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兰兰
, 周素红
Qi Lanlan, Zhou Suhong
中图分类号: F12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690（2018）01-0031-10
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 2017-03-6
修回日期: 2017-06-25
网络出版日期: 2018-01-10
版权声明: 2018 《地理科学》编辑部 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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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齐兰兰(1981-),女,吉林吉林市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健康地理、城市地理研究。E-mail:arielblue@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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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休闲行为的产生条件一直受到国内外地理学者的重视,邻里建成环境作为结构性制约因素,在休闲行为研究的交叉学科中开始受到重视,但是关注其对休闲行为影响的时间差异的研究严重不足;此外相关研究多从是否产生休闲行为或活动量的角度去验证,缺乏建成环境对休闲空间特征影响的衡量。基于时间地理学理论,以广州市为案例地,结合居民的出行活动日志调查与人口普查数据、土地利用数据、建筑POI普查数据,探讨居民休闲行为时空特征及居住地的邻里建成环境对其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工作日,居民外出型休闲活动时间呈现出高度集中特征,高度集中于12:00~14:00,活动集聚的时空区域是12:00~14:00、4 km内;休息日,居民外出型休闲活动时间集聚的集中性减弱,活动持续时间增长;活动集聚的时空区域是9:00~20:00、1 km内。邻里建成环境的不同维度指标对休闲活动距离的作用时段与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工作日上午并无影响显著的因素;中午,休闲距离主要受到道路交叉口数量和商业中心可达性的负向影响;下午,休闲距离受到道路交叉口数量先负向后正向的影响。休息日上午,休闲距离主要受开敞空间用地比例的负向影响;中午,受开敞空间用地比例、公交站点数和到最近开敞空间距离的负向影响,土地利用混合度则是呈现先正向后负向的影响;下午,受道路交叉口数量和公交站点数的负向影响、休闲设施数量的正向影响。从作用机制来看,休息日是休闲机会和时间成本作用占主导,工作日是休闲环境作用占主导。
关键词：
Abstract
The conditions of leisure activity has been payed much attention to by geographers.Neighborhood built environment, as a structural restriction factor, has been paid attention to in the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of leisure behavior. However, there is still little study to consider the time difference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built environment on leisure behavior. Most researchers believe that the built environment has an impact on leisure behavior, and the related researches are most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hether there are leisure activities, and lack of measure of the spatial dimension of leisure behavior.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ime geography, this paper takes Guangzhou as an example and use residents’ activity dairy, census data, land use data and building POI(position of interests) data to explore the spatial-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residents' out-of-home leisure behavior and the neighborhood built environment impact.We find that on weekdays, the out-of-home leisure time of residents showed a high degree of agglomeration. The space-time areas highly concentrated are from 12:00 to 14:00 within 4 km. On weekend, the degree of time agglomeration is weakened, but duration of the activity is increased. The space-time area highly concentrated is from 9:00 to 20:00 within 1 km. Residents' leisure activities are constrained by factors such as the neighborhood built environment, the time length of the leisure activity, the distance from the workplace, and so on. These effects are higher in the weekdays than in the weekends. The constraints are higher in the morning and at noon than in the afternoon on weekdays. On weekends, the constraints are high in the morning and low at noon.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time and the degree of influence of the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the neighborhood built environment on out-of-home leisure activity distance. On weekday: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factor of the built environment in the morning. The leisure distance is mainly affected by the negative impact of the number of road intersections and the accessibility of the commercial centers at noon. In the afternoon, leisure distance is affected by the number of road intersections, and at first it is positive effect and then negative effect. On weekend: In the morning, the leisure distance is mainly affected by the negative impact of the proportion of the land use of the open space. At noon, it is affected by the positive effect of the land use ratio of the open space, and negative effect of the number of bus stations and the distance to the nearest open space. The land mix index has a positive and then negative effect. In the afternoon, the leisure distance is affected by the negative impact of the number of road intersections and the positive impact of number of bus stations.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mechanism, residents are restricted mainly by the neighborhood built environment on weekends, while the work place mainly on weekdays. The opportunity for leisure and time costs are dominant roles on weekends, while the recreational environment is the dominant role on weekdays.
Keywords：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休闲已成为了人们重要的需求和衡量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1]。国内外学者对休闲的研究已经有比较悠久的历史。休闲时空行为作为休闲行为的研究视角之一,是地理学者建立休闲内在需求与休闲空间关联的重要手段。
对休闲时间的研究早期主要是时间利用调查,研究不同个体或群体在自由时间数量上的差异,近年来学者们着眼于不同群体的活动方式和影响因素,解析居民休闲时间的分配及休闲与生活质量的关系[2,3,4,5]。国内对休闲空间的研究主要集中于3个领域,一是时间地理学领域,对居民休闲活动的动机、休闲活动节奏与空间分布特征等进行研究[6,7,8];二是旅游地理学领域,对城市的休闲空间类型、要素、不同休闲空间内的休闲者行为进行研究[9,10,11];三是建筑规划领域,对休闲空间的设计规划进行研究[12,13,14]。国外地理学界的休闲研究更注重休闲行为的产生条件,强调休闲的制约因素,指出其决策过程受个人主观偏好的内在制约、同伴的人际间制约以及时间、金钱或信息等外在结构性制约[15]。个人主观偏好因素包括兴趣爱好、心理状态、能力等[16,17];同伴的人际间制约包括同伴的态度、偏好、领导者的影响等[18,19];结构性制约包括时间、信息的获得、成本（如费用、交通时间等）、设施问题（如场所、拥挤程度等）、安全因素等[20,21]。此外,学者们关注这些制约因素对不同人群的作用,关注女性、老年人、青少年、移民者、少数族裔等特殊群体的行为及影响因素[22]。
空间因素是影响休闲行为的重要结构性制约因素,休闲行为的产生与居住地周围的活动机会相关联[23]。然而对居住地周边空间因素系统研究的不多,涉及到的研究主要是运动和健康领域关注邻里建成环境对居民体力活动的影响（休闲活动是体力活动的一种）。涉及到的建成环境因素主要包括安全性、休闲娱乐场所和设施、街道连通性、土地混合利用程度、街区景观设计、公共交通可达性这几个方面的变量[24,25,26,27,28,29]。一些研究发现明显的统计关联：邻里的安全性越好、到最近娱乐设施的距离越近、道路交叉口密度越高越有利于休闲体力活动;居住在土地利用混合地区比单一地区更可能增加休闲体力活动;令人愉悦的景观设计会促进休闲体力活动的产生[24,25,26,27,28,29]。总体来看,学者们普遍认为邻里建成环境对休闲行为有影响,主要关注邻里建成环境对居民是否产生休闲体力活动或者活动量的影响,对时间的考虑较弱。休闲行为受到休闲者时间的约束,休闲活动的产生需满足相应的时空间条件,因此时间在建成环境对休闲的影响中有重要的作用。
综上,国内外有关休闲时空行为及影响因素的研究不足如下：① 休闲行为的产生条件一直受到国内外地理学者的重视,邻里建成环境作为结构性制约因素,在休闲行为研究的交叉学科中开始受到重视,但是关注建成环境对休闲行为影响的时间差异的研究严重不足;② 建成环境对休闲影响的相关研究多从是否产生休闲行为或者休闲活动量的角度去验证,缺乏对休闲行为空间特征影响的衡量。因此,本研究基于时间地理学理论,结合居民出行活动日志调查与人口普查数据、土地利用数据、建筑POI（point of interest）普查数据,探讨居民休闲行为时空间特征及居住地的邻里建成环境对其产生的影响。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广州市居民日常出行活动的问卷调查,调查时间为2013年4~6月。基于聚类分析和主成分分析方法,以街道为单位对广州市市辖区进行社会区划分,分为旧城机关和老龄非在业人口聚集区、商业人口集聚区和保障性住房小区、高教育水平和旧单位社区、近郊购房和自建房集中社区、城市远郊农业社区5种类型,再根据各类社会区的特征,选择相关主因子得分排序靠前的街道,结合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原始数据,选择特征值突出的社区。研究共选取了18个社区,回收有效问卷1 604份,调查内容主要包括个人信息、工作日和休息日的出行日志。
出行日志询问了居民一整天的出行次数、目的、地点及出发到达时间;问卷为居民日常活动提供了13个选项,分别为：上班、上学、公务业务、买菜、买日用品、阶段性购物（买耐用品等）、文体娱乐、探亲访友、接送小孩、回家、外出就餐、旅游度假及其他。本研究中的居民外出休闲活动包括阶段性购物、文体娱乐、外出就餐和旅游度假活动。
本研究先识别居民外出休闲活动的时空间特征,接着根据工作日和休息日的不同时间集聚特征和休闲活动出发时间将1 d中的时间划分时段,考察建成环境在工作日和休息日不同时段对休闲行为（主要是距离）的影响。
1.2.1 建成环境指标构建
通过建成环境的设计影响居民的出行行为尤其是出行交通,是城市地理学研究的热门命题。建成环境通常包含3个组成部分：土地利用模式、城市设计和交通系统[30]。常用的建成环境指标源于“3D”（density,diversity and design）,之后又加入了目的地可达性（destination accessibility）和到交通设施的距离（distance to transit）而成为“5D”[31]。休闲研究中系统分析建成环境影响的较少,但是在运动和健康研究中有很多关于建成环境对健康和体力活动的影响,包含针对休闲体力活动的研究,该类研究中建成环境的指标选取基本上也是围绕“5D”进行,多采用与步行设施和环境相关的因素[28]。本研究借鉴体力活动相关研究中的建成环境指标并进行调整,围绕“5D”体系,侧重与休闲类活动相关的指标（表1）。
表1 建成环境变量的“5D”涵义、属性
Table 1 The meaning of the “5D”of the built enviroment
| 5项变量（5D） | 涵义 | 通常采用的指标 | 本文采用的指标 |
|---|---|---|---|
| 密度(Density) | 区域每单位面积的兴趣点变量 | 人口密度、建筑密度等 | 人口密度 |
| 设计(Design) | 区域内街区网络特征 | 街区面积大小、交叉路口密度、数 量、步行道密度、自行车道密度等 | 交叉口数量 |
| 多样性(Diversity) | 特定区域不同土地用途的数 量及其表示的程度 | 不同用地种类、比例、土地利用混 合度、就业与住房比例等 | 开敞空间用地比例;土地利用混合度 |
| 到交通设施的距离(Distance to Transit) | 区域内交通服务的水平 | 到最近地铁站或者公交站的距离、单位 面积公交站的数量、公交服务覆盖比率等 | 公交站点数量;到最近地铁站的距离 |
| 目的地可达性(Destin- ation Accessibility) | 到达目的地的难易程度 | 到中心商务区的距离、区域内工作 机会数量、到最近商店的距离等 | 到最近开敞空间的距离;区域内休闲设施数量;购物餐饮设施数量;商业中心可达性 |
建成环境最佳测量尺度可能因区位类型、邻里特征、行为结果和人群的特征而不同[30]。总的来讲,1 km是多数休闲体力活动研究对邻里界定的尺度[32,33]。本研究亦借鉴该结论,以居民所居住社区的几何中心为圆心,1 km半径缓冲区作为邻里范围。
1.2.2 模型选取
在建成环境与居民行为关系研究中,回归方程与结构方程是学者们常用的模型方法。结构方程模型常用于有中间影响变量的建模,本研究不设中间变量的考察,因此采用回归模型方法,检验居住地的邻里建成环境对休闲活动的影响。
1.2.3 变量选取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居民外出型休闲活动的距离,对距离取对数以使数据符合正态分布。邻里建成环境、时间特征、与工作地关系为自变量,个人社会经济属性作为控制变量（表2）。
表2 变量及意义
Table 2 Variables and their meanings
| 变量 | 说明 |
|---|---|
| 性别 | 1=男;2=女 |
| 年龄 | 数字代表年龄 |
| 婚姻 | 1=已婚;2=未婚 |
| 文化程度 | 1=文盲和半文盲;2=初中及以下;3=高中;4=大学（专科）;5=研究生 |
| 职业情况 | 1=无职业者;2=农民;3=一般体力劳动者;4=个体和技术工人;5=科员级别;6=低层管理人员;7=中级管理人员;8=高级管理人员 |
| 收入 | 1=1 000元以下;2=1 000~1 999元;3=2 000~2 999元;4=3 000~39 99元;5=4 000~4 999元;6=5 000~5 999元;7=6 000~6 999元;8=7 000元以上 |
| 时长 | 休闲活动的持续时间 |
| 时长的平方 | 休闲活动持续时间数值的平方,考察非线性关系 |
| 与工作地距离关系 | 1=更接近居住地;2=更接近工作地 |
| 人口密度 | 区域范围内人口密度（万人/km2） |
| 道路交叉口数量 | 丁字路口为原值,十字路口及以上加倍计算（2倍） |
| 开敞空间用地所占比例 | 开敞空间面积（包括公共绿地和广场用地）占全部用地的百分比 |
| 土地利用混合度 | 采用商服用地、公建用地、公共绿地与居住用地的比值 |
| 土地利用混合度平方 | 土地利用混合度数值的平方,考察非线性关系 |
| 到最近地铁站距离 | 与最近地铁站之间的距离（km） |
| 公交站点个数 | 邻里范围内公交站点数量 |
| 到最近开敞空间的距离 | 与最近开敞空间的距离（km） |
| 休闲设施数量 | 根据2015年建筑POI普查数据,选取其中的休闲娱乐设施 |
| 购物餐饮设施数量 | 根据2015年建筑POI普查数据,选取其中的购物餐饮设施 |
| 商业中心的可达性 | 到达最近3个商业中心的距离平方的倒数和* |
邻里建成环境指标。参照5D指标具体包括邻里人口密度、道路交叉口数量、开敞空间用地所占比例、土地利用混合度、公交站点数量、到最近开敞空间的距离、到最近地铁站的距离、邻里休闲娱乐设施数量、购物餐饮设施数量、到商业中心的可达性10个指标。
时间特征。主要是本次休闲活动持续的时长。为了考察活动持续时间影响的非线性特征本研究加入休闲活动持续时间的平方这一变量。
与工作地距离关系。工作地是居民日常活动中除了家以外另一重要的地点,本研究考察居民本次休闲活动是更靠近家还是更靠近工作地。
居民个人社会经济属性。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婚姻、文化程度、职业情况、收入情况。
对模型采取逐步回归的方法,以剔除自变量共线性问题。
选取问卷中个人信息齐全（包括年龄、性别、婚姻、教育、工作、收入情况）且有外出休闲活动的出行,在工作日,共有505人次的外出休闲行为,其中阶段性购物2人次、文体娱乐56人次、外出就餐447人次,在休息日,共有1 121人次的外出休闲行为,其中阶段性购物138人次、文体娱乐458人次、外出就餐504人次、旅游度假21人次。从休闲活动距家的距离来看,工作日外出休闲平均距离2.93 km、休息日外出休闲平均距离2.92 km。从休闲活动时间长度来看,工作日外出休闲平均时长1.24 h,休息日2.74 h。居民休息日的休闲行为明显多于工作日,工作日和休息日外出休闲距离总体比较差别不大,但是休闲时间长度休息日明显要更长。
以休闲活动开始时间作为横坐标,结束时间作为纵坐标（横纵坐标均为1 d中的时间点）,以点的形式定位到空间进行核密度分析,核密度分析的单元格设定为 5 min,设定搜索半径为0.5 h,对核密度分析结果采用自然分段法(Natural Break)划分5个等级（图1）。
图1 居民外出休闲活动时间集聚情况
Fig.1 Time agglomeration of residents’ out-of-home leisure behavior
工作日,居民休闲活动时间呈现出高度集中特征,集中于12:00~14:00,这个时段是上班族午休的时间,也是很多上班族外出就餐时间,因此具有明显的生存型活动伴生性的特点。
休息日,居民休闲活动时间集聚的集中性减弱,活动持续时间增长,这源于休息日居民生存型活动比例小,可自由支配时间增多。居民休闲活动时间集中于4个时段：9:00~10:00开始、11:00~12:00结束,12:00~13:00开始、12:30~14:30结束,14:00~15:00开始、17:00左右结束,18:00~19:00开始、19:00~21:00结束。其中活动最高峰时段是11:30~14:30。
鉴于工作日居民外出休闲活动时间的高度集聚,为了进一步识别休闲活动出发时间的人次变化以及便于后文进一步划分1 d中的时段,对1 d中不同时间开始休闲活动的人次变化进行分析,结果如图2所示。工作日,11:00前开始休闲活动的人次很少,11:00~12:00开始急剧增多,12:00~13:00是全天的峰值时段,之后又开始急剧衰减,一直处于低位水平,17:00~18:00开始缓慢增加,18:00~19:00形成全天第二个小高峰,之后缓慢下降。休息日,居民基本在8:00之后陆续开始休闲活动,每1 h人次都在迅速增多,12:00~13:00是全天的峰值,第二个峰值出现在14:00~15:00,第三个峰值在18:00~19:00。
图2 居民外出休闲活动起始时间
Fig.2 The start time of residents’ out-of-home leisure behavior
以1 d的时间点为横坐标,休闲活动离家距离为纵坐标,在ArcGIS中使用核密度工具绘制居民活动的时空分布密度图（图3）。
图3 居民外出休闲活动时空分布密度情况
Fig.3 Time-space distribution density of residents’ out-of-home leisure behavior
工作日,居民外出型的休闲活动在12:00~14:00集中于4 km内,次集聚时空区域为12:00~14:00在6 km内、19:00~20:00在1 km内。远距离的活动主要集中于白天,晚间较少。
休息日,居民外出休闲活动集聚时间明显比工作日延长,而距离明显缩短。9:00~20:00休闲活动集中于1 km内,次集聚时空区域为12:00~17:00、20:00~21:00,集中于2 km内。
建立工作日与休息日不同时段外出休闲距离与居住地的邻里建成环境、休闲时长、与工作地距离关系之间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将个人属性作为控制变量。根据居民外出休闲活动起始时间的集聚变化,并考虑到各时段内样本量的充足,将全天时段划分为上午0:00~10:59、中午11:00~13:59、下午14:00~23:59共3个时段（因为工作日14:00~17:00间样本量不足10个,此时段不单独划分为下午以17:00以后为晚间时段,而是一起合为下午时段）。6个模型的adj R2分别为0.436、0.403、0.228、0.417、0.165、0.269,模型拟合优度不高,可见个人休闲的时空行为不仅受到建成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还受到个人和外界很多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个人主观意愿、同伴的时间与空间安排等。但是本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确切地提炼出影响因素而是横向比较,并且模型均表现为显著,因此我们可以利用这几个模型横向比较建成环境各因素在不同时段的显著性和影响程度差异（表3）。
表3 工作日与休息日不同时段建成环境对外出休闲距离的影响
Table 3 Regression results for effects of the built environment on the out-of-home leisure behavior during different periods
| 变量类型 | 变量 | 工作日上午 0:00~10:59 | 工作日中午 11:00~13:59 | 工作日下午 14:00~23:59 | 休息日上午 0:00~10:59 | 休息日中午 11:00~13:59 | 休息日下午 14:00~23:59 |
|---|---|---|---|---|---|---|---|
| 常量 | 常数 | 3.170*** | 3.513*** | 5.553*** | 7.200*** | 7.836*** | 7.131 |
| 个人属性 | 性别 | ||||||
| 年龄 | 0.009** | -0.015*** | |||||
| 学历 | 0.224*** | 0.268*** | |||||
| 职位 | |||||||
| 收入 | -0.109** | ||||||
| 活动时长 | 活动时长 | 0.295*** | 0.063* | ||||
| 活动时长平方 | 0.045** | -0.012*** | |||||
| 与工作地距离关系 | 是否离工作地更近 | 2.063*** | 1.861*** | 0.811*** | 0.431*** | 0.686*** | 0.697*** |
| 密度 | 人口密度 | -0.134*** | |||||
| 人口密度平方 | |||||||
| 设计 | 交叉口数 | -0.003*** | -2.373E-5*** | ||||
| 交叉口数平方 | -3.614E-5*** | ||||||
| 多样性 | 开敞空间用地比例 | -3.451*** | -2.854*** | ||||
| 土地利用混合度 | |||||||
| 土地利用混合度平方 | 0.319*** | ||||||
| 交通设施可达性 | 公交站点数 | -0.018*** | -0.008** | ||||
| 到最近地铁站的距离 | |||||||
| 目的地可达性 | 到最近开敞空间的距离 | -0.002*** | |||||
| 休闲设施数量 | 0.005** | ||||||
| 购物餐饮设施数量 | |||||||
| 商业中心可达性 | -0.265*** |
从个人属性来讲,年龄、学历和收入分别在工作日和休息日的不同时段体现出影响。年龄越大在工作日中午外出休闲距离越远,在休息日晚上则越近。学历越高在工作日中午外出休闲越远,在休息日中午亦是如此规律,并且休息日的影响程度更高一点。收入仅在休息日中午时段体现出负向影响,即收入越高,休闲距离越近。
从活动时长来看。在休息日上午和中午,休闲活动时间越长,距离越远,且上午的影响程度要高于中午,并且休息日上午的影响关系非单纯直线型,时间增加到一定程度后距离开始缩减。
从与工作地距离关系来看。休闲到离工作地越近的地方预示着离家更远,这一因素在工作日的影响程度明显高于休息日,即工作日,人们到离工作地更近的地方休闲,这个地方使离家的距离要远出很多,而在休息日,人们离家距离的增加程度明显比工作日少,在各个时段都是如此。
3.2.1 密度维度
本研究主要考察人口密度这一指标。人口密度在工作日对外出休闲距离无显著影响,在休息日只有下午有负向影响,即所居住的地区人口密度越高,外出休闲距离越近。考察人口密度的平方也即关于人口密度的非线性影响,不显著。
3.2.2 设计维度
本研究主要考察交叉口数量这一指标,代表街区的连通性。在工作日中午和休息日下午,该项指标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即街区连通性越好,居民外出休闲距离越近,且工作日中午的影响要大于休息日下午。这一指标在工作日下午呈现出先下降再上升的影响趋势,也即随着街区连通性的增强,外出休闲距离先下降,到达一定程度后再上升。
3.2.3 多样性维度
本研究主要考察土地利用混合度和开敞空间用地比例2项指标。土地利用混合度在休息日中午呈现显著的非线性影响,随着用地混合度的提升,外出休闲距离先上升后下降。开敞空间用地比例在工作日影响不显著,在休息日上午和中午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即开敞空间比例提升,居民外出休闲距离更近,且上午的影响程度要高于中午。
3.2.4 交通设施的可达性维度
本研究主要考察邻里范围内公交站点的数量和到最近地铁站的距离2项指标。其中到最近地铁站的距离指标无论在工作日还是休息日各时段都无显著影响。公交站点数在休息日中午和下午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公交可达性越好,外出休闲距离越近,且中午影响程度要显著高于下午。
3.2.5 目的地可达性维度
本研究主要考察休闲设施数量、购物餐饮设施数量、到最近开敞空间的距离、到商业中心的可达性4项指标。休闲设施数量在休息日晚间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到开敞空间的距离在休息日上午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商业中心可达性在工作日中午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购物餐饮设施影响不显著。
1） 居民休息日休闲活动主要受家附近建成环境制约,工作日主要受单位所在地制约。由工作日和休息日不同时段建成环境各要素显著性可以看出,休息日建成环境显著的要素更多。工作日,居民休闲活动高度集中于中午时段,受工作单位制约较大,受家附近建成环境制约就相对较小,在休息日,居民有更多元的休闲选择空间,但是家是重要的起讫点,受家周围环境影响较多。休闲活动的时长影响休闲活动的成本效益,居民不愿意因为短时间的休闲而到更远的地方,这是对休闲效益的追求。居民个人属性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其作用是影响居民的休闲偏好。从建成环境不同维度各个要素的作用来看,人口密度和道路交叉口数量代表了居民的休闲环境,开敞空间用地比例、土地利用混合度代表了居民的休闲机会,公交站点数量、到最近开敞空间距离、休闲设施数量、商业中心可达性这代表了居民休闲的时间成本。
2） 休息日休闲机会和时间成本作用占主导,工作日休闲环境作用占主导,且在中午和下午时段更显著。工作日,很多居民午间时段在家附近休闲,其它时段尤其上午,在家附近休闲行为较少,居民休闲距离的远近主要考虑周围休闲环境。休息日,居民休闲空间选择更多,主要考虑休闲机会和时间成本,上午和中午休闲机会影响大,人们有更多时间机会选择适合的休闲场地,临近一天的结束,人们对休闲机会则考虑的较少,更多的是考虑时间成本,即能否在有限时间内完成自己的休闲活动。各主要因素影响作用机制如图4所示。
图4 休闲活动距离的影响因素作用机制
注：由于建成环境影响要素中没有仅工作日显著的,故不列出。
Fig.4 The mechanism of factors on leisure activity distance
本研究基于时间地理学理论,对居民外出型休闲活动的时空特征及邻里环境对其产生的影响进行探究。主要结论如下：
1） 居民休息日的休闲行为明显多于工作日,外出休闲距离总体比较差别不大,但是休闲时间长度,休息日明显要更长。工作日,居民外出型休闲活动时间呈现出高度集中特征,活动集聚的时空区域是12:00~14:00、4 km内;休息日,居民外出型休闲活动时间集聚的集中性减弱,活动持续时间增长;活动集聚的时空区域是9:00~20:00、1 km内。
2） 邻里建成环境的不同维度指标对休闲活动距离的作用时段与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工作日上午并无影响显著的因素;中午,休闲距离主要受到道路交叉口数量和商业中心可达性的负向影响;下午,休闲距离受到道路交叉口数量先负向后正向的影响。休息日上午,休闲距离主要受开敞空间用地比例的负向影响;中午,受开敞空间用地比例、公交站点数和到最近开敞空间距离的负向影响,土地利用混合度则是呈现先正向后负向的影响;下午,受道路交叉口数量和公交站点数的负向影响,休闲设施数量具有正向影响。
3） 居民休息日休闲活动主要受家附近建成环境制约,工作日主要受单位所在地制约,休息日是休闲机会和时间成本作用占主导,工作日是休闲环境作用占主导。
本研究中的外出型休闲活动以调查的典型的1 d工作日和休息日的出行活动为基础,由于工作日外出型休闲活动数量较少,因此本研究将除了生存和生活型活动以外的其他类别活动几乎都列入到了休闲活动范畴,且并未细分具体类别去深入研究讨论,未来应该进一步丰富数据、做好活动细分,进一步研究;此外,本研究并未考虑地理环境的不确定性,即居民的外出型休闲行为并不都是从家出发进行的,只是采用多数研究惯常采用的居住地周围的环境作为衡量范围,未来可进一步探讨此话题。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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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居民日常休闲行为的性别差异 [J].Gender difference in daily leisure behavior of Beijing resident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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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ush Hour: The Character of Leisure Time and Gender Equity [J].https://doi.org/10.2307/267556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 distribution of leisure time between the genders is contested. Becker's theory of specialization suggests that there is an underlying gender equity in leisure, while the competing view suggests that women are now bearing a "dual burden" as both family providers and family carers. Using indicators of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leisure drawn from the Multinational Time Budget Data Archive and the Australian Time Use Survey, we find some support for both views. Although men and women have similar quantities of free time, when the character of leisure is considered the gap between genders reemer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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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leisure: A study on the time allocation of urban residents in Shanghai, Tianjin and Harbi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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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居民休闲活动的时空结构及评价研究[D] .Research on the space-time and evaluation of the residents’ leisure activities in Wuha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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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民休闲时间利用特征研究 [J].
以对深圳市民的活动日志调查为基础 ,着重研究作为一个完整休闲日的休息日中深圳市民休闲活动的时间利用特征。通过聚类分析将深圳市民休息日的休闲时间利用结构分为六种类型 ,在考察不同类型的居民属性结构的基础上 ,分析了休闲时间总量对城市居民休闲时间利用的影响以及不同休闲时间利用类型的休闲活动的节奏与空间特征 ,提出了与对城市休闲服务设施规划与城市休闲产业发展相应的建议
The studies on citizens’ leisure time use in Shenzhen city .
以对深圳市民的活动日志调查为基础 ,着重研究作为一个完整休闲日的休息日中深圳市民休闲活动的时间利用特征。通过聚类分析将深圳市民休息日的休闲时间利用结构分为六种类型 ,在考察不同类型的居民属性结构的基础上 ,分析了休闲时间总量对城市居民休闲时间利用的影响以及不同休闲时间利用类型的休闲活动的节奏与空间特征 ,提出了与对城市休闲服务设施规划与城市休闲产业发展相应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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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欠发达地区县级城镇居民休闲活动空间结构分析 [J].[本文引用: 1] 摘要
以县级城镇蒙自为例,通过对问卷调查和访谈结果的分析,找出县级城镇居民工作日和休息日休闲活动的空间结构特征,并从居民的年龄、经济收入、家庭结构、受教育程度、职业、性别等人口社会特征角度,探讨其对休闲活动的空间结构的影响.此结论可以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县级城镇进行城市休闲设施的供给和空间布局提供理论依据.
An analysis on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the residents in towns of underdeveloped areas .[本文引用: 1] 摘要
以县级城镇蒙自为例,通过对问卷调查和访谈结果的分析,找出县级城镇居民工作日和休息日休闲活动的空间结构特征,并从居民的年龄、经济收入、家庭结构、受教育程度、职业、性别等人口社会特征角度,探讨其对休闲活动的空间结构的影响.此结论可以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县级城镇进行城市休闲设施的供给和空间布局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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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日常休闲行为的时空间结构特征——以广州高校女性教职工为例 [J].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veryday leisure behavior of career women of university: A case study of Guangzhou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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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游憩空间结构系统分析——以宁波市为例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8462.2003.02.02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从空间类型、空间要素、空间结构与形态等方面系统探讨了城市游憩空间结构,并以宁波市为例详细分析了其游憩物质与环境空间结构、游憩行为与需求特征、游憩行为空间分布规律等一系列要素,为宁波市的旅游开发、游憩规划提供参考价值.
Systematic study on urban recreational spatial structure: A case study of Ningbo city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8462.2003.02.02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从空间类型、空间要素、空间结构与形态等方面系统探讨了城市游憩空间结构,并以宁波市为例详细分析了其游憩物质与环境空间结构、游憩行为与需求特征、游憩行为空间分布规律等一系列要素,为宁波市的旅游开发、游憩规划提供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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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旅游城市游憩商业区空间形态演变及影响机制——以广西阳朔县为例 [J].https://doi.org/10.11821/yj201207001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讨论游憩商业区（RBD）定义与深度访谈的基础上，通过形状指数、土地利用动态度等指标测度典型旅游城市阳朔县RBD的形成与发展，并对其影响因素与成长机制进行路径分析，研究表明：（1）阳朔RBD的形成源于旅游业的发展，西街是RBD演变的初始地。以西街为基础衍生出“十字”、“工字”、南北“日字”与网状结构的RBD形态。1979～2005年，阳朔RBD空间形态上经历了从线性状态向网状的空间形态变化，而土地利用类型的动态变化经历了较长时期的平稳扩展时期后，2003～2005年开始急速扩展。（2）在土地市场、地方政府政策、大型事件以及外部控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阳朔RBD的变化呈现短期均衡，这种均衡是“旅游投资一旅游产业规模”，“游客人数一旅游产业规模”正反馈，“消费预期一游客人数”、“旅游121碑一游客人数”、“旅游产业规模一地价”负反馈共同作用下旅游用地从西街向其外围拓展，并不断循环的结果。（3）在客观存在的竞标地租与利益群体的集体选择行为下，阳朔RBD呈现从西街开始向外围扩展并最终形成以其为中心的网状结构。由于RBD的边界尚未有权威的界定，其外部性也没有办法得到量化。
The spatial morphological evolution of RBD and its determining mechanism in a typical scenic tourist city: the case study of Yangshuo county .https://doi.org/10.11821/yj201207001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讨论游憩商业区（RBD）定义与深度访谈的基础上，通过形状指数、土地利用动态度等指标测度典型旅游城市阳朔县RBD的形成与发展，并对其影响因素与成长机制进行路径分析，研究表明：（1）阳朔RBD的形成源于旅游业的发展，西街是RBD演变的初始地。以西街为基础衍生出“十字”、“工字”、南北“日字”与网状结构的RBD形态。1979～2005年，阳朔RBD空间形态上经历了从线性状态向网状的空间形态变化，而土地利用类型的动态变化经历了较长时期的平稳扩展时期后，2003～2005年开始急速扩展。（2）在土地市场、地方政府政策、大型事件以及外部控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阳朔RBD的变化呈现短期均衡，这种均衡是“旅游投资一旅游产业规模”，“游客人数一旅游产业规模”正反馈，“消费预期一游客人数”、“旅游121碑一游客人数”、“旅游产业规模一地价”负反馈共同作用下旅游用地从西街向其外围拓展，并不断循环的结果。（3）在客观存在的竞标地租与利益群体的集体选择行为下，阳朔RBD呈现从西街开始向外围扩展并最终形成以其为中心的网状结构。由于RBD的边界尚未有权威的界定，其外部性也没有办法得到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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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城市游憩商业区(RBD)空间结构特征研究 [J].Research on spatial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of recreational business district of Nanning cit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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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滨海区游憩空间优化设计研究——以青岛市为例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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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时代下岭南城市游憩空间设计策略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0022.2015.08.00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随着休闲时代的到来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人们行为习惯的变化使得游憩的内涵得到了拓展,越来越多的城市空间开始融入游憩功能,城市游憩空间出现出两极化、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其对城市的重要性也愈加突显。本文从岭南城市游憩空间的特征入手,将岭南城市游憩空间分为公园绿地游憩空间、产业游憩空间和郊野游憩空间;同时,从规划布局、地域建筑、通道设计、开敞环境和承载内容五方面提出岭南城市游憩空间的设计策略,以及探讨如何通过游憩空间激发城市活力的策略。
Recreation space study of Lingnan cities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0022.2015.08.00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随着休闲时代的到来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人们行为习惯的变化使得游憩的内涵得到了拓展,越来越多的城市空间开始融入游憩功能,城市游憩空间出现出两极化、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其对城市的重要性也愈加突显。本文从岭南城市游憩空间的特征入手,将岭南城市游憩空间分为公园绿地游憩空间、产业游憩空间和郊野游憩空间;同时,从规划布局、地域建筑、通道设计、开敞环境和承载内容五方面提出岭南城市游憩空间的设计策略,以及探讨如何通过游憩空间激发城市活力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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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近郊游憩空间设计研究 [J].Design and research of urban suburban recreation spac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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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休闲时空行为研究前沿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5006.2016.09.014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城市居民的休闲行为作为现代化生活方式的一种标志,在以人为本的城镇化转型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休闲时空行为作为休闲行为的重要视角,建立了休闲内在需求与休闲空间实践的关联。文章以时间地理学理论为指导,在梳理地理学、交通学和时间地理学等多学科视角基础上,提出了休闲时空行为所关注的若干前沿命题：（1）休闲本质的认识。颠覆对时空行为表象的理解,审视休闲的学者/参与者、主观/客观定义及中西方休闲差异。（2）休闲与社交网络。分析时空行为的组合制约机制及同伴选择的社会文化影响。（3）信息时代的休闲。讨论ICT休闲行为的规律及大数据的休闲应用。最后,基于时空行为的测量分析,讨论了围绕休闲行为特点的研究内容与方法,包括：重新审视日常休闲的时空尺度,建立从实际行为到潜在行为的内容拓展,实现因果关系与情境模拟相结合的研究逻辑,完善并丰富了以个体为单元的中国城市休闲时空行为研究框架。
Prospects for urban leisure studies in China: A perspective of space-time behavior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5006.2016.09.014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城市居民的休闲行为作为现代化生活方式的一种标志,在以人为本的城镇化转型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休闲时空行为作为休闲行为的重要视角,建立了休闲内在需求与休闲空间实践的关联。文章以时间地理学理论为指导,在梳理地理学、交通学和时间地理学等多学科视角基础上,提出了休闲时空行为所关注的若干前沿命题：（1）休闲本质的认识。颠覆对时空行为表象的理解,审视休闲的学者/参与者、主观/客观定义及中西方休闲差异。（2）休闲与社交网络。分析时空行为的组合制约机制及同伴选择的社会文化影响。（3）信息时代的休闲。讨论ICT休闲行为的规律及大数据的休闲应用。最后,基于时空行为的测量分析,讨论了围绕休闲行为特点的研究内容与方法,包括：重新审视日常休闲的时空尺度,建立从实际行为到潜在行为的内容拓展,实现因果关系与情境模拟相结合的研究逻辑,完善并丰富了以个体为单元的中国城市休闲时空行为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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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sure time physical activity of park visitors: Retesting constraint models in adoption and maintenance stages [J].https://doi.org/10.1080/0149040090283788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study extends the leisure constraints research. Specifically, the constraints-effects-mitigation model is examined in the context of park visitors' leisure time physical activity (LTPA). Model structure differences are tested between respondents in two stages of regular physical activity. Findings support the model where negotiation partially mediates the constraint-participation and motivation-participation relationships. Differences in the structural parameter estimates between respondents adopting and maintaining regular physical activity did not emerge. As such, the model applies to visitors in both stages. Results advance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factors that influence leisure participation, and particularly, park visitor LT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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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poral changes in perceived constraints to visiting state parks [J].https://doi.org/10.1016/j.annals.2003.08.00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study examined whether perceived constraints change over time among a sample of state park visitors, and whether changes in the magnitude of constraints influence visitation to state parks. Three sets of data were analysed. Data Sets 1 and 2 were independent samples of 1610 and 2574 visitors, respectively, to Texas (USA) state parks, while Data Set 3 consisted of a follow-up with 806 res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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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others as a barrier to recreation participation among early adolescents [J].https://doi.org/10.1016/0160-7383(93)90103-A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perceptions held by early adolescents of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agents (parents, significant other adults, peers) on early adolescents' decisions not to join organized recreation activities of interest or to cease participation in organized activities. The subjects were 940 fifth through eighth graders in Maricopa County (Phoenix metropolitan area), Arizona, USA. 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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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aints to leisure-time physical activity and negotiation strategies in Turkish women [J].https://doi.org/10.1080/1041320080259360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With the changing roles of women in Turkey, opportunities for leisure-time physical activity experiences appear to be increasing. Focus groups and individual interviews with active Turkish women were analyzed as part of a larger project aimed to examine cultural and social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urkish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LTPA. These women experienced several constraints such as family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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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der-based analysis of leisure constraints [J].https://doi.org/10.1080/0149040950951324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Using data derived from two provincewide surveys of the general public of Alberta, Canada, two empirical questions were addressed: (a) What constraints to leisure do women and men experience, and (b) how does the context of personal and situational circumstances (e.g., age, income, and family structure) filter the effects of constraints among women and men ? Several differences emerged between women and men in terms of the intensity and nature of the constraints, leading to the conclusion that women are overall more constrained in their leisure than men. The data also demonstrate that the experience of leisure constraints is characterized by as many within鈥恎ender differences as between鈥恎ender differences. Selected context variables related to age, income, and family structure are mediating factors that alter, reinforce, or alleviate constraints for women, depending on the nature of the context and on the type of constraint. The study points to the need to think in terms of diversities and pluralities rather than dualisms and universals. From theoretical gender perspectives, we conclude that constraints to leisure for women are a function of cultural interpretations of gender and not just biological s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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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ructural Model of Leisure Constraints Negotiation in Outdoor Recreation [J].https://doi.org/10.1080/0149040080216513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 conceptual model tested the leisure constraints negotiation process of outdoor recreation: motivation and the constraints to participate likely influenced by negotiation efforts. Higher motivation to participate encourages using negotiation strategies and resources to overcome constraints. Experiencing constraints was thought to trigger negotiation efforts. Drawing from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negotiation-efficacy was proposed to encourage motivation, diminish the perception of constraints and promote negotiation efforts, which indirectly influenced positive participation. The model tested used data collected from a random sample of Arizona residents through hierarchical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Results support the conceptual model and suggest the constraints negotiation process is a dynamic interaction of influences promoting outdoor recreation 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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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休闲制约研究进展及启示 [J].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2.10.016 [本文引用: 1] 摘要
国外休闲研究是社会科学最古老研究领域之一, 至今已有100 多年历史, 涉及休闲动机、休闲态度、休闲行为、休闲体验、休闲满意度、休闲消费、休闲教育、休闲制约、休闲服务等, 其中休闲制约研究有20 多年历史, 已成为清晰明显的子领域。本文选取国外三大权威休闲期刊<em>Journal of Leisure Research</em>(1992-2010 年)、<em>Leisure Scienc?es</em>(1998-2010 年)和<em>Journal of Park and Recreation Administration</em>(2001-2010 年)中的文献109 篇, 利用文献统计和文献分析法, 评述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国外休闲制约研究方法及研究内容, 总结出国外休闲制约研究已经从研究表象跨越到研究机制和过程阶段;研究主体及研究主题具有广泛性, 且重视定量与定性、理论与实证研究方法相结合等研究特点;同时, 也展望国外休闲学者对未来休闲制约研究的反思。这些成果对于我国休闲制约理论及实践探讨都具有借鉴价值。
Progress and enlightenments of foreign leisure constraints research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2.10.016 [本文引用: 1] 摘要
国外休闲研究是社会科学最古老研究领域之一, 至今已有100 多年历史, 涉及休闲动机、休闲态度、休闲行为、休闲体验、休闲满意度、休闲消费、休闲教育、休闲制约、休闲服务等, 其中休闲制约研究有20 多年历史, 已成为清晰明显的子领域。本文选取国外三大权威休闲期刊<em>Journal of Leisure Research</em>(1992-2010 年)、<em>Leisure Scienc?es</em>(1998-2010 年)和<em>Journal of Park and Recreation Administration</em>(2001-2010 年)中的文献109 篇, 利用文献统计和文献分析法, 评述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国外休闲制约研究方法及研究内容, 总结出国外休闲制约研究已经从研究表象跨越到研究机制和过程阶段;研究主体及研究主题具有广泛性, 且重视定量与定性、理论与实证研究方法相结合等研究特点;同时, 也展望国外休闲学者对未来休闲制约研究的反思。这些成果对于我国休闲制约理论及实践探讨都具有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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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cial dimension in action: A multilevel, personal networks model of social activity frequency between individuals [J].https://doi.org/10.1016/j.tra.2008.06.00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paper presents a social activity-travel generation model, which explicitly incorporates the individual’s social dimension through the concept of personal networks, modeling the multilevel structure of social relations defined by these networks. The objective of the analysis is to study the relevance of the social dimension as a source of explanation of social activity-travel generation behavior between an individual and each relevant person of their social life. The paper uses a disaggregated perspective of personal networks, explicitly incorpora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network member as well 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verall social structure. Using an ordinal multilevel specification that accounts for the social network in which individuals are embedded, four dimensions are studied: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with whom” activities are performed, social network composition and structure, and ICT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nterac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a proper and complete understanding of social activity generation requires going beyond the individualistic paradigm, explicitly incorporating the role of the social dimension in the study of this decision-making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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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环境与休闲性体力活动关系的研究:系统综述 [J].Studies on built environment and leisure time physical activity: System review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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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都市区建成环境与公共健康关系的研究述评及其启示 [J].Built environment and public health review and planning in North American Metropolitan area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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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环境、体力活动与健康关系研究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4-4590.2014.01.005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本文介绍了国外体力活动及其相关环境研究背景，并结合国内发展的现实条件分析了我国开始该领域研究的背景；介绍了体力活动相关的各种环境，并分析了该领域的研究视角及其贡献；将国内研究分为探索阶段、初期阶段和多产阶段。国外研究分为萌芽期、形成期、酝酿期、活跃期和干预期。并从研究视角、研究内容和方法、研究区域和模型以及体力活动的分类调查问卷等不同的研究选择等方面进行了总结，最终提出了问题和展望。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uilt environment, physical activity and health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4-4590.2014.01.005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本文介绍了国外体力活动及其相关环境研究背景，并结合国内发展的现实条件分析了我国开始该领域研究的背景；介绍了体力活动相关的各种环境，并分析了该领域的研究视角及其贡献；将国内研究分为探索阶段、初期阶段和多产阶段。国外研究分为萌芽期、形成期、酝酿期、活跃期和干预期。并从研究视角、研究内容和方法、研究区域和模型以及体力活动的分类调查问卷等不同的研究选择等方面进行了总结，最终提出了问题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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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ystem review of built environment and health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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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the built environment make a difference? An investigation of household vehicle use in Zhongshan Metropolitan Area, China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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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ighbourhood environment and physical activity in older adults [J].https://doi.org/10.1016/j.socscimed.2015.12.011 URL PMID: 26708246 [本文引用: 2] 摘要
The home and its immediate physical environmental context has potentially important relevance in supporting physical activity in older adults. Also, neighbourhood social aspects have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activity 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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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ications of the modifiable areal unit problem for assessing built environment correlates of moderate and vigorous physical activity [J].https://doi.org/10.1016/j.apgeog.2014.02.008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61Examined momentary exposure to environmental factors during walking periods.61Green space and land use were associated with activity level during walking periods.61Compared results using three buffer- and three grid-based scales of aggregation.61Scale remains an important consideration when measuring the context of physical activity.61Findings help understand the sensitivity of environment–activity associations to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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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vel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 A meta-analysis [J].https://doi.org/10.1080/0194436100376676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Problem: Localities and states are turning to land planning and urban design for help in reducing automobile use and related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costs. The effects of such strategies on travel demand have not been generalized in recent years from the multitude of available studies. Purpose: We conducted a meta-analysis of the built environment-travel literature existing at the end of 2009 in order to draw generalizable conclusions for practice. We aimed to quantify effect sizes, update earlier work, include additional outcome measures, and address the methodological issue of self-selection. Methods: We computed elasticities for individual studies and pooled them to produce weighted averages. Results and conclusions: Travel variables are generally inelastic with respect to change in measures of the built environment. Of the environmental variables considered here, none has a weighted average travel elasticity of absolute magnitude greater than 0.39, and most are much less. Still, the combined effect of several such variables on travel could be quite large. Consistent with prior work, we find that vehicle miles traveled (VMT) is most strongly related to measures of accessibility to destinations and secondarily to street network design variables. Walking is most strongly related to measures of land use diversity, intersection density, and the number of destinations within walking distance. Bus and train use are equally related to proximity to transit and street network design variables, with land use diversity a secondary factor. Surprisingly, we find population and job densities to be only weakly associated with travel behavior once these other variables are controlled. Takeaway for practice: The elasticities we derived in this meta-analysis may be used to adjust outputs of travel or activity models that are otherwise insensitive to variation in the built environment, or be used in sketch planning applications ranging from climate action plans to health impact assessments. However, because sample sizes are small, and very few studies control for residential preferences and attitudes, we cannot say that planners should generalize broadly from our results. While these elasticities are as accurate as currently possible, they should be understood to contain unknown error and have unknown confidence intervals. They provide a base, and as more built-environment/travel studies appear in the planning literature, these elasticities should be updated and refined. Research support: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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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e-transport walking behavior: destinations, durations, distances [J].https://doi.org/10.1016/j.jtrangeo.2012.11.012 URL [本文引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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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neighborhood walkability on walking: Does it differ across adult life stage and does neighborhood buffer size matter? [J].https://doi.org/10.1016/j.healthplace.2013.10.005 URL PMID: 24239702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We explored the impact of neighborhood walkability on young adults, early-middle adults, middle-aged adults, and older adults' walking across different neighborhood buffers. Participants completed the Western Australian Health and Wellbeing Surveillance System Survey (2003-2009) and were allocated a neighborhood walkability score at 200m, 400m, 800m, and 1600m around their home. We found little difference in strength of associations across neighborhood size buffers for all life stages. We conclude that neighborhood walkability supports more walking regardless of adult life stage and is relevant for small (e.g., 200m) and larger (e.g., 1600m) neighborhood buffers. 漏 2013 The Authors. Published by Elsevier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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