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2018年中国极端高温事件时空格局演变特征
Spatio-temporal Variations of Extreme High Temperature Event in China From 1980 to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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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21-05-6 修回日期: 2021-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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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ived: 2021-05-6 Revised: 2021-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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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杨阳(1997−),男,山西晋中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极端气候与城镇化研究E-mail: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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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阳, 赵娜, 岳天祥.
Yang Yang, Zhao Na, Yue Tianxiang.
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0)指出,全球变暖的趋势仍在持续。2019年全球平均气温与工业化前相比,高出大约1.1℃,是有完整气象观测记录以来的第二暖年份,2015—2019年是有完整气象观测记录以来最暖的5个年份[1]。中国近50 a地表增温速率高于全球同时期平均值,极端高温事件频次和日数在全国、北方和东南沿海地区均呈上升趋势[2]。气候变暖所带来的问题中,最直接的是极端高温事件,而中国属于农业大国,高温干旱灾害直接影响作物生长和农业生产[3],不仅如此,极端高温事件还对人类健康产生了严重影响。21世纪以来,极端高温事件在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俄罗斯等国导致数十万人员伤亡[4]。可见,极端高温事件不仅影响社会生产,还严重威胁着人类的健康生存。
中国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和影响显著区,气候条件复杂多变,极端高温事件频繁发生,对社会发展和人类健康产生了严重影响。因此,迫切需要从不同角度全面深入地研究极端高温的时空演变格局。总体来看,国内外学者对极端高温更多集中于区域性研究,大部分研究采用趋势法分析极端高温的变化趋势或判断极端高温事件的频次变化,且对极端高温空间格局演变和空间分布形态的认识尚不透彻。本文选择表征热特征的4个极端高温指数,基于全国2 419个加密气象站点的逐日气象观测数据,利用线性趋势分析、距平分析、Mann-Kendall 突变分析等经典方法研究中国极端高温在1980—2018年的时间变化特征,并采用空间自相关(Moran’s I指数)来有效地识别极端高温空间分布模式的趋势变化,用标准差椭圆来准确地刻画极端高温的分布形态(方向特征),有利于更好地挖掘其内在的时空变化规律,以期为科学适应、减缓和应对气候变化,有效地评估极端气候事件的影响和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文中的气象数据为国家气象数据共享中心(
图1
图1
研究区及气象站点位置
审图号为GS(2019)1825号,底图无改动,未含港澳台数据,下同
Fig. 1
Location of study area and meteorological stations
1.2 极端高温指数的选取
1.3 研究方法
1.3.1 极端高温突变点检验方法
本文采用Mann-Kendall突变检验与滑动t检验结合的方法来研究4个极端高温指数是否在近40 a发生突变。Mann-Kendall突变检验是世界气象组织推荐并被用于时间序列分析的非参数检验方法[19,20]。由于Mann-Kendall检验可能会受到时间序列自相关性的影响[21],本研究在Mann-Kendall突变检验的基础上进一步采用滑动t检验法来验证突变情况。统计量T值服从t(
1.3.2 Moran’s I指数
空间自相关是指观测变量在空间上的依赖性,即空间位置相近的变量是否具有相似或相反的变化趋势,最常用的统计量为Moran’s I指数[23]。本研究通过绘制不同时期的Moran散点图并计算Moran’sI指数来描述中国极端高温空间形态的演变。
1.3.3 标准差椭圆
本研究为每一类气象站点绘制标准差椭圆,长轴的方向反映站点在空间上分布的主要方向,长短轴共同反映站点的分布范围。长、短轴的比值为扁率,可以体现站点分布的形态,扁率越大,表明站点分布方向性越强[24]。
2 结果及分析
2.1 极端高温指数时间变化特征
总体来看,夏天日数、热夜日数、暖夜日数和暖昼日数均具有显著上升趋势(P<0.01),变化速率分别为0.44 d/a、0.29 d/a、0.68 d/a和0.52 d/a(图2),其中,暖夜日数上升趋势最快,最大值(2018年)比最小值(1986年)多36.09 d。20世纪90年代后,各极端高温指数的上升趋势明显加快,在1980—1990年,夏天、热夜、暖夜和暖昼日数的上升速度分别为0.03 d/a、0.01 d/a、0.11 d/a和−0.06 d/a;而1991—2018年,4个指数的上升趋势分别达到了0.45 d/a、0.32 d/a、0.77 d/a和0.55 d/a。
图2
图2
1980—2018年中国极端高温指数变化趋势
SU为夏天日数;TR为热夜日数;TN90P为暖夜日数;TX90P为暖昼日数;未含港澳台数据
Fig. 2
Trends of China’s extreme temperature index from 1980 to 2018
表1给出了极端高温指数的年代距平变化,夏天日数、热夜日数、暖夜日数和暖昼日数在20世纪80、90年代为负距平,在2000年以后为正距平,说明夏天日数、热夜日数、暖夜日数和暖昼日数在20世纪80、90年代偏少,在2000年以后逐渐增加。
表1 1980—2018年中国极端高温指数的年代距平
Table 1
| 1980—1989年 | 1990—1999年 | 2000—2009年 | 2010—2018年 | |
| 注:参考值为1980—2018年的平均值;SU 为夏天日数; TR 为热夜日数; TN90P 为暖夜日数; TX90P 为暖昼日数;未含港澳台数据。 | ||||
| SU/d | −6.58 | −2.42 | 4.37 | 5.15 |
| TR/d | −4.09 | −1.41 | 1.70 | 4.22 |
| TN90P/d | −9.11 | −3.74 | 3.22 | 10.69 |
| TX90P/d | −7.59 | −2.70 | 3.32 | 7.74 |
Mann-Kendall突变检验结果如图3所示,1980—2018年,夏天日数、热夜日数、暖夜日数和暖昼日数均呈上升趋势,夏天日数与热夜日数UF曲线约从2002年开始超越临界线,说明2002—2018年夏天日数与热夜日数显著增加;暖夜日数与暖昼日数UF曲线约从2000年开始超越临界线,说明2000—2018年暖夜日数与暖昼日数显著增加。根据4个极端高温指数UF与UB曲线的交点,可以初步判定暖夜指数和暖昼指数的突变年份均为2000年,夏天日数在1997年和1999年发生突变,热夜日数的突变年份为2002年。
图3
图3
1980—2018年中国极端高温指数M-K突变检验
SU为夏天日数;TR为热夜日数;TN90P为暖夜日数;TX90P为暖昼日数;虚线为α=0.01水平下的临界线
Fig. 3
M-K test of China’s extreme temperature index from 1980 to 2018
对于Mann-Kendall检验法初步判定的突变点,用滑动t检验进行精确识别。取步长
表2 $ {n}_{1} $=$ {n}_{2} $=9时滑动t检验结果
Table 2
| 指数 | 初始变点 | 临界 | 临界 | 统计量t值 | 显著与否 |
| 注:SU 为夏天日数; TR 为热夜日数; TN90P 为暖夜日数; TX90P 为暖昼日数;未含港澳台数据。 | |||||
| SU | 1997年 | 2.92 | 2.12 | 5.3 | 显著(α=0.01) |
| 1999年 | 2.92 | 2.12 | 3.09 | 显著(α=0.01) | |
| TR | 2002年 | 2.92 | 2.12 | 1.54 | 不显著 |
| TN90P | 2000年 | 2.92 | 2.12 | 2.56 | 显著(α=0.05) |
| TX90P | 2000年 | 2.92 | 2.12 | 2.26 | 显著(α=0.05) |
2.2 极端高温指数的空间自相关分析
图4为4个极端高温指数的Moran散点图,Moran散点图以直角坐标系的形式呈现,散点分别落在4个象限内,每个象限都体现了某一区域与其周边区域的局部空间关系。第一象限和第三象限的空间格局呈现聚集性,第二象限和第四象限的空间格局呈现离散性。综合来看,样本点主要分布在第一和第三象限,说明4种极端高温指数的空间自相关主要是以高−高和低−低2种空间聚集形态为主,即极端高温指数值高的气象站点,其周围气象站点的极端高温指数值亦为高值,指数值低的气象站点,其周围站点的指数值为低值。少数点分布在第二和第四象限,表明少数极端高温指数的空间分布具有异质性。近40 a来,夏天日数和热夜日数空间聚集特征没有显著变化,而暖夜日数和暖昼日数空间聚集程度先增强后减弱。综合来看,1990年和2000年为极端高温指数空间聚集性最强的年份,2000年之后,聚集性在减弱,空间异质性在增强。
图4
图4
1980—2018年中国极端高温指数Moran散点图
SU为夏天日数;TR 为热夜日数; TN90P 为暖夜日数; TX90P 为暖昼日数;未含港澳台数据
Fig. 4
Moran scatter plot of extreme temperature index in China from 1980 to 2018
表3 1980—2018年中国极端高温指数值全局Moran指数
Table 3
| 1980年 | 1990年 | 2000年 | 2010年 | 2018年 | ||
| 注:SU 为夏天日数; TR 为热夜日数; TN90P 为暖夜日数; TX90P 为暖昼日数;未含港澳台数据。 | ||||||
| SU | Moran’s I | 0.82 | 0.82 | 0.80 | 0.82 | 0.82 |
| P | <0.01 | <0.01 | <0.01 | <0.01 | <0.01 | |
| Z | 126.53 | 126.92 | 126.92 | 124.86 | 128.40 | |
| TR | Moran'sI | 0.92 | 0.93 | 0.91 | 0.91 | 0.91 |
| P | <0.01 | <0.01 | <0.01 | <0.01 | <0.01 | |
| Z | 190.83 | 192.48 | 178.52 | 174.37 | 177.78 | |
| TN90P | Moran'sI | 0.56 | 0.66 | 0.68 | 0.36 | 0.38 |
| P | <0.01 | <0.01 | <0.01 | <0.01 | <0.01 | |
| Z | 139.22 | 152.38 | 190.08 | 54.20 | 84.17 | |
| TX90P | Moran'sI | 0.75 | 0.82 | 0.84 | 0.66 | 0.51 |
| P | <0.01 | <0.01 | <0.01 | <0.01 | <0.01 | |
| Z | 159.86 | 200.65 | 171.54 | 128.68 | 97.26 | |
图5
图5
1980年中国极端高温指数空间聚集性分布
SU 为夏天日数; TR 为热夜日数; TN90P 为暖夜日数; TX90P 为暖昼日数;未含港澳台数据
Fig. 5
Spatial aggregation distribution of extreme high temperature index in China in 1980
图6
图6
2018年中国极端高温指数空间聚集性分布
SU 为夏天日数; TR 为热夜日数; TN90P 为暖夜日数; TX90P 为暖昼日数;未含港澳台数据
Fig. 6
Spatial aggregation distribution of extreme high temperature index in China in 2018
2018年,夏天日数与热夜日数聚集性的空间分布与1980年相似,呈现空间聚集性的站点分别有1 645和1 875个,占总数的73%和83%。暖夜日数与暖昼日数聚集性的空间分布与1980年相反,在空间上表现为低−低聚集的站点将高−高聚集的站点包围,在空间上呈现聚集性的站点分别为1 315和1 520个,分别占总数的58%和67%。与1980年不同的是,2018年4个极端高温指数中呈现高−高聚集的站点数量均大于呈现低−低聚集的站点数量。
整体上看,夏天日数和热夜日数表现为西北低−低聚集,东南高−高聚集的特征;而暖夜日数和暖昼日数的聚集形态在近40 a由南北部的高−高聚集和中部的低−低聚集转变为相反的空间分布格局。1980—2018年,4个指数在空间上呈现聚集性的站点数量也发生了较大改变,夏天日数表现为上升,暖夜日数和暖昼日数表现为下降,热夜日数基本不变。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夏天日数这一绝对指数在上升,分布范围也进一步扩大,而暖夜指数和暖昼指数空间异质性在增强,导致呈现聚集状态的站点数量在下降,这一特征可能与局地人类活动增强有关。
2.3 极端高温指数空间分布特征
中国近40 a极端高温指数平均值空间分布如图7所示,在4个极端高温指数中,夏天日数和热夜日数的空间分布具有相似变化特征,华中、华南和华东地区明显高于全国其他地区,夏天日数和热夜日数最大值均出现在海南省,分别为333.1 d和291.1 d;暖夜指数在西部地区高于东部地区,最大值出现在云南省西南部,为40.7 d,最小值出现在广东省,为34.2 d;暖昼指数在西南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区高于全国其他地区,最大值出现在云南省西南部,为41.7 d,最小值出现在广东省西南部,为34.6 d。综合来看,夏天日数和热夜日数的平均值在低纬度、低海拔地区大于全国其他地区,符合地域分异规律。
图7
图7
1980—2018年中国极端高温指数空间分布
SU 为夏天日数; TR 为热夜日数; TN90P 为暖夜日数; TX90P 为暖昼日数;未含港澳台数据
Fig. 7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extreme temperature index in China from 1980 to 2018
图8为1980—2018年4个极端高温指数变化趋势的空间分布。夏天日数整体表现为上升趋势,全国平均上升趋势为4.4 d/10a,超过平均变化率的区域约占全国面积的45%,上升速率最快的地方出现在云南省西南部,约为24 d/10a;呈下降趋势的区域出现在西藏自治区和海南省,其面积约占全国面积的0.2%。在青海和西藏部分地区,热夜日数呈下降趋势,该区域面积约占全国的9.9%,全国平均上升速率为2.9 d/10a,约有47.6%的区域上升速率超过平均水平,云南省南部上升趋势最快,约为15 d/10a;暖夜指数和暖昼指数在全国范围内均呈上升趋势,平均上升速率分别为6.8 d/10a和5.2 d/10a,超过平均变化率的区域分别占全国总面积的45.9%和46.8%,上升速率最快的地方均出现在云南省西南部,分别为15 d/10a和12.5 d/10a。
图8
图8
1980—2018年中国极端高温指数变化趋势空间分布
SU 为夏天日数; TR 为热夜日数; TN90P 为暖夜日数; TX90P 为暖昼日数;未含港澳台数据
Fig. 8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change rate of extreme temperature index in China from 1980 to 2018
2.4 极端高温指数变化率的空间格局分析
根据各气象站点空间位置及每一种极端高温指数变化趋势,基于K-NN分类法将气象站点分为4类(4种颜色点),如图9所示。夏天日数变化率平均值为0.66的气象站点最多(1 091个),占所有气象站点的48%,主要分布在中国南方地区,变化率平均值为0.34的气象站点最少(111个),占所有气象站点的5%,主要分布在贵州省东部,少量分布在湖南省西部;热夜日数变化率平均值为0.59 d/a的气象站点最多(972个),占所有气象站点的43%,分布在中国东南部,变化率平均值为0.45 d/a的气象站点最少,数量为208个,占所有气象站点的9%,主要分布在山西、陕西、河南和湖北四省份交界处;暖夜日数变化率平均值为0.55 d/a的气象站点最多(1 077个),占所有气象站点的48%,主要分布在中国华北和东北地区,变化率平均值为0.32 d/a的气象站点最少,数量为59个,占所有气象站点的3%,主要分布在湖南省北部,少量分布在贵州省东北部和重庆市南部;暖昼日数变化率平均值为0.47 d/a的气象站点最多,数量达1 010个,占所有气象站点的45%,主要分布在中国华北和东北地区,变化率平均值为0.50 d/a的气象站点最少,数量为215个,占所有气象站点的10%,主要分布在中国西部地区。夏天日数、暖昼日数和热夜日数变化趋势方向性最明显的站点均位于北方地区,其中夏天日数、暖昼日数对应站点呈东南−西北分布格局,而热夜日数对应站点呈东西分布格局;浙江、福建两省暖夜日数的变化趋势方向性分布最明显,对应站点呈东北−西南格局。
图9
图9
1980—2018年中国极端高温指数变化率标准差椭圆
SU 为夏天日数; TR 为热夜日数; TN90P 为暖夜日数; TX90P 为暖昼日数;a~d中4种颜色的站点对应分类结果;未含港澳台数据
Fig. 9
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 of the change rate of extreme temperature index in China from 1980 to 2018
结合标准差椭圆分析得出(图9e),夏天日数变化趋势最大的站点呈东西分布格局,热夜日数、暖夜日数和暖昼日数变化趋势最大的站点呈南北分布格局。4个指数变化趋势最显著的地区均位于南方,其中浙江、福建两省的夏天日数、热夜日数和暖夜日数的变化率均高于全国其他地区;甘肃、四川、陕西三省和重庆市交界地带,夏天日数和暖昼日数变化趋势均显著高于全国其他地区。
3 结论
1)从时间变化趋势上看,1980—2018年,夏天日数、热夜日数、暖夜日数和暖昼日数分别以4.4 d/10a、2.9 d/10a、6.8 d/10a和5.2 d/10a的趋势增加,4个指数均在20世纪80、90年代偏少, 2000年以后逐渐增加。
2)综合极端指数的时间序列特征及突变检验结果得到,夏天日数在20世纪90年代末发生突变事件,暖夜日数与暖昼日数在21世纪初发生突变,而热夜日数未发生突变。
3)4种极端高温指数的空间自相关主要是以高−高和低−低2种空间聚集形态为主,近40年来,夏天日数和热夜日数的聚集性较强,暖夜日数和暖昼日数的空间聚集性先增强后减弱。1980—2018年,夏天日数和热夜日数的空间聚集性呈现出西北低−低聚集,东南高−高聚集的格局,而暖夜指数和暖昼指数则由高−高聚集包围低−低聚集转变为低−低聚集包围高−高聚集的格局。
4)夏天日数变化趋势最大的站点呈东西分布格局,热夜日数、暖夜日数和暖昼日数变化趋势最大的站点呈南北分布格局,且该4个极端高温指数变化最显著的区域均位于中国南方地区。甘肃、四川、陕西三省和重庆市交界地带夏天日数和暖昼日数在近40 a来变化率均显著高于全国其他地区。夏天日数、暖昼日数和热夜日数变化趋势方向性最明显的站点均位于北方地区,其中夏天日数、暖昼日数对应站点呈东南−西北分布格局,而热夜日数对应站点呈东西分布格局;浙江、福建两省暖夜日数的变化趋势高于全国其他地区,且变化趋势方向性分布最明显。
4 讨论
另一方面,本研究在极端高温的空间分布格局上得出了一些新的认识:4种极端高温指数主要以高−高和低−低两种空间聚集形态为主;暖夜日数和暖昼日数空间聚集程度和聚集性分布格局均发生了显著变化:在近40 a,其聚集程度先增强并在2000年之后呈现减弱趋势;其空间聚集性分布格局由南北部的高−高聚集和中部的低−低聚集转变为南北部低−低聚集和中部的高−高聚集状态,这可能与21世纪以来人类活动以及城镇化进程区域差异[28]有关。此外,本研究中还发现近40 a暖夜日数和暖昼日数的平均值分布具有较强的空间异质性,一些高纬度、高海拔地区比低纬度、低海拔地区更“暖”,极有可能是因为人类活动增强,产生更多的污染气体和粉尘,如现阶段较严重的气候问题——雾霾,其中的气溶胶粒子通过散射和吸收地表长波辐射起到一定的保温作用[29];另外,城市化进程中不透水地表面积的变化,也会引起地表辐射和能量分配方式的显著变化,改变局地或区域气候[30]。随着城市化迅速发展,人类活动和下垫面特征的改变等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越来越不可忽视[31],未来研究将注重对极端气候区域分异影响因素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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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rface impervious coverage and artificial heat in new urban districts: A case study of Xixian New District, Shaanxi Province
[J].
Contribution of global warming and urbanization to changes in temperature extremes in Eastern China
[J].DOI:10.1029/2019GL084281 [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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