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北边境城市城镇化可持续发展过程及机制研究——以东宁和珲春市为例

丁月龙, 李晓玲, 刘鉴, 宋吉富, 贺红士

地理科学 ›› 2024, Vol. 44 ›› Issue (3) : 474-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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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学 ›› 2024, Vol. 44 ›› Issue (3) : 474-482. DOI: 10.13249/j.cnki.sgs.20230573
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与空间治理 (三)

中国东北边境城市城镇化可持续发展过程及机制研究——以东宁和珲春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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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urbanization in border cities in Northeast China: A case study of Dongning and Hunch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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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城市问题逐渐凸显,边境地区作为国家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衡量其城镇化发展水平与可持续发展态势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以黑龙江省东宁市与吉林省珲春市为研究案例,从城市经济、口岸经济和社会状况3个维度构建边境城市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综合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和改进麦肯锡矩阵评价边境城市城镇化发展水平以及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综合表现与发展趋势,最后通过障碍度模型探究影响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因子。结果表明:① 东宁和珲春总体城镇化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主要受到城市经济与口岸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② 东宁和珲春总体城镇化可持续发展趋势与其城镇化发展过程是同步的,总体经历了低发展水平的可持续发展(1993—2005年)、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的非可持续发展(2006—2016年)、中等发展水平的可持续发展(2017—2020年)3个阶段。③ 东宁与珲春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总体趋势相同,但受口岸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在部分阶段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特征。④ 城市经济是长期影响东宁和珲春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准则层,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出口依存度为主要障碍因子。研究结果可为边境城市城镇化可持续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与实证参考。

Abstract

This article takes Dongning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and Hunchun in Jilin Province as research cases, constructs a comprehensive index system for sustainable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of border cities from three dimensions of urban economy, port economy and social condition, using the entropy method and the modified McKinsey Matrix to evaluate the level of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and the comprehensive performance and trends in sustainable urbanization of border cities, and finally exploring the main obstacle factors that affect sustainable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obstacle degree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overall level of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in Dongning and Hunchun shows an upward trend, which is mainly influenced by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urban economy and port economy. 2) The overall trend of sustainable urbanization in Dongning and Hunchun is synchronized with its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has generally experienced 3 stage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ith low development level (1993—2005), non-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ith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development level (2006—2016),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ith medium development level (2017—2020). 3)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in Dongning and Hunchun has the same general trend, but shows som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at some stages due to the port’s economy development level. 4) Urban economy is the main obstacle standard layer that affects the sustainable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of Dongning and Hunchun in the long term, total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general public budget expenditure, general public budget revenue and export dependence are the main obstacle factors. The results of this article can provide som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ferences for the study of sustainable urbanization in border cities.

关键词

边境城市 / 口岸经济 / 新型城镇化 / 麦肯锡矩阵 / 障碍度模型

Key words

border cities / port economy / new urbanization / McKinsey Matrix / obstacle degree model

引用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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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月龙, 李晓玲, 刘鉴, 宋吉富, 贺红士. 中国东北边境城市城镇化可持续发展过程及机制研究——以东宁和珲春市为例[J]. 地理科学, 2024, 44(3): 474-482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230573
Ding Yuelong, Li Xiaoling, Liu Jian, Song Jifu, He Hongshi.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urbanization in border cities in Northeast China: A case study of Dongning and Hunchun[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4, 44(3): 474-482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230573
中图分类号: F299.27   

边境地区作为国家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同时作为区域协调发展中的短板地区,推动边境城市加快发展对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对外开放格局意义重大。但由于边境地区远离国内中心市场,“少、边、穷”仍为边境地区的普遍特征[1-2]。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形势和周边地缘关系的变化以及国内经济重心东移南迁,对边境城市经济稳定发展带来严峻的考验。因此在地理位置、交通条件、产业结构等内部因素以及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国内外开放政策等外部条件的影响下,边境地区的城镇化与可持续发展进程滞后于其他地区,同时也导致了边境地区城镇化与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与驱动机制同其他地区相比存在一定特殊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边境口岸城市发展的积极性空前高涨。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边境地区的战略地位不断增强,再次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3]。然而,2020年以来边境城市城镇化单一经济结构的不可持续性逐渐显现[4-5],第三产业的发展相对滞后,影响边境城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目前国内学者多从速度或质量等层面关注边境城市城镇化发展问题,对边境城市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方面关注较少。边境城市作为边境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中心[6],其发展过程与跨境经济联系受到口岸功能的深刻影响[7-8],因此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边境城市的发展问题应逐渐从以GDP为核心的片面发展的城镇化转变为依托沿边优势的城市经济、口岸经济和社会状况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9]
改革开放以来,东北边境城市基于口岸功能依靠边境贸易得到快速发展。然而随着沿边口岸数量猛增,严重影响了口岸的整体效益,口岸经济对区域经济的带动效应减弱,同时俄罗斯对华政策的改变导致边境贸易受到冲击,因此东北边境城市发展后劲不足等问题逐渐凸显[10]。随着俄罗斯经济战略重点持续东移,东宁、珲春等东北边境城市对俄跨境经济合作功能越发凸显。在此背景下探讨东北边境城市城镇化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综上,本文认为边境城市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是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城市经济、口岸经济和社会状况3个维度的动态协调发展过程,并以东北边境城市东宁和珲春为例,构建边境城市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综合指标体系,利用混合熵–麦肯锡矩阵和障碍度模型,探究东北边境城市城镇化可持续发展过程及机制,以期对边境城市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理论与案例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1 数据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东宁拥有黑龙江省最早开放的陆路(公路)口岸,是黑龙江省“龙江丝路带”上的“桥头堡”和“枢纽站”、对接俄罗斯远东滨海1号线的重要节点城市,集互市贸易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经济开发区、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为一体。2020年GDP为72.35亿元,全市总人口20.04万人,城镇化率64%(https://www.dongning.gov.cn/index.php/cms/item-view-id-61224.shtml)。珲春位于吉林省东部,地处中俄朝3国交界,作为国家首批4个沿边开放城市之一,是国家面向东北亚地区重要的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和商贸物流中心、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的前沿和窗口、吉林省唯一对俄开放的跨境运输口岸城市。2020年GDP为91.11亿元,全市总人口22.55万人,城镇化率79%(http://www.hunchun.gov.cn/zw_1910/sj/tjgg/202104/t20210428_337845.html)。东宁和珲春的城镇化进程与其他东北边境城市相似,但由于两市独特的区位条件与政策优势在推动东北边境城市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打造新型城镇化建设示范区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图1)。
图1 东宁与珲春位置

Fig. 1 Location of Dongning and Hunch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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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数据主要来源于《黑龙江统计年鉴》[11]、《吉林统计年鉴》[12]、《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13] 等统计资料。此外在2022年8月和9月分别对珲春和东宁的商务局、口岸办等部门进行了实地调研。

1.2 研究方法

1.2.1 指标体系建立

鉴于城市经济、口岸经济和社会状况三者之间相互联系且共同影响着边境城市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水平,本文结合目前学者对于城镇化指标体系的研究[14-18],考虑到口岸经济对边境城市发展的重要性[19],选取如下指标建立边境城市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综合指标体系,具体指标见表1
表1 边境城市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综合指标体系

Table 1 Comprehensive index system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in border cities

目标层准则层指标层指标意义权重/%
边境城市城镇化可持续
发展综合指标体系
城市
经济
U
U1:GDP/万元经济发展规模8.30
U2:人均GDP/元经济发展水平8.11
U3:第二产业增加值/万元第二产业发展规模以及对经济增长的作用9.52
U4:第三产业增加值/万元第三产业发展规模以及对经济增长的作用8.06
U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万元社会需求和经济运行情况8.03
U6: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万元购置固定资产的经济活动活跃情况11.75
口岸
经济
P
P1:进出口总额/万美元对外贸易规模7.96
P2:出口依存度/%对外贸易规模5.20
P3:进口依存度/%对外贸易规模3.09
社会
状况
S
S1:城镇化率/%城镇人口比重0.14
S2: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万元基本公共服务质量9.81
S3: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万元基本公共服务质量11.17
S4:普通中、小学在校学生数/人人口素质情况0.65
S5: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万元居民储蓄水平7.49
S6:公路里程/km公路建设发展规模0.72

1.2.2 熵值法

本文采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通过加权求和计算城镇化发展指数表征东北边境城市各子系统的综合得分即城镇化发展水平。在熵值法运算结果的基础上,根据边境城市城镇化可持续发展过程中需3个维度动态协调发展的要求,进一步计算各子系统间的协调指数表征城镇化协调水平。具体计算过程参见文献[20-22]。

1.2.3 改进麦肯锡矩阵

利用发展指数与协调指数构建麦肯锡矩阵,评价边境城市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综合表现与发展趋势[23-25]。根据以往研究[26-27]及研究区域实际情况,对麦肯锡矩阵在协调指数上的值域范围和分级进行改进,以适应边境城市城镇化出现非可持续发展的情况,具体如图2
图2 改进麦肯锡矩阵

黑色斜线代表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理想状态;Ⅰ、Ⅱ、Ⅲ代表非协调低发展水平、非协调中等发展水平、非协调高发展水平;Ⅳ、Ⅴ、Ⅵ代表低协调低发展水平、低协调中等发展水平、低协调高发展水平;Ⅶ、Ⅷ、Ⅸ代表中等协调低发展水平、中等协调中等发展水平、中等协调高发展水平;Ⅹ、Ⅺ、Ⅻ代表高协调低发展水平、高协调中等发展水平、高协调高发展水平

Fig. 2 Improved McKinsey Matr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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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障碍度模型

通过障碍度模型综合评价各指标对目标层的负面影响程度,综合各指标权重、障碍度以及频数分布,找出目标层的主要障碍因子,具体计算过程参见文献[28-30]

2 城镇化可持续发展过程研究

2.1 东宁和珲春总体城镇化发展特征

东宁和珲春总体城镇化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其发展过程主要经历以下3个阶段:① 平稳发展(1993—2005年)。该阶段总体城镇化发展水平较低、增速较慢,处于低发展水平,且各子系统发展指数均较低。得益于20世纪90年代以边境易货贸易为主的中俄经济合作的兴起,口岸经济发展指数是3个子系统中平均发展速度最快、水平最高的。② 快速发展(2006—2016年)。该阶段总体城镇化发展水平显著提高,在2011年达到中等发展水平,在2014年达到高发展水平。具体来看,城市经济在此阶段得到快速发展。与此同时,以边境贸易为主导的中俄跨境经济合作模式问题开始凸显,边境口岸城市地缘优势尚未充分发挥,导致前一阶段发展较快的口岸经济出现明显的波动。③ 波动发展(2017—2020年)。该阶段总体城镇化发展水平呈现先快速下降后回升的态势,总体仍处于中等发展水平。具体来看,受国内经济发展形势的影响,城市经济发展指数在2017—2019年快速下降,在2019年后停止下降但上升势头不明显。随着境外经贸园区建设的深入推进,口岸经济发展指数在2017年后保持稳定上升的趋势(图3)。
图3 东宁和珲春总体城镇化发展指数

Fig. 3 Overall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index of Dongning and Hunch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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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东宁和珲春总体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特征

东宁和珲春总体城镇化可持续发展过程是动态波动的(图4a),大致经历3个阶段:① 低发展水平的可持续发展(1993—2005年)。该阶段各子系统发展指数较低,且各子系统间差距较小。城镇化协调指数总体保持在中等协调水平,1999年前后协调指数波动较明显。尽管协调指数有所波动,但发展指数稳步提升,因此二者结合的综合表现是趋于可持续发展的理想状态。② 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的非可持续发展(2006—2016年)。随着城镇化发展指数快速提升,各子系统间差距逐渐扩大,协调指数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并在2008年后长期处于低协调水平。尽管2009—2014年协调指数总体变化不大在0.30上下浮动,但该现象表明各子系统间长期存在较大差距并且没有得到改善。③ 中等发展水平的可持续发展(2017—2020年)。该阶段城镇化发展指数逐渐回落,各子系统间差距逐年减小,协调指数逐渐回升,从低协调水平恢复到中等协调水平。尽管发展指数有所降低,但结合二者的发展走向尤其是在2019年后更趋于可持续发展的理想状态。
图4 城镇化可持续发展麦肯锡矩阵

Fig. 4 McKinsey Matrix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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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东宁和珲春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比较

综合分析东宁和珲春城镇化发展指数与协调指数,发现两市城镇化可持续发展趋势总体一致,但在部分阶段受口岸经济的影响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特征(图4b)。
在2005年以前两市的城镇化总体是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趋势呈现一定波动性,东宁整体可持续发展表现略优于珲春。具体来看,东宁平均城镇化发展指数高于珲春,口岸经济平均发展指数明显高于珲春(图5)。随着黑龙江对俄跨境商品、服务和人员的增多,东宁边境贸易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东宁口岸经济在2000年后较珲春呈现出更高的发展水平。尽管东宁协调指数的波动程度更大,但平均协调指数仍优于珲春,在1993—2005年呈现出略优于珲春的可持续发展态势。
图5 东宁与珲春城镇化及各子系统发展指数

Fig. 5 Dongning and Hunchun’s urbanization and each subsystem development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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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6—2016年两市均出现了城镇化非可持续发展的现象,珲春以2012年为节点由非可持续发展逐渐转为可持续发展,而东宁在2012年后非可持续性尤为突出。由于贸易层次较低、缺乏高附加值商品,导致东宁口岸经济呈现较强的波动下降趋势,尤其在2012年后下降明显,而珲春则充分利用国家一系列优惠政策,大力发展对俄贸易,口岸经济呈现小幅度的波动上升趋势。总的来说,在城市经济发展指数均快速增长的情况下,东宁受波动更大的口岸经济的影响,协调指数出现快速下降的趋势一度达到负值,尤其是在2012年后呈现更强的非协调性。相反,珲春在城市经济与社会状况快速发展的同时,口岸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导致其协调指数有所下降,但在2012年后随着口岸经济的逐渐发展,协调指数与发展指数呈现同步上升的趋势,在东宁城镇化非可持续发展时逐渐转为可持续发展。
2017—2020年东宁逐渐由非可持续发展转为可持续发展,珲春继续保持可持续发展态势,两市的可持续发展特点呈现一定差异性。具体来看,受国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影响,2017年后两市城镇化发展指数均出现回落。该时期由于东宁口岸经济的快速回升,缩小了各子系统间的差距,东宁在由非可持续发展转为可持续发展的同时较珲春呈现出更高协调水平的可持续发展。而珲春在城镇化发展指数整体回落的同时,凭借发展较好的社会状况较东宁呈现出更高发展水平的可持续发展。

3 城镇化可持续发展影响因素研究

3.1 准则层障碍因素分析

通过障碍度模型计算各准则层障碍度,结果表明各准则层的障碍度存在一定差异,其中城市经济与口岸经济的障碍度波动较明显并且两个准则层的变化规律呈现对称性,社会状况长期保持为第2障碍准则层且障碍度波动较小(图6a-c)。
图6 城镇化可持续发展影响因素准则层与指标层主要因子障碍度

Fig. 6 Main factor obstacles of the standard layer and indicator layer on the factors affec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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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看,东宁城市经济平均障碍度高于珲春。东宁口岸经济障碍度的变化与城市经济障碍度呈现对称性,而珲春口岸经济障碍度在2012年前与城市经济对称变化,在2012年后对称性不明显,相较来看口岸经济对珲春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负面影响程度强于东宁。社会状况方面,东宁社会状况障碍度总体呈下降趋势且波动较小,珲春社会状况障碍度呈现出一定上升趋势在2011年后出现较大波动并且一度成为第1障碍准则层。综合来看,东北边境城市城镇化可持续发展主要受城市经济准则层的影响,但同时仍受口岸经济与社会状况准则层的阶段性影响。

3.2 指标层障碍因素分析

通过计算各指标障碍度,综合指标权重、指标障碍度筛选出排序前4位的障碍因子,分别是固定资产投资总额(U6)、一般公共预算支出(S3)、一般公共预算收入(S2)、出口依存度(P2)(图6e-f)。

3.2.1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平均障碍度为12%,2017年前后障碍度波动最明显,其余时间均为第1障碍因子。具体来看,东宁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明显小于珲春且波动更大。随着国内经济进入新常态发展阶段,2016年起中国逐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受国内外经济下行压力的影响,导致边境城市投资增速放缓、投资总额增长势头较弱。而珲春作为“政策洼地”凭借良好的区位优势吸引了包括现代物流集散中心、冷链物流基地等诸多重大工程项目落地,保证了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平稳增长。因此东宁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平均障碍度高于珲春,并且在2017年前后两市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障碍度出现明显波动。

3.2.2 一般公共预算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支出的平均障碍度均为10%,总体分别保持为第3、第2障碍因子。两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障碍度总体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障碍度在2015年后呈现明显的波动上升趋势。具体来看,两市一般公共预算的结构均为支出大于收入,随着2006年后城市经济快速发展,两市一般公共预算较前一阶段都体现出较好的增长势头,但存在一定波动,因此在2015年前一般公共预算的障碍度总体变化趋势是波动下降的。但自2015年起中国实施“定向减税和普遍性降费”政策(https://www.gov.cn/guowuyuan/zfgzbg/2015zfgzbg/),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东北边境城市投资持续减速、第二产业发展受阻,导致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加之2020年疫情的影响,财政收入一度出现负增长趋势,因此在2015年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障碍度明显回升。

3.2.3 出口依存度

出口依存度的平均障碍度为9%,是东北边境城市城镇化可持续发展中后期主要的障碍因子。东宁出口依存度的平均障碍度略高于珲春,并且两市出口依存度的障碍度都经历了缓慢下降、快速提升、有所回落3个阶段。究其原因是改革开放为边境贸易提供了有力的体制和政策环境。同时中俄关系日渐成熟,为边境贸易提供了稳定的地缘政治环境,因此出口依存度的障碍度较低。但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卢布贬值、俄罗斯整体消费环境恶化,中国商品在俄罗斯市场的相对价格受到一定影响,导致2008年以来出口依存度的障碍度快速提升。同时,通过调研了解到2015年以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以及新一轮俄罗斯远东开发的加速,东北地区与俄远东的经贸联系不断加强,推动了边境地区交通基础建设的不断完善,边境城市的“通道”作用日益凸显,一定程度恢复了边境城市的出口贸易,因此两市出口依存度的障碍度出现不同程度的回落。在研究后期,东宁出口依存度的平均障碍度高于珲春是2017年以来黑龙江省对俄贸易优势有所弱化而吉林省对俄经贸合作生机勃发的缩影。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加快了地缘经济“向东转”的步伐,为中国东北与俄远东跨境经济合作带来新的机遇,在此背景下探究边境城市城镇化发展问题具有重要研究意义。此外,东宁和珲春市作为东北边境城市的缩影,一方面是由于两市的城镇化进程与其他东北边境城市相似,在城镇化以及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同其他东北边境城市面临着诸多共性问题,如人口流失、经济增长乏力、城镇化进程相对滞后等。另一方面是由于两市独特的区位优势,使其在东北边境城市中拥有着较大的政策扶持力度和相对较好的发展势头。为此,本文根据两市在东北边境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共同性和独特性,以东宁和珲春市为例,探究东北边境城市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综合表现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
1) 东宁和珲春总体城镇化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主要经历了平稳发展(1993—2005年)、快速发展(2006—2016年)和波动发展(2017—2020年)3个阶段。其中口岸经济是促进边境城市城镇化发展水平平稳发展的主要动力,城市经济是影响边境城市城镇化发展水平快速发展和产生波动的主要原因。
2) 东宁和珲春总体城镇化可持续发展趋势与其城镇化发展过程的变化是同步的,总体而言经历了低发展水平的可持续发展(1993—2005年)、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的非可持续发展(2006—2016年)、中等发展水平的可持续发展(2017—2020年)3个阶段。在此过程中,城市经济与口岸经济发展水平的动态协调发展情况影响着东北边境城市城镇化协调指数以及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
3) 东宁与珲春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总体趋势相同,但部分阶段受到口岸经济的影响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特征。1993—2005年两市城镇化均趋于可持续发展,东宁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态势优于珲春。2006—2016年两市均出现不同程度的非可持续发展态势,但当东宁保持城镇化非可持续发展趋势时珲春逐渐由非可持续发展转为可持续发展。2017—2020年两市均呈现可持续发展态势,但东宁呈现出协调水平更高的特点而珲春则呈现为发展水平更高。
4) 东宁和珲春的城镇化可持续发展长期受城市经济的影响,但同时受到口岸经济与社会状况的阶段性影响。其中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出口依存度是影响东北边境城市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前4位障碍因子。

4.2 讨论

随着中国“十四五”时期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涉及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但受数据的可获取性限制,同时通过实地调研发现经济社会发展整体比较滞后是东北边境城市当前发展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因此论文在构建边境城市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综合指标体系时未选取生态环境指标。总体而言,本研究基于边境城市的发展特点建立了边境城市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综合指标体系,但中国是世界上陆地边界线最长和邻国最多的国家,不同地缘政治经济关系决定着不同边境城市的城镇化发展进程与模式,因此后续可以进一步对比分析不同区域边境城市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水平与差异,深入探究不同区域边境城市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及机制,完善边境城市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验证其普遍适用性,丰富边境城市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方法体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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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4180110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42201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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