000.055***0.00
利润总额0.016***0.000.024***0.00
职工教育费0.039***0.000.014***0.00
管理费用0.106***0.000.094***0.00
企业年龄0.004***0.000.005***0.00
行业类型 (轻工业=1)0.0010.89-0.069***0.00
企业规模(大型=0)
中型-1.972***0.00-1.997***0.00
小型-2.767***0.00-2.771***0.00
所有制 (国有控股=0)
集体控股-0.350***0.00-0.393***0.00
私人控股-0.240***0.00-0.345***0.00
城市级别 (中小城市=0)
大城市-0.030**0.030.214*0.06
特大城市-0.437***0.00-0.0710.70
区域分类 (东部=0)
中部-0.168***0.00-0.0320.77
西部0.725***0.000.548***0.00
常数项1.573***0.001.785***0.00
随机截距的标准差0.752
组内相关系数(ρ)0.089
LR 检验 (vs. OLS 模型)19027.18***
AdjR2 / -2*Log likelihood0.2101089205
N237203237203

注:******分别表示回归模型系数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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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政府科技支出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很可能存在异质性,本文进一步分析了政府科技财政支出对不同区域、城市级别、所有制和企业规模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结果如表3所示。为了节省空间,表中没有列出控制变量的系数。分析结果支持异质性的假定。首先,政府的科技财政支出对于东部地区的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对中西部地区的企业没有显著影响。这说明,政府创新投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这很可能由于东部地区的市场环境较好、政府管理水平较高、要素市场扭曲度较低、资源配置更有效、知识产权保护更完善,因此政府的创新资源投入更容易推动企业的创新产出[3, 32]。这一结论与孔淑红等的中部地区政府的税收优惠对技术市场成交额有促进作用[52]的结论不同,这侧面表明政府税收优惠与政府科技财政支出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理不同。

表3   政府科技支出对企业创新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Table 3   Heterogeneous effects of S&T expenditure on firm innovation

区域差异东部中部西部
系数0.132***-0.017-0.128
P0.0030.7450.312
城市级别特大城市大城市中小城市
系数0.158***-0.0140.021
P0.0020.8280.709
企业所有制国有控股集体控股私人控股
系数0.131**0.0600.025
P0.0130.1780.531
企业规模大型中型小型
系数0.758***0.150*0.020
P0.0000.0580.581

注:******分别表示回归模型系数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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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政府科技财政支出对特大城市企业创新产出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其他城市没有显著影响。这表明,中国特大城市的创新资源配置效率较高,政府的科技支出在特大城市能发挥出积极的效应,这符合政府公共资源配置存在规模效应的规律:一方面,特大城市具有雄厚的财政收入,因此有能力建设高水平的创新孵化、扶持设施;另一方面,特大城市具有大量进行创新的企业,能够充分发挥公共创新设施的效益。这也暗示很多大城市和中小城市没有必要投入过多的财政资源建设公共创新设施,而应选择与中心城市合作或在某一专门的方面进行集中投资。

再次,政府科技支出对国有控股企业的创新产出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而对其他企业影响不大。这表明,尽管政府的科技支出具有公共性,但是国有企业更容易通过其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充分利用政府的科技资源,形成自身的创新产出。这反过来说明,目前民营企业在享受政府公共服务中仍存在一定的限制,政府对科技资源的公共投入对民营企业创新的带动作用有限。这与杨洋等发现政府补贴对民营企业创新绩效激励作用更明显的结论不同[32],可能是由于政府补贴的发放对于民营企业具有更强的选择性,导致杨洋等所研究的样本中民营企业的创新产出效率普遍较高。

最后,政府科技支出主要对大中型企业的创新产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小企业影响不大。这一结论与白俊红的发现[25]类似,表明大企业比小企业更能通过强大的技术转化能力和营销网络将政府的公共创新资源为自身创新所用。不过,这一结论不能被过分解读。一方面,由于小企业数量庞大,水平参差不齐,因此不能忽略仍然有很多小企业的创新产出效率远高于平均水平,上述结论也不等于小企业在专利等其他形式创新产出上不如大企业。另一方面,这一结论不能成为政府放弃扶持中小企业创新的借口,恰恰相反,政府应从公平性和需求度出发,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多、更有针对性的创新支持。

4 结论与讨论

基于工业企业数据库,研究利用多层次回归模型分析了地级市政府科技财政支出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结果表明,尽管在全国层面,控制各城市的初始水平后政府科技支出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不显著,但是东部地区和大城市的科技财政支出对企业创新产出有显著的推动作用,说明东部地区政府的创新资源配置效率更高,且公共创新资源的配置存在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政府科技支出对国企和大中型企业的促进作用也更为显著,说明目前国有企业和大企业是政府公共科技投入的主要受益者,他们对创新资源的获取和转化能力更强。本文的研究深化了区域创新系统研究中对政府角色的探讨,有助于推进区域创新系统研究从对不同要素“组合”的整体评估转向对不同要素之间关系的定量分析。

本研究的结论具有较强的政策意义。由于东部地区和特大城市政府科技支出对企业创新产出有更强的促进作用,因此国家在分配公共创新资源时不能搞区域平均主义,而是要集中投入在东部地区和特大城市。不过,为了防止这一政策导致中西部地区和中小城市陷入发展悖论——这些地区有更高的创新投入需求但是吸收和利用创新资源的能力更低[53],应该一方面加强城市间合作以实现创新资源的共享,另一方面鼓励中西部地区和中小城市政府学习东部地区和特大城市的创新资源配置经验,逐步推动落后地区的创新发展。类似地,国有企业和大企业在政府财政科技投入中收益更大,说明公共财政支出不足以推动中小企业的创新,政府应该额外扶持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动,通过提供补贴或减免等形式推动中小企业增加创新投入、加强创新成果转化。为了防止创新补贴的资源错配,政府应该制定明确的发放标准,根据企业的创新绩效动态分配补贴指标。

最后,尽管本文基于大样本数据对政府和企业的创新关系进行了探索性分析,但是受数据所限,本研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首先,由于其他年份指标不完整、数据质量不好,本文没有采用最新的数据或面板数据,因此不能反映最新的情况,也未能完全控制时间效应——一般政府的公共投入除了有当期效应外,可能还对未来的创新活动有重要影响。其次,本文仅考察了一种企业创新产出指标和政府创新投入指标,没有考虑政府科技支出对其他企业创新指标(如专利、生产效率等)的影响,也没有比较政府科技财政支出与其他扶持形式(如补贴、税收优惠和政府采购)效果的差异。最后,受篇幅和研究方法限制,本文未证实政府财政科技支出影响企业创新产出的具体机制,也没有考察区域创新环境因素(如集聚度、制度、网络联系等)的调节效应。未来的研究可以对上述问题做进一步探讨。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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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政府创新补贴的绩效研究

[J]. 经济研究, 2014, 49(7): 4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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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是目前政府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主要路径。我国政府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补贴金额巨大,但补贴的绩效如何,理论界缺乏对这些问题的系统研究。本文首先选择了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很好代表性的证券市场作为研究样本来源,通过手工方式从上市公司非指定公开披露信息,如招股说明书、定期报告、日常信息披露资料以及公司网站等,搜集整理出满足创新建模需要的2010—2012年连续三年的创新投入产出系统数据;其次,构建了包含外溢效应的超越对数CDM模型、并应用迭代3阶段最小二乘法(IT3SLS),试图对我国政府自2010年以来关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创新补贴的绩效进行实证研究;再次,采用偏最小二乘法(PLS)对影响创新补贴绩效的主要因子进行了分析。本文发现:(1)政府对战略性新兴产生创新补贴的绩效是显著的,创新的外溢效应也是显著的;(2)外溢效应产出弹性系数远大于政府补贴的产出弹性系数,表明政府创新补贴对单个企业本身产出绩效作用并不大;(3)公司治理与财务风险状况对政府创新补贴绩效有显著影响,从PLS估计结果系数大小来看,对创新补贴绩效影响从大到小依次为:资产负债率、独立董事占比、综合杠杆系数、固定资产比率、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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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补贴对企业新产品创新的影响——基于补贴强度“适度区间”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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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倍差法与生存分析方法系统地评估了政府补贴对企业新产品创新的微观效应。实证研究发现,只有适度的补贴才能够显著激励企业新产品创新,而高额度补贴却抑制了企业新产品创新,补贴强度的"适度区间"为[0.0009,0.0399]且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中介效应模型检验表明,"寻补贴"投资是高额度补贴抑制企业新产品创新的一个重要渠道。本文还考察了补贴的创新激励效应在不同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地区的差异,发现更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强化了补贴对企业新产品创新的促进作用。最后,本文进一步采用生存分析方法研究政府补贴对企业新产品创新持续时间的影响,发现政府补贴总体上延长了企业新产品创新的持续时间,但主要是体现在适度补贴上,而高额度补贴则倾向于缩短企业新产品创新的持续时间。本文对于补贴政策调整具有重要启示意义,近年来政府给予企业的补贴强度不断提高,而本文研究则发现补贴强度的"适度区间"趋于下降,因此政府需要动态地将补贴强度下调至适度区间内,以更大程度地发挥补贴对创新的激励作用。

[Mao Qilin, Xu Jiay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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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2015(6): 94-107.]

URL      [本文引用: 5]      摘要

本文采用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倍差法与生存分析方法系统地评估了政府补贴对企业新产品创新的微观效应。实证研究发现,只有适度的补贴才能够显著激励企业新产品创新,而高额度补贴却抑制了企业新产品创新,补贴强度的"适度区间"为[0.0009,0.0399]且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中介效应模型检验表明,"寻补贴"投资是高额度补贴抑制企业新产品创新的一个重要渠道。本文还考察了补贴的创新激励效应在不同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地区的差异,发现更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强化了补贴对企业新产品创新的促进作用。最后,本文进一步采用生存分析方法研究政府补贴对企业新产品创新持续时间的影响,发现政府补贴总体上延长了企业新产品创新的持续时间,但主要是体现在适度补贴上,而高额度补贴则倾向于缩短企业新产品创新的持续时间。本文对于补贴政策调整具有重要启示意义,近年来政府给予企业的补贴强度不断提高,而本文研究则发现补贴强度的"适度区间"趋于下降,因此政府需要动态地将补贴强度下调至适度区间内,以更大程度地发挥补贴对创新的激励作用。
[4] 刘科, 傅明, 谭力峰.

国务院调查结果呼之欲出谁在骗取新能源车补贴

[N/OL].时代周报. 2016-04-19. .

URL      [本文引用: 1]     

[Liu Ke, Fu Ming, Tan Lifeng.

The results of the State Council investigation is ready to release, who is in the fraud of new energy vehicles subsidies

? Zeit Online. 2016-04-19.

URL      [本文引用: 1]     

[5] 刘晓林, 刘俊晶.

新能源车骗补内幕:空壳公司套取上亿补贴

[N/OL]. 经济观察报. 2016-01-17. .

URL      [本文引用: 1]     

[Liu Xiaolin, Liu Junjing.

Inside story of new energy vehicles: shell companies gain hundreds of millions cash subsidiesby cheating

. The Economic Observer .2016-01-17.]

URL      [本文引用: 1]     

[6] 王缉慈, 童昕.

简论我国地方企业集群的研究意义

[J]. 经济地理, 2001, 21(5): 550-553.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8462.2001.05.00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全球经济中 ,国家竞争优势不能只依靠国内的全球性企业 ,更重要的是那些扎根于国土上的企业集群。如何提高地方企业集群内部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 ,促进企业集群的生产系统与知识系统的有机结合 ,加强企业集群内部的企业分工与合作 ,以及如何寻找发展内力和整合外部信息的接合方式 ,成为区域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关键问题。这个当今公共政策的重要课题需要多学科跨领域地商讨解决 ,急需经济地理学者的积极参与。本文简明扼要地论述了在我国研究地方企业集群的意义

[Wang Jici, Tong Xin.

The research agenda on local clusters of enterprises in China.

Economic Geography, 2001, 21(5): 550-553.]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8462.2001.05.00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全球经济中 ,国家竞争优势不能只依靠国内的全球性企业 ,更重要的是那些扎根于国土上的企业集群。如何提高地方企业集群内部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 ,促进企业集群的生产系统与知识系统的有机结合 ,加强企业集群内部的企业分工与合作 ,以及如何寻找发展内力和整合外部信息的接合方式 ,成为区域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关键问题。这个当今公共政策的重要课题需要多学科跨领域地商讨解决 ,急需经济地理学者的积极参与。本文简明扼要地论述了在我国研究地方企业集群的意义
[7] Boschma R A.

Proximity and innovation: A critical assessment

[J]. Regional Studies, 2005, 39(1): 61-74.

https://doi.org/10.1080/003434005200032088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Boschma R. A. (2005) Proximity and innovation: a critical assessment, Regional Studies39, 61-74. A key issue in economic geography is to determine the impact of geographical proximity on interactive learning and innovation. We argue that the importance of geographical proximity cannot be assessed in isolation, but should always be examined in relation to other dimensions of proximity that may provide alternative solutions to the problem of coordination. We claim that geographical proximity per se is neither a necessary nor a sufficient condition for learning to take place. Nevertheless, it facilitates interactive learning, most likely by strengthening the other dimensions of proximity. However, proximity may also have negative impacts on innovation due to the problem of lock-in. Accordingly, not only too little, but also too much proximity may be detrimental to interactive learning and innovation. This may be the case for all five dimensions of proximity discussed in the paper, i.e. cognitive, organizational, social, institutional and geographical proximity. Finally, the paper presents a number of mechanisms that offer, by their own, or in combination, solutions to the problems of coordination and lock-in. That is, they enhance effective coordination and control (solving the problem of too little proximity), while they prevent actors to become locked-in through ensuring openness and flexibility (solving the problem of too much proximity). Boschma R. A. (2005) La proximité et l'innovation: une évaluation, Regional Studies39, 61-74. Dans la géographie économique, la détermination de l'impact de la proximité géographique sur l'apprentissage interactif et l'innovation est capitale. Cet article affirme que l'on ne peut évaluer l'importance de la proximité géographique isolément. Plut00t, on devrait l'examiner toujours par rapport à d'autres dimensions de la proximité qui pourraient fournir des réponses alternatives à la question de la coordination. On affirme que la proximité géographique en soi ne constitue une condition ni préalable, ni suffisante, pour que l'apprentissage ait lieu. Néanmoins, elle facilite l'apprentissage interactif en renforcant, très vraisemblablement, les autres dimensions de la proximité. Cependant, il se peut que la proximité ait des retombées négatives sur l'innovation, à cause du problème de l'enfermement. Par la suite, non seulement trop peu de proximité, mais aussi trop de proximité pourraient s'avérer nuisibles à l'apprentissage interactif et à l'innovation. Cela vaudrait pour toutes les cinq dimensions de la proximité présentées dans cet article, à savoir la proximité cognitive, organisationnelle, sociale, institutionnelle et géographique. Pour finir, on présente quelques mécanismes qui fournissent, indépendamment ou conjointement, des réponses aux problèmes de la coordination et de l'enfermement. C'est-à-dire, ils font valoir la coordination et le contr00le effectifs (ce qui répond à la possibilité qu'il y ait trop peu de proximité), tout en empêchant l'enfermement des agents en assurant l'ouverture et la flexibilité (ce qui répond à la possibilité qu'il y ait trop de proximité). Boschma R. A. (2005) N01he und Innovation: eine kritische Beurteilung, Regional Studies39, 61-74. Vom Standpunkt der Wirtschaftsgeographie gesehen, spielt die Bestimmung der Auswirkung geographischer N01he auf interaktives Lernen und Innovation eine Schlüsselrolle. Der Autor vertritt die Auffassung, da08 die Bedeutung der geographischen N01he nicht isoliert werden kann, sondern immer in Bezug auf andere Dimensionen der N01he untersucht werden sollte, die alternative L02sungen für das Problem der Koordination liefern k02nnten. Der Autor behauptet, da08 geographische N01he an sich weder eine notwendige noch eine ausreichende Bedingung dafür ist, da08 Erwerb von Kenntnissen stattfindet. Nichtsdestoweniger erleichtert es interaktives Lernen, h02chstwahrscheinlich dank Festigung der anderen Dimensionen der N01he. Das Problem des Sich-gebunden-fühlens kann sich jedoch auch negativ auf Innovation auswirken. Dementsprechend kann sich nicht nur zu wenig N01he, sondern auch zu viel N01he nachteilig auf interaktives Lernen und Innovation auswirken. Dies k02nnte auf alle fünf in diesem Aufsatz besprochenen Dimensionen der N01he zutreffen, d.h. auf kognitive, organisatorische, gesellschaftliche, institutionelle und geographische N01he. Abschlie08end werden verschiedene Mechanismen vorgestellt, die selbst oder in Verbindung mit anderen, L02sungen für die Probleme der Koordination und Bindungen anbieten. Das hei08t, sie best01rken effektive Koordination und Steuerung (und l02sen damit das Problem zu geringer N01he), und verhindern zugleich, da08 Spieler in Bindungen geraten, indem sie Offenheit und Flexibilit01t garantieren (das Problem überm0108iger N01he l02sen). Boschma R. A. (2005) Proximidad e innovación: un examen crítico, Regional Studies39, 61-74. Uno de los asuntos clave dentro de lo que es la geografía económica es determinar el impacto que la proximidad geográfica tiene en el aprendizaje interactivo y en la innovación. Argumentamos que la importancia de la proximidad geográfica es un hecho que no se puede examinar de forma aislada, si no que siempre debería ser analizado en relación a otras dimensiones de proximidad que pueden ofrecer soluciones alternativas al problema de co-operación. Sostenemos que la proximidad geográfica per se no es una condición ni necesaria ni suficiente para que el aprendizaje tenga lugar. No obstante, facilita el aprendizaje interactivo, con mayor probabilidad mediante el reforzamiento de las otras dimensiones de proximidad. Sin embargo, la proximidad también puede tener impactos negativos en la innovación, debido al problema de lock-in. Así pues, no sólo una escasa proximidad, sino también una proximidad excesiva puede perjudicar el aprendizaje interactivo y la innovación. Esto puede ser el caso en lo que respecta a las cinco dimensiones de proximidad que se discuten en este artículo, esto es, proximidad cognitiva, organizacional, social, institucional y geográfica. Por último, exponemos una serie de mecanismos que ofrecen, o bien por sí solos o en combinación, soluciones a los problemas de coordinación y de lock-in. Esto es, mejoran la coordinación efectiva y el control (solucionando así el problema de escasa proximidad), mientras que previenen que los actores se vuelvan locked-in mediante la garantización de claridad y flexibilidad (solucionando así el problema de proximidad excesiva).
[8] Bathelt H M A, Knowledge: local B.

Global pipelines and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creation

[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4, 28(1): 31-56.

https://doi.org/10.1191/0309132504ph469oa      URL      [本文引用: 1]     

[9] 吕国庆, 曾刚, 顾娜娜.

经济地理学视角下区域创新网络的研究综述

[J]. 经济地理, 2014, 34(2): 1-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受1990年代末期"社会转向、文化转向、制度转向"思潮影响,近年来,有关区域创新网络的研究得到了进一步扩展和延伸。经济地理学视角下区域创新网络的研究,主要从知识、网络、学习、创新等4个方面展开,集中于网络特征、空间属性和动态演化等问题的探讨。通过对国内外经济地理学者文献的梳理,从创新网络的结构、邻近性、网络演化等3个方面对区域创新网络的研究进行了介绍。在此基础上简要评价并提出了未来深化研究的初步建议。

[Lv Guoqing, Zeng Gang, Gu Nana.

Literature review of regional innovation network: An economic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

Economic Geography, 2014, 34(2): 1-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受1990年代末期"社会转向、文化转向、制度转向"思潮影响,近年来,有关区域创新网络的研究得到了进一步扩展和延伸。经济地理学视角下区域创新网络的研究,主要从知识、网络、学习、创新等4个方面展开,集中于网络特征、空间属性和动态演化等问题的探讨。通过对国内外经济地理学者文献的梳理,从创新网络的结构、邻近性、网络演化等3个方面对区域创新网络的研究进行了介绍。在此基础上简要评价并提出了未来深化研究的初步建议。
[10] Fitjar R D, Huber F.

Global pipelines for innovation: insights from the case of Norway

[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15, 15(3): 561-583.

https://doi.org/10.1093/jeg/lbu01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Using data on 418 Norwegian firms, the results confirm the hypotheses that innovative/radically innovative firms tend to be more involved in international personal and formal networks than non-innovative/incrementally innovative ones. While regional and national networks are much more widespread than international ones, they are not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innovation. International personal networks and international links with suppliers and customers and with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as well as global buzz with strangers, are positively related to innovation. This suggests that innovation management and policy, in particular in countries with a limited national innovation base, could benefit from facilitating certain international networks.
[11] Cooke P.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Competitive regulation in the new Europe

[J]. Geoforum, 1992, 23(3): 365-382.

https://doi.org/10.1016/0016-7185(92)90048-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This paper is concerned with the concept of regulation. Formerly, economic regulation was seen as a necessary corrective to capitalism's cyclical and spatially variable tendencies, enabling a competitive system of economic activity to remain in place without collapsing under the strains of its own internal centrifugal forces. Increasingly, the role of regulation has been reinterpreted, being viewed either as a major source of unnecessary restraint upon enterprise or as a necessary element in enabling firms to compete more effectivel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ole regulation can play as a form of proactive support for industry. It does so in three key sections. The first focusses upon three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regional innovation, drawing on material evidence from Japan, Germany and France. The second focusses upon regional innovation within the United Kingdom,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Wales. The third reports upon developments which have attempted to move the microregulatory structure of Wales towards European best practice within the sphere of regional innovation through a process of earning through interaction with more dynamic, institutionally networked regions in Europe. The main conclusions of the paper are that such interactive learning can produce evidence of very rapid institutional reactions, although there is a time lag before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dynamism of business is harmonized across regions. Nevertheless, the case of regulatory interven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a network innovation system in Wales testifies to the importance of a regulatory perspective which is equal to tackling the liberating, as well as the controlling, dimensions of regulatory activity.
[12] Braczyk H J, Cooke P N, Heidenreich M.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the role of governance in a globalized world[M]. London: Ucl Press, 1998 .

[本文引用: 1]     

[13] 杨兴宪, 刘毅, 牛树海.

区域创新系统研究的进展及展望

[J]. 地理科学, 2006, 26(2): 251-255.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0690.2006.02.020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区域发展的传统影响因素的作用正在减弱,区域科技创新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正在增强.作为区域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区域创新系统成为重要的研究方向.国内外学术界对区域创新系统的内涵、地位与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针对目前学术界正在开展的科技创新的区域作用与影响、区域创新系统的发展等方面的研究进展进行归纳综述,并对有关研究工作的发展进行展望.

[Yang Xingxian, Liu Yi, Niu Shuhai.

Research progress and prospects about reg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system.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06, 26(2): 251-255.]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0690.2006.02.020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区域发展的传统影响因素的作用正在减弱,区域科技创新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正在增强.作为区域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区域创新系统成为重要的研究方向.国内外学术界对区域创新系统的内涵、地位与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针对目前学术界正在开展的科技创新的区域作用与影响、区域创新系统的发展等方面的研究进展进行归纳综述,并对有关研究工作的发展进行展望.
[14] 曾刚, 李英戈, 樊杰.

京沪区域创新系统比较研究

[J]. 城市规划, 2006, 30(3): 32-38.

[本文引用: 1]     

[Zeng Gang, Li Yingge, Fan Jie.

Comparison of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of High-Tech enterprises cluster in Beijing and Shanghai.

City Planning Review, 2006, 30(3): 32-38.]

[本文引用: 1]     

[15] Sun Y.

China's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in transition

[J].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2002, 43(6): 476-492.

https://doi.org/10.2747/1538-7216.43.6.47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rough a brief examination of Chin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istory since the 1950s,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role of state is crucial for understanding the development, restructuring, and performance of China's innovation system. It traces the evolution of that system from a centrally controlled, segregated system geared toward weapons development during China's pre-reform period into one (since the early 1980s) oriented increasingly toward production of civilian goods, and seeking heightened enterprise participation and greater cooperation among industries, universities, and the government. Despite the reorientation of the system, the paper demonstrat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persistent role in guiding the change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Classification Numbers, H50, O31, O32. 1 figure, 72 references.
[16] 王伟, 孙雷.

区域创新系统与产业转型耦合协调度分析——以铜陵市为例

[J]. 地理科学, 2016, 36(2): 204-212.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6.02.006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从人地系统的视角考察区域创新系统与资源型城市转型之间的内涵关系,揭示二者之间相互耦合协调的作用机制.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赋权法并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08~2013 年铜陵市区域创新系统与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指数、耦合协调度进行测度、评价和分析.研究表明,在产业转型政策实施和区域创新系统建设条件下,铜陵市区域创新系统与资源型城市转型指数均呈增长趋势;二者的耦合协调度由低度水平跨越式上升至高度水平,呈现非线性的演变特征.并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关建议.</p>

[Wang Wei, Sun Lei.

Coupled analysis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and resource city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 case study of Tongling City.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6, 36(2): 204-212.]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6.02.006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从人地系统的视角考察区域创新系统与资源型城市转型之间的内涵关系,揭示二者之间相互耦合协调的作用机制.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赋权法并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08~2013 年铜陵市区域创新系统与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指数、耦合协调度进行测度、评价和分析.研究表明,在产业转型政策实施和区域创新系统建设条件下,铜陵市区域创新系统与资源型城市转型指数均呈增长趋势;二者的耦合协调度由低度水平跨越式上升至高度水平,呈现非线性的演变特征.并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关建议.</p>
[17] Guellec D. van Pottelsberghe De la Potterie B.

The impact of public R&D expenditure on business R&D

[J]. Economics of Innovation and New Technology, 2003, 12(3): 225-243.

https://doi.org/10.1080/10438590290004555      URL      [本文引用: 2]     

[18] 曾萍, 邬绮虹.

政府支持与企业创新:研究述评与未来展望

[J]. 研究与发展管理, 2014, 26(2): 98-109.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4-8308.2014.02.01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实践中,各国政府、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的政府总是希望并试图在企业创新实践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然而,学术界的研究却无法为政府的积极行动提供有效支撑.政府支持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企业创新,依然存在大量未能打开的“黑箱”.因此,本文对政府支持与企业创新的相关研究进行述评,希望有效推动政府支持与企业创新关系的理论与实践的发展.首先从“促进论”和“抑制论”两个方面阐述了研究的理论基础.然后对相关的经验研究进行了分析整理,并按照研究内在逻辑的发展将其划分为四种类型:政府支持整体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不同政府支持方式及其组合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情境因素的影响,中介变量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总结了现有研究的不足,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Zeng Ping, Wu Qihong.

Government support and enterprise innovation: research review and prospect.

R & D Management, 2014, 26(2): 98-109.]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4-8308.2014.02.01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实践中,各国政府、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的政府总是希望并试图在企业创新实践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然而,学术界的研究却无法为政府的积极行动提供有效支撑.政府支持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企业创新,依然存在大量未能打开的“黑箱”.因此,本文对政府支持与企业创新的相关研究进行述评,希望有效推动政府支持与企业创新关系的理论与实践的发展.首先从“促进论”和“抑制论”两个方面阐述了研究的理论基础.然后对相关的经验研究进行了分析整理,并按照研究内在逻辑的发展将其划分为四种类型:政府支持整体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不同政府支持方式及其组合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情境因素的影响,中介变量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总结了现有研究的不足,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19] David P A, Hall B H, Toole A A.

Is public R\&D a complement or substitute for private R\&D? A review of the econometric evidence

[J]. Research Policy, 2000, 29(4/5): 497-529.

https://doi.org/10.1016/S0048-7333(99)00087-6      URL      [本文引用: 1]     

[20] Hall B, Van Reenen J.

How effective are fiscal incentives for R&D?A review of the evidence

[J]. Research Policy, 2000, 29(4/5): 449-469.

https://doi.org/10.1016/S0048-7333(99)00085-2      URL      [本文引用: 1]     

[21] Czarnitzki D, Hanel P, Rosa J M.

Evaluating the impact of R\&D tax credits on innovation: A microeconometric study on Canadian firms

[J]. Research Policy, 2011, 40(2): 217-229.

https://doi.org/10.1016/j.respol.2010.09.017      URL      [本文引用: 2]     

[22] Binelli C, Maffioli A.

A micro-econometric analysis of public support to private R&D in Argentina

[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Economics, 2007, 21(3): 339-359.

https://doi.org/10.1080/02692170701390320      URL      [本文引用: 1]     

[23] Kang K N, Park H.

Influence of government R\&D support and inter-firm collaborations on innovation in Korean biotechnology SMEs

[J]. Technovation, 2012, 32(1): 68-78.

https://doi.org/10.1016/j.technovation.2011.08.004      URL      [本文引用: 2]     

[24] Almus M, Czarnitzki D.

The effects of public R&D subsidies on firms' innovation activities

[J]. Journal of Business & Economic Statistics, 2003, 21(2): 226-236.

[25] 白俊红.

中国的政府R&D资助有效吗? 来自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J]. 经济学(季刊), 2011, 10(4): 1375-1400.

[本文引用: 2]     

[Bai Junhong.

Are R&D subsidies efficientin China? Evidence from largeand medium enterprises.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2011, 10(4): 1375-1400.]

[本文引用: 2]     

[26] 朱平芳, 徐伟民.

政府的科技激励政策对大中型工业企业R&D投入及其专利产出的影响——上海市的实证研究

[J]. 经济研究, 2003(6): 45-53.

[本文引用: 1]     

[Zhu Pingfang, Xu Weimin.

On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s S&T incentive policy on the R&D input and its patent output of large and medium-sized Industrial enterprises in Shanghai

.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03(6): 45-53.]

[本文引用: 1]     

[27] Bloom N, Griffith R, Van Reenen J.

Do R&D tax credits work?Evidence from a panel of countries 1979-1997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2, 85(1): 1-31.

https://doi.org/10.1016/S0047-2727(01)00086-X      URL      [本文引用: 1]     

[28] Wallsten S J.

The effects of government-industry R&D programs on private R&D: The case of the small business innovation research program

[J]. The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0, 31(1): 82-100.

https://doi.org/10.2307/2601030      URL      [本文引用: 1]     

[29] Cooke P.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clusters, and the knowledge economy

[J].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2001, 10(4): 945-974.

https://doi.org/10.1093/icc/10.4.94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paper presents a systematic account of the idea and content of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following discoveries made by regional scientists, economic geographers and innovation analysts. It considers the conditions and criteria for empirical recognition and judgment as to whether scientifically analysed, concrete cases of innovation activity warrant the designation of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The paper concludes by claiming that the source for Europe's innovation ga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rests on excess reliance on public intervention, which signifies major market failure. The future will require widespread evolution of public innovation support systems along with stronger institu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from the private sector. Copyright 2001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0] Gorg H, Strobl E.

The effect of R&D subsidies on private R&D

[J]. Economica, 2007, 74(294): 215-234.

https://doi.org/10.1111/ecca.2007.74.issue-294      URL      [本文引用: 1]     

[31] Lach S.

Do R&D subsidies stimulate or displace private R&D?Evidence from Israel

[J]. The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2002, 50(4): 369-390.

https://doi.org/10.1111/joie.2002.50.issue-4      URL      [本文引用: 2]     

[32] 杨洋, 魏江, 罗来军.

谁在利用政府补贴进行创新?——所有制和要素市场扭曲的联合调节效应

[J]. 管理世界, 2015(1): 75-86, 98.

URL      [本文引用: 6]      摘要

本文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03~2007年)的面板数据,将从资源获取和信号传递的角度来剖析不同所有制企业如何利用政府补贴进行创新,以及要素市场扭曲对政府补贴有效性的调节效应,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要素市场扭曲与所有制的联合调节效应。结果发现:相比国有企业,政府补贴对民营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大;要素市场扭曲程度低的地区,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大;所有制对政府补贴和企业创新绩效的调节作用还依赖于要素市场的扭曲程度。

[Yang Yang, Wei Jiang, Luo Laijun.

Who use the government subsidies to innovate? Combined moderating effect of ownership and factor market distortions

. Management World, 2015(1): 75-86, 98.]

URL      [本文引用: 6]      摘要

本文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03~2007年)的面板数据,将从资源获取和信号传递的角度来剖析不同所有制企业如何利用政府补贴进行创新,以及要素市场扭曲对政府补贴有效性的调节效应,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要素市场扭曲与所有制的联合调节效应。结果发现:相比国有企业,政府补贴对民营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大;要素市场扭曲程度低的地区,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大;所有制对政府补贴和企业创新绩效的调节作用还依赖于要素市场的扭曲程度。
[33] Mahmood I P, Rufin C.

Government's dilemma: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imitation and innovation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5, 30(2): 338-360.

https://doi.org/10.2307/2015912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We consider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the process of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showing that the role of government regarding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varies over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When a country is far from the technological frontier, the government can spur economic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centralization of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ontrol, but as the economy approaches the technological frontier, government's role must change considerably,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reedom being necessary. In addition, domestic business groups can act as substitutes for governmental intervention,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can supplement governmental efforts.
[34] Lee C Y.

The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public R\&D support on firm R\&D: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multi-country data

[J]. Technovation, 2011, 31(5/6): 256-269.

https://doi.org/10.1016/j.technovation.2011.01.006      URL      [本文引用: 1]     

[35] Clausen T H.

Do subsidies have positive impacts on R&D and innovation activities at the firm level?

[J].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2009, 20(4): 239-253.

https://doi.org/10.1016/j.strueco.2009.09.004      URL      [本文引用: 1]     

[36] Czarnitzki D, Ebersberger B, Fier 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D collaboration,subsidies and R&D performance: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Finland and Germany

[J].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 2007, 22(7): 1347-1366.

https://doi.org/10.1002/(ISSN)1099-1255      URL      [本文引用: 1]     

[37] Klette T J, Moen J, Griliches Z.

Do subsidies to commercial R\&D reduce market failures? Microeconometric evaluation studies

[J]. Research Policy, 2000, 29(4/5): 471-495.

https://doi.org/10.1016/S0048-7333(99)00086-4      URL      [本文引用: 1]     

[38] Schumpeter J A.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M] . New York: Harper, 1942 .

[本文引用: 1]     

[39] Clarysse B, Wright M, Mustar P.

Behavioural additionality of R&D subsidies: A learning perspective

[J]. Research Policy, 2009, 38(10): 1517-1533.

https://doi.org/10.1016/j.respol.2009.09.003      URL      [本文引用: 1]     

[40] Tassey G.

Underinvestment in public good technologies

[J]. The 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 2004, 30(1/2): 89-113.

https://doi.org/10.1007/s10961-004-4360-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lthough underinvestment phenomena are the rationale for government subsidization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 the concept is poorly defined and its impact is seldom quantified. Conceptually, underinvestment in industrial R&D can take the form of either a wrong amount or a suboptimal composition of R&D investment. In both cases, R&D policy has not adequately modeled the relevant economic phenomena and thus is unable to characterize, explain, and measure the underinvestment. Four factors can cause systematic underinvestment in R&D-intensive industries: complexity, timing, existence of economies of scale and scope, and spillovers. The impacts of these factors vary in intensity over the typical technology life cycle, so government policy responses must be managed dynamically. In addition to understanding the causes of underinvestment in R&D, the magnitude of the deficiency relative to some ptimum must be estimated to enable a ranking of technology areas with respect to expected net economic benefits from a government subsidy. Project selection criteria must therefore be based on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indicators that represent the nature and the magnitude of identified market failures. The major requirement for management of R&D policy therefore is a methodology that regularly assesses long-term expected benefits and risks from current and proposed R&D portfolios. To this end, a three-stage process is proposed to effectively carry out R&D policy analysis. The three stages are (1) identify and explain the causes of the underinvestment, (2) characterize and assess the investment trends and their impacts, and (3) estimate the magnitude of the underinvestment relative to a perceived optimum in terms of its cost to the economy. Only after all three stages of analysis have been completed can the underinvestment pattern be matched with the appropriate policy response.
[41] Kleer R.

Government R&D subsidies as a signal for private investors

[J]. Research Policy, 2010, 39(10): 1361-1374.

https://doi.org/10.1016/j.respol.2010.08.001      URL      [本文引用: 1]     

[42] 安同良, 周绍东, 皮建才.

R&D补贴对中国企业自主创新的激励效应

[J]. 经济研究, 2009(10): 87-98.

[本文引用: 1]     

[An Tongliang, Zhou Shaodong, Pi Jiancai.

The stimulating effects of R&D subsidies on independent innovation of chinese enterprises

.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09(10): 87-98.]

[本文引用: 1]     

[43] 国家统计局.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8[M].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8: 1-480.

[本文引用: 1]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08 China city statistical yearbook. 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 2008: 1-480.]

[本文引用: 1]     

[44] 季颖颖, 郭琪, 贺灿飞.

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空间效应及其变化——基于中国地级市的实证研究

[J]. 地理科学进展, 2014, 33(12): 1614-1623.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4.12.004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FDI(外商直接投资)对内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是国内外研究的重要话题,但相关文献多为静态研究。本文认为FDI 的技术溢出存在时间效应,即FDI 对内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或挤出效应,随着FDI 进入东道国的时间推移而变化。利用2003-2007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以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为例,对城市面板数据建立门槛回归模型,研究FDI 技术溢出效应随时间变化的动态过程。结果表明,随着FDI 进入东道国的时间推移,技术溢出效应的变化呈扁S曲线:初始,FDI对内资企业表现为明显的挤出效应;3~4 年后,逐渐由挤出效应向溢出效应转变;随着时间的进一步推移,溢出效应减缓下降,最终表现为不明显的溢出或挤出效应。此外,对不同所有制的内资企业,FDI技术溢出效应随时间变化的动态过程不同。

[Ji Yingying, Guo Qi, He Canfei.

Spatial effec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echnology spillover and its changes: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panel data of Chinese prefecture-level cities.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4, 33(12): 1614-1623.]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4.12.004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FDI(外商直接投资)对内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是国内外研究的重要话题,但相关文献多为静态研究。本文认为FDI 的技术溢出存在时间效应,即FDI 对内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或挤出效应,随着FDI 进入东道国的时间推移而变化。利用2003-2007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以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为例,对城市面板数据建立门槛回归模型,研究FDI 技术溢出效应随时间变化的动态过程。结果表明,随着FDI 进入东道国的时间推移,技术溢出效应的变化呈扁S曲线:初始,FDI对内资企业表现为明显的挤出效应;3~4 年后,逐渐由挤出效应向溢出效应转变;随着时间的进一步推移,溢出效应减缓下降,最终表现为不明显的溢出或挤出效应。此外,对不同所有制的内资企业,FDI技术溢出效应随时间变化的动态过程不同。
[45] Snijders T B, Bosker R J.

Multilevel analysis: an introduction to basic and advanced multilevel modeling

[M]. London: Sage, 2012 .

[本文引用: 2]     

[46] Huergo E, Jaumandreu J.

How does probability of innovation change with firm age?

[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04, 22(3/4): 193-207.

https://doi.org/10.1023/B:SBEJ.0000022220.07366.b5      URL      [本文引用: 2]     

[47] 周黎安, 罗凯.

企业规模与创新:来自中国省级水平的经验证据

[J]. 经济学(季刊), 2005, 4(3): 623-638.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本文使用我国1985-1997年省级水平的面板数据,应用动态面板模型方法对我国企业规模与创新的地区间差异问题进行了研究。本文的基本发现是,在我国,企业规模对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企业规模对创新的正向关系主要来源于非国有企业,而不是国有企业。这说明企业规模与创新的关系要以一定的企业治理结构为条件,单纯的规模化和集团化并不一定能够保证企业的创新能力。

[Zhou Lian, Luo Kai.

Firm size and innovation: Evidence of China’s province-level data.

China Economic(Quarterly), 2005, 4(3): 623-638.]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本文使用我国1985-1997年省级水平的面板数据,应用动态面板模型方法对我国企业规模与创新的地区间差异问题进行了研究。本文的基本发现是,在我国,企业规模对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企业规模对创新的正向关系主要来源于非国有企业,而不是国有企业。这说明企业规模与创新的关系要以一定的企业治理结构为条件,单纯的规模化和集团化并不一定能够保证企业的创新能力。
[48] Choi S B, Lee S H, Williams C.

Ownership and firm innovation in a transition economy: Evidence from China

[J]. Research Policy, 2011, 40(3): 441-452.

https://doi.org/10.1016/j.respol.2011.01.00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We examin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firms in a transition economy from an ownership perspective. We focus specificall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wnership structures and firm innovation performance. Drawing on data from 548 Chinese firms we find volume of patent registration to be most strongly influenced by foreign ownership in the firm along with firm affiliation within a business group. The influence of state and institutional ownership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s positive but lagged. Contrary to expectations, insider ownership leads to lower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d concentrated ownership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Our study has two principal contributions. Firstly, we utilize a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of ownership characteristics, overcoming weakness in previous studies that have used a more narrow focus on ownership type. Secondly, we contribute to understanding of how firms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build ‘indigenous’ capabilities for innovation by drawing attention to the interplay of foreign and domestic control of agents’ innovation.
[49] 李春涛, 宋敏.

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活动:所有制和CEO激励的作用

[J]. 经济研究, 2010(5): 55-67.

[本文引用: 1]     

[Li Chuntao, Song Min.

Innovation activities in chinese manufacturing firms: The roles of firm ownership and CEO incentives

.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10(5): 55-67.]

[本文引用: 1]     

[50] 马文聪, 侯羽, 朱桂龙.

研发投入和人员激励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基于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比较研究

[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3, 34(3): 58-68.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从2009年广东省级企业技术中心评估上报的企业数据库中选取263家企业,探讨了研发投入强度(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和研发人员投入强度)和人员激励(薪酬激励和人员培训)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总样本和新兴产业中,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研发人员投入强度、薪酬激励和人员培训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在传统产业中,只有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和研发人员薪酬激励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在传统产业中,薪酬激励对研发人员投入强度和创新绩效关系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Ma Wencong, Hou Yu, Zhu Guilong.

The impact of R&D investment and personnel incentive on innovative performance: a comparative study on emerging industries and traditional industries

. Science of Science and Management of S.&.T.(Monthly), 2013, 34(3): 58-68.]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从2009年广东省级企业技术中心评估上报的企业数据库中选取263家企业,探讨了研发投入强度(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和研发人员投入强度)和人员激励(薪酬激励和人员培训)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总样本和新兴产业中,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研发人员投入强度、薪酬激励和人员培训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在传统产业中,只有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和研发人员薪酬激励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在传统产业中,薪酬激励对研发人员投入强度和创新绩效关系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51] Bartholomew D J, Steele F, Galbraith J et al.

Analysis of multivariate social science data(second edition)

[M]. FL: Chapman and Hall/CRC, 2008 .

[本文引用: 1]     

[52] 孔淑红.

税收优惠对科技创新促进作用的实证分析——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0, 27(24): 32-36.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1-7348.2010.24.0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以2000—2007年度我国 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为基础,运用逐步回归法对我国税收优惠对科技创新促进作用的政策效应进行了总体的和分区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总体上税 收优惠对科技创新没有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税收优惠对不同的科技创新指标的影响程度显著不同。但在中部地区,税收优惠对技术市场成交额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我国在修改和完善税收优惠政策时,要对税收激励的形式、侧重面、税种分布和激励的目标针对性地给予足够的重视。

[Kong Shuhong.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ax incentives in promot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ased on a provincial panel data.

Science & Technology Progress and Policy, 2010, 27(24): 32-36.]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1-7348.2010.24.0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以2000—2007年度我国 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为基础,运用逐步回归法对我国税收优惠对科技创新促进作用的政策效应进行了总体的和分区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总体上税 收优惠对科技创新没有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税收优惠对不同的科技创新指标的影响程度显著不同。但在中部地区,税收优惠对技术市场成交额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我国在修改和完善税收优惠政策时,要对税收激励的形式、侧重面、税种分布和激励的目标针对性地给予足够的重视。
[53] Oughton C, Landabaso M, Morgan K.

The regional innovation paradox: innovation policy and industrial policy

[J]. The 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 2002, 27(1): 97-110.

https://doi.org/10.1023/A:1013104805703      URL      [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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