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期,伴随着现代性与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不断加剧的贫富差距和城乡人口的自由迁移,使得无家可归者（homeless people）的身影开始出现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并逐渐引发地理学者的关注与重视^[1]。许多地理学者开始将无家可归者置于城市更新^[2]以及公共空间政治^[3]等研究框架中,来讨论城市社会与政府政策对无家可归者的排斥。在这种普遍流行的“排斥性”与“惩罚性”话语之下,有学者逐渐开始反思,在新时期城市异质化空间愈加多元的情境下,无家可归者在城市所面临的各种生存状况应该是更加复杂多样的。因而,地理学对于无家可归者的研究,视角开始更加具象与微观,研究内容也转向为基于无家可归者日常生活的更加综合与全面的考量^[4]。

日常生活,是指与常规的、琐碎的以及重复性的社会活动相关的领域^[5],其往往嵌入在社会结构与个体能动性之间的二元张力之中^[6]。一方面,在现代性的社会情境下,工具理性和实用主义的社会导向使得竞争与压力弥散在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日常生活似乎成为了消费社会与资本关系的附属品,各种多元行动者所开展的社会关系均被商品化而从属于市场经济^[7]。另一方面,在此无可避免的宏观社会发展趋势之下,个体并非社会结构的被动接受者,而是会通过看似重复性理所当然的社会实践,根据个人偏好选择物质实体改造世界,依凭个人经验建构地方认同^[8]。任何社会行动者对于各自认同与生活世界的建构都不是存在于真空当中,而是受到其他多元行动者的限制与束缚。在多元行动者彼此不平衡的权力施展过程中,多样化的互动实践与地方协商组构出充满意义的日常生活。这种“结构与能动性”的基本关系,成为分析某一类型社会行动者日常生活最基本的视角与维度^[6]。

在“结构与能动性”分析维度下,日常生活的地理学研究,强调社会行动者对于日常生活空间的多元感知,身体、情感与物质性等成为理解微观细致空间中实践活动的关键维度^[9]。作为现代城市无法忽视的行动者,无家可归者在日常生活视野的研究主要集中于3个主题,分别是印象管理（the management of impressions）、实践与认同的互构以及多元主体互动下的情感展演^[10]。首先,无家可归者会运用他们可以获得的有限物资,采用显性或隐性的实践方式对自我的日常生活进行刻意的营造,以便展演并传递某种经过处理并期待被他人捕获的特殊印象^[11]。这种在他者的世界中,对于自我的管理,并不仅仅是对于社会结构限制性的直观映射,也是在不平衡的权力流动中,无家可归者通过身体、情感等展演出对于矛盾与冲突的协商策略。其次,相比于直接有意识的展演,在日常重复性与经验性的例如食、住、行等各类日程化的生活实践中,无家可归者的身份与认同会逐渐形成,而这种认同感也会在不断的重复中对日程化的实践予以强化或再塑^[12]。最后,在无家可归者长期与相关行动者进行互动的过程中,会形成属于这一群体特殊的社会体验,并在这种体验中下意识或无意识的流露出对于多元行动者不同的情感与态度^[13]。总之,日常生活实践塑造着无家可归者的身份认同,展演着“我者”的真情实感,并引导、管理着“他者”对“我者”的印象。印象管理的实践伴随着无家可归者的日常生活空间轨迹而贯穿在整个城市中,实践对认同的影响大多产生于无家可归者维持生计的空间,而情感的展演则会伴随着他们的整个人生体验。

中国的无家可归者问题是伴随着国内社会经济发展与城乡转型推进不平衡而出现的特殊现象。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革,由于地域发展不平衡以及城乡发展的较大差距,城市吸引了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14]。他们少数人由于缺乏技能和其他个人原因（如身体残疾等）而在城市激烈的竞争中处于劣势,逐渐成为了城市中的无家可归者。国内一般使用“流浪乞讨人员”来定义无家可归者,在现行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中界定,流浪乞讨者是“因自身无法解决食宿、无亲友投靠、又不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或农村五保供养、正在城市流浪乞讨度日的人员” ^①(① 根据《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81号）相关内容整理。)。这个概念将乞讨与流浪并称,强调流浪者的边缘性经济行为。中国的流浪乞讨者内部并非是单一均质的群体,他们流浪乞讨的原因多样,成员构成亦复杂多元^[15]。但他们在日常公共话语中常常成为边缘、低人一等与被排挤的表征,因而学者对于流浪乞讨者的研究亦常常充斥着“问题论”的宏观论调,认为流浪乞讨现象会给城市发展带来大量矛盾,是一种亟待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14,15]。然而,以“问题论”为导向对客观社会结构性条件的探讨忽略了流浪乞讨者在日常生活中的积极性和策略性,忽视边缘群体的认知与需求。在以往对中国城市中同样从事边缘性经济行为的拾荒者、流动摊贩等边缘群体的研究发现,基于日常生活的策略可以成为挑战城市主流文化的弱者“武器”^[16,17]。研究为城市边缘群体的能动性发挥提供了卓有成效的展示。

在承认并发现边缘群体能动性基础上,流浪乞讨者在中国城市中到底应该如何正确的看待?从日常生活实践入手,去探析流浪乞讨者的管治与协商,会为深化理解流浪乞讨者这类城市边缘群体提供怎样不同的发现与视角?基于以上理论思考和实践问题,本文在总结国内针对流浪者空间管治政策与手段的基础上,以广州为案例城市,进一步探索城市流浪乞讨者的日常生活实践与协商,希望能够为无家可归者的相关研究提供更具象的扎根于中国社会文化本底的知识与经验,亦为深入理解国内流浪乞讨者的日常生活提供可供借鉴的理论思考。

1 研究区概况与方法

广州市因地处改革开放前沿,经济发展强劲,民风淳朴好善,而吸引了众多外来人口。2016年广州常住人口达到1 404.35万人,其中外来人口533.86万人^②(② 根据2017年3月31日广州市统计局《2016年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整理。)。因此,广州的流浪乞讨者救助数量历年来也都居全国之首,每年救助流浪乞讨者约2.5万人次。而在2003~2013年,即《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10 a间,广州累计救助生活无着流浪乞讨者36万人^[18]。而根据研究者从广州市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处所收集的资料显示,受助流浪乞讨者的年龄分布较为分散,男女比例约为5∶1,流浪乞讨者的户籍所在地大都集中在河南、广西、安徽及吉林等省份,广东省户籍的流浪乞讨者数量较少。

2017年3~5月,采用实地田野调查与观察、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多次进入广州流浪乞讨者的主要聚集地进行实地调查与观察。研究者首先选择与广州市某救助站进行联系,获得批准后与救助站的工作人员以及其合作的两个流浪乞讨者救助社会组织进行长期接触和访谈,共获得对5份工作人员与志愿者的深度访谈资料,访谈编码为E1~E5,希望通过救助站与志愿者的话语分析,尽可能还原城市管理者对流浪乞讨者的感知与态度,深入了解对流浪乞讨者细致全面的管治措施。之后,在救助站与社会组织的介绍下,开始对典型流浪乞讨者个案进行深度访谈,期间与被访者建立友好关系,进行多次访谈并定期回访,以获取更加真实和全面的信息。

鉴于流浪乞讨现象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为了更好地在空间管治结构性制约的基础上展示流浪者的主观能动性发挥,故本文排除了被强迫、患有精神病等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流浪乞讨者,在实地调研时选择自愿（无论主动选择或是无奈选择）将乞讨作为生计活动的流浪者为研究对象。在广州各个地区共访谈了19位流浪乞讨者,访谈编码为H1~H19,并从救助站获取到57份流浪乞讨者资料以便对访谈内容进行补充与完善。访谈主要选择在流浪乞讨者行乞过程中进行,然后再由其带领观察他们的日常居住空间。在访谈过程中,流浪乞讨者大多较为友善,访谈流程较为顺畅,访谈的时间大多为0.5~1.5 h。在本文的受访者中,女性占比21.6%,男性占比78.4%,流浪乞讨者有亲人的占70.27%,在广州流浪期间露宿的占81.08%,在年龄结构上青壮年和老年人居多（表1）。

2 城市流浪乞讨者的空间管理与日常生活

2.1 对城市流浪乞讨者的空间管治

1961年国家开始对流浪乞讨者实行收容遣送起,1982年颁布《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将收容遣送办法制度化,2003年国务院公布《城市生活无着落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政府对流浪乞讨者的管治政策逐渐从强制性收容遣送转变为自愿受助与无偿救助^[19]。虽然,中国对流浪乞讨者的空间管治政策在不断发展演变,但其管治目的始终体现在3个方面：① 对流浪乞讨者的流动性进行管治,以避免流浪者以乞讨的生计方式在城市出现;② 采取措施促使流浪乞讨者摆脱边缘群体身份,融入城市生活,减少其对城市秩序的影响;③ 通过管治限制流浪乞讨者在城市公共空间的可进入性,意图由此更好地保障城市体系的运行效率,维护城市公共秩序与安定,创造正面的城市意象。

1） 对于流动性的管治而言。2003年《城市生活无着落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出台,由此国家对于城市流浪乞讨者的管治政策不断完善化与人性化。在国家话语不断发展演进的基础上,其他尺度层级的政府组织与相关机构的管治手段亦开始更加细致。就广州而言,城市流浪乞讨者的救助工作主要由民政部门负责,而由其他政府部门进行协助。民政部门下属流浪乞讨救助站对城市流浪乞讨救助工作进行统一管理。根据《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救助站的功能定位是对流浪乞讨者进行不超10 d的短期救助,并劝导受助者返回其住所地或者所在单位,最后还是要将其遣送回原迁出地,将救助责任退回给“其亲属或者所在单位”或者“流出地人民政府”。而除此要求以外更加细化的救助工作,例如如何管治滞留在市区不愿意返乡的流浪乞讨者,市政府民政部门会面向专业的社会工作组织招标采购服务项目,将其交给社会组织进行管治^①(① 根据2003年7月21日民政部文件《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2003]24号）整理。)。接受委托的社会组织,会负责寻找救助对象并建立详细档案,协助广州市民政部门及救助站落实《城市生活无着落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以更好地将流浪乞讨者进行集中管理。同时,由社会组织牵头,联系广州市各爱心企业、团体及个人等,进行救助资源的汇总和协调。虽然现在细化的救助举措愈加人性化,但在救助站统一管理下的各方行动者的工作,必须体现广州市政府的救助意志,其本质目的仍是遣送返回原籍地,意图降低其以乞讨者身份出现在城市的可能性。

2） 对于城市公共空间的管治而言。为减少流浪乞讨者对城市意象的负面影响和城市公共秩序管理的难度,许多城市的大多数公共空间仍拒绝流浪乞讨者进入。在广州,这部分的管治工作主要由其他政府部门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及公安部门等协助完成。2004年4月1日广州市开始实施《关于加强对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的通告》,规定对于影响市容卫生、公众场所强索强讨、寻衅滋事以及扰乱公众秩序的流浪乞讨者,将由公安机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进行处罚^[20]。虽然广州市官方表示《通告》的性质并不是“禁讨令”,而广州也不设“禁讨区”。然而,在城市管理部门及公安机关的工作职能当中,流浪乞讨者与流动摊贩等其他从事边缘性经济行为的其他社会主体一样,成为了经济秩序混乱的表征^[15]。因此,广州城市管理部门与公安部门等其他相关行政机关会加强与流浪救助站的联系与合作,辅助对流浪乞讨者的救助工作来维护城市公共空间秩序。在微观尺度下,广州繁华的消费空间、公园广场以及各类新兴门禁社区,企业主与居民担心流浪乞讨者的出现与聚集会对公共秩序与安全造成影响,也会自下而上地制定更加微观的规章制度以限制他们的进入。城市公共空间总体而言似乎对于流浪乞讨者并未完全开放。除此之外,专业社会工作组织会联合爱心企业,为城市当中具有劳动能力的流浪乞讨者提供一定的职业培训和就业机会,避免流浪乞讨者以边缘身份出现在主流城市空间的可能。因此,虽然针对城市流浪乞讨者的政策法规与管治手段愈加人性化,但牵涉流浪乞讨者日常生活情境之中的其他行动者仍然希望在城市空间中尽可能地限制和控制流浪乞讨者的数量及其在城市与城市主流空间中的频繁流动。

2.2 城市流浪乞讨者的日常生活实践

基于针对广州市管治政策与多元行动者对流浪乞讨者的日常管治目的分析,本文将继续深入阐述流浪乞讨者在日常生活中的空间实践,以印象管理、认同建构以及情感展演为理论线索,探析广州流浪乞讨者在针对管治活动而形成的协商策略中,所显现的看似稀疏寻常的日常生活特征以及由此所折射的更为细致且亟需被挖掘与关注的生存境况。

1） 城市流浪乞讨者生活空间的建构策略与印象管理。首先,流浪乞讨者会主动通过居住空间的营建以维护其在城市公共空间居住的权力。一般而言,流浪乞讨者的居住空间与进行乞讨的生存空间是相对分离的。他们会选择在街边、公园旁甚至垃圾站附近,在夜晚时依靠围栏、绿化带等作为屏障,用纸片、被褥、手推车等生活物资圈占“领地”形成自己相对固定的居住空间。而白天则会将生活物资隐匿于其他角落,以避免因为居住空间脏乱的形象而造成城市管理者的驱赶。在广州火车东站地下室里,大量流浪乞讨者集中居住在狭小昏暗的空间中,为避免这里因为他们的聚集而受到城市管理人员的关注以及其他城市居民的反感,流浪乞讨者逐渐通过功能区划将地下室改造为比原本更加整洁且秩序井然的日常居住空间。受访者H15说：“我们都整理的好好的,那些保安就不怎么管我们,而且我们也是人啊,也想把东西收拾好,不想因为这个让他们（驱）赶,看不起。”于是,他们规定了休息区、垃圾堆放区、衣物晾晒区等不同的生活功能分区,并不定期地对这些区域进行清扫与维护。通过营建（place-making）居住空间这样的常规性日常生活实践,流浪乞讨者努力对其以往居住空间所表征的“混乱”“肮脏”等象征性意义以及影响市容市貌等刻板印象进行去污名化,通过在居住空间进行周期性和重复性地实践对管治的结构性制约进行无声的协商。

流浪乞讨者会主动利用在日常生活中的特殊空间内,以看似稀疏平常却又充满特殊意义的事件,对城市管治中的既定规则进行协商,对生存空间（进行乞讨的空间）进行主动的争取与创造^[21]。作为开放包容的现代城市,广州居住着许多佛教、基督教以及伊斯兰教等宗教信众,这些具有信仰的城市居民往往会更加慷慨地帮助流浪乞讨者,而这样的特点会被流浪乞讨者加以利用,成为他们乞讨顺利开展的手段。例如,在越秀先贤清真寺,每逢集体礼拜的主麻日（聚礼日）,就会在清真寺街边聚集大量流浪乞讨者。这些流浪乞讨者无论是否具有宗教信仰,均会对自己的外貌进行一定的装饰,如戴上民族白帽或围着头巾,口中念着问候语,向前去礼拜的信徒们行乞。这种在特定社会情境下习得的“社会化”能动性与大昭寺广场职业磕头者相似,均是在利用宗教信众获取相应布施^[22]。但与职业磕头者利用身体建构“他者”身份从而获得旅游者关注不同,城市流浪乞讨者更多地是在利用身体的宗教符号来展演一种“我者”的身份,并通过这种“我者”身体的展演得到事件主要参与者（宗教信众）的认同,进而逐渐将在宗教空间附近乞讨赚钱内化为一种惯习与相对固化的印象,最终得到涉及事件过程的其他行动者的默认与妥协。由于信众与流浪乞讨者固定的长期互动,城管人员已不再对流浪乞讨者进行单纯的驱赶,转而以更为柔和的管治手段对其行乞时间和地点进行限制,并会有警察进行公共秩序维护。为尽量降低对城市交通的负面影响,许多司机也会尽量避免驾车经过这些由于大量聚集行乞而造成交通拥堵的区域。流浪乞讨者通过在特定时空情境下对于自我身份的主动生产与建构,获得了与既定社会结构进行协商的文化资本,将城市公共空间转化为生存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

2） 城市流浪乞讨者身份认同的建立与重塑。在尽可能的管理并营建外界印象的同时,流浪乞讨者也在通过日常程序化的实践建立并重塑在城市中的身份认同。从乡村到城市以及在城市内部流动的过程中,流浪乞讨者通过空间实践和自我认知,在权力不断交互的过程中获取所需的生活资源,并渐渐将城市中所展演的地方意义作为自我定义的重要标尺。对于多数流浪乞讨者而言,离开家乡来到城市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生活所迫或对于城市美好生活的向往,但城市作为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的前沿阵地,与城市消费社会脱嵌的流浪乞讨者似乎只能以“非生产性”（non-productivity）的形象生活在城市的边缘空间中^[23]。面对城市边缘身份的外部困境,流浪乞讨者选择通过参照城市中其他社会群体,对其“职业”身份进行建构,试图以“敬业”的态度将自己重新嵌入到城市资本积累的渠道中来。

在城市的长期生活,流浪乞讨者为了生存,逐渐学会使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持续动态的主体性重构,利用不同的实践方式努力在城市中获得生存机会。他们逐渐勾勒并形成在城市中生活对广州特有的认知与意义地图。首先,流浪乞讨者的日常生活并非只有“露宿”“乞讨”等活动,他们同样具有对城市美好生活的向往,亦会对日常生活做出多样化与灵活性的安排。例如,在调研时所记录的受访者H2在1 d中的日程安排中,真正的乞讨与拾荒活动是从下午2点才开始,整个上午和中午的时间,H2都在一德路附近的街道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下棋并与湖边公园晨练的市民聊天锻炼。其次,他们会根据自己的喜好有选择性地在广州的不同区域接受慈善团体等不同行动者的援助。就饮食实践（food practice）而言,他们清晰地表达着自己的喜好与厌恶。“不要觉得我们是臭要饭的就随便塞给我们东西,有次一个男的给我丢来他吃了一半的包子,还想站在旁边看着我吃,太欺负人了”（访谈对象H2）。而受访者H5、H14与H15也在讲述着自己一周的餐饮安排与参考。例如,星期三中午“厚德公益”会派饭,晚上“悦善100”会在中山二院派饭。星期四与周六晚上基督徒会在体育中心派饭。而星期五中午在越秀区清真寺活动会有饭吃。星期天就最好去石室圣心大教堂及广州东山堂附近领取派饭等。

在他们看来乞讨亦是一种职业,他们也是城市的工作者,与城市其他群体所从事的职业并无区别,因而渐渐形成了一种对自身流浪生活普遍的“敬业”心理。他们在行乞时已经不会因为路人的凝视而产生内心波动,反而愿意长期坚持目前的生活状态不变,甚至认为自己目前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城市当中特有的工作方式。为了这份“职业”更顺利的开展,许多流浪乞讨者还会学习一定技能来进行乞讨,如唱戏、写字以及二胡演奏等。他们认为这种经过精心准备的乞讨应当受到社会的尊重：“我自从来了广州就一直都是这样在生活,不想换,这职业挺好,我很敬业的”（访谈对象H3）、“身体残疾没办法（干别的工作）,我不偷不抢不强迫,想要学歌唱来赚钱,应该被尊重”（访谈对象H15）。在流浪乞讨者看来,乞讨成为保障生活的特殊“职业”,而对这份职业的认同与敬业心,则是保障这份职业得以顺利开展的前提与必须品质。尽管如此,这种身份认同重构的实质仍然是流浪乞讨者对于城市资本运行体系的妥协,他们仍然是利用弱者身份在城市中艰难地谋生。

3） 城市流浪乞讨者社会关系网络的建立与情感展演。无论是刻意地在特殊空间对外界印象进行管理与营建,还是在日程化的生活安排中对自身身份认同的建构与重塑,在不可避免地与各类行动者互动的过程中,流浪乞讨者都在日常生活中展演并表达着不为城市主流所关注的情感与需求。虽然离开了原本的乡村生存空间,也脱离了原本构建的社会关系网络,但在城市社会边缘不断游历时,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也处于不断重建而又打破的过程当中。他们为了融入城市所建立的身份认同,在提及家乡与亲人时就会变得矛盾而纠结。这些流浪乞讨者离开家乡后大多并不会把自己的真实情况告知家乡的熟人,甚至往往都逐渐跟原本家乡的社交网络断了联系。“很想他们（农村的家人）,想的哭,但赚（讨）不到钱,没钱了不敢回去,等我赚（讨）多点再见他们会比较有面子”（访谈对象H4）。于是,背井离乡的流浪乞讨者在城市时常感到孤独,对于家乡亲人的思念与愧疚往往会使得流浪乞讨者产生巨大的精神压力与不安的情感。谈及自己身旁不远处的伙伴,访谈对象H5说：“年初的时候我还看到有几个还好好的,不过现在都疯言疯语的。成天坐在那里又不跟人接触,我也不敢去跟他们接触,反正他们应该就是这样自闭坏了吧”。

在流浪乞讨者来到城市后通常会形成2类关系网络。第一种是基于“老乡”的地缘关系网络。来自同一地域的流浪乞讨者之间会主动交往,作为在城市生活的变相投资。他们彼此信任,会共享公共和私人空间,包括合租和聚集行乞等。“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来到这里之后就几个人抱团在一起,一起租房,生活在一起互相帮助,方便乞讨也不怕别人欺负”（社会组织志愿者成员E2）。第二种是基于“江湖”的群体内部关系。流浪乞讨者会在日常生活中与其他“同行”交往,但这样的关系大多呈现短暂且不稳定的状态。虽然由于安全、社交的需要,他们大体生活在相邻的区域,但他们仍彼此戒备,害怕被同伴坑骗而保持着一段体面的距离（respectable distance）。

流浪乞讨者对于与社会组织成员及救助站工作人员这些最为直接的管治行动者的互动,时常交织着依赖与戒备杂糅的复杂情感。由于广州市政府对社会组织购买服务,使得社会组织成员具有更加官方且可信任的身份,能够更加容易且主动地进入流浪乞讨者的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因而这类关系有着更少的利益冲突,相对于流浪乞讨者内部的社会关系更加坚固也更易维持。例如,受访者H12由于身体瘫痪而无法直立行走,只能躺在板车上行动,由于害怕自己行乞所得的钱财会被偷窃,他会定期去往银行存款。相比于拜托他身边一起乞讨的朋友,他更愿意主动寻求社工的帮助进入银行进行代办。但面对社工要求其接受救助返回原籍地的规劝,许多流浪乞讨者会表现得十分警惕并立即戒备起来,会策略性地在信息登记时提供不真实的个人信息,并以丢失为由拒绝出示身份证,以便可以在城市继续乞讨。在广州流浪乞讨3 a的受访者H17表示：“我只想留在广州,在这里躺着（要钱）都比原来农村站着（种地）挣得多”。虽然,流浪乞讨者的生活质量依然不高,但是对比其迁出地的农村来说,更多的生活机遇使部分受访者仍愿意留在广州生活。

流浪乞讨者在多元行动者互动与实践的基础上,在城市营建起了新的社会关系网络。虽然在新的关系网络不断建构、发展的过程伴随着原本生活空间的远离和破碎带来的痛苦,但这个过程也成为了城市流浪乞讨者不断适应城市生活,接纳城市空间的过程,并成为他们生活中排遣孤独、降低风险并减少生存状态中不确定性情感的必要手段和依仗。

3 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日常生活地理学中的印象管理、身份认同建构与情感展演这3条彼此套嵌的理论线索,探讨了城市流浪乞讨者之间、城市流浪乞讨者与不同的管治行动者之间的互动与实践。研究发现,① 在广州,流浪乞讨者空间管治政策在不断发展演变,参与管治活动的行动者亦愈加多元,但其管治目的始终都是在对流浪乞讨者的流动性与进入城市公共空间的可能性进行最大可能地制约。② 针对具象的空间管治,在流浪乞讨者的日常生活实践中,不仅有针对管治行动者而刻意为之的特殊营建,还有基于程式化生活流程中对自我身份的认同重塑与真情实感的展演,体现出他们不仅具有维持基本生存的需求,还有追求城市美好生活的需要。本文认为,不应该将流浪乞讨者仅仅视为结构性的社会问题予以纠正,而应该更加关注他们的真实需求和情感。地方政府的救助是基于空间目标的,而非是很好地基于社会或人性的,因此自上而下的救助与真实存在的日常生活实践存在着一种张力。

具体而言,伴随着现代化与城市化的快速推进^[24,25,26],面对针对流浪乞讨者在城乡之间与城市内部空间中的流动性管治,与Rollinson基于美国堪萨斯（Kansas）的无家可归者将流浪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不同^[11]。广州市流浪乞讨者会基于日常生活重复性的实践活动所建立的感知与体验,主动地通过参照城市社会的其他阶层与群体,建构“职业”身份与“敬业”心理,试图凸显自身价值与“我者”身份,意图将自身重新纳入城市资本体系运行的轨道。面对限制流浪乞讨者进入公共空间的管治,流浪乞讨者会选择通过在居住空间进行周期性和重复性的实践,以营建其所在空间“整洁”“有序”的空间形象,从而对公共话语中“肮脏”“混乱”的象征意义进行去污名化,以维护其在城市公共空间居住的权力。除了对社会结构性制约进行无声地协商,本文的研究应证了Casey的观点^[12],流浪乞讨者亦会主动在日常生活中的特殊空间内,利用看似稀疏平常却又充满特殊意义的事件,对城市管治中的既定规则进行协商,对生存空间进行主动的争取与创造。Cloke等研究中彼此依靠相互扶持的情感^[10],在广州更多的出现在基于地缘关系的流浪乞讨者之中。而原本彼此陌生的流浪乞讨者则更愿意保持着基于“江湖”的距离。

日常生活实践不仅仅展现出流浪乞讨者作为边缘群体行动者具有的能动性与主体性,更重要的是强调并突显了流浪乞讨者作为人,他们长久生活在城市真正的情感、需求与认同。他们向城市主流群体与文化^[27]挑战并彰显的人性（humanity）,刻画他们自主选择的生活轨迹,提示着我们需要更加辩证地考量如何更加合理地基于这种人性为边缘群体提供援助与关怀。希望后续研究能够以其他城市的其他类型无家可归者或其他边缘群体为关注对象,继续以日常生活实践的视角对其在城市中的生境协商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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