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立惠
, 王鹏飞, 王成, 范艺娜
首都师范大学资源环境与旅游学院, 北京 100048
Fan Lihui, Wang Pengfei, Wang Cheng, Fan Yina
中图分类号: K901.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690（2019）02-0316-09
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 2017-12-22
修回日期: 2018-03-15
网络出版日期: 2019-02-20
版权声明: 2019 《地理科学》编辑部 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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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樊立惠（1987-）,女,河北保定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经济地理、农业地理。E-mail: fanlihuicnu@sin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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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已有文献,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讨论农村空间商品化与乡村重构之间的关联。借助CiteSpaceⅤ软件可视化分析发现乡村重构研究热点趋于多样化、分散化。“乡村旅游”作为乡村重构的实现路径之一,同时也是农村空间商品化的重点研究对象。梳理二者的研究框架,得出农村空间商品化研究从属于乡村重构研究框架,且突出概括农村经济重构过程。农村空间商品化是乡村重构实现的有效途径,乡村重构得益于农村空间商品化的推动等结论。
关键词：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nomic is the basic requirement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it conforms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farmers, and it is also the national strategic go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work points. It is necessary to sort out the related content and to explore the focus of each research direction, these work will help to analyze the process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more clearly.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methods are adopted in this article, we explor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odification of rural spaces and rural restructuring. With the help of Citespace V software visualization analysis, we found the focus of the rural restructuring research tends to diversific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Rural tourism” is the realization path of rural restructuring,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lso the key research object of commodification of rural spaces. Through carding the research framework of the two,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are drawn: The research direction of commodification of rural spaces belongs to the general direction of rural restructuring research. The commodification of rural spaces highlights the restructuring process of rural production space. Rural restructuring benefits from the promotion of commodification of rural spaces, but the restructuring does not entirely depend on the commodification of rural spaces. The commodification of rural spaces is an effective way to realize rural restructuring. Finally, this article gives an overview of existing research problems and presents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1) To explore whether western theories adapt to the reality of our country. To explore the theory of native originality actively. 2)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research on the exchange mechanism of urban and rural factors and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3) Strengthen the multi-path exploration of the commodification of rural spaces and rural restructuring. 4) Combining with macroscopic and mesoscopic, study on the stage characteristics of commodification of rural spaces and rural restructur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icroscale, such as village level. To discuss the mechanism of action mechanism, development model, driving mechanism, obstacle problem, regulation and regulation plan of different regional units. 5) Research on land use and renovation in rural areas. 6) Strengthen the restructuring of rural order.
Keywords：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粮食产量逐年提高、农民收入明显增长,农村面貌发生巨变。同时,农村富余劳动力流向城镇,城乡间要素流动加强,加之地域空间分异性与人地系统的多样性不断增强,农村地域功能趋于多元化[1]。然则,由于区位等因素,中国农村发展出现分化转型,或因远离城市导致劳动力向城市迁移而逐渐衰败呈现“空心村”现象[2],或因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与城市边缘蔓延而被城市兼并吞没,或因紧邻大都市而华丽转身为兼具乡村休闲与城市娱乐性质的消费场所[3]。一般而言,农村发展滞后于城市发展,囿于城市问题研究的遮蔽,地理学界对于农村区域的研究相对较少[4]。农村主体受到来自经济全球化、城镇化、信息化及科技进步的冲击,以经济利益、能力提升、参与建设、精神文化等诉求为内生自主驱动力,间或辅以政策支持发展农村,进而促使农村社会出现变革。然而,当前中国农村整体上仍面临功能单一低效、土地荒废严重、民生问题急需改善、弱势群体留守、历史文脉破坏、生态环境污染等困境。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 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研究员刘彦随通过解读十九大报告,得出“着力解决好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等突出问题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保障”的观点。中国多数农村处于衰落阶段,探寻重构或复兴之路是解决农村凋敝现象的根本出路。乡村重构的路径可从空间、经济、社会3个维度探寻,而农村空间商品化突出解决农村功能单一、土地空间利用和民生问题,并以此带动其他农村问题的解决。
目前缺少对乡村重构相关研究内容与关系的系统性梳理与归纳,而厘清并把控乡村重构相关研究方向的发展脉络,探索各研究方向的侧重点,判定和识别相关研究主体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其有助于明晰农村转型发展过程、重构特征与作用机理,并诊断体系合理与否及探究未来研究方向。为此,本文在文献阅读的基础上,基于直观反映与深入探究相结合的初衷,首先借助CiteSpaceⅤ软件可视化优势,通过对乡村重构相关文献的梳理,探究乡村重构研究热点,构建乡村重构的知识结构,进而测度乡村重构研究热点及其与农村空间商品化的研究共性。其次,基于定性方法,从理论、概念、驱动机制、发展模式与实现路径等方面剖析二者的联系。最后,判定农村空间商品化与乡村重构间的关联,对其未来研究方向提出展望。
借助CiteSpaceⅤ软件贡献分析与关键词共现功能,基于中国文献覆盖率最高的中国知网（CNKI）的文献数据库,选取来源期刊为SCI、EI、核心、CSSCI。为确保数据采集的完备性,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确定检索词,逐次以相关关键词为主题检索词,并剔除不相关记录,最终得到1992~2017年共计263篇有效文献（不含港澳台数据）。基于研究目的,本文选择“Term”+“Keyword”节点类型,其中,“Term”代表贡献分析功能,“Keyword”代表关键词共现分析功能。共引关键词出现（或共现）频次越多,节点就越大。中介中心性（Centrality）也称转折点（Turn point）,该指标可用来发现和衡量文献的重要性,具有高的中介中心性的文献、关键词通常是连接两个不同领域的关键枢纽。节点间的连线表示二者存在共现关系,粗细意味共现强度。
聚类视图侧重分析乡村重构研究领域的知识结构,时间线视图更注重乡村重构研究基础与研究基础的时间跨度。关键词聚类图谱绘制效果参数
图1 1992~2017年中国乡村重构聚类关键词共词图谱基础数据不含港澳台数据
Fig.1 The clustering key word atlas of rural restructuring in China in 1992-2017
借助时间线知识图谱,辅以关键词中介中心性,可大体描绘乡村重构研究的基本干线脉络、发展趋势与重要转折点。以上自然聚类分别以“乡村旅游”“苏南”“空间重构”“生产主义”“乡村”“城市化”“乡村转型发展”及“乡村复兴”8个关键词为标签,按照时间顺序在每一个聚类水平线上,展示该聚类的历史成果。图2可知,乡村重构相关文献在中国最早于1992年发表,在2002年真正产生影响力。2006年以来,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全面开展,中国农村建设、转型发展、乡村聚落得到学术界的更多重视,频次较高的热点关键词是2007年出现的“乡村聚落”“城市化”“新农村建设”,2008年出现的“乡村空间”。城镇化等外在援助驱动与农民致富的内生要求不断碰撞结合。至2010年,“乡村旅游”“乡村转型”“乡村景观”成为研究领域的热点,同时“空心村”问题也暴露出来。2012年,农村地区呈现出的问题进一步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政府在农村土地利用、农村产业扶助、传统村落保护等方面出台了多种政策,促进了相关研究的发展。学者们就发达地区农村的“发展模式”进行了总结,探究其发展的“动力机制”,“乡村地理学”迎来新的发展,“乡村转型发展”“乡村空间转型”等热点已初步具备“乡村重构”的内涵。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研究区域集中在较发达地区的农村,如“苏南”“江苏省”、北京等大都市周边,而后逐步过渡到相对发达地区农村,如“山东省”。遵循事物的发展规律,未来中国欠发达区域农村将得到更多关注。近几年的研究成果吸收了国际上新的研究热点,如国外的“生产主义”与“后生产主义”理论,乡村重构研究又迎来新的机遇,重视“乡村性”“乡村价值”“生态化”“乡村重构”热点的探究,使研究更趋多样化、分散化。
图2 1992~2017年中国乡村重构关键词共现的时间线知识图谱基础数据不含港澳台数据
Fig.2 The timeline knowledge of clustering key word atlas about rural restructuring in China in 1992-2017
以上分析大致能够明晰乡村重构体系的热点识别及推移的过程与现状。此外,研究表明“乡村旅游”作为乡村重构研究的一大分支,于2010年产生影响,共现频次15次,仅次于“乡村转型”,而目前中国 “农村空间商品化”的微观案例基本上集中在旅游业开展较好的农村地区。“乡村旅游”节点中介中心性为0.44,显示其连接两个不同领域的关键枢纽地位显著,其他关键词,如“空间重构”“农村经济转型”“乡村地域多功能”“乡村转型”“乡村转型发展”,均多少与农村空间商品化研究相契合。
乡村地域要素配置的演进过程必然以相关理论研究为支撑。Terluin将乡村重构机制分为外生型、内生型、内外综合型3类[5],理论的进化路径沿袭于对机制的认识,并推动乡村重构研究取得进展。理论发展之初,农村的发展深受外部因素影响,单一强调农村生产性功能,乡村本身的重要性被忽略。该理论限于近郊区地域,其自然与相关城市理论一脉相承,如农业区位论、中心地理论、城市地域结构理论、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等,农村地区的研究长期处于边缘化状态。至20世纪70年代,面对城乡对立恶果,诸如经济水平落后、生态环境恶化、文化传统沦丧等,致力于解决区域问题的新模式——内生型发展理论悄然诞生,该理论强调对地区本底生态、文化传统、社会秩序的维护,重视本地居民的充分参与[6],并由起主导作用的当地知名人士作为领导者[7]带领,自觉寻求实现发展目标的途径[8]。产生社区导向的乡村发展理论、社区发展的创造性破坏模型[5]等内生式农村发展理论。
随着实践发展与认知的提升,外生式与内生式理论进一步深化融合为综合式乡村发展理论。生产主义及后生产主义、农村地域多功能性、空间生产及空间再生产理论以宏观视角,侧重农村区域来自外界的被动作用分析,行动者网络理论①(① 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讲,该理论更趋向于研究方法,而非学术意义上的“理论”。)则微观与宏观并重,综合内外多种参与要素贡献。城乡连续图谱理论侧重在城乡关系中研究农村问题。此外,交叉学科理论也逐渐贡献到乡村重构相关研究中,如政治学中的政治经济理论、种族生态学中的共生演化理论。
农村空间商品化认为农村的各类“商品”向市场开放[9],势必导致农村要素发生变化,即乡村性的商品化[10]。农村空间功能转变导致农村资源利用空间的异质性[10],且地理学研究人员认为农村空间商品化是农村空间生产转型的主要驱动力[11,12]。农村空间商品化研究正是在内、外驱动力同时得到重视,综合式乡村发展理论萌芽时期获得更多关注,并将该思想运用到基础研究中,因此其适用理论多为综合式乡村发展理论。
乡村重构概念是建立在土地利用转型、乡村聚落、乡村发展转型研究基础之上的。土地利用转型通常与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的转型相对应[13],反映区域土地利用形态在时序上的变化,是土地利用形态不断演进的结果,而非最终格局。“三生空间”研究主体为土地利用转型,在中国,耕地和农村宅基地是土地利用转型的重要源头[14]。研究多是借助其视角,探讨农村土地利用评价、整治、转型、优化及其与生态环境质量的关系等议题[15]。乡村聚落的载体是农村土地,聚落的空间重构以土地利用转型为基础。乡村重构在景观上的直观反映为乡村聚落的重构。乡村聚落或者村落文化景观的变化是理解乡村重构最直白的视觉感官印象,研究乡村聚落即是研究乡村的空间重构。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多数村落发展处于“消亡”阶段,“空心化”问题暴露,而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加速传统村落日渐衰落或消失[16],其均从属于乡村聚落研究方向。乡村转型发展是乡村空间格局的形成与演变的驱动力,其实质是推进工农关系与城乡关系的根本转变[17],根本上则是农村生活方式的转变。乡村重构与乡村转型发展具有相似的概念内涵[18],甚至,乡村重构在某种意义上也称为乡村转型发展[19]。农村空间商品化是指通过,诸如旅游活动和非农人员的房地产投资、农村产品销售、利用农村印象推销农产品和其他商品等方式,达到“销售”农村资源的目的[20]。农村空间商品化与乡村重构框架下的其他研究方向均有交叉部分,且突出农村经济发展方式变革,即非农业要素发展,而其他要素的改变均是以最大化农村经济发展变革成果为导向。
乡村重构与农村空间商品化短期内的根本目标一致,即转变农村经济发展方式,由农业生产转换为非农业生产,或由放任粗犷农业生产转换为专业化精细化农业生产,从而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乡村重构与农村空间商品化皆是城市化加速阶段的必然产物。实践的探索与理论的深入拓宽了学者的视野,社会的进步也催化了更多的驱动因素,主导驱动力亦具有显著时空异质性。驱动机制的求索历程更多地直接从“外援驱动”过渡至“内外综合驱动”。地理学界早期基本将农村发展的驱动力归功于为“外源驱动”;而当前阶段则认为“内外综合驱动”机制更能反映实践问题。
早期学者认为,新的经济因素、外来文化[21]、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22]、城乡关系、国家经济发展与现代化进程、计划生育与农地制度、国家政策[23]等驱动因子推动农村发展。当前阶段研究认为,内核系统和外缘系统驱动因子推动乡村地域系统的发展和演化[24],地理环境发挥基础作用,乡村内部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和乡村外部社会经济的变化是现阶段的主要驱动力[25],而村域能人是重构协调内发动力和外发动力的关键主体[26],政府为管理主体[27]。当地政府、企业、能人、普通农户作为农村发展的行为主体,发挥主体能动性突破发展“瓶颈”,促使乡村呈上升发展趋势[28]。因此,在乡村重构中,应注重内发动力与外发动力的统筹协调。随着农村人员对外交流的不断增加,交通通达性驱动力日趋显著,交通通达性驱动力在生产空间重构的作用力方面[29]。在单元村微观视角上,非人类参与者对乡村重构发挥了一定的影响作用[30]。
1） 乡村重构发展模式与实现路径。长期以来,中国乡村重构模式的研究多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20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者对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三角模式展开了大量研究,而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探究较少。以地域名称命名的发展模式,在研究体系中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研究较为凌乱破碎,缺乏系统性[31]。目前普遍认可的发展模式分类标准为基于乡村重构动力源的差异性,这与Terluin提出的乡村重构机制分类思路趋同,即外援驱动型、内生发展型和内外综合驱动型,并将其细化到二级模式（参见文献[32]表1）。乡村地域融生活、生产、生态、文化等多功能于一体。充分发挥乡村地域所具有的多功能性,有利于加快乡村发展转型过程。乡村重构的实现路径可从空间、经济、社会3个维度实现[24],具体路径构建可参见龙花楼等人的等研究成果[24]。
表1 中国农村空间商品化实现路径及基本特征
Table 1 The realization of path and basic features of commodification of rural spaces in China
| 路径 | 基本特征 |
|---|---|
| 用来交易的农产品生产 | 粮食、蔬菜、水果、农区畜牧产品、水产品、花卉等传统农产品;新生代健康有机农产品;农畜产品加工食品,农副业土特产 |
| 农村（加）工业 | 农村工业、加工业。农村低廉的地租与充足的剩余劳动力优势吸引城市工业向农村转移,包括家庭工场、手工作坊、乡村车间等形式 |
| 发展休闲旅游 | 以农业和农村旅游资源、农村文化产品为卖点发展农村旅游业,包括农业种植采摘,农村特色文化实体加工（如农副业与手工业土特产）,或以民俗文化形象包装为卖点,以表演形式展示 |
| 专业市场发展 | 依托区位优势和相关产业基础,发展商贸、集贸、农产品批发市场 |
| 纳入城市建设拓展区 | 城市边缘或特定区域的农村,被动或者主动出让土地,成为城市发展的一部分,民居买卖性质加剧,土地经济效益增加,推进农村人口的非农转型和农村空间重构 |
| 城乡一体化基础建设 | 农村教育、医疗、交通、供电供水等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市政设施以及居民生活方式实现城乡一体化 |
| 景观、环境保护与管理 | 农村景观、环境、生态的保护与管理,如美丽乡村规划与建设,农村生态保护 |
2） 农村空间商品化实现路径。本文基于Perkins、王鹏飞所列农村空间商品化具体表现方式[1,33],结合中国国情加以整理,在仔细推敲农村空间商品化概念的基础上,将农村空间商品化现实路径总结如下（表1）。
除理论研究的契合外,农村空间商品化的驱动机制、发展模式及实现路径基本上可从乡村重构研究框架内探寻。农村空间商品化侧重村域微观视角,但驱动因子与乡村重构驱动因子基本无异。下面重点讨论二者发展模式与实现路径的关系。乡村重构发展模式与实现路径从两个角度探索了“农村转型发展”的现象,二者实质都是阐述农村“重构”的表现形式,并试图从本质上综括其发展规律。“发展模式”源于动力机制作用差异化,立足点是以发生“乡村重构”的农村地区本土农民“被动”或者“主动”参与外界或者村域非农业经济建设,并取得相较于农业劳动收入更多的报酬,强调“人”的主体能动性。“实现路径”则是以发生或者未发生“乡村重构”的农村地区的物质、产业、文化等多维度视角,来研究乡村重构的“重构”途径,具有一定的指导性和前瞻性,重视客观存在的农村空间、产业、文化等物质结构。
将乡村重构发展模式映射到农村地域多功能空间之中,其“生产”空间重构对应的是农村空间商品化的实践发展建设,即城镇建设带动发展、农业专业化与产业化发展、参与乡镇工业发展等六大模式,而“生活、生态、文化”空间重构可促使“生产”空间重构更有条理、更趋高效、更具农村特征。农村空间商品化内嵌并融合于“生产、生活、生态、文化”乡村功能重构的整体架构,这些功能均与农村空间商品化有或多或少的联系,但农村空间商品化突出概括农村“生产”空间的重构过程。农村空间商品化实现路径与乡村重构实现路径较有差别,因农村空间商品化侧重经济重构,空间重构与社会重构只是作为经济重构的补充。农村空间商品化中的经济重构实现路径同样为改造升级传统产业、积极培育新业态。
通过研究框架的梳理,结合乡村重构体系的热点识别及推移的过程与现状,本文认为：第一,农村空间商品化研究从属于乡村重构研究框架,农村空间商品化突出研究农村经济重构的过程,注重经济重构带动空间重构、社会重构的社会规律,通过策动农村生产空间与非生产空间的转型,促使农村单一生产空间转化为农村地域多功能空间。第二,农村空间商品化是乡村重构实现的有效途径,乡村重构得益于农村空间商品化的推动,但乡村重构又不完全取决于农村空间商品化,如出于自居住而非商用的宅基地建设等。相对于乡村重构,农村空间商品化研究尺度较微观、具体,对农村空间商品化进行深入而翔实的实证研究,可为乡村重构总体框架提供生动而充盈的骨干支撑,对推动中国,甚至发展中国家的乡村重构研究迈向国际化水平有重要意义。中国乡村重构研究尚浅,而农村空间商品化议题的研究更少,二者相辅相成,定能在振兴乡村理论与实践方面发挥作用（图3）。
图3 中国农村空间商品化与乡村重构关系及相关研究主体关系
Fig.3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odification of rural spaces and rural restructuring and the relationship map of related research subjects in China
基于以上文献综述,本文认为乡村重构体系既有研究尚有不足：① 世界各国国情迥异,中国城乡对立格局深刻,而农村发展理论多数是从西方引进,因此缺少本国特有的、原创性的理论。② 城市化加速发展,农村发展动力不足,致使以消费功能为导向的农村地域多功能研究不足,侧重农村地区“经济重构”“生产空间”的研究成果更显缺乏。③ 案例研究多以“乡村旅游”为主,缺乏多路径探索。④ 研究案例区多集中在经济发达或大都市周边地区,地域类型多为平原,山区丘陵较少,微观尺度研究更是寥寥。⑤ 农村经济发展阶段特征与过程、作用机理、生态环境互动、乡村秩序重构等亟待深入探讨。故未来相关研究的展望可归纳为：
1） 验证西方理论是否与中国乡村重构体系相符,积极探索本国原创性理论。农村发展理论均由西方国家传入中国,西方国家先进的理论对中国研究领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发达国家的农村发展状况与中国农村发展情况不同,“拿来主义”缺乏严谨性。故国外农村发展理论需在中国不同案例研究中验证与提升,以期真正实现“为己所用”。此外,在研究过程中,学者应积极培养反思精神,结合本国国情,探索本国的原创性理论。
2） 加强村镇与城市要素交流机制研究,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能就“农”论“农”。“城和乡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衰败的农村绝烘托不出繁荣的城市。”城乡融合发展是城乡间要素融合发展,要通过“生产、生活、生态、文化”多维将更多资源配置向“农村”倾斜,并主动重构农村特质多功能。城市要素等外界力量的干预,必然影响中国乡村重构或者农村商品化发展,因此郊区村镇与城市要素交流机制的研究十分必要。
3） 乡村重构与农村空间商品化实现的多路径探索。已有研究将“乡村旅游”作为“精准扶贫”政策寻求贫困区脱贫的实现路径,其同时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途径,“乡村旅游”相关研究对农村脱贫、乡村振兴具有靶向针对性的现实意义。研究应继续加强以“乡村旅游”为主的“经济重构”实现路径的研究,并加大其他路径的探究,在案例区的选取上遵循“典型+普通”模式。此外,研究过程中应重视交通道路、河流水域、互联网等因素对当地发展转型带来的影响。
4） 结合宏观、中观尺度,加强诸如村级等微观尺度的乡村重构与农村空间商品化的阶段性特征研究及量化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对不同地域单元的格局演化、发展模式、驱动机制、作用机理等进行深入探讨。深入不同发展阶段案例区村域内部空间,研究农村地域单元阶段性变化。探究现状及演化格局的驱动机制或影响因素,以把控农村发展脉络。应将中国不同地理梯度、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产业主导方向的不同类型地区的农村转型发展微观层面的作用过程及机制机理反映到地理空间维度,对于完善发展中国家业已出现的空间消费具有重要意义。
5） 农村土地利用与整治方案的研究。“乡村振兴”的载体是农村土地。中国农村耕地和宅基地紧缺与浪费并存,多年来,学者们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农村土地利用存在诸多问题。由于传统农区农村农民发展自身能力的不足与约束,农民强烈支持由政府牵头并监管的且具备可预见收益的农村整治与建设等工程。因此土地利用整治与建设的方案或者规划及相关政策支撑、监管机制或许会成为未来的研究重点。
6） 关注并加强对乡村秩序重构的研究。为规避发展与秩序的悖论问题,乡村社会治理应加强社会规则重建和文化重建。公共服务职能与公共服务设施尚不完善问题也应在农村空间商品化或乡村重构过程中进一步辨识与讨论。此外,应关注个体农户、农村集体适应乡村转型的反映,如农村主体中弱势群体的被动情绪与利益诉求、已纳入城市建设拓展区农村“居民市民化”出路。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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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北京农村空间的商品化与城乡关系 [J].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312006 URL [本文引用: 3] 摘要
基于后生产主义理论,讨论了北京农村空间的商品化与城乡关系问 题,并从理论抽象方面取得了以下认识:①无论农村与城镇,空间是一种抽象的概念,理论上,自然界的纯粹空间不具有商品价值意义.空间的商品化是与一定的人 类经济生产活动和生产方式相联系而存在和逐步显现的;②在经济全球化与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随着社会经济力的增强、后生产主义思想的蔓延,人类生产活动日 益丰富,空间的商品化也进一步显现;③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农村的景观、土地利用、就业、生活形态、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使得北京农村空间生产内容发生了巨大变 化,多样化愈趋增强,北京农村空间的商品性也日益突出;④随着农村空间商品化的发展,北京地区的城乡差距逐步缩小,北京地区长期扭曲的城乡关系得到一定程 度的纠正.
A study on commodification in rural spac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Beijing City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312006 URL [本文引用: 3] 摘要
基于后生产主义理论,讨论了北京农村空间的商品化与城乡关系问 题,并从理论抽象方面取得了以下认识:①无论农村与城镇,空间是一种抽象的概念,理论上,自然界的纯粹空间不具有商品价值意义.空间的商品化是与一定的人 类经济生产活动和生产方式相联系而存在和逐步显现的;②在经济全球化与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随着社会经济力的增强、后生产主义思想的蔓延,人类生产活动日 益丰富,空间的商品化也进一步显现;③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农村的景观、土地利用、就业、生活形态、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使得北京农村空间生产内容发生了巨大变 化,多样化愈趋增强,北京农村空间的商品性也日益突出;④随着农村空间商品化的发展,北京地区的城乡差距逐步缩小,北京地区长期扭曲的城乡关系得到一定程 度的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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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空心化的地理学研究与整治实践 [J].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2009.10.00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农村空心化是城乡转型发展进程中乡村地域系统演化的一种特殊形态。研究农村空心化是乡村地理学的天然职能,具有独特的学科优势。地理学研究农村空心化问题,主要着眼于乡村地域系统综合性、动态性和区域性视角,侧重梳理并规范农村空心化现象描述与空间模式构建、形成机理与动力机制、空心化效应与响应机制、整治潜力类型与优化调控等农村空心化命题研究;提炼并发展空心村演进的生命周期、代际演替空间型式、农村空心化动力学机制和农村空心化调控"三整合"等基础理论;结合农村聚落空间格局和聚落演进的影响要素分析,提出我国农村空心化调控的重点与研究主题;基于山东禹城市典型案例分析,探讨了禹城市空心化村庄整治的基本准则、发展理念与规划方案。通过实施空心村整治示范工程,重点研究空心化村庄整治引领新农村建设、耕地红线保障和城乡土地统筹配置"三位一体"目标的机制、政策与模式。
Geographical research and optimizing practice of rural hollowing in China .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2009.10.00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农村空心化是城乡转型发展进程中乡村地域系统演化的一种特殊形态。研究农村空心化是乡村地理学的天然职能,具有独特的学科优势。地理学研究农村空心化问题,主要着眼于乡村地域系统综合性、动态性和区域性视角,侧重梳理并规范农村空心化现象描述与空间模式构建、形成机理与动力机制、空心化效应与响应机制、整治潜力类型与优化调控等农村空心化命题研究;提炼并发展空心村演进的生命周期、代际演替空间型式、农村空心化动力学机制和农村空心化调控"三整合"等基础理论;结合农村聚落空间格局和聚落演进的影响要素分析,提出我国农村空心化调控的重点与研究主题;基于山东禹城市典型案例分析,探讨了禹城市空心化村庄整治的基本准则、发展理念与规划方案。通过实施空心村整治示范工程,重点研究空心化村庄整治引领新农村建设、耕地红线保障和城乡土地统筹配置"三位一体"目标的机制、政策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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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生活空间研究进展及展望 [J].Progress and prospect on rural living spac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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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ry backwater to virtual village? Rural studies and the cultural turn [J].https://doi.org/10.1016/S0743-0167(97)00053-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s been something of a resurgence in rural studies, which has become somewhat more mainstream than previously in the academic space of social science. Increasing numbers of people have taken on important dualistic questions of society/space, nature/culture structure/agency and self/oth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studies. However, it is the ?cultural turn? in wider social science which has lent both respectability and excitement to the nexus with rurality, particularly with new foci on landscape, otherness and the spatiality of nature. With a conceptual fascination with difference, and a methodological fascination with ethnography, cultural studies have provided a significant palimpsestual overlay onto existing landscapes of knowledge. This paper seeks to convey some of the excitements and challenges which have been generated by this resurgence. Cultural studies of the rural have emphasized important new perspectives on real and hyperreal countrysides, but have also served to re-emphasize existing unresolved issues about politics, ethics and morality in rural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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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c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rural regions of advanced countries: an overview and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ories [J].https://doi.org/10.1016/S0743-0167(02)00071-2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This article provides an overview and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orie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rural regions in advanced countries. For this purpose, we have consulted literature in regional economics and the multidisciplinary field of rural studies. In order to analyse to which extent these theories are supported by empirical evidence, we have applied the method of pattern-matching to 18 case studies in leading and lagging rural regions in the EU. The matching results show that the mixed exogenous/endogenous development approach, the community-led development theory and the first hypothesis of Bryden's theory on the exploitation of social and cultural capital are widely supported by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he case studies. Broadly speaking, these theories relate economic development—given the availability of labour and capital—to a high capacity of local actors and strong internal and external net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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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development in Europe theoretical models and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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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ogenous development,social capital and social inclusion:perspectives from leader in the UK [J].https://doi.org/10.1111/1467-9523.0014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re is a danger of subscribing too readily to the rhetoric of participative development. The communitarian assumptions of the endogenous approach privilege a 'territory' as potentially homogenous and gloss over internal socio-economic and cultural inequality. The insights of Bourdieu are particularly instructive her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leader -type programmes need to include pro-active action targeted at raising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capital of individuals and of disadvantaged groups (either of which happen to be in the area, but not innately defined by the area).The ideas are illustrated in relation to leader in the United King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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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ing rurality and practicing rural geography [J].https://doi.org/10.1177/030913250935735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Recent research in rural geography has shown increasing interest in the ways in which rurality is performed and enacted by diverse actors. Rural geographers have also demonstrated increasing awareness of their own 'performances' as researchers, including their enactment of multiple roles in engaging with research subjects, funders and users. This progress report for rural geography discusses recent contributions on these two related themes, briefly summarizing research on the performance and enactment of rurality and rural identities before proceeding to review publications that have reflected on methodological developments, positionality in rural research and political and policy engagement in rural ge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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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市近郊の横浜市青葉区寺家地区におけるルーラリティの商品化 [J].The commodification of rurality in the Jike area,Yokohama city: The Tokyo metropolitan fring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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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ulses towards a multifunctional transition in rural Australia: gaps in the research agenda [J].https://doi.org/10.1016/j.jrurstud.2005.08.00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 direction, complexity and pace of rural change in affluent, western societies can be conceptualized as a multifunctional transition, in which a variable mix of consumption and protection values has emerged, contesting the former dominance of production values, and leading to greater complexity and heterogeneity in rural occupance at all scales. This transition is propelled by three dominant driving forces, namely: agricultural overcapacity; the emergence of market-driven amenity values; and growing societal awareness of sustainability and preservation issues. Australia's generous supply of land and sparse investment in agriculture has facilitated local transitions towards enhanced consumption and protection values, enabling a clearer delineation of emerging differentiated modes of rural occupance than in more contested locales. In Australia seven distinctive modes of occupance can be identified, according to the relative precedence given to production, consumption or protection values. These modes are described as: productivist agricultural; rural amenity; small farm (or pluriactive); peri-metropolitan; marginalized agricultural; conservation; and indigenous. Within these seven modes, alternative trajectories are identified, indicating variability in the intensity and type of resource use. Articulation of the transition concept may provide synergy between discrete discourses in rural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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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tainable rural geographies? [J].https://doi.org/10.1177/030913259301700408 URL [本文引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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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土地利用转型与乡村转型发展 [J].https://doi.org/10.11821/xb201204012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土地利用转型这一研究方向引入中国后,结合中国社会经济特点的相关研究篷勃开展。土地利用形态是土地利用转型研究的核心内容,在社会经济变化和革新的影响下,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土地利用形态的概念内涵被不断拓展。本文在分析土地利用形态概念内涵的发展演变基础上,提出将其分为显性形态与隐性形态两种形式,并以此诠释了土地利用转型的概念模式,进而探讨了土地利用转型与乡村转型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指出:耕地和农村宅基地这两种地类乃乡村发展与土地利用转型之重要源头。随后探讨了乡村转型发展与耕地和农村宅基地利用转型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最后提出未来土地利用转型与乡村转型发展的研究方向,涉及土地利用转型与乡村转型发展的格局与地域类型、互馈作用机理与动力机制、资源与环境效应、优化调控模式和途径等方面。
Land use transition and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https://doi.org/10.11821/xb201204012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土地利用转型这一研究方向引入中国后,结合中国社会经济特点的相关研究篷勃开展。土地利用形态是土地利用转型研究的核心内容,在社会经济变化和革新的影响下,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土地利用形态的概念内涵被不断拓展。本文在分析土地利用形态概念内涵的发展演变基础上,提出将其分为显性形态与隐性形态两种形式,并以此诠释了土地利用转型的概念模式,进而探讨了土地利用转型与乡村转型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指出:耕地和农村宅基地这两种地类乃乡村发展与土地利用转型之重要源头。随后探讨了乡村转型发展与耕地和农村宅基地利用转型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最后提出未来土地利用转型与乡村转型发展的研究方向,涉及土地利用转型与乡村转型发展的格局与地域类型、互馈作用机理与动力机制、资源与环境效应、优化调控模式和途径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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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耕地和农村宅基地利用转型耦合分析 [J].https://doi.org/10.11821/xb20120200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Land use transition refers to the changes in land use morphology of a certain region over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driven by socio-economic change and innovation, and it usually corresponds to the transition of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phase. In China, farmland and rural housing land are the major sources of land use transi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patio-temporal coupling characteristics of farmland and rural housing land transition in China, using high-resolution Landsat TM (Thematic Mapper) data in 2000 and 2008, and the data from Reports on China's Land-use Survey and Update during 2000-2008 released by the Ministry of Land and Resources of China. Conclusions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During 2000-2008,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farmland vs. rural housing land change is -0.921, showing that the change pattern of farmland and rural housing land is uncoordinated; 2) The result of Spearman rank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the change rate of rural housing land and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farmland vs. rural housing land change shows that rural housing land change has played a major role in the process of farmland and rural housing land transformation from each other; and 3) During 2000-2008, a high-degree coupling is found between farmland and rural housing land change in the southeast China, based on the calculation of the coupling coefficient of China's farmland and rural housing land change at provincial level. In general, farmland and rural housing land transition in China is driven by socio-economic, bio-physical and managerial three-dimensional driving factors through the interactions among rural population, farmland and rural housing land. However, the spatio-temporal coupling phenomenon and mechanism of farmland and rural housing land transition in China are largely due to the 'dual-track' structure of rural-urban development.
Analysis of the coupling of farmland and rural housing land transition in China .https://doi.org/10.11821/xb20120200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Land use transition refers to the changes in land use morphology of a certain region over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driven by socio-economic change and innovation, and it usually corresponds to the transition of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phase. In China, farmland and rural housing land are the major sources of land use transi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patio-temporal coupling characteristics of farmland and rural housing land transition in China, using high-resolution Landsat TM (Thematic Mapper) data in 2000 and 2008, and the data from Reports on China's Land-use Survey and Update during 2000-2008 released by the Ministry of Land and Resources of China. Conclusions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During 2000-2008,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farmland vs. rural housing land change is -0.921, showing that the change pattern of farmland and rural housing land is uncoordinated; 2) The result of Spearman rank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the change rate of rural housing land and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farmland vs. rural housing land change shows that rural housing land change has played a major role in the process of farmland and rural housing land transformation from each other; and 3) During 2000-2008, a high-degree coupling is found between farmland and rural housing land change in the southeast China, based on the calculation of the coupling coefficient of China's farmland and rural housing land change at provincial level. In general, farmland and rural housing land transition in China is driven by socio-economic, bio-physical and managerial three-dimensional driving factors through the interactions among rural population, farmland and rural housing land. However, the spatio-temporal coupling phenomenon and mechanism of farmland and rural housing land transition in China are largely due to the 'dual-track' structure of rural-urba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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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三生空间”的土地利用转型与生态环境效应 [J].Land use transformation based on ecological-production-living spaces and associated eco-environment effect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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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J].
通过计量地理方法和GIS手段对广东省126个国家级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广东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类型为凝聚型;从市域尺度来看,传统村落的分布较为集中,主要集中在梅州、清远、广州和湛江四市;从地理区域尺度来看,传统村落在广东省四大地理区域不均衡,呈集中分布的趋势,主要集中分布在粤北,其次是珠三角;另外,广东省国家级传统村落分别在梅州和清远存在2个高密度区。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和历史文化为传统村落保存提供了重要条件,是影响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
Spatial distribution features and controlling factor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
通过计量地理方法和GIS手段对广东省126个国家级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广东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类型为凝聚型;从市域尺度来看,传统村落的分布较为集中,主要集中在梅州、清远、广州和湛江四市;从地理区域尺度来看,传统村落在广东省四大地理区域不均衡,呈集中分布的趋势,主要集中分布在粤北,其次是珠三角;另外,广东省国家级传统村落分别在梅州和清远存在2个高密度区。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和历史文化为传统村落保存提供了重要条件,是影响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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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乡村转型发展与新农村建设 [J].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2007.06.001 [本文引用: 1] 摘要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深刻地改变着广大农村地区,促使农村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与农业生产方式等发生巨大变化,乡村发展步入转型升级的新阶段.1978-2005年,沿海地区第一产业比重由23.3%降为7.9%,第三产业比重由19.8%升为40.5%,农业劳动力比重则由90.8%降为47.9%.模拟分析表明,沿海地区农业产值与农业就业份额仍将持续下降,2010年、2020年农业产值比重将降为8.0%和6.0%,农业劳动力比重将降为44.5%和32.2%.1990-2005年,沿海地区劳耕弹性系数为1.84,反映了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远快于耕地面积的减少,农业劳动力效益在稳步提高.同期,乡村人口由3.06亿人降为2.19亿人,而农村人均居住用地规模却在增大,未能实现农村人口转移与农村居民点的减少相挂钩.沿海地区新农村建设须遵循乡村转型发展规律,重在科学规划、分区推进,通过优化城乡用地、发展现代农业和农村特色经济,提升农村生产力,促进沿海城乡互动与协调发展.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and new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in eastern coastal area of China .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2007.06.001 [本文引用: 1] 摘要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深刻地改变着广大农村地区,促使农村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与农业生产方式等发生巨大变化,乡村发展步入转型升级的新阶段.1978-2005年,沿海地区第一产业比重由23.3%降为7.9%,第三产业比重由19.8%升为40.5%,农业劳动力比重则由90.8%降为47.9%.模拟分析表明,沿海地区农业产值与农业就业份额仍将持续下降,2010年、2020年农业产值比重将降为8.0%和6.0%,农业劳动力比重将降为44.5%和32.2%.1990-2005年,沿海地区劳耕弹性系数为1.84,反映了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远快于耕地面积的减少,农业劳动力效益在稳步提高.同期,乡村人口由3.06亿人降为2.19亿人,而农村人均居住用地规模却在增大,未能实现农村人口转移与农村居民点的减少相挂钩.沿海地区新农村建设须遵循乡村转型发展规律,重在科学规划、分区推进,通过优化城乡用地、发展现代农业和农村特色经济,提升农村生产力,促进沿海城乡互动与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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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geography: Processes, responses and experiences in rural restructuring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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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a since the turn of the new millennium [J].https://doi.org/10.1016/j.apgeog.2011.02.00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Since the turn of the new millennium, the Chinese central government has focused significant attention on substantially improving rural residents’ well-being and achiev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is paper examines China’s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based on three assessing indicator systems (the rural development level, the rural transformation level, and the urban–rural coordination level), using government socioeconomic data from 2000 to 2008. Spatial and statistical analyses, supported by SPSS 13 and ArcGIS 9.2 software, show that rural China has experienced universal and intense transformative development since 2000. China’s urban–rural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declined greatly between 2000 and 2008. Our analysis shows that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that corresponds to a certain rural development level will lead to the effectiv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rural systems and an improved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more attention needs to be paid to the powerful factors that fuel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especially in coastal China, to coordinate urban–rural development under the pressure of rapid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the new century. Given the multiscale nature of regional inequalities in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improving rural development policies aimed at various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types might be the most effective way to shape a more coordin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patter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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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geography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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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乡村文化景观的类型及其演化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1-4616.1999.04.03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乡村文化景观是一种以自然因素为基底,又打上了人文作用烙印的文化景观,乡村文化景观的构成复杂,景观类型多样,地域差异也十分显著,本文应用一些相关指标,分析了乡村文化景观的类型及其演化.
Study on the types of rural cultural landscape and its evolution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1-4616.1999.04.03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乡村文化景观是一种以自然因素为基底,又打上了人文作用烙印的文化景观,乡村文化景观的构成复杂,景观类型多样,地域差异也十分显著,本文应用一些相关指标,分析了乡村文化景观的类型及其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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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聚型农业村落文化景观的演化过程与机理 [J].Cultural landscape evolution of cluster agricultural villag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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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乡村重构 [J].Rural restructuring:Theory, approach and research prospec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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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域多功能性评价及其决策机制 [J].https://doi.org/10.11821/xb20111000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erritorial function in various regions has a significant spatial heterogeneity and temporal variability.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as well as enhancement of geographic differentiation and diversity of man-earth areal system, territorial functions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orientations has shown an increasingly strong trend towards diversification. Based on the definition of territorial dominant functions at the county level and the building of multi-functionality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index analysis model, this paper evaluates and grades the function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food security, social stabilit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comprehensive function. The results are obtained as follows economy-oriented functional areas a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eastern coastal developed areas and peripheral areas of the metropolitan regions, such as Pearl River Delta,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Beijing-Tianjin-Ji region. Grain-oriented functional areas a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Northeast China Plain, the Huang-Huai-Hai Plain, Sichuan Basin, central Hubei, eastern Hunan and other regions covered by a large area of plain. The social security function indexes are gradually weakened from coastal to inland areas and from north to south; Eco-conservation areas are concentrated in the Northeast China and southern Qinling Mountain-Huaihe River Line. Then based on the coupling of each dominant function and the evaluation of composite function at the county level, study areas are divided into two types: areas with strong function and areas with weak function. Finall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novation mechanisms and favorable policies to enhance the dominant function of each county and optimize the allocation of production factors, including the financial transfer payment,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and government performance assessment, which provide a scientific guidance for regional harmony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le growth of county competitive power.
Territorial multi-functionality evaluation and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at county scale in China .https://doi.org/10.11821/xb20111000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erritorial function in various regions has a significant spatial heterogeneity and temporal variability.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as well as enhancement of geographic differentiation and diversity of man-earth areal system, territorial functions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orientations has shown an increasingly strong trend towards diversification. Based on the definition of territorial dominant functions at the county level and the building of multi-functionality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index analysis model, this paper evaluates and grades the function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food security, social stabilit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comprehensive function. The results are obtained as follows economy-oriented functional areas a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eastern coastal developed areas and peripheral areas of the metropolitan regions, such as Pearl River Delta,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Beijing-Tianjin-Ji region. Grain-oriented functional areas a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Northeast China Plain, the Huang-Huai-Hai Plain, Sichuan Basin, central Hubei, eastern Hunan and other regions covered by a large area of plain. The social security function indexes are gradually weakened from coastal to inland areas and from north to south; Eco-conservation areas are concentrated in the Northeast China and southern Qinling Mountain-Huaihe River Line. Then based on the coupling of each dominant function and the evaluation of composite function at the county level, study areas are divided into two types: areas with strong function and areas with weak function. Finall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novation mechanisms and favorable policies to enhance the dominant function of each county and optimize the allocation of production factors, including the financial transfer payment,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and government performance assessment, which provide a scientific guidance for regional harmony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le growth of county competitive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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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淮海典型地区村域转型发展的特征与机理 [J].https://doi.org/10.11821/xb20120600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村域是中国农村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单元,开展村域发展综合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本文基于对黄淮海平原3个典型县区内5个代表性村域在过去30年的发展历程及影响因素的系统考察,探讨传统农区农业型村域转型发展的过程特征与内在机理。研究发现:①在经济基础、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内源性影响因素以及制度安排、市场需求和专业技术等外源性影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案例村域大致经历了缓慢发展、逐渐起步、转型发展3个阶段。②案例村域转型发展过程的共性特征包括:重视民众参与;以能人为关键主体,着力实现内发动力与外发动力的统筹协调;日益重视抢占产业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创新是村域发展的力量源泉;战略、规划及行动力是村域发展的重要支撑;村域发展是一个自组织、网络化的动态过程。③其内在机理可归纳为:村民是村域发展的主体,能人是村域发展的核心因素,能人基于对村域自身资源禀赋、发展意愿、市场供需、政策导向、外域经验的洞察,着力激发内部动力、整合外部动力,共同构建协作组织、开展学习创新、制定发展战略、发展社会分工、参与市场竞争,切实推进村域自然—生态结构、技术—经济结构、制度—社会结构的优化,进而促进村域转型发展。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的新时期,为加速传统农区的村域转型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应注重村域生产体系和城镇生产体系的要素融通、信息互享、产业融合、功能互补。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 of village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in typical regions of Huang-Huai-Hai Plain .https://doi.org/10.11821/xb20120600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村域是中国农村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单元,开展村域发展综合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本文基于对黄淮海平原3个典型县区内5个代表性村域在过去30年的发展历程及影响因素的系统考察,探讨传统农区农业型村域转型发展的过程特征与内在机理。研究发现:①在经济基础、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内源性影响因素以及制度安排、市场需求和专业技术等外源性影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案例村域大致经历了缓慢发展、逐渐起步、转型发展3个阶段。②案例村域转型发展过程的共性特征包括:重视民众参与;以能人为关键主体,着力实现内发动力与外发动力的统筹协调;日益重视抢占产业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创新是村域发展的力量源泉;战略、规划及行动力是村域发展的重要支撑;村域发展是一个自组织、网络化的动态过程。③其内在机理可归纳为:村民是村域发展的主体,能人是村域发展的核心因素,能人基于对村域自身资源禀赋、发展意愿、市场供需、政策导向、外域经验的洞察,着力激发内部动力、整合外部动力,共同构建协作组织、开展学习创新、制定发展战略、发展社会分工、参与市场竞争,切实推进村域自然—生态结构、技术—经济结构、制度—社会结构的优化,进而促进村域转型发展。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的新时期,为加速传统农区的村域转型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应注重村域生产体系和城镇生产体系的要素融通、信息互享、产业融合、功能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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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地域多功能的内涵及其政策启示 [J].
乡村地域多功能分异及其价值提升已成为地理学研究的重点领域。乡村地域多功能具有空间异质、时间变异等属性,自然资源禀赋、社会经济基础、区域文化环境等因素综合作用推动乡村地域功能的演进。在承载力范围内,乡村地域多功能间沿着"兼容性—拮抗作用—兼容性—协同作用"的路径演进。乡村地域多功能处于动态演化中,功能位"态"与"势"的差异将其演进过程划分为成长、兴盛、稳定和衰退四个阶段。乡村组成要素的分化整合是转型期乡村社会发展与功能演进的根本动力,导致了地域主导功能的变迁。本文通过深入剖析乡村地域多功能的内涵,以期为指导乡村"特质化"发展实践、有效提升乡村地域价值提供理论支撑。
Connotations of rural regional multifunction and its policy implications in China .
乡村地域多功能分异及其价值提升已成为地理学研究的重点领域。乡村地域多功能具有空间异质、时间变异等属性,自然资源禀赋、社会经济基础、区域文化环境等因素综合作用推动乡村地域功能的演进。在承载力范围内,乡村地域多功能间沿着"兼容性—拮抗作用—兼容性—协同作用"的路径演进。乡村地域多功能处于动态演化中,功能位"态"与"势"的差异将其演进过程划分为成长、兴盛、稳定和衰退四个阶段。乡村组成要素的分化整合是转型期乡村社会发展与功能演进的根本动力,导致了地域主导功能的变迁。本文通过深入剖析乡村地域多功能的内涵,以期为指导乡村"特质化"发展实践、有效提升乡村地域价值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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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宁三省(区)农业现代化水平格局演变及其动因分析 [J].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311011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农业现代化是“四化”同步发展的基础，其时-空分析有助于把握区域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动因。基于1996~2010 年陕甘宁三省（区）农业现代化相关数据计算综合得分，采用相对发展率、区位变异系数及面板数据回归等方法刻画其空间演变特征并揭示原因。结果表明：① 15 a 间三省（区）农业现代化水平呈交替上升态势，2005~2010 年农业现代化发展速度明显高于1996~2000 年和2000~2005 年，且日趋均衡。② 2005~2010 年28 市（区）的格局演变较前2 个时期更加显著，陕西省各市排序上升明显。③ 影响农业现代化格局演变的除系统内部要素外，财政支农力度、农业贷款、区域交通网络以及农村人力资本和农业技术的应用等因素也越来越显著。</p>
The pattern evolution and it’s reasons about the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 Shaanxi-Gansu-Ningxia region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311011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农业现代化是“四化”同步发展的基础，其时-空分析有助于把握区域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动因。基于1996~2010 年陕甘宁三省（区）农业现代化相关数据计算综合得分，采用相对发展率、区位变异系数及面板数据回归等方法刻画其空间演变特征并揭示原因。结果表明：① 15 a 间三省（区）农业现代化水平呈交替上升态势，2005~2010 年农业现代化发展速度明显高于1996~2000 年和2000~2005 年，且日趋均衡。② 2005~2010 年28 市（区）的格局演变较前2 个时期更加显著，陕西省各市排序上升明显。③ 影响农业现代化格局演变的除系统内部要素外，财政支农力度、农业贷款、区域交通网络以及农村人力资本和农业技术的应用等因素也越来越显著。</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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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者网络理论与农村空间商品化 [J].Actor network theory and commodification in rural spac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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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村镇建设和农村发展的机理与模式研究 [J].https://doi.org/10.1038/s41598-017-03267-x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村镇是城乡地域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村镇建设对于实现城乡统筹、促进城乡要素有序流动和乡村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要素—结构—功能"关联的视角,阐述了村镇建设和农村发展的机理;基于农村发展动力源的差异性,将村镇建设和农村发展模式划分为外援驱动型、内生发展型和内外综合驱动型三个一级模式。在此基础上,从农村主导功能视角,将其进一步细分为城镇建设带动型、劳务输出带动型、农业专业化和产业化带动型、乡镇工业带动型、乡村文化产业带动型、旅游产业带动型以及专业市场组织型7个二级模式。最后,从统筹城乡发展、稳步开展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重构乡村空间格局、加强村镇治理体系建设的角度探讨了村镇建设的创新机制和政策建议。
The mechanism and models of villages and towns construction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https://doi.org/10.1038/s41598-017-03267-x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村镇是城乡地域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村镇建设对于实现城乡统筹、促进城乡要素有序流动和乡村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要素—结构—功能"关联的视角,阐述了村镇建设和农村发展的机理;基于农村发展动力源的差异性,将村镇建设和农村发展模式划分为外援驱动型、内生发展型和内外综合驱动型三个一级模式。在此基础上,从农村主导功能视角,将其进一步细分为城镇建设带动型、劳务输出带动型、农业专业化和产业化带动型、乡镇工业带动型、乡村文化产业带动型、旅游产业带动型以及专业市场组织型7个二级模式。最后,从统筹城乡发展、稳步开展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重构乡村空间格局、加强村镇治理体系建设的角度探讨了村镇建设的创新机制和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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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dification: Re-resourcing rural areas [M]//Cloke P, Marsden T, Mooney P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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