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育填
, 黄慧怡, 周政可
Liang Yutian, Huang Huiyi, Zhou Zhengke
中图分类号: K9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690（2018）05-0645-09
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 2017-10-9
修回日期: 2018-03-22
网络出版日期: 2018-05-10
版权声明: 2018 《地理科学》编辑部 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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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梁育填（1982-）,男,广东揭阳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经济地理与区域发展研究。E-mail: lytian@mail.sys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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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中国企业2005~2015年对东南亚直接投资的项目作为研究样本,分析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东南亚直接投资的国家选择和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国有企业不回避政治风险较高的国家,倾向于开拓新的国家市场;相反,民营企业倾向投资政治风险低的国家,投资与中国贸易联系紧密、相对市场规模较大以及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基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对东南亚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差异,为中国对东南亚直接投资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China has continuously developed “go global” strategy to encourage enterprises to invest in foreign countries and regions. After the 21st century, China’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lows continued to grow. Affected by “the Belt and Road” strategy, Southeast Asia has become a hot spot for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order to enrich and perfect the location theory and investment strategy of China’s direct investment in Southeast Asia, the article takes Southeast Asia as the research area. The existing traditional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eories are mostly based on the state as a whole, and study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motivations of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rom the macro inspect. However,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the emerging theories show us that the heterogeneity of the enterprise will bring about the difference of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he difference of ownership is what we are going to probe into. Therefore, the article uses direct investment projects of Chinese enterprises in Southeast Asia from 2005 to 2015 as research samples, and chooses the real exchange rate, trade linkage, relative market size, wage level, infrastructure, total tax and political risk as explanatory variables to compare the different motivation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in th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Southeast Asia.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end to invest in high political risk countries and countries that are not in a close trade linkage with China. On the contrary, private enterprises tend to invest in low political risk countries and countries that are in a close trade linkage with China, with relatively large market size and lower labor costs. Finally, based o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motivations of th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the private enterprises in Southeast Asia, the article gives some suggestions for China's direct investment in Southeast Asia.
Keywords：
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步伐加快,2015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额达到1 456.7亿美元,其中国有企业占50.4%,非国有企业占49.6% [1]。然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与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2,3,4,5,6]。其中,普遍观点认为,投资主体所有权属性差异会对对外投资的国别选择和作用因素产生影响[2]。相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国有企业容易获得国家的政策和财政支持[7],在对外直接投资的目标上包含经济目标和政治目标等多重诉求[8],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政治地位、政府政策、企业制度等方面的差异导致其在投资动机、行为特征和区位选择上均具有显著不同[2,9]。东南亚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热点区域[10,11,12,13,14],探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对东南亚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及影响因素,对丰富新兴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以及为国家和企业提出更有针对性的对外投资指导意见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国内外学者已经进行了大量的分析研究。李凝和郑蕾从宏观角度讨论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格局及其动因[5,11]。Deng从微观角度出发分析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认为政府在对外投资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5]。Kolstad等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及其决定因素,研究发现,中国企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成员国家的直接投资更倾向于市场规模大的国家,对于非OECD国家的直接投资更倾向于拥有丰富自然资源和制度不够完善的国家[16,17]。这类的研究是以国家所有企业和部门作为整体来进行研究,而根据邓宁的国际投资折衷理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最主要的差别在于其所有权优势的不同。近年来,学者们开始基于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的视角来进行实证研究。现有研究大多认为民营企业偏好市场规模较大、战略资产禀赋较高、政治经济风险较低的东道国,而国有企业遵循所在国家的战略需求,更多投资在自然资源部门,不重视东道国的政治和经济情况[8,9,18~22]。尽管已有文献考虑到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所有权的差异导致其对外投资影响因素的不同,但对中国企业对东南亚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尚未有从企业所有权的视角进行探讨的文献。
因此,本文利用中国商务部备案登记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数据库,分析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对东南亚直接投资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为中国企业投资东南亚提出针对性的对外投资建议。
本文选择的研究区域为东南亚的10个东盟成员国,分别是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总面积443.56万km2,2015年人口约6.01亿, GDP达到2.4万亿美元。东南亚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热点区域,据商务部统计,2015年中国对东南亚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到146亿美元,占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投资的77.1%[1]。
已有研究表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对东道国的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为检验中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投资东南亚国家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差异性,本文从实际汇率水平、贸易联系[23]、相对市场规模[24]、工资水平、基础设施、总税费、政治风险等方面来比较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对东南亚直接投资过程中影响因素的差异。
1） 实际汇率水平。Aliber等认为国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一般是从货币相对强势国家流入货币相对弱势国家[25],因此人民币相对于东道国货币价值越高,中国对其投资也会越高。但是张新乐研究表明有些投资为了回避政治风险,会选择货币坚挺的国家,也就是货币币值稳定、具有升值空间的国家[26]。本文认为,相比于回避政治风险的目的,降低投资成本的目标对国有企业的影响更大。相比于国有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常常具有政治目标和经济目标的双重性,降低投资成本对民营企业而言更为重要。综上所述,提出假设1：
假设1a：东南亚东道国的实际汇率水平与中国对其直接投资成正比。
假设1b：民营企业更容易受到实际汇率水平的影响。
2） 贸易联系。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贸易与投资存在互补的关系,企业可以利用贸易所积累得到的东道国信息,对其进行直接投资,以缩短直接投资所需耗费在熟悉东道国市场方面的资源。卢汉林等研究表明中国对东道国的出口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正相关,而国有企业因具有所有权优势,其抗风险能力相应增强,贸易联系对国有企业的对外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而民营企业为规避信息不对称性和不确定性带来的投资风险,往往倾向于先通过出口积累当地经营及管理经验,熟悉市场及相关政策[21]。综上所述,提出假设2：
假设2a：东南亚东道国与中国贸易联系和中国对其直接投资成正比。
假设2b：民营企业更容易受到贸易联系的影响。
3） 相对市场规模。东道国的市场规模与经济实力通常被认为是吸引跨国有企业对其进行投资的主要因素[22]。相比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由于在国内市场缺乏政策优势,更加倾向于到海外寻求市场,Ramasamy等研究表明民营企业更倾向于寻求市场[18];Amighini等研究表明民营企业偏好市场规模较大的东道国或地区[20]。综上分析,提出假设3：
假设3a：东南亚东道国市场规模与中国对其直接投资成正比。
假设3b：民营企业更容易受到市场需求的驱动。
4） 工资水平。东道国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是促使跨国有企业的投资因素之一。2004年以来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27],东南亚地区凭借廉价的生产和劳动力成本获得中国投资者的青睐。但国有企业对东南亚直接投资集中于承包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工程、进行能源资源方面的服务贸易等,而民营企业尤其是规模较小的民营企业则较多是服装、玩具、家具制造业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因此,我们认为相较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更加追求廉价劳动力。综上所述,提出假设4：
假设4a：东南亚东道国工资水平与中国对其直接投资成反比。
假设4b：民营企业更容易受到工资水平的影响。
5） 基础设施。完善的基础设施条件能够为企业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基础,便捷的通讯和交通能力也能够为企业减少生产升本,提高生产效率。但中国企业对东南亚国家的投资情况来看,国有企业投资对外承包援助工程,而民营企业主要投资制造业和商业。因此,认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追求完善的基础设施条件,但是其对民营企业的影响更大。综上所述,提出假设5：
假设5a：东南亚东道国基础设施条件与中国对其直接投资成正比。
假设5b：民营企业更容易受到基础设施条件的影响。
6） 总税费。一般而言,税费越高,企业的经营成本越高。东道国的优惠政策也会使得自身的投资环境更加吸引投资企业。由于民营企业对于经济目标的追求,加上在国内相比于国有企业缺少相关的优惠政策,因此认为民营企业更加追求税费较低的投资环境。综上所述,提出假设6：
假设6a：东南亚东道国总税费与中国对其直接投资成反比。
假设6b：民营企业更容易受到总税费的影响。
7） 政治风险。一般而言,东道国政治稳定程度低,吸引投资的能力会下降。但也有研究表明相较于民营企业希望规避风险,选择政治经济风险程度较低的国家或地区进行投资,国有企业倾向于冒险的政治环境。如Ramasamy等[18]等研究表示国有企业被冒险的政治环境的国家所吸引。Amighini[20]等结果表明民营企业偏好政治经济风险较低的东道国或地区所吸引,而国有企业不重视东道国的政治和经济情况。综上所述,提出假设7：
假设7a：东南亚东道国政治风险与国有企业对其直接投资成反比。
假设7b：东南亚东道国政治风险与民营企业对其直接投资成正比。
1） 数据选取。本文使用的数据是来自中国商务部备案登记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情况[28]。首先查询出2005~2015年中国企业对东南亚国家直接投资的所有项目,记录下每一个企业的境内投资主体名称、境外公司名称、项目日期及投资东道国。其次,对这些企业的所有权属性进行整理,将投资企业分为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最终整理出2005~2015年中国企业对东南亚国家直接投资的4 482个企业投资项目（表1）。
表1 2005~2015年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投资东南亚国家的项目数量（项）
Table 1 The number of investment projects in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in 2005-2015
| 2005年 | 2006年 | 2007年 | 2008年 | 2009年 | 2010年 | |
|---|---|---|---|---|---|---|
| 国有企业 | 16 | 29 | 25 | 33 | 42 | 64 |
| 民营企业 | 102 | 145 | 164 | 237 | 261 | 247 |
| 2011年 | 2012年 | 2013年 | 2014年 | 2015年 | ||
| 国有企业 | 99 | 97 | 155 | 157 | 220 | |
| 民营企业 | 301 | 414 | 398 | 529 | 747 |
2） 研究方法。本文采用面板数据,对所有变量取对数形式,其中由于政治稳定程度为标准化后数据,故不取对数,相关系数分别测量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对各相关变量的弹性。本文以中国跨国企业2005~2015年在东南亚国家的投资项目数作为被解释变量,以此来衡量中国企业在东道国的投资水平。解释变量为：① 实际汇率水平：本文利用东南亚各国货币对美元汇率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计算得到东南亚各国货币对人民币的名义汇率,并以2005年为基期,计算得到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CPI指数,最终计算得出2005~2015年东南亚各国货币对人民币的实际汇率水平。② 贸易联系：本文选取中国向东南亚各国的实际出口额来反映两国之间的贸易联系。③ 相对市场规模：本文选取东道国人均GDP来衡量东道国市场规模与实力,该项指标越高,表明东道国的居民具有较强的购买力。④ 工资水平：本文选取东道国人均GNI作为对东道国工资水平的间接测度。⑤ 基础设施：本文选择每百人拥有移动手机数量表示东道国基础设施水平。⑥ 总税费：本文选择总税率来度量总税费。⑦ 政治风险：本文以《全球治理指标》[29]中的政治稳定程度衡量东道国政治风险。其中政治稳定程度指政府被违宪手段或暴力手段动摇或推翻的可能性,包括政治动机的暴力与恐怖主义,标准化后的取值在-2.5~2.5之间,数值越大表明政治稳定程度越高[30](表2)。
表2 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Table 2 Variables definition and data sources
| 变量类型 | 变量名称 | 代表含义 | 数据来源 |
|---|---|---|---|
| 被解释变量 | 投资项目数（OFDI） | 对外直接投资水平 | 商务部[28] |
| 解释变量 | 东道国对中国实际汇率（EXC） | 实际汇率水平 | 世界银行[31] |
| 中国对东道国实际出口额（EXP） | 贸易联系 | 中国统计年鉴[32] | |
|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P） | 相对市场规模 | 世界银行[31] | |
| 人均国民总收入（SAL） | 工资水平 | 世界银行[31] | |
| 每百人拥有移动手机数量（PH） | 基础设施 | 世界银行[31] | |
| 总税率（TAX） | 总税费 | 世界银行[31] | |
| 政治稳定程度（PS） | 政治风险 | 全球治理指标[29] |
中国企业对东南亚国家的投资也以大幅度增长态势在增长。从投资规模看,2005~2015年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直接投资由1.58亿美元上升到146.06亿美元。从投资的国别来看,2015年末中国对东盟10国直接投资存量情况如图1所示,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国别分布极不平衡,投资最高的新加坡存量达到319.85亿美元,占中国对东盟投资存量的51%;而投资最少的文莱投资存量仅为0.73亿美元,占中国对东盟投资存量的0.12%。从投资行业来看,从2015年中国对东南亚投资存量的行业分布情况来看,排名前三位是租赁和商业服务业160.89亿美元、制造业93.59亿美元和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供应业78.66亿美元,分别占25.7%,14.9%和12.5%。
图1 2015年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直接投资存量[
Fig.1 China’s direct investment stock to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in 2015[
根据中国商务部备案登记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数据,2005~2015年中国企业对东南亚投资的情况：从投资企业数量来看,民营企业作为中国企业对东南亚直接投资的主力军,其投资企业的数量和增速明显快于国有企业（图2）。从投资国别来看,国有企业对东南亚直接投资企业项目数量最多的国家是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越南,民营企业对东南亚直接投资数量最多的国家是越南、新加坡和老挝（图3）。从投资方式和行业,国有企业对东南亚直接投资主要是对外承包援助工程,2015年国有企业对东南亚直接投资的行业排名前三的分别是批发零售业、建筑业和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民营企业投资行业较为广泛, 2015年民营企业对东南亚直接投资的行业排名前三的分别是批发零售业、制造业和租赁和商业服务业（图4）。
图2 2005~2015年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对东南亚直接投资项目数
Fig.2 The number of direct investment projects in Southeast Asian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2005-2015
图3 2005~2015年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对东南亚各国直接投资项目数
Fig.3 The number of direct investment projects in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2005-2015
图4 2015年国企民营企业对东南亚直接投资行业分布1.批发和零售业; 2.建筑业; 3.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4.农/林/牧/渔业; 5.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6.制造业; 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8.房地产业; 9.采矿业; 10.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11.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2.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业; 13.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4.住宿和餐饮业; 15.金融业; 16.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Fig.4 Distribution of direct investment industrie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to Southeast Asian in 2015
运用加权最小二乘法（WLS）分别对所有企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表3）,结果显示,所有企业对东南亚直接投资水平与实际汇率水平、贸易联系、相对市场规模、基础设施和政治风险程呈现显著正相关,与工资水平和总税费呈现显著负相关,其中实际汇率水平的相关系数最大。具体而言,国有企业对东南亚直接投资水平与实际汇率水平、相对市场规模、工资水平、基础设施呈现显著正相关,与贸易联系、总税费和政治稳定度呈现显著负相关,其中实际汇率水平、总税费、相对市场规模的相关系数较大;民营企业对东南亚直接投资水平与实际汇率水平、贸易联系、相对市场规模、基础设施和政治稳定度呈现显著正相关,与工资水平和总税费呈现显著负相关,其中实际汇率水平、相对市场规模和工资水平的相关系数较大。
表3 回归结果
Table 3 Panel data regression results
| 解释变量 | 所有企业 | 国有企业 | 民营企业 |
|---|---|---|---|
| 东道国对中国实际汇率（EXC） | 2.48***（0.0002） | 3.11***（0.0082） | 3.09***（0.0000） |
| 中国对东道国实际出口额（EXP） | 0.23***（0.0010） | -0.07***（0.0068） | 0.09***（0.0001） |
|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P） | 0.97***（0.0000） | 1.62**（0.0218） | 2.22***（0.0000） |
| 人均国民总收入（SAL） | -0.73***（0.0000） | 0.02***（0.0017） | -1.49***（0.0018） |
| 每百人拥有移动手机数量（PH） | 0.41***（0.0033） | 0.17***（0.0022） | 0.30**（0.0182） |
| 总税率（TAX） | -0.67**（0.0205） | -2.01***（0.0043） | -0.08***（0.0012） |
| 政治稳定程度（PS） | 0.32*（0.0785） | -0.31**（0.0339） | 0.30*（0.0855） |
总体情况如下：
1） 在实际汇率水平方面,总体研究结果验证了假设1a,实际汇率水平对企业投资水平的影响正向且显著,且影响弹性很大。这也印证了冀相豹[30]等人的实证结果,自2005年中国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处于升值的总体趋势中,这使得中国企业在东南亚投资时购买土地、机器设备、厂房、支付劳动力等方面的费用会降低,企业的投资总成本降低,因此投资水平上升。就这方面而言,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实际汇率水平对企业投资水平的影响上差别不大。
2） 在贸易联系方面,研究结果验证了假设2b,贸易联系对民营企业投资水平的影响正向且显著,充分说明了贸易可以带动民营企业的投资,两者呈现相互促进相互拉动的关系。但与假设不同,总体模型结果显示,贸易联系对国有企业投资水平的影响负向且显著。其原因可能是国有企业在东南亚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承包交通基础设施工程,以及在能源方面的合作与服务贸易,与货物进出口贸易的关系不大,并且由于所有权优势带来的抗风险能力,国有企业更可能去开拓与中国贸易联系紧密度较低的国家。
3） 在相对市场规模方面,研究结果验证了假设3,相对市场规模对企业投资水平的影响正向且显著,影响弹性较大。这表明东南亚各国由于地域临近、文化氛围接近,目前投资的竞争压力相对较小,企业较容易进入,且市场前景广阔、升值空间大,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有较强的吸引力,而相比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投资水平受到市场规模的影响更大。
4） 在工资水平方面,研究结果验证了假设4b,工资水平对民营企业投资水平的影响负向且显著,充分表明民营企业对东南亚直接投资受到东道国廉价劳动力的吸引。近年来大量中国民营企业转移到越南投资,劳动力成本低是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同时,与假设不同的是,工资水平对国有企业投资水平的影响正向且显著,可能是国有企业的产业多是资源密集型或资本密集型产业,对廉价劳动力的追求较少。
5） 在基础设施方面,研究结果验证了假设5,基础设施对企业投资水平的影响正向且显著。这表明完善便捷的通讯基础设施条件是吸引中国企业投资的重要因素。除此之外,通讯基础设施条件较落后的老挝、菲律宾等国家交通运输、电力电信等条件同样落后,也会对企业投资产生一定的负面作用。而相比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投资水平受到基础设施的影响更大。
6） 在总税费方面,研究结果验证了假设6a,总税费对企业投资水平的影响负向且显著。这表明东道国友好的招商引资政策能够吸引企业前往投资,企业的投资成本会因此降低。而相比于民营企业,总税费对国有企业的影响弹性更大,这表明优惠的政策、减少的税费对国有企业投资的吸引程度更大。
7） 在政治风险方面,研究结果验证了假设7,政治风险对国有企业投资水平的影响负向且显著;而政治对民营企业投资水平的影响正向,显著程度较低。这也表明政治稳定程度与经济发展有着一定的关系,经济水平高的国家政治稳定程度通常较高,因此将经济利益目标放在首位的民营企业通常会寻求政治稳定程度高的国家进行投资。而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优势使得其抗风险能力增强,同时,国有企业投资不仅考虑经济目标,还考虑政治目标,因此不回避政治稳定程度较低的环境,如中国国有企业在缅甸投资的铁路、公路、电力等基础设施项目。
企业跨国投资的国别选择影响因素包括成本取向、利润取向、市场取向和公司战略取向,但企业所有权属性对企业跨国投资的国别选择影响尚未进行深入的探讨。本文从企业所有权性质的视角分析中国企业投资东南亚国家选择的影响因素,验证了不同的企业所有权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具有差异性。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样本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①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对东南亚实际汇率水平都十分敏感,汇率变动对其投资影响较大;便捷完善的基础设施有助于中国企业投资;开放的投资环境、友好的招商引资政策以及较低的税费有助于吸引中国企业的投资。② 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国有企业不回避投资政治风险较高的国家,倾向于开拓新的国家市场;相反,民营企业偏向于规避风险,偏向投资政治风险低的国家;同时倾向于先通过出口积累经验、熟悉东道国政策,投资与中国贸易联系紧密的国家;此外民营企业多是市场寻求型企业,希望到东南亚开拓市场并寻求廉价劳动力以降低生产成本。
从中国企业对东南亚国家直接投资的区位决策因素来看,投资主体所有权属性的差异将导致对投资区位选择的不同。中国企业“走出去”经历了援外项目、资源获取、兼并企业获取技术、品牌和市场等投资行为,但应根据不同国家的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投资策略。东南亚国家与中国有各种贸易往来,中国企业的投资主体、投资行为和投资领域更加多元化。① 中国企业应该了解行业市场潜力,利用各个国家巨大的市场潜力,有针对性地进行投资,开拓国外市场;② 国有企业应当充分利用好所有权优势,积极把握“政府搭桥-中方投资-中资企业承建”的投资策略,承担其高速公路、铁路、码头、发电厂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对东南亚经济水平较为落后的国家进行投资建设。③ 民营企业可以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以及处于价值链下游的制造加工转移到东南亚国家,以充分利用东南亚国家的廉价劳动力。此外,东南亚国家开放的招商引资政策和优惠的条款待遇成为吸引中国企业投资的重要因素。因此政府应当及时地将信息传递给各企业,保障信息传递的通畅性、对等性和有效性,有效引导企业对东南亚投资。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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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terminants of Chines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J]. |
| [3] |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J].
<p>基于2007~2011年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数据和非洲43国的经济、人口、能源等数据,分析了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地理空间分布。在此基础上,运用因子分析方法提取5项影响因素的主因子,并以中国对非洲各国的人均直接投资额为因变量,各主因子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揭示了影响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国别选择和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布与东道国的硬环境、城镇化、市场化有直接关系,与能源、市场规模的关系并不显著,这有效抨击了海外对于中国对非洲投资旨在资源掠夺的观点。此外,空间效应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对非洲各国的直接投资存在空间弱相关性,对周边国的溢出效应不明显。在实证研究基础上,就进一步促进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发展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p>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its determinants of Chinese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to Africa .
<p>基于2007~2011年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数据和非洲43国的经济、人口、能源等数据,分析了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地理空间分布。在此基础上,运用因子分析方法提取5项影响因素的主因子,并以中国对非洲各国的人均直接投资额为因变量,各主因子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揭示了影响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国别选择和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布与东道国的硬环境、城镇化、市场化有直接关系,与能源、市场规模的关系并不显著,这有效抨击了海外对于中国对非洲投资旨在资源掠夺的观点。此外,空间效应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对非洲各国的直接投资存在空间弱相关性,对周边国的溢出效应不明显。在实证研究基础上,就进一步促进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发展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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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中国在美洲OFDI的基本特征与决定因素 [J].China’s OFDI in America: Basic features and determinants . |
| [5] |
转型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地域分布特征解析:基于制度的视角 [J].
转型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地域分布特征不能被传统OFDI理论所解释。中国OFDI存量高度集中于避税地,地域分布格局偏离发展中国家常规,主要投资地中政治风险较高国家偏多。引入制度理论对中国OFDI地域分布特征进行解释。转型期制度约束与制度缺失是中国OFDI高度集中于避税地的重要原因,企业通过投资避税地来规避制度约束或进行制度套利;国有企业OFDI动机的双重性以及政府的政策倾斜弱化了地理距离、文化距离、经济距离及政治风险等常规因素对国有企业OFDI区位选择以及中国OFDI地域分布的影响;中国企业的非市场能力支持了它们对政治风险较高国家的投资。
Analysis on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Chines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 study from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
转型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地域分布特征不能被传统OFDI理论所解释。中国OFDI存量高度集中于避税地,地域分布格局偏离发展中国家常规,主要投资地中政治风险较高国家偏多。引入制度理论对中国OFDI地域分布特征进行解释。转型期制度约束与制度缺失是中国OFDI高度集中于避税地的重要原因,企业通过投资避税地来规避制度约束或进行制度套利;国有企业OFDI动机的双重性以及政府的政策倾斜弱化了地理距离、文化距离、经济距离及政治风险等常规因素对国有企业OFDI区位选择以及中国OFDI地域分布的影响;中国企业的非市场能力支持了它们对政治风险较高国家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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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基于关系视角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4-9479.2013.04.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作为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经济体,中国在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中具有很强的特殊性,较多的受到国家政策及其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政策导向、资源导向和国有经济为主体的特征。在此背景之下,本文基于2002-2012年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和2003-2011年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存量金额数据,在经典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基础上,从"关系"的视角出发,结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历程,系统、详细地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模式和区位分布特征。研究发现: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在区位分布、产业分布、投资模式和企业所有制方面都相对集中,但都呈现出向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与东道国之间存在密切的政治关系、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hina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 perspective of relationship (guanxi) between China and its host countries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4-9479.2013.04.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作为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经济体,中国在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中具有很强的特殊性,较多的受到国家政策及其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政策导向、资源导向和国有经济为主体的特征。在此背景之下,本文基于2002-2012年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和2003-2011年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存量金额数据,在经典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基础上,从"关系"的视角出发,结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历程,系统、详细地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模式和区位分布特征。研究发现: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在区位分布、产业分布、投资模式和企业所有制方面都相对集中,但都呈现出向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与东道国之间存在密切的政治关系、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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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gon Multinationals:New players in 21st century globalization [J].https://doi.org/10.1007/s10490-006-7161-1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a name="Abs1"></a>This review article starts from the question: how does the global business system appear to a challenger firm, and how have challenge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MNEs) from formerly peripheral areas such as the Asia Pacific established themselves successfully, against the sometimes fierce resistance of incumbents?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the review develops an argument concerning the pluralistic character of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as contrasted with the conventional account that sees global processes creating uniformity and convergence. This alternative account is based on a review of the experiences of latecomer and newcomer MNEs, particularly those from the Asia Pacific—such as Acer, Ispat International, Li & Fung and the Hong Leong Group—that are dubbed “Dragon Multinationals.” I argue that the innovative features that these MNEs share, such as their accelerated internationalization, strategic innov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fit particularly well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mergent global economy as one of complex inter-firm linkages. The core proposition of the review is that this complementarity betwee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mergent global economy and latecomer and newcomer strategic and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s is what drives the remarkable success of these Asia Pacific firms in establishing themselves as serious international players. Such a proposition carries implications for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as well as for the dominant frameworks utilized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he review argues that Dragon Multinationals adopt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to the resources accessed through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that this requires a rethink of the criteria normally utilized in resource-based accounts of strategy. The challenger firm internationalizing in order to access resources also poses a challenge to the dominant OLI (ownership, locational, internalization) account of multinational advantage. Thus it is argued that the question posed at the outset goes to the core of the IB frameworks, and thereby counts as one of the ‘big questions’ that should guide research in IB in the 21<sup>st</sup>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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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owned enterprises’ outward investment and the structural reform in China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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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研究——以温州民营企业为例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4-9479.2013.02.012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自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世界经济呈现一体化整合的态势,全球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大,温州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也快速发展,被商务部称为"走出去"的"温州模式"。本文基于全球生产网络理论,建立了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优势拓展因素、制度利用因素和优势寻求因素的分析框架。通过温州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实证分析结果来看,优势拓展因素仍起到重要作用,优势寻求型的技术创新资源、市场营销渠道、市场信息资源是区位选择新的重要因素,但制度因素的作用也不可忽视。
Research on the location of FDI of Chinese private enterprises:A case of Wenzhou’s Private enterprises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4-9479.2013.02.012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自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世界经济呈现一体化整合的态势,全球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大,温州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也快速发展,被商务部称为"走出去"的"温州模式"。本文基于全球生产网络理论,建立了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优势拓展因素、制度利用因素和优势寻求因素的分析框架。通过温州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实证分析结果来看,优势拓展因素仍起到重要作用,优势寻求型的技术创新资源、市场营销渠道、市场信息资源是区位选择新的重要因素,但制度因素的作用也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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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度理论视角下的“一带一路”战略解读 [J].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6.04.003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目前,“一带一路”已成为中国的核心发展战略之一。借鉴尺度重构和尺度政治理论,分析“一带一路”战略的内涵、影响和风险。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战略重构了现有的国家角色和地域形式,催生了以跨国基础设施为基础、以资本和经贸合作为支撑的新尺度。该尺度一方面被国际和国内的资本和权力关系不断重构,另一方面也在重构着现有的权力关系和资本积累过程。还从尺度政治视角出发探讨了“一带一路”战略中的风险因素。在国际层面,中国既面临着基于多边国际关系和地方抵抗的尺度上推力量,也面临着基于旧有边界和尺度化表达的尺度下推因素。在国内,“一带一路”战略既面临着地方政府基于政策争夺和地方保护主义产生的重复建设问题,也存在疆独势力等通过国际联系复杂化地方趋势的风险。为了更好地推行“一带一路”战略,中国必须积极应对这些尺度政治的挑战,深入研究尺度政治的机制和破解之道,努力化解海外投资、国际合作和地方治理中的风险。</p>
Rescaling and scalar politics in the‘one Belt, one Road’strategy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6.04.003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目前,“一带一路”已成为中国的核心发展战略之一。借鉴尺度重构和尺度政治理论,分析“一带一路”战略的内涵、影响和风险。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战略重构了现有的国家角色和地域形式,催生了以跨国基础设施为基础、以资本和经贸合作为支撑的新尺度。该尺度一方面被国际和国内的资本和权力关系不断重构,另一方面也在重构着现有的权力关系和资本积累过程。还从尺度政治视角出发探讨了“一带一路”战略中的风险因素。在国际层面,中国既面临着基于多边国际关系和地方抵抗的尺度上推力量,也面临着基于旧有边界和尺度化表达的尺度下推因素。在国内,“一带一路”战略既面临着地方政府基于政策争夺和地方保护主义产生的重复建设问题,也存在疆独势力等通过国际联系复杂化地方趋势的风险。为了更好地推行“一带一路”战略,中国必须积极应对这些尺度政治的挑战,深入研究尺度政治的机制和破解之道,努力化解海外投资、国际合作和地方治理中的风险。</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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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空间格局 [J].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5.05.004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2015年3月28日,中国政府正式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如何通过对"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直接投资,提升主要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促进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与沿线国家共同繁荣,已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现有对外投资理论多基于发达国家的经验,不完全适用于中国;目前的研究侧重从自然资源、市场要素等方面分析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动因及影响机制,缺少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宏观投资格局研究。本文通过集成统计数据、实地调研和高层访谈等,在回顾国内外对外直接投资研究基础上,提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空间战略的分析框架,进一步分析中国对沿线国家和地区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布和产业选择;尔后,剖析投资面临的困境和挑战,并提出中国对沿线地区的空间差异化投资引导战略。
Spatial pattern of Chinese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rea [J].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5.05.004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2015年3月28日,中国政府正式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如何通过对"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直接投资,提升主要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促进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与沿线国家共同繁荣,已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现有对外投资理论多基于发达国家的经验,不完全适用于中国;目前的研究侧重从自然资源、市场要素等方面分析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动因及影响机制,缺少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宏观投资格局研究。本文通过集成统计数据、实地调研和高层访谈等,在回顾国内外对外直接投资研究基础上,提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空间战略的分析框架,进一步分析中国对沿线国家和地区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布和产业选择;尔后,剖析投资面临的困境和挑战,并提出中国对沿线地区的空间差异化投资引导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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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2013 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网络分析 [J].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6.11.004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采用社会网络的分析方法分析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网络的基本特征以及贸易网络组团的结构变化,贸易网络的核心边缘及其演化情况,并在最后对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子贸易网络进行了核心边缘分析。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网络密度增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网络中的核心度在逐渐提高,在2013年已经成为最核心的国家,且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构成的子贸易网络中,中国也成为了最核心的国家。
Trade network of China and countries along“Belt and Road Initiative”areas from 2001 to 2013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6.11.004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采用社会网络的分析方法分析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网络的基本特征以及贸易网络组团的结构变化,贸易网络的核心边缘及其演化情况,并在最后对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子贸易网络进行了核心边缘分析。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网络密度增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网络中的核心度在逐渐提高,在2013年已经成为最核心的国家,且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构成的子贸易网络中,中国也成为了最核心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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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缅甸直接投资的发展特征及趋势研究 [J].Research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trends of China’s direct investment in Myanma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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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合作的理论框架探讨——以东南亚为例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4-9479.2016.01.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地缘合作是基于地缘区位而进行的区域合作,已成为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东南亚是地缘政治的传统"破碎地带",亦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区域。文章从地缘合作的概念、空间层次和合作框架进行理论探讨,选择东南亚中的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和东盟南增长三角作为地缘合作的三个典型案例,进行实证研究,分别探讨了地缘区域合作、地缘次区域合作和地缘经济区合作三种类型的制度安排。地缘区域合作依托于地缘板块,通过国家联盟的政策体系来促进地缘合作;地缘次区域侧重于交通、能源等方面的具体项目,多渠道融资来推动次区域合作;地缘经济区则主要承载了边境合作区、出口加工区等政策性区域。研究认为,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引领下,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大湄公河次区域的交通和能源项目共建、边境合作区开发等是深化地缘合作的重要实践载体。
Research on the theory of geopolitical cooperation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4-9479.2016.01.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地缘合作是基于地缘区位而进行的区域合作,已成为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东南亚是地缘政治的传统"破碎地带",亦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区域。文章从地缘合作的概念、空间层次和合作框架进行理论探讨,选择东南亚中的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和东盟南增长三角作为地缘合作的三个典型案例,进行实证研究,分别探讨了地缘区域合作、地缘次区域合作和地缘经济区合作三种类型的制度安排。地缘区域合作依托于地缘板块,通过国家联盟的政策体系来促进地缘合作;地缘次区域侧重于交通、能源等方面的具体项目,多渠道融资来推动次区域合作;地缘经济区则主要承载了边境合作区、出口加工区等政策性区域。研究认为,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引领下,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大湄公河次区域的交通和能源项目共建、边境合作区开发等是深化地缘合作的重要实践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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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ward investment by Chinese MNCs:Motivations and implications [J].https://doi.org/10.1016/S0007-6813(04)00023-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Since 1978, when it opened its doors to the world, China has achieved spectacular success in attracting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In 2002, it surpassed the U.S. as the largest recipient of FDI in the world. However, investment has not been flowing in just one direction. According to the World Bank, in the mid-1990s China was the largest outward investor among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he eighth largest supplier of outward investment among all countries.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MNC) from China cumulatively invested more than $36 billion worldwide between 1982 and 2001. Despite the growing importance of FDI outflows from Chinese MNCs, little or no research has been done on this significant issue from a business perspective. Most researchers are interested primarily in public policy issues.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fill this gap by focusing on a critical business issue 09” factors that motivate Chinese MNCs to engage in so much FDI. This article presents a study of aggregate data, both macro and micro, from the FDI/TNC database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that describe the overall patterns and destinations of China's outward F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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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determines Chinese outward FDI?[J] .https://doi.org/10.1016/j.jwb.2010.10.01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Chines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has increased substantially in recent years. Though this has generated considerable interest in the motivations and drivers of Chinese investment abroad, there have been few systematic empirical studies of these questions. This paper performs an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the host country determinants of Chinese outward FDI in the period 2003 2006. We find that Chinese outward FDI is attracted to large markets, and to countries with a combination of large natural resources and poor institutions. Disaggregation shows that the former effect is related to OECD countries, whereas the latter interaction effect holds for non-OECD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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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OFDI的区位决定因素——基于地理距离与文化距离的检验 [J].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呈明显的洲际分布不均衡特征。首先运用2003—2010年中国对40个国家(地区)OFDI的面板数据,并且引入交叉项变量进行总体检验,结果表明:地理距离和文化距离均与OFDI呈负向关系,并通过双边贸易额等因素产生传导作用。然后依据地理距离均值对样本数据进行分组检验,发现当地理距离较小时,地理距离与OFDI负向关系不变,但是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大,其对OFDI的影响转而呈现正向关系。同理,文化距离分组检验也验证了门槛效应的存在,即当文化距离增大时,文化距离对OFDI的影响愈不明显,但能通过贸易间接阻碍OFDI。基于此,中国OFDI在集中于地理距离与文化距离较小的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同时,应通过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贸易与文化交流,削弱文化距离对中国OFDI的间接阻碍作用,完善中国OFDI的空间格局。
Determinants of Chinese OFDI location: Based on the geographical distance and cultural distance test .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呈明显的洲际分布不均衡特征。首先运用2003—2010年中国对40个国家(地区)OFDI的面板数据,并且引入交叉项变量进行总体检验,结果表明:地理距离和文化距离均与OFDI呈负向关系,并通过双边贸易额等因素产生传导作用。然后依据地理距离均值对样本数据进行分组检验,发现当地理距离较小时,地理距离与OFDI负向关系不变,但是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大,其对OFDI的影响转而呈现正向关系。同理,文化距离分组检验也验证了门槛效应的存在,即当文化距离增大时,文化距离对OFDI的影响愈不明显,但能通过贸易间接阻碍OFDI。基于此,中国OFDI在集中于地理距离与文化距离较小的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同时,应通过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贸易与文化交流,削弱文化距离对中国OFDI的间接阻碍作用,完善中国OFDI的空间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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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Location choice and firm ownership[J] .https://doi.org/10.1016/j.jwb.2010.10.016 URL [本文引用: 3] 摘要
This article evaluates the international location decisions made by public listed Chinese firms during the period 2006 2008, using a Poisson count data regression model. Further, we categorize the firms into state-controlled and privately owned according to majority ownership. We find that the determinant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differ based on ownership. State-controlled firms are attracted to countries with large sources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risky political environments. Private firms are more market seekers. Although all firms have strategic intent, the attraction is commercially viable technology rather than core research content. Our findings also show that existing theories can sufficiently explain the actions of private Chinese firms, but adjustments are needed to understand the behavior of state-controlled multinatio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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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m heterogeneity and location choice of Chines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MNEs) [J].https://doi.org/10.2139/ssrn.1781142 URL Magsci 摘要
Abstract: Using data on 194 location choices in 32 countries for a decade, we investigated locational determinants of Chines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MNEs). We found that State-Owned MNEs, compared to their peers without controlling state equity, are less concerned about political risk of the host country, but more responsive to favorable exchange rate between Chinese RMB and the host currency. Strategic intent of Chinese MNEs affects their location choice in a way that manufacturing oriented investment, compared to trading subsidiaries, is more attracted to countries with large market size and more deterred by high cost structure of the host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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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Chinese state-owned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differ in their internationalization strategies?[J] .https://doi.org/10.1016/j.chieco.2013.02.003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We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host-country determinants of Chinese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s (ODI) in the period from 2003 to 2008, using disaggregated data by country and sector and distinguishing between state-owned or controlled enterprises (SOEs) and privately-owned firms. Our results show that the pattern of Chinese ODI differs according to corporate ownership. Private firms are attracted by large markets and host-country strategic assets and are averse to economic and political risks when choosing investment locations abroad. Differently, state-owned or controlled enterprises follow the strategic needs of their home country and invest more in natural resource sectors, being largely indifferent to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in the host countries. (C) 2013 Elsevier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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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与私企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对比分析——来自跨国并购的经验证据 [J].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effect factor of Chinese state-owned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rom the empirical evidence of cross-border M&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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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tional determinant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A firm-level analysis of Chinese and Indian acquisitions .https://doi.org/10.1016/j.emj.2012.03.006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2] 摘要
On the basis of a global firm-level dataset of Chinese and Indian acquisitions, this paper analyzes how country-, industry- and firm-specific determinants affect their location choice. Using conditional logit models, the importance and impact of the market an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the natural resource and strategic asset endowment of host countries are assessed for acquisitions in different industries, in particular, the mining and high-tech sectors. While better rule of law, regulatory quality and control of corruption are found to be important for India although not for China acquisitions, political stability proves to be a negative estimator for both countries. Yet this counter-intuitive effect is fading when the deal is large, and the profitability of the target is high. However, in the mining industry, Chinese and Indian acquisitions are more likely to take place in resource-rich countries with unstable political environments, poor rule of law, and deficient control of corruption. This sends an alarming message that Chinese and Indian corporations invest in countries with poor legal systems and more corruption when acquiring assets abroad in the mining industry. This can be strategically motivated as these companies invest in countries that are similar to their own institutional background, such that they would have less competition and a better chance to succeed. This is also partly driven by the fact that some of their acquisitions in the mining sector in more developed countries have been blocked and they have been forced to direct their investments to less institutionally strong resource rich countries. Besides, these countries also prefer investments from emerging countries that are less inclined to attach conditionality. However, it remains to be seen whether these companies are apt to deal with these conditions. In this respect, companies from India have the advantage of mor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as compared to their Chinese counterparts, although controlling for the acquiring firm experience does not yield any significant results. In more technological market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Indian firms prefer to acquire competitors in less competitive host countries, as indicated by patent and trademark endowments. However, patents and trademarks do attract Chinese acquisitions, but only in high-tech manufacturing sectors. Taken together, this result indicates that Chinese firms seem to be more aggressively targeting technological assets while Indian firms prefer competitors in less competitive markets. Indian firms are going out on the basis of their existing ownership advantages and acquiring firm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hile Chinese firms target more technologically advanced country fi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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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三省对外直接投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 [J].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6.09.006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对外直接投资不仅是东北三省建立全方位开放型经济体制的必经阶段,也是实现全面经济振兴的重要契机。在中国进入对外投资加速发展阶段的背景下,“一带一路”战略、东北亚经济圈建设等为东北三省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提供了机遇。利用2003~2014年的省际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境外投资机构等数据,全面分析了东北三省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路径、空间特征及其在国内地位,并采用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深入地分析了东北三省对外直接投资的关键影响因素及其时空差异,最后提出相应的空间发展战略及政策建议。研究表明：<i>① </i>东北三省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农、林、矿等资源型行业,具有显著的贸易服务、市场服务特征,并且对政府和国有经济的依赖较大;<i>② </i>技术水平和金融环境对东北三省对外直接投资的推动力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i>③ </i>未来东北三省应推进企业联合投资和空间差异化投资战略,发挥国有企业的投资带动作用,加强对科技型企业和技术追寻型对外直接投资的鼓励和支持。</p>
The spatio-temporal pattern evolution of Northeast China’s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6.09.006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对外直接投资不仅是东北三省建立全方位开放型经济体制的必经阶段,也是实现全面经济振兴的重要契机。在中国进入对外投资加速发展阶段的背景下,“一带一路”战略、东北亚经济圈建设等为东北三省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提供了机遇。利用2003~2014年的省际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境外投资机构等数据,全面分析了东北三省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路径、空间特征及其在国内地位,并采用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深入地分析了东北三省对外直接投资的关键影响因素及其时空差异,最后提出相应的空间发展战略及政策建议。研究表明：<i>① </i>东北三省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农、林、矿等资源型行业,具有显著的贸易服务、市场服务特征,并且对政府和国有经济的依赖较大;<i>② </i>技术水平和金融环境对东北三省对外直接投资的推动力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i>③ </i>未来东北三省应推进企业联合投资和空间差异化投资战略,发挥国有企业的投资带动作用,加强对科技型企业和技术追寻型对外直接投资的鼓励和支持。</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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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北三省对外贸易空间格局研究 [J].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6.09.008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分析了东北三省整体的对外贸易规模及贸易伙伴,在此基础上,分别从省级和地市级尺度比较研究了东北三省内部对外贸易空间格局,以及东北三省在不同贸易空间方向上的商品结构。研究结果表明：<i>① </i>东北三省与东南亚、中东等地区贸易规模有所增长,但日韩、德国、美国和俄罗斯等依然是其主要的贸易伙伴;<i>② </i>东北三省对外贸易的商品多为原材料、初级加工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等,且商品结构趋同明显,不利于发挥地区的比较优势;<i>③ </i>大城市和沿海港口城市是东北三省对外贸易重要的空间载体。根据东北三省及各自的对外贸易现状和面临的挑战,提出了差异化的进出口贸易空间格局优化策略。</p>
Spatial pattern of foreign trade in Northeast China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6.09.008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分析了东北三省整体的对外贸易规模及贸易伙伴,在此基础上,分别从省级和地市级尺度比较研究了东北三省内部对外贸易空间格局,以及东北三省在不同贸易空间方向上的商品结构。研究结果表明：<i>① </i>东北三省与东南亚、中东等地区贸易规模有所增长,但日韩、德国、美国和俄罗斯等依然是其主要的贸易伙伴;<i>② </i>东北三省对外贸易的商品多为原材料、初级加工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等,且商品结构趋同明显,不利于发挥地区的比较优势;<i>③ </i>大城市和沿海港口城市是东北三省对外贸易重要的空间载体。根据东北三省及各自的对外贸易现状和面临的挑战,提出了差异化的进出口贸易空间格局优化策略。</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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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nationals,and Sovereign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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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 [J].
本文利用近两年的数据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并与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比较。结果显示,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国内生产总值、出口、汇率、东道国人均国民收入等决定因素的反应与已有文献的研究结果有所不同,且大都不符合理论假设,这说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有一定进步,但还很不成熟。在分析了产生这种结果的可能原因后,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An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determinants of China’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
本文利用近两年的数据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并与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比较。结果显示,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国内生产总值、出口、汇率、东道国人均国民收入等决定因素的反应与已有文献的研究结果有所不同,且大都不符合理论假设,这说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有一定进步,但还很不成熟。在分析了产生这种结果的可能原因后,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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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成本上升与中国制造业空间转移 [J].
采用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建立面板数据回归模型,研究了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制造业空间转移的影响,主要有以下研究结论:(1)劳动力成本提升已成为推动中国制造业空间转移的重要影响因素。2004年以前发达地区相对较高的工资水平并未影响到产业集聚,但是2004年以后较高的工资水平开始推动制造业企业向工资水平较低的地区迁移,但出口型企业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制造业企业体现出了不同的转移路线。(2)2004年以前中国制造业总体上不断向长三角、珠三角以及山东半岛等地区集中,2004年以后制造业开始向沿海相对较为落后的江苏北部、山东中西部以及中国中西部地区迁移,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制造业企业是向中西部地区迁移的主体,出口型企业由长三角和珠三角向东部地区的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等交通条件较好的地区迁移。(3)东部地区产业升级缓慢。尽管产业向外转移,但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尤其是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制造业企业仍然以劳动力驱动为主,资本驱动的特征并不明显。但出口型企业的发展率先表现出了资本驱动的特征。
The rising labor costs and spatial restructure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
采用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建立面板数据回归模型,研究了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制造业空间转移的影响,主要有以下研究结论:(1)劳动力成本提升已成为推动中国制造业空间转移的重要影响因素。2004年以前发达地区相对较高的工资水平并未影响到产业集聚,但是2004年以后较高的工资水平开始推动制造业企业向工资水平较低的地区迁移,但出口型企业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制造业企业体现出了不同的转移路线。(2)2004年以前中国制造业总体上不断向长三角、珠三角以及山东半岛等地区集中,2004年以后制造业开始向沿海相对较为落后的江苏北部、山东中西部以及中国中西部地区迁移,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制造业企业是向中西部地区迁移的主体,出口型企业由长三角和珠三角向东部地区的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等交通条件较好的地区迁移。(3)东部地区产业升级缓慢。尽管产业向外转移,但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尤其是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制造业企业仍然以劳动力驱动为主,资本驱动的特征并不明显。但出口型企业的发展率先表现出了资本驱动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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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2016年全球治理指标统计数据 [M/OL].The 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 (WGI) projec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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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制度的视角 [J].
本文采用1998-2011年中国OFDI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在理论上分析了制度因素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OFDI整体具有显著的制度依赖性,且国有制企业OFDI的依赖性大于非国有制企业;东道国制度因素对中国OFDI具有差异性影响,发达国家的制度因素对中国OFDI具有正向影响,发展中国家则具有反向影响;中国OFDI不具有制度相似性特征,即中国企业倾向于到制度差异较大的国家进行投资;作为特殊性制度保护机制的BIT对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OFDI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并对一般性制度因素具有显著替补作用,在发达国家BIT则不存在上述效应。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rom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
本文采用1998-2011年中国OFDI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在理论上分析了制度因素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OFDI整体具有显著的制度依赖性,且国有制企业OFDI的依赖性大于非国有制企业;东道国制度因素对中国OFDI具有差异性影响,发达国家的制度因素对中国OFDI具有正向影响,发展中国家则具有反向影响;中国OFDI不具有制度相似性特征,即中国企业倾向于到制度差异较大的国家进行投资;作为特殊性制度保护机制的BIT对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OFDI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并对一般性制度因素具有显著替补作用,在发达国家BIT则不存在上述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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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16年世界银行公开数据库[M/OL] .World Bank Open Data: 2000-201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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