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科学  2017 , 37 (12): 1785-1794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7.12.001

Orginal Article

中国县域小城镇就业岗位对人口集聚的影响研究——基于分位数回归的实证检验

李国平1, 宋昌耀1, 孙瑀2

1.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北京 100871
2. 东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5

Impacts of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on Population Concentration in Small Towns in Chinese Counties: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Quantile Regression

Li Guoping1, Song Changyao1, Sun Yu2

1. School of Govern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2.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Dalian 116025, Liaoning, China;

中图分类号:  K9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690(2017)12-1785-10

收稿日期: 2017-10-25

修回日期:  2017-11-25

网络出版日期:  2017-12-20

版权声明:  2017 《地理科学》编辑部 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671120)资助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李国平(1961-),男,黑龙江拜泉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经济地理、区域经济、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E-mail:lgp@pk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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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中国县域建制镇数据,研究了中国小城镇常住人口与就业岗位的空间分布特征,采用分位数回归实证检验了就业岗位对小城镇人口集聚的影响。主要结论是: 中国县域小城镇常住人口主要集中在胡焕庸线以东地区,尤其是哈大沿线、成渝地区、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省份。2009~2014年,中国小城镇常住人口密度普遍上升,中国小城镇常住人口比重在胡焕庸线两侧基本保持着稳定状态。中国县域小城镇非农就业岗位分布与常住人口分布大致吻合,且集聚程度更高。中国县域小城镇就业岗位促进常住人口的集聚。随着县域小城镇人口规模的增加,就业岗位对小城镇常住人口集聚的影响逐渐降低,且第三产业就业岗位数量对人口集聚的影响将超过第二产业。分区域看,县域小城镇就业岗位的人口促进作用对东部地区最为显著,中部次之,西部最低。

关键词: 小城镇 ; 非农就业岗位 ; 人口集聚 ; 新型城镇化 ; 分位数回归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small towns and its strategy are the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new urbanization plan. Using the data of designated towns in Chinese counties,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s of population and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of small towns, and tests the impacts of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on the population concentration in small towns by utilizing the quantile regression method. Through the analysis, we find that: 1) The population of small towns mainly concentrate on the east side of the Hu’s line, especially in the Harbin-Dalian area, the Chengdu-Chongqing area,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Changjiang River area and some southeast provinces. From 2009 to 2014, the population density of small towns has increased in general, while the share of population of small towns on both sides of the Hu’s line has kept stable. 2) The distribution of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of small towns coincides with the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while the distribution of employment is more concentrated. 3)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of small towns promotes the agglomeration of population. With the population growth in small towns, the influence of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has become lower and the impact of employment in the tertiary industry would surpass that of the secondary industry. 4) In terms of the regional disparity, the impact of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on the population concentration in small towns is more significant in the eastern region, followed by the central region and the western region.

Keywords: small towns ;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 new urbanization ; quantile reg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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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平, 宋昌耀, 孙瑀. 中国县域小城镇就业岗位对人口集聚的影响研究——基于分位数回归的实证检验[J]. 地理科学, 2017, 37(12): 1785-1794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7.12.001

Li Guoping, Song Changyao, Sun Yu. Impacts of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on Population Concentration in Small Towns in Chinese Counties: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Quantile Regression[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 37(12): 1785-1794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7.12.001

大城市空间规模的迅速扩张是中国传统城镇化的显著特点,典型的城市偏向(Urban Bias)导致城镇体系布局失调、城镇规模两极分化并引发诸多问题[1,2,3]。新型城镇化作为中国经济发展到新阶段后人口向城镇集聚的主要方式,倡导构建合理完善的城镇体系,不仅要求大城市的优化推进,更要求关注中小城镇的积极发展。小城镇是国家层面“三个一个亿”中就地城镇化的主要空间载体[4]。发展小城镇不仅可以避免出现“大城市病”、缩小城乡差距、解决不完全城镇化等问题[5,6],而且有助于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实现国民经济与社会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小城镇、大战略,既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内涵与发展方向,也是国家层面推动城镇化发展的重要路径和选择。当下中国特色小镇建设热潮正是重视小城镇、推动小城镇发展的地方响应。

全球化进程中,小城镇是传统劳动方式的主要承载地[7]。西方国家将小城镇看作城市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作为农村地区的中心地在提供服务与创新功能的同时也维系了农村地区的稳定[8,9]。与西方国家小城镇的功能不同,中国的小城镇则是介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一种特殊的聚居形式,是城镇化过程中大量乡村人口的承接地[10]。虽然中国小城镇具有规模小、设施少、产业结构单一、人口城镇化落后于行政城镇化等特点[11],但是作为连接城乡的基地和桥梁,小城镇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节点。乡村人口在向城市集聚的同时,以更快的速度向小城镇集聚[12]。截至2016年,中国农村常住人口约5.9亿,外出农民工1.69亿,进城农民工1.36亿[13],超4亿直接或间接与农业相关的人口聚集在小城镇之中。换句话说,小城镇直接或间接地为农民提供就业岗位,推动着中国经济和新型城镇化的有效发展。显然,在为农民提供就业岗位、解决农村农业农民问题、实施“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等方面,发展小城镇的作用不容忽视。因此,深入研究小城镇的就业岗位及其人口集聚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就业对人口集聚的影响研究由来已久。Herberle指出人口迁移取决于目的地的引力与其他因素所造成的阻力[14],农村人口的最终流向是城市、城镇、农村3方面的引力与各种因素造成的阻力相权衡的结果[15]。毫无疑问,就业是构成地区吸力的重要因素。已有研究就业对人口集聚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就业半径、就业机会、就业岗位等方面。在就业半径方面,受到社会资本、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农村个体劳动力的就业半径因人而异,但是“故土难离”“安土重迁”的观念往往制约着农村人口的迁移范围和集聚水平[16,17]。Carlino,Klaus和Marcel都讨论了就业半径对城镇就业人口的影响[18,19]。在就业机会方面,农村劳动力之所以能够流出,很大层面上取决于农村劳动力个体的个人素质是否能抓住就业机遇[20]。许多学者研究了中国户籍制度导致的就业机会不平等对人口集聚的影响[21]。在就业岗位方面,既有研究已达成一定共识,即就业岗位是获得个人收入的重要前提,就业岗位充足是一个地区吸引外来人口的核心竞争力[22,23]。对于城镇地区而言,广泛的就业市场强化了城镇地区吸附人口的能力[24]。这种促进作用不仅体现在城镇地区的正式就业岗位上,还体现在非正规就业岗位方面,非正规就业岗位使外来人口的谋生方式更加多元化[25]。在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城镇化过程中,非正规就业岗位对城镇人口集聚的影响不容忽视[26]

虽然已有研究对就业及就业岗位对人口集聚的影响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然而基于县域小城镇尺度验证就业岗位对人口集聚影响的研究尚不多见,从微观尺度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有助于将该问题推向深入。基于已有研究成果、小城镇在新型城镇化中的作用及小城镇人口集聚的实际情况,本文将着重考察并展现中国县域小城镇常住人口和就业岗位的空间分布,重点探究县域小城镇就业岗位对人口集聚的影响。本文认为就业岗位的提供是县域小城镇人口集聚的重要驱动力,这一影响在中国不同规模和不同区域的县域小城镇层面有着不同的作用。研究结果将为小城镇人口集聚、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乃至区域协调和城乡统筹提供参考。

1 数据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说明

小城镇概念至今仍比较模糊[27]现有文献中对小城镇有以下界定:(1) 指所有县城以外的建制镇;(2) 指县城及县城以外的建制镇;(3) 指县城以外的建制镇和乡政府驻地集镇;(4) 包括小城市、建制镇、集镇;(5) 建制镇及城市范畴中规模较小,人口小于20万的小城市;(6) 建制镇和集镇,其中包括县城镇、县城以外建制镇和集镇。)。根据住建部《建制镇规划建设管理办法》,建制镇为国家按行政建制设立的镇级政府所在地,县城关镇则不在其范畴之内。以往的研究大多将建制镇界定为小城镇,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和以往惯例,本文同样将建制镇视作小城镇。

本文数据来源为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编著的《中国建制镇统计年鉴》(2010)[28]与《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县市卷)》《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乡镇卷)》(2015)[29,30]。《中国建制镇统计年鉴》在2010年后不再出版,《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在2013年首次出版了提供乡镇街道数据的乡镇卷,考虑两种年鉴均由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编著,尽可能保证了数据统计的相对规范和有效,故将不同年份的两种年鉴结合使用。《中国建制镇统计年鉴》中仅包含建制镇数据,《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乡镇卷)》囊括了中国所有乡镇街道数据,对此本文进行了比对处理,以建制镇为标准对样本进行了筛选,剔除了非建制镇数据。由于部分建制镇在5 a间进行了行政区划调整,例如更换名称或撤销导致数据缺失,此种情况视为无效样本点,进行了删减。

县域衔接城乡,是国民经济中最为重要的组成单元。镇作为县域的基本组成单位,对县域经济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县域可辖若干建制镇,以镇为最小单位难以体现县域内外人口集疏过程,因此本文将建制镇数据按照县辖区进行加总,以县域为最小研究单位展现县域小城镇人口空间分布及变动情况。研究数据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1.2 研究方法

本文旨在验证中国县域小城镇就业岗位对人口集聚水平的影响,采用经典计量方法进行检验。其中,传统的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主要考察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条件期望的影响,本质上是均值回归,亦即只有在被解释变量服从均匀(正态)分布时才是最佳无偏有效估计。然而,当被解释变量的条件分布非均匀(正态)分布时,被解释变量的条件期望很难反映整个条件分布的全貌。

故而采用分位数回归(QR)方法,即选取条件分布的若干条件分位数来对条件分布进行更为全貌的认识。相比普通最小二乘法,分位数回归更不容易受到离群值的影响。中国县域小城镇常住人口主要集中在50万以下,小城镇人口超过50万的县域数量相对较少,故而呈现右偏的非均匀分布。因此,本文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验证中国县域小城镇就业岗位对常住人口集聚水平的影响。

2 中国县域小城镇人口集聚与就业岗位的分布特征

以县为单位对镇级人口数据进行加总,按照5万以下、5~10万、10~20万、20~40万、40万以上进行等级划分,得到图1a。图1a显示,2014年,中国县域小城镇常住人口规模分布地区差异明显,以胡焕庸线为界,西部和东部集聚水平悬殊。西部地区县域小城镇人口绝大多数在5万人以下,仅有河套地区、兰新铁路沿线等部分县域小城镇常住人口超过5万。东部基本都超过5万并表现出以下特点,第一,小城镇人口低于10万的县域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云贵高原和江南丘陵地区等自然条件相对较差的区域,表明自然承载能力是制约县域小城镇人口规模发展的重要因素;第二,县域小城镇人口超过40万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哈大沿线、成渝地区以及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省份,这些地区或自然条件优越或经济发达,成为人口集聚的主要地区。

从时序变化上来看,2009~2014年,中国县域小城镇常住人口比重在胡焕庸线两侧基本保持着稳定状态。胡焕庸线以西县域小城镇常住人口规模基本保持在5万人以下,而胡焕庸线以东县域小城镇常住人口规模变化显著,小城镇人口超过10万的县域明显增加。从变化的相对数来看,图1b表明,2009~2014年,中国县域小城镇常住人口密度普遍上升,全国各县小城镇人口整体增长,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考察期内,中国小城镇人口平均增长率约为22%。胡焕庸线以西县域小城镇人口变动分化显著,东北地区、西南地区的部分县域小城镇人口呈现负增长,而新疆、青海等地的部分县域由于初始小城镇人口较少而呈现出10倍以上的增长倍数。

图1   2014年中国县域小城镇人口规模(a)及2009~2014年变动(b)

Fig.1   China’s residents of small-town in 2014 (a) and its change from 2009 to 2014 (b)

以中国建制镇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数量衡量中国小城镇提供的就业岗位。图2所示的是2014年中国县域小城镇就业岗位分布。可以发现,中国县域小城镇所提供的就业岗位分布与人口分布大致吻合,且集聚程度更高。具体而言,县域小城镇具有20万以上就业岗位的地区主要集中在胡焕庸线以东地区,尤其是集聚在成渝地区、京广铁路沿线及以东地区、东南沿海地区。

图2   2014年中国县域小城镇非农就业岗位分布

Fig.2   China’s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of small-town of county in 2014

3 中国县域小城镇就业岗位与人口集聚的实证检验

3.1 核心假设

推拉理论是人口迁移与集聚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理论。Bogue在Ravenstein《人口转移规律》[31]的基础上提出了系统的人口迁移“推拉理论”[32],指出“拉力”是指一地区吸引人口迁入和集聚的有利因素,如更多的就业机会、更高的收入水平、良好的教育机会、环境条件的改善等;而“推力”是指迁离地存在的不利因素,如资源枯竭、收入低下等。显然,城镇地区具有乡村地区无法比拟的“拉力”。相比乡村地区,城镇地区拥有更高的工资回报、更健全的公共服务、更便捷的交通等。然而,就业岗位是人口向城镇地区迁移和集聚的前提。即便具备有利因素,但只有拥有就业的可能性,人口才可能实现从乡村地区到城镇地区的迁移。小城镇具有距离乡村地区近、与乡村地区社会联系广泛、就业岗位初级等特点,因而是乡村人口就地城镇化的主要承载地。客观而言,小城镇就业岗位越多,乡村人口就业的可能性越高,人口的集聚水平越高。一方面,小城镇就业岗位的增加会吸引劳动力的集聚。在快速城镇化时期,产业与基础设施投资所创造的就业岗位会吸引劳动力的集聚,有助于增加小城镇人口规模。另一方面,小城镇就业岗位的增加会进一步促进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服务提升,会带动更多劳动力人口及其亲属的涌入。总之,小城镇就业岗位越多,人口集聚规模越大。基于此,提出假设一:县域小城镇就业岗位数量正向显著影响其人口集聚水平。

就业岗位数量对人口集聚的影响与城镇规模有关。县域小城镇规模较小时,人口集聚的主要动力来自经济发展过程中投资所创造的就业岗位。在快速工业化、快速城镇化时期,“保增长就是保就业”,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会创造大量就业岗位。这些就业岗位所吸引劳动力会在小城镇地区定居,成为小城镇的“新居民”。伴随着县域小城镇规模逐步扩大,工业化步入中后期以及新型城镇化的稳步推进,经济发展趋向稳态,人口集聚更加关注小城镇地区的基础设施状况、公共服务水平,就业岗位的作用将有所降低,而以教育、医疗等为主的公共服务对小城镇人口集聚的作用更加凸显。基于此,提出本文假设二:随着县域小城镇规模的增加,就业岗位数量对县域小城镇人口集聚水平的作用递减。

3.2 变量选择与模型设定

本文将常住人口作为研究对象,选取2014年各县域建制镇常住人口规模来衡量常住人口的集聚水平。重点考察非农就业岗位对县域小城镇人口集聚水平的影响,选取各县建制镇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数量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为了考察不同产业层次的非农就业岗位的作用,将非农就业岗位分解为第二产业就业岗位和第三产业就业岗位。基于数据可得性,选取各县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数量作为代理变量。

为了增强模型的解释力,除了非农就业岗位这一主要解释变量之外,模型中还包含了一系列可以揭示县域小城镇常住人口集聚水平的控制变量。关于小城镇人口集聚的影响因素,自然地理因素、农业发展水平、工业化水平、公共服务水平、社会政治因素等都是影响地区人口集聚较为显著的因素[33,34,35,36,37,38]

popui=α0+α1naempi+f(grai,pfgdpi,givi,publici)+ui

式中,popu代表各县建制镇常住人口数量;naemp代表各县建制镇非农就业岗位数量,且被分解为各县第二产业就业岗位数量semployee和第三产业就业岗位数量temployee;控制变量giv代表各县建制镇工业化水平,而gra、pfgdp、public则分别代表各县自然承载能力、农业发展水平、公共服务水平;ui代表随机误差项。模型中变量均作取对数处理。此外,α0系常数项;α1系各县建制镇非农就业岗位对常住人口集聚水平的影响,是本文所要估计和解释的主要系数。

1) 自然承载能力。人口集聚程度受到自然条件的影响。地形、土壤、气候、水文等自然条件对县域小城镇常住人口集聚水平的影响不容忽视。显然,地形平坦、土壤肥沃、气候适宜、水源丰富的地区往往能够吸引更大规模的人口集聚。因此,本文预测县域小城镇常住人口数量与其自然承载能力呈现正相关关系。采用各县粮食总产量作为自然承载能力的代理变量。

2) 农业发展水平。农业剩余是城镇化的前提条件。随着农业发展水平的提高,农业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成为剩余劳动力,进而向包括小城镇在内的城镇集聚。毫无疑问,农业发展水平的提高将大大推动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因此,本文预测县域小城镇常住人口数量与其农业发展水平呈现正相关关系。采用各县每公顷第一产业地区生产总值作为农业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

3) 工业化水平。根据韦伯工业区位论的观点,城镇化是工业化所产生的劳动力分工在空间上反映。工业化过程中所必需的空间集聚必然促进城镇化的发展。特别是以产业链条长、容纳劳动力多的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将极大推动城镇规模的扩张。此外,工业化水平也是各县经济发展水平的反映。因此,本文预测县域小城镇常住人口数量与其工业化水平呈现正相关关系。采用各县建制镇工业总产值作为工业化水平的代理变量。

4) 公共服务水平。随着地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工业化在城镇化过程中作用逐步减弱。城乡居民逐渐对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更加重视。相比农村地区,包括小城镇在内的城镇地区在教育、医疗、交通等公共服务的各个方面都有较大的优势。因此,本文预测县域小城镇常住人口数量与其社会公共服务水平呈现正相关关系。采用各县公共财政支出作为公共服务水平的代理变量。

3.3 实证检验

3.3.1 总体样本检验

全样本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其中,模型是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的回归结果,该模型采用稳健标准误解决异方差问题,方差膨胀因子显示变量不存在多重共线性。与预期相一致,县域小城镇非农就业岗位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正向影响其常住人口集聚水平。然而,由于常住人口低于50万的小城镇占总量的84%,检验结果表明常住人口规模不服从正态分布(图3),因此采用以对称分布为前提的普通最小二乘法的回归结果存在一定的偏误。模型②~⑥是1/10、1/4、1/2、3/4、9/10分位数回归结果。分位数回归结果依然表明县域小城镇就业岗位对常住人口集聚的显著正向影响。假设一得到验证。从估计系数大小上可以看出,α1值从1/10分位数的0.731连续下降到9/10分位数的0.491,这表明随着县域小城镇常住人口规模的增加,就业岗位对县域小城镇常住人口集聚的影响逐渐降低。假设二得到验证。

不同产业层次的非农就业岗位对县域小城镇人口集聚的影响存在差异。表2显示,第二产业就业岗位对县域小城镇人口集聚存在正向显著影响,但估计系数可以反映出这种影响随着县域小城镇人口规模的增加而呈现下降趋势,甚至在9/10分位数上表现出不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第三产业就业岗位对县域小城镇人口集聚的正向显著影响随着县域小城镇人口规模的增加而逐步增强。比较来看,随着县域小城镇人口规模的增加,特别是当县域小城镇常住人口达到中位数(常住人口22万左右)后,第三产业就业岗位对县域小城镇人口集聚的影响将逐步超过第二产业就业岗位。根据配第-克拉克定理,服务业本身具有较强的就业吸纳能力;库兹涅茨法则亦表明随着时间推移,服务部门在全部劳动力中的比重基本呈现上升趋势。相比于小城镇人口规模较小的县域而言,小城镇人口规模较大的县域服务业发展水平往往更高,因而能够提供更多的服务业就业岗位进而吸引更多的人口、实现人口集聚。

表1   全样本回归结果(非农就业总体)

Table 1   Regression results of full sample (non-agricultural employee)

OLSQR_10QR_25QR_50QR_75QR_90
naem0.605***0.731***0.668***0.618***0.548***0.491***
(33.30)(32.80)(38.50)(43.46)(30.20)(24.90)
gra0.123***0.0907***0.125***0.136***0.121***0.108***
(9.71)(5.16)(9.17)(12.16)(8.49)(6.94)
pfgdp0.00930-0.00876-0.00544-0.0009920.0404***0.0671***
(1.05)(-0.61)(-0.49)(-0.11)(3.45)(5.28)
giv0.0225**0.0336**0.0151-0.002520.004720.00681
(2.49)(2.57)(1.48)(-0.30)(0.44)(0.59)
public0.0978***0.03180.0585*0.0927***0.154***0.258***
(3.86)(0.82)(1.93)(3.73)(4.83)(7.46)
常数2.626***1.983***2.358***2.787***2.857***2.394***
(11.95)(5.18)(7.91)(11.41)(9.16)(7.06)
adj. R20.879
N158815881588158815881588

注:①~⑥为模型①~⑥,下表同;括号内为t统计值;******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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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全样本回归结果(非农就业分解)

Table 2   Regression results of full sample (divided non-agricultural employee)

OLSQR_10QR_25QR_50QR_75QR_90
semployee0.0823***0.132***0.159***0.124***0.0658***0.0495
(3.00)(3.33)(4.49)(4.67)(2.65)(1.52)
temployee0.123***0.0991**0.0903**0.102***0.150***0.135***
(4.17)(1.98)(2.02)(3.05)(4.79)(3.29)
gra0.218***0.252***0.239***0.203***0.170***0.188***
(11.98)(9.56)(10.15)(11.49)(10.34)(8.66)
pfgdp0.0266**-0.003250.0002230.0310**0.0537***0.0623***
(2.14)(-0.15)(0.01)(2.16)(4.01)(3.54)
giv0.192***0.263***0.179***0.147***0.140***0.0962***
(12.37)(14.04)(10.72)(11.72)(12.03)(6.27)
public0.289***0.08390.248***0.327***0.410***0.592***
(6.78)(1.33)(4.42)(7.75)(10.43)(11.44)
常数1.147***1.585***0.988*1.271***0.962***-0.328
(3.30)(2.72)(1.91)(3.27)(2.65)(-0.69)
adj. R20.716
N155715571557155715571557

注:括号内为t统计值;******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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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县域小城镇常住人口核密度函数

Fig.3   Kernel density of China’s residents of small-town in county

控制变量方面,自然承载能力、农业发展水平对县域小城镇人口集聚水平的影响不容忽视,其正向显著影响符合预期假设(图4)。

工业化水平对县域小城镇人口集聚的影响呈现下降趋势。在县域小城镇发展初期,工业化提供的就业岗位能够带动大量劳动力的涌入和人口的集聚;随着县域小城镇人口规模的扩大,产业结构开始向服务化、高级化转变,服务部门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并逐步成为促进县域小城镇人口集聚的主要动力。加之其他因素的促进作用,工业化影响的相对作用降低,故而工业化水平的影响呈现递减趋势。

图4   各变量对县域小城镇人口集聚的影响

Fig.4   Impacts of variables to China’s residents of small-town in county

与工业化水平相反,公共服务水平对县域小城镇人口集聚的影响呈现加强的态势。公共服务水平对于规模较小的小城镇而言并不影响其人口集聚(1/10分位数估计系数不显著)。这是源于县域小城镇人口规模较小时,整个县域的公共服务主要集中在县城所在地,这对其他小城镇的人口集聚影响有限。随着县域小城镇人口规模的增加,公共服务水平对人口集聚的正向影响将逐步凸显,且从估计系数上看其作用越来越明显。总之,县域小城镇在发展初期往往提供较少的公共服务,甚至很难显著影响人口的集聚;但是随着县域小城镇的发展,公共财政的投入、公共服务数量和质量的提升导致其成为吸引人口集聚的主要因素。

可以说,对于小城镇人口规模较小的县域而言,工业化水平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随着县域小城镇人口规模的增加,公共服务水平的作用将更加凸显。

3.3.2 分区域检验

为研究不同区域的调节效应,采用分区域回归的方法进一步验证就业岗位对小城镇人口集聚水平的影响。将大陆省级行政单位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检验结果见表3

表3   分区域回归结果

Table 3   Regression results of regional sample

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
OLSQROLSQROLSQR
naem0.769***0.764***0.596***0.639***0.475***0.478***
(21.29)(23.56)(19.15)(30.21)(20.16)(19.26)
gra0.0800***0.104***0.152***0.175***0.236***0.258***
(5.24)(4.90)(4.97)(10.37)(7.06)(8.82)
pfgdp0.02190.0136-0.0165-0.01780.00934-0.0165
(1.55)(0.75)(-0.99)(-1.23)(0.63)(-0.97)
giv-0.0532***-0.0520**0.0176-0.0298**0.0720***0.0589***
(-2.99)(-2.37)(0.98)(-2.20)(5.51)(4.30)
public0.01920.008920.107*0.0860*0.08500.0632
(0.50)(0.20)(1.76)(1.93)(1.61)(1.14)
常数3.296***3.210***2.419***2.590***2.241***2.524***
(10.96)(7.21)(5.52)(6.00)(5.48)(5.03)
adj. R20.8390.8680.902
N579579495495514514

注:括号内为t统计值,******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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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东部、中部、西部地区而言,非农就业岗位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正向显著影响县域小城镇人口集聚。其中,中位数回归的α1值分别为0.764、0.639、0.478,表明就业岗位的作用对东部地区最为显著,中部次之,西部最低。2014年,中国东部地区普遍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县域小城镇工业化水平高,服务业比重高,较多的非农就业岗位有助于吸引较多的人口;而中西部地区则处于工业化初期乃至中期阶段,第一产业占比较高,投资相对不足,制约着县域小城镇就业岗位的提供,因而其对人口集聚的作用相对较小。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分析了中国县域小城镇常住人口与非农就业岗位的空间分布特征,并基于分位数回归的方法实证检验了非农就业岗位对小城镇人口集聚的影响,得到如下结论:中国县域小城镇常住人口主要集中在胡焕庸线以东地区,尤其是哈大沿线、成渝地区、长江中下游以及东南沿海省份。2009~2014年,中国县域小城镇常住人口密度普遍上升,中国县域小城镇常住人口比重在胡焕庸线两侧基本保持着稳定状态。中国县域小城镇所提供的非农就业岗位分布与人口分布大致吻合,且集聚程度更高,小城镇就业岗位数量在20万以上的县域主要集中在成渝地区、京广铁路沿线及以东地区、东南沿海地区。中国县域小城镇就业岗位对常住人口集聚具有正向显著影响,县域小城镇就业岗位数量每增长1%,其常住人口将增长约0.6%。随着县域小城镇人口规模的增加,就业岗位对县域小城镇常住人口集聚的影响逐渐降低;并且在县域小城镇人口达到一定规模后,第三产业就业岗位对人口集聚的影响将超过第二产业就业岗位的作用。分区域看,县域小城镇就业岗位的人口促进作用对东部地区最为显著,中部次之,西部最低。

非农就业岗位对中国县域小城镇人口集聚的影响不容忽视。本文的实践启示是在国家推行新型城镇化、协调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县级及小城镇政府层面应当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和创业环境,通过招商引资、创造就业岗位吸引人口集聚实现自身的良性发展。对于小城镇发展初期的县域而言,特别是对于中西部地区,工业化是城镇化的直接引致因素,应当在秉承可持续发展理念和考虑生态环境承载力的基础上,重视工业化发展对于小城镇人口集聚的促进作用,依据自身要素禀赋特征发展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通过工业化创造就业岗位实现快速城镇化。随着县域小城镇人口集聚规模的增加,县级及小城镇政府应当重视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通过打造地方品质实现小城镇人口的集聚优化发展。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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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化过程中,城市规模的分布与资源配置状况对我国经济能否平稳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运用城市成本—收益、位序—规模分布、网络城市等理论,通过分析我国不同规模城市的人口、经济总量、资源配置等数据,对我国城市规模两极分化的特征性事实做了概括总结,并从市场选择、政治制度、自然历史因素等三个方面分析了我国城市规模两极分化的原因,认为城市化的均衡发展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平稳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并据此提出引导教育、医疗等优质资源向中小城市流动,促进不同规模城市协调发展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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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农业农村好形势,既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也面临很多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必须按照党的十八大要求,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在我们这样一个有13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民以食为天,要坚持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为农业现代化的首要任务,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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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以来,收入倍增成为社会建设的重点内容之一.十八大提出,“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并以此作为未来经 济发展的战略目标,这就是所谓的收入倍增计划.居民收入倍增目标明确纳入党的报告在我国还是第一次.收入倍增需要分析我国收入分配问题,以及怎样设计收入 倍增的制度构建与制度安排.基于收入倍增问题的复杂性和重要性,我刊特组织“收入分配与收入倍增专题研究”,本期专题邀请北京大学李国平教授、刘世定教 授、周阳敏副教授就上述问题进行分析,以期为我国收入分配改革提供些许借鉴,也期望引起更多学者对此问题的关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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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ll towns ensure services on the basic urban level, jobs, social contacts, occasions to travel outside the micro-region, services of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and sometimes also an identity of the micro-region. Mass commuting from villages to small towns is usual for Czechia for a long time. Small towns in peripheral regions are of our interest. Character of these towns is given by the remoteness and bad accessibility from regional centers, by the lack of investments, problems of human capital etc. Nevertheless, the peripheral small towns remain the definite centers of their hinterlands because of the lack of competition in majority of cases. 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leads to ageing of rural population. Sub-urbanization and counter-urbanization impacts on the population shift from big and medium cities to the countryside.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the countryside including small towns plays a role of bearer of the traditional way of life. Transferring the jobs from productive to non-productive branches endangers the countryside by losing jobs in industry. Increasing value of leisure, environment, space, security etc. offers new chances for small tow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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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article addresses the role of innovative centr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urrounding areas beyond large cities. At the same time,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should be of a composite nature; municipality development strategies take innovations into account. International practices serve as a an argument in favour of establishing innovative centres in smaller and medium-sized towns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territory and surrounding rural areas. Science parks created in smaller towns give a boost to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authors analyse the case of the science park in the town of Gusev in the Kaliningrad region and emphasise the role of development and adoption of legal acts at regional and municipal levels, for example, the law 芦On the production policy of the Kaliningrad region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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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quantify the long-term outcome of children with diastematomyelia and the implication of syringomyelia in the natural history. MATERIALS: Retrospective study of 17 children (nine girls and eight boys) with diastematomyelia operated during 1989-2004. Mean age at diagnosis was 3.4 years (range 5 days-12 years), mean follow-up was 5 years; 14 had excision of spur and cord untethering, 3 had excision of spur alone. RESULTS: The bony spur was in the lumbar region in 12 and thoracic in 5 patients. Syringomyelia was present in eight (47%), associated with bony spur between L1 and 4 (p=0.088), spina bifida occulta in ten (58.8%), and spinal lipoma in one (6%). Preoperative Necker Enfants Malades (NEM) scores were 17 in eight patients, 16 in four, 15 in three, 13 in one, and 12 in one patient. Presenting neurological deficits were motor in eight, sensory deficits in three, and anal incontinence in one patient. There was improvement of NEM scores postoperatively in five patients only, but still with residual deficit. Repeat spur excision and cord untethering was performed in three patients for neurological deterioration 1-4 years after first operation. On postoperative MRI scans syringomyelia remained unchanged in all eight patients. There were one skin infection, one transient motor deterioration, and one patient with sensory deficit after surgery. CONCLUSION: Prophylactic operations were associated with the best clinical outcome. Despite improvement, all patients with established preoperative deficit still had residual neurological deficits at their last follow-up. The associated syringomyelia remained unchanged after surgery, indicating that it does not contribute to the neurological synd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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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对不同年份的CHNS数据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上世纪90年代中国农村非农就业机会的代 际相关性有减弱的趋势。然而固定效应模型表明,这种相关关系有一部分是由家庭的不变特征决定的;工作机会在一定程度上也通过人力资本的投资来传递。消除固 定效应后,户主对于子女的影响依然显著;多数结果表明,1997年和2000年的代际相关性要高于较早的年份。本文还分析了社区就业水平和外出打工对于代 际流动以及非农就业机会的影响,并考察了单位所有制以及职业类型的代际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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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abstract is available for this i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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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US county data, we estimate employment growth equations to analyze how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jobs has changed between 1972 and 2000. We find that total employmen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concentrated. This aggregate picture hides important sectoral differences though: whereas non-service employment has been spreading out, service jobs have clustered in areas of high aggregate employment. By controlling for employment at different distances, we explicitly take into account the spatial dimension. This allows us to conclude that the spreading out of non-service jobs has benefitted counties 20 to 70 km away from large agglomerations, whereas the concentration of services has come at the expense of jobs in the surrounding 20 kilometers. Copyright 200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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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通过对湖北2000年和2005年迁出人口的实证研究,我们发现,迁出人口的主要动因是就业机会的增加,以及通过就业直接增加货币性收入。由于中国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投入不足以及享受的准入限制等原因,基本公共服务对迁移人口的影响为负、教育和社会保障对迁移人口的影响不显著。因此提高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放松享用的准入条件和通过灵活机动的偏好显示机制,可以改善基本公共服务对其他地区人口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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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通过对湖北2000年和2005年迁出人口的实证研究,我们发现,迁出人口的主要动因是就业机会的增加,以及通过就业直接增加货币性收入。由于中国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投入不足以及享受的准入限制等原因,基本公共服务对迁移人口的影响为负、教育和社会保障对迁移人口的影响不显著。因此提高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放松享用的准入条件和通过灵活机动的偏好显示机制,可以改善基本公共服务对其他地区人口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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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conomic behavioral model of rural urban migration is formulated which represents a realistic modification and extension of the simple wage differential approach commonly found in the literature and this probablistic approach is incorporated into a rigorous model of the determinants of urban labor demand and supply which when given values for the crucial parameters can be used among other things to estimate the equilibrium proportion of the urban labor force that is not absorbed by the modern industrial economy. Additionally the model will provide a convenient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the implications of alternative policies designed to alleviate unemployment by varying 1 or more of the principal parameters. A more realistic picture of labor migration in less developed nations would be one that views migration as a 2 stage phenomenon: in the 1st stage the unskilled rural worker migrates to an urban area and spends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in the "urban traditional" sector; and the 2nd stage is reached with the eventual attainment of a more permanent modern sector job. This 2 stage process allows one to ask some basic questions concerning the decision to migrate the proportionate size of the urban traditional sector and the implications of accelerated industrial growth and/or alternative rural urban real income differentials on labor participation in the modern economy. In the model the decision to migrate from rural to urban areas is functionally related to 2 principal variables: the urban rural real income differential and the probability of obtaining an urban job. To understand better the nature of the supply function to be used in the overall model of the determinants of urban unemployment it is helpful to state the underlying behavioral assumptions of the model of rural urban migration: it is assumed that the percentage change in the urban labor force as a result of migration during any period is governed by the differential between the discounted streams of expected urban and rural real income expressed as percentage of the discounted stream of expected rural real income; the planning horizon for each worker is identical; the fixed costs of migration are identical for all workers; and the discount factor is constant over the planning horizon and identical for all potential migrants. The model demonstrates the overall net impact of allowing these parameters to vary over time and/or choosing alternative values. It underlines in a simple and plausible way the interdependent effects of industrial expansion productivity growth and the differential expected real earnings capacity of urban versus rural activities on the size and rate of increase in labor migration and therefore ultimately on the occupational distribution of the urban labor force. Possibly the most significant policy implication that emerged from the model is the great difficulty of substantially reducing the size of the urban traditional sector without a concentrated effort at making rural life more attra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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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镇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主体之一.合理的人口规模聚集是促进小城镇良性发展的关键。国内外小城镇的设置标准大多以人口规模作为参照。在现行的设镇标准下,我国小城镇的特征表现为数量众多、人口规模偏小.而且小城镇的人口集聚性受地理环境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本文结合小城镇的设置标准、国内外小城镇人口规模的比较研究以及小城镇人口集聚的影响因素与分析方法,对我国小城镇的人口集聚及其合理规模做了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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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Tieshan, Li Guoping, Lu Minghua.

Concentr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of Population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Metropolitan Region and Its Determinants: A Regional Density Function Approach

.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Journal, 2009, 64(8):956-966.]

[本文引用: 1]     

[34] 陆铭,高虹,佐藤宏.

城市规模与包容性就业

[J]. 中国社会科学,2012,(10):47-6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城市发展的规模经济效应有利于提高劳动力个人的就业概率,而不像通常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外来移民会挤占原有居民的就业机会。使用工具变量,对个人层面的就业决定模型进行估计发现,城市规模每扩大1%,个人的就业概率平均提高0.039—0.041个百分点。此外,城市规模扩大的就业增加效应对于不同受教育水平的劳动者并不相同。总的来说,较高技能和较低技能组别的劳动力均从城市规模的扩大中得到了好处,其中较低技能组别劳动力的受益程度最高。城市规模的扩大并没有影响中等技能水平劳动力的就业概率。因此,采取城市人口规模的限制措施,并且特别针对低技能劳动力进行限制,将导致效率与公平兼失的局面,不利于实现包容性增长。

[Lu Ming, Gao Hong, Hiroshi Sato.

On Urban Size and Inclusive Employment

.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12,(10):47-6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城市发展的规模经济效应有利于提高劳动力个人的就业概率,而不像通常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外来移民会挤占原有居民的就业机会。使用工具变量,对个人层面的就业决定模型进行估计发现,城市规模每扩大1%,个人的就业概率平均提高0.039—0.041个百分点。此外,城市规模扩大的就业增加效应对于不同受教育水平的劳动者并不相同。总的来说,较高技能和较低技能组别的劳动力均从城市规模的扩大中得到了好处,其中较低技能组别劳动力的受益程度最高。城市规模的扩大并没有影响中等技能水平劳动力的就业概率。因此,采取城市人口规模的限制措施,并且特别针对低技能劳动力进行限制,将导致效率与公平兼失的局面,不利于实现包容性增长。
[35] 王振波,徐建刚,朱传耿,.

中国县域可达性区域划分及其与人口分布的关系

[J]. 地理学报,2010,65(4):416-426.

https://doi.org/10.11821/xb20100400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可达性空间划分是交通地理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分析其与人口布局的关系,对当下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借助GIS 软件平台,运用栅格成本加权距离算法,计算全国县 (市、区) 域单元的空间可达性并进行区域划分,进而探讨中国大区域交通可达性与人口分布的关系,揭示不同交通条件和不同区域类型中人口迁移与人口流动内在机制,为区域规划、交通规划和中国人口配置提供科学依据。研究表明,①栅格成本加权距离算法可以实现空间可达性概念从定性描述转向定量计算的精确转换;②中国县域可达性以低值为主,具有圈层状和"反自然梯度"空间结构,"黑河—腾冲"线为明显分界线;③中国大陆分为3大区:可达性高值区、可达性中值区、可达性低值区。可达性中值区又可分为东南诸省亚区、陕甘宁晋亚区、吉林亚区;可达性低值区分为云川渝亚区、蒙黑亚区、新疆亚区、青藏亚区;④国家区域范围内县域可达性与人口密度具有明显的相关性,2.5小时圈是目前中国可达性与人口集聚产生作用的最远距离;中国县域可达性越高的区域,可达性对人口集聚产生作用圈就越大,而可达性值与人口数量的相关性越小,说明交通条件对落后地区人口集聚所起到的作用远远大于发达地区。

[Wang Zhenbo, Xu Jiangang, Zhu Chuangeng et al.

The County Accessibility Divisions in China and Its Correlation with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0, 65(4):416-426.]

https://doi.org/10.11821/xb20100400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可达性空间划分是交通地理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分析其与人口布局的关系,对当下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借助GIS 软件平台,运用栅格成本加权距离算法,计算全国县 (市、区) 域单元的空间可达性并进行区域划分,进而探讨中国大区域交通可达性与人口分布的关系,揭示不同交通条件和不同区域类型中人口迁移与人口流动内在机制,为区域规划、交通规划和中国人口配置提供科学依据。研究表明,①栅格成本加权距离算法可以实现空间可达性概念从定性描述转向定量计算的精确转换;②中国县域可达性以低值为主,具有圈层状和"反自然梯度"空间结构,"黑河—腾冲"线为明显分界线;③中国大陆分为3大区:可达性高值区、可达性中值区、可达性低值区。可达性中值区又可分为东南诸省亚区、陕甘宁晋亚区、吉林亚区;可达性低值区分为云川渝亚区、蒙黑亚区、新疆亚区、青藏亚区;④国家区域范围内县域可达性与人口密度具有明显的相关性,2.5小时圈是目前中国可达性与人口集聚产生作用的最远距离;中国县域可达性越高的区域,可达性对人口集聚产生作用圈就越大,而可达性值与人口数量的相关性越小,说明交通条件对落后地区人口集聚所起到的作用远远大于发达地区。
[36] 封志明,刘晓娜.

中国人口分布与经济发展空间一致性研究

[J]. 人口与经济,2013(2):3-11.

[本文引用: 1]     

[Feng Zhiming, Liu Xiaona.

Multi-scale Studies on the Space Consistency between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 Population and Economics, 2013(2):3-11.]

[本文引用: 1]     

[37] 刘睿文,封志明,游珍.

中国人口集疏格局与形成机制研究

[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20(3):89-94.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2104.2010.03.01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人口集聚和疏散是人口空间分布格局最直观和最集中的体现,基于人口集聚度的中国人口集疏的空 闫格局和形成机制的研究,有助于准确把握中国人口空间分布的基本脉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研究采用了人口集聚度分级评价的方法,依据人口集聚 度的不同,将各个地区划分为不同等级的人口集聚区,并对其分别讨论。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人口分布格局、自然条件的空间分布格局、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评价 结果以及经济发展格局和城市化格局.对中国的人口集疏的空间格局进行了归纳,并进一步对相应的形成机制进行了探讨.得出了我国人口分布的空间不平衡耳益加 剧。并呈现沿海、沿江、沿线集聚的态势的基本结论,并对我国人口分布集疏格局的形成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自然因素奠定我国人口分布的基本格局,而经济发展不 平衡与城市化成为人口集聚的动力的观点。

[Liu Ruiwen, Feng Zhiming, You Zhen.

Research on the Spatial Pattern and Formation Mechanisms of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and Shrinking in China.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0, 20(3):89-94.]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2104.2010.03.01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人口集聚和疏散是人口空间分布格局最直观和最集中的体现,基于人口集聚度的中国人口集疏的空 闫格局和形成机制的研究,有助于准确把握中国人口空间分布的基本脉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研究采用了人口集聚度分级评价的方法,依据人口集聚 度的不同,将各个地区划分为不同等级的人口集聚区,并对其分别讨论。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人口分布格局、自然条件的空间分布格局、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评价 结果以及经济发展格局和城市化格局.对中国的人口集疏的空间格局进行了归纳,并进一步对相应的形成机制进行了探讨.得出了我国人口分布的空间不平衡耳益加 剧。并呈现沿海、沿江、沿线集聚的态势的基本结论,并对我国人口分布集疏格局的形成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自然因素奠定我国人口分布的基本格局,而经济发展不 平衡与城市化成为人口集聚的动力的观点。
[38] 柏中强,王卷乐,杨雅萍,

等基于乡镇尺度的中国25省区人口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J]. 地理学报,2015,70(8):1229-1242.

[本文引用: 1]     

[Bo Zhongqiang, Wang Juanle, Yang Yaping et al.

Characterizing Spatial Patterns of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at Township Level across the 25 Provinces in China

.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5, 70(8):1229-1242.]

[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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