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俊
, 成天婵
Liu Jun, Cheng Tianchan
中图分类号: K9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690（2017）08-1277-11
收稿日期: 2016-11-23
修回日期: 2017-02-14
网络出版日期: 2017-08-15
版权声明: 2017 《地理科学》编辑部 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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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刘俊（1976-）,男,安徽淮南人,博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滨海旅游、旅游影响、旅游规划。E-mail: liujun020@sina.com;liujun@sc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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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地方节庆作为一个可观测的指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在讨论妈祖文化旅游节表层景观变迁基础上,以权力中继机构——巽寮妈祖理事会的成立原因、过程及运作为主线,展演仪式组织阶段资本与地方间互动与协商,展现地方节庆变迁背后的权力机制。研究发现,资本与地方的博弈协商结果不局限于节庆重构本身,还催生新的权力主体。这个权力主体对资本既依附又抗争,对地方社区既强势又民主,特殊的成立动机、半官方的机构属性、复杂的内部关系使其成为节庆变迁中的中坚力量。这种基于资本与地方权力关系而产生,并同资本和地方一起推动节庆变迁的新型权力机构,补充了全球化背景下地方节庆变迁的微观层面权力机制研究。
关键词：
Abstract
Essentially, the evolution of globalization is a process of the game between global forces, which is represented by capital, and local forces. Previous studies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dualistic power relationship in the Fourth World, thus ignoring the possibility of constructing a compatible mechanism of power negotiation between capital and place in developed areas. On the base of discussing the landscape changes of Matsu Cultural Tourism Festival, this article uses local festivals as a measurable indicator and takes the cause, process and operation of Xunliao Matsu Council, which is a power rely organization, as the main line to show the interaction and negotiation between capital and place during the ritual stages and display the power mechanism behind the local festival. It is argued that the council is the production of interaction and negotiation between capital and place, its establishment takes the festival into a new chapter. The paper shows the operation process of power relationships through the special performance of operation process hosted by council, further reveals the discourse power and strategies taken by different groups. Research finding shows that the outcome of game between capital and place is not limited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festival itself, but also gives birth to a new power subject. It is both dependent and resistant to the capital, also both strong and democratic to local communities. Its special motivation, semi-official attribution and complex internal relationship make it the backbones during the changes of festival. It is argued that the interaction and negotiation among capital consortium, which is from top to down, council, which is a regulated rely station, and local communities, which is from down to top, promotes local festival transform from production ceremony, which originally takes developing Matsu culture as the main function, to the attribution of a power practice, which highlights the commercial value of culture and takes local culture heritage into consideration. This new power organization, which is generated b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pital and place and promotes the changes of festival with capital and place, enriches microscopic power mechanism research of changes of local festival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Keywords：
随着全球化与现代化的演进,全球和地方这两股力量相互交织互动,对原有的物质和社会空间不断进行着重构[1]。从经济渗透开始,资本作为代表全球化力量的行动者穿插在剩余价值积聚的地方[2],基于主观为利益客观为地方的考量,有意识地对地方文化进行选择性商业化利用,以达到减少资本积累过程中来自地方的阻碍,并构建资本孵化升级的在地环境[3]。地方作为一个囊括地方文化精英、地方政府、当地社区等多个内部权力因素的权力混合体[4],因本土特质的差异而呈现失语、妥协或抗争等多元化应对策略。在快速资本化背景下,地方固有的权力网络被打破,地方传统文化也在外来资本及地方响应的双重力量下作用下消解和变迁[5]。
全球化资本积累过程中资本与地方间存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6]。早期研究大多以自上而下的二元化思维强调资本对地方的商业化影响[7~9],而相对忽视地方主动应对全球化的协商能力。伴随着后结构主义研究范式兴起,越来越多学者将视角转向地方,认为地方并不是全球化影响的被动接受者,主张应跳出资本与地方二元对立的传统思维,以辩证的视角更多关注地方与资本互动协商的动态过程[10~12]。但这类研究大多选择远离城市中心、封闭偏远、市场经济未充分发展、仍处于农耕状态的“第四世界（the fourth world）”。此类案例为研究资本与地方的互动协商提供了较为理想化的抽象情景,在双方政治经济地位和权力关系极其不对等的情况下,基于地方文化身份认同的冲突和对抗往往成为地方抵抗资本入侵的唯一武器[13],其结果要么是独特的地方印记被全球化资本彻底商业化（commodification）[8],要么地方文化断裂退缩成仅具符号意义的博物馆化（museumization）[12]。
本文研究案例位于经济发达且地方民间信仰繁盛的珠江三角洲沿海地区,在资本财团推动的滨海旅游地资本化过程中,地方与资本之间的权力关系比起“第四世界”地区相对平衡,地方与资本的协商也更具策略性且富有弹性。在外来力量的冲击下地方节庆也转变成全球化的主战场[14],相对于地方建筑等物质景观和习俗文化等非物质景观,传统节庆仪式能够动态且及时地呈现各利益方的权力关系和协商策略,用其作为观测指标有助于揭示传统节庆变迁背后资本和地方互动协商的微观权力机制。因此,本文的研究目标：① 将地方节庆变迁置于资本与地方互动协商的理论和现实情境中,厘清地方节庆变迁场域内各行动者的行动逻辑及策略选择;② 以权力关系分析为切入点,探索自上而下的资本地方化和自下而上的地方行动策略在权力机构层面的响应;③ 新的权力主体的形成及其在节庆变迁权力网络中的角色和地位。
节庆作为一种文化事项在社会学及民俗学等学科中已有丰富成果。节庆在属性上主要划分为3种：第一种将节庆看作人类基本生存技术的隐喻。在原始的传统社会,原始住民在无统一文字及系统教育的条件下,基于地方特征的节庆可以承担将地方为了生存所必需具备的实践知识传递下去的功能[15],节庆因而作为社会群体生存实践与生存轨迹的隐喻点而存在。从表层景观来看,传统节庆往往被赋予神圣化内涵,并被披上神秘的仪式化外衣,但从其缘起来看,原始住民最基本的生存技术实践是节庆内容最主要的来源。第二种节庆是作为人类生存意义的载体而存在。格尔茨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节庆与人类生存关系的基本问题,也可以说节庆本身是同人类生存逻辑是相关联的。在格尔茨看来,象征及象征的体系对于人类生活具有非凡意义,这种意义的影响贯穿于人类生存的始终。特定的节庆中的仪式将生存和想象链接,借助于象征形式将他们融为同一世界,进而组成一个民族的精神意识[16]。节庆的第三种属性是被当作权力技术及权力实践的场域。柯恩在《双向度的人》一书中,指出权力关系与象征权力关系的行为本就是两个不可分割的部分[17]。在运用权力与象征二维度上,格尔茨将“剧场国家”的理念引入到巴厘岛的案例分析中,宏大的国家政治仪式只是国家实施群众公共意志的工具[18]。节庆作为一个透析权力关系的场域存在于节庆研究当中,节庆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文化事项,而变成了一个观测权力关系的工具,是各方权力力量实践自身意志的平台。而作为节庆的研究者则成为节庆权力展演的观众,记录和深入剖析各类角色在节庆这个场域内所拥有的权力地位及舞台整体所表现出来的权力格局。
权力与节庆的链接要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虽未采用权力字眼也未承认权力的主题,但是关于二者关系的关注时常出现在众多研究中[15]。
1） 从类型上看,权力关系生产的节庆主要有3种类型[19]：① 根植于地方,基于农业、历史和宗教的传统节庆[20],这种类型的节庆大多属于生产实践性节庆,对应着在地化的权力关系。② 因追求经济性与利益性而呈现去地方性特点的节庆[21],在产生根源上的脱离使该类节庆场域缺少来自地方这一权力主体的参与;同时节庆对于经济利益追求的明确定位使其在权力关系协调中具有更为一致的利益契合点,所以去地方性的节庆场域内权力关系更为简化。③ 在地方文化基础上进行人为改造的新兴节庆,这种节庆在权力主体数量上牵扯更广,为了兼顾地方文化性与现代经济性的双重目的,各方利益冲突和协商更为复杂。地方政府或外来资本往往成为此类新兴节庆生产过程中的主导力量,而文化的掌控者——地方社区往往处于弱势或者无声的状态。地方节庆生产及组织场域内的各主体之间权力关系的不平衡性,使得传统节庆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面临极大挑战。福柯在探讨“层级监视”时曾提出规训和监视实质上需要“权力中继站”,通过增加层次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网络及结构,从而使监视和规训得以实现[22]。如何构建一种新的权力中继机构,实现各方利益关系的协调和再平衡,是此类新兴节庆生产促进地方文化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然而目前理论和实践层面均鲜有对此类微观权力机制的关注。
2） 从内容上看,“权力-仪式”议题下相关研究的关注点逐渐从权力生产仪式的结果“是什么”,转变为权力是“怎么样”生产仪式的过程。Lukes认为仪式研究经历了从重视仪式的结果到关注权力轨迹的转变[23]。当学者们在追溯仪式意义和改变的结果的时候,也正是在寻找权力发生的轨迹。民族学研究者在这方面做了较多工作,如在官方旅游化语境下,民俗节庆的旅游研究跳出了对于文化本身的批判,进而站在关系网络的层面对于节庆空间的属性和内容进行深入的探讨。研究视角也不再局限于权力结构的单向分析,而转向对权力流动及权力利用的考察,追踪权力场域内关键角色的行动话语以及角色互动所呈现的“戏剧”[24]。在文化地理研究方面,以地方认同为切入点,展现文化场域内不同权力主体的话语建构与关系格局,从而阐释文化场域内的地方认同建构过程[25~27]。需要重点提及美国民俗学家Steoltje提出的权力-仪式表演（Power and the Performance Ritual）研究框架,即通过仪式的形式（Form）、仪式生产的组织（The Organization of Production）和阐释性话语（The Discourse of Interpretation）来研究权力实践[28],为追踪节庆场域内的权力流动提供了有效的途径。综上,现有仪式-权力链接的研究虽已转向权力推动文化变迁的过程探究,但都存在于权力关系对于“他者”的影响层面,相对忽略“他者”对于权力关系的互动协商。
本文基于Steoltje的权力-仪式表演研究模式,借助福柯微观化权力的研究视角,将权力看作一种关系。以资本财团介入下的地方节庆作为可观测的指标,将节庆变迁场域内以外来财团为代表的资本、以社会团体和民众为主的地方及其他行动者定义为权力主体,探究地方节庆变迁背后的权力机制。将权力机制理解为推动地方节庆变迁背后的权力关系,包括场域内行动者及其行动逻辑、行动者之间支配抵抗及互动协商、权力中继机构产生及权力网络运作等内容。通过关键权力主体——巽寮妈祖理事会的成立及运作为主线,展演地方节庆活动变迁的权力生产过程,进而揭示资本和地方互动协商的微观权力机制。
1） 广东惠州巽寮湾。巽寮湾滨海旅游度假区（简称“巽寮湾”）,位于广东省惠州市东部沿海,规划总面积约24 km2。度假区内有新港、赤砂、榄涌和渔业4个村委会,现总人口10 028人,其中渔业村是以妈祖信仰为主的渔民,其余3村是以观音信仰为主的农民。优越的地理区位和滨海资源,为巽寮湾旅游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条件。2005年9月,北京金融街控股股份公司（简称金融街）凭借其强大实力成为巽寮湾的开发主体,全面启动巽寮湾国际滨海旅游区的建设,推动旅游开发从以政府主导向以资本为主导的模式转型,标志着新一轮广东滨海旅游发展热潮的到来。
2） 巽寮天后宫和凤池岛天后宫。巽寮天后宫（当地俗称大妈）位于巽寮湾中部繁华滨海小镇的核心地带。据悉,大妈始建于明朝,最早是由当地舌下村的村民从福建湄洲的祖庙请过来的,距今已有六百多年。在“文革”期间,大妈和其他地方的庙宇寺院一样被推到铲平。2005年金融街集团对巽寮进行整体开发,2008年斥资2亿元在原址重建巽寮天后宫,并以此为中心将周边地带打造成为集祈福祭拜、民俗体验、餐饮购物。旅游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岭南民俗文化及酒吧特色街区,成为巽寮核心旅游吸引物和旅游服务集散中心（图1）。
凤池岛天后宫（当地俗称小妈）位于中区较为偏僻的凤池岛畔。据村民相传,岛上供奉的妈祖神像最先是供奉在北边的范和港妈祖庙的,但在一次台风引起的海潮过后,妈祖神像被海水带到了巽寮湾,并停留在凤池岛沙滩上。由于当地渔民对妈祖十分敬重,为了能够得到妈祖的庇佑,就在海滩上建造了妈祖庙将其供奉。2013年渔业村村民自发组织了对妈祖庙的功能性修复,外观仍保持原初体量和建筑风格,仍作为渔业村村民日常祭祀场所,几乎没有游客到访。
3） 妈祖文化旅游节和妈祖诞辰。数百年来,渔民都会按照祖制的传统仪式,在每年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庆祝妈祖的生日。解放前,作为疍民的渔民虽然生活生产都在海上,但每年在妈祖诞辰（以下简称“小妈节”）这天,渔民们都会冒着被农村村民驱赶的危险上岸,在妈祖神像前供上简单的祭品祈求平安与温饱。这是在社会地位极其低下与生活极其窘迫时,渔民们对于妈祖诞辰的传统庆祝方式。解放后,渔民们获得在岸上居住的土地,上岸之后的渔民对于妈祖诞辰的庆祝不再是简单的上供祈祷,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属于巽寮渔业村的妈祖诞辰的仪式内容才逐渐形成。节庆由社区精英自发组织,整体上由简单的接神灵、唱大戏与送神灵3部分组成,中间还会穿插“抢馒头求子”和“求神香”等地方化的环节。作为地方性节庆,小妈节至今在节庆组织及仪式内容上依旧保留着原始妈祖诞辰的传统。
大妈原址重建后,2012年举办了第一届巽寮妈祖文化旅游节（以下简称大妈节）。对比传统的妈祖诞辰,大妈节在资本财团社会、经济及人力资本的多重注入下,呈现组织主体更换、参与主体增多、仪式内容表演化及仪式组织制度化的新特点。在巽寮管委会和金融街的共同努力下成立了巽寮妈祖理事会,4个村均派代表参与,作为大妈节的组织协调机构。在节庆仪式内容上,大妈节在传统“三部曲”仪式的基础上,加入国家层面的妈祖祭祀传统和现代礼仪元素,主要包括节庆开幕式、妈祖祭典仪式以及妈祖金身巡安3个部分内容,使节庆具有更强的表演性与观赏性。此外,大妈节还通过打造华南最大妈祖神像、完成与台湾妈祖宗庙——北港朝天宫的信仰对接等方式,实现大妈节影响力在空间尺度的跃升（图2）。
从来源传说到显灵故事,从仪式起源到祭拜形式,大妈同小妈都根植于渔业村渔民代代相传的妈祖信仰中,同当地一起成长积淀变迁,无论是在场所、仪式还是在地性上都具有极高的相似度。文化同源场域相似的两个地方节庆,只是在外来资本的作用下走上了不同的发展路径。
为更清晰的剥离出大妈节在外来资本介入后发生的变化,本文采用“以空间换时间”的研究设计来展开研究。以小妈节作为未改造之前的大妈节原型,通过对比获悉大妈节表层景观的变迁。进而以大妈节场域内的主要权力主体——巽寮妈祖理事会的产生原因、过程及运作为主线,展演大妈节在仪式组织阶段各方的权力关系及影响,进而探究大妈节表层景观变迁背后的权力机制。
本文采用非参与式观察（Non-participant Observation）、关键人物深度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收集数据,田野调查过程从2014年7月到2016年5月,先后4次、历时28 d,总共完成访谈36人次。非参与式观察指研究者以旁观者的角色加入到节庆举办的过程中感受大小妈节庆的差异对比,通过对场域内关键人物深度访谈等方式获取节庆现场的“物、言、人、事”的相关信息（表1）。
表1 田野调查过程
Table 1 Field survey process
| 田野阶段 | 时间 | 备注 |
|---|---|---|
| 第一阶段：初步调研 | 2014年7月20日至8月1日 | 走访熟悉案例地,并初步确定所关注的现象及研究视角 |
| 第二阶段：现场及入户访谈 | 2015年4月21~28日 | 对节庆演变的全面调研,调研期间为妈祖文化旅游节的举办期,为获得一手资料提供了便利;完成半结构访谈20人次,关键性文本资料8份 |
| 第三阶段：现场及深度访谈 | 2014年5月2~9日 | 对节庆变迁背后权力关系的补充调研,调研期间为小妈祖诞辰的举办期,为获得直接的对比材料提供便利;完成半结构访谈16人次 |
| 第四阶段：非参与式观察 | 2016年4月28日至5月2日 | 对新一届节庆进行跟踪调查,对研究结论进行验证和求证,并结合关键信息提供者访谈资料进行补充修订 |
旅游开发和外来资本介入必然伴随着利益格局调整和地方原有权力网络重组,各方主体在这个过程中采取不同的策略逐渐构建起新的权力关系[29]。地方传统节庆作为各方权力关系调整的表征和指示器,从节庆组织到仪式变迁背后都有着特定利益群体的权力印记。寻找关键权力组织并厘清附着其上的相关权力主体及其行动逻辑,便能透析地方节庆变迁背后的权力运作机制。巽寮妈祖理事会即是大妈节变迁背后的关键权力主体,它作为节庆场域内的权力中继机构,是权力得以协商和有效实践的矛盾缓冲带,其产生和运作贯穿于地方节庆活动的始终,渗透着节庆场域内资本与地方互动协商的微观权力机制。
财团资本进入初期必然会面临或多或少来自地方的阻力,地方政府是资本进入地方并改写地方权力关系的最大帮手[30]。一方面,地方政府对原本纷乱复杂的巽寮湾土地产权进行集中盘整,为财团资本统一开发提供所必须的土地,扫清资本进入地方的土地产权障碍。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扮演着义务宣传员的角色,大力宣传财团资本可能为当地经济发展带来的积极影响,不断构建其正面形象,以减轻来自地方的“戒备”与“猜疑”,帮助财团资本在软环境方面尽快融入并形成新的地方权力格局。在地方政府的努力下,虽然当地社区对于财团资本到来大多持“赞成”态度,但对于接下来财团资本触及社区利益的改造仍表达出强烈抵抗。大妈祖庙的拆庙风波就是这种资本-地方权力关系的体现。
未改造之前,大妈祖庙原本是在巽寮中区的一座小庙,但因其悠久历史以及代代相传的显灵故事在巽寮渔民的心中占据重要地位。由于地处金融街对于巽寮规划开发的核心区域,金融街集团准备将其推平拆掉,这引起了当地信众的坚决反对。地方政府作为财团资本的合作者和地方利益的维护者也陷入两难局面。经过多方沟通协调,最终金融街集团妥协并愿意斥巨资在原址重建大妈祖庙,其中原因并没有统一答案。据多名当地渔民介绍,这些都源于妈祖的灵性以及金融街对神灵的敬畏。地方社区将其他开发商曾经意图拆庙而导致的严重后果传播出去,同时将“开工吉利”等传统观念转化为与资本财团进行博弈的武器,争取开发商的妥协。当然,地方之所以能赢得抗争不止是社区自身努力,也来自财团资本对于巽寮旅游长远发展统筹考虑。但无论如何,地方社区在拆庙风波中的态度与声音已经展现出这是一个有能力抵抗的社区,这让财团资本在接下来对于节庆场域内的控制方式以及巽寮理事会机构设置都提供了关键参考。
在征得地方政府与当地社区的同意后,2008年起金融街开始了巽寮中区妈祖庙的拆除与重建工作,斥资2亿元在原址重建了气势恢宏的新妈祖庙,并以此为核心旅游吸引物在周边兴建了占地约3万m2的天后宫岭南民俗文化商业街,作为巽寮度假区的商业配套街区。资本财团对于妈祖庙的物质场所改造得到了当地社区的高度认同。然而妈祖庙的改扩建并不是结束,而是资本财团着手打造大型节庆旅游吸引物的开始。资本财团对于妈祖神庙的场所改造为接下来文化事项的介入奠定了基础,使资本财团在以妈祖为核心的地方文化场域内获取更多的主动权与话语权。为使这种话语权的掌控更为具象化,代表多方利益联盟的巽寮妈祖理事会在金融街财团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推动下成立了。
理事会在官方解释中是管理妈祖相关事宜的专门机构,是妈祖节庆场域内重要的权力主体。作为一个半官方的组织机构夹杂着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这就注定了它是一个拥有多重性质的存在。
1） 理事会作为半官方性质的机构,到底是民意的代表还是强权者的傀儡?从机构成员构成来看,理事会常任理事共有7人,其中金融街集团代表2人、巽寮镇代表2人以及渔业村、赤砂村、揽冲村代表各1人,其中理事会会长由渔业村前任书记担任。作为巽寮妈祖文化事务的管理者,理事会须在资本财团、地方政府和社区之间寻求妥协,扮演资本与地方协商互动平台的角色。显然,资本财团在理事会内部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远非地方所能及。正如妈祖理事会会长坦言,“金融街除负责妈祖文化旅游节的主要开销,还会协助理事会处理对外事务,如发动巽寮的外来企业集资捐款及邀请重要嘉宾等”。可见,资本财团在经济和社会资源层面都为节事活动举办提供了巨大支持,是理事会最强大的后盾。面对资本财团的强势,在理事会内部妈祖相关事项上地方话语权的弱化甚至丧失实为必然。
2） 以管理妈祖文化相关事宜作为功能定位,其设立的根本目的是弘扬妈祖文化还是促进旅游地营销?传承及弘扬妈祖文化是妈祖文化旅游节的重要目的,然而在资本意志的实践过程中,妈祖文化旅游节的举办更多的体现为地方性旅游营销和刺激经济的目的,而不再是从前单纯的地方民风民俗。这种功能定位的偏移在仪式安排上体现明显。具有地方性特征的节庆被安排在人流量少及展演平台受限的时段,将标准化国家标准仪式安排在黄金时段,进而取得更大节庆表演性及营销性。正如渔业村渔民所说,“我们对于妈祖文化的重视与旅游和经济并无关系,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信仰,更多的是祖辈传承下来传统。现在我们的小妈节仍会在渔业村内搭棚唱戏,这只是我们自己的文化风俗。”
3） 作为全球层面妈祖系统的成员,如何调和妈祖仪式地方特色与国家标准的融合与冲突成为理事会另一矛盾。巽寮妈祖理事会在2012年第一届妈祖文化旅游节加入到中华妈祖文化交流协会成为会员单位。从身份性质看,理事会既是根植于地方的妈祖文化管理机构,又是全球妈祖系统的成员,它将巽寮的地方信仰同妈祖全球的信仰体系联系到一起。这种联系不单单展示在会员单位的授牌仪式上,更体现文化内涵与节庆仪式上。一方面是全国整齐划一的文化形式,另一方面是巽寮本土的妈祖祭祀与庆祝形式,对于两种性质的协调也是理事会面临的难题之一。
4） 理事会权力地位的界定是最为矛盾之处。基于节庆场域内不同的权力地位形成了对理事会的差异化解读,这些解读也展现在多方主体的互动中。在金融街集团管理层的角度,“理事会是执行管理天后宫及妈祖文化旅游节的相关事宜的机构,我们（金融街）在理事会中也有两个常任席位”。资本财团在节庆场域内掌握绝对主动权,它所定义的理事会在节庆场域内拥有受限的决策权,更多的是充当执行者的角色。而从担任理事会内部的本地社会文化精英角度,“我们（理事会）是要感谢金融街,但更多的是金融街感激我们（理事会）,巽寮人民要感谢金融街,金融街更要感谢巽寮,妈祖文化旅游节加快了巽寮旅游发展,也提高了金融街房产的销售。我们之间是互赢公平的。”从这段表述中可以很清晰的感受到,理事会的地方代表认同资本财团给予的帮助,但同时强调理事会与资本财团之间是平等的权力联盟关系。而在当地渔业村普通百姓看来,理事会已成为资本财团的代言人。他们普遍认为理事会只是处于资本财团“助手”的位置,并未拥有真正的决策权,因此当地社区在妈祖文化旅游节相关事项方面的“感激”与“不满”都会直接指向金融街财团。通过以上分析,在理事会内的地方精英用“协助”及“帮忙”来界定金融街财团在大妈节中的作用,同时也会不断地自我肯定来确认自身在妈祖文化事项中的权力地位。但从其他权力主体的立场,理事会作为妈祖文化旅游节的主办者更多体现在执行层面,而在核心事务的决策权是缺失的。
不管是弘扬文化还是促成营销,抑或是突出国家标准还是弱化地方特色,理事会都只拥有有限的话语权。作为无实权的半官方机构,资本财团促成理事会的产生,又通过人力、经济与社会资本的介入“协助”理事会正常运转,形成资本与地方之间“核心-边缘”的权力关系[31]。然而,理事会作为地方文化事务管理的独立机构,一直表现出强烈的自我管理冲动,对于资本财团的介入存在着既欢迎又抗拒的复杂表现。地方与资本之间“欲拒还迎”的动态权力关系贯穿于仪式组织策划的整个过程。但不管如何,理事会是促使大妈节走上与小妈节不同的资本化路径中的关键一环,它的成立已然使得资本财团借助于理事会这一权力中继机构,实现了对于地方节庆生产的控制权合法化（图3）。
上一节就理事会的性质为切入点,分析资本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关系。而地方作为场域内的重要权力主体,并不是一个抽象和均质的概念[32],而是包括了地方文化精英、地方政府、当地社区等多个内部权力因素的权力混合体[4]。新的权力结构下,关于节庆变迁后的权力分析不能仅限于静态的理事会层面,借助于特殊事件有助于进一步分析各利益相关方互动协商的策略机制。
在第四届妈祖文化旅游节的调研中,笔者发现今年的妈祖文化旅游节举办日期并非农历三月二十三（新历5月11号）的妈祖生日,而被提前到三月初七（新历4月25号）。改期事件本是文化本真性与文化商品化之间的博弈,在新的权力结构下演变成揭示各方话语权及行动策略的特殊事件（图4）。
1） 资本财团：成本控制与效应追求。对于日期的提前,金融街管理层解释到：“首先是对于人员组织的考虑,五一之后当地老百姓忙于接待游客不会有空来参加活动,就会影响节庆的进行;其次是配合嘉宾的时间,我们这次节庆要请台湾和福建那边的妈祖过来,全国的妈祖诞辰都是农历三月二十三,到时到处都请他们,这样我们就很难请到贵宾过来了;第三个是节庆成本问题,到五一之后,无论是住宿餐饮还是其他的活动成本都会上升,我们也希望最低成本得到最大收益的诉求;最后巽寮的旅游旺季是五一之后,提前节庆也可以为旺季预热。”
资本积累就是资本追求自我无限增值与创造剩余价值的过程与体现[33]。当外来资本加入到地方权力场域时,资本所遵循的逻辑和意志逐步演化为资本的权力策略。具体到节庆改期事件,资本财团从“成本最小化,效益最大化”角度来阐释日期提前的原因,按照重要性将影响因素排序为组织人员、参与嘉宾、成本控制以及旅游旺季预热4个方面。不难看出,资本财团在大妈节的旅游效应与妈祖信仰原真性之间的权衡。小妈节作为大妈节的原型,其初衷是庆祝妈祖生日。但在资本改造后的大妈节,这种原初诉求已不再被列为首要目标,取而代之的则是在如何保证地方营销效果和降低节庆举办成本。
2） 巽寮妈祖理事会：连带式制衡。理事会作为被资本财团裹挟下的权力机构,成为资本渗透地方文化事项的媒介。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东北农村》一书中提出“权力的文化网络”的概念,分析国家政权渗透到农村地区的过程[34],揭示出外来权力对农村地区的渗透难以打破其固有的自治系统,为更好的实践自身的利益,外来权力会在与地方系统的适应中发生变异。
建立系统的科层制组织及完备的法律条例是国家政权对地方渗透的主要途径,外来权力对于地方的渗透也存在诉诸地方机构的方式。资本财团进入巽寮之后极力促成理事会的成立,形成服务于自身诉求的科层制组织。理事会促使资本核心意志的（如节庆形式、组织理念等）传达与实践,从而在“形式上”完成了自身的职责。但也正因这一制度存在固有的形式主义缺陷,资本在渗透过程中只能存在于结构性及整体性的影响,而对村民的日常生活层面往往无能为力。在这一过程中,理事会就成为财团资本与社区权力之间的缓冲带。
具体到改期事件,由于财团资本对于理事会内部话语权的控制,理事会最终选择了支持日期提前。而在面对渔业村妈祖信众们的强烈质疑和话语抵抗时,理事会采取了“连带式制衡”策略。连带式制衡存在与广大正式或非正式的基层组织实践中,主要通过利益连带、情感连带和责任连带等保证了权力意志的实施和乡村秩序的平衡[35]。在完成日期提前一系列行动中,理事会主要采取了利益连带、情感连带的制衡方式。
（1） 利益连带成为完成基层自治的最有效手段。在连带式制衡理论中,利益连带通常指“村组织将村民的可能权利和利益同村庄治理的各种要求目标连接起来,从而实现对村民的引导与制约”[36]。但在日期提前事件中,不再是简单地将权利与义务对应,而是从公众利益出发,凸显大妈节举办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对于社区来说,随着2005年财团介入下巽寮旅游大开发,参与旅游业带来的经济收入已经很大程度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自2012年以来大妈节举办所带来旅游业的井喷式发展更是有目共睹,所以社区对于大妈节背后的经济效益已经有了深刻的体会。这促使社区居民在日期提前的态度上有所摇摆,从而为理事会实施利益连带奠定基础,通过经济利益的诱导促使社区至少在“形式上”顺从日期提前的决定。
（2） 借用神灵的名义转换资本与社区的对立关系,完成基层组织情感连带机制。大妈节举办日期提前只是结果,但日期提前至具体哪一日仍然会存在争议。经理事会成员介绍,大妈节提前到公历4月25日是妈祖自己选择的日子,也就是所谓的“通灵人”在同妈祖交流的过程中所得到的妈祖的旨意。借助于民间信仰话语将资本的意志传递给民间信众并得到了地方认可,而对于资本财团而言,日期提前的诉求已然达到,至于提前哪个特定的日期便不会有更多的意见。理事会巧妙借助神灵的力量在达成日期提前的同时,也在表面上改变了资本与社区的对立关系,促使社区做出妥协和退让。
3） 社区：表层的服从,隐形的话语抵抗。“支配-抵抗”是微观权力分析中最常用的二元逻辑模式。福柯指出 “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抵抗,但是,或者因此更准确地说,这种抵抗决不是处于外在权力关系的境况中……抵抗后来被描述为一个不可征服的对手”[37]。
据受访渔民解释：“妈祖生日是绝对不能提前的,妈祖专门保佑我们这些出海的渔民,在这天（农历三月二十三）庆祝妈祖的生日也是我们（渔业村）一直以来的传统,不能因为任何事情提前妈祖诞辰,但是我们也阻止不了。”
从以上访谈中不难发现,在渔业村、巽寮理事会及资本财团所形成的权力关系网络中,资本财团在经济层面拥有影响理事会决策的权力,从而在权力关系网络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而村民针对日期提前并没有采取任何激烈的行动（如求助地方管委会等方式）,大妈节的举办日期依然是从农历3月23日调整到公历4月25日。但日期提前的结果并不等同于当地社区是妥协无声的,他们只是在强烈的反对意愿下采取了较为“柔弱”的行动,也就是话语抵抗。话语抵抗策略作为隐性的行为方式有两个鲜明的特征[38]。
（1） 拥有一套极其隐蔽性的话语模式。话语不仅是发泄的途径,也是权力抵抗的工具。当地社区通过谣言、诋毁等话语方式“对抗”理事会及资本财团。这些话语攻击具有私下进行、针对个体以及负面评价等一套固定模式,通过具有固定模式的语言攻击,当地社区虽然没有从中得到现实补偿,但能在道德层面取得安慰,从而在心理层面获得一种平衡[38]。这种话语抵抗策略仍在传统伦理道德体系内进行,但只要小妈节仍然能作为传达对于妈祖虔诚信仰的方式,渔民就不会冲破这种固定模式的底线,将话语抵抗转变为行动抗争。
（2） 对于话语抵抗策略的选择动机并非出于理性。任凭大妈节日期提前在理事会及资本财团的话语体系里有再多理由,在地方社区的角度妈祖信仰及自身的地方文化传统仍然遭受到损害。即使地方社区能清楚地知道自己也能分享由日期提前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但对于理事会及资本财团的抹黑也不会就此消失。这些反抗更多的是一种情绪的宣泄,他们并不会在实际层面寻求改变现状。
隐形的话语抵抗虽然对以理事会及资本财团组成的利益联盟的权力规训起到一定抑制作用,但它所提供的情绪宣泄也使社区更易在权力博弈中妥协,进而放弃坚持妈祖诞辰日期,这恰恰是外来资本步骤化的权力策略对地方深入规训的体现。
文化实践作为全球化过程中的重要方面,它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推进。妈祖信仰不仅是海峡两岸民间交流的最重要载体,也是华人社会特别是东南亚华侨共同的文化记忆。作为世界上重要的宗教文化,妈祖文化的发展烙下全球化的印记。随着金融街财团对于巽寮旅游开发的逐步深入,区域小尺度内的节庆营销已不再满足其发展诉求。为此,由资本财团与理事会组成的权力联盟也在努力推动着地方文化与更高层面文化体系的对接,以进一步提升节庆影响的空间尺度。
自第四届妈祖文化旅游节始,巽寮理事会与台湾北港朝天宫建立起了联系。北港朝天宫分灵自福建湄洲祖庙朝天阁,其在妈祖信仰体系中的正统性赋予其文化权威性。在区域层面,北港朝天宫是台湾妈祖的龙头总庙,也就指代着妈祖体系内的台湾。通过妈祖信仰的文化平台,巽寮妈祖同台湾宗庙形成良好互动,这不仅指代着巽寮同全球尺度内的妈祖文化系统形成了初步的连接,也体现出巽寮妈祖文化走上空间压缩下的文化全球化发展路径。这种跨地方的文化关系构建,将大妈节从巽寮当地提升至全球尺度,成为权力联盟寻求空间影响力提升的重要策略。
本文以地方节庆作为一个可观测的指标,通过探究地方节庆变迁背后的权力关系来探讨资本和地方互动协商过程和权力机制。研究发现,资本财团借助地方文化打造大型旅游吸引物的利益诉求,是推动地方节庆变迁的核心动因。在地方政府的协助下,资本财团策略性的融入并逐步构建实践其利益诉求的权力格局,在整个地方节庆变迁的权力场域内始终起着决定性作用。当地社区虽在权力格局中处于相对劣势地位,但源自地方的传统节庆活动所带来的经济和文化认同,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社区疏离感,拥有妈祖信仰的地方社区通过支持、妥协或者话语抵抗等多元方式参与到节庆重构过程中,延续着传统节事活动的在地性。资本作为行动者,其除了具有能动性之外,还可以使用一定的弹性手段来达到其所设定的目标。作为资本与地方互动协商的权力机构,理事会是资本财团渗透地方权力关系网络并对地方文化进行市场化包装的媒介平台。理事会的设立揭示了资本与地方的博弈协商结果不局限于节庆重构本身,还催生出新的权力主体。这个权力主体对资本既依附又抗争,对地方社区既强势又民主,其特殊的成立动机、半官方的机构属性、复杂的内部关系使其成为节庆变迁中的关键力量。自上而下的资本财团、“权力中继站”的理事会,以及“自下而上”的地方社区这3方权力主体相互碰撞和协商互动,推动地方节庆由原先单纯以弘扬妈祖文化为主要功能的生产技术仪式,向彰显文化商业价值兼顾地方文化传承的权力实践仪式属性转变。这种基于资本与地方权力关系而产生,并同资本和地方一起推动节庆变迁的新型权力机构,补充了全球化背景下地方节庆变迁的微观层面权力机制研究。
在全球化资本流动与运作过程中,资本对于地方文化改造的策略不同,地方对于资本力量的响应和策略选择不同,两者协商不断催生出新的空间秩序与社会关系。本案例中,资本对于地方节庆活动的渗透是其地方促销（place promotion）策略的一部分,以地方节庆活动提升旅游吸引力和地产商业价值是其终极目的。地方对于节庆原初价值的信仰和坚守是其与资本抗争的内在动力。资本不清场,地方不退场,双方在传统文化存续和利用方面的共同利益是合作协商的基础。地方节庆变迁似乎妥协于商业资本的压迫,实际上也是资本面对在地化发展诉求的积极调整与适应,理事会的产生即是资本与地方权力价值评估和协商机制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理事会作为一种各方激励相容、冲突协商的权力中继机构,其成立本身就具有进步意义（progressive）。这进一步表明,全球化进程中资本与地方的交互作用远非一个去地方化的过程,而是在新的权力关系体系中使地方得到重新定义,并在对原来地方意义的解构中生产出新的地方意义的过程[38]。
致谢：感谢美国俄勒冈大学苏晓波教授、陕西师范大学白凯教授、华南师范大学陶伟教授和蔡晓梅教授在本文写作过程中给予的指导和建议。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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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space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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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内陆大城市土地利用与社会权力因素的关系——以西安为例 [J].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d Use and Society Power Factors of Inland Key Cities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Xi’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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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转型对地方意义流变的影响——以深圳华侨城空间文化生产为例 [J].
<p>以深圳华侨城为例, 以地方命名和广告文本为分析对象, 通过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意义的建构及其流变过程和特征的分析, 讨论文化转型对地方意义流变的影响。研究指出, 文化转型期产生多股文化时尚。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借助空间想象化, 透过建筑名称、形式、结构、景观、生活方式和社会网络等符号和关系的文化生产, 并配合空间物质性建设, 赋予地方新的文化意义, 构筑符合主流社会阶层和时代菁英的想象的社区。在此过程中, 空间的文化生产是在某一时期以某种文化时尚为主流, 其他文化共同参与, 而地方意义可能呈现多元性。空间文化生产与再生产方式具有多样性, 在某一时期某种文化生产方式占主导, 其他方式共同发挥作用, 导致地方意义形式的多样性。同一时期地方意义所呈现的复合性和多种形式可能满足了不同时代菁英多元的文化认同。</p>
The Impacts of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on Place Becoming:A Case Study of Shenzhen Overseas Chinese Town.
<p>以深圳华侨城为例, 以地方命名和广告文本为分析对象, 通过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意义的建构及其流变过程和特征的分析, 讨论文化转型对地方意义流变的影响。研究指出, 文化转型期产生多股文化时尚。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借助空间想象化, 透过建筑名称、形式、结构、景观、生活方式和社会网络等符号和关系的文化生产, 并配合空间物质性建设, 赋予地方新的文化意义, 构筑符合主流社会阶层和时代菁英的想象的社区。在此过程中, 空间的文化生产是在某一时期以某种文化时尚为主流, 其他文化共同参与, 而地方意义可能呈现多元性。空间文化生产与再生产方式具有多样性, 在某一时期某种文化生产方式占主导, 其他方式共同发挥作用, 导致地方意义形式的多样性。同一时期地方意义所呈现的复合性和多种形式可能满足了不同时代菁英多元的文化认同。</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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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rism, capital, and place: Towards a critical geography of tourism [J].https://doi.org/10.1068/d09045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ravel and tourism have become one of the largest industrial complexes and item of consumption in modern Western economies. It is argued that to date, geographers studying tourism have done so without fully grasping the fact that tourism is an important avenue to capitalist accumulation. It is contended that if this weakness is rectified the geographic analysis of tourism could provide impor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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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enticity and commoditization in tourism [J].https://doi.org/10.1016/0160-7383(88)90028-X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L'authenticité et la marchandisation du tourisme. On examine dans cet article trois suppositions de base qui se trouvent souvent dans les oeuvres de recherche sur le tourisme au sujet de la “marchandisation”, la “mise-en-scène de l'authenticité” et l'incapacité des touristes d'éprouver des expériences authentiques. L'authenticité se présente comme un concept négotiable plut00t qu'un concept primitif. La rigueur de la définition de l'authenticité dépend de la nature de l'expérience touristique à laquelle on aspire. Les nouveautés culturelles peuvent en plus acquérir un air d'authenticité avec le temps, ce qu'on peut appeler “l'authenticitéémergente”. On soutient aussi que la marchandisation ne détruit pas nécessairement le sens des produits culturels, bien qu'elle puisse changer ce sens ou ajouter de nouveaux sens aux anciens. On explique bien clairement des conclusions qui sont contraires à la déductions qui s'ensuit de ces suppositions, et on pr00ne une nouvelle fa04on d'aborder l'étude de l'authenticité et du sens dans le tourisme, ce qui pourrait mener à la formulation d'une politique touristique plus perspic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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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e by the pound: a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on tourism as cultural commoditization [J].
The promotion of 'local colour' as a part of tourism merchandizing and its impact on one community is examined. To analyse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commoditization, the Alarde, in Fuenterrabia in the Basque country, Spain, is used as an example of major public ritual. National advertising publicized the event and attracted so many visitors that not everyone could view it. The local council dec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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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dification of Buddhism in contemporary Burma [J].https://doi.org/10.1016/S0160-7383(98)00050-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Buddhism provides a powerful force in the lives of large numbers of people in Burma. The military junta ruling Burma has recognized and attempted to appropriate Buddhism as a means of legitimating its authority. This regime has consistently promoted the notion of national unity and identity in which strong links with a Buddhist Burmese heritage have been forged. This desire for Burma to become more fully integrated into the global economy has seen the encouragement of foreign investment and the promotion of the country as a destination. A strong relationship has been established between Buddhism and tourism, and this link has been appropriated by the regime in seeking to achieve it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spi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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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ltural space of modernity: Ethnic tourism and place identity in China [J].https://doi.org/10.1068/d11004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ourism and ethnic cultural revival in southwest China is explored. It is suggested that cultural revival is a process of "place creation' whereby identities may be consciously localized as a strategy for engaging structures of political economy which link local actors with broader geographical frameworks and more distant sources of power. The theoretical argument has several prongs: the local does not exist as an oppositional reality to the global, but rather constitutes a dynamic cultural negotiation with the changing structures of political economy, "modernization' being thus as much cultural as it is economic; the traditional "space of places' is an idealistic construct of the past, based on a static conception of culture kept separate from a dynamic conception of economic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perpetuates this idealism in its preoccupation with the economic power of capital, relegating the cultural to a "response'. A highlight upon the contentious nature of "place creation' within broader systems of power suggests that identity has never been neatly provided by a naturally bounded place, but has always been negotiated within a complex and often confusing mesh of interaction across multiple geographic scales. -from 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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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and tourism : A Foucauldian observation [J].https://doi.org/10.1016/S0160-7383(99)00065-1 UR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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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rism politics in Lijiang, China: An analysis of state and local interactions in tourism development [J].https://doi.org/10.1080/14616680801999992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Heritage as a tourism commodity has raised expectations about the profits that it can potentially bring. Lijiang Ancient Town, since acquiring World Heritage status in 1997,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dependent on state support and private enterprise to maximize this potential. The implication of rapid tourism development is the marginalization of indigenous Naxi as their homes became converted into guesthouses, souvenir shops and other facilities for tourist consumption. State discourse on tourism development as the means to achiev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growth is examined and Naxi reaction to the threat of touristic commodification discussed. Two important spaces, the town square and a food outlet at a major thoroughfare, are used to highlight Naxi efforts to reclaim touristic spaces for everyday activities and as a symbolic representational space of their own cultural identity. In the final analysis, Lijiang's landscape is the result of an interplay between the state, private enterprise and local forces wherein the heterogeneous discourses from each of these are integrated by the Naxi as they go about life in Lijiang Ancient 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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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重构实践中的身份与地方认同——仡佬族祭祖活动案例 [J].
在文化转向思潮的引领下,新文化地理学从注重结果向注重过程转移,更强调地理事象所发生的空间过程及其内化在特殊地域系统中的社会关系。在这一过程中,景观的符号象征意义和表征作用得到重新解读。以民族文化为旅游吸引物的发展背景下,通过对贵州世居民族仡佬族官方祭祖活动的参与式观察和相关群体的深度访谈,发现民族精英为将务川树立为仡佬族族群的中心,重构了"九天天主"及其祭祖仪式和场所,地方意义由此发生了改变‘,小塘石笋’由自然景观变为仡佬族族群的文化中心景观。"仡佬之源"的地方中心性空间策略虽扩大了仡佬族的知名度,提升了地方影响力,但祭祀活动却呈现出精英的"台上"认同与民众"台下"认同的对立。这一分歧的根本原因是当地仡佬族模糊的身份记忆以及仡佬族作为散居族群的文化多元性所致。在仡佬族祭祖的文化实践中,精英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和权力影响和重构了地方身份认同,而地方的民族身份认同又影响地方意义的重构。文章指出,没有民众的"自下而上"支持,悬置于族群之上的官方主导的文化重构实践具有很大的脆弱性。研究对完善地方感研究中主体性缺失及地方与认同研究中身份认同研究不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Ethnic Identity and Place Identity in the Practice of Ethnic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A Case Study of Official Ancestor Worship of Gelao Minority in Wuchuan County.
在文化转向思潮的引领下,新文化地理学从注重结果向注重过程转移,更强调地理事象所发生的空间过程及其内化在特殊地域系统中的社会关系。在这一过程中,景观的符号象征意义和表征作用得到重新解读。以民族文化为旅游吸引物的发展背景下,通过对贵州世居民族仡佬族官方祭祖活动的参与式观察和相关群体的深度访谈,发现民族精英为将务川树立为仡佬族族群的中心,重构了"九天天主"及其祭祖仪式和场所,地方意义由此发生了改变‘,小塘石笋’由自然景观变为仡佬族族群的文化中心景观。"仡佬之源"的地方中心性空间策略虽扩大了仡佬族的知名度,提升了地方影响力,但祭祀活动却呈现出精英的"台上"认同与民众"台下"认同的对立。这一分歧的根本原因是当地仡佬族模糊的身份记忆以及仡佬族作为散居族群的文化多元性所致。在仡佬族祭祖的文化实践中,精英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和权力影响和重构了地方身份认同,而地方的民族身份认同又影响地方意义的重构。文章指出,没有民众的"自下而上"支持,悬置于族群之上的官方主导的文化重构实践具有很大的脆弱性。研究对完善地方感研究中主体性缺失及地方与认同研究中身份认同研究不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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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变迁:地方化与全球化 [J].
在全球化的潮流中，地方社会传统的信仰与仪式也必然随之变迁。这些变迁可以看作是地方在与国家和全球的环境互动中进行的行为模式的调整，以能符合时代与国家的要求，同时又能满足自己或社区的整合需求的选择。地方性的信仰与仪式操演结合国家的在场实现了这种变迁，又或者加以保护和改造，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演化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也正是费孝通先生所指出的全球体系之中的地方或族群在文化全球化中表现出的同质性与异质性的二元特点。
The Changes of Ritual: Loc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在全球化的潮流中，地方社会传统的信仰与仪式也必然随之变迁。这些变迁可以看作是地方在与国家和全球的环境互动中进行的行为模式的调整，以能符合时代与国家的要求，同时又能满足自己或社区的整合需求的选择。地方性的信仰与仪式操演结合国家的在场实现了这种变迁，又或者加以保护和改造，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演化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也正是费孝通先生所指出的全球体系之中的地方或族群在文化全球化中表现出的同质性与异质性的二元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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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Dimensional Man: An Essay on the Anthropology of Power and Symbolism in Complex Society [J].https://doi.org/10.2307/303211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Central to this original study, first published in 1974, is that Political Man is also Symbolist Man, that man is two-dimensional. The book explores the possibilities of the systematic study of the dialectical interdepen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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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印第安纳州三大文化节庆受众调查研究[D] .Vistor’s research on the three cultural festivals in Indiana,U.S.: Validation of the cultural festival experience mode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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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价值视角下的传统节庆旅游体验——以西双版纳傣族泼水节为例 [J].https://doi.org/10.11821/yj201202000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感知价值是研究消费者体验和体验质量的一个重要概念和理论。本文以我国少数民族传统节庆———西双版纳傣族泼水节为案例对节庆游客旅游体验的感知价值维度进行了分析并验证。在定性访谈和以往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构建了游客体验传统节庆的感知价值量表,并根据量表进行了测量。同时对感知价值维度与节庆游客满意度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游客体验傣族泼水节的感知价值维度包括七个：文化认知价值、享乐价值、社交价值、服务价值、经济便利价值、情境价值和功能价值。研究发现,不同感知价值维度与游客满意度的相关程度高低不同。与西方学者的研究发现不同的是,作为实用价值的文化认知价值对国内游客满意度的影响是最大的,这与西方游客更看重节庆体验中的享乐价值是相区别的。
A Study on Tourist Experience of Traditional Festivals From The Perpective of Perceived Value: An Example From Dai Ethnic Group’s Water Splashing Festival at Xishuangbanna,China. https://doi.org/10.11821/yj201202000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感知价值是研究消费者体验和体验质量的一个重要概念和理论。本文以我国少数民族传统节庆———西双版纳傣族泼水节为案例对节庆游客旅游体验的感知价值维度进行了分析并验证。在定性访谈和以往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构建了游客体验传统节庆的感知价值量表,并根据量表进行了测量。同时对感知价值维度与节庆游客满意度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游客体验傣族泼水节的感知价值维度包括七个：文化认知价值、享乐价值、社交价值、服务价值、经济便利价值、情境价值和功能价值。研究发现,不同感知价值维度与游客满意度的相关程度高低不同。与西方学者的研究发现不同的是,作为实用价值的文化认知价值对国内游客满意度的影响是最大的,这与西方游客更看重节庆体验中的享乐价值是相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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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stival as creative destination [J].https://doi.org/10.1016/S0160-7383(02)00034-8 URL [本文引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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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A radical view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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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泼水节”:交织于国家、地方、民间仪式中的少数民族节庆旅游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4360.2014.01.00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市傣历新年 节的旅游化过程中,地方政府和地方宗教上层人士都致力于这一节庆空间的话语的塑建,其参与和界定直接影响到节庆空间的表述,使其呈现出多元复杂性。这一案 例表明,国内民族节庆的研究在突出官方性运作的基础上,应把研究视角从节庆旅游空间的单向权力结构分析转向对权力的流动和对权力利用的创造性的考察,分析 角色的具体多元性、角色本身的行动话语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所上演的"戏剧"。
Water-Splashing Day: Interwoven into the national, local and folk ceremony of festival tourism of ethnic minorities.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4360.2014.01.00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市傣历新年 节的旅游化过程中,地方政府和地方宗教上层人士都致力于这一节庆空间的话语的塑建,其参与和界定直接影响到节庆空间的表述,使其呈现出多元复杂性。这一案 例表明,国内民族节庆的研究在突出官方性运作的基础上,应把研究视角从节庆旅游空间的单向权力结构分析转向对权力的流动和对权力利用的创造性的考察,分析 角色的具体多元性、角色本身的行动话语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所上演的"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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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创民俗节庆与地方认同建构——以广府庙会为例 [J].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4.04.014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广府庙会”是广府文化记忆与北方“庙会”文化符号杂糅的产物，一经举办即备受争议。采用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文本分析等方法，深入剖析在广府庙会中不同社会群体（包括政府、媒体、专家、普通民众等）如何利用其拥有的文化表征权力，基于其文化记忆与地方认同，以话语与实践来表达自己对地方以及广府文化的理解，从而最大程度将自身地方认同在新创节庆中得以表征的协商过程。研究认为，城市内部存在多元文化认同，文化不断被争议与协商，本质上是“政治的”；新创民俗节庆成为地方认同建构的场域，地方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谁能成功地获取更大的文化表征权力。首届广府庙会由政府主导，媒体为多个群体话语提供沟通渠道，广州世居居民，特别是反对派的话语受到格外重视，代表广府地方文化认同的话语占据主导地位，政府采取积极倾听的态度，从而第二届广府庙会开始充满“广府味”，广州世居居民的地方认同得以表征。而新来者由于缺少文化表征权力，其话语未受重视，甚至部分新来者有被边缘化的感觉，不利于增强其地方认同。研究理论上有助于对新创节庆地方认同建构的理解，实践上则对利用节庆增进城市不同群体的文化融合与地方认同有积极指导意义。
Construction of place identity and created folk festival: A case study of “Yuexiu Temple Fair” in Canton.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4.04.014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广府庙会”是广府文化记忆与北方“庙会”文化符号杂糅的产物，一经举办即备受争议。采用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文本分析等方法，深入剖析在广府庙会中不同社会群体（包括政府、媒体、专家、普通民众等）如何利用其拥有的文化表征权力，基于其文化记忆与地方认同，以话语与实践来表达自己对地方以及广府文化的理解，从而最大程度将自身地方认同在新创节庆中得以表征的协商过程。研究认为，城市内部存在多元文化认同，文化不断被争议与协商，本质上是“政治的”；新创民俗节庆成为地方认同建构的场域，地方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谁能成功地获取更大的文化表征权力。首届广府庙会由政府主导，媒体为多个群体话语提供沟通渠道，广州世居居民，特别是反对派的话语受到格外重视，代表广府地方文化认同的话语占据主导地位，政府采取积极倾听的态度，从而第二届广府庙会开始充满“广府味”，广州世居居民的地方认同得以表征。而新来者由于缺少文化表征权力，其话语未受重视，甚至部分新来者有被边缘化的感觉，不利于增强其地方认同。研究理论上有助于对新创节庆地方认同建构的理解，实践上则对利用节庆增进城市不同群体的文化融合与地方认同有积极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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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运会开幕式对广州居民文化认同的影响研究——基于仪式理论的分析 [J].
<p>广州亚运会开幕式既是体育事件的仪式部分，也是一个独立的文化事件。基于事件与仪式理论视角，阐述亚运会开幕式的文化呈现及文化象征符号意义，透过举办地本地居民对具有本地文化表征事件的态度，分析亚运会开幕式事件与举办地文化的关系，探讨在事件背景下文化认同的呈现及可能的变化趋势。透过对作为阈限的事件、事件的文化表演、事件的文化时代连结、事件对地方意识的激发等关系的阐释，呈现亚运会开幕式的文化认同。研究发现：① 广州亚运会开幕式事件唤起的情绪是文化本体认同的体现，事件亦提供认识文化体系中文化符号及其意义的一个途径，同时广州亚运会开幕式事件推进了文化的整合；② 广州亚运会开幕式事件影响文化认同的过程需要相关群体的积极参与，只有将暂时的情绪转化成人们对于文化的主动性思考、认知与认同，事件的刺激作用才能得以延续并最终作用于文化认同。此外，事件对文化认同的影响需要在时间延伸上进行讨论和完善，事件后文化的发展状态也需要被关注。</p>
Impact of 2010 Asia Games Opening Ceremony on Cultural Identity of Residents in Guangzhou: Perspective on Events and Ritual Theory .
<p>广州亚运会开幕式既是体育事件的仪式部分，也是一个独立的文化事件。基于事件与仪式理论视角，阐述亚运会开幕式的文化呈现及文化象征符号意义，透过举办地本地居民对具有本地文化表征事件的态度，分析亚运会开幕式事件与举办地文化的关系，探讨在事件背景下文化认同的呈现及可能的变化趋势。透过对作为阈限的事件、事件的文化表演、事件的文化时代连结、事件对地方意识的激发等关系的阐释，呈现亚运会开幕式的文化认同。研究发现：① 广州亚运会开幕式事件唤起的情绪是文化本体认同的体现，事件亦提供认识文化体系中文化符号及其意义的一个途径，同时广州亚运会开幕式事件推进了文化的整合；② 广州亚运会开幕式事件影响文化认同的过程需要相关群体的积极参与，只有将暂时的情绪转化成人们对于文化的主动性思考、认知与认同，事件的刺激作用才能得以延续并最终作用于文化认同。此外，事件对文化认同的影响需要在时间延伸上进行讨论和完善，事件后文化的发展状态也需要被关注。</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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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起来:广州音乐现场的文化地理研究 [J].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6.06.009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将广州的音乐现场看作一个承载制造“噪音”的场所,以6个现场音乐酒吧为具体案例,通过定性分析的方法探讨音乐现场如何连结不同人和不同的地方,以及如何被建构成一个“动态”的空间和“越轨”的地方。研究结果表明：音乐现场作为一种动态的物质文化空间,由经营者、组织者、音乐人和乐迷通过社会实践共同建构而成,成为所有音乐演出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及其与不同地理尺度之间关系的节点;音乐现场作为一个“越轨”的地方,将音乐现场的“局内人”和“局外人”区分。上述结论回应和丰富了现有音乐地理研究的内容和成果,并对中国超越“看的方式”进行文化地理研究提供了新的切入点。</p>
Noise Up! A Cultural Geographical Analysis of Live Music in Guangzhou.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6.06.009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将广州的音乐现场看作一个承载制造“噪音”的场所,以6个现场音乐酒吧为具体案例,通过定性分析的方法探讨音乐现场如何连结不同人和不同的地方,以及如何被建构成一个“动态”的空间和“越轨”的地方。研究结果表明：音乐现场作为一种动态的物质文化空间,由经营者、组织者、音乐人和乐迷通过社会实践共同建构而成,成为所有音乐演出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及其与不同地理尺度之间关系的节点;音乐现场作为一个“越轨”的地方,将音乐现场的“局内人”和“局外人”区分。上述结论回应和丰富了现有音乐地理研究的内容和成果,并对中国超越“看的方式”进行文化地理研究提供了新的切入点。</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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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and the Ritual Genres: American Rodeo [J].https://doi.org/10.2307/150008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Discusses the concept of power in studies of ritual genres and applies this theory to the American rodeo ritual.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rodeo; Wild West shows; Jesse James; William Cody (Buffalo Bill); Conclu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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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旅游发展决策中的权力呈现——对上九山村新闻报道的批评话语分析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5006.2016.01.008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既有研究侧重于成熟旅游目的地内的权力问题，但对新兴旅游地发展决策中的权力运作有所忽视。文章以山东省上九山村为案例地，以相关新闻报道为分析对象，运用批评话语分析方法，探索该村由前旅游地向旅游地转变过程中利益各方的权力博弈过程和运作策略。研究认为，空间生产是权力运作的表现形式，由传统村落向旅游村落的转变是伴随所有权转移的新一轮空间实践过程;资本交换是权力博弈的基础，村民文化资本、企业经济资本和政府社会资本的相互转换难以执行同一标准;身份变迁是权力流动的结果，表现为社区居民身份表征的他者化和女性身份的符号化。不同群体、地方和社会在意识形态层面具有的“异质的现代性”，既是推动旅游发展决策的原始动力之一，也是造成旅游决策场域中权力冲突的根本原因。要实现旅游发展的公正，需结合中国特殊的经济状况、产权意识和文化传统，保证目的地社区的空间正义、资本正义和身份正义。</p>
The Role of Power in Decision Making by Tourist Destinations: A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of News on Shangjiushan Village, China.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5006.2016.01.008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既有研究侧重于成熟旅游目的地内的权力问题，但对新兴旅游地发展决策中的权力运作有所忽视。文章以山东省上九山村为案例地，以相关新闻报道为分析对象，运用批评话语分析方法，探索该村由前旅游地向旅游地转变过程中利益各方的权力博弈过程和运作策略。研究认为，空间生产是权力运作的表现形式，由传统村落向旅游村落的转变是伴随所有权转移的新一轮空间实践过程;资本交换是权力博弈的基础，村民文化资本、企业经济资本和政府社会资本的相互转换难以执行同一标准;身份变迁是权力流动的结果，表现为社区居民身份表征的他者化和女性身份的符号化。不同群体、地方和社会在意识形态层面具有的“异质的现代性”，既是推动旅游发展决策的原始动力之一，也是造成旅游决策场域中权力冲突的根本原因。要实现旅游发展的公正，需结合中国特殊的经济状况、产权意识和文化传统，保证目的地社区的空间正义、资本正义和身份正义。</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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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镇文化身份脆弱性的社会建构及其意义——多元话语分析模式的尝试 [J].
<p>在建构主义研究范式的指导下选择多元话语分析方法，以江南水乡古镇周庄为案例地，对古镇文化身份的脆弱性进行社会建构分析。结果表明不同阶段政府旅游发展政策的改变、开发商的本质、传媒与专家系统的推力、游客凝视及对文化的态度、外来人群及其影响下原住居民的交往方式和价值取向共同建构了古镇文化身份脆弱性的形成过程。最后提出改造物质与生活环境、营建文化共同体、提倡理性交往等古镇文化身份脆弱性的治理对策，以期为文化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政策制定提供参考。</p>
Social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Vulnerability in Ancient Town and Its Significance: A New Mode of Pluralistic Discourse Analysis.
<p>在建构主义研究范式的指导下选择多元话语分析方法，以江南水乡古镇周庄为案例地，对古镇文化身份的脆弱性进行社会建构分析。结果表明不同阶段政府旅游发展政策的改变、开发商的本质、传媒与专家系统的推力、游客凝视及对文化的态度、外来人群及其影响下原住居民的交往方式和价值取向共同建构了古镇文化身份脆弱性的形成过程。最后提出改造物质与生活环境、营建文化共同体、提倡理性交往等古镇文化身份脆弱性的治理对策，以期为文化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政策制定提供参考。</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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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空间意象——《癌症楼》的新文化地理解读 [J].https://doi.org/10.3724/SP.J.1084.2010.00199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近年来,新文化地理学逐渐被中国人文地理学者所关注,空间与权力的关系受到关注,并产生跨学科效应。国内对此的研究多集中于现实空间层面,尚未重视文本的空间意象。从地理学的空间尺度入手,运用文本解构法,从宏观和微观拆解经典文本《癌症楼》中的空间-权力互动机制。宏观尺度的不同空间有其权力象征,集中反映出中心与边缘的对立,并形成时空交错的社会关系;微观尺度空间既以显性和隐性的方式彰显强大的权力对社会空间的控制,也存在对应的反抗空间以及微渺的自由与希望空间。《癌症楼》透射出对以所谓崇高目的为外表的强权的批判,空间既是这种权力生发的工具,同时也驱动了规训与反抗的过程。</p>
Power and Space: A New Cultural Geographical Interpretation on Cancer Ward. https://doi.org/10.3724/SP.J.1084.2010.00199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近年来,新文化地理学逐渐被中国人文地理学者所关注,空间与权力的关系受到关注,并产生跨学科效应。国内对此的研究多集中于现实空间层面,尚未重视文本的空间意象。从地理学的空间尺度入手,运用文本解构法,从宏观和微观拆解经典文本《癌症楼》中的空间-权力互动机制。宏观尺度的不同空间有其权力象征,集中反映出中心与边缘的对立,并形成时空交错的社会关系;微观尺度空间既以显性和隐性的方式彰显强大的权力对社会空间的控制,也存在对应的反抗空间以及微渺的自由与希望空间。《癌症楼》透射出对以所谓崇高目的为外表的强权的批判,空间既是这种权力生发的工具,同时也驱动了规训与反抗的过程。</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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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its to Capital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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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带式制衡:基层组织权力的运作机制 [J].
<p>本文揭示了中国基层组织在非正式或半正式治理实践中的内在机制及其社会基础和价值基础。研究发现，村级组织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位置构成了乡村治理的部分外部条件和压力，具有普遍性的半正式治理实践中的村级组织权力的运作则根植于乡土社会。乡村治理中，村组干部将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资源统筹配置、捆绑连带，主要通过利益和情感等连带方式来规制村民，以完成其治理目标，村民同样也将其需要履行的各种义务与应该享受的各项权利捆绑连带，并主要以责任连带的方式对村组干部实行反制。正是这种治理中双向的连带关系使得干群之间的权利义务达到总体平衡，并保证了乡村社会秩序的形成，笔者将其归结为“连带式制衡”。乡土社会的不规则或规则的多元化是连带式制衡的社会基础，与西方有所差异的中国农民的“捆绑式的权利义务观”则构成了基层组织权力运作的价值基础，两者共同支撑使得“连带式制衡”成为基层组织权力的常规化运作机制。</p>
Tied Checked-and-Balance: Operationa Mechanism of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Power.
<p>本文揭示了中国基层组织在非正式或半正式治理实践中的内在机制及其社会基础和价值基础。研究发现，村级组织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位置构成了乡村治理的部分外部条件和压力，具有普遍性的半正式治理实践中的村级组织权力的运作则根植于乡土社会。乡村治理中，村组干部将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资源统筹配置、捆绑连带，主要通过利益和情感等连带方式来规制村民，以完成其治理目标，村民同样也将其需要履行的各种义务与应该享受的各项权利捆绑连带，并主要以责任连带的方式对村组干部实行反制。正是这种治理中双向的连带关系使得干群之间的权利义务达到总体平衡，并保证了乡村社会秩序的形成，笔者将其归结为“连带式制衡”。乡土社会的不规则或规则的多元化是连带式制衡的社会基础，与西方有所差异的中国农民的“捆绑式的权利义务观”则构成了基层组织权力运作的价值基础，两者共同支撑使得“连带式制衡”成为基层组织权力的常规化运作机制。</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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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graphies of food: ‘Afters’ [J].https://doi.org/10.1177/0309132510369035 URL [本文引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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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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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族村庄的微观权力探析 [D].Analysis of the Operation of the Hui Village Farmers: Taking Beizhao Village in Langfang City Hebei province As Examp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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