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利用/覆盖变化是全球土地研究的重要问题，而海岸带则是该领域研究的热点区域。本研究选取土地利用/覆盖数据，利用土地利用动态度、转移矩阵、土地利用变化图谱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评价指标，分析了中国大陆海岸带土地利用变化特征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情况。结果表明：① 1985—2021年，土地利用/覆盖变化总体趋势以耕地萎缩和不透水面扩张为主，其次是林地扩张，再次是灌丛、草地和裸地收缩，最后是水域小幅度扩张。② 前期土地利用类型组成结构以耕地和林地为主，后期以耕地、林地和不透水面为主。③ 土地利用变化过程的离散程度低，耕地向不透水面转换的变化比例最高，集中分布在环渤海湾、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等人口密度高的经济圈地带。④ 森林覆盖率总体上升0.88%，森林面积增加了4 088.89 km²，满足联合国可持续发展15.1.1目标。森林覆盖得到有效的恢复和控制，呈现改善趋势，满足可持续发展15.2目标要求。土地退化率前期迅速增加，后期趋于稳定，36 a间研究区土地退化率为11.76%，土地退化面积仍高于改善面积，与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15.3（土地退化零增长）还存在一定距离。未来需合理规划中国大陆海岸带土地利用，加大土地改善力度。

基于2019年中国338个城市的1 836个监测站逐小时臭氧监测数据，本研究探讨了不同气候区臭氧质量浓度变化的时空特征，揭示了不同气候区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对臭氧污染的相对贡献及其关键影响因子。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大气臭氧质量浓度年评价值介于84~193 µg/m³，年平均质量浓度为141 µg/m³，城市空气质量良好，但全国仍有22% 的城市臭氧年评价值超标，超标天数约占全年的6%。城市臭氧污染具有较强的空间异质性，温带季风气候区城市臭氧污染最为严重，超标城市高达44%，平均超标天数约占全年的10%，臭氧质量浓度等级为轻度污染（济南、淄博和滨州）；温带大陆性气候区臭氧浓度等级为优，超标天数仅占全年的1%。城市臭氧质量浓度具有较强的季节特征，总体上春夏高于秋冬，夏季臭氧平均质量浓度最高（109 µg/m³）、春（108 µg/m³）、秋（86 µg/m³）次之，而冬季（67 µg/m³）最低。冗余分析表明，社会因素（PM_2.5和GDP等）是影响城市臭氧质量浓度升高或降低的主导因素，自然因素起辅助作用。不同气候区，自然和社会因素对臭氧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差异性。本研究可为中国城市有效应对臭氧污染、建设宜居城市提供重要理论支撑。

应对中国国土空间规划体系重构的背景和国家空间治理现代化的要求，本文对都市圈空间规划的定位、编制技术与实施保障进行了系统探讨。都市圈规划属于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特定区域的专项规划，本研究提出：① 从都市圈概念内涵出发，遵循“中心城市−城镇化地区−功能联系地区”的逻辑关系，构建了一套规范、标准的新时代都市圈空间范围划定方法。② 突出“目标引领、问题导向、注重实施”的逻辑主线前提下，构建中国都市圈规划的技术体系，都市圈规划必须在共同发展目标引领下，突出问题导向和聚焦重点。③ 在规划内容制定上，应根据都市圈不同发展阶段存在的问题，因时制宜确定规划主要内容；聚焦都市圈事权划分中都市圈层级事权重点，因地制宜设置规划主要内容。④ 都市圈规划实施必须加快体制机制创新，从组织保障、协同保障、法律保障、财务保障和政策保障5个方面建立规划实施保障体系。期望以此为中国新时代都市圈规划编制和空间治理提供理论基础和方法指导。

遗产保护行为是旅游目的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旅游者感知遗产历史的相关性是其遗产保护行为的认知基础。基于认知评价理论的“环境认知评价–情绪–行为”框架，以国内多个运河主题博物馆为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历史相关性对旅游者遗产保护行为意愿的建构机制。结果显示：① 遗产历史的社会相关性对遗产保护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遗产历史的个人相关性、人类相关性与遗产保护行为关系不显著；② 遗产历史的个人、社会、人类相关性均可以通过敬畏感的中介作用对遗产保护行为产生正向影响；③ 博物馆服务真实性正向调节敬畏感对遗产保护行为的作用。研究扩展了遗产保护行为心理建构机制的研究视角，为遗产旅游目的地文化环境设计提供启示。

基于系统理论，以典型旅游乡村为研究对象，采用“扎根+案例”的研究方法，在“解构−重构”双重逻辑的基础上，揭示旅游驱动乡村重构的机理，构建其演进模型。研究发现：① 旅游驱动乡村重构的历程具有阶段性特征，其中初级阶段离不开政府这只“有形的手”的助力。② 旅游驱动乡村重构的本质是实现乡村价值重创，根本途径是“人−地−业”三部曲的交互，重要支撑是“三大乡村共同体”——乡村组织文化共同体、乡村地缘经济共同体和乡村多重空间共同体，基础条件是乡村经济重构、空间重构、社会重构和文化重构。③ 旅游驱动乡村重构是一个动态、发展、循环的过程。④ 旅游驱动乡村重构与自然演化状态下的乡村均起始于经济重构，两者的核心要素为“人−地−业”，但两者在重构历程和速度上存在差异。

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催生了以外卖O2O消费为代表的数字化消费模式，日常消费供给与需求的时空格局正在发生变革。以杭州市主城区外卖O2O消费为研究对象，基于高精度的消费数据，运用数理统计、核密度空间分析以及可视化方法，刻画大都市数字化日常消费单日内高峰时段的时空特征，并对供给与需求的时空特征进行关联性分析。研究发现，① 大都市数字化日常消费存在午、晚两个高峰，午高峰的规模更大、瞬时变化率更高。② 需求空间在数字化日常消费高峰时期呈现显著的集聚态势，午高峰的空间集聚度较晚高峰高，且空间范围更小、边界更清晰；需求空间用地类型由单一的生产性服务用地转为居住、生产和文教等多元用地。③ 供给空间高密集聚形成多中心格局，供给空间分布与传统商业空间格局总体一致，局部存在差异——关键供给中心多数与社区级商圈重叠，少量位于非商业空间。④ 数字化日常消费形成午晚高峰错位和供需高峰错位两个特征：客观环境的时空约束影响潜在消费者决策，导致午晚高峰错位；数字时代店铺仍旧受集聚效应支配形成多中心格局，骑行配送拓宽供给中心的服务半径，扩大消费与供给的地理不邻近，从而形成供需高峰错位。

构建和推动高质量人才环流是中国国际人才培养和人才磁石型国家建设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2019年中国与38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之间高等学校留学生流动数据，构建有向加权的国际人才流动网络，并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探讨国际人才流动的空间格局与影响机制。结果显示：① 39个国家之间留学生交流密切，区域组团明显，形成北美亚太组团、南美欧洲组团、北欧波罗的海组团、捷克斯洛伐克组团。中国和美国是国际人才交流的中心，同时中国、英国、德国、美国、法国也是人才流动的门户与枢纽。② 各国家在输出和接收留学生上存在非对称性。中国留学生流出量占总网络的近50%，而OECD各国输出量相对均衡。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成为留学生流入量排名前3，中国以7.17%的占比居第四。③ 国家的开放程度、教育质量、经济水平对留学生流动的影响均存在发送者效应和接收者效应，地理、语言文化、贸易方面的邻近可促进留学生流动。结构依赖是留学生流动的重要驱动力，其中互惠效应、择优依附效应与传递闭合效应最为显著，对于外生动力具有一定的替代性。中国与OECD国家间的人才联系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需从个体属性、多维邻近性和结构内生性方面进行优化，促进区域内人才更加扁平化多元化交流发展。

城市群的形成发育过程同样伴随着城市群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演化过程，具体表现为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间财政转移支付份额的“动态博弈”，城市群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呈波浪形爬升的演化态势。本文通过对城市群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演化规律基本原理的剖析，建模得出城市群财政演化规律的几何表达式；通过构建城市群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权TOPSIS法计算得出中国城市群及所辖城市的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得分；继而运用ArcGIS10.2对不同城市群以及城市群内部城市的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全局空间分析；并创建了城市群财政转移支付的博弈强度与博弈门槛计算方法；最后使用模拟验证的方法对中国城市群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演化规律进行拟合验证进而探究中国城市群的财政可持续性发展路径。通过上述研究，得出以下基本结论：① 中国城市群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遵循波浪形爬升的演化规律；② 截至2018年，除辽中南城市群外其余城市群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城市群整体的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平均爬升速度为5.37%。中国城市群整体的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主要呈现为“东南高–西北低”的区位特征，高质量区域由国家级城市群逐步向区域级城市群和地区级城市群扩散；③ 城市群各城市间的财政转移支付博弈强度不断加大，但存在着博弈门槛值的限制，其中国家级城市群、区域级城市群和地区级城市群的博弈门槛值呈阶梯降低；④ 城市群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爬升函数曲线得到了实践验证，可采用城市群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演化规律的函数模型分析预测中国城市群的未来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规律。进而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为中国各级政府引导城市群城市财政可持续性发展，提出了政策激励、政府职能、财政管理以及宏观调控4个方面的政策建议。

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背景下，基于交通网络密度、区位优势度、交通设施影响度的评价体系探讨了2005―2019年俄罗斯东部地区的交通优势度及其空间格局，结果表明：① 俄罗斯东部地区的交通规模状况不容乐观，部分交通指标出现下降趋势，其交通设施建设、改造和更新迫在眉睫。② 俄罗斯东部地区的交通优势度呈下降态势，超过1/2联邦主体的交通优势度低于俄罗斯东部均值。空间上，交通优势度冷区面积扩大、热区面积缩小，呈西西伯利亚区>东西伯利亚区、南远东区>北远东区的“西热东冷、南热北冷”的格局特征。③ 俄罗斯东部公路网密度增长、铁路网密度未有变化，呈现“西高东低、南高北低”的格局特征。俄罗斯东部区位优势度遵循“距离衰减规律”，西伯利亚区内、远东区内分别呈以新西伯利亚州、哈巴罗夫斯克（伯力）边疆区为中心，向外围降低的“核心–边缘”格局。俄罗斯东部交通设施影响度下降，呈“西高东低”的格局特征。④ 西伯利亚区的交通优势度、交通网密度、区位优势度、交通设施影响度均高于远东区，高值区位于鄂木斯克州–新西伯利亚州–阿尔泰边疆区–克麦罗沃州等的串联区，低值区位于堪察加边疆区–马加丹州–楚科奇自治区、阿尔泰共和国–图瓦共和国。

以西藏隆子县为例识别和解析了藏族聚居区乡村聚落的景观基因，探讨了聚落景观及生态、生活、生产景观基因的内涵。研究表明：① 隆子镇和日当乡形成了密度超过0.46个/km²的集聚中心，其他地区呈零散分布；自然村斑块形状扁长而复杂。② 聚落区位选择多依赖藏族传统文化中的生态观和自然环境因素，形成了河畔谷底、山腰缓坡、河流交汇口3种聚落选址模式。③ 散列型聚落围绕农田和山丘不规则布局，形成聚落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的景观；团块型聚落在河畔谷底或河流交汇口布局，是追求背山向阳的隈曲墁坡为风水吉地等生态观的结果。④ 聚落与周边植被形成作物与聚落、山林与聚落组合模式。⑤ 聚落围绕寺庙建造方便藏族人民日常宗教活动，聚落围绕行政机构或交通线建造方便居民服务和出行。⑥ 聚落生产景观基因包括林地和耕地独特的用地印迹。本研究为青藏高原的聚落格局优化和人居环境改善提供参考。

选取广州市74个典型社区，通过入户调查的方式共计发放1 568份问卷，研究社区环境感知（环境失序感知、集体效能感知和社会控制感知）对犯罪恐惧感的影响。结果表明：除性别、年龄和犯罪受害经历对犯罪恐惧感具有显著性影响之外，社区环境感知对犯罪恐惧感也具有重要影响。其中，社会环境失序感知和物理环境失序感知对犯罪恐惧感具有显著性正向作用；集体效能感知对犯罪恐惧感的影响不具有显著性；社会控制包括正式社会控制和非正式社会控制2个方面，其中正式社会控制对犯罪恐惧感具有显著的抑制性作用，非正式控制对犯罪恐惧感的影响不具有显著性。

以武汉城市圈为研究对象识别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区，运用MSPA方法、景观连通性评估、MCR模型和电路理论构建以“生态源地−生态廊道−生态节点”组成的生态安全格局，基于VSD模型评价研究区2010年和2018年的生态脆弱性，综合两者识别出的生态修复区分类提出针对性修复保护措施。研究结果：① 共识别出10处生态源地，总面积14 761.9 km²，45条生态廊道，19处生态“夹点”，7处生态障碍点。② 2010—2018年研究区生态脆弱度分别以潜在脆弱和轻度脆弱为主，潜在脆弱区面积占比下降12.85%，轻度脆弱区增加4.49%，非常脆弱区与极度脆弱区占比较小，合计占比从12.44%增长至16.89%。③ 共识别4处生态修复区，总面积3 779.7 km²，分为生态景观重塑区、重要廊道贯通区、人工修复区、产业转型区。本文将生态脆弱性评价结果融合到生态安全格局中能够更全面地识别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区，共同保障城市圈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聚焦于乡村灾害脆弱性，以河南省浚县418个村庄或居委会为研究对象，从暴露度、敏感度和适应力3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综合评价了洪灾冲击下的乡村脆弱性。研究显示：① 浚县乡村灾害脆弱性平均值为0.47（满分为1.00），处于中等偏下水平，灾害暴露度（0.72）和适应力（0.76）较高，敏感度（0.45）相对较低。各乡镇在灾害韧性表现上存在空间差异。② 距离河道较近且地势低洼的地区一般具有更高的暴露度，相较于其他地区更早遭受洪水冲击，并倾向于面对更大的灾害损失。此时，灾前阶段具备良好的预警机制及预防性措施能够有效通过提高适应力降低乡村灾害脆弱性。③ 洪灾之初，民众由于灾情尚未威胁到人身安全时更倾向于保护个人财产，这体现为各乡镇了解应对措施的比重普遍高于实际听指挥的比重。此时，现场引导工作在遭受灾害冲击时具有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文章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提出了降低乡村灾害脆弱性、提升乡村灾害韧性能力的政策建议。

以江西省2010年和2020年土地利用现状为基期数据，并结合江西省自然资源特点与土地利用政策，利用PLUS模型对该省2030年土地利用进行3种未来情景模拟（正常发展情景、生态保护情景和耕地保护情景）；通过模拟分析发掘其内涵生长规律和土地转变机制；并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对未来的3种发展情景结果进行评估，结果表明：① 2010—2020年江西省土地利用主要表现为耕地、林地面积的持续减少，灌木和建设用地面积的稳定上升；土地转型过程中耕、林、灌木地转变突出，耕地和林地是建设用地的扩张之源，林地与耕地之间存在置换；② 在未来（2030年）3种情景的模拟适宜性评估中，正常发展情景的面积变化较2010—2020年基本一致，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最高，情景模拟适宜性指数（SSI）值最大，可持续发展潜力最好；生态保护情景下灌木地、水域、湿地面积略有增加，耕地锐减，对比其他两种情景，其生态效益最好，情景适宜性良好；耕地保护情景下的耕地资源回补，林地面积大幅减少，建设用地和灌木面积增加，其经济效益最低，情景适宜性一般。多情景模拟反映了江西省不同侧重点的发展需求，为管理者在未来国土空间规划和开发上提供参考依据。

通过高密度AMS¹⁴C测年构建黔西高原野鸡坪泥炭YJP01钻孔的年代框架，基于多环境代用指标分析，并结合多元统计分析，探究野鸡坪泥炭中主要地球化学元素来源及其环境指示意义，恢复该区中世纪暖期至小冰期详细的气候变化过程。结合已有研究成果，解析西南地区及临近区域在这2个时期气候条件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野鸡坪地区中世纪暖期（1200―1450年）和小冰期（1450―1880年）的气候特征分别为暖湿和冷干，与周边地区的古气候记录具有较好的一致性；② 西南地区在这2个气候特征时期存在“暖湿−冷干”和“暖干−冷湿”2种温湿度组合模式，在空间上存在一条分界线并呈现东西分异模式；③ 西风南支位置的南北移动对西南地区过去千年的温湿度组合模式具有明显影响。

利用中国1981—2019年5—9月665个台站的观测资料以及全球降水观测计划（Global Precipitation Measurement，GPM）反演的降水格点资料，针对东部地区97个台站224个强降水事件（日降水量超过250 mm），统计了0.1°空间分辨率的ERA5-Land再分析资料中降水极值位置和降水量的偏差。结果表明：① 在以台站为中心的9×9网格的矩形区域内存在强降水极值中心的个例有123个（占总个例数的54.9%），其落点位于站点所在网格及相邻网格的有45个（占比36.6%），偏离的距离在4个网格之内的则达到119个（占比96.7%），即落点偏差绝大多数在40 km内。从方位上看，主要的偏离方位是偏北（占比30.1%），这证明了模拟强降水极值中心的落点偏差大多数没有超出中尺度的范围，且普遍偏北；② GPM反演降水中约35%个例的站点位于强降水极值中心所在网格或相邻网格内，存在极值中心的68场强降水对应的ERA5-Land极值中心偏差主要集中在4个网格范围内（占比94.1%），且主要偏北（占比31.7%）；③ 如果考虑强降水极值中心位置的偏差对降水进行订正，则能够减少ERA5-Land降水量偏差37.7 mm（12.6%），这证明了考虑强降水位置偏差，能够在考虑模拟强降水强度偏弱的同时，进一步减少预报误差。强降水极值位置的不确定性，对于极端降水事件的风险及预警范围有参考意义。

泰山是自然和文化双项世界遗产地。当前泰山的森林植被主要为20世纪50—60年代人工种植，因此其是否符合垂直地带性存在争议。为全面分析泰山植被的垂直分异规律，本文利用高空间分辨率（WorldViewII，0.5 m）遥感影像，参考泰山森林资源管理“一张图”的小班数据，采用目视解译方法对森林植被进行分类。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泰山落叶阔叶林、温性针叶林、针阔混交林地形谱及垂直带地形谱。主要结论如下：泰山森林植被垂直分异显著，属于受人为活动影响较大的“扰动带谱”。海拔200~600 m，针叶林、阔叶林和针阔混交林杂乱混合；海拔500~1 000 m的阳坡和半阳坡，落叶阔叶林集中分布，阴坡和半阴坡为温性针叶林和落叶阔叶林混交；海拔1 000~1 500 m，温性针叶林集中分布。本研究全面定量分析了泰山的森林植被的垂直分异情况，对进一步精确分析泰山植被景观与环境要素之间的定量关系，及泰山世界遗产地生境保护和生物多样性恢复具有参考意义。

为了强化对复合干旱热浪事件（CDHEs）的监测，选择内蒙古作为研究区，基于115个站点数据，运用标准化降水蒸散指数和高温相对阈值法，对该区干旱和热浪事件进行定义与识别。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复合干旱热浪强度指数（CDHMI）进行复合干旱热浪频率（CDHF）统计，继而开展干旱、热浪和CDHEs时空变化特征研究。结果显示：暖季（5—10月）不同时间尺度（1个月和6个月尺度）干旱强度皆呈增加趋势。内蒙古西部和通辽市中部干旱频发，中东部地区干旱发生频率显著增加。热浪频率显著增加、热浪期显著延长，热浪持续时间和强度呈非显著增加趋势。热浪频率、持续时间和强度总体呈现西高东低的空间分布格局。CDHEs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呈现显著增加趋势，特别是1998年之后。空间分布上，CDHF高值区集中在锡林郭勒盟和呼伦贝尔市，内蒙古北部地区CDHF明显增多，而高强度CDHMI分布在内蒙古东北和西南地区，增长趋势与CDHF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