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网络对城市群空间结构造成了复杂的影响。一方面，高铁的开通带来的时空压缩效应降低了区域要素流动的成本，带来区域整体经济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高铁的网络效应会强化中心城镇的区位优势，形成对周边中小城市的“虹吸效应”，扩大城镇发展的不均衡。传统基于地点可达性测度的“土地利用-交通交互作用”理论难以解释高铁网络对城市群空间结构的复杂网络效应。本文从要素流动的视角，基于“转移型”（具备时空排他性，例如资本与劳动力）与“共享型”（无时空排他性，例如信息与技术）两类要素流，解析“高铁网络–要素转移与共享–城市群空间结构”级联作用路径；以武汉城市群为研究案例区，利用互联网位置服务平台提供的人口迁徙等大数据资源识别并测度城镇间要素转移与共享空间特征，综合应用空间交互模型、空间面板回归等方法实证高铁网络对要素转移与共享，以及对城市群空间结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速铁路的发展对武汉城市群经济发展具有异质性影响， 高铁的发展促进了劳动力从周边中小城镇向中心城市转移，从而对武汉市经济具有明显的极化作用，对武汉周边城市的经济发展造成了挑战；同时，高铁也促进了信息与技术从中心城市向周边扩散，给地区经济转型带来了机遇。本研究克服了长期以来相关研究多基于单一类型“流数据”造成过度简化城镇间交互作用的缺点，尝试用统一的分析框架来解释高铁网络对城市群空间结构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将为优化城市群空间结构提供政策参考。
合作共建园区的转型发展作为重要区域治理现象在学术界备受关注。本文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法和文本分析法，援引 “同质多形”理论视角并构建研究框架，尝试从尺度、网络、领域等多个维度揭示长三角合作共建园区转型的内在动力及其新发展趋势。研究发现：① 长三角合作共建园区多维特征处于动态演化中，资本需求与行政治理困境共同构成最为关键的演化动力。园区经历了以企业转移为目标的早期形成阶段、2010年后的波折发展阶段以及2016年后以多元伙伴议程为导向的创新转型阶段，园区的转型发展由不同时期经济发展需求与行政治理困境共同推动。② 长三角合作共建园区治理方式从政府间协同转向多元主体网络行动，使园区的尺度、网络、领域特征从早期迁出地主导的单中心治理方式向多元化发展。③ 长三角合作共建园区的建设从突出专业化经济优势转向囊括创新、生产、居住等要素的综合性整体系统转变，是当前区域治理日趋复杂的缩影，国家到地方、政府到市场的不同行动主体都参与其中。总之，本文揭示了合作共建园区治理的新趋势，并强调同质多形框架在认识与推动当前合作共建园区新发展中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以2030年“碳达峰”为研究时点，通过IPCC（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自下而上”法和社会网络分析法，探究不同通道情境下区际城市群公路物流碳排放及其减排潜力的网络格局，分析渤海通道对其产生的影响。研究表明：① 2030年不同通道情境的区际城市群公路物流碳排放网络差异：陆上通道情境下，区际城市群碳交流向经济、交通发达轴带和渤海海峡端点城市集中；陆海通道情境下，区际碳交流向邻近陆上通道的城市集聚；渤海通道改善了区际城市群“渤海海峡端点城市”指向的高耗能局面。② 2030年区际城市群公路物流减排潜力网络格局：以大连为减排枢纽，以渤海海峡为中心，强减排城市组对南多北少，并存在零减排城市组对；渤海通道主要通过端点城市向其他城市施以碳减排影响，对距其较远且处在公路物流边缘的部分城市的碳减排影响较为有限。
作为一种特殊的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高速铁路（下文简称为“高铁”）开通减少沿线企业面临的要素约束，降低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和代理成本，促进沿线地区资本流动，影响城市间的异地投资。依托2008—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新建投资决策数据，以高铁所引致的连通性和可达性等区位条件变化为切入，分析和评价高铁对异地投资的影响及其空间异质性。研究发现：① 东部地区连通性提升更快，西部地区可达性改善更显著；巨特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可达性和连通性的绝对差距不断拉大。② 异地投资主要流向东部地区和巨特大城市，但地区差异呈缩小态势。③ 高铁区位对异地投资有显著正向影响，并且可达性的影响程度大于连通性的影响。④ 高铁区位对不同地区、不同规模城市异地投资的影响呈现差异性，连通性促进资金向东部地区和巨特大城市流动，可达性则能够显著提升西部地区及小城市对异地投资的吸引。
海底光缆作为跨区域连通性基础设施对于社会经济乃至国防安全至关重要，并且时刻面临着自然或人为的破坏风险。然而，当前对海底光缆网络脆弱性的探索仍受限于局部网络与国家尺度。基于此，本文以信息港为节点构建全球海底光缆网络，结合复杂网络理论与仿真模拟手段设计了完备的评价方法，依次对其网络脆弱性进行分析、枢纽信息港进行划分、区域抗毁性进行测度。结果表明：① “海缆”网络在受到随机攻击时较为健壮，在遭受蓄意攻击时较为脆弱，尤其是针对具备中转、衔接功能的信息港进行攻击将极易造成网络崩溃；② 枢纽信息港在“海缆”网络中呈极核结构，中介中心性前5名、前10名、前19名以及点度中心性前19名、前34名、前63名为枢纽信息港第一、第二、第三等级的划分标准，是网络连通受损、局部崩溃、完全崩溃3种状态的关键阈值，其中新加坡、开普敦、英格兰西海岸区、佛罗里达等信息港及其周围海域需要予以网络安全方面的重点关注；③ 区域抗毁性水平存在显著的区际差异，欧洲、北美等地区较高，东亚、南亚与中南亚等地区尚有很大的优化空间。研究成果可为海底光缆网络结构的优化提供参考和决策支持。
基于知识溢出成本与收益的视角，探究了城市间技术邻近度变化影响知识溢出的U型特征，并利用2007―2018年城市间专利引用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城市间的技术邻近度与知识溢出水平呈现出U型特征，即城市间较高和较低的技术邻近度均有助于促进知识溢出，而中等技术邻近度城市间较少形成知识溢出，产生中等技术邻近陷阱。较高技术邻近度城市间的专业化技术合作能够产生规模经济，彼此之间的知识学习更加容易，知识溢出的收益高、成本低；较低技术邻近度城市间的差异化技术合作能够产生范围经济，信息筛选成本较少，知识溢出的高收益和低成本激励了知识溢出；但是，中等技术邻近度城市间的知识溢出收益较低且成本较高，知识溢出受到抑制。
流动人口生命历程事件是日常生活的重要实践，其对流动人口的影响关乎流动人口切身利益与城镇化可持续发展。利用2018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测算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影响机理。结果表明：①在流入地有居留意愿的流动人口占85.10%，其中78.39%的人口有长期居留意愿，各城市差异较大。②毕业使流动人口倾向在流入地短期居留，在流入地生育子女和子女升学会提升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居留和长期居留意愿，身体状况变差会使得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提升但对长期居留意愿无显著影响，结婚、失去工作和退休事件通过家庭和个体作用力提升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③流动人口的人口、家庭、流动和城市特征对居留意愿和长期居留意愿的作用力具有差异性。最后，从安居、生育、健康、教育等方面提出流动人口高质量城镇化的建议。
世界经济正处在新旧动能的转换期，数字贸易成为当前经济结构转型的典型特征。本文利用OECD数据库中2008—2019年的贸易数据，筛选出6类数字化程度高的行业，从网络结构和影响因素两方面探究了全球数字贸易结构的演化态势。研究发现：① 全球数字贸易格局空间分布不均衡，主要的贸易节点和贸易联系都分布在西半球和北半球，“美日欧”作为全球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的引领者，在全球数字贸易网络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② 不同行业数字贸易网络的结构和紧密程度有一定差异，但除金融服务的贸易网络为多中心结构外，其他行业的贸易网络均呈现以美国为核心的单中心结构，中国在6类行业的数字贸易网络中均处于外围位置。③ 信息通信技术、对外开放水平、互联网普及程度、相同收入水平、共同货币、共同语言及区域贸易协定均对促进双边贸易流量的提升有积极作用，接壤关系仅在早期有利于贸易流量的提升，宗教文化对数字贸易并无显著影响，而地理距离对开展数字贸易仍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打破了“距离已死”的说法。本研究旨在探讨全球数字贸易发展的空间分布及演化，以期增强中国在全球数字贸易网络的辐射能力，寻求竞争优势。
本研究综述了粮食安全概念的演变过程与特征，分析了近年来主要的粮食安全评价指标及未来情景研究方法的优缺点，探讨了地理学在粮食安全系统中可能的作用与研究方向。主要结论为：① 粮食安全概念已发展成为包含4个维度、5个尺度的综合概念，宜采用“食物安全系统”词语表征。② 家庭尺度与国家尺度是粮食安全评价的重点，粮食安全概念关注重点也从宏观国家角度向微观家庭和个人尺度转变，家庭成员的膳食营养摄入指标成为测度粮食安全的关键要素。③ 目前粮食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尚不完善，多数指标均存在定量化不足、标准不统一难以对比、数据不准确等问题；而且未有能涵盖4个维度的全球标准化评价指标体系。④ 不同研究对粮食安全的未来情景预测结果差别迥异，准确性难以测度。⑤ 地理学可在食物供给影响机制研究、食物供应链、粮食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应对策略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
本文在构建旅游城镇化与人居环境耦合协调理论框架的基础上，运用耦合协调模型、空间引力模型、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实证分析2005—2019年中国西部旅游城镇化与人居环境的时空耦合协调性及驱动力。结果表明：①旅游城镇化与人居环境综合指数均值呈上升态势，旅游城镇化发展水平增速快于人居环境，但人居环境指数整体高于旅游城镇化。②旅游城镇化与人居环境耦合协调度的中级协调区域居多，2017年以后演变为高级协调，耦合协调类型逐渐由旅游产业滞后型向同步发展型转变。③旅游城镇化与人居环境耦合协调度空间趋势极不均衡，空间联系强度呈现出以宁夏–陕西–重庆–贵州为主轴的链状式空间关联格局。④耦合协调度差异是不同驱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国际旅游收入是主导性驱动，人均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是根本性驱动，A级景区数量是原生性驱动，其中国际旅游收入与A级景区的交互影响作用解释力最强。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城市问题逐渐凸显，边境地区作为国家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衡量其城镇化发展水平与可持续发展态势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以黑龙江省东宁市与吉林省珲春市为研究案例，从城市经济、口岸经济和社会状况3个维度构建边境城市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综合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和改进麦肯锡矩阵评价边境城市城镇化发展水平以及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综合表现与发展趋势，最后通过障碍度模型探究影响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因子。结果表明：① 东宁和珲春总体城镇化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主要受到城市经济与口岸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② 东宁和珲春总体城镇化可持续发展趋势与其城镇化发展过程是同步的，总体经历了低发展水平的可持续发展（1993—2005年）、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的非可持续发展（2006—2016年）、中等发展水平的可持续发展（2017—2020年）3个阶段。③ 东宁与珲春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总体趋势相同，但受口岸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在部分阶段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特征。④ 城市经济是长期影响东宁和珲春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准则层，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出口依存度为主要障碍因子。研究结果可为边境城市城镇化可持续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与实证参考。
城市绿地是推进空间资源合理分配的重要基础设施之一。以广州市已建成的保障性住房为研究对象，采用GIS网络分析法，分析居住在保障性住房中的居民在不同交通方式下到达不同规模等级绿地的可达性。研究发现：① 保障性住房人群到区级绿地和街道级绿地的可达性受交通方式影响较小。② 通过核密度法和标准差椭圆法验证绿地与保障性住房的分布差异，结果表明保障性住房周边绿地覆盖范围小，各等级绿地的可达性较差。保障性住房的发展方向与绿地规划方向存在不一致，导致保障性住房处于绿地边缘位置。③ 地铁与公交或驾车的可达性高于地铁与步行的组合方式，主要因为绿地通常位于城市中心或繁忙地区较远的地方，且地铁与公交或驾车能覆盖更长的距离。本研究的结果对广州市在“十四五”规划中筹建新的保障性住房提供了有益参考，助力推动城市空间布局的优化。
基于适应性循环理论和核心-边缘理论，利用集对分析法、向量自回归、系统动力学仿真等多元集成方法，对比分析核心-边缘区乡村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演化机理和路径差异。研究发现：① 旅游业能够推动核心-边缘区乡村旅游地恢复力一体化均衡发展，恢复力差距呈逐渐缩小趋势。② 核心-边缘区乡村旅游地恢复力系统内部复杂交互、协同有序发展。社会、经济和生态子系统互为非线性动态因果关系，在此非线性复杂自组织力作用下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呈良好发展趋势。③ 通过复杂系统多情景模拟，核心区乡村旅游地发展路径以协调发展型或生态保护型为主，边缘区以旅游优先型为主。④ 驱动核心-边缘区乡村旅游地恢复力演化的要素系统具有差异性。在系统层面，生态系统对核心区影响程度最高，社会系统对边缘区的影响程度最高；在因素层面，生态因素是影响核心-边缘区乡村旅游地的共同要素，核心区能够通过生态修复提升生态韧性，边缘区能够利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进而均能显著提升乡村旅游地恢复力。
以黔东南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为例，运用地理学相关空间分析方法以及线性扩散接连分析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生态要素进行分析。主要结论有：① 黔东南非遗分布具亲山性、亲水性特点，3个区域的文化-生态要素各有不同； ② 非遗的环境依赖程度因文化类型不同而存在差异，其中制作、营造、医药、生产以及饮食酿制类非遗的生态依赖最明显；③ 非遗具有一定的生态脆弱性，生物多样性减少、土壤侵蚀、水质污染、气候变化等问题会影响到文化保护与传承；④ 非遗一方面依赖生态，一方面也因生态作用而扮演了建构、维系地方环境秩序的角色，直接表现为非遗推动跨县、跨海拔、跨地形地貌的生产分工与合作，在促进民族交流中具有积极作用。
为解析中国人为净氮输入（NANI）和人为净磷输入（NAPI）的来源和空间分布，本研究构建了中国市域NANI和NAPI模型，核算了2020年中国367个市域单元NANI和NAPI，并采用标准差椭圆方程和莫兰指数对其进行空间异质性分析。主要结论为：① 2020年中国NANI和NAPI分别为4596.43 kg N/(km2·a)和840.02 kg P/(km2·a)；② 化肥施用是NANI和NAPI的主要贡献源，其中80.93%、89.65%的市域单元分别为其最大贡献源；③ 中国NANI和NAPI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聚集性和异质性，以胡焕庸线为界，东南部地区的NANI和NAPI明显高于西北部，聚集区域主要分布在华北平原地区。NANI和NAPI模型是一种定量评估区域内氮磷排放状态的模型，能够为中国氮磷污染重点区域的识别、污染治理等提供技术支撑。
本文探讨了地方志在长时段高分辨率农业收成序列重建中的限制因素：将地方志对丰歉2种现象记载的峰值伴随出现的现象定义为“丰歉组合”现象，初步分析了其可能成因；分析了记载的完整性限制。通过引入丰歉等级非线性赋值与年际衰减指数较好地突破了这些限制，提出了新的区域农业收成序列的重建方法，该方法可以：① 在保持年分辨率的同时较大程度延伸重建时间尺度；② 将丰歉两种现象整合到同一序列中。利用该方法成功重建了明清时期山陕地区4个子区域的年分辨率的农业收成序列。结果表明：① 山陕地区的农业收成呈现40 a左右准周期的低频高幅脉冲与高频低幅振荡2种波动模式；② 山陕地区的农业收成与气候要素存在良好的“冷抑暖扬”“干抑湿扬”的对应关系；③ 社会系统的“脉冲型”“适应型”“周期型”响应模式在明清时期山陕地区农业收成序列中均有体现：严重歉收事件周期性地冲击地方社会，其他绝大多数时段则以高频低幅振荡为主，而两类歉收事件均在18世纪明显减少，这些均与明清当地人口的增长态势、“康乾盛世”等史实相一致。
高纬度多年冻土区是对气候变化响应最敏感的区域，多年冻土退化严重影响土壤碳循环过程，揭示不同地表覆盖类型下多年冻土区土壤有机碳的垂直分布规律，对于预测未来多年冻土区土壤碳库变化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大兴安岭高纬度多年冻土区森林、森林沼泽、灌丛沼泽为研究对象，利用钻探法采集土柱（7~8 m），对3种不同植被下的土壤碳（有机碳、可溶性有机碳）进行测定，进一步分析土壤碳含量的垂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随着深度增加，土壤碳含量降低，有机碳含量变化范围为14.55~95.98 g/kg（森林沼泽）、17.48~132.93 g/kg（森林）、2.58~396.50 g/kg（灌丛沼泽），但在多年冻土层中也存在较高碳含量的情况；活动层土壤有机碳和可溶性有机碳平均含量均表现为：灌丛沼泽>森林>森林沼泽，多年冻土层土壤有机碳和可溶性有机碳平均含量均表现为在森林沼泽>森林>灌丛沼泽；各组分碳在活动层的变异系数表现为30.31%~114.26%，各组分碳在多年冻土层的变异系数表现为30.23%~192.09%；相关分析表明，土壤碳与深度和pH呈负相关，与土壤水分显著正相关。
对采自海南岛双池玛珥湖的沉积岩芯（SCH17-04）进行了加速器质谱法（Accelerator Mass Spectrometry，AMS）14C测年和正构烷烃组成的实验分析，据此探讨了中国热带北缘地区约775—1550年间的气候环境特征。结果表明，SCH17-04岩芯正构烷烃记录揭示了该湖沉积的有机质主要来自于陆生高等植物，也包含部分水生植物和菌藻类植物的输入；利用正构烷烃相关组分的比值发现，在中世纪暖期（Medieval Warm Period，MWP，约950—1350年）时，研究区草本植物比例明显增大，木本植物占比相对偏小，揭示出地处热带北缘的海南岛地区在中世纪暖期气候环境总体上较为偏干，而在黑暗时代冷期（Dark Ages Cold Period，DACP）晚期（约775—950年）和小冰期（Little Ice Age，LIA）早期（约1350—1550年），海南岛地区气候环境相对较为偏湿。区域对比分析发现，双池玛珥湖沉积正构烷烃记录与同处热带地区的雷州半岛湖光岩玛珥湖沉积、西沙群岛东岛湖泊沉积以及来自泰国的石笋记录等较为一致，都揭示了一个气候相对较为偏干的中世纪暖期，这可能跟同一时期热带辐合带（Intertropical Convergence Zone，ITCZ）南北迁移和热带雨带的扩张与收缩、太平洋东西部海区海表温度梯度变化等因素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