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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学, 2023, 43(1): 50-60 doi: 10.13249/j.cnki.sgs.2023.01.006

中国文化地理学的研究范式：争论、张力与延展

郭文,

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Research paradigm of Chinese Cultural Geography: Debate, tension and extension

Guo Wen,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Jiangsu, China

收稿日期: 2022-04-8   修回日期: 2022-06-4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97118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171240)
江苏省“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科研项目

Received: 2022-04-8   Revised: 2022-06-4  

Fund supported: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1971186)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2171240)
Scientific Research Fund for Young and Middle-aged Academic Leaders of Qing Lan Project of Jiangsu Province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郭文（1978—），男，山西临汾人，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社会文化地理学理论、空间生产与地方治理、人与非人关系能动性E-mail:guowen@njau.edu.cn

摘要

文化地理学研究范式的探索程度，关涉文化地理学学科建设的深度，也是文化地理学科学研究是否成熟的标志。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文化地理学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但时至今日，学科内外依然对文化地理学的研究范式存在争论和疑虑。以文化研究的“弱范式”和“强范式”为切入点，对弱、强范式内涵进行了梳理和界定，并对中国文化地理学研究范式进行解析，认为传统文化地理学和新文化地理学在本质上契合文化研究的“弱范式”和“强范式”，在实践中虽然每个范式都引发了争论，但也存在内部张力和延展可能，不应看作是范式的“断代”，将其理解为基于“范式选择”和“阐释效能”内涵更符合实际。在当前流动性和文化混杂性背景下，传统分割式单一范式思维不能较好地回应文化地理发展的新内涵，文化地理学范式探索应该是一个动态且需要不断确立学术话语权的过程，探索“时空综合视角”下的“混杂融合”范式更加符合新的时代诉求。未来中国文化地理学界需要超越“范式分割”和“阶段性求安式”的惯性思维，重新定位和精准把握文化地理学的时代使命和学术承诺，提升文化地理学范式解释能力，赋予文化地理学与时代匹配的范式内涵。

关键词： 文化地理学; 弱范式与强范式; 争论与张力; 范式延展; 混杂融合范式

Abstract

The degree of exploration of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Cultural Geography is related to the depth of the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Geography, and it is also a sign of the maturity of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of Cultural Geography. Over the past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Cultural Geography has made unprecedented achievements. But up to now, there are still debates and doubts about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Cultural Geography inside and outside the discipline. Starting from the ''weak paradigm'' and ''strong paradigm'' of cultural research, this paper combs and defines its connotation, analyzes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Chinese Cultural Geography, and holds that traditional Cultural Geography and new Cultural Geography are essentially in line with the ''weak paradigm'' and ''strong paradigm'' of cultural research. In practice, although each paradigm has triggered controversy, there are also internal tensions and extension possibilities, which should not be regarded as the ''dating'' of the paradigm. It is more practical to understand it based on ''paradigm sele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efficiency''. In the context of today's mobility and cultural hybridity, the traditional split single paradigm thinking can not better respond to the new connot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Geography. The exploration of Cultural Geography paradigm should be a dynamic process that needs to continuously establish the academic discourse power. Exploring the ''hybrid and integrated'' paradigm under the ''comprehensive perspective of time and space'' is more in line with the demands of the new era. The study calls on the future Chinese Cultural Geography community to go beyond the inertial thinking of ''paradigm division'' and ''phased peace seeking'', reposition and accurately grasp the era mission and academic commitment of Cultural Geography, improve the interpretation ability of Cultural Geography paradigm, and endow cultural geography paradigm with new connotation.

Keywords： Cultural Geography; weak paradigm and strong paradigm; debate and tension; paradigm extension; hybrid and integrated paradi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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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文. 中国文化地理学的研究范式：争论、张力与延展[J]. 地理科学, 2023, 43(1): 50-60 doi:10.13249/j.cnki.sgs.2023.01.006

Guo Wen. Research paradigm of Chinese Cultural Geography: Debate, tension and extension[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3, 43(1): 50-60 doi:10.13249/j.cnki.sgs.2023.01.006

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文化地理学出现了复苏振兴的新局面，文化地理学的科学研究也开始起步[1]。长期以来，中国文化地理学研究的侧重点为讨论地理环境与文化形成之间的关系[2]。最近十几年，随着西方“文化转向”和“空间转向”等思潮在文化地理学界的兴起，这股发轫于20世纪下半叶的西方社会文化研究取向也在中国文化地理学界引起积极响应。纵观40多年来的历史经验，中国文化地理学界在借鉴取用与自力更生双向辩证的实践中，无论是研究内容、方法，还是学科贡献，均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与此同时，在中国地理学界内部也催生了关于文化地理学研究范式的讨论[3]。

文化地理学研究范式的探索程度，关涉文化地理学学科建设的深度，也是文化地理学科学研究是否成熟的标志。在文化地理学范式探索中，最为核心的任务之一是对研究范式的提炼、确定和提升。但是40多年来，中国文化地理学界内部对文化地理学研究范式的讨论始终局限在有限的范围内。随着中国不同尺度空间对当代增长全球化和全球本土化地理实践的回应，社会、经济、政治等诸多新因素也不断嵌入文化地理学的研究范畴，这使中国文化地理学学科内容变得空前庞杂，研究范式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和挑战性。范式是科学共同体成员团体承诺的集合，也是建立学科体系、开展科学研究和利用科学思维解决问题的基本参照[4]。因此，无论是出于弥合学界分歧层面的诉求，还是学科建设、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等层面的需要，均有必要对中国文化地理学研究范式进行科学诠释和内容整理。

文化地理学最主要的学科特征和理论基石是用文化研究的方法和理论分析人文事象[1]。因此，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切入，对文化地理学的范式进行解读和诠释，是从本质上认知文化地理学范式的重要途径。那么，如何去解读文化研究的范式？不同文化研究导向下文化地理学范式的内涵是什么？在中国的实践存在哪些争论与张力？未来中国文化地理学知识增长需要什么样的与之相匹配的新范式？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深入剖析与确定，不仅有利于回应学术界的争论和疑虑，加快中国文化地理学乃至地理学学科的内涵建设，而且有利于充实文化地理研究范式，为提升文化地理学学科品质，促进地理学学科内涵发展提供启发与借鉴。

1 文化研究的弱范式与强范式

理解文化研究，就意味着对文化的解释功能及其意义进行探测[5]。根据文化在任何一个解释系统中的主导权及能动性程度，文化研究可以分为“弱范式”和“强范式”两种类型[6]。以历时性视角对历史文献进行梳理发现，文化研究的时间没有明确的绝对开端，但从学术界对两种范式的论述，能明显地看到一个条理模糊且又可辨规律的不均衡发展过程。在历史长河中，人们对文化的看法基于传统哲学导向，通常将其聚焦在整体一致的认知层面，文化被理解成一个抽象延续的或弥漫于社会且表现为类似价值秩序大一统的东西，其符号意义具有特定的结构模式并受结构制约，这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文化主导权及能动性意义的内涵。英国伯明翰时期，文化被解释为具有文化主义的内涵，但也表现出与结构捆绑的特征[7]。文化的社会结构力量，是将文化看作一个工具箱[6]。此外，有研究者如米歇尔·福柯在分析文化与社会时，混杂了文化分析的内在性力量，力图走出结构主义，但他采用谱系学技巧，依然在历史谱系中寻找文化的起源[8]。

使文化本身更加凸显且采用“深描”方法的，当属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 · 格尔茨[9]，他在对文化的分析中不是将其作为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这一点和前述研究存在很大差异。在克利福德 · 格尔茨看来，文化文本的分析可为文化研究范式寻求一个新的境界，这在本质上是对文化本身主导权及能动性确认的深刻表达。20世纪60年代，Douglas在研究原始文化的禁忌和仪式时，探究了通过文化象征仪式如何建构社会秩序，这是把文化分析置于社会分析中的典范[10]。20世纪70年代，Turner提出“人类经验能促动社会变革”的观点，反映了文化具有自变量主导权及能动性的特质[11]。这一研究风格同样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Wuthnow的文化研究范式中可以看出[12]。这些研究的特点在于，强调文化相对于其他因素的自律性和强建构性，文化整体性迷思破裂并走向异质，文化的解释是用具体解释具体，被看作是阐释符号和意义的实实在在的原动力。

在众多领域的文化研究者中，比较明确地将文化研究解释为“弱范式”和“强范式”的是Alexander[13]。21世纪以来，他在分析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时，对“弱范式”和“强范式”进行了详细阐释（表1）。从表1可以看出，根据文化在解释系统中的位置和切入视角不同，文化研究的“弱范式”和“强范式”在刻画方式和本质解释上存在很大差异；也可以看出，区分文化研究“弱范式”和“强范式”的主要标志，是文化与结构的分离及其文化本身参与对象分析时的主导权及能动性程度。

表1   “弱范式”和“强范式”差异对比

Table 1  Comparison of differences between ''weak paradigm'' and ''strong paradigm"

变量位置切入视角刻画方式解释本质
　　内容来源：根据文献[13]整理。
弱范式因变量，受结构影响的相对主导性及能动性以拟定对象来研究文化浅描，文化与结构并驾齐驱，比较抽象文化作为背景解释因素，影响社会、地理发展
强范式自变量，主导权及能动性比较充分以文化视角来研究拟定对象深描，文化与结构分离，超越结构定义文化，强调社会结构的文化和符号意义，比较具体文化以文本等方式作为解释因素，推动社会、地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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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文化研究并非任何一门学科的独享专利。如前所述，文化地理学最主要的学科特征是用文化研究的方法和理论进行人文事象分析。基于文化研究“弱范式”和“强范式”知识抽象与文化地理学研究在本质上具有“形式不同但本质相同”的基本内涵比较，“弱范式”和“强范式”可为文化地理学范式研究及诠释提供借鉴与参考。

2 文化地理学的弱强范式及其在中国实践中的争论与张力

2.1 文化地理学的两种文化研究范式

文化地理学发轫于20世纪20年代的西方，至今已将近百年。20世纪20—70年代，是文化地理学索尔（Sauer）景观学派占主导地位的时期[14]。20世纪70年代后，受“文化转向”和“空间转向”等思潮影响，文化地理学的发展融入了新的内容，进入了另一个阶段[15]。在将近百年的发展中，文化地理学主要围绕“文化”“地理”“社会”等关键词，以人们如何理解文化内涵，以及文化在多大程度上置于被解释的地理环境系统中，形成了差异性的两种阐释范式。

第一种范式，是将文化研究作为地理学中众多分支学科中一种类型，其主要内涵是进行文化的地理学研究（geographical approach to culture）。形而上的索尔文化景观学派时期，基于对之前地理环境决定论的不满与批判，把文化带入地理，并逐渐形成“超有机体”概念，文化在内涵上被解读为“一个预先给定的力量”[14]，早期在研究内容上主要聚焦景观的物质形态，如聚落布局、农田形状以及建筑物等，后来划分了文化区、文化扩散、文化生态学、文化整合、文化景观5个研究主题。索尔文化景观学派，将文化景观放置在一个大的宏观结构下进行理解，犹如地理学研究中的社会因素、环境因素、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等。但实际上地理空间文化生产和传播的结果也不仅仅是文化因素决定的，且和地理区域中包括自然、社会、政治在内的众多因素有关。文化在保障地理环境宏观复制层面的作用，远远大于推动具体地理环境变革可能的作用。因此，在文化发生学角度，文化景观重在区分不同类型的宏观文化和抽象文化[14]，被限定在地理结构解释的大网络之中，是一个相对静态的实体和受结构决定的变量，与结构分析并驾齐驱且相得益彰，并没有真正纳入行动者变量，也没有成为独立自主的具体变量；文化具有固化地理大环境或社会大结构的性质，但遮蔽了人类建构文化主导性及能动性意义的呈现，也限制了理解文化多样性和场域性诠释的途径，从而使其理论贫乏且易陷入真空，在文化的解释上，表面上以文化为动力，具有文化决定论，但没有真正摆脱“弱范式”的内涵。

第二种范式，是将文化研究作为地理学中一种特殊方法或视角（cultural approach to geography），文化是地理空间生产不可替代的要素，在阐释人的思维及其空间行为时，也是独立的变量。这一范式思维主要是20世纪中期后，文化地理学界受到了当时社会经济转型和社会运动的影响，以及对“超有机体”概念分析文化景观时采用宏大结构诠释和针对社会变化缺乏深刻政治眼光透视变幻莫测世界的批判。文化地理学的新发展理念，聚焦文化对社会、空间的内部运作和符号的生产与价值内涵的塑造，将意义、权力和符号等作为研究重点，文化政治得到空前重视，凸显了文化的强主导性及能动性[15]。文化文本阐释的多样性、后结构主义中的社会文化空间相关性、重返物质地理、关系地理学、非表征及其权力等，成为新发展理念重视的研究主题[3]。与之相匹配的是，新的分析范式主张文化从传统受地理和社会结构制约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倡导以文化本身作为有力量且主要分析的媒介或工具，文化的主导性及能动性基于文化与结构的脱离，以及文化在地理分析时变为独立自主的变量。毋庸置疑，文化地理学这种“强范式”分析，是对传统文化地理学范式意义上的变革。

事实上，文化地理学在具体分析时会因其哲学假设、前提条件和分析路径不同，呈现出较大差异。但无论是弱范式还是强范式，其分歧最大的是文化在地理学中独立自主分析程度的能力带来的差异。中国文化地理学界在不同时期引入文化地理学分析范式时，也在框架和内容探索方面体现出了差异。

2.2 中国文化地理学在两种文化研究范式影响下的方向探索

中国文化地理学发展经历了近现代和当代两个时期，但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地理学发展，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1]。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学术界聚焦的主要对象是文化区、文化扩散、文化生态学、文化整合、文化景观等。与此同时，中国文化地理学界也陆续出版了一些教材，且基本延续了上述体系[16]。在这些著述中，均是将文化地理学界定在地理学中人文地理学的一个分支[2]，研究文化的空间分布与地理环境诸要素的相互关系[17]。文化的侧重点被看作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以此为观察基点的文化地理学研究，内涵上是文化的社会现象在地理空间中的表达。人们通常的思维是基于文化的时间意义及行为表达地理逻辑，对文化地理进行空间和社会的刻画。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学术研究中，中国文化地理学界刊发的一些学术论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基本是在此范式框架内以各种形式、各种主题进行的探索和实践。

中国文化地理学的新发展，与西方新文化地理学理念不断被引入中国密不可分，并在新千年之后由缓慢进入到逐步迎来发展高潮[18-19]。在研究主题上，学术界在延续传统文化地理5大主题的基础上，内容变得更为多样和充实[20]。以文学[21]、音乐[22]、书法[23]、美术[24]等为核心词的地理学研究开始出现。但这些研究除注重尺度由之前的大趋向小之外，依然是注重对“地”的研究，保留了较强的文化地理学“弱范式”特质。随着社会现代化与后现代思潮对生活的渗透与影响，文化地理学进一步凸显了开放性和适应性，以“人”的角度考察地理感知的呼吁开始出现[25]。这一呼吁对确立“人”在地理学中的位置和对“地”的人文主义说明具有进步意义[3]。近些年来，西方新文化地理学理念和主题不断被介绍进入中国文化地理学术界[3,26]，文化地理学研究的“意义”及其背后的人地关系开始成为学者们关注较多的话题，社会文化景观和权力以及空间认同等方面研究成果不断涌现[27]。另一个大的变化特征是，受传统对重返物质地理学思潮和表征依赖的影响，学术界也开始关注有别于之前静态的新型关系网络和反对预设结果或结构决定的非表征文化地理等议题，注重地理关系的社会文化意义与符号建构，将身体的社会化作为描述文化意义的重要维度[28]，重新强化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环境关系及其具身感知，以及实现途径的多样性探索，出现了“文化转向”后的又一次尝试。新文化地理学在中国学术界的研究特点，虽然话题多样，但理论统一，总体上遵循了“强范式”将研究嵌套在实际空间情景和话语中进行解读的叙事方式，比较重视对地理文化文本的解构与重构，把文化文本置于与地理、社会语境等具有直接关联的关系之中，并以文化的视角诠释地理事象的深层含义。文化被看作是和物质性社会事实一样实实在在的客观存在，基本体现了“强范式”的“深描”特征。“深描”的宗旨就是聚焦文化的社会空间生产，通过文化文本来讨论文化地理事象的空间符号、社会意义或认同等，聚焦点是从强调文化的地理维度，如文化的空间形式、象征层面、精神层面等在地理学中的解释，转向如何把文化文本纳入地理空间序列，以及地理如何进入文化文本，并促使文化文本的空间生产、协商与重构。

文化地理学的“弱范式”与“强范式”，本质上是人们对文化内涵的理解程度，以及根据文化与地理之间的相互关系采用的阶段性探索手段，可以理解为文化地理学人根据实际情形的“基于范式选择”的文化地理学解释系统。但是，无论是上述哪一种范式，在文化地理学实践中均存在不同声音。

2.3 两种文化研究范式下中国文化地理学内容探索中的争论与张力

在以传统文化地理学“弱范式”阐释体系中，文化在地理学中的实际解释能力是将其作为地理事象的附属品，并在实践中运用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对现实中的文化事象进行地理学分析。譬如，当人们在谈论某一区域文化（如中国北方文化、江南文化、岭南文化……）地理事象时，一种理解方式是将某一区域中特有文化特质，如北方文化中的豪放、耿直、豁达等，江南文化中的刚（山）柔（水）相济、开放善纳、开放进取等，或岭南文化中开放风气、进取精神等基因，看作已经存在的“地理事实”，或者认为是该区域固有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29]。在某种程度上，人们提到某一区域文化的一个隐含前提，是认为该区域存在与其他区域有一种差异的文化事实，在地理上的阐释即为文化的差异空间存在。在此范式诠释中，上述区域中文化的地理学解释，便是以区域文化为媒介，勾连起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中文化地理的形成过程、地理结构、空间特征和地理发展趋势。针对这种特征，有研究者认为，该范式下的文化地理学研究，多从本体论层面将文化固化为一种超有机体进行解读，地理单元的边界划分、空间的确定，以及分析空间主导文化的特质是其学术实践常态[30]，实践中只关注区域文化特色的描述或文化扩散，忽视了社会空间网络和文化意义的建构，甚至会产生文化究竟是主题、对象，还是环境的疑惑[31]。这些观点阐述了文化地理学“弱范式”研究的内在特征。也有研究者对其在实际中的适用性进行了分析，认为在文化的主体性上，这种文化观中的文化被看成了整体，在针对相对稳定的大尺度或中偏大尺度文化地理事象进行分析时，具有较强的地理学诠释能力，也比较具有说服力[32]。

但在文化地理具体实践中，某一区域文化地理及其空间内部特征并非静止和纯粹，而是充满了流动和变化[33]。譬如，在谈到流动中的某一区域文化时，就是聚焦通过文化的时间过程作用于某一地理区域，剖析形成多种形式的混杂文化，承认不同文化的空间形式在同一块区域内并存的事实。在这一范式诠释中，文化的主导性倾向于维护空间的差异性，与此相对应的是承认文化拥有者身份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此背景下，文化地理学研究探索主要是倾向对文化的空间化进行研究，景观、地方、环境等地理要素被赋予社会文化意义，以此促进特定的社会空间实践[34]，并通过上述要素的主观能动性，进行文化空间的地理学透视。学术界认为文化文本作为一种研究视角或手段，其实践的特质具有范式的自证自明性，无需凭借文化地理学“弱范式”取得自我辩护和证明诠释能力，这一视角改变了“弱范式”中文化地理探索的理念和路径，是一种文化自我符号化和获得主导性的过程[35]。中国地理学界对新文化地理学范式的探索就是一种基于文化“强范式”的实践，这种范式在针对微观尺度文化地理事象阐释时，更能凸显其对文化地理学探索的优势。但也招致很多批评，有研究者认为，“文化转向”“空间转向”之后的新范式和价值取向出现了思维移植，过于注重文化的截面分析，而忽视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等[36]，缺少了地理味[37]，应规避范式的泛文化化[38]。这些争论说明，新文化地理学带来的“学术万花筒”，似乎长时段内处于永不知足地从事新鲜但却陷入琐碎议题研究热情的张力中，也似乎存在着与传统文化地理学学科分野的倾向[3]，而聚焦新文化地理学的相关研究表明，新范式更具有开放性和进步性[39-40]。这在本质上是关于“弱范式”和“强范式”的话语竞争。

分析学术界上述话语可以看出，相关争论有如下特点：其一，围绕范式的观点性意见表达居多，涉及范式本质内容讨论的较少；其二，围绕学科经验认识性的判断较多，涉及学科系统性的科学分析较少；其三，围绕范式担忧的成分居多，涉及如何建设的内容较少。这些特点折射出的本质内涵，将会给学术界带来了很多困惑：一是在习惯性表述和实践中，将两种范式用适合各自体系的话语进行表述，从而对各自认可的范式进行维护，并在日常中固化为某种倾向性的实践。二是从发展性的视角看，将一个范式看成是另一个范式的演化和替代，很容易失去融合两者优势的尝试。三是基于前两种情况，将两种范式对立起来。但事实上，以“弱范式”为主要特征的传统文化地理学和以“强范式”为特征的新文化地理学，前者是作为文化的地理学解释，后者是作为地理学的文化解释，都属于文化地理学的范畴。

在进一步的思考中，这两种范式事实上在内部存在诸多张力，这为弥合两者分歧提供了可能。譬如，范式虽有差异，但在文化地理学诸多研究主题层面，关于“文化”“地理”“景观”等核心词，两种范式始终没有变化；再如，两种范式看似分歧，但关于“弱范式”主题研究中的“文化扩散”也与“强范式”近年来提倡的关系地理学，以及流动性等均具有某种关联；“弱范式”中的“文化景观”在内涵上也可以与“强范式”中的社会文化空间、空间权力、空间认同等建立某种联系。在具体实践层面，文化地理学所指的文化，事实上既基于过往，又一直向前，时空混杂性（spatiotemporal hybridity）一直存在于任何文化区的文化基因内部。例如，在中国东部农业文化区中，也存在人们基于惯性认知认为不存在的狩猎和游牧文化形态，而在西部少数名族游牧区，也存在半耕半牧文化形态，甚至某些地区文化色彩更倾向于东部的汉民族，这种现象在中国文化地理区域中还能找到非常多的案例。此外，在增长全球化和全球本土化双向互动和协商中，全球大部分文化区域所面临的文化空间实质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突变[41]，任何地方文化事象均会因各种流动形式，如人口迁移、经济贸易、旅游移动、文化交流、科技发展、技术传播等改变其固有存在方式，因此不再具有单一性。文化地理事象的跨地方、跨空间、跨时空综合实践、价值转译、要素冲突与内容融合等将变得空前突出。在当今区域文化多样性、碎杂性、差异性、甚至斗争性更加凸显的背景下，任何以既往范式对文化地理进行诠释，都是指向了文化地理学范式选择的某一实践层面，都存在对文化地理学范式探索和实践的机械性、单面性和排他性，这也凸显了集合两种范式智慧的重要性。此外，两个范式还存在其他一致性交集，如文化发展中人的能动性，以及目标指向上关于人类发展的责任，等等。上述分析可进一步增强认知，即文化地理学的两种范式在理论、内容和实践中均具有联合处理文化地理问题的潜质，不宜看作是研究范式的“断代”。从此角度讲，文化地理学的范式应该理解为是能根据实际情形进行解释的“基于诠释效能”的探索与实践。

综上所述，两种范式的诠释虽然会根据文化在其解释体系中的不同主导权和能动性存在时空分析的侧重，但都不应忽视文化与地理在时空中的复杂关系及存在状态，实际地理环境的实践也不是厚此薄彼，更非舍此就彼。这说明，中国文化地理学的研究范式，有进一步提高其理论哲学和内涵抽象的必要性。

3 中国文化地理学研究范式的延展

3.1 一种基于时空混杂融合的范式探索

地理学是关于地方和区域的科学[42]。近年来，中国文化地理学界有研究对文化地理学的基本问题有了新的认知调适，认为应该从文化的角度分析各个地方和区域[43]，研究目的的整体性进一步凸显。如前所述，在当今全球-地方剧烈互动背景下，中国某一区域文化地理的混杂性表征，不仅存在于时间尺度（表征着文化地理的时间层累）、空间尺度（表征着文化地理的空间混杂），还具有时空尺度耦合特征（表征着文化地理的时空生产），文化的地理形态进入一个“复杂新世界”，文化的弱建构性和强建构性同时存在，且表现出更新的文化空间生产特征，这一思维为重新反思文化地理关系本体论及弱强范式在地方或区域中的新方向提供了可能，将文化地理定位为建立在与广泛关联的全尺度时空互动和网络协商中，且基于流动和混杂视角下的地方或区域文化地理多要素综合的探索，应该成为新的诉求。

为了清晰诠释文化时空混杂性新范式，在此以中国“江南文化”（或某一地方或区域文化）作为分析对象进行说明。在具体时空实践，当人们在与区域之外进行区分时，可能存在一种代表特定地方的文化内涵，而在区域内部观察时，会发现存在一种多维度、多功能的文化时空创造形态，而且越是流动性加大，该特征越明显，此时区域中的文化就不仅是一个文化，而是存在多个文化，有了复数的内涵，甚至存在混杂的时空行动者网络文化。例如，在人们对当今苏南、浙北文化信仰、艺术、道德、民俗等认知中，则必然会想到更多的吴越文化基因，但事实上其内部也在不断融入其他尺度区域的大量新文化基因，基于不同尺度的审视将会带来文化空间认知的差异，从外往内看是抽象一致的，从内往外看是具象多样的，时间性和空间性具有分割特征。在时空地理过程中，该区域新的文化形态经时间的层累和空间实践的推进，又会变为地方固有的文化形态，同时也会随时空的生产有更新的文化元素再次融入，也会有难以计数的、矛盾的文化形式进一步相互交织在一起，甚至出现更新的演化，其动态性和创造性表达将会变得空前显著，形成区域文化时空的复杂张力。在此情况下，根据尺度参照差异，文化的同一性可能会占据主导地位（时间维），差异性也可能是主导地位（空间维），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不再存在鲜明的单一形式（时空维凸显）。因此，人们分析该区域文化地理时，首要的是将区域文化形态看成是基于复杂时空运转中区域文化要素的组装，是一种多元异质意义上的文化生产和再生产动态实践，这应该被视为是更加尊重现实的诠释范式。在新范式中，地理环境中文化生产特点，既是经过时间积累的结果，具有时间意义上传统文化的延续性，也是空间接纳的结果，具有文化空间基因的替代性，时空的综合还表征着文化地理的混杂性，即表现出文化发展中以延续、替代、混杂、融合为基本特征的现象。该范式的分析方式，由时间维、空间维、时空综合维组成，并重点探索在时空混杂下的综合特征，内涵上重新提炼了文化地理学的内涵，包含着更广泛、更深刻、更厚重的人地关系、文化价值和社会意识，将会获得范式探索的新颖性和进步性，可称之为基于“混杂融合”的文化地理学时空综合范式。

3.2 基于混杂融合的文化地理学范式内涵解析

新范式的探索与确定，并非否认前述任何一个范式，也并非是对前述两种范式的折中，而是基于文化空间辩证法及其哲学理念，针对更高文化空间形态提出的时空新型综合范式。

在本体论层面，基于混杂融合的范式，将能更好地回应当今文化事象的地理学本质和内涵。首先，该范式对文化时空的形态认知具有新的前提假设，不单纯将空间文化的时间性或空间性放在首位，因为基于之前思维的探索，将容易陷入“弱范式”和“强范式”框架而不能匹配文化实际的存在形态和运作过程，从而难以体现文化地理学范式探索的进步性。在本体论认知层面，该范式承认空间文化的时间性和空间性同时具有作用，承认空间文化地理事象是基于时空综合演化而生成的地方或区域现象。其次，在流动性混杂文化区内，文化不仅是时空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且是一个永不停歇且不断创造意义的时间过程和空间过程。文化生产和文化地理的空间消费空前发达，地理空间中的文化事象也同样是一个与之前不同的文化时空复杂实践。因此，对区域流动文化基因的识别，学界需要更多地基于时空混杂性文化地理存在的基本事实来确定范式实践，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探索出具有指引文化地理学前瞻性实践的新范式。

在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基于混杂融合的范式探索，需要重新定位文化混杂融合的时空存在形态。流动性背景下，文化时空混杂性的本质，是一个文化在地理空间不断叠写的时空综合过程。首先，这一文化叠写过程，具有基于时间的内在延续性，继承性背后的内容就是文化基因的传承，正因为存在文化传承机制，奠定了空间文化具备了与其他区域区分的特质，也铸就了空间文化内部的时间活力，这种对传统的继续和替代，就是一种文化的时间续替。同时，区域文化不可能单纯地固定在一种文化谱系内部，实践中总是按照它如何适应不同文化网络之间的交叉点位，来进行文化的空间生产与融合，这一含义取决于文化在复杂关系网络中的空间定位，也正是这种文化空间的网络性，决定了文化空间形态具有不同文化形式之间融合状态的可能性和实践性。因此，重新定位文化混杂融合的时空存在形态，并据此来剖析其存在的文化地理学意义，将是测试和探索诸如文化基因、文化形态融合等文化地理新现象和新问题的重要认知前提，这也是文化地理学学科进步性建设在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的重要能力体现。

在范式的实际操作层面，探索混杂融合的范式，在于把握文化地理学学科的尺度选择和时代使命。首先，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混杂性造就了中国地方或区域文化生产和文化景观的多样性和多元性，混杂性中某一文化形态在大尺度和中尺度上，既有区分于另一空间的传统文化地理学特征，也在小尺度存在基于汇合、冲突、抵抗、协商和融合等形式的特征；在传统被认为文化事象的同质性生产，如一些属于精英生产的大一统文化空间，也有可能开始变得具有非垄断性，各类公共空间也开始充当地理学知识生产和传播的主场地，文化的大众生产和消费成为混杂性的重要推力。因此，分析与诠释不同文化时空存在形态，尺度将是要考虑的重要问题。文化地理学范式实践，可根据大、中、小尺度，并结合“弱范式”“强范式”进行定位；与此同时，也可以遵循混合尺度，对文化地理事象诠释范式进行选择，融合各种范式精华，将能体现更多实践的丰富性（图1）。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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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文化地理学分析范式

Fig. 1   Analysis paradigm of Cultural Geography


其次，在当今广泛流动性背景下，中国地方或区域文化与社会、空间等要素叠加，也将衍生出文化地理更复杂的内容，如文化的空间关系、文化的地方关系、文化与社会、文化主体性、空间权利、人与非人的行动者网络及其能动性协作诉求，甚至会出现文化空间情绪与情感等心态层面的实践[44]。文化地理学混杂融合范式倾向于从复杂的文化景观中寻找灵感和资源，将之前文化范式中“作为一种考察对象”转化为“一种特定的时空文化关注和叙事形式”[45]。此外，文化预设着社会群体及其空间关联的普遍性，承认文化地理时空生产的无边界性、内涵的差异性、形态的多元性和要素聚集的能动性，文化地理混杂融合的动词属性将更加凸显，其地理学内涵也更加突出时空本体论转向视角。在此理念下，中国文化地理学对混杂文化地理的诠释，也将会和人的文化身份、文化关系、文化阶层、文化间性，人与非人能动性[46]等密集联结在一起，时空综合分析在提升文化地理学范式想象力的同时，将会在诸多要素的融合中共同参与并创造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因此，中国文化地理学范式提升的时代使命，不仅仅是停留在对文化区的识别、文化基因的辨析、文化空间形态的确证等层面，更重要的是研究文化及其景观对人、非人的重要时空意义，研究这些意义是如何在时空综合过程中被讨论和争夺，甚至是如何重塑了基于包括人与非人在内不同主体的地理权利，这归根结底将指向时空背景下文化混杂性中文化的政治、人在转变自身空间的能动性中如何获得全面发展，以及所有行动者网络的关系生产和权益生产方面。将文化地理学文化自主性探索的时空综合范式选择和文化的混杂性，以及背后的人与非人网络的全面发展相结合，本质上就是在履行一种基于时空综合的、深层次的后人文地理学学术承诺，同时也会在此过程中看到发展中的文化、人与非人互动景观，以及文化地理学研究的社会意义、文化意义和政治意义，这些探索将不再局限在传统针对文化自身的讨论，而是对聚焦超越文化之外的社会结构和公共议题进行讨论，文化地理学学科也将在此过程中确立更多家国责任和学科魅力。

3.3 文化地理学混杂融合范式讨论

范式作为一种致力于解谜的常规科学，之所以能被选择并取代旧形式，与其说是因为其真，不如说是一种视角的转变[4]。范式转向的依据，来源于文化时空实践的客观事实，范式转向的更大动力，既来源于范式与之对应对象解释能力的落差，也来源于范式寻求与之研究对象相匹配的自洽性和自稳性，这是判断范式是否应该更新的学科标准。

在当今全球性、流动性时代和中国转型时期，任何一个看起来狭小局部的文化地理学问题，都会纠缠着宏观尺度时间结构和社会空间结构的方方面面，文化社会和文化地理含义也将面临非常多的时空混杂及其带来的重新解释诉求，这也是文化地理学时空混杂融合范式在更大尺度上可有作为的探索。通常来说，在不同阶段，文化地理研究与国家或区域发展阶段有内在逻辑对应性，探索与不同时代相匹配的文化地理学研究范式，是学术共同体努力的方向和想要达到的学科建设目标，也是对原有文化地理学研究范式及其体系、方法等进行的反思。研究范式是学科内容和方法的统一，也是学科范式中的方法论部分，任何将文化地理范式诠释进行模式化且固化运作的方式，均属于一种范式选择的本质主义，因此具有教条式倾向。在中国文化地理学学科建设转型期，文化地理学的范式需要关注诠释的时代性和效能性，重新协商范式使用者的惯习立场，避免陷入“范式的分割式使用惯习”，或一种看似“百科全书式的”“什么都是文化地理学分析”，以及“脱离人的”学术实践，更应该避免陷入一种“文字游戏式的”，没完没了对文化地理学各种“概念”进行无意义的拆分又重组的学术生产之中。

目前，中国正处于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的新发展阶段，且在不同尺度上面临诸多重大且紧迫的地理学任务。脱离固有的学术“圈子思维”，调适知识生产的惯习范式及其学术实践，重视新全球化和中国的经验基础，突出关注中国文化地理学深层次时空内涵和地理意识，深刻理解以文化为媒介的“大地时空之理”，把握不同文化地理时空尺度间的问题互涉与价值转译，将能为中国文化地理学谋求更宏阔且更厚重的范式诠释能力。此外，未来文化地理学发展需要批判性地与西方学术对话，逆转一边倒翻译西方文献的惯习[47]，在不断丰富理论假设和优化理论范式中开展更多本土文化地理学研究。这些需要对中国文化时空特征、本质及其学科思维训练的坚守，也需要不断超越“范式分割”和“阶段性求安式”的惯性思维。

4 结论

文化地理学最主要的学科特征和理论基石是用文化研究的方法和理论分析人文事象，理解文化研究意味着对文化的解释功能及意义进行探测。文化研究存在“弱范式”和“强范式”两种类型，文化在“弱范式”解释中，来自于结构中一种不能独立自主的变量；在“强范式”中，则属于解释系统中具有独立自主的变量。区分文化研究弱强范式的主要标志，是文化与结构的关系以及文化本身参与对象分析的主导权和能动性程度。“弱范式”和“强范式”知识抽象与文化地理学研究在本质上具有“形式不同但本质相同”的基本内涵，这为文化地理学范式的诠释提供了借鉴与参考。

40多年来，中国文化地理学研究也存在“弱范式”和“强范式”两种类型，与此对应的是传统文化地理学和新文化地理学的范式实践。每个范式在实践中虽然都引发了争论，但不应作为范式的“断代”，在理解中可将其界定为文化地理学“基于范式选择”和“基于阐释效能”的探索。学术界的争论有利于更深刻地启发思考，同时也要看到不同研究范式内部的张力，弥合两者的分歧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文化地理学范式探索不存在阶段固定性和封闭性。在当今增长全球化和全球本土化双向互动和协商中，任何地方或区域环境中社会文化“锁死”的状态并不存在，任何地方文化事象均会因各种流动性要素融入而不再具有单一性，固定与流动、稳定与非稳定将成为常态。时空混杂下的文化形态实践，是一种多元且异质意义上文化时空生产和再生产动态过程。中国文化地理学范式探索应该具有更加新颖的思想和前瞻性力量。时空混杂性的新颖范式，规避了“弱范式”和“强范式”在实践中的不足，重构和延展了对文化地理学分析的尝试。把握“文化地理学依然在路上”的思维品质，有利于在心智培育中提升文化地理学的学科能力，也有利于在价值转译中赋予文化地理学的时代新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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