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东琪
, 陆大道
Sun Dongqi, Lu Dadao
中图分类号: K9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690（2017）07-0967-09
通讯作者:
版权声明: 2017 《地理科学》编辑部 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基金资助: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孙东琪,（1985-）,山东单县人,博士,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Email:sundq@igsnrr.ac.cn
展开
摘要
基于空间生产理论,构建了“区域主体间的战略互动作为区域空间生产机制”的解析视角,对北京、上海两大中心城市及其外围地区的战略互动过程及区域空间发展绩效进行了深入比较分析,认为上海及其外围地区之所以能够成长为高度一体化的区域,同区域主体间持续采用相向型互动战略密切相关;而北京大都市阴影区的形成与长期固化,则与北京及外围地区之间长时期以来采用背离型互动战略直接相关。最后,从促进区域主体间积极战略互动的角度,讨论了减缓、化解大都市阴影区问题的可能路径。
关键词：
Abstract
In traditional economic theory, the object laws of economics focus on explaining the differences among regions in their economic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important role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factor has been ignor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ce production theory, this article uses Beijing and Shanghai as cases to make a deep comparison between the central city and its peripheral region, and analyze their different strategic interaction process and regional spatial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Shanghai and its peripheral region are able to grow into a highly integrated area, due to the sustained strategy interaction between regional actors; While, Beijing’s peripheral region has been become "Metropolitan Shadow Area" due to divergent interactive strategy between Beijing and peripheral areas since a long tim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moting regional strategy, the article proposes the possible measures to dissolve metropolitan shadow area.
Keywords：
2014年12月京津冀协同发展被明确定位为国家重点实施的三大空间战略之一。201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纲要提出了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调控人口等一系列重要战略。2017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从地方、区域到中央,对京津冀协同发展已经十分重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理念由来已久,其根源主要是由于京、津、冀三地各自孤立发展、无序竞争,中心城市京津二市(特别是北京)强大的“虹吸现象”导致外围产生了大面积的发展阴影区,主要表现为河北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低下,在张家口、承德一带集聚了许多国家级的贫困县。可见如何处理好中心城市与外围地区的发展关系,是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所在。
然而,同样为国家中心城市、国际化大都市的上海,其与外围地区的协同程度却很高,中心与外围之间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发展落差,呈现出一种比较水平的产业分工关系,区域内城市之间的相互协作、网络化联系程度很高。上述两个案例非常好地印证了中心城市对外围地区产生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效应,即中心城市会对外围地区产生积极的扩散效应或消极的虹吸效应[1~4]。扩散效应表现为：在某些时段或有些地区,越是邻近中心城市的市(县、镇)往往可以得到优先发展的机遇,很快成长为发展的前沿地带[5~8]。虹吸效应则表现为：在某些时期或有些地区,越是邻近中心城市的城市(县、镇),其发展越受中心城市的抑制、越是落后[9,10]。正是由于消极的虹吸效应的存在,使得中心城市外围的一些区域难以充分成长,而成为了典型的“大都市阴影区”[11~14]。
区域发展究竟是以扩散效应还是虹吸效应为主导?空间集聚与扩散理论认为是由不同发展阶段所决定,总体上由经济规律本身所决定,但最终会走向扩散阶段,区域空间发展轨迹总体会经历从差异扩大到差异收敛的过程。然而上述观点似乎难以解释北京、上海两大中心城市与外围地区的发展。上海及外围地区具有较为久远的协同发展过程,而北京及外围地区则经历了持续的差异扩大过程,当前仍然处在差异扩大的过程之中。
通过对中国区域发展的持续研究与观察[11~16],笔者判断：区域(大都市区、城市群等)空间组织的形成并不完全是空间经济发展的自然过程,区域内不同主体间的战略互动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基于此,本文引入“空间生产”理论视角,通过分析同为国家中心城市的北京、上海与其外围地区之间的战略互动实践,来解释上海及周边地区协同程度较高以及北京大都市阴影区形成的原因。
列斐伏尔于1970年代提出了空间生产理论[17]。在这之前,学术界对于空间的认知由笛卡尔式的几何空间所主导[18],研究空间的主要参数是距离,距离与运费、空间的组织结构与形态成为研究的重点。列斐伏尔认为,空间不是外在于社会过程的客观背景和容器,空间也不是供社会展开活动与过程的舞台,空间本身是各种社会活动所生产的社会产品,只有通过空间这种产品的生产,才能维持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模式,通过暂时稳定的空间构造来持续地实现社会结构与模式的再生产。从这点来看,特定时期的社会不仅会创造特定的空间,社会结构的维持与再生产也必须依赖于它所生产的空间。因此,这样一种相互依存的社会-空间关系被卡斯特尔形象地概括为“空间即是社会”[19]。人类社会所存在的空间本质上均是“社会空间”,任何时代的空间组织都会深深地打上特定时代的社会实践特征,要寻求社会革命与解放,不能没有空间关系的革命,索亚将这种解放的空间成为“第三空间”[20]。
空间生产理论提出了一种不同的空间哲学,这种哲学可十分精炼地表达为“社会-空间辩证法”[21],并将空间问题纳入到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中十分核心的位置,以期将马克思曾经开创的历史唯物主义发展成一个更为完善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体系[22]。空间生产理论的哲学转向,使得空间研究从描述空间的形态与结构越来越转向对空间生产的内在社会机理的解释,这为研究工作和人类实践活动提供了指南。
需要强调的是,“空间生产”只是一种社会空间哲学思想,它是具体解释理论模型的哲学之源,但是对于具体社会空间过程的分析则不能直接采用元理论进行解释,否则会落入本质主义的窠臼中。在具体的社会空间过程解析中需要借助于中层的空间生产理论模型,比较常用的中层理论模型如：① 以哈维 [23]和史密斯等理论家为代表,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将“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作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空间生产的中心实践（核心解释因子）,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过程即是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的辨证互动过程。② 卡斯特尔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诠释了空间生产,认为都市（空间）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主要功能是消费组织以实现社会再生产,都市空间的生产与演变即存在于资本集团和劳工阶级就集体消费投资的斗争过程[24,25]。③ 洛根和莫勒奇等制度主义理论家认为,增长的意识形态、推动增长的政治经济力量（食利者群体、地方政府等）成为了战后美国城市空间生产的核心实践,在他们看来“城市（空间）是政治性的”[26];④ 随着后现代思潮的兴起,出现了一批反传统结构主义的理论家,如爱德华·索亚、米歇尔和马斯顿、佐金等[20,27~29]。他们将消费实践、日常生活、性别、微观政治、文化等多元且边缘化的社会议题（相对马克思主义所讨论的积累、阶级斗争等经典议题）拉入当代都市空间生产解释因子的殿堂,后现代都市的拼贴现象正是借助这些非结构性因素而得以呈现。
2000年以来,国内学术界也开始采用空间生产理论解释中国城市空间重构问题。如吴启焰[30]从都市投资与建设的保障权力结构角度讨论了中国都市空间景观的变化机制,张京祥[31]从时尚消费的角度讨论了中国大都市近现代风貌区更新与复兴的空间实践活动,此外,有学者从政治活动角度讨论了不同群体间联盟与对抗的实践对城市空间的型塑过程或作用[32~35]。总而言之,空间生产中层理论是围绕着特定的社会活动主题建构的,当前空间的多样性正是社会活动主题的多样性所决定的。
在人文地理学中,“空间生产”的理论视角多应用于身体、家庭、社区或城市等中微观尺度的空间问题研究[36]。事实上,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空间哲学,空间生产理论也应适用于区域和国家,乃至全球空间等宏观尺度的空间问题分析。自地理学家哈维发表地理空间不平衡发展的研究以来,西方地理学界涌现一批马克思主义人文地理学家,先后都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解析资本主义区域空间与全球空间的不平衡增长[37~39]。2000年代中期以来发展的“国家再层级化”(State Rescaling)理论可以看作一个空间生产理论在宏观尺度扩展的另一典型案例[40]。因此,从“空间生产”理论角度来理解和解释区域空间的建构及发展演化,也应是适宜的。
按照空间生产理论,不同的区域空间应同样是由特定的（不同的）社会活动所生产的社会产物。基于长期的观察研究,在众多的社会实践中选取了区域主体间（各个地方的政府、企业、居民,以及区域内其他的社会团体等）的战略互动作为解析中国区域空间生产的关键解释机制。所谓区域主体间战略,是指区域主体在对区域发展状态、结构及未来趋势判断基础上,所采取的一种应对策略。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不同主体（政府、企业、居民个体）制定与行使战略的尺度有所差异,例如居民个体的战略多数是地方性的（如在他们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选择不同的城市区位）,企业的战略经常是全国或全球性的,地方政府的战略尺度则往往是区域性的。因此,这里讨论的区域主体间战略互动主要聚焦于地方政府所采取的区域定位以及区域竞合战略。基于不同的空间区位和区域地位,不同的空间主体对于区域发展状态和趋势的判断不一,可能采取不同的区域定位与竞合战略。为方便分析,本文将具体的战略互动活动概念化为两种类型：中心城市与外围地区的“相向型”战略互动,以及“背离型”战略互动。所谓“相向型”战略互动,是指中心城市与外围地区主体间采取合作分工战略,在空间上就发展方向、发展结构上相互对接;所谓“背离型”战略互动,是指中心城市与外围地区主体间采取孤立发展（甚至以邻为壑）的战略,在空间上往往选择背离发展。
中心城市与外围地区主体间战略的类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区域空间发展实践的走向。相向型战略可能使得区域发展走向差异收敛,而背离型的战略则更可能使区域发展走向差异累积和扩大。当两个地区主体采取相向发展战略时,两者交界地区往往会成为商贸活跃的前缘、快速增长的节点,如改革开放以来的深圳市采取了接轨香港发展的战略,而香港也在利用深圳的土地和劳动力优势向内地拓展发展空间,两者相向的发展战略促成了深圳的兴起。而当两个地区主体采取背离型发展战略时,两者交界地区往往会成为阻碍发展的鸿沟、低谷,例如改革开放前,尽管香港已是世界重要的金融中心和商贸城市,但由于意识形态和制度对立使得一河之隔的宝安县不得不采取封闭发展战略,无法接受香港的外溢效应,在长期发展历程中都只是大陆边陲的一个小渔村。这样的案例在美墨边境地区、欧盟各国边境合作区比比皆是。说明在区域发展中,中心城市与外围地区主体所采用不同的战略互动是区域空间生产的重要决定要素,可以说区域主体间的战略互动是一种区域空间生产的重要机制。
众所周知,上海及其外围的苏南地区构成了长三角地区的核心地带,是中国发达程度最高、协同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而北京与其外围河北地区的关系则形成鲜明反差,北京被一个巨大的贫困带所环绕,形成了典型的大都市阴影区。本节将以这两地为例,从区域主体战略互动角度来探寻中心—外围两种不同的空间生产机制。
上海和苏南地区是互为依托的关系,它们之间的战略互动过程可追溯至近现代的上海开埠。苏南地区作为上海的港口腹地,成为内地转运的中枢,利用京杭大运河和陆路通道,起到了与上海互动发展的作用,既为上海的海外贸易提供内地原材料转运,也为海外物品运贩到内陆提供水路便利。改革开放后,更是在国家战略的推动下,发挥了历史渊源和地缘相近的优势实施了一系列的战略互动。
2.1.1 苏南乡镇企业基础与上海企业体制改革互动
1980年代,苏南地区以乡镇政府组织资源的方式大力发展了乡镇企业,允许农民自带口粮,走出了农村工业化、就地城镇化的道路,创造了“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苏南城镇化模式。苏南地区快速发展的乡镇企业为了解决技术、人才短缺的矛盾,依托其邻近上海的区位优势及其人缘联系,主动对接上海的人才、技术优势,巧妙地利用民间网络,形成了“星期日工程师”等灵活的人才引进方式。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外资企业的引入、买方市场的形成,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市场竞争的加剧。1990年代后,国家经济体制的巨大转变,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变,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转变,从单一所有制经济向多种所有制经济转变,在沪国有企业自主性得到明显地增强,依循市场规律向外寻找成本更低的原料和半成品供应基地,而苏南地区在乡镇企业基础上积淀的良好的工业发展基础正契合了上海的需求。上海与周边城市积极互动,苏南地区成为上海产业结构调整与转移最大的受益者,承接了来自上海溢出的大量资金、技术和人才,不断培育自己的产能与市场。以昆山为例,截止1990年时已与上海合办了500多家股份制联营企业。通过与上海国营公司联办企业,促进了苏南经济的迅速发展,上海与苏南地区之间建立了密切的企业和民间经济往来,双向协调发展模式日趋成熟[12]。
2.1.2 上海浦东开放与苏南开发区对外资吸引
1990年,中央宣布浦东开发开放。1992年中共十四大报告提出,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带动长江三角洲以及整个长江流域复兴,大大提升了上海的门户区域地位。苏南各市以及长江三角洲其他城市,提出了呼应浦东开发开放、主动接受上海辐射的战略。江苏省迅速做出了以开发开放沿江地区为重点的部署。借此,江苏省一方面希望将浦东开发开放作为苏南经济接轨国际的重要捷径,另一方面也希望借助于上海浦东开发开放契机来提升本地招商引资的水平。
为实现这两大战略意图,苏州市于1990年代初就开始建设4个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和9个省级开发区。通过这些开发区平台无缝对接上海,积极主动打造上海都市区周边的先进制造业基地。由于分享到了上海开放的巨大吸引力,苏南也得到了外资的高度青睐,台资、德资、日资、韩资等纷纷涌入,如苏州工业园、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聚集了大量的台资企业,太仓经济技术开发区聚集了大量的德资企业,无锡高新区聚集的日资企业等,至此苏南地区基本走出了1990年代后“苏南模式”渐入衰退的阴影,重建起以外资为推力的“新苏南模式”[41],呈现出生机勃勃地发展景象,苏州、无锡迅速成为与深圳并肩的明星城市。通过迅速的战略转型以及有效的行动措施,苏南地区主动利用了上海开放的机遇,重构了其发展模式,从而走出了因为苏南模式衰退而可能走向没落的境地。
2.1.3 上海用地紧张与苏南土地战略支持
1990年代中后期,上海的建设用地日益紧张,地价逐步攀升。随着上海的制造业发展进入成本壁垒高企的阶段,在沪企业开始寻求向外扩张的战略,它们将目光转向了与上海邻近但地价、劳动力和经营成本相对低廉的苏南地区。它们认为,整体搬迁或将生产基地搬迁至苏南地区,不仅可以充分依托上海与国际接轨,而且可以比较有效地降低生产和经营成本。鉴于对市场形势的准确判断,江苏省政府为支持苏南地区的发展,建立了土地指标省内流转的政策,将苏北地区大量后备土地资源变成了农用地,而将大量的建设用地指标腾挪到发展条件更好的苏南地区,以支持苏南地区可以发挥相对上海的土地资源优势,进而吸引在沪企业的转移和落户[12]。
除此之外,为降低苏南经济发展的物流成本,扩大同上海的经济和社会交流,苏南地区加强了同上海的交通基础设施对接。1992年沪宁高速的沪苏段率先通车,1995年沪宁高速公路全线通车。随后又陆续改建了沪宁铁路、312国道京杭运河,并修建了城际铁路、高速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使得苏南地区的交通区位优势更加显著,也使得了两地的对接与融合发展更加深入,为“苏南制造”、“苏南经济”走向全球提供了巨大的助力。
2.1.4 上海国际城市战略与苏南城市功能的衔接
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上海提出将重点加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推动城市中心区及远城郊区实施“退二进三”的战略,这进一步推动了上海制造业的外迁。2009年上海市外迁的制造业企业占全部企业数的36%,而国际贸易、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则在中心城区越来越集聚。2010年国务院正式批准实施《关于上海率先现代化的若干意见》,确立了上海市在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中的龙头地位。随着沪苏两地间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的不断完善,苏南地区同上海进行全方位的对接与协作,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办就是苏南地区和上海密切协作的典范工程。苏南地区已经成为与上海中心城市外围高度一体化的发展区域,同时,苏南地区也借助于上海迅速将其生产与贸易网络扩展到全球城市体系之中。
河北在历史上与北京一直保持着行政上的统一,京津冀同属直隶,现在的河北省基本轮廓直接承袭于清朝京师八府所属区域与直隶省。从12世纪中叶,北京成为首都开始,由于区位邻近,河北①(① 由于天津是1966年成为直辖市,因此之前可以归并为北京与河北的关系,天津不单列。)开始成为首都粮食供应的储运枢纽和经济辅助地区。近现代,天津一直是直隶河北省的省会,坐拥渤海湾区域中心,扼守漕运咽喉和海河出海口,是华北最大的商港,也是北京的门户和天然出海口。一旦天津水运发生意外,则北京物价飞涨②（ ② 据《元史》上的一则记载说,由于元朝直沽盐运司经常借向大都运盐之名,任意拦截商船,并向载运米粟的富商索要重贿,造成客船“狼顾不前,使京师百物踊贵”。
）,因此近代河北的商业集散地位对北京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2.2.1 北京范围的不断扩大及河北的行政区划调整
北京在1949年新中国建国初期只有707 km2,到1958年陆续从河北省划入15 703 km2。1966年天津直辖后,河北开始实施“内陆战略”（表1）。河北省将省会迁回保定,经济发展中心置于保定以南的太行山东麓地带,而未重视沿海地区的对外贸易发展和沿海战略布局[15]。不久又将省会迁至石家庄,内陆发展战略及省会的往复迁移——保定(1949年)-天津(1958年)-保定(1966年)-石家庄(1968年),非常不利于河北区域经济的整体发展。
表1 河北行政区划调整
Table 1 The adjustment of administrative region in Hebei
| 年份 | 河北 | 北京、天津 |
|---|---|---|
| 1950 | 黑龙潭 | 划入北京昌平县 |
| 1952 | 宛平县和其他78个村 | 分别划入北京宛平县、 房山县、良乡县 |
| 1956 | 金盏、孙河、上辛堡、崔各 庄、长店、前苇沟、北皋 | 划入北京昌平县和通县 |
| 1957 | 新建乡 | 划入北京大兴县 |
| 1957 | 顺义县中央机场及进机场公路 | 划入北京市管辖 |
| 1958 | 平谷、密云、怀柔、延庆 | 划入北京市 |
| 1966 | 天津 | 直辖 |
| 1973 | 蓟县、宝坻、武清、静海、宁河 | 划入天津 |
2.2.2 河北长期服务于京津的单向战略模式
长期以来,河北省是京津二市的农产品、水资源、原料等供应地,在保证京津发展的重任下,河北省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一方面,在长时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河北省是能源、原材料、工业半成品、农畜产品等输出的一方,在区域经贸格局、产业结构分工中处于弱势的地位;另一方面,京津基本没有建立规范化的渠道以使河北省得到应得的生态补偿,如河北自身是全国水资源最少的省份之一,地表水资源人均占有量是全国人均占有量的1/8,但承德、张家口作为北京的水源地仍需要首先保证首都供水。此外,为了保证首都地区的环境质量,需要限制河北省的工业发展,环保支出都是由河北省自己承担,直到2006年后,北京才逐步向河北省提供有限的资金补偿[15]。
2.2.3 自上而下国家行政机制推动的战略互动
1988年北京和河北组建了环京经济协作区,建立了市长、专员联席会议制度,设立了日常工作机构,希望推进区域经济合作。1990年代北京、天津、河北开展了《首都及周边地区生产力合理布局研究》,提出了京津冀产业发展分工的宏观思路,开展了一些自上而下的、有限的产业合作,如北京与河北合作共建京唐港。1993年河北省借助内环京津、外环渤海的区位,提出了环渤海、环京津和沿交通干线地区率先发展的战略,开始实施以扩大的三大港口(唐山港、黄骅港、秦皇岛港)为支点的对外开放。但是,这三大港口主要是以煤、石油等原材料运输为主,腹地主要是内蒙古、山西、辽宁等原材料大省,与北京并无真正的市场互动。
2004年国家发改委决定建立京津冀发展和改革部门定期协商制度和高层定期联席会议,联合设立协调机构,并召集京津冀三地的发改委在廊坊达成加强京津冀经济交流与合作的《廊坊共识》。2005年国家发改委组织编制了《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等。上述战略行动均是从国家层面自上而下通过行政力来推进的,试图建立区域协调机制,与其说是京津冀的互动,不如说是国家顶层的强制协调。在北京和河北的战略互动中,始终没有出现类似于上海和苏南地区之间那样由于市场需求而进行的自我主动协调。
2.2.4 非首都功能的疏解与河北承接产业转移
2014年,在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强力推动下,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北京提出了城市人口和非首都功能的疏解,要把非首都核心职能的产业发展尽可能地压缩和疏解到周边地区。北京与河北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和备忘录,实施交通、生态环保、产业3个重点领域率先突破工作方案,将北京现代汽车的第四工厂落户河北,中关村企业在天津、河北累计设立分支机构1 532个。2015年4月《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出台。2017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这标致着两者的战略互动不再停留在纸面上,而是真正要建立起产业联系、市场来往的互动合作（图1）。
在回顾两地战略互动过程的基础上,本文从“区域主体间的战略互动作为一种区域空间生产机制”角度,解析上海和北京及外围地区两种差异化空间形成的成因。
上海与其外围地区协同程度较高,以及北京大都市阴影区这两种不同空间形态的形成,同两地区域主体所选择的战略及其互动模式有着直接的关系。尽管两个案例地区都重视发展协调,但上海与苏南地区协调发展的动力基本上是以市场协调为基础、行政力量积极参与的自发协调过程;而北京与河北省的战略互动,长期以来则都是国家行政权力顶层干预推动下的结果。更具体地说,上海与苏南地区之间的战略互动是双向且全方位的,既包括苏沪两地官方层面的施政纲领及基础设施对接,也包括市场层面的企业对接,乃至民间社会文化理念的对接,因此上海及其周边地区总体上是属于相向型战略互动类型。而在较长历史时期内,河北与北京之间的战略互动总体上是十分有限的。北京同河北之间的战略互动主要集中于北京发展所需的资源层面,在产业和社会发展方面,北京和河北则自成体系,各自寻求在内部系统内配置,这种有限向度的互动缺乏来自地方、市场和社会的推动力,因此北京及周边地区总体上属于背离型的战略互动类型。事实上,环京津大都市阴影区的形成,也与河北省在相当长时期内缺乏主动对接京津的精神和能力有较大关系。
两者战略互动状况差异导致的结果是：经过多年的发展,上海同其外围地区之间愈发地融合,即经济上分工合作,在文化上地缘相亲,在社会上密切互动,在空间上一体对接,发展差距逐渐消弭;而北京同其外围的河北地区之间则在经济结构、社会形态和文化理念等方面,均形成了巨大的鸿沟甚至是冲突,发展差距持续扩大。上海和北京的案例,较好地诠释了“战略互动过程作为区域空间生产机制”的理论判断。
从上述两个案例中,不难看到空间政治的作用。尽管上海被作为长江流域地区改革开放的龙头,但是在行政上上海与江苏的地位完全是对等的,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上海市要从周边地区取得资源、解决发展瓶颈,都必须依赖与周边的江苏、浙江地区进行平等的协商与公平的利益交易,这样就易于形成良性的相向互动关系,双方能在互动中获得双赢,最终形成了协同发展的局面。上海及其外围地区所依循的区域空间生产过程,可以被比较形象地概括为一种“大都市区域空间生产”模式。
北京与河北省之间之所以形成背离型的互动类型,同北京作为首都的空间生产政治有关。在计划经济及改革开放早期的较长历史时期内,在将消费城市改造成生产性城市的运动中,北京是新中国的首都,不仅具有政治功能,也要求具有雄厚的工业生产能力,因此北京作为全国重点工业城市、华北地区的工业中心城市,集中了大量的重型工业项目。这些项目运行所需的基础资源如矿产、水、电等,都是由周边地区计划供应的,河北省一直处于为北京工业化发展提供资源的地位。然而,工业化的扩张并未促使北京同河北周边地区组成协同性的地域生产综合体,而是北京借助其行政地位优势,频繁调整行政区划,在自身不断扩张的行政领域内组织产业体系。河北省不仅难以受益于北京工业化的外溢,而且连连丧失自己的领域,在不稳定的行政区划背景下,河北更是不愿在北京周边着力发展,不得不将全省发展重点置于冀中南等内陆地区。改革开放后较长时期内,从全国层面看,资源配置逐步实现了市场化,但是保障首都发展仍然是首要的政治任务,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首都空间生产政治依然得以延续。中央政府直接介入甚至是主导京津冀的利益博弈,其意在保障北京在区域资源的优先配置,以解决北京发展的资源瓶颈。由于京津周边地区相关资源并不富裕,优先保障京津发展,就意味着一定程度上损失河北周边地区的发展机会,因此京津冀之间在历史上形成了较长时期的零和博弈状态。通过历史性的循环累积过程,北京及其周边地区最终演化成了典型的大都市阴影区空间形态。可见与环上海周边地区不同,北京及其周边地区走的是一条近似“零和博弈”的、首都单中心极化的空间生产模式。
本文以“空间生产理论”作为分析视角,提出“战略互动作为一种区域空间生产机制”的判断,并针对北京、上海两大中心城市及其外围地区的空间发展过程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从而揭示出：上海与苏南地区之所以成长为高度协同发展的区域,与上海-苏南持续的良性战略互动密切相关;而北京成长为世界城市及其大都市阴影区的同步形成,则与北京及河北之间相互背离的战略互动实践密切相关。从北京大都市阴影区形成的深层机制来看,与北京-河北之间的政治地位不对称以及中央政府强力干预下的首都空间生产政治不无关系,导致当今北京城市的过度膨胀及环北京周边贫困带的形成,某种程度上正是过去较长时期内行政干预不当所引致的结果。
空间生产理论在国内的研究多数集中在直接应用列斐伏尔的三元辩证解释案例,或者集中于哈维的资本循环理论在城市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研究上。但事实上,空间生产理论的外延可以延续、拓展到区域或更广阔的地理空间领域,将空间生产的对象扩展为城市化区域,即以一种空间与社会视角来重新审视区域空间形成、发展与区域差异形成的机制。其中,区域与区域之间空间关系的形成是由于一系列社会行为发生的结果,这些结果反过来亦不断影响区域之间的空间关系的继续生产。这明显不同于传统从“经济”规律角度来解释区域发展及区域差异。笔者认为,未来可以在“空间生产”哲学的框架下,发展出一种探索“区域空间发展与演化”的不同研究战略,即深入区域发展历史,从社会与政治互动角度探寻“不同区域空间构造之所以形成与发展”的密码。当然,在这一新的研究战略探索道路上,本文只是作了一个粗浅的尝试。
本文的应用价值在于,在推动中国区域协同发展的过程中,应该重视地方层面的发展战略协调与良性互动。尤其是在十八大以来京津冀协同发展已经成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本文的探索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入到新阶段,这一时期的京津冀协同发展不应再强调首都北京、天津对于优质资源的集聚,而应更加关心北京和天津功能的有机疏散以及河北对于这些功能的承接,这些措施总体上有利于开启双方双向互动的模式。但是也应注意到在这个过程中,区域内不同主体间行政地位不对等、话语权不对等问题,在新一轮的协调发展过程中,不能将河北作为转移京津落后产能、转移高能耗与高污染产业的承接地,而应该按照合理组织城市功能、促进区域产业合理布局的同时,共同承担起区域产业升级与绿色化改造的责任[42]。总之,京津及其周边地区应走出单中心城市空间生产的误区,以雄安新区的设立、北京-张家口共同承办2022年冬奥会等重大事件为契机,走向一条大北京世界城市区域空间生产的道路。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 [1] |
Growth pole spillovers: The dynamics of backwash and spread [J].https://doi.org/10.1080/0034340070123215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No abstract is available for this item.
|
| [2] |
The spread-backwash concept [J].https://doi.org/10.1080/09595238000185021 URL 摘要
This paper reviews the spread-backwash concept from its classical antecedents through contemporary work. The contemporary works are analyzed for their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approaches and according to a selection of attributes. A synoptic analysis of the concept argues that the role of diffusion in the concept has been overstated and that the spread-backwash dichotomy has led to confusion. It is argued that spread-backwash processes are non-dichotomous, but that this set of processes leads to differential spatial development impacts. The concept is restated.
|
| [3] |
Count on the Growth Pole Strategy for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Spread-Backwash Effects in Greater Central China [J].https://doi.org/10.1080/00343400903373601 URL 摘要
Ke S. and Feser E. Count on the growth-pole strategy for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Spread–backwash effects in Greater Central China. Regional Studie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spread–backwash effects associated with non-agricultural gross domestic product and employment growth across 922 cities and counties in Central China between 2000 and 2005. Simultaneous equation estimates find mixed spread–backwash effects from prefecture and higher-level cities to comparable or lower-level cities and counties. Spread effects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and employment growths are also indicated between county-level cities. However, county-level cities exerted backwash effects on rural counties.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implications of these findings in rela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economic growth zones in Central China as an important strategy of Central Rise. Ke S. et Feser E. Devrait-on compter sur la stratégie de p00les de croissance afin d'assurer la croissance économique régionale? Les effets de répartition et de redisribution en Chine centrale. Regional Studies. Cet article cherche à examiner les effets de répartition et de redistribution liés au PIB et à la croissance de l'emploi non-agricole à travers 922 grandes villes et comtés en Chine centrale de l'an 2000 jusqu'à 2005. Il résulte des estimations provenant des équations simultanées des effets de répartition et de redistribution mitigés dans les préfectures et plus grandes les villes jusqu'aux villes comparables ou aux villes et comtés plus petits. Les effets de répartition de la hausse du PIB et de l'emploi sont aussi indiqués pour ce qui est des villes situées aux comtés. Cependant, les villes situées aux comtés ont eu des effets de redistribution sur les comtés ruraux. Cet article discute des implications de ces résultats par rapport à la construction des zones urbaines, économiques de croissance en Chine centrale comme une importante stratégie de la Vague centrale. Chine centrale69P00le de croissance69Répartition-redistribution69Econométrie géographique Ke S. und Feser E. Kann man sich für regionales Wirtschaftswachstum auf die Wachstumspol-Strategie verlassen? Ausbreitungs- und Entzugseffekte in Zentralchina. Regional Studies. In diesem Beitrag untersuchen wir die Ausbreitungs- und Entzugseffekte durch nicht landwirtschaftliches BIP- und Besch01ftigungswachstum in 922 St01dten und Bezirken von Zentralchina zwischen 2000 und 2005. Durch simultane Gleichungssch01tzungen stellen wir gemischte Ausbreitungs- und Entzugseffekte von St01dten auf Pr01fektur- und h02herer Ebene hin zu St01dten und Bezirken auf vergleichbarer oder niedrigerer Ebene fest. Die Ausbreitungseffekte des BIP- und Besch01ftigungswachstums waren auch innerhalb der St01dte auf Bezirksebene zu verzeichnen. Allerdings übten die St01dte auf Bezirksebene einen Entzugseffekt auf die l01ndlichen Bezirke aus. In diesem Beitrag werden die Auswirkungen dieser Ergebnisse im Hinblick auf die Einrichtung urbaner Wirtschaftswachstumszonen in Zentralchina als wichtige Strategie für den Aufstieg Zentralchinas er02rtert. Zentralchina69Wachstumspol69Ausbreitungs- und Entzugseffekte69R01umliche 00konometrie Ke S. y Feser E. 07Podemos contar con la estrategia de los polos de crecimiento para el crecimiento económico regional? Efectos de dispersión y regresión en China central. Regional Studies. En este artículo investigamos los efectos de dispersión y regresión asociados al PIB no agrícola y el crecimiento de empleo en 922 ciudades y distritos de China central entre 2000 y 2005. En los cálculos de ecuación simultánea observamos efectos combinados de dispersión y regresión desde ciudades a un nivel de prefectura o más alto hacia ciudades y distritos a un nivel comparable o más bajo. Los efectos de dispersión del PIB y crecimientos de empleo también se observan entre las ciudades a nivel de distrito. Sin embargo, las ciudades a nivel de distrito ejercieron efectos de regresión frente a los distritos rurales. En este artículo presentamos las implicaciones de estos resultados con relación a la construcción de las zonas urbanas con crecimiento económico en China central como una importante estrategia para el auge de China central. China central69Polo de crecimiento69Dispersión-regresión69Factores econométricos espaciales
|
| [4] |
Human capital, economic growth, and regional inequality in China [J].https://doi.org/10.1016/j.jdeveco.2009.01.01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We study the dispersion in rates of provincial economic- and TFP growth in China. Our results show that regional growth patterns can be understood as a function of several interrelated factors, which include investment in physical capital, human capital, and infrastructure capital; the infusion of new technology and its regional spread; and market reforms, with a major step forward occurring following Deng Xiaoping’s “South Trip” in 1992. We find that FDI had much larger effect on TFP growth before 1994 than after, and we attribute this to emergence of other channels of technology transfer when marketization accelerated. We find that human capital positively affects output per worker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In particular, in terms of its direct contribution to production, educated labor has a much higher marginal product. Moreover, we estimate a positive, direct effect of human capital on TFP growth. This direct effect is hypothesized to come from domestic innovation activities. The estimated spillover effect of human capital on TFP growth is positive an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which is very robust to model specifications and estimation methods. The spillover effect appears to be much stronger before 1994. We conduct cost-benefit analysis and a policy “experiment,” in which we project the impact increases in human capital and infrastructure capital on regional inequality. We conclude that investing in human capital will be an effective policy to reduce regional gaps in China as well as an efficient means to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
| [5] |
The relevance of growth center strategies to Latin America [J].https://doi.org/10.2307/14307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PMCID: PMC3743966
|
| [6] |
Measuring the spillover effects: Some Chinese evidence [J].https://doi.org/10.1007/s101100050004 URL 摘要
Based on recently developed methods of 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 this article seeks to prove the desired spread effects in the Chinese space economy from a core-periphery perspective. Recently developed methods of 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 provide new insights on the spatial pattern of the interaction of Chinese provincial output growth rates over the 1978鈥1994 period.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economic spillover effects are most evident at the first order of province contiguity from Guangdong, where the two coastal provinces of Hainan and Guangxi are identified with a significant spread pattern, while non-coastal provinces Hunan and Jiangxi are observed with a strong polarization pattern. A further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state preferential policies favoring the coastal region are the fundamental force in determining the direction of spread-polarization processes in the Chinese space economy. This finding confirms Friedmann's hypothesis on spatial interaction, namely, that the spread process is a successful diffusion of the core's existing institutions into the periphery.
|
| [7] |
中心城市与外围区域空间发展中的“理性”与“异化”——上海周边地区“接轨上海”的实证研究 [J].URL 摘要
以实证研究的方法讨论和辨析中心城市与外围区域空间发展中的＂理性＂与＂异化＂现象。回顾上海周边地区＂接轨上海＂的空间发展现象的相关政策导向和空间演进过程,从市场和政府两个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指出＂沪宁轴＂沿线城市的＂上海指向区域＂的配置效率较高,应＂理性＂地施以组织和引导发展。但这类城际间＂接轨发展＂应主要是一种发展理念,即要重视宏观的区位价值和体制机制接轨,而不要＂异化＂为仅是沿中心城市行政区边界的微观空间行为。
Rationality and Dissimilation in urban development between central city and hinterland: empirical study on the shanghai-oriented spatial development in Yangtze River delta. URL 摘要
以实证研究的方法讨论和辨析中心城市与外围区域空间发展中的＂理性＂与＂异化＂现象。回顾上海周边地区＂接轨上海＂的空间发展现象的相关政策导向和空间演进过程,从市场和政府两个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指出＂沪宁轴＂沿线城市的＂上海指向区域＂的配置效率较高,应＂理性＂地施以组织和引导发展。但这类城际间＂接轨发展＂应主要是一种发展理念,即要重视宏观的区位价值和体制机制接轨,而不要＂异化＂为仅是沿中心城市行政区边界的微观空间行为。
|
| [8] |
长三角区域的网络交互作用与空间结构演化 [J].https://doi.org/10.11821/yj2011020011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归纳了中心地模式和网络化模式两种空间组织模式的基本特征,即前者以向心型的垂直联系为表征,而后者以跨越腹地边界的多向联系为表征,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网络交互作用下长三角区域空间结构的演化趋势。首先以企业联系为分析视角,研究了不同强度、不同方向的网络"流量"变化趋势;其次,选择社会经济变量,通过主因子分析对地域类型进行划分,研究长三角区域空间结构的演化格局;第三,通过对网络交互作用与地域类型变化的比较印证,总结了长三角多核网络化和城市区域化的趋势,即中心地模式虽仍占主导地位,但这一模式趋于弱化,而网络化模式趋于增强。最后,研究从规模经济与规模不经济的外部性说明了长三角区域网络化过程中集聚、扩散的发生机制。
Evolution of network and spatial structure in Yangtze River Delta. https://doi.org/10.11821/yj2011020011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归纳了中心地模式和网络化模式两种空间组织模式的基本特征,即前者以向心型的垂直联系为表征,而后者以跨越腹地边界的多向联系为表征,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网络交互作用下长三角区域空间结构的演化趋势。首先以企业联系为分析视角,研究了不同强度、不同方向的网络"流量"变化趋势;其次,选择社会经济变量,通过主因子分析对地域类型进行划分,研究长三角区域空间结构的演化格局;第三,通过对网络交互作用与地域类型变化的比较印证,总结了长三角多核网络化和城市区域化的趋势,即中心地模式虽仍占主导地位,但这一模式趋于弱化,而网络化模式趋于增强。最后,研究从规模经济与规模不经济的外部性说明了长三角区域网络化过程中集聚、扩散的发生机制。
|
| [9] |
京津冀城市群都市圈经济增长区域差异及其动力机制量化分析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1175.2007.04.00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区域经济增长差异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问题．利用信息熵和塞尔指数对京津冀都市圈1993～2003年区域经济增长差异进行量化分析．结果表明，京津冀都市圈区域经济增长差距呈先缩小后扩大的趋势，在空间上主要表现为西北张承地区与京津唐地区之间的差距．引起京津冀都市圈区域经济增长差距的因素主要有自然条件、固定资产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和劳动效率等．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regional economic disparity and dynamic mechanism in Beijing-Tianjin-Hebei metropolitan region.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1175.2007.04.00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区域经济增长差异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问题．利用信息熵和塞尔指数对京津冀都市圈1993～2003年区域经济增长差异进行量化分析．结果表明，京津冀都市圈区域经济增长差距呈先缩小后扩大的趋势，在空间上主要表现为西北张承地区与京津唐地区之间的差距．引起京津冀都市圈区域经济增长差距的因素主要有自然条件、固定资产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和劳动效率等．
|
| [10] |
京津冀城市群都市圈区域合作与北京的功能定位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3054.2008.06.00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京津冀都市圈的区域合作已经进入高级阶段,产业合作、基础设施合 作和区域贸易都有新的进展.但是京津冀都市圈内部的区域差异依然存在,而且还有扩大的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认为北京应当在京津冀都市圈区域合作中发 挥要素集散、发展服务、辐射带动和区域创新等四项功能,并创建四大基地来巩固北京的核心城市地位.
The Study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of Beijing-Tianjin-Hebei Metropolitan Area and Beijing's Function Positioning.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3054.2008.06.00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京津冀都市圈的区域合作已经进入高级阶段,产业合作、基础设施合 作和区域贸易都有新的进展.但是京津冀都市圈内部的区域差异依然存在,而且还有扩大的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认为北京应当在京津冀都市圈区域合作中发 挥要素集散、发展服务、辐射带动和区域创新等四项功能,并创建四大基地来巩固北京的核心城市地位.
|
| [11] |
大都市阴影区演化机理及对策研究 [J].https://doi.org/10.3321/j.issn:0469-5097.2000.06.004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空间距离约束型区位因子在当今的大都市区、扩展大都市区等成长过程中表现出重要而复杂的作用 .探讨了城市空间要素集聚与扩散效应的叠合机制 ,阐明了大都市阴影区形成、演化的机理 ,并以南京及江宁东山为例提出消减大都市阴影区负面效应的主要对策 .
Mechanism of Metropolitan shadow area evolution and its counter measures. https://doi.org/10.3321/j.issn:0469-5097.2000.06.004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空间距离约束型区位因子在当今的大都市区、扩展大都市区等成长过程中表现出重要而复杂的作用 .探讨了城市空间要素集聚与扩散效应的叠合机制 ,阐明了大都市阴影区形成、演化的机理 ,并以南京及江宁东山为例提出消减大都市阴影区负面效应的主要对策 .
|
| [12] |
“大都市阴影区”嘉兴市的形成机制解析——兼与苏州市的发展差异研究 [J].Metropolitan shadow—analyze of the foundation of Jiaxing and the evolutionary diversity between Suzhou and Jiangsu. |
| [13] |
基于产业空间联系的“大都市阴影区”形成机制解析——长三角城市群与京津冀城市群的比较研究 [J].
The Formation of Metropolitan Shado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y Spatial Contacts: A Comparison Between Changjiang River Delta and Beijing-Tianjin-Hebei Metropolitan Region.
|
| [14] |
1990年以来上海“大都市阴影区”的时空演替——基于县域尺度单元的分析 [J].https://doi.org/10.11870/cjlyzyyhj201407001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概述了“大都市阴影区”的演化机制，利用断裂点公式、Kmeans聚类和空间相关性等方法划分了上海的影响圈层与范围，界定了1990~2010年的上海“大都市阴影区”，并对其进行了时空分析。研究表明：(1)“大都市阴影区”的构造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即“阴影区”和“半阴影区”；(2)“大都市阴影区”是处于动态变化中的区域，与中心城市、外围地区以及阴影区城市（县、城镇）3者密切相关；(3)上海“大都市阴影区”和“次阴影区”通过20 a的时间演变，在逐渐消减；(4)目前上海“大都市阴影区”主要存在于以上海为中心的南北两翼 Evolution of the range and its changes of Metropolitan shadow areas of Shanghai—A county level analysis during 1990-2010. https://doi.org/10.11870/cjlyzyyhj201407001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概述了“大都市阴影区”的演化机制，利用断裂点公式、Kmeans聚类和空间相关性等方法划分了上海的影响圈层与范围，界定了1990~2010年的上海“大都市阴影区”，并对其进行了时空分析。研究表明：(1)“大都市阴影区”的构造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即“阴影区”和“半阴影区”；(2)“大都市阴影区”是处于动态变化中的区域，与中心城市、外围地区以及阴影区城市（县、城镇）3者密切相关；(3)上海“大都市阴影区”和“次阴影区”通过20 a的时间演变，在逐渐消减；(4)目前上海“大都市阴影区”主要存在于以上海为中心的南北两翼 |
| [15] |
京津冀城市群功能定位及协同发展 [J].
本文回顾了京津冀大城市群内部各组成部分的经济联系与利益矛盾。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京津两市和河北省的经济发展特点及已形成的优势。根据各自的特点、优势和符合国家战略利益的原则,提出了京津冀大城市群中北京、天津、河北省的功能定位。
Function orientation and coordinating development of subregions within the Jing-Jin-Ji Urban Agglomeration.
本文回顾了京津冀大城市群内部各组成部分的经济联系与利益矛盾。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京津两市和河北省的经济发展特点及已形成的优势。根据各自的特点、优势和符合国家战略利益的原则,提出了京津冀大城市群中北京、天津、河北省的功能定位。
|
| [16] |
|
| [17] |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M]. |
| [18] |
|
| [19] |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M]. |
| [20] |
Third space: Journeys to Los Angeles and other real-and-imagined places [M]. |
| [21] |
|
| [22] |
Between space and time: reflections on the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 [M]. |
| [23] |
The urban process under capitalism: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M]. |
| [24] |
Manuel Castells’ The City and the Grassroots [M]. |
| [25] |
新城市社会学的主要理论 [J].Main theories of New Urban Sociology. |
| [26] |
|
| [27] |
Katz C. life’s work: geographies of social reproduction [M]. |
| [28] |
Power: 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 (1954-1984),Volume 3 [M].
|
| [29] |
|
| [30] |
建造环境供给结构的转型与都市景观的演化——以南京为例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0690.2001.04.01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综合国外新古典经济学和土地经济学、激进马克思主义学派及制度 分析中有关建筑环境保障结构理论的基础上,确定建造环境保障结构转型对都市景观演变的三个基本作用要素,并针对中国都市区,揭示由特定的政治经济关系转 型;城市内各行业、部门的发展和土地发展的组织过程和干预手段对都市景观发展过程的影响,或城市规划功能转化这三方面共同构成的都市景观变化内涵.
The Change of Provision Structure of Built Environment and the Transition of Urban Landscape :A Case Study of Metropolitan Nanjing.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0690.2001.04.01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综合国外新古典经济学和土地经济学、激进马克思主义学派及制度 分析中有关建筑环境保障结构理论的基础上,确定建造环境保障结构转型对都市景观演变的三个基本作用要素,并针对中国都市区,揭示由特定的政治经济关系转 型;城市内各行业、部门的发展和土地发展的组织过程和干预手段对都市景观发展过程的影响,或城市规划功能转化这三方面共同构成的都市景观变化内涵.
|
| [31] |
解读城市近现代风貌型消费空间的塑造—基于空间生产理论的分析视角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3-9493.2009.01.00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文章运用空间生产理论,对近年来国内许多城市出现的近现代风貌型消费空间塑造进行了分析,指出其实际上是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针对特定人群,借助特定文化氛围的创造而被符号化了的一种消费空间,其本质上是一种赢利型的空间生产行为,并不涉及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街区与建筑保护,而且也扮演着强行推动绅士化过程的角色。
On the Forming of Consumer Space in Modern Urban Historical & Cultural Areas—An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Production Theory.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3-9493.2009.01.00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文章运用空间生产理论,对近年来国内许多城市出现的近现代风貌型消费空间塑造进行了分析,指出其实际上是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针对特定人群,借助特定文化氛围的创造而被符号化了的一种消费空间,其本质上是一种赢利型的空间生产行为,并不涉及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街区与建筑保护,而且也扮演着强行推动绅士化过程的角色。
|
| [32] |
Local Growth Coalition: The Context and Implications of China’s Gradualist Urban Land Reforms [J].https://doi.org/10.1111/1468-2427.0021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China's urban land reforms are being implemented within a framework of general economic reforms which are gradualist in nature. Thus, the urban land reforms are moving step by step toward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land market. This gradualism is developing in association with a redefinition of central-local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 in the reform era, and with the advent of localism. In this context, gradual urban land reforms have become an implicit programme to nurture local enterprises and developers, a means of fostering local government-enterprise coalitions and an instrument to strengthen local government's position in local development. During the systematic transition toward a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booming Chinese cities are formulating informal local 'urban regimes' to compete for local growth by capitalizing on financial gains derived from a dual market of urban land and property development. — Les réformes du sol urbaines en Chine sont mises en oeuvre dans une structure de réformes économiques générales de nature incrementaliste. Ainsi, les réformes agraires urbaines vont pas à pas vers l'établissement d'un marché de la terre. Cet incrémentalisme se développe en association avec une redéfinition des relations intergouvernementales centre-région pendant les réformes et avec l'arrivée du localisme. Dans ce contexte, les réformes du sol urbaines se sont implicitement transformées en un programme de support pour les entreprises et les promoteurs locaux, un moyen d'encourager les coalitions locales entre le gouvernement et les entreprises et un instrument de renforcement de la position du gouvernement local dans le développement local. Durant la transition systématique vers une économie de marché socialiste, les villes chinoises en plein essor élaborent des 'régimes urbains' locaux officieux pour améliorer la croissance locale par une capitalisation des gains financiers dérivés et du double marché du sol urbain et du développement immobilier.
|
| [43] |
Urban Development and a Socialist Pro-growth Coalition in Shanghai [J].https://doi.org/10.1177/10780870222185432 URL 摘要
ABSTRACT The author analyzes pro-growth coalitions in Shanghai, China, a socialist society, and identifies two dimensions in coalition building: the political dimension and the economic dimension. Concepts of regime theory work well with the economic dimension but differ from the political dimension of urban governance of the city. So regime theory, which is developed based on experien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may partly be applied in the socialist context. The study reveals features of the socialist pro-growth coalition in Shanghai in the transitional era: a regimecharacter ized by a strong local government followed by cooperative nonpublic sectors with excluded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
| [34] |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增长联盟和反增长联盟——以江阴经济开发区靖江园区为例 [J].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2-1329.2006.03.009 URL 摘要
在增长联盟的理论视角下，以江阴经济开发区靖江园区为例，从参与者互动和联盟形成过程两个理论角度审视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增长联盟与反增长联盟。在理论上丰富了我国城市中地方政府企业增长联盟的研究。研究也发现，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农民自发抵制增长的活动已经逐渐形成反增长联盟。其原因主要包括土地征用、不合理的拆迁政策和枉民缺乏就业渠道。本研究的发现可为健康城市化和促进枉村人口的转移提供启迪。
Urban growth coalition and anti-coalition in China’s urbanization: A case studyof Jiangyin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 in Jinjiang. 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2-1329.2006.03.009 URL 摘要
在增长联盟的理论视角下，以江阴经济开发区靖江园区为例，从参与者互动和联盟形成过程两个理论角度审视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增长联盟与反增长联盟。在理论上丰富了我国城市中地方政府企业增长联盟的研究。研究也发现，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农民自发抵制增长的活动已经逐渐形成反增长联盟。其原因主要包括土地征用、不合理的拆迁政策和枉民缺乏就业渠道。本研究的发现可为健康城市化和促进枉村人口的转移提供启迪。
|
| [35] |
城市空间开发中的“反增长政治”研究——基于南京“老城南事件”的实证 [J].https://doi.org/10.11819/cpr20150405a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以曾广受关注的"南京老城南事件"作为实证,分析了当前中国城市开发中的"反增长政治"的参与者、组织和作用机制等理论问题,指出,中国城市开发中"反增长政治"的认同基础较为多元,一方面决定了当前城市"反增长政治"具有广泛的动员能力;另一方面,也决定了其松散性和碎片化的组织缺陷,从而制约了其实效。不同于西方(尤其是美国)"地方性"的特征,跨层级与超地点的参与者互动成为当前中国城市"反增长政治"的作用方式。最后,讨论了"反增长政治"兴起对城市治理与城市规划变革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Anti-growth politics in urban spatial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n the southern old city event of Nanjing. https://doi.org/10.11819/cpr20150405a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以曾广受关注的"南京老城南事件"作为实证,分析了当前中国城市开发中的"反增长政治"的参与者、组织和作用机制等理论问题,指出,中国城市开发中"反增长政治"的认同基础较为多元,一方面决定了当前城市"反增长政治"具有广泛的动员能力;另一方面,也决定了其松散性和碎片化的组织缺陷,从而制约了其实效。不同于西方(尤其是美国)"地方性"的特征,跨层级与超地点的参与者互动成为当前中国城市"反增长政治"的作用方式。最后,讨论了"反增长政治"兴起对城市治理与城市规划变革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
| [36] |
|
| [37] |
|
| [38] |
New models in human geography: the political economy approach (2 Volumes) [M].
|
| [39] |
|
| [40] |
Globalization as reterritorialization: the rescaling of urban governance in the European Union [J].https://doi.org/10.1080/0042098993466 URL [本文引用: 1] |
| [41] |
苏南模式的演进及其对创新发展模式的启示 [J].Southern Jiangsu Development Mode: Its Development and Enlightenment.Journ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
| [42] |
区域协同发展进程中“配角城市”的“发展困境”探讨——以唐山为例 [J].
进入“新常态”发展阶段,区域协同发展成为国家重要发展战略,但 在“整体主义”与“核心城市”导向的区域协同发展进程中,存在对“配角城市”关注不足的问题.以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的唐山为例,梳理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 历程,对唐山在区域协同发展进程中面临的发展困境进行分析,探讨了区域协同发展进程中区域、城市之间的冲突与调适.研究提出,新常态下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 中,唐山在经济增长压力下更倾向于延续(强化)既有经济结构,转型发展战略的实施受到影响.基于此,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区域整体的转型发展,应避免 “问题和矛盾”的转移.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北京应在推动区域产业结构与技术构成的全面转变上发挥主要作用,承担更多区域责任.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Predicament of “Supporting Cities” in the Process of Regional Synergy Development.
进入“新常态”发展阶段,区域协同发展成为国家重要发展战略,但 在“整体主义”与“核心城市”导向的区域协同发展进程中,存在对“配角城市”关注不足的问题.以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的唐山为例,梳理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 历程,对唐山在区域协同发展进程中面临的发展困境进行分析,探讨了区域协同发展进程中区域、城市之间的冲突与调适.研究提出,新常态下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 中,唐山在经济增长压力下更倾向于延续(强化)既有经济结构,转型发展战略的实施受到影响.基于此,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区域整体的转型发展,应避免 “问题和矛盾”的转移.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北京应在推动区域产业结构与技术构成的全面转变上发挥主要作用,承担更多区域责任.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