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科学  2018 , 38 (12): 2040-2048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8.12.012

Orginal Article

超大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工及其效应分析——以北京为例

宋昌耀1, 罗心然1, 席强敏2, 李国平1

1.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北京 100871
2. 南开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天津 300071

Spatial Division and Its Effects of Producer Services in a Megacity: Evidence from Beijing

Song Changyao1, Luo Xinran1, Xi Qiangmin2, Li Guoping1

1. School of Govern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2.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China Econom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中图分类号:  K9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690(2018)12-2040-09

通讯作者:  通讯作者:李国平,教授。E-mail:lgp@pku.edu.cn

收稿日期: 2017-11-7

修回日期:  2017-12-24

网络出版日期:  2018-12-20

版权声明:  2018 《地理科学》编辑部 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671120)、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5CJY055)资助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宋昌耀(1991-),男,河北邢台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区域经济与旅游经济研究。E-mail:lig@nw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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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探究超大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工机理及效应,基于2006~2015年北京各区数据和地区相对专业化指数等方法分析北京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工特征,研究发现,北京生产性服务业呈现从中心到外围专业化程度提升、多样化程度下降的趋势,且动态来看,专业化水平都有所提升,空间分工趋势愈加明显;高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多样化地区,交通运输业分散在专业化地区,房地产服务业是多数地区的专业化产业。空间面板计量模型检验表明,北京各区之间生产性服务业空间溢出效应明显,联动协调发展水平较高;生产性服务业各细分产业的空间分工效应与产业特性高度相关,交通服务业呈现负向空间溢出,金融、科技、信息、房地产等服务业存在正向溢出,而商务服务业溢出效应不显著。

关键词: 超大城市 ; 生产性服务业 ; 空间分工 ; 空间效应 ; 北京

Abstract

Spatial division of producer services and its effects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spatial organ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especially in megacities. As the main space for division in producer services at the urban level, megacities have developed specialized and diversified areas driven by factors such as cost and market. In order to measure the rationality of the spatial division, the effects of spatial spillover can be used as an efficient approach, and industrial heterogeneity significantly affects this kind of spatial division and its spillover. Based on the mechanism of spatial division of producer services, the paper utilized the panel data of producer services from 2006 to 2015 in Beijing and Krugman Specialization Index to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roducer service.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industrial division between core and peripheral was remarkable. It is also found that the specialization increased and diversity declined from center to periphery area, with the trend of which was strengthened from the dynamic perspective. It is further found that high-order producer services agglomerated in diversification areas, transportation services dispersed in specialized areas, and most districts specialized on the real estate industry. Moreover,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s were used to estimate th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f producer services. The significant spatial division indicates that the linkage and coordination of producer services among different districts in Beijing were high. Finally, it seems that the effect of spatial division of different producer services was highly related to their industrial characteristics, with negative spillover effects of transportation, positive effects of finance, technology, information and real estate industries but insignificant effects of the commercial service industry.

Keywords: megacity ; producer service ; spatial division ; spatial effect ;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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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昌耀, 罗心然, 席强敏, 李国平. 超大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工及其效应分析——以北京为例[J]. 地理科学, 2018, 38(12): 2040-2048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8.12.012

Song Changyao, Luo Xinran, Xi Qiangmin, Li Guoping. Spatial Division and Its Effects of Producer Services in a Megacity: Evidence from Beijing[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8, 38(12): 2040-2048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8.12.012

生产性服务业作为制造业必不可少的中间投入以及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支撑,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可忽视的力量[1]。受市场需求、集聚经济、交通条件等约束,生产性服务业特别是高级生产性服务业主要集中在少数超大城市。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超大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结构[2,3]、与制造业互动[4,5,6]、作用研究[7,8,9]3个方面。由于发达经济体较早进入服务业驱动经济增长阶段,发达国家学者较早研究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分布,并强调生产性服务业具有集聚在大城市的特征,生产性服务业在大城市空间再组织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10,11,12]

空间分工是研究超大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视角对于中小城市而言,其生产性服务业往往集中在中心地区,不存在空间结构与空间分工问题,故而空间分工是超大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研究的独特视角。)。集聚是空间分工的空间组织形态,而专业化与多样化则是空间分工的结果。卢明华等指出北京都市区服务业呈现出地域分工特征,区县层次要比区域层次更为突出,中心城区地区专业化呈现弱化趋势[13]。孙铁山等发现北京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增长的地区总体就业增长也迅速,形成了新的就业集聚区,改变城市的空间结构;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转移和集聚具有特定区位指向,形成了专业化的地域分工格局[14]。然而,已有研究更多采用指标测度方法总结生产性服务业分工特征,缺乏对超大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工机理的阐述以及效应合理性的检验。

在生产性服务业主导超大城市发展的趋势下,超大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工研究尤为必要。本文在分析超大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工机理的基础上,以北京市为例,识别其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分工特征与行业特征,采用空间计量方法检验生产性服务业空间溢出效应,进而对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工合理性的进行评价。

1 超大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工机理

空间分工是一地区利用比较优势专注提供某一类或某几类产品或服务的经济活动现象[15]。在工业化初期,制造业空间分工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和空间重塑的主要动力;而在工业化中后期特别是后工业化时期,服务业特别是在服务业中占有较大比重的生产性服务业分工成为区域内部空间再组织的重要力量。超大城市广阔的市域面积、规模庞大的人口和经济活动则是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工的基础条件。超大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工机理如图1所示。

图1   超大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工机理

Fig.1   Mechanism of spatial division of producer services in mega-city

成本、市场、技术、政策等综合因素促进超大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工。依据中心地理论、地租理论、集聚理论等区位理论[16],土地价格、交易成本、人才供给等成本因素,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及其他服务业分布等市场因素,城市规划、功能定位等政策因素,交通发展、信息技术等技术因素都是影响超大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工的影响因素。这些影响因素促进超大城市形成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多样化地区与专业化地区。虽然中心城区具有较高的地价水平等不利因素,但由于其规模较大的服务市场、便捷的交通条件、面对面交流优势、丰富的人才供给以及更为综合性的功能定位等优势,吸引着大量不同类型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集聚,最终发展成为生产性服业的多样化地区。相应地,超大城市次级中心地或外围地区则趋向依据自身条件实现专业化发展。这种多样化与专业化的空间分工有助于超大城市不同地区发挥自身比较优势而专注于生产性服务业中的某一或某些细分行业,进而通过服务交易的方式提高总体经济效率。一方面,依据马歇尔外部性理论[17],超大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发展有助于产业链上下游实现规模经济和联动发展,吸引专业劳动者集聚、降低企业获取劳动力的成本,促进同一产业或相关产业员工之间的非正式交流、促进创新发展。另一方面,依据雅各布斯外部性理论[18],超大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多样化发展有助于从其他产业获取相关知识,促进创新发展和总体经济效率的提升。

空间溢出效应可作为衡量超大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工合理性的标准。鉴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尺度影响性特征[19],生产性服务业的服务对象不仅局限于本地尺度,还可以拓展到其他地区,故而地区之间存在生产性服务贸易。依据古典分工理论[20],超大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工可以通过各地区间的分工与交易,获取相对于自给自足的“庭院式”经济更高的效率,交易越频繁、分工效率越显著。换言之,超大城市内部地区之间生产性服务业的依赖性越强、交易量越大,表明地区之间的溢出效应越显著。因此,空间溢出效应可以作为地区之间生产性服务业交易水平的一种测度。如果超大城市内部各地区之间生产性服务业空间溢出效应显著,那么各地区多样化与专业化的空间分工是合理的。

行业异质性是影响超大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工及其溢出效应的调节变量。由于生产性服务业不同细分行业之间显著的异质性,其对土地、交通、区位等因素的要求存在极大差异,不同细分行业呈现出具体的区位指向,因而在空间分工上产生不同的专业化地区和多样化地区。例如,交通服务业尤其是仓储物流服务对土地面积与价格的要求而往往布局在超大城市外围地区。不同细分行业在溢出距离与渠道上也会存在显著的差异,这与细分行业的内部异质性程度、知识的专有化程度与可获取程度等因素有关。如果某行业的内部异质性程度较低、知识专有化程度和可获取程度较高时,那么其更容易实现空间溢出,且溢出距离往往更远。

总之,成本、市场等多种因素推动的超大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工形成多样化与专业化地区,这些多样化和专业化地区利用马歇尔外部性与雅各布斯外部性促进超大城市生产效率的提高。空间溢出效应可以作为衡量超大城市空间分工合理性的标准,而行业异质性则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2 研究区域与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

北京是中国典型的超大城市,2015年常住人口达2 170万人,地区生产总值达2.3万亿元[21]。作为已经步入后工业化阶段的超大城市,生产性服务业不仅成为推动北京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泉,其空间分工也在重塑着自身的经济空间结构。2006~2015年,北京服务业占GDP比重从72.12%上升到79.65%,生产性服务业占GDP比重从39.96%上升到49.11%[22],生产性服务业在北京经济增长中贡献显著。在北京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制造业郊区化过程中,生产性服务业也相应地进行空间再组织,与制造业共同推进北京由单中心、极核式空间结构向多中心、网络化空间结构演化[23]。鉴于生产性服务业在北京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及其空间结构特征,本文以北京作为超大城市代表进行实证分析。

2.2 研究方法

为识别北京生产性服务业在空间单元的产业分工特征,采用地区相对专业化指数、行业专业化指数进行测度。首先,借鉴Krugman相对专业化指数[24],构造地区相对专业化指数,衡量北京内部地区之间生产性服务业的差异程度。

Sdi(t)=k=1nEik(t)Ei(t)-ijmEjk(t)k=1nijmEjk(t)(1)

式中,ijk分别代表地区i、地区j、生产性服务业行业k, Ei(t)代表区域i生产服务业总体从业人数, Eik(t)Ejk(t)地区i和地区jk行业的从业人员数,mn分别代表地区数量和行业数量。 Sdi(t)越高,表示地区i在北京生产性服务业分工中专业化程度较高,而 Sdi(t)越低,则表示地区i在北京生产性服务业分工中多样化程度较高。

其次,采用区位商[25]Lqik(t)测算i地区的k行业在北京的相对专业化程度。

Lqik(t)=Eik(t)Ei(t)i=1mEik(t)k=1ni=1mEik(t)(2)

2.3 数据来源

依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26]对服务业的分类界定,将二位数行业代码在53~60,63~75区间内的服务业确定为生产性服务业,具体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交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信息),金融业(金融),房地产业(房地产),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商务),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科技)六大类。基于对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各细分行业数据的可得性和阶段性,将研究的时间段定为2006~2015年,采用历年经济增加值衡量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各细分行业的发展水平。数据来源自历年《北京区域统计年鉴》[21]

3 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工特征分析

从北京地区相对专业化程度和行业相对专业化程度测算结果看(表1),2006~2015年,北京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工呈现以下特征:

表1   2006~2015年北京市各区生产性服务业相对专业化情况

Table 1   Specialization of producer services in Beijing in 2006-2015

区域相对专业化指数2015年相对专业化程度高的行业
2006年2015年2006~2015年
东城区0.340.23–0.11金融服务业(1.27)、商务服务业(1.12)
西城区0.650.910.27金融服务业(2.19)
朝阳区0.510.50–0.01商务服务业(1.99)、房地产业(1.25)
丰台区0.410.460.05科技服务业(1.96)、房地产业(1.30)、商务服务业(1.24)
石景山区0.370.470.10信息服务业(2.18)、房地产业(1.11)
海淀区0.660.920.26信息服务业(2.49)、科技服务业(1.47)
房山区0.760.770.01房地产业(3.82)、交通服务业(1.37)
通州区0.680.820.14房地产业(4.24)
顺义区0.841.100.27交通服务业(7.59)
昌平区0.700.750.05房地产业(2.61)、科技服务业(2.11)
大兴区0.250.780.53房地产业(3.82)、交通服务业(1.45)
门头沟区0.440.650.21房地产业(3.26)、科技服务业(1.29)
怀柔区0.530.550.03房地产业(3.15)、交通服务业(1.09)
平谷区0.930.85–0.08房地产业(3.64)、交通服务业(2.18)
密云区0.570.690.12房地产业(3.73)、商务服务业(1.04)
延庆区0.531.140.60交通服务业(6.56)、房地产业(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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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域分工特征看,北京各区专业化程度各异,基本呈现从中心到外围专业化程度提升、多样化程度下降的态势。东城、朝阳、丰台、石景山等中心城区各区相比于顺义、大兴、平谷、延庆等外围郊区专业化程度低、多样化程度高。动态来看,北京各区专业化水平都有所提升,空间分工趋势愈加明显(图2)。

图2   2015年北京生产性服务业相对专业化指数(a)及2006~2015年变化(b)

Fig.2   Krugman Specialization Index of producer services in Beijing in 2015 (a) and its change from 2006 to 2015 (b)

从行业分工特征看,北京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工行业异质性显著。金融、商务、科技、信息等高级生产性服务业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如东城、西城、朝阳、海淀),交通服务业专业化于外围地区。房地产服务业是北京多数地区的专业化产业,而且区位商数值表明,外围地区的房地产专业化程度远高于其他行业。其中,西城、顺义、通州只有一个专业化程度高的行业,专业化趋势尤为明显,分别是金融、交通和房地产服务业。这源于西城重点发展以金融街为中心的金融业,也与北京首都功能和政策引导相关;顺义以首都机场和临空经济核心区为中心着力发展航空、仓储、物流等产业,而通州由于紧邻北京中心城区而呈现“卧城化”态势,房地产服务业一枝独秀。

4 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工效应检验

超大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尺度影响性特征,即超大城市内部某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会受到其他地区同一产业或其他产业、生产要素的影响,可以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工合理性的表征 基于地理距离与经济距离的空间权重矩阵下北京生产性服务业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表明北京地区之间生产性服务业分工具有相关性,而实际的空间分工效应仍需进行回归模型的检验。)。因此,可以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检验空间分工效应[27]

4.1 变量选取

模型被解释变量为北京各区生产性服务业各细分行业增加值(ps,producer service),主要关注的解释变量是经过空间加权后的其他地区同一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该指标可以衡量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工的溢出效应及其合理性。此外,由于北京市各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仅由分工水平决定,而且也受其他因素影响,因此为了增强模型解释力,选取生产性服务业各细分行业时间滞后项、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水平(wage)、制造业发展水平(indu)、信息化发展水平(info)、科技发展水平(tech)等指标作为模型的控制变量[28](具体含义见表2)。

表2   模型变量说明

Table 2   Variables of econometric model

变量符号定义
被解释变量生产性服务业各细分行业发展水平psitit年生产性服务业行业增加值
控制变量生产性服务业各细分行业滞后项psi,t-1it-1年生产性服务业行业增加值
在岗职工平均工资wageitit年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制造业发展水平induitit年工业增加值
信息化发展水平infoitit年信息服务业占GDP比重
科技发展水平techitit年科技服务业占GDP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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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空间面板计量模型

本着探索性目的分别设定地理邻接矩阵、地理距离矩阵和经济距离矩阵以表征北京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结构。地理邻接权重矩阵遵循Queen相邻规则,即两地区拥有共同点或边界则视为邻接关系,如果地区i与地区j毗邻,则wij为1;否则为0。地理距离权重矩阵采用两地区地理中心之间空间距离的倒数来设定权重矩阵,地区i与地区j的权重wij=1/dij,其中,dij为两地区地理中心之间的空间距离。经济距离权重矩阵采用两地区经济增加值之差的倒数来设定权重矩阵,地区i与地区j的权重wij=1/|yi-yj|,其中,yiyj分别为两地区的经济增加值。

根据生产性服务业空间溢出的方式不同,空间计量模型一般可以被设定为空间滞后模型(SAR)、空间杜宾模型(SDM)、空间误差模型(SEM)3种形式,分别可设定为如下形式:

空间滞后模型为:

psit=ρWpsit+βiXit+αi+ηt+uit(3)

空间杜宾模型为:

psit=ρWpsit+βiXit+θWXit+αi+ηt+uit(4)

空间误差模型为:

psit=βiXit+αi+ηt+uituit=λWuit+vit(5)

式中, psitWpsit分别代表生产性服务业各细分行业及其和空间滞后项, Xit代表控制变量, WXit代表控制变量的空间滞后项, αiηtβi分别代表个体效应、时间效应和解释变量估计系数, uitvit分别表示误差项和不存在空间依赖特征的扰动项。本文重点关注的回归系数是反映空间效应的 ρθλ,代表北京某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各细分行业与其他地区该行业的交易水平。

对于空间面板数据,首先应判断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当样本需要通过特定个体性质来推断总体性质时,选择随机效应模型;当回归分析仅局限于一些特定个体时,则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本文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建立在北京各区基础上,所以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对于各细分产业的3种空间面板模型(SAR、SDM和SEM)中的最优模型的判断与选择,在参考Anselin提到的方法[29]的基础上,综合拟合优度检验(R2)、自然对数函数值(Log Likelihood,LL)、赤池信息准则(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AIC)3种统计量,对各细分产业在邻接空间、地理距离、经济距离3种权重矩阵下的最优模型进行选择。

4.3 结果分析

空间溢出的检验结果(表3)表明,6类生产性服务业在北京各区之间的空间溢出呈现2种类型:一是包括交通和金融服务业的空间溢出方式,这2种类型的生产性服务业采用空间滞后模型能够更好地解释,即周围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有助于本地区同一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二是包括信息、房地产、商务和科技服务业,这4种类型的生产性服务业采用空间杜宾模型能够更好地解释,即周围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以及其他经济变量都会影响到本地区同一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表3   北京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空间溢出效应检验结果

Table 3   Results of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f producer services in Beijing

行业交通运输业信息服务业金融服务业
权重邻接地理经济邻接地理经济邻接地理经济
模型SARSDMSARSDMSDMSARSDMSARSAR
ρ–0.107**0.354–0.0710.150***0.581***0.0275**0.02550.0813*0.0774**
(–2.31)(1.38)(–0.77)(3.54)(5.08)(2.02)(1.16)(1.78)(2.06)
N144144144144144144144144144
R20.9060.8860.9240.9900.9880.9940.9950.9950.994
行业房地产服务业商务服务业科技服务业
权重邻接地理经济邻接地理经济邻接地理经济
模型SARSDMSDMSDMSDMSDMSDMSDMSDM
ρ0.742***0.465***0.540***0.02770.1250.01280.1220.894***0.479***
(11.42)(3.78)(9.53)(0.86)(1.32)(0.68)(1.64)(4.67)(8.78)
N144144144144144144144144144
R20.6310.9280.9200.9940.9930.8440.9580.9610.947

注:ρ为回归系数;N为样本量;R2为综合拟合优度;括号内为t统计值;***、**、*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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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回归显著性来看,北京生产性服务业空间效应可以分为4类:第一,交通服务业仅基于邻接关系的空间权重矩阵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且为负向影响。第二,信息服务业和房地产服务业,基于邻接、地理距离和经济距离的空间权重矩阵都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第三,金融服务业和科技服务业,基于地理距离和经济距离的空间权重矩阵存在正向空间溢出,且科技服务业的空间溢出明显强于金融服务业。第四,商务服务业并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总体而言,北京生产性服务业空间溢出效应明显,空间分工效应显著,合理性较高。这种空间分工效应是市场机制与政府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依据新新经济地理学所揭示的选择效应[30],处于后工业社会的北京集聚着大量高效率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这些企业具备强大的信息搜寻匹配能力和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在交通、交易等成本和集聚经济的权衡中明确最佳区位,从而置身于北京的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工体系中,这种空间分工将通过企业之间的价格信号、供求关系等市场机制实现地区之间的溢出。另一方面,政府通过规划、财政、税收等政策工具引导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工的合理化。2005年以来 2005年(与本文实证研究的时间起点相一致),北京通过《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区县功能定位及评价指标的指导意见》,提出主体功能区划分,各区(县)发展定位趋于明晰,区域发展功能化、科学化、协调化等方面的成效愈加显著;2012年,北京通过《北京市主体功能区规划》,包括生产性服务业在内的空间分工发展理念得到强化。),北京开始通过利用划分主体功能区的方法突出强化各区的差异化发展,旨在发挥各区比较优势的功能定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北京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分工及其效率的提升。

但从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来看,不同细分行业表现各异,而这与各细分行业的行业特点高度相关。交通服务业存在负向空间溢出,空间滞后模型表明一地区在着力发展交通服务业(尤其是交通枢纽如顺义首都机场、丰台北京西站火车站)的同时将吸取周边地区的交通运输业资源。这与席强敏等的研究结果[25]不同是因为在城市群层面,每个城市拥有大型交通枢纽,由于距离较远而使得每个城市交通服务业独立且自成体系;但在单个城市层面,由于大型交通枢纽承担整个市域范围内的对外交通,尤其会吸纳邻近地区的交通产业资源,从而形成负向影响。

金融服务业和科技服务业的空间溢出不依赖于邻接关系而是依赖于距离(地理距离和经济距离),表明金融服务业和科技服务业的空间溢出具有全局性与衰减性。金融服务业和科技服务业的发展依赖于“面对面交流”的集聚经济,因而当随着距离逐渐增加时,这种正外部性会逐渐降低。空间滞后模型表明一地区金融服务业的发展主要依赖其他地区金融服务业资源,这与金融服务业具有较强的产业内关联有关。而科技服务业的发展不仅依赖于其他地区的科技研发资源,也受到其他地区工资水平、制造业发展水平等条件的影响。

信息服务业和房地产服务业基于3种邻接矩阵都表现出正向显著,且都被空间杜宾模型更好地解释,表明这2个行业空间分工溢出效应具有稳健性和全局性。由于信息服务业是对信息进行生产、收集、处理、加工、存储、传输等,信息服务业的内部上下游产业关联特性自然地导致其空间溢出。房地产服务业在北京各区都表现出较高的区位商,在生产性服务业各细分行业中比较优势突出。毫无疑问,由于房产价格的存在明显的外部性,房地产服务业也相应地具有空间外溢特征。事实上,席强敏等的研究已表明房地产服务业在京津冀范围内都表现出空间关联特征[25]

商务服务业空间溢出不显著同样是受其行业特性的影响。商务服务业主要包括企业管理服务、法律服务、咨询与调查、广告服务、知识产权服务、人力资源服务、旅行社、安全保护以及市场管理、会议展览、包装、办公服务等。虽然该细分行业以商务服务为核心,但其内在包括诸多并不存在产业关联的特性或面对面交流的要求。换句话说,与生产性服务业其他细分行业的专业性、集中性不同,商务服务业表现出更为综合性的特征,因而其空间外溢并不显著。

总之,由于生产性服务业各细分行业具有不同的行业特性和服务方式,各细分行业的辐射范围与溢出渠道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北京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溢出效应呈现不同的结果。当行业内部异质性较高(如商务服务业)时,空间溢出效应往往不显著;而当行业知识的专有化程度较高(如信息、金融、科技服务业),或者因为“面对面”交流、标准化程度高而使其知识的可获取程度较高(如房地产服务业)时,那么行业的空间溢出效应更加显著。

5 结论

超大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作为城市层面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工的主要载体,超大城市在成本、市场等因素推动下会形成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和多样化地区。这种专业化和多样化空间分工借助马歇尔外部性与雅各布斯外部性有助于超大城市生产效率的提高,超大城市内部地区之间的溢出效应可以作为衡量空间分工合理性的标准,而行业异质性如内部异质性程度、知识的专有化程度与可获取程度等则是空间分工及其溢出效应的重要影响因素。

本文以处于后工业化时期的北京为例,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在超大城市中心-外围之间的产业分工特征显著。中心城区更加专注于金融、科技、信息和商务服务业等高级生产性服务业,外围地区以房地产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业见长。北京各区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程度各异,基本呈现从中心到外围专业化程度提升、多样化程度下降的态势。动态来看,各区专业化水平都有所提升,空间分工趋势愈加明显。采用空间面板计量模型检验发现,总体而言,受市场机制和政府规划的共同影响,北京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工效率显著,空间溢出效应明显;然而,各细分产业的空间溢出效应与自身产业发展特点高度相关,其中,交通服务业呈现负向空间溢出,金融、科技、信息、房地产服务业存在正向溢出,而商务服务业溢出效应不显著。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首都和世界知名的超大城市,北京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分工特征与溢出效应检验对于总结超大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结构与空间分工规律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空间面板模型对北京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检验,并从细分行业特性的角度对不同行业的空间溢出效应差异进行解释。但是对北京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外溢的整体性规律性总结还有所欠缺,北京作为首都的独特性揭示较少,有待进一步思考和深入探究。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1] 刘锴, 李丹利, 刘桂春, .

中国沿海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态势及驱动因素分析

[J]. 地理科学, 2018, 38(9): 1543-155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基于核密度估计、锡尔指数方法,对2005~2015年中国沿海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现状进行分析,运用分位数回归方法探究驱动因素。研究表明:(1)2005~2015年沿海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持续上升,呈"双峰"分布态势。(2)生产性服务业总体差异逐年增大,区域内差异是导致总体差异增大的决定性原因。(3)整体来看,各驱动因素能有效地促进沿海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国有化程度与生产性服务业呈正相关关系;技术水平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推动作用远高于其它驱动因素;制造业水平、信息水平及政府作用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拉动效应相对较弱;人力资本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作用有待提高;基础设施不能满足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需求。

[Liu Kai, Li Danli, Liu Guichun et al.

The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producer service industry and its driving factors in the coastal areas of China

.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8, 38(9): 1543-155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基于核密度估计、锡尔指数方法,对2005~2015年中国沿海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现状进行分析,运用分位数回归方法探究驱动因素。研究表明:(1)2005~2015年沿海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持续上升,呈"双峰"分布态势。(2)生产性服务业总体差异逐年增大,区域内差异是导致总体差异增大的决定性原因。(3)整体来看,各驱动因素能有效地促进沿海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国有化程度与生产性服务业呈正相关关系;技术水平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推动作用远高于其它驱动因素;制造业水平、信息水平及政府作用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拉动效应相对较弱;人力资本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作用有待提高;基础设施不能满足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需求。
[2] Lambregts B.

Geographies of knowledge formation in mega-city region: Some evidence from the Dutch Randstad

[J]. Regional Studies, 2008, 42(8): 1173-1186.

https://doi.org/10.1080/0034340080236040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Lambregts B. Geographies of knowledge formation in mega-city regions: some evidence from the Dutch Randstad, Regional Studie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competitiveness for mega-city regions results from their capacity to combine a strong local knowledge capital base with high levels of connectivity to similar regions elsewhere in the global economy. Globally networked advanced producer services firms are presumed to play a key role in transferring knowledge between local and global circuits. But how does this actually work? Which kinds of knowledge may be acquired through global networks and which others not?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practices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by advanced producer services firms in the mega-city region of the Dutch Randstad provides some answers. Lambregts B. Des géographies de la formation de la connaissance dans des mégalopoles: des preuves provenant de la Hollande Randstad, Regional Studies. Une source importante de compétitivité pour les mégalopoles provient de leur capacité à combiner une base de connaissance locale forte avec des niveaux de connectivité aux regions similaires quelque part ailleurs dans l'économie mondialisée. Les sociétés de services avancés à l'industrie qui sont en réseau sur le plan mondial sont censées jouer un r00le clé dans le transfert de la connaissance entre des circuits locaux et mondiaux. Mais il faut se poser les questions suivantes. Comment est-ce que cela se déroule dans la réalité? Quelle connaissance est-ce que on peut ou est-ce qu'on ne peut pas acquérir par le canal des réseaux mondialisés? Une analyse approfondie des méthodes de production de la connaissance par les sociétés de services avancés à l'industrie situées dans les mégalopoles de la Randstad fournit quelques réponses. Mégalopoles69Rapports de connaissance69Services avancés à l'industrie69Sociétés à bureaux multiples69Compétitivité régionale69Randstad Lambregts B. Geografien der Wissensbildung in Megastadtregionen: Belege aus der Randstad in Holland, Regional Studies. Ein wichtiger Faktor der Wettbewerbsf01higkeit von Megastadtregionen liegt in ihrer Kapazit01t begründet, eine starke lokale Wissenskapitalbasis mit einem hohen Ma08 an Verknüpfung mit 01hnlichen Regionen an anderen Orten der globalen Wirtschaft zu kombinieren. Es wird angenommen, dass weltweit vernetzte Wirtschaftsdienstleister bei der 05bertragung von Wissen zwischen lokalen und globalen Kreisl01ufen eine zentrale Rolle spielen. Doch wie funktioniert dies in der Praxis? Welche Arten von Wissen lassen sich über globale Netzwerke erwerben und welche anderen nicht? Eine intensive Analyse der Praktiken der Wissensproduktion durch Wirtschaftsdienstleister in der Megastadtregion Randstad liefert einige Antworten. Megastadtregionen69Wissensbeziehungen69Wirtschaftsdienstleistungen69Firmen mit mehreren Filialen69Regionale Wettbewerbsf01higkeit69Randstad Lambregts B. Geografías de la formación de conocimiento en las regiones mega-ciudad: algunos ejemplos del Randstad en Holanda, Regional Studies. Un factor importante de la competitividad de las regiones mega-ciudades radica en la capacidad de combinar una base sólida de capital de conocimientos locales con altos niveles de conectividad para regiones similares en otras partes de la economía global. Se supone que las empresas de los servicios avanzados de productores con redes en todo el mundo desempe09an un papel fundamental en transferir conocimientos entre circuitos locales y globales. Pero 07cómo funciona esto en la práctica? 07Qué tipos de conocimientos podrían adquirirse a través de redes globales y cuáles no? Un análisis exhaustivo de los métodos de producción de conocimientos por parte de empresas de servicios avanzados al productor en la región mega-ciudad de Randstad nos ofrece algunas respuestas. Regiones mega-ciudad69Relaciones de conocimiento69Servicios avanzados de productores69Empresas con varias oficinas69Competitividad regional69El Randstad
[3] Jacobs W, Koster H, Hall P.

The location and global network structure of maritime advanced producer services

[J]. Urban Studies, 2011, 48(13): 2749-2769.

https://doi.org/10.1177/0042098010391294      URL      [本文引用: 1]     

[4] 邱灵, 申玉铭, 任旺兵.

北京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联及空间分布

[J]. 地理学报, 2008, 63(12): 1299-1310.

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2008.12.00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有机融合、互动发展既是全球产业发展的趋势,也是中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重要途径。以北京市为案例区,运用相关分析、投入产出模型、空间自相关模型、变异系数、地理联系率等,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的产业关联与空间分布进行实证研究,旨在为首都产业结构优化、空间布局调整提供科学依据。研究表明:①生产性服务业投入与制造业效益提升呈现正相关性,但制造业服务化程度较低;②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中间需求结构不断提升,不同类型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中间需求结构存在明显差异;③生产性服务业对资源密集型制造业的中间投入趋于下降,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中间投入趋于上升,不同类型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中间投入结构存在明显差异;④制造业与配套生产性服务业均呈现显著的空间集聚性,但集聚与分散的空间格局存在明显差异,就业空间分布的一致性较差,进一步验证了制造业与配套生产性服务业具有空间可分性。

[Qiu Ling, Shen Yuming, Ren Wangbing.

Industrial relevancy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between producer services and manufacturing in Beijing City

.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8, 63(12): 1299-1310.]

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2008.12.00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有机融合、互动发展既是全球产业发展的趋势,也是中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重要途径。以北京市为案例区,运用相关分析、投入产出模型、空间自相关模型、变异系数、地理联系率等,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的产业关联与空间分布进行实证研究,旨在为首都产业结构优化、空间布局调整提供科学依据。研究表明:①生产性服务业投入与制造业效益提升呈现正相关性,但制造业服务化程度较低;②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中间需求结构不断提升,不同类型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中间需求结构存在明显差异;③生产性服务业对资源密集型制造业的中间投入趋于下降,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中间投入趋于上升,不同类型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中间投入结构存在明显差异;④制造业与配套生产性服务业均呈现显著的空间集聚性,但集聚与分散的空间格局存在明显差异,就业空间分布的一致性较差,进一步验证了制造业与配套生产性服务业具有空间可分性。
[5] 王海江, 苗长虹, 茹乐峰, .

我国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对外服务能力的空间格局——兼论与制造业分布关系

[J]. 人文地理, 2014,29(2): 83-8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以城市流描述城市的基本活动部分和外向功能,以城市流强度来描述中心城市对外服务能力大小,全面分析了我国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对外服务能力的规模分布及格局变化。研究认为,生产性服务能力的规模递增趋势明显,全国性中心城市集聚与省域中心城市集聚并存。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能力高度集中在北京、上海和各省区的省会及副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呈现明显的生产性服务业中心集聚与制造业腹地生产的区域性空间组合关系。北京生产性服务功能在不断加强的同时,其制造功能在逐步外迁,长三角、珠三角、山东、福建等省区的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能力与制造功能增长较快,湖北、湖南和江西等省区接受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其生产性服务能力与制造功能也有相对较快的增长。

[Wang Haijiang, Miao Changhong, Ru Lefeng et al.

Chinese central cities producer service industry external service capabilities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its relations with manufacturing

. Human Geography, 2014,29(2): 83-8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以城市流描述城市的基本活动部分和外向功能,以城市流强度来描述中心城市对外服务能力大小,全面分析了我国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对外服务能力的规模分布及格局变化。研究认为,生产性服务能力的规模递增趋势明显,全国性中心城市集聚与省域中心城市集聚并存。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能力高度集中在北京、上海和各省区的省会及副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呈现明显的生产性服务业中心集聚与制造业腹地生产的区域性空间组合关系。北京生产性服务功能在不断加强的同时,其制造功能在逐步外迁,长三角、珠三角、山东、福建等省区的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能力与制造功能增长较快,湖北、湖南和江西等省区接受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其生产性服务能力与制造功能也有相对较快的增长。
[6] Yuan Feng, Gao Jinlong, Wang Lei et al.

Co-location of manufacturing and producer services in Nanjing, China

[J]. Cities, 2017, 63: 81-91.

https://doi.org/10.1016/j.cities.2016.12.02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Most existing research examines the spatial patterns of manufacturing and producer services via separate investigations and from provincial and municipal perspectives. This paper, however, analyzes the co-location of manufacturing and producer services and their influencing factors from an intra-urban perspective. This empirical study is based in Nanjing and uses a 2001 basic unit census dataset and a 2008 economic census dataset at the firm lev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uburbanization process of manufacturing was much faster than that of producer services and indicate the establishment of producer services in the urban core and manufacturing in the periphery. The employment of producer services was highly concentrated in urban centers in the two interval years, but gradually expanded to surrounding new towns such as Jiangning, Pukou, and Luhe. In contrast, the employment in manufacturing was dispersed with substantial distribution in the old city and in suburban development zones. Manufacturing and producer services were largely co-located in the new towns of Jiangning and Pukou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zones. The spatial autoregression model indicates that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manufacturing and producer services was subject to the joint effects of agglomeration economics and urban land price, which led the two sectors to retain a degree of spatial separability, even though their co-location was preferable. The distribution of manufacturing was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land prices and constantly re-concentrated from urban centers to development zones and township industrial parks in suburban areas. Comparatively, the distribution of producer services was not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land price and gradually occupied city centers with high land prices because the sector had a stronger capacity for bid rent.
[7] Yeh A G O, Yang F F,Wang J.

Producer service linkages and city connectivity in the mega-city region of China: A case study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J]. Urban Studies, 2015, 52(13): 2458-2482.

https://doi.org/10.1177/0042098014544762      URL      [本文引用: 1]     

[8] Yeh A G O, Yang F F, Xu Z.

Will rural urbanization produce a new producer service space in China?

[J].Habitat International, 2017, 67: 105-117.

https://doi.org/10.1016/j.habitatint.2017.07.00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 spa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ufacturing and producer services is being significantly weakened in advanced economies because of the decline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However, as upstream–downstream industries, manufacturing and producer services have incentives to locate in proximity to each other.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where manufacturing is still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economy, the evolution of the manufacturing–services relationship and its link to the distribution of producer services have remained unclear. After the economic reforms in 1978, China has experienced a distinctive process of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town development. Will a new producer service space,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developed and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be produced in China given its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ies? We examine this question by using Guangdong Province, one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bases and representative regions of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as a case study.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despite their close input–output linkage, manufacturing and producer services are less likely to co-locate.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ies has not reduced the importance of large cities and city centers in producer service development. The accelerated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 rapid growth of the service sector, and the low-end nature of rural industries have made the manufacturing–services linkage less crucial in determining the location of producer services.
[9] Yang F F, Yeh A G O,Wang J.

Regional effects of producer services on manufacturing productivity in China

[J]. Applied Geography, 2018, 97: 263-274.

https://doi.org/10.1016/j.apgeog.2018.04.014      URL      [本文引用: 1]     

[10] Coffey W J, Drolet R, Polese M.

The intrametropolitan location of high order services: Patterns,factors and mobility in Montreal

[J].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 1996, 75(3): 293-323.

https://doi.org/10.1007/BF0240675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 issue of the interurban location of high order service activities (i. e., producer services and finance, insurance and real estate services) was one of the major areas investigated by service industries researchers during the 1980s; the spatial concentration of high order services in a relatively small number of large metropolitan areas is now a well documented fact. In the 1990s, researchers are increasingly turning their focus on the intrametropolitan location of these activities. In particular, certain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high order services have begun to leave their "natural habitat" he CBD n order to locate in suburban office agglomeration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trametropolitan location issue in the specific context of the Montreal Census Metropolitan Area (CMA), employing data derived from a detailed survey of 324 high order service establishments. We first examine patterns of intrametropolitan mobility, in terms of both establishments and employment; spatial stability, rather than decentralization, is evident. Next, we explore locational factors from the viewpoint of site attributes. Accessibility to the establishment for clients and land costs or rental prices emerge as the major factors. Finally, we conduct a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in order to identify the principal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order service establishments that may be used to explain their location within the Montreal CMA. The majority of the characteristics found to b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nvolve market linkages to clients, either in terms of the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clients or the types of clients served.
[11] Sealte G H.

Changes in producer services location,Sydney:Globalization,technology and labor

[J]. Asia Pacific Viewpoint, 1998, 39(2): 237-255.

https://doi.org/10.1111/1467-8373.0006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istribution of producer services within Sydney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sation,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the location of labour. Four case study industries are analysed: management consultancy, general insurance, graphic design, and data processing. It is concluded that globalisation appears to have reinforced the traditional central city focus of Sydney producer services sector, although the producer services surveyed here have dispersed away from the CBD itself.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conjunction with residential preferences is expanding this focus in parts of the sector, particularly toward residential areas of professionals in less contact-intensive activities.
[12] Coffey W J, Shearmur R G.

Agglomeration and dispersion of high-order service employment in the Montreal metropolitan region,1981-1996

[J]. Urban Studies, 2002, 39(3): 359-378.

https://doi.org/10.1080/00420980220112739      URL      [本文引用: 1]     

[13] 卢明华, 杨洁.

北京都市区服务业地域分工及其变化

[J]. 经济地理, 2013, 33(2): 97-10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北京作为我国首都,近年来服务业发展迅速、地位显著增强。尤其是伴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服务业日益成为城市经济的主体,其在城市内部的空间布局对城市空间结构的重构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对城市内部服务业空间布局研究显得尤为必要。本文首先对国内外关于服务业空间分布的研究进行了综述,然后基于1996年北京市第一次基本单位普查和2008年北京市第二次经济普查数据,采用地区专业化指数和区位商以及对应分析等方法分析北京都市区服务业地区专业化和分工的现状特征及其动态变化。研究发现:不同类型服务业在北京都市区内部的空间分布存在着明显差别;北京都市区服务业空间分布呈现出地域分工的特征,区县层次要比区域层次突出些;整体上,北京都市区服务业地区专业化呈现弱化趋势,各区域服务业地区专业化有升有降,区域之间地域分工有所弱化,各区县服务业地区专业化也有升有降,区县之间地域分工变化规律不明显。

[Lu Minghua, Yang Jie.

Territorial division of service industries in Beijing metropolitan area and it's changes

. Economic Geography, 2013, 33(2): 97-10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北京作为我国首都,近年来服务业发展迅速、地位显著增强。尤其是伴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服务业日益成为城市经济的主体,其在城市内部的空间布局对城市空间结构的重构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对城市内部服务业空间布局研究显得尤为必要。本文首先对国内外关于服务业空间分布的研究进行了综述,然后基于1996年北京市第一次基本单位普查和2008年北京市第二次经济普查数据,采用地区专业化指数和区位商以及对应分析等方法分析北京都市区服务业地区专业化和分工的现状特征及其动态变化。研究发现:不同类型服务业在北京都市区内部的空间分布存在着明显差别;北京都市区服务业空间分布呈现出地域分工的特征,区县层次要比区域层次突出些;整体上,北京都市区服务业地区专业化呈现弱化趋势,各区域服务业地区专业化有升有降,区域之间地域分工有所弱化,各区县服务业地区专业化也有升有降,区县之间地域分工变化规律不明显。
[14] 孙铁山, 齐云蕾, 刘霄泉.

北京都市区就业结构升级与空间格局演化

[J]. 经济地理, 2014, 34(4): 97-10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城市的空间发展与经济重构有密切的关系,产业结构的变化是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直接动力。本研究分析了随就业结构变动,北京都市区不同部门就业空间分布的变化及对城市空间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就业结构变动显示出北京都市区产业结构在升级,就业正脱离第二产业和传统服务业,转向生产性服务业。同时,就业结构变动剧烈的行业,尤其是在就业结构中比重迅速增加的生产性服务业,其就业空间分布的变动也十分突出,表现出就业分布的空间转移和新的空间集聚,从而带来城市经济空间格局的重组。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增长的地区总体就业增长也比较迅速,形成了新的就业集聚区,改变城市的空间结构;另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就业的空间转移和集聚具有特定的区位指向,形成了专业化的地域分工格局。

[Sun Tieshan, Qi Yunlei, Liu Xiaoquan.

Changing intra-metropolitan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employment with economic restructuring in Beijing metropolitan area

. Economic Geography, 2014, 34(4): 97-10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城市的空间发展与经济重构有密切的关系,产业结构的变化是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直接动力。本研究分析了随就业结构变动,北京都市区不同部门就业空间分布的变化及对城市空间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就业结构变动显示出北京都市区产业结构在升级,就业正脱离第二产业和传统服务业,转向生产性服务业。同时,就业结构变动剧烈的行业,尤其是在就业结构中比重迅速增加的生产性服务业,其就业空间分布的变动也十分突出,表现出就业分布的空间转移和新的空间集聚,从而带来城市经济空间格局的重组。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增长的地区总体就业增长也比较迅速,形成了新的就业集聚区,改变城市的空间结构;另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就业的空间转移和集聚具有特定的区位指向,形成了专业化的地域分工格局。
[15] 杨吾扬, 梁进社.

地域分工与区位优势

[J]. 地理学报, 1987, 42(3): 201-210.

https://doi.org/10.11821/xb19870300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地域分工和区位优势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它形成了区域开发或城市规划工作必须遵循的依据。本文由三部分组成。首先,对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到俄林和巴朗斯基的地域分工学说作了历史性回顾;然后,提出了区域和城镇区位优势表现的完整体系,包括以下四对即有形和无形优势、绝对和相对优势、局部和全局优势以及空间和时间优势;文章结尾探讨了地域分异的外在因素和内在机制问题。

[Yang Wuyang, Liang Jinshe.

Theories of territorial division and locational superiorities

.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1987, 42(3): 201-210.]

https://doi.org/10.11821/xb19870300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地域分工和区位优势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它形成了区域开发或城市规划工作必须遵循的依据。本文由三部分组成。首先,对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到俄林和巴朗斯基的地域分工学说作了历史性回顾;然后,提出了区域和城镇区位优势表现的完整体系,包括以下四对即有形和无形优势、绝对和相对优势、局部和全局优势以及空间和时间优势;文章结尾探讨了地域分异的外在因素和内在机制问题。
[16] 张文忠.

大城市服务业区位理论及其实证研究

[J]. 地理研究, 1999, 18(3): 273-281.

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0-0585.1999.03.00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文章从经济区位论的角度出发,研究了服务业的类型和不同类型服务业的区位特征,以及服务业布局的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发达国家大城市服务业布局的特征和空间演变趋势.最后就大城市服务业的区位特征和存在的问题,以及今后的发展方向等进行了研究.

[Zhang Wenzhong.

A study of metropolitan service industry location theory and substantiation

. Geographical Research, 1999, 18(3): 273-281.]

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0-0585.1999.03.00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文章从经济区位论的角度出发,研究了服务业的类型和不同类型服务业的区位特征,以及服务业布局的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发达国家大城市服务业布局的特征和空间演变趋势.最后就大城市服务业的区位特征和存在的问题,以及今后的发展方向等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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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付承伟, 唐志鹏, 李玉成.

基于投入产出法的京沪生产性服务业比较

[J]. 地理研究, 2013, 32(9): 1699-1707.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30901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生产性服务业发达是全球城市的最重要的特征。以旨在建设全球城市的北京和上海为研究对象,以投入产出表为研究基础,从生产性服务业的中间投入性、外部关联性、内部融合性和尺度影响性4个方面对北京和上海的生产性服务业进行比较研究,得出如下研究结论:在现阶段,北京和上海的服务型经济已经形成,生产性服务业均以流通、金融服务业为主体,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正在有序提升。其中,金融服务业对城市经济的影响与其产业规模相比是不对等的。北京与上海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差异显著,原因在于市场化程度和城市功能的不同。

[Fu Chengwei, Tang Zhipeng, Li Yucheng.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producer services between Beijing and Shanghai based on input-output analysis

.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3, 32(9): 1699-1707.]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30901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生产性服务业发达是全球城市的最重要的特征。以旨在建设全球城市的北京和上海为研究对象,以投入产出表为研究基础,从生产性服务业的中间投入性、外部关联性、内部融合性和尺度影响性4个方面对北京和上海的生产性服务业进行比较研究,得出如下研究结论:在现阶段,北京和上海的服务型经济已经形成,生产性服务业均以流通、金融服务业为主体,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正在有序提升。其中,金融服务业对城市经济的影响与其产业规模相比是不对等的。北京与上海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差异显著,原因在于市场化程度和城市功能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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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 Municipal Bureau of Statistics. Beijing statistical yearbook 2016. 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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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布与集聚特征的演变

[J]. 经济地理, 2018, 38(5): 108-11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以北京市第二次和第三次经济普查数据为基础,基于空间分析方法的综合运用,实证分析了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特征与发展规律。研究认为,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具有空间分异性、行业分异性和行业间空间一致性等特征。宏观上,在城六区呈现以西北—东南为轴向,在全市域范围内以东北—西南为轴向的向心分布,微观上,生产性服务业形成了两轴多中心的空间格局。空间一致性判别的结果显示金融业与其他行业一致性最低,研发设计与信息服务业、商务服务业空间集聚的一致性较高。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是产业升级的空间表现,同时也影响城市空间结构的走向。基于实证分析的结果,研究提出了以主导产业空间布局规律为基础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基于行业一致性统筹产业空间优化市域功能分区结构的政策建议。

[Chen Hongxia.

Evolution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agglomeration features of producers in Beijing

. Economic Geography, 2018, 38(5): 108-11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以北京市第二次和第三次经济普查数据为基础,基于空间分析方法的综合运用,实证分析了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特征与发展规律。研究认为,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具有空间分异性、行业分异性和行业间空间一致性等特征。宏观上,在城六区呈现以西北—东南为轴向,在全市域范围内以东北—西南为轴向的向心分布,微观上,生产性服务业形成了两轴多中心的空间格局。空间一致性判别的结果显示金融业与其他行业一致性最低,研发设计与信息服务业、商务服务业空间集聚的一致性较高。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是产业升级的空间表现,同时也影响城市空间结构的走向。基于实证分析的结果,研究提出了以主导产业空间布局规律为基础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基于行业一致性统筹产业空间优化市域功能分区结构的政策建议。
[24] Krugman P.Geography and trade[M]. Massachusetts,USA:The MIT Press, 1991.

[本文引用: 1]     

[25] 席强敏, 李国平.

京津冀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工特征及溢出效应

[J]. 地理学报, 2015, 70(12): 1926-1938.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512006      URL      [本文引用: 3]      摘要

生产性服务业在京津冀地区的合理分工对于实现京津冀地区空间协调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利用2003-2012年京津冀地区13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测算了京津冀生产性服务业分工的空间特征与行业特征,并基于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各行业在京津冀地区城市之间的空间外溢效应。主要结论:①北京和天津在京津冀生产性服务业分工体系中都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而河北省11个城市则呈现出专业化特征,大多专注于金融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㈡北京与天津之间的生产性服务业分工程度相对较低,并且从动态上两个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结构呈现趋同的趋势;③金融服务业、商务服务业、信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业在京津冀地区的地方化程度较高,而科技服务业和房地产服务业的地方化程度则明显偏低。④地方化程度较低的科技服务业和房地产服务业在京津冀地区各城市间的空间外溢效应显著,但受交易成本和对"面对面"接触需求的影响,空间溢出效应随距离增加而衰减,在150 km范围内的空间溢出效应最强;而地方化程度相对较高的交通运输业、金融服务业和商务服务业的空间外溢效应则不显著。信息服务业在京津冀地区城市间的溢出仅体现在相邻城市之间。实证结果一定程度上反映生产性服务业各行业的地方化程度越低,城市之间的空间溢出越易实现。

[Xi Qiangmin, Li Guoping.

Characteristics and spillover effects of space division of producer service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metropolitan region:Based on spatial panel model

.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5, 70(12): 1926-1938.]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512006      URL      [本文引用: 3]      摘要

生产性服务业在京津冀地区的合理分工对于实现京津冀地区空间协调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利用2003-2012年京津冀地区13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测算了京津冀生产性服务业分工的空间特征与行业特征,并基于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各行业在京津冀地区城市之间的空间外溢效应。主要结论:①北京和天津在京津冀生产性服务业分工体系中都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而河北省11个城市则呈现出专业化特征,大多专注于金融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㈡北京与天津之间的生产性服务业分工程度相对较低,并且从动态上两个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结构呈现趋同的趋势;③金融服务业、商务服务业、信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业在京津冀地区的地方化程度较高,而科技服务业和房地产服务业的地方化程度则明显偏低。④地方化程度较低的科技服务业和房地产服务业在京津冀地区各城市间的空间外溢效应显著,但受交易成本和对"面对面"接触需求的影响,空间溢出效应随距离增加而衰减,在150 km范围内的空间溢出效应最强;而地方化程度相对较高的交通运输业、金融服务业和商务服务业的空间外溢效应则不显著。信息服务业在京津冀地区城市间的溢出仅体现在相邻城市之间。实证结果一定程度上反映生产性服务业各行业的地方化程度越低,城市之间的空间溢出越易实现。
[2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S].

[本文引用: 1]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Quality Supervision,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of the P.R.C, Standardization Administration of the P.R.C. Industry classification for national economic activities(GB/T4754-2017).]

[本文引用: 1]     

[27] Elhorst J P.

Applied spatial econometrics:Raising the bar

[J]. Spatial Economic Analysis, 2010, 5(1): 9-28.

https://doi.org/10.1080/17421770903541772      URL      [本文引用: 1]     

[28] 席强敏, 陈曦, 李国平.

中国城市生产性服务业模式选择研究——以工业效率提升为导向

[J]. 中国工业经济, 2015 (2): 18-3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工业效率提升的目标导向下,中国各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面临在专业化与多样化发展模式之间进行选择。本文构建了关于生产性服务业模式选择与工业效率提升的一个分析框架,并基于2003—2012年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运用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实证研究了工业效率提升导向下中国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模式选择。研究发现: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以及工业对生产性服务业需求规模的上升和门类的增加,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模式逐渐由专业化向多样化转变。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程度越高的城市,对周边城市工业劳动生产率提升的空间溢出效应越强,但受交易成本和"面对面"接触需求的影响,空间溢出效应随距离增加而衰减,在100公里范围内的...

[Xi Qiangmin, Chen Xi, Li Guoping.

Study on the pattern selection of Chinese urban producer services—Oriented by the improvement of industry efficiency

.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2015(2): 18-3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工业效率提升的目标导向下,中国各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面临在专业化与多样化发展模式之间进行选择。本文构建了关于生产性服务业模式选择与工业效率提升的一个分析框架,并基于2003—2012年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运用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实证研究了工业效率提升导向下中国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模式选择。研究发现: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以及工业对生产性服务业需求规模的上升和门类的增加,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模式逐渐由专业化向多样化转变。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程度越高的城市,对周边城市工业劳动生产率提升的空间溢出效应越强,但受交易成本和"面对面"接触需求的影响,空间溢出效应随距离增加而衰减,在100公里范围内的...
[29] Anselin L.

Spatial economitrics: Methods and models

[M].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88.

[本文引用: 1]     

[30] Baldwin R E, Okubo T.

Heterogeneous firms, agglomeration and economic geography: Spatial selection and sorting

[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06 (6): 323-346.

https://doi.org/10.1093/jeg/lbi02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 Melitz-style model of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with heterogeneous firms is integrated into a simpl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model to show that the standard 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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