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霞
, 李曼
Wang Guoxia, Li Man
中图分类号: K9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690（2019）02-0183-12
收稿日期: 2018-01-5
修回日期: 2018-05-15
网络出版日期: 2019-02-20
版权声明: 2019 《地理科学》编辑部 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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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王国霞（1976-）,女,山西运城人,副教授,硕导,主要从事人口迁移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E-mail: wanggx@sx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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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5年人口普查与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以及相关年度制造业统计数据,利用重心模型和地理探测器对2000年以来的不同类型制造业转移空间格局、人口流动空间格局及其二者相互作用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发现： 2000年以来特别是2005年之后中国制造业呈现出明显转移态势,但不同类型制造业转移幅度和空间区域具有明显差异,能源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的空间区域大,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空间还十分有限,仍集中于东部地区。 虽然人口迁移的整体格局变化不大,仍是“中间低、周边高”的格局,但是人口迁移的空间特征正在趋于弱化,中西部地区分享的迁入人口份额在不断提高。 制造业重心与人口迁移重心变动轨迹呈现出“偏离-趋同”关系,人口迁移滞后于产业转移的效应已逐渐消失,人口与产业的空间匹配程度趋于提高。 地理探测器定量识别人口迁移与制造业转移之间的空间关系发现,人口迁移格局变化对制造业空间转移的响应程度较制造业转移对人口迁移格局变化的响应程度高。
关键词：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censuses and 1% sample survey in 2000, 2005, 2010 and 2015 and related annual manufacturing statistics, this article illustrates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patterns of manufacturing transfer and migration and analyz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igration and manufacturing transfer by introducing gravity center model and Geo-detector.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re has being a significant trend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ransfer since 2000, especially after 2005, characterized by differences in transfer scales and spatial areas among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Energy-intensive, technology-intensive and capital-intensiv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present clear transfer trend with broad spatial areas from the coastal to the inland area, in contrast, the transfer trend of labor-intensive industries which are concentrated in the coastal is uncertain yet. 2) There is little change in the migration pattern featured by minus net-migration in the middle of China and plus in some areas from eastern and western China, but the feature is less prominent with the bigger share of immigrants in the inland area. 3) The change tracks of both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migration gravity center shows a relationship characterized by deviation and convergence. The migration lagging-behind effect compared with the industrial transfer has gradually disappeared and the spatial population-industry matching degree tends to improve. 4) The Geo-detector is applied to quantitatively identifing the spa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migration and manufacturing transfer. It is found that the change of migration pattern is more responsive to the spatial transfer, but the latter is less responsive to the former.
Keywords：
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由于中国东部地区投资边际效率递减、要素成本提升以及能源和资源的硬性约束,部分产业开始向中西部转移,伴随着产业跨区域重组进程的不断深化和国家从战略层面对沿海产业向内陆有序转移的支持和推进,近年来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趋势已变得越发明显[1,2,3,4];而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人口向东部沿海地区持续高强度集聚的趋势已有所改变,自2004年以来中国东部沿海地区 “民工潮”中不时夹杂着“民工荒”现象,东部地区劳动力短缺现象日益显化,中部地区农业劳动力回流现象不断增多[5,6]。由这种现象引发的产业转移与人口流动的关系引起了广泛关注,不少学者开展了深入地研究和探讨。人口学、经济学学者们大多以劳动力流动相对自由为假设前提,基于新经济地理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对产业集聚与劳动力流动的相互作用机制进行分析[7,8,9,10,11,12];也有少数学者否认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假定,如樊士德[13]认为在中国现阶段劳动力流动存在刚性,阻碍产业区际转移。敖荣军等[14]还提出人口流动与产业集聚互动过程的标准化模式,认为人口与产业的空间匹配程度会经历低水平匹配、严重不匹配和高水平匹配的非线性变化。但目前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尚处在争论之中,缺乏量化研究可能是这场争论无法落幕的重要原因[15]。地理学者们多偏重于其中一个方面的研究,或侧重于产业转移的空间格局变化及其驱动因素、模式等方面的研究[16,17,18,19];或侧重于人口迁移空间格局变化及其影响因素、模式和趋势等方面的研究[4,20~22],虽在格局变化的影响因素中涉及到二者关系的分析,但不够深入和全面。
产业转移必然会带来劳动力的重新集聚和流动,而劳动力作为产业发展的要素之一,其空间流向的变化也必然会引发产业的重新集聚,基于人口流动与产业转移之间存在的这种内在必然联系,本文将从空间视角,基于重心模型和地理探测器等空间分析方法,对2000年以来的产业转移及其与劳动力流动的相互作用关系进行分析,深入分析人口流动与产业转移的相互关联效应,探讨当前发生的制造业转移是否对人口迁移流产生影响,这种影响程度有多大?反之,人口迁移格局的变动对制造业内迁又产生何种程度的影响?以期从空间视角对产业转移和劳动力流动关系有更进一步的理解。
1.1.1 产业集聚度
制造业空间转移可以通过产业在空间的集聚程度变化来间接反映。本文选择简单易行的产业集中度来衡量产业集聚程度。首先,运用公式（1）计算全国21个制造业行业各自的地理集中度;其次,根据要素使用的密集程度并参照其他学者的前期研究[19],将制造业21个行业细分为以下4类：能源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①(① 能源密集型产业包括：采掘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劳动密集型产业包括：食品、烟草、纺织、服装、木材、造纸;资本密集型产业包括：石油加工、炼焦、化工、非金属矿物制品、金属冶炼及压延、金属制品、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技术密集型产业包括：交通运输设备、电气机械及器材、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运用公式（2）测算各地区每一类制造业的平均集聚度 [7]。具体的计算公式为：
式中,Vi(t) 为t时期i地区某类制造业的平均集聚度,K(t)为t时期k类制造业细分行业数,
1.1.2 重心模型
重心分析法是分析区域格局演变的重要工具[23,24],在此可以根据重心变动轨迹确定各类制造业和人口迁移的重心移动方向与移动距离。通过迁移人口重心和制造业重心的变动情况做如下分析： 迁移人口空间分布动态变化; 不同类型制造业空间集聚的动态变化; 人口迁移、产业转移两者之间在转移趋势上是否存在同向性。重心计算方法如下：
式中,X和Y分别表示某种属性（人口、制造业）重心坐标的经度和纬度,(Xi ,Yi)为第i个省级行政单位中省会城市的坐标, Xi 和Yi分别表示经度和纬度,Wi表示第i个省级行政单位的相关属性的量值,文中是迁移人口数量和各类制造业产值。
1.1.3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是探测地理事物的空间分异性以及揭示其背后驱动因子的一种新的统计学方法,目前得到广泛应用[25]。由于其因子探测的核心思想是比较某一影响因素和地理事物的变化在空间上是否具有显著的一致性,若影响因素和地理事物的空间变化具有一致性,则说明这种影响因素对地理事物的发生和发展具有决定意义,因此可以借此方法定量识别产业转移与人口迁移二者之间的空间响应程度。交互响应程度的地理探测力值计算公式为：
式中, q为制造业转移对人口迁移（或人口迁移对制造业转移）的解释力即响应程度,n 和δ2分别为样本量和方差,nm 、
此外,地理探测器中的交互作用探测可有效识别两因子的共同作用,评估两者共同作用时是否会增加或减弱对因变量人口迁移率M的解释力,或者这些因子对因变量的影响是相互独立的,具体判断依据参见文献[25]。
本研究所用人口迁移数据主要来自第五次、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26]、《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27],涉及到各省常住人口、省际迁入人口和迁出人口3项基本数据。由于对人口迁移的统计分析仅涉及到结构变量而不涉及规模总量,因此普查和抽样调查的口径问题可以得到最大程度的避免。在制造业集聚度、重心计算过程中,各类制造业工业总产值数据来自2001年、2006年、2011年和2016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28],各地区人均收入水平数据来源于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29]。由于数据限制,本文研究区域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2.1.1 不同类型制造业转移的总体态势
为全面把握制造业集聚状况随时间变动的整体态势,本文首先根据前述产业集聚度的公式计算技术密集型、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与能源密集型制造业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5年在全国31个省区的平均集聚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计算各类制造业的离散系数（图1）,通过离散系数的变化来比较不同类型制造业的集聚水平及扩散态势。
图1 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中国不同类型制造业集聚的离散系数未包括港澳台数据
Fig.1 Dispersion coefficient of concentration levels of different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of China in 2000,2005,2010 and 2015
从图1中可见,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离散系数最大,说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区域分布差异大,相对应地集聚程度最高;能源密集型制造业的离散系数最小,说明其区域分布差异小,相对应地集聚程度最低;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集聚程度中等。显然,要素密集程度不同的制造业集聚程度呈现出的特点是与各类制造业空间布局的要素禀赋布局和流动性密切相关。技术密集型产业受技术供给影响,生产要素以智力资源为主且具有较强的自身集聚效应,因此空间分布较为集中。能源密集型制造业集聚度既受能源布局的影响,同时还受到交通因素和市场需求的影响,因此相对于其他类型制造业而言,在区域分布上较为均衡。从离散系数的年度变化看,4类制造业的离散系数在2005年均有上升,表明制造业发展的区域不平衡程度加大。这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的第一个五年,制造业快速发展所带来的集聚效应相关。对照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展历程,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制造业发展迅速,一些出口型制造业发展强劲,导致制造业发展区域差异加大,反映在离散系数上就表现出四大类制造业的离散系数在2005年都有所提高。2010年、2015年,4类制造业呈现不同的变化特征,能源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离散系数均发生递减,尽管减幅较小;而劳动密集型产业则呈现出波动情况,表现出先降后升的特点。这意味着这3种类型的制造业正呈扩散式转移,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尚不明显。
综上分析可以总体判定2005年以来中国制造业都已出现产业转移的态势,这与石敏俊等人的分析结果基本一致,2005年后制造业空间分布发生逆转性变化[14]。但是,在制造业内部,各类制造业转移幅度有所不同,能源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转移幅度大,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幅度较小。
2.1.2 制造业转移的空间格局
为分析4类制造业转移的空间格局特征,根据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5年能源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产值份额的变化趋势将各地区划分为5个类型,分别为持续上升,先降后升,持续下降,先升后降和波动变化型,并借助ArcGIS软件进行空间表达（图2）。
图2 2000~2015年中国制造业产值份额变化类型的空间分布格局
Fig.2 The output share changes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China in 2000-2015
能源密集型制造业向中西部扩散的格局非常明显。内蒙古、吉林、四川、贵州、陕西5个省份（自治区）能源密集型产业份额呈持续上升趋势,一方面这些地区本身就是能源聚集的地方,另一方面又得益于21世纪初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了西部地区能源开采与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促进能源密集型产业发展。此外,在中部的江西和湖南、西南地区的广西、重庆、云南和西北地区的甘肃、宁夏等省份（自治区）的能源密集型制造业也有先降后升;相反,产值份额逐渐下降的地区大都分布在东部沿海(图2a)。这表明自2000年以来全国能源密集型产业呈现向西优化布局的趋势。
尽管技术密集的制造业空间分布集聚程度非常显著,仅北京、上海、江苏、山东、广东5省（市）占据该产业一半以上的份额,但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沿长江流域、向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技术核心区外围扩散的格局明显。沿长江流域的四川、重庆、湖南,比邻珠三角的贵州、福建,京津冀外围的山西和河南的产业份额均呈现出先降后升的趋势。在长三角地区外围的安徽产业份额则是持续上升。反之,东部地区三大技术核心区内仅有江苏省产业份额处于上升期,其他地区或下降或波动 (图2b)。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空间转移仍集中在东部地区。产业份额持续上升的有河南、江西和福建,江苏、安徽、湖北呈现出先降后升的趋势,这些区域多集中于东部及比邻长三角地区的省份,向中西部转移的空间十分有限（图2c）。
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的规模体量大,产业发展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其转移需要大量投资带动,跨区域和长距离的转移难度往往较大,从产业份额变化空间分布看,主要是中部地区承接了部分从东部地区转移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并集中向长江经济带周边省份转移。安徽、湖南、湖北、江西、重庆、贵州等均表现为先降后升,而山东、河南、陕西、江西因有一定的产业基础,在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过程中呈现持续上升趋势（图2d）。
总体来看,能源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转移的空间区域较大,而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空间区域相对较小。这与前述离散度的结果相一致。能源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离散系数自2005年起连续减少,说明这些制造业的分布更加均衡化,对应在空间分布格局上表现为这3种制造业正在发生较大范围的区域转移;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离散系数先降后升,说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业转移有限,还没有出现较大范围的转移。
采用净迁移率指标,对中国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5年全国人口迁移的空间格局进行分析,发现中国人口迁移表现出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人口净迁移呈现出“中间低、周围高”的空间特征（图3）。人口净迁入地主要分布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广东、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和辽宁,以及西部的新疆、宁夏、青海、内蒙古等地,人口净迁出地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农业人口规模较大的安徽、江西、河南、湖南、湖北、广西以及四川等省区。
图3 2000~2015年中国人口迁移的空间分布格局
Fig.3 Spatial pattern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in 2000-2015
对比4个年度人口迁移格局发现,发生显著变化的是山西和云南,均由2000年、2005年的净迁入地在2010年、2015年变为净迁出地,使得“中间低、周围高”人口迁移格局更为明显。东部地区的人口迁移格局变化也较为显著,迁移率在5%以上的省区由2000年仅广东、北京和天津,不断扩展增加,至2015年已扩展到东南沿海和长江三角洲地区（图3）。
为进一步分析迁入人口在各省区的分布变化,刻画不同地区对迁移人口的吸引力,利用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5年的人口普查与抽样调查中“全国按现住地分的户口登记地在外省的人口”的统计数据,计算各省迁入人口占全国省际迁移总人口的份额。综合4 a各省人口迁移份额的变化情况,与上述制造业变化类型相一致的划分方法,得到全国各地区迁移人口份额变动的分类型图（图4）。
图4 2000~2015年省际迁移人口分配份额变化类型分布格局
Fig.4 The percentage change of inter-provincial migration in 2000-2015
2000~2015年,在流动人口集聚的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核心区,除天津和江苏迁移人口所占份额为持续上升外,北京、上海、浙江和广州都出现份额下降,而在中西部地区的河北、河南、江西、湖南、湖北、甘肃、重庆、四川、陕西、贵州、云南、广西等大都表现为先降后升型,紧邻长三角的安徽更表现出持续上升,可见中国省际流动人口已经显现出新的选择,即向中西部地区迁移流动,并且迁移人口份额逐渐增加。事实上,自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历史性跨越50%的门槛后,城镇化进入中后期,内陆向沿海、乡村向城市流动的增速开始减缓,中西部地区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开始上升,这从国家计生委流动司2015年的研究报告中也得到证实[30]。可见,虽然人口迁移的整体格局变化不大,特别是2010年和2015年的人口迁移格局近乎一致,但是从迁入人口的份额变化来看,人口迁移向东部集聚的空间特征正在趋于弱化。
采用重心模型的计算方法,利用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各类制造业的工业总产值数据和迁移人口数据,计算制造业和人口迁移的重心及其移动轨迹,以准确判断各类制造业转移和人口迁移的方向、距离和速度以及二者空间关系（图5）。
图5 2000~2015年中国制造业重心与人口迁移重心的空间格局与变动轨迹
Fig.5 Dynamic variation track of manufacturing gravity center and population migration gravity center in China from 2000 to 2015
2000~2015年,能源密集型制造业中心地理坐标介于113°E~115°E,34°N~36°N,位于河南省境内,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重心地理坐标介于115°E~117°E,30°N~32°N,位于安徽省境内,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重心介于115°E~117°E,32°N~34°N,位于安徽境内,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重心介于115°E~116°E,32°N~34°N,位于河南境内。
从移动方向可见,能源密集型制造业重心变动轨迹为“西南-西北-西南”;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重心移动轨迹为“东南-西北-西南”;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重心变化整体趋势为由东北向西南迁移,10 a来的移动方向较为一致;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重心移动的轨迹为“东北-西北-东南”呈现交叉移动特征,东西移动幅度非常小,跨度在0.5°之内。这与前述制造业转移空间分布格局的分析一致,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相对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能源密集型制造业向中西部转移的明显趋势相比,其转移趋势还不很清晰。
从移动的速度来看,2000~2015年能源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重心移动都呈现出先慢后快的特征,2000~2005年、2005~2010年的移动速度较缓,移动距离较小,2010~2015年移动速度加快,移动距离较之前两个时期都有较大幅度增加。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重心移动的距离在2000~2005年、2005~2010年以及2010~2015年差别并不大。
制造业重心移动方向和速度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区域发展格局和经济发展形势有重大关联。制造业重心向西南方向移动的态势,说明中国2000年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政策效应凸显,吸引国家投资和外商投资向中西部转移,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使得东部外向型制造业发展受阻,之后世界经济疲软,为促进区域均衡发展,中国先后提出中部崛起、促进中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等一系列意见,都促进了制造业的向中西部转移,2012年后中国经济发展逐渐进入新常态,中西部地区在国家政策支持下投资环境不断改善,消费潜力不断得到释放,制造业向中西部转移的步伐加大[23],也因此2010~2015年重心转移距离加大。
迁入人口的重心呈现 “东北-东北-西南” 的变动轨迹。2000~2005年迁入人口重心向东部移动,移动距离最大,反映这一时期迁入人口向东部沿海地区集聚程度加大;2005~2010年迁入人口重心显著向北向东移动,印证东部地区人口集聚正在由珠三角向长三角、京津冀多极化分布的趋势[31],2010~2015年迁入人口重心至此才出现与制造业转移相一致的移动方向,向西南方向移动。可见,总体而言人口迁移相对产业转移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相比迁入人口重心变动轨迹,迁出人口重心变动距离不大,但也是向东北方向迁移,究其原因在于东北迁出人口不断增多所引起的。东北地区作为重工业基地,经济结构不合理,加之2008年经济危机的外部影响及其导致的原材料需求减少严重打击了东北的外贸和能源工业,经济增速急剧下滑,导致大量劳动力向东南沿海迁移,人口流失严重,2000~2015年东北三省净流出规模由40多万扩大到400多万,增加近10倍,远远高于全国迁移人口的变化速度。
全国常住人口重心迁移幅度并不大,东西向和南北向的变化均小于一度,这表明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持续频繁的人口迁移但仍未能改变中国人口分布的基本格局,也进一步证实了胡焕庸线的稳定性[21,32]。
对照产业转移重心变动轨迹与人口迁移重心变动轨迹,在2000~2010年,迁出和迁入人口的重心变动方向与制造业产业转移重心变动方向基本呈相反方向运动,人口迁移重心的运动方向以不同角度向东向北移动,制造业重心的运动方向整体向西部移动,制造业产业转移与人口迁移之间存在明显偏离。2010~2015年,迁入人口重心的变动方向由东北转为西南,与制造业重心的变动轨迹呈同向运动,制造业转移与人口迁移之间又呈现出明显的趋同关系。“偏离-趋同”关系的转变,说明先前由于人口迁移滞后于产业转移的效应已经逐渐消失,人口与产业的空间匹配程度趋于提高。
在制造业中,与迁入人口重心距离最近的是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其次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而与能源密集型制造业最远,说明人口迁移分布格局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分布具有非常密切关系。究其原因,可能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于技术密集型产业多分布于全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技术密集型产业分布的区域对服务业部门的发展需求较大,而这些就业部门正是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市的主要就业领域,所以对于目前中国人口迁移中以提高收入为目的、以初等文化程度占迁移人口主体的移民而言,其空间分布格局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集聚格局有相对较大的一致性。另一方面,从人口迁移的选择性而言,城镇人口的流动性也往往表现出具有高人力资本的特性,因此在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集聚的地区往往也是城镇人口选择的地区。
地理探测器的基本原理为探测制造业转移与人口迁移间的响应关系提供基本依据,如果探测值高,说明制造业转移与人口迁移的空间分异具有相对一致性,二者的响应程度高。反之,则表明二者的响应程度低。
由于产业转移既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结果,它一方面表现为本地区在考察期内某一产业集聚度的变化,另一方面表现为本地区某一产业最终的产业集聚度水平的高低,因此本文将从时点静态和区间动态两个方面去探寻制造业转移和人口迁移格局变动的相互响应程度。
制造业的转移为承接产业转移的地区提供了新生就业机会,促进人口的集聚。考虑到目前中国人口迁移仍以经济型人口流动为主,根据托达罗的人口迁移模型,决定人口迁移的两大因素：收入和就业,因此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迁移人口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也作为自变量纳入到地理探测器方法中进行交互探测,以分析产业转移与人均GDP对人口迁移的影响。
在进行时点静态分析时,选取自变量为产业集聚度水平,因变量为地区迁入人口占全国总迁入人口占比,原因在于不同集聚度水平反映不同的拉力,体现在不同的人口分配份额方面;在进行区间动态分析时,选取自变量为产业集聚度变化量,因变量为各地区净迁移率的变化量,原因在于集聚度的变化反映不同的拉力变化,表现为人口的流入和流出。因涉及到的因变量数据均非类型数据,因此运用自然断点法将数据类型化,运用地理探测器软件进行分析,得到表1。
表1 时点静态下和区间动态下的响应程度
Table 1 Response in different time-points and intervals
| 2000年 | 2005年 | 2010年 | 2015年 | 2000~2005年 | 2005~2010年 | 2010~2015年 | 2000~2015年 | |
|---|---|---|---|---|---|---|---|---|
| 能源密集型 | 弱 | 微弱 | 微弱 | 微弱 | 弱 | 微弱 | 微弱 | 微弱 |
| 技术密集型 | 强 | 强 | 次强 | 强 | 中等 | 次强 | 弱 | 次强 |
| 资本密集型 | 中等 | 强 | 中等 | 中等 | 弱 | 弱 | 弱 | 弱 |
| 劳动密集型 | 中等 | 次强 | 中等 | 中等 | 弱 | 弱 | 微弱 | 弱 |
| 人均GDP | 弱 | 中等 | 中等 | 弱 | 次强 | 强 | 微弱 | 次强 |
从不同时点下的响应程度可见,迁移人口的空间分布对技术密集型产业集聚度响应程度最强。测算结果显示2000年时 q值最高,达到96%,最低值是2010年,q值也达到70%。根据地理探测器的原理,这意味着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空间集聚格局与迁移人口的空间分布具有相对较高的一致性。能源密集型产业集聚度对人口迁移的响应程度最弱,2000年最高值也仅达到25.9%,2010年仅为6.5%。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解释度大致都在40%~60%之间,处于中等响应程度（表1）。这一结果与前述重心空间分布格局得到印证：人口迁移重心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重心最为靠近,与能源密集型制造业重心分隔最远。
从区间动态的响应程度看,同样表现出迁移人口的空间分布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集聚度响应程度最强,能源密集型制造业最弱,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介乎二者之间的特征。在不同阶段,人口迁移格局对不同类型制造业转移的响应程度也有较大不同。2000~2005年、2005~2010年人口迁移格局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响应程度还表现为中等和次强,而在2010~2015年,人口迁移格局对四类制造业的响应程度都变弱了。
此外,尽管经济原因是人口迁移的最重要驱动力,表1也显示出了这种影响,但从人均GDP的q值看,在时点静态下,人均GDP水平对迁入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的响应程度并不高,解释度q值都在50%以下,可能原因一方面是迁移行为发生的结果是以迁移前经济现实为基础的,即人口迁移结果相对于人均GDP水平具有滞后性,但更可能的原因在于影响人口迁移的其他因素也非常重要,譬如移民关系网以及家庭式迁移方式增多,可能会削弱人均GDP 对人口迁移的解释度。从交互影响探测结果来看,均属于双因子增强型。
总体来看,人口迁移格局变化对制造业空间转移的响应程度不同,对能源密集型制造业响应最弱,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响应最强,反之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响应并不突出。究其原因,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集聚的地区一般而言经济都较为发达,在中国人口迁移仍以经济型为目的的迁移模式下,必然会使得人口迁移格局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分布格局有极大的相似性,导致解释度较高。此外,从新经济地理理论来看,产业转移具有区位粘性,即“路径依赖”,要打破原有的产业布局必须支付较高的成本,即便影响产业转移的因素出现,产业也不会立即发生转移,即有一定的滞后性,因此即便从全国来看,东部沿海地区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也没有发生大范围的转移,从而使得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分布格局与迁移人口的分布格局大相径庭,对人口迁移格局的解释度并不高。
由于人口迁移格局的变化会导致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力分布格局及其消费市场规模的变化,从而对制造业的空间集聚产生作用,因此当人口迁移格局发生变化后,制造业的空间集聚也会相应发生改变。
根据产业转移理论,产业转移往往遵循梯度转移,即随地区经济发达程度依次承接产业转移,因此,作为衡量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指标人均GDP是影响产业转移的一个重要影响因子,故将人均GDP纳入自变量进行考量。因变量的指标度量选取同上,选取静态水平变量和动态变化量,相应地自变量分别选用人口迁移率的时点量和区间变化量,采用自然断点法转换为类型变量,因变量为4类制造业的集聚度水平和变化量,得到探测结果q值,基于研究目的,本文仅列出人口迁移率与人口迁移率和人均GDP交互因子的q值。运用地理探测器软件进行分析得到表2、表3。
表2 不同时点下的响应程度
Table 2 Response level in different time-points
| 人口迁移率 | 人口迁移率与人均GDP交互作用 | |||||||
|---|---|---|---|---|---|---|---|---|
| 2000年 | 2005年 | 2010年 | 2015年 | 2000年 | 2005年 | 2010年 | 2015年 | |
| 能源密集型 | 微弱 | 微弱 | 微弱 | 微弱 | 次强 | 中等 | 次强 | 次强 |
| 技术密集型 | 中等 | 弱 | 弱 | 微弱 | 强 | 强 | 次强 | 强 |
| 资本密集型 | 弱 | 微弱 | 微弱 | 微弱 | 次强 | 次强 | 次强 | 强 |
| 劳动密集型 | 微弱 | 微弱 | 微弱 | 微弱 | 次强 | 次强 | 次强 | 强 |
表3 区间动态下的响应程度
Table 3 Response level in different intervals
| 人口迁移率 | 人口迁移率与人均GDP交互作用 | |||||||
|---|---|---|---|---|---|---|---|---|
| 2000~2005年 | 2005~2010年 | 2010~2015年 | 2000~2015年 | 2000~2005年 | 2005~2010年 | 2010~2015年 | 2000~2015年 | |
| 能源密集型 | 微弱 | 微弱 | 微弱 | 弱 | 中等 | 中等 | 微弱 | 中等 |
| 技术密集型 | 微弱 | 微弱 | 微弱 | 弱 | 次强 | 中等 | 微弱 | 弱 |
| 资本密集型 | 微弱 | 中等 | 微弱 | 中等 | 中等 | 强 | 微弱 | 中等 |
| 劳动密集型 | 微弱 | 中等 | 微弱 | 中等 | 弱 | 强 | 微弱 | 中等 |
制造业空间集聚对人口迁移格局变化的响应程度大都表现为微弱和弱,大多数的q值尚不足10%,这说明制造业转移对人口迁移格局变化的响应程度低,也即制造业转移受人口迁移格局的影响程度低。但从人口迁移率与人均GDP的交互作用来看,均属于双因子增强型,在不同时点和区间动态下,地理探测q值大多在60%以上,2015年二者交互作用对技术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解释力都在80%以上,这说明当把人口分布与经济发展水平结合在一起时,对产业集聚水平的解释度大大提升了。究其原因在于经济发展水平是一个区域市场条件、集聚效应、产业基础、交通运输、要素供给规模、内外部交易成本等的综合反映,而这些显然是产业空间集聚的重要影响条件[3,13,17]。除此之外,由于中国的产业转移更多还是在政府引导下的非完全市场化行为,产业转出与转入区的利益博弈和国家的产业政策变动,使得产业转移情况更为复杂,因此人口迁移格局变化对产业转移的影响力是很小的,即便是对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
1） 21世纪以来中国制造业转移与人口迁移的格局变化均呈现出“中西部上升,东部下降”的趋势。2000~2015年中国制造业确已出现产业转移的态势,但不同类型制造业转移幅度不同并呈现出不同区域转移态势。能源密集型制造业向中西部扩散的格局非常明显,扩散范围大;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沿长江流域、向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技术核心区外围扩散的格局明显;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仍集中在东部沿海及比邻长三角地区的省份,向中西部转移的幅度与空间十分有限;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主要向中部地区特别是集中在长江经济带周边省份转移。尽管自2000年来中国人口迁入和迁出格局并没有较大改变,中西部仍是人口净迁出地区,东部是人口净迁入地区,但是迁入人口的空间分配格局已然悄悄改变,中西部地区的省份分得更多的迁入人口,东部地区的移民份额在减少。
2） 制造业集聚重心与人口迁移重心变动轨迹呈现出“偏离-趋同”关系。2000~2015年除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外,能源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重心均呈现出西南方向变动轨迹,而人口迁移重心变动方向2010年之前与制造业转移重心变动方向基本呈相反方向运动,向东北方向移动,至2010年才开始与制造业同向移动。“偏离-趋同”关系的转变,说明先前由于人口迁移滞后于产业转移的效应已经逐渐消失,人口与产业的空间匹配程度趋于提高。
3） 通过运用地理探测器对人口迁移与制造业转移空间关系的定量识别,发现人口迁移格局变化对制造业空间转移的响应程度较制造业转移对人口迁移格局变化的响应程度高。人口迁移对制造业转移的响应程度因制造业类型不同,响应程度有所不同,以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转移的响应程度最强,反之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的响应程度并不突出。由于产业转移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制造业转移对人口迁移格局变动的响应程度均较弱。
4） 由于人口流动与制造业转移存在相互强化的作用机制,空间匹配程度提高将有助于减少区际经济差距。为推动中国人口与产业的空间匹配进一步提高,一方面要遵循产业转移的经济规律,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归还企业作为产业转移的主体地位,发挥政府在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从业人员培训、环境规制门槛建设等方面对承接产业的引导作用,打破行政区域限制,推进以城市群和产业园区作为承接产业转移主要载体的建设;另一方面要发挥政府在劳动者“安居乐业”中的推动作用,完善对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制度,增强欠发达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贯通人口自由流动的渠道,同时实施人才引进政策,吸引高素质人才回流到中西部地区。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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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业地理集聚的时空演变特征分析:1980-2008 [J].
文章分析了中国制造业地理集聚的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1）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制造业地理集聚程度明显提高,制造业已显现出较高的集聚水平,东部地区是制造业的主要集聚区域;（2）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制造业空间分布产生了重要影响,不同类型制造业地理集聚的特征及时空变化趋势存在明显差异,制造业地区专业化分工格局在中国基本形成;（3）近年来促进产业扩散的离心力作用开始显现,部分制造业呈现由东部地区向其他地区转移的态势。
Empirical analysis of space-time evolution of geographic agglomeration of China' s manufacturing based on the data from 1980 to 2008 .
文章分析了中国制造业地理集聚的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1）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制造业地理集聚程度明显提高,制造业已显现出较高的集聚水平,东部地区是制造业的主要集聚区域;（2）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制造业空间分布产生了重要影响,不同类型制造业地理集聚的特征及时空变化趋势存在明显差异,制造业地区专业化分工格局在中国基本形成;（3）近年来促进产业扩散的离心力作用开始显现,部分制造业呈现由东部地区向其他地区转移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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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业八大区域转移分析——基于偏离—份额分析 [J].
基于偏离一份额分析的思想，定义区域偏离分量与区域产业结构分量，对2005--2010年中国八大区域间的产业转移进行定量测度。研究表明：作为重要制造业基地的东部和南部沿海区域，其发展速度已经减缓，开始向中部和西南区域进行较大规模的产业转移，但向全国大范围的产业转移尚未出现；全国产业布局的变动呈现扩散式产业转移和集聚式产业转移并存的局面；东部地区集聚发展装备制造、石油化工和部分外向型冶金产业，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则通过扩散式产业转移，发展农产品加工、建材和资源导向型产业。2005--2010年是中国产业布局变动频繁的时期，各区域产业无序发展的特征明显，特别是装备制造业，亟需国家对产业布局进行科学引导。
The transfer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mong eight regions in China—Based on the idea of shift-share analysis .
基于偏离一份额分析的思想，定义区域偏离分量与区域产业结构分量，对2005--2010年中国八大区域间的产业转移进行定量测度。研究表明：作为重要制造业基地的东部和南部沿海区域，其发展速度已经减缓，开始向中部和西南区域进行较大规模的产业转移，但向全国大范围的产业转移尚未出现；全国产业布局的变动呈现扩散式产业转移和集聚式产业转移并存的局面；东部地区集聚发展装备制造、石油化工和部分外向型冶金产业，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则通过扩散式产业转移，发展农产品加工、建材和资源导向型产业。2005--2010年是中国产业布局变动频繁的时期，各区域产业无序发展的特征明显，特别是装备制造业，亟需国家对产业布局进行科学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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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业产业转移变动趋势:2001-2014 [J].
基于产业转移相对规模系数对我国20个二位数制造业行业2001—2014年产业转移规模进行定量测度,并对其演进态势及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制造业已经出现由沿海区域向中部区域的大规模转移。在转移次序上,出现了部分技术密集型产业先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以及部分沿海区域产业越过中部区域直接转移至西部区域的梯度背离现象;在转移规模上,全国范围内,制造业集聚式转移与扩散式转移并存,转移数量与规模逐渐扩大,并在2007—2010年达到顶峰,新时期的制造业转移规模略有缩小。研究同时发现,中国八大区域制造业转移状况各具特色,沿海四个区域的发展速度已减缓,中部区域为承接产业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区域。
The transfer evolution trend of manufacture industry in China: 2001-2014 .
基于产业转移相对规模系数对我国20个二位数制造业行业2001—2014年产业转移规模进行定量测度,并对其演进态势及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制造业已经出现由沿海区域向中部区域的大规模转移。在转移次序上,出现了部分技术密集型产业先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以及部分沿海区域产业越过中部区域直接转移至西部区域的梯度背离现象;在转移规模上,全国范围内,制造业集聚式转移与扩散式转移并存,转移数量与规模逐渐扩大,并在2007—2010年达到顶峰,新时期的制造业转移规模略有缩小。研究同时发现,中国八大区域制造业转移状况各具特色,沿海四个区域的发展速度已减缓,中部区域为承接产业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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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2010年中国省际人口迁移时空格局特征 [J].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50601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快速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以及20世纪80年代户籍制度出现松动,大规模跨区域的人口迁移流动已呈现不可阻挡之势,人口迁移时空格局亦发生着剧烈的变化。目前大多数相关研究只关注某一特定时期的人口迁移,故而人口迁移的时空格局分析显得尤其重要。使用双组分趋势制图法和1985-1990年、1990-1995年、1995-2000年、2000-2005年以及2005-2010年五个时期的人口迁移数据,分析人口迁入、迁出和净迁移的强度及其变化特征。在研究时期内,中国省际人口迁移表现出强烈的空间差异,迁移强度也有大幅的增加。八个主要人口迁入地全部位于东部三个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区域(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京津冀都市圈)内,而主要的人口来源地都是相对欠发达的中西部省份,这和全国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完全吻合。双组分趋势地图结果显示南方省份的人口迁移强度及变化趋势都强于北方省份,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在1985-2010年间,南方省份的人口迁移较北方省份更活跃,这可能主要受到南北方自然地理环境以及文化差异的影响。人口迁移时空格局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的人口迁移规律正在逐渐形成新特色,东部和西部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主要是受到经济因素和区域发展差异的影响,而南方和北方地区的人口迁移活跃程度则主要是由自然地理环境以及文化差异所致。
Spatial-temporal patterns of China's interprovincial migration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50601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快速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以及20世纪80年代户籍制度出现松动,大规模跨区域的人口迁移流动已呈现不可阻挡之势,人口迁移时空格局亦发生着剧烈的变化。目前大多数相关研究只关注某一特定时期的人口迁移,故而人口迁移的时空格局分析显得尤其重要。使用双组分趋势制图法和1985-1990年、1990-1995年、1995-2000年、2000-2005年以及2005-2010年五个时期的人口迁移数据,分析人口迁入、迁出和净迁移的强度及其变化特征。在研究时期内,中国省际人口迁移表现出强烈的空间差异,迁移强度也有大幅的增加。八个主要人口迁入地全部位于东部三个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区域(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京津冀都市圈)内,而主要的人口来源地都是相对欠发达的中西部省份,这和全国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完全吻合。双组分趋势地图结果显示南方省份的人口迁移强度及变化趋势都强于北方省份,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在1985-2010年间,南方省份的人口迁移较北方省份更活跃,这可能主要受到南北方自然地理环境以及文化差异的影响。人口迁移时空格局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的人口迁移规律正在逐渐形成新特色,东部和西部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主要是受到经济因素和区域发展差异的影响,而南方和北方地区的人口迁移活跃程度则主要是由自然地理环境以及文化差异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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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工潮”到“民工荒”——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的制度分析 [J].
“民工潮”和“民工荒”是中国农民非农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非持久性的特殊现象 ,是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顺畅、不合理的表现。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各种制度上的缺陷 ,只有通过深化改革和创新制度 ,扫清制约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各种制度障碍 ,使大多数农民顺利有效、持久稳定地实现非农化和城镇化 ,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民工潮”和“民工荒”这两种延长转移过程、增加转移成本、损害农民利益、不利于“三农”问题解决的非正常现象
From boom to bust of migrant workers in the cities an institutional analysis .
“民工潮”和“民工荒”是中国农民非农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非持久性的特殊现象 ,是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顺畅、不合理的表现。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各种制度上的缺陷 ,只有通过深化改革和创新制度 ,扫清制约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各种制度障碍 ,使大多数农民顺利有效、持久稳定地实现非农化和城镇化 ,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民工潮”和“民工荒”这两种延长转移过程、增加转移成本、损害农民利益、不利于“三农”问题解决的非正常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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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聚与农村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 [J].
正 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事业和经济发展一直是沿着两条主线同时展开的:一是对外开放,大量外资涌入中国沿海地区,特别是处于开放前沿的广东省获得了港、台、澳、欧美大量的直接投资,快速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二是改革率先在农村试行,然后延伸到城市,使农村劳动力从低效的集体农业劳动中解脱出来,为农村快速工业化创造了制度上的前提条件,而更深的意义是,当城市经济活力不强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差异决定了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Industrial concentration and the trans-regional flow of rural labor forces .
正 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事业和经济发展一直是沿着两条主线同时展开的:一是对外开放,大量外资涌入中国沿海地区,特别是处于开放前沿的广东省获得了港、台、澳、欧美大量的直接投资,快速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二是改革率先在农村试行,然后延伸到城市,使农村劳动力从低效的集体农业劳动中解脱出来,为农村快速工业化创造了制度上的前提条件,而更深的意义是,当城市经济活力不强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差异决定了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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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流动、产业转移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0670.2013.06.00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近年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开始出现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而与此同时,在东部地区又出现了严重的＂民工荒＂现象,这表明我国区域间的生产要素流动呈现出新的趋势,劳动力要素成本的比较优势在区域间发生动态转化。本文从劳动力流动和产业区际转移的角度着重分析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历程,在新一轮产业转移和我国区域格局发生变化的趋势下,解决＂民工荒＂问题就要协调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一是东部地区应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产业升级;二是中西部地区应发挥资源优势,改善投资环境;三是合理引导产业区际转移,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Labor migration, industrial transfer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0670.2013.06.00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近年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开始出现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而与此同时,在东部地区又出现了严重的＂民工荒＂现象,这表明我国区域间的生产要素流动呈现出新的趋势,劳动力要素成本的比较优势在区域间发生动态转化。本文从劳动力流动和产业区际转移的角度着重分析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历程,在新一轮产业转移和我国区域格局发生变化的趋势下,解决＂民工荒＂问题就要协调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一是东部地区应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产业升级;二是中西部地区应发挥资源优势,改善投资环境;三是合理引导产业区际转移,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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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自由流动是阻碍传统产业区域转移的根本原因吗?——基于27个产业的实证分析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1-6260.2010.05.00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不少学者认为,劳动力自由流动是阻碍中国传统产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进行区域转移的根本原 因。然而,该观点是否正确,尚缺乏必要的实证检验。通过对1993—2006年中国东中西部地区27个产业的劳动力成本进行分析后发现,劳动力自由流动并 未使东部地区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得以维持：一方面,东部地区制造业的劳动力绝对成本持续快速上涨,且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另一方面,东部地区大部分传统产业 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动力相对成本优势已经丧失。这表明,劳动力自由流动并非是导致东部地区传统产业外移乏力的根本原因,多种因素共同作用造成了产业 区域转移的规模不足。
Is free flow of labor the Fundamental reason of hindering traditional industry transfer among regions?—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27 industries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1-6260.2010.05.00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不少学者认为,劳动力自由流动是阻碍中国传统产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进行区域转移的根本原 因。然而,该观点是否正确,尚缺乏必要的实证检验。通过对1993—2006年中国东中西部地区27个产业的劳动力成本进行分析后发现,劳动力自由流动并 未使东部地区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得以维持：一方面,东部地区制造业的劳动力绝对成本持续快速上涨,且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另一方面,东部地区大部分传统产业 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动力相对成本优势已经丧失。这表明,劳动力自由流动并非是导致东部地区传统产业外移乏力的根本原因,多种因素共同作用造成了产业 区域转移的规模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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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产业和劳动力“双转移”的战略思考 [J].
以产业转移和劳动力回流为主要特征的"双转移"是当前我国经济进入中速增长背景下一个新的发展趋势。文章分析目前我国"双转移"的现状,进一步指出"双转移"是培育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促进东部地区经济转型升级,进而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有利于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合理的区域产业分工体系、降低农民工大规模异地转移所带来的过高代价、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多层次城镇体系。"双转移"是市场机制下产业和劳动力的理性选择,政府应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因势利导,顺势而为,促进产业转移和劳动力回流的有机结合,以产业转移带动劳动力回流,以劳动力回流促进产业发展。文章最后提出了进一步推进"双转移"的五个政策建议。
Strategic Considerations in Promoting Industrial Transfer and Return Migration in China .
以产业转移和劳动力回流为主要特征的"双转移"是当前我国经济进入中速增长背景下一个新的发展趋势。文章分析目前我国"双转移"的现状,进一步指出"双转移"是培育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促进东部地区经济转型升级,进而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有利于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合理的区域产业分工体系、降低农民工大规模异地转移所带来的过高代价、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多层次城镇体系。"双转移"是市场机制下产业和劳动力的理性选择,政府应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因势利导,顺势而为,促进产业转移和劳动力回流的有机结合,以产业转移带动劳动力回流,以劳动力回流促进产业发展。文章最后提出了进一步推进"双转移"的五个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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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转移、劳动力回流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J].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基于国际市场需求增长趋缓与东部沿海地区生产成本持续上升,国内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与劳动力出现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与回流的趋势。这种趋势的出现与形成,体现了在国际经济再平衡背景下,国内加快结构调整、产业升级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特点与要求。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角度讲,需要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大力发展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尽快提高产业层次与产业国际竞争力。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视域看,需要通过引入产业资源,扩大投资规模,加快地区经济发展。实践表明,国内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与劳动力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与回流,既为东部沿海地区优化资源配置与加快产业升级创造了条件,也为中西部地区引入产业资源,扩大投资规模带来了机遇。并且,可以通过产业转移与劳动力回流形成国内地区经济发展的协同效应,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Transfer of Industries,Return of Labor Force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基于国际市场需求增长趋缓与东部沿海地区生产成本持续上升,国内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与劳动力出现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与回流的趋势。这种趋势的出现与形成,体现了在国际经济再平衡背景下,国内加快结构调整、产业升级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特点与要求。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角度讲,需要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大力发展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尽快提高产业层次与产业国际竞争力。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视域看,需要通过引入产业资源,扩大投资规模,加快地区经济发展。实践表明,国内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与劳动力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与回流,既为东部沿海地区优化资源配置与加快产业升级创造了条件,也为中西部地区引入产业资源,扩大投资规模带来了机遇。并且,可以通过产业转移与劳动力回流形成国内地区经济发展的协同效应,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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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优势、劳动力流动与产业转移 [J].[本文引用: 1] 摘要
劳动力流动的新趋势反映了劳动力要素成本的比较优势在我国区域之间的动态转化,东部地区逐步丧失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中西部地区劳动力要素禀赋的显性优势开始呈现。产业转移直接产生于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顺应劳动力流动的新趋势,做好产业在区域间的转移和承接,才能转变依靠廉价劳动力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方式,促使东部沿海地区进行产业升级,同时带动中西部地区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在保持我国低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基础上实现区域间协调发展。
Comparative advantages,labor force flow and industry transfer .[本文引用: 1] 摘要
劳动力流动的新趋势反映了劳动力要素成本的比较优势在我国区域之间的动态转化,东部地区逐步丧失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中西部地区劳动力要素禀赋的显性优势开始呈现。产业转移直接产生于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顺应劳动力流动的新趋势,做好产业在区域间的转移和承接,才能转变依靠廉价劳动力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方式,促使东部沿海地区进行产业升级,同时带动中西部地区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在保持我国低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基础上实现区域间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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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业劳动力转移刚性与产业区际转移——基于核心-边缘模型拓展的数值模拟和经验研究 [J].
在中国，现阶段大规模劳动力由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外流，而产业则由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逐渐转移．Z-者形成鲜明的“逆流”态势。大规模产业区际转移为何没有发生？劳动力外流刚性给产业转移带来何种影响？本文通过将劳动力流动内生化．拓展与修正了核心一边缘模型．将要素区分为可转移要素和不可转移要素．考察各自对产业转移的差异化影响，并重点测算劳动力转移刚性．探讨其对产业转移影响的内在传导机制。通过劳动力流动短期均衡和长期空间均衡的数值模拟以及对1993—2013年沿海地区制造业转移的经验研究发现．劳动力外流刚性阻碍了产业区际转移．不仅降低了产业转移规模，而且使得产业转移增量形成了低劳动密集度的生产安排，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劳动力流动规模越大、外流刚性越强，对产业转移造成的内在障碍越明显。因此，政府主导的产业转移和行政命令式的劳动力要素配置不可持续．中央政府顶层设计应转向实现产业转移与劳动力流动的激励相容．转出地和承接地的地方政府应发挥既竞争又合作的协同效应．实现二者间差异化的产业定位以及劳动力要素与产业在时空上的合理匹配与有机耦合。
China’s labor mobility rigidity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the inter-regional transfer of industries numerical simulation and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developed core-periphery model .
在中国，现阶段大规模劳动力由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外流，而产业则由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逐渐转移．Z-者形成鲜明的“逆流”态势。大规模产业区际转移为何没有发生？劳动力外流刚性给产业转移带来何种影响？本文通过将劳动力流动内生化．拓展与修正了核心一边缘模型．将要素区分为可转移要素和不可转移要素．考察各自对产业转移的差异化影响，并重点测算劳动力转移刚性．探讨其对产业转移影响的内在传导机制。通过劳动力流动短期均衡和长期空间均衡的数值模拟以及对1993—2013年沿海地区制造业转移的经验研究发现．劳动力外流刚性阻碍了产业区际转移．不仅降低了产业转移规模，而且使得产业转移增量形成了低劳动密集度的生产安排，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劳动力流动规模越大、外流刚性越强，对产业转移造成的内在障碍越明显。因此，政府主导的产业转移和行政命令式的劳动力要素配置不可持续．中央政府顶层设计应转向实现产业转移与劳动力流动的激励相容．转出地和承接地的地方政府应发挥既竞争又合作的协同效应．实现二者间差异化的产业定位以及劳动力要素与产业在时空上的合理匹配与有机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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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流动与产业集聚互动的机制与过程——理论解读及经验证据 [J].
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经典模型和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揭示了人口迁入与产业集聚相互强化的过程机制,提出了人口流动与产业集聚互动过程的标准化模式。结果表明,由于人口流动滞后于产业转移,人口流动与产业集聚互动的标准化过程可以分为4个阶段,其间人口与产业的空间匹配程度经历了低水平匹配、严重不匹配、高水平匹配的非线性变化。1990年以来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人口与产业匹配关系的演变过程,为这个标准化模式提供了证据支持。
Mechanism and proces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population migration and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and empirical evidence .
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经典模型和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揭示了人口迁入与产业集聚相互强化的过程机制,提出了人口流动与产业集聚互动过程的标准化模式。结果表明,由于人口流动滞后于产业转移,人口流动与产业集聚互动的标准化过程可以分为4个阶段,其间人口与产业的空间匹配程度经历了低水平匹配、严重不匹配、高水平匹配的非线性变化。1990年以来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人口与产业匹配关系的演变过程,为这个标准化模式提供了证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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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流动、产业转移与区域协调发展——基于文献研究的视角 [J].
劳动力外流后，无论是形成转移刚性即不回流还是回流，都会对区域间的企业转移行为和整个产业转移产生一定影响，进而对区域能否协调发展具有深远影响。本文围绕地区差距抑或区域协调发展，从劳动力流动与地区差距、劳动力流动与产业转移、产业转移与区域协调发展等三个方面回顾了该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系统梳理了劳动力流动、产业转移与地区差距间的内在关系，从理论研究视角回答了三个重要问题：劳动力流动究竟熨平还是拉大了地区差距？劳动力流动与产业转移究竟孰因孰果？产业转移能否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将劳动力流动进行内生化，建立其对产业转移与地区差距研究的新的分析框架，并展望了未来的研究趋势。
Research on labor migration,industrial transfer and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 perspective based on literature research .
劳动力外流后，无论是形成转移刚性即不回流还是回流，都会对区域间的企业转移行为和整个产业转移产生一定影响，进而对区域能否协调发展具有深远影响。本文围绕地区差距抑或区域协调发展，从劳动力流动与地区差距、劳动力流动与产业转移、产业转移与区域协调发展等三个方面回顾了该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系统梳理了劳动力流动、产业转移与地区差距间的内在关系，从理论研究视角回答了三个重要问题：劳动力流动究竟熨平还是拉大了地区差距？劳动力流动与产业转移究竟孰因孰果？产业转移能否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将劳动力流动进行内生化，建立其对产业转移与地区差距研究的新的分析框架，并展望了未来的研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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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省区间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变 [J].https://doi.org/10.3969/j.issn.0375-5444.2013.04.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In the context of uneven development, industrial structure differentials exist in core and peripheral regions. This paper, concerning uneven development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up in China, firstly presents descriptive evidence of the core-periphery pattern of economic spatial structure. Then it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impact of core-periphery gradient across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municipalities) on industrial location and assesses the extent to which these provinces have changed in recent years by taking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as cases and employing statistical data of the 2nd and 3rd China Industrial Censuses and the 1st and 2nd China Economic Censuses. Since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economic spatial structure of China has been presenting a significant core-periphery pattern, and the economic center evidently skews to east coastal areas. With the deepening of market reform and expansion of globalization, industrial location is gradually in line with development advantages across provinces, and shows preferences between core and peripheral provinces with respect to different industries. The core provinces specialize in those industries characterized by strong forward and backward linkages as well as high consumption ratio, high degree of in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 labor intensive or human-capital intensive, however, it is the other way around to peripheral provinces, in addition, energy intensive industries gradually concentrate in peripheral ones. Comparative advantage theory and new economic geography to a certain degree identify the underlying forces that determin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n China. This paper indicates that it will be a long-term trend that industrialization of regions in different gradients is not synchronized. In a certain period, provinces are bound to develop industrial sectors in line with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stage. Core-periphery gradients by industry across provinces demonstrated in this paper indicates that industrial development differentials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provinces are not only the uneven distribution of industries but also the inconsistent evolving trends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for each province.
Evolving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n China .https://doi.org/10.3969/j.issn.0375-5444.2013.04.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In the context of uneven development, industrial structure differentials exist in core and peripheral regions. This paper, concerning uneven development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up in China, firstly presents descriptive evidence of the core-periphery pattern of economic spatial structure. Then it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impact of core-periphery gradient across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municipalities) on industrial location and assesses the extent to which these provinces have changed in recent years by taking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as cases and employing statistical data of the 2nd and 3rd China Industrial Censuses and the 1st and 2nd China Economic Censuses. Since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economic spatial structure of China has been presenting a significant core-periphery pattern, and the economic center evidently skews to east coastal areas. With the deepening of market reform and expansion of globalization, industrial location is gradually in line with development advantages across provinces, and shows preferences between core and peripheral provinces with respect to different industries. The core provinces specialize in those industries characterized by strong forward and backward linkages as well as high consumption ratio, high degree of in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 labor intensive or human-capital intensive, however, it is the other way around to peripheral provinces, in addition, energy intensive industries gradually concentrate in peripheral ones. Comparative advantage theory and new economic geography to a certain degree identify the underlying forces that determin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n China. This paper indicates that it will be a long-term trend that industrialization of regions in different gradients is not synchronized. In a certain period, provinces are bound to develop industrial sectors in line with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stage. Core-periphery gradients by industry across provinces demonstrated in this paper indicates that industrial development differentials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provinces are not only the uneven distribution of industries but also the inconsistent evolving trends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for each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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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业分布的地理变迁与驱动因素 [J].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309013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Geographical changes of manufacturing sectors are emerging in China. Since the period 2004-2005, some manufacturing sectors have shifted from the coastal to the inland areas. The shares of manufacturing sectors in Beijing, Tianjin, Shanghai, Zhejiang, Guangdong and Fujian have decreased obviously. In contrast, the shares of manufacturing sectors in some inland provinces such as Anhui, Jiangxi, Hunan, Henan and Sichuan have increased. At a prefecture level, the shares of manufacturing sectors have shifted from the developed coastal cities to the developing coastal cities and the inland cities with relatively large local markets and existing industrial foundation. In particular, the shares of manufacturing sectors hav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the key development zones of central China. Rising labor and land costs in the coastal areas have widened the regional gap between the coastal and inland areas. On the other hand, market access and supply access in the inland areas have been improved due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come growth. Growing regional gap of production cost and reducing gap of trade cost between the coastal and inland areas resulted in a reversing change in balance between production cost and trade cost, which has led to the geographical changes of manufacturing sectors in China.
Changes in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sectors and its driving forces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309013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Geographical changes of manufacturing sectors are emerging in China. Since the period 2004-2005, some manufacturing sectors have shifted from the coastal to the inland areas. The shares of manufacturing sectors in Beijing, Tianjin, Shanghai, Zhejiang, Guangdong and Fujian have decreased obviously. In contrast, the shares of manufacturing sectors in some inland provinces such as Anhui, Jiangxi, Hunan, Henan and Sichuan have increased. At a prefecture level, the shares of manufacturing sectors have shifted from the developed coastal cities to the developing coastal cities and the inland cities with relatively large local markets and existing industrial foundation. In particular, the shares of manufacturing sectors hav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the key development zones of central China. Rising labor and land costs in the coastal areas have widened the regional gap between the coastal and inland areas. On the other hand, market access and supply access in the inland areas have been improved due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come growth. Growing regional gap of production cost and reducing gap of trade cost between the coastal and inland areas resulted in a reversing change in balance between production cost and trade cost, which has led to the geographical changes of manufacturing sector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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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业各行业大类的区域转移特征与聚类研究 [J].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5.10.014 [本文引用: 1] 摘要
依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对2001年和2009年制造业各行业大类在八大区域尺度上的份额变化进行对比讨论和聚类分析,初步得到以下结论:1研究时段内的制造业产业转移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为主体;2主要转移路径表现为自东向西、自沿海向内陆的特征,特别是劳动和资本密集型行业均由制造业原本发达地区向次发达地区转移,已经进入产业优势的分散化阶段,而技术密集型行业仍处在自西向东、由次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的集聚发展阶段;3自东向西的区域转移路径是研究时段内制造业转移的主要趋势,主导着制造业整体的区域转移过程。因此,总体而言,当前的制造业正在由现有发展高地逐步转向发展水平次优地区进行梯度转移,实质上是制造业优势在空间上渐次分散化和均等化的过程,并且涉及近距离的扩散式转移和跨越式转移等多个空间层面。
Research on regional transfer characteristics and clustering of major industries in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data of 2001 and 2009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5.10.014 [本文引用: 1] 摘要
依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对2001年和2009年制造业各行业大类在八大区域尺度上的份额变化进行对比讨论和聚类分析,初步得到以下结论:1研究时段内的制造业产业转移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为主体;2主要转移路径表现为自东向西、自沿海向内陆的特征,特别是劳动和资本密集型行业均由制造业原本发达地区向次发达地区转移,已经进入产业优势的分散化阶段,而技术密集型行业仍处在自西向东、由次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的集聚发展阶段;3自东向西的区域转移路径是研究时段内制造业转移的主要趋势,主导着制造业整体的区域转移过程。因此,总体而言,当前的制造业正在由现有发展高地逐步转向发展水平次优地区进行梯度转移,实质上是制造业优势在空间上渐次分散化和均等化的过程,并且涉及近距离的扩散式转移和跨越式转移等多个空间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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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区域间产业转移特征、机理与模式研究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8462.2014.01.016 [本文引用: 2] 摘要
从广义的产业转移内涵出发,借鉴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定量分析了我国2007-2010年省区间的产业转移,验证了我国区域间产业转移的阶段性特征,即低端产业正从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而高端产业仍集中在东部地区.同时我们还发现东部地区内部也存在较大规模的产业转移,主要从长三角地区向京津冀鲁等地区转移.通过对不同类型产业区域间转移的机理分析,提出了原料指向型、成本驱动型、投资拉动型、集聚依赖型四种类型的产业转移,并总结出了我国区域间产业转移的梯度模式.
Characteristics, mechanism and pattern of inter-regional industry transfers in China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8462.2014.01.016 [本文引用: 2] 摘要
从广义的产业转移内涵出发,借鉴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定量分析了我国2007-2010年省区间的产业转移,验证了我国区域间产业转移的阶段性特征,即低端产业正从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而高端产业仍集中在东部地区.同时我们还发现东部地区内部也存在较大规模的产业转移,主要从长三角地区向京津冀鲁等地区转移.通过对不同类型产业区域间转移的机理分析,提出了原料指向型、成本驱动型、投资拉动型、集聚依赖型四种类型的产业转移,并总结出了我国区域间产业转移的梯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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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迁移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J].
利用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对我国人口迁移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首先分析了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分布等在内的迁移人群的社会经济特征,继而从迁移原因、迁移人口的城乡分布、迁移时间、迁移类型与属性的交叉分析等方面探讨了人口迁移的类型学特征。引入就业可达性概念,分析了人口迁移率的空间格局、就业可达性与人口迁移率的空间匹配关系以及人口迁移流的空间格局,发现通过就业可达性格局可以很好地解释人口迁移率的分布。最后,采取多元线性回归技术研究了人口迁移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迁入地城镇居民收入与迁移率呈正相关关系,而迁出地城镇收入、迁入地的科技文化水平、迁移距离和迁入地农村收入则与迁移率呈负相关关系。
Characteristics and impact factors of migration in China: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sixth census data .
利用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对我国人口迁移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首先分析了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分布等在内的迁移人群的社会经济特征,继而从迁移原因、迁移人口的城乡分布、迁移时间、迁移类型与属性的交叉分析等方面探讨了人口迁移的类型学特征。引入就业可达性概念,分析了人口迁移率的空间格局、就业可达性与人口迁移率的空间匹配关系以及人口迁移流的空间格局,发现通过就业可达性格局可以很好地解释人口迁移率的分布。最后,采取多元线性回归技术研究了人口迁移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迁入地城镇居民收入与迁移率呈正相关关系,而迁出地城镇收入、迁入地的科技文化水平、迁移距离和迁入地农村收入则与迁移率呈负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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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迁移分布的顽健性与胡焕庸线 [J].
人口迁移在三大人口变动中最活跃,对人口分布影响最大。然而,文章通过对省际人口迁移规模分布、迁移强度分布、人口迁移流分布的考察,发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省际人口迁移分布具有明显的顽健性。胡焕庸线历时8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持续频繁的人口迁移仍未能改变中国人口分布的基本格局,影响其稳定性。中国人口分布的基本格局及胡焕庸线,主要决定于地理位置固定不变的第一自然;人口迁移分布的顽健性与第一自然的决定作用密切相关。只要第一自然不变化,中国的人口分布及胡焕庸线就会保持高度稳定,人口迁移分布也不太可能失去顽健性而导致中国人口分布基本格局及胡焕庸线的改变。
The robustness of China's migration and Heihe-Tengchong line .
人口迁移在三大人口变动中最活跃,对人口分布影响最大。然而,文章通过对省际人口迁移规模分布、迁移强度分布、人口迁移流分布的考察,发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省际人口迁移分布具有明显的顽健性。胡焕庸线历时8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持续频繁的人口迁移仍未能改变中国人口分布的基本格局,影响其稳定性。中国人口分布的基本格局及胡焕庸线,主要决定于地理位置固定不变的第一自然;人口迁移分布的顽健性与第一自然的决定作用密切相关。只要第一自然不变化,中国的人口分布及胡焕庸线就会保持高度稳定,人口迁移分布也不太可能失去顽健性而导致中国人口分布基本格局及胡焕庸线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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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省际流动人口对产业集聚的反馈作用分析——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J].[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在梳理人口流动对产业集聚反馈作用机理的基础上,基于2010年"六普"数据从实证角度分析了我国省际流动人口对产业集聚影响。分析结果表明,接纳省际流动人口较高地区的产业集聚现象明显突出于"省际流动人口低流入区",省际流动人口对我国产业集聚的反馈作用不容忽视。
The analysis of feedback effect on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China's inter-provincial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sixth census data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在梳理人口流动对产业集聚反馈作用机理的基础上,基于2010年"六普"数据从实证角度分析了我国省际流动人口对产业集聚影响。分析结果表明,接纳省际流动人口较高地区的产业集聚现象明显突出于"省际流动人口低流入区",省际流动人口对我国产业集聚的反馈作用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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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2015年中国经济重心的时空演变轨迹——基于291个地级市数据 [J].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8.02.003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以我国291个地级市为研究单元,运用重心模型刻画了1996-2015年我国经济重心的时空演变轨迹,并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了经济重心变动与人口分布重心、三次产业重心之间的因果关系.结果表明:①20年间,我国经济重心地理坐标一直在豫皖交界地区变动,移动轨迹沿东北→西南→西北→西南方向运动,整体向西移动了31.93 km,移动速度呈现先慢后快的特征.②人口重心位于经济重心的西侧,前期(1999-2004年)两者存在一定程度的偏离,后期(2004-2015年)偏离程度有所缩小.③产业结构对经济重心迁移影响显著.第一产业重心与经济重心的移动方向不一致,但第二产业重心与经济重心的变动轨迹具有高度一致性,是我国经济重心迁移的主要驱动力,而第三产业重心与经济重心的空间距离一直保持在35 km以内,近两年第三产业对经济重心迁移的影响越发明显.④经济重心演变轨迹与国家宏观区域调控政策有关,但具有时间滞后性;与经济重心相比,人口重心对国家区域宏观政策的响应更为及时.
Temporal and spatial evolution of China's economic center of gravity in 1996-2015—Based on the 291 prefecture-level data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8.02.003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以我国291个地级市为研究单元,运用重心模型刻画了1996-2015年我国经济重心的时空演变轨迹,并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了经济重心变动与人口分布重心、三次产业重心之间的因果关系.结果表明:①20年间,我国经济重心地理坐标一直在豫皖交界地区变动,移动轨迹沿东北→西南→西北→西南方向运动,整体向西移动了31.93 km,移动速度呈现先慢后快的特征.②人口重心位于经济重心的西侧,前期(1999-2004年)两者存在一定程度的偏离,后期(2004-2015年)偏离程度有所缩小.③产业结构对经济重心迁移影响显著.第一产业重心与经济重心的移动方向不一致,但第二产业重心与经济重心的变动轨迹具有高度一致性,是我国经济重心迁移的主要驱动力,而第三产业重心与经济重心的空间距离一直保持在35 km以内,近两年第三产业对经济重心迁移的影响越发明显.④经济重心演变轨迹与国家宏观区域调控政策有关,但具有时间滞后性;与经济重心相比,人口重心对国家区域宏观政策的响应更为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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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与人口重心的耦合态势及其对区域发展的影响 [J].https://doi.org/10.3760/j.issn:1001-7097.2007.07.012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区域发展差距一直是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所面临的重要问题，经济和人口的空间分布态势作为区域发展空间均衡过程的体现，与区域差距的形成有密切关联。通过计算1952年至2005年中国经济重心和人口重心的地理坐标以及重心间的空间重叠性与变动一致性，刻画了53年间我国经济和人口空间分布的耦合态势，证明了其与区域差距的大小高度相关。在构建经济、人口重心空间耦合过程的作用机制模型的基础上，用均衡点跃迁和势能差转化解释了区域发展的空间均衡过程，揭示了内生和外部因素在其中的作用机制，提出了区域发展差距的“多阶段倒U形”的演变规律，并据此分析了1952年以来中国区域发展空间均衡过程周期性变化的动因，并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途径进行了讨论。</p>
The coupling mechanism of the centroids of economic gravity and population gravity and its effect on the regional gap in China .https://doi.org/10.3760/j.issn:1001-7097.2007.07.012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区域发展差距一直是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所面临的重要问题，经济和人口的空间分布态势作为区域发展空间均衡过程的体现，与区域差距的形成有密切关联。通过计算1952年至2005年中国经济重心和人口重心的地理坐标以及重心间的空间重叠性与变动一致性，刻画了53年间我国经济和人口空间分布的耦合态势，证明了其与区域差距的大小高度相关。在构建经济、人口重心空间耦合过程的作用机制模型的基础上，用均衡点跃迁和势能差转化解释了区域发展的空间均衡过程，揭示了内生和外部因素在其中的作用机制，提出了区域发展差距的“多阶段倒U形”的演变规律，并据此分析了1952年以来中国区域发展空间均衡过程周期性变化的动因，并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途径进行了讨论。</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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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探测器:原理与展望 [J].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701010 [本文引用: 2] 摘要
空间分异是自然和社会经济过程的空间表现,也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人类认识自然的重要途径.地理探测器是探测空间分异性,以及揭示其背后驱动因子的一种新的统计学方法,此方法无线性假设,具有优雅的形式和明确的物理含义.基本思想是:假设研究区分为若干子区域,如果子区域的方差之和小于区域总方差,则存在空间分异性;如果两变量的空间分布趋于一致,则两者存在统计关联性.地理探测器q统计量,可用以度量空间分异性、探测解释因子、分析变量之间交互关系,已经在自然和社会科学多领域应用.本文阐述地理探测器的原理,并对其特点及应用进行了归纳总结,以利于读者方便灵活地使用地理探测器来认识、挖掘和利用空间分异性.
Geodetector: Principle and prospective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701010 [本文引用: 2] 摘要
空间分异是自然和社会经济过程的空间表现,也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人类认识自然的重要途径.地理探测器是探测空间分异性,以及揭示其背后驱动因子的一种新的统计学方法,此方法无线性假设,具有优雅的形式和明确的物理含义.基本思想是:假设研究区分为若干子区域,如果子区域的方差之和小于区域总方差,则存在空间分异性;如果两变量的空间分布趋于一致,则两者存在统计关联性.地理探测器q统计量,可用以度量空间分异性、探测解释因子、分析变量之间交互关系,已经在自然和社会科学多领域应用.本文阐述地理探测器的原理,并对其特点及应用进行了归纳总结,以利于读者方便灵活地使用地理探测器来认识、挖掘和利用空间分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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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省际人口迁移区域模式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基于2000和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的分析 [J].
文章通过对2000和2010年两次人口普查数据的比较分析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的区域模式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但也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局部性变化。如人口迁出和迁入的分布都呈一定集中趋势,且迁入集中趋势尤为明显;人口迁出呈"多极化",迁入则更加集中化;一些重要的人口迁出地和迁入地的迁出和迁入强度表现出强者恒强、强者更强的特征。人口迁入重心北移,长三角都市圈取代珠三角都市圈成为21世纪以来省际人口迁入的主要地区。省际人口迁移区域模式及其变化,主要是迁入地城镇收入水平等经济因素的吸引作用明显增强所致,并与空间距离等恒定因素的影响相对弱化有关。
China’s inter-provincial migration patterns and influential factors: Evidence from year 2000 and 2010 population census of China .
文章通过对2000和2010年两次人口普查数据的比较分析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的区域模式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但也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局部性变化。如人口迁出和迁入的分布都呈一定集中趋势,且迁入集中趋势尤为明显;人口迁出呈"多极化",迁入则更加集中化;一些重要的人口迁出地和迁入地的迁出和迁入强度表现出强者恒强、强者更强的特征。人口迁入重心北移,长三角都市圈取代珠三角都市圈成为21世纪以来省际人口迁入的主要地区。省际人口迁移区域模式及其变化,主要是迁入地城镇收入水平等经济因素的吸引作用明显增强所致,并与空间距离等恒定因素的影响相对弱化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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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焕庸线两侧人口的空间分异性及其变化 [J].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70101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胡焕庸线作为人地关系的重要地理大发现之一,揭示了中国人口分布东密西疏的重要特征,是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对社会的重要贡献之一。本文采用地理探测器等定量方法,以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对胡焕庸线两侧人口分布的分异性特征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尝试解释中国人口分布特征变化的原因及其机制。结果表明:1胡焕庸线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人口分界线仍基本保持稳定,但从空间统计学分异特征来看该分界线仍可进一步优化调整;2胡焕庸线两侧内部人口集聚模式发生着明显变化,东南半壁人口分布由改革开放之前和初期的相对均衡状态,转变为以长三角、珠三角等少数区域为中心的集聚模式;而西北半壁人口分布的集聚程度则趋于下降;3从人口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看,尽管总体上,经济发展类因素对于人口空间分布影响不断增强,但三大阶梯等自然地理本底条件依然对中国人口分布有着重要影响。
Spatial heterogeneity and its change of population on the two sides of HU Line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70101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胡焕庸线作为人地关系的重要地理大发现之一,揭示了中国人口分布东密西疏的重要特征,是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对社会的重要贡献之一。本文采用地理探测器等定量方法,以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对胡焕庸线两侧人口分布的分异性特征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尝试解释中国人口分布特征变化的原因及其机制。结果表明:1胡焕庸线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人口分界线仍基本保持稳定,但从空间统计学分异特征来看该分界线仍可进一步优化调整;2胡焕庸线两侧内部人口集聚模式发生着明显变化,东南半壁人口分布由改革开放之前和初期的相对均衡状态,转变为以长三角、珠三角等少数区域为中心的集聚模式;而西北半壁人口分布的集聚程度则趋于下降;3从人口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看,尽管总体上,经济发展类因素对于人口空间分布影响不断增强,但三大阶梯等自然地理本底条件依然对中国人口分布有着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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