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培育并引导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本文将新质生产力纳入共同富裕的分析框架中，在系统阐述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的理论基础上，利用2010—2022年中国31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采用熵权法、动态空间杜宾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与机制。研究发现：共同富裕实现过程中，新质生产力呈现一种先抑制后促进的“正U型”非线性趋势。新质生产力对共同富裕影响的长期效应显著超越短期效应，对周边地区共同富裕的空间溢出效应呈现“倒U型”特征。新质生产力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在东、中、西3大地区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异质性。新质生产力通过激发科技创新、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以及资源优化配置等多重渠道，为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了坚实基础，其中科技创新的中介效应最明显。

运用Dagum基尼系数、空间马尔可夫链、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剖析2006—2021年长江经济带城乡融合发展效率的时空动态演化及其驱动机制。研究发现：①2006—2021年长江经济带城乡融合发展效率呈“下降−上升”趋势；整体空间格局呈层次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扩散趋势，流域内区域间差异是造成城乡融合发展效率分异的主要原因。②长江经济带城乡融合发展效率具有“路径依赖”与“自身锁定”效应，空间传递性较为显著，高（低）效率地区对邻域地区具有正（负）向空间溢出效应。③金融发展水平、人口集聚程度、交通水平对本地及邻域城乡融合发展效率提升均产生正向影响，信息化水平呈负向影响；环境规制强度对本地区产生正向影响，但对邻近地区产生显著负向溢出效应。长江经济带城乡融合发展效率研究为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提供重要途径。

基于生态移民的生计韧性理论框架，用长江流域重点退捕区湖北段260户渔民家庭的调查数据，结合综合指数法、障碍度以及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来探究长江不同水域退捕渔民生计韧性差异以及较佳的扶持政策路径。研究表明：①退捕渔民生计韧性水平整体偏低，为0.173，且区域差异显著，干（支）流保护区最高（0.199），内湖保护区最低（0.128）；②在不同禁渔区，渔民生计韧性的障碍因子各异；技能培训这一维度对于干（支）流保护区的渔民更为重要，养老金水平是影响内湖保护区渔民福祉增进的关键因素，而社会融入状况的不理想，则成为制约干（支）流非保护区渔民后续生计发展的核心因素；③干（支）流非保护区最适用“政策推动型”帮扶政策，更偏重于通过政策力度的加大来实现生计的转型与恢复；干（支）流保护区则以“社会融入型”扶持举措最优，通过提升渔民的社会参与度为生计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内湖保护区中“生计资本型”的自然及物质资本补偿配置是较佳方案，通过增加渔民生计资本存量来保障其生计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城乡间要素的流动与融合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城乡要素融合对共同富裕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共建发展、共享发展、共生发展3个维度构建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11—2021年浙江省县域尺度相关数据，揭示了浙江省共同富裕发展的空间分布特征，并使用空间杜宾模型，重点探讨城乡要素融合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浙江省各县域的共同富裕发展存在空间正相关性，总体上看，浙江省共同富裕的高值聚集区主要分布在沿海的东部和东北部地区，低值聚集区主要分布在内陆的西南部和西部地区。②浙江省城乡要素融合促进共同富裕的发展，且这种影响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③从维度上看，浙江省城乡要素融合对共建发展和共享发展的推动作用较为明显，但对共生发展的影响并不显著。从时间上看，2015—2021年浙江省城乡要素融合对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011—2014年则不存在明显的促进作用。

相对贫困是制约社会和谐稳定的关键因素。黄土高原地区属于生态贫困与经济贫困的复合区域，研究其脱贫地区农村相对贫困程度、影响因素及形成机制，为有效治理相对贫困提供科学依据。本文以宁夏彭阳县为研究区，从物质基础、经济条件、可行能力、发展机会和社会保障5个维度构建相对贫困测度体系，运用相对贫困指数模型对农村相对贫困进行测度，通过划定相对贫困线，识别出421户相对贫困农户，运用地理探测器分析了其相对贫困的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剖析了个体和区域相对贫困的形成机制。结果表明：①随着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彭阳县物质基础维度和发展机会维度相对贫困程度较低，但经济条件维度、可行能力维度和社会保障维度相对贫困程度较高；②地理探测器结果显示平均高程、劳动力占比、基础设施满意度和工资性收入占比是影响相对贫困的主导因子；主要劳动力受教育情况、医疗支出、是否有小额信贷和第一产业贡献率是次要因子；③各因子间的相互作用导致农户生计可持续性受阻、地区发展差异化明显。为破解黄土高原脱贫地区农村相对贫困困境，亟需以城乡融合为纽带，完善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同时，依托跨区域要素流动破除发展壁垒，通过创新治理尺度构建多层级协同治理体系，为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奠定坚实基础。

分析收缩城市人口演化轨迹对于理解城市收缩作为动态过程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城市收缩轨迹类型学的研究视角，以城区常住人口和市辖区（或市域）常住人口分别作为判断城市实体地域和行政地域人口规模变化的指标，探讨2000—2020年中国城市收缩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恢复现象。结果显示，从城区常住人口来看，中国城市实体地域人口收缩现象总体有所缓解，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大量城市实现从收缩到恢复的转变，持续收缩城市主要集中在东北，近期收缩城市分布广泛且原因多样。相比实体地域，城市行政地域人口收缩现象更为普遍，城市行政地域与实体地域收缩轨迹的差异说明城市存在中心吸纳式增长、郊区化等不同发展模式。依据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不同轨迹类型本质上是城市内部系统、外部支持和治理行为相互反馈的结果产物。其中，收缩后恢复类城市依靠“收缩−治理−恢复”的正向反馈实现再发展，恢复的动力类型主要包括区域协调驱动、产业结构优化、空间要素重组和政策势能突破。基于城市收缩的动态特征与治理效应，建议建立以实体地域为基础的短周期人口统计体系，并针对不同轨迹类型完善差异化治理政策。

基于效用理论优化的连通效用模型，从乘客出行体验视角构建综合反映枢纽“量”“质”特征的评价体系。利用1997年、2007年和2019年全球航班客运数据，揭示中−欧市场上中国枢纽城市、欧洲枢纽城市、中东枢纽城市及其他亚洲枢纽城市的竞争优劣势。研究发现：①总体看，中国枢纽城市竞争力显著提升，但“量重质轻”特征依然突出。②从数量维度看，中国枢纽城市提供的中转航班数量优势愈发凸显。③从质量维度看，尽管中国枢纽城市面对的并存直达航班竞争压力较小，但与欧洲枢纽城市相比，中国枢纽城市在平均中转时间和同一航空联盟承运的中转航班份额方面仍存在显著差距；相较于中东枢纽城市和其他亚洲枢纽城市，中国枢纽城市在平均座位数、最短时间中转航班占比、同一航空公司承运的中转航班份额和多机场城市跨枢纽中转航班份额方面仍有待提升。围绕航空公司、枢纽机场、国家政府、地方政府不同行为主体，提出推动中国枢纽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城市功能区作为承载城市功能的基本单元，其准确识别是城市研究和规划的基础。论文融合夜间灯光数据和POI（兴趣点）等城市大数据，引入人类活动强度和POI认知度，进行城市建成区内功能区识别与分析，克服基于单一数据源进行城市功能区划分的局限。利用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了多种指标对灯光值的影响程度，构建基于POI、路网数据、增强植被指数（EVI）的灯光修正指数（PRE_ANUI），利用动态阈值法准确提取城市建成区。增加人类活动影响，利用灯光亮度值反映POI点的活跃度，量化灯光值和POI的耦合作用，引入公众认知度指标，构建二元权重模型，在建成区内部进行城市功能区的识别、空间分布特征、专业化特征和混合度特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顾及人类活动强度和POI的公众认知度，城市建成区内功能区的识别更加准确和科学，为城市功能区提取和特征分析提供可行的技术方法，为城市规划提供决策支持。

人口城–乡逆流是解读中国人口流动趋势的新视角，也是城乡演变关系的重要体现。本文基于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将人口城–乡逆流划分为总体、省内县际与省际3种类型，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ESDA）解析其空间格局，并应用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MGWR）模型揭示影响因素的多尺度效应与空间异质性。研究发现：① 2010—2020年全国尺度上人口城–乡逆流规模呈上升趋势。② 中国省内县际人口城–乡逆流的空间格局具有以胡焕庸线为界的“东密西疏”特征；中国省际人口城–乡逆流呈现出“沿海串联成带、内陆单核交互”的空间特征。③ MGWR模型分析表明，中国总体、省内县际与省际人口城–乡逆流空间格局的影响因素存在多尺度效应和空间异质性。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PM_2.5质量浓度对总体人口城–乡逆流产生负向影响，PM_2.5质量浓度对省内县际人口城–乡逆流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对省际人口城–乡逆流存在局部显著的负向影响；而每万人医疗床位对省内县际与省际人口城–乡逆流的影响不具有显著性，NDVI对省际人口城–乡逆流不存在显著性影响；其余因素对3类人口城–乡逆流均存在正向与负向并存的影响。研究旨在科学认知中国人口城–乡逆流的空间格局特征，以期为激活乡村新质生产力与建设美丽中国提供科学理论依据和支撑。

存量规划时代，用地更新功能的精准预测尤为重要。传统土地利用变化预测模型（PLUS模型）大多考虑高程、温度、道路等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要素的静态影响，忽略了能够反映用地之上居民活动需求的生产、生活及生态要素的动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更新方案的“就地块论地块”和“供需不匹配”，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用地活力不足或空置现象。本文引入要素变化改进传统PLUS模型，以南京铁北片区为研究区域，模拟预测可持续生态保护、高活力商业导向、高效率公服导向、高品质居住导向和综合发展5种未来情景下的用地功能变化，并对模型结果开展分析验证，提出更新优化方向与策略。研究发现，①要素变化驱动贡献明显高于传统要素，居住和工业功能区尤为明显，其中人口流动趋势、人口活动强度、公交出行服务供给、生态服务供给方面要素变化的驱动影响力较高；②多情景模拟方面，研究区域内绿地广场和商业商务功能更新趋势更强，在综合发展情景下面积分别增加25.43%、13.10%，其余功能区均缩减，工业面积减少尤为明显，功能布局更加合理；③通过与上级规划对比分析和实地访谈验证，发现模型预测结果可信度较高，能够细化存量用地更新的区域主导功能并优化用地配置方案，为城市规划与更新工作提供决策支撑，进而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质量。

缩小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城镇化背离差距是新型城镇化提质升级的关键，也为理解户籍制度下人口城镇化内涵提供新视角。本文从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城镇化对比视角分析2000—2022年海南岛人口城镇化进程与特征，利用时空地理加权方法探究经济、服务、环境、保障、文教等因素对人口城镇化影响的时空分异。结果发现：①海南岛人口城镇化进程中异质非同步性突出，常住人口城镇化过程与全国水平走势一致，但户籍人口城镇化背离不断加剧；空间上形成海口、三亚2个极点，四周高、中间低，北部高于南部的格局。②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宜居环境、民生保障、文化科教均对人口城镇化进程起到促进作用，然而就业能力、交通水平、社会保障等依然面临挑战，对外开放、科学技术、生活环境和教育水平等是造成南北、沿海与中部地区间差异的主要因素。③各因素随时间和空间发生阶段性变化，自由贸易港建设中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实施地区差异化发展等是解决海南岛经济发展与公共服务不同步、人口城镇化背离等问题的主要途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地域经历显著重构过程，对地区生态环境产生深远影响，揭示乡村重构背景下环境胁迫演变规律成为乡村地理科学亟待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以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为基础，将乡村重构分解为经济重构、社会重构、空间重构3个维度，以主导重构类型划分乡村重构阶段，通过人类活动作用强度和自然环境承载能力的相对变化刻画环境胁迫程度，以重构因素变化解析环境胁迫演变机理。研究表明：①随着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提高，案例地区乡村重构进程呈现“社会重构主导–经济重构主导–空间重构主导”的模式演化特征。②在不同重构主导模式下，地区环境胁迫演变特征存在差异。社会重构主导模式下地区人类活动的环境胁迫作用较弱，经济重构主导模式下胁迫作用增强，空间重构主导模式下出现减弱趋势。③环境胁迫演变机制表现为多维重构要素共同驱动，经济重构发挥主要作用。非农产业快速发展增加资源环境压力，规模化、高投入的农业发展方式加剧环境胁迫，农户生计多元化和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重构通过对自然资源的高效利用缓和人地矛盾。研究结果意在为乡村人地关系的地理研究提供启示，为案例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决策支持。

基于2011—2022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面板数据（未含港澳台和西藏），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空间相关性分析、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分析了中国绿色金融与新能源发展的时空耦合协调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整体来看，中国绿色金融与新能源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相对较低，但随时间的推移两系统耦合协调度呈现逐年上升态势；② 省域绿色金融与新能源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存在空间差异性，区域间差异是两大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差异的主要来源；③ 省域绿色金融与新能源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存在空间集聚特征，集聚方式以“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为主；④ 政府环境规制力度、区域绿化水平、第三产业占比会对绿色金融与新能源发展的耦合协调度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环境污染程度、政府财政压力、数字技术发展水平对绿色金融与新能源发展耦合协调的影响不显著。

本文以辽中南地区73个县级单元为研究对象，将工业划分为原材料业、装备制造业和其他工业3类，分别从产业、企业层面探讨全国经济周期长期缓慢扰动和新冠疫情短期冲击扰动2种情境下的工业韧性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2004—2018年在全国经济周期扰动下，辽中南地区各县级单元工业韧性逐渐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主要归因于支柱产业韧性低，细分工业韧性同样逐渐低于全国，其中原材料业韧性相对较高，装备制造业韧性出现大幅下降。2019—2023年在新冠疫情扰动下，辽中南地区企业存活率层面的工业韧性表现出装备制造企业>原材料企业>其他工业企业的特点。②全部工业与细分工业韧性的空间分布态势较为一致，均呈现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特征，但集聚态势在逐渐减弱。③2004—2018年产业结构对工业韧性的影响因支柱产业类型存在差异，相关多样化对工业韧性的负向作用显著，非相关多样化起到促进作用但存在减弱趋势。④2019—2023年知识网络结构的内外连通性对工业韧性的作用不同，县级单元对外紧密且广泛的知识网络有利于工业韧性的提高，特别是对装备制造企业作用明显，而县级单元内部紧密的知识网络则不利于企业存活。

基于区域历史文化空间理论分析框架，从时空交互视角揭示京津冀区域历史文化空间的演化格局、跃迁特征及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整体上，历史文化空间呈现“南多北少、西多东少”分布特征和“东北−东南−西南−西南，迂回向西南”的演化特征，且单极化趋势越来越明显。②时间上，历史文化空间呈极化−分散−极化的演化过程，其中史前−先秦、秦汉−隋唐集聚程度最强，逐渐由周边向京津集聚；类型上，古遗址和古建筑类历史文化空间集聚程度最强，集中在北京和冀南地区。③跃迁特征上，元明清以后的历史文化空间渐趋稳定；宋辽金以后的空间依赖方向相对波动，协作整合性较强；且宋辽金以前的历史文化空间存在明显转移惰性和路径依赖，宋辽金以后的历史文化空间发生明显跃时变迁，即存在非线性累积。④影响机制上，循证自然地理环境因素，历史文化空间低海拔分布指向增强、微斜坡和缓斜坡数量较多、向阳性居多、临水而居特征明显；溯因人文地理环境演变规律，人口、文化和交通是影响历史文化空间跃迁的强势因素。

受特殊的地质环境条件和人类工程活动的强烈影响，中国川西地区地质灾害频发，对当地居民生命财产和区域生态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以四川省德昌县区域内滑坡灾害为研究对象，甄选了坡度、坡向、地势起伏度、距断层距离、斜坡结构、工程岩组、与道路距离、与水系距离、植被覆盖率9个因子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地质灾害基础数据，结合ArcGIS平台和遥感数据，分析指标与滑坡灾害空间分布规律；并基于信息量−地理逻辑回归耦合模型评价滑坡灾害的易发性及叠加降雨因子的综合易发性。结果表明：德昌县滑坡灾害综合易发性分级面积比分别为高易发区（13.61%）、中易发区（52.83%）、低易发区（32.61%）、极低易发区（0.95%）。该评价模型精度检验中ROC曲线的AUC（Area Under Curve）值为0.912，其准确性和合理性较高，可作为德昌县区域滑坡灾害评价的有效方法，为区域滑坡灾害防治策略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为探究天山北坡经济带2000—2020年农业大棚时空变化特征，在Google Earth Engine（GEE）平台上调用研究区1999―2020年多时相 Landsat 影像，结合同时期的GF-2、Quick Bird卫星的高分辨率影像在Landsat 影像上提取农业大棚训练样本，构建了缨帽变换特征、光谱指数、纹理、地形等特征空间，在此基础上运用随机森林算法分别构建了基于Landsat 5 和 Landsat 8 影像的农业大棚遥感提取模型，提取了研究区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和2020年5个时期的农业大棚空间分布图，并计算了研究区5个时期的农业大棚的景观指数和局部莫兰指数。结果表明：①构建的农业大棚遥感提取模型能准确地提取研究区各时期的农业大棚，总体精度在94.39%~99.41%之间，Kappa系数均达0.95以上；②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2020年研究区农业大棚占地面积分别为7 911.12 hm²、16 569.08 hm²、22 692.77 hm²、22 116.56 hm²和19 027.22 hm²，呈先增后降趋势；③21 a间乌鲁木齐县至昌吉（简称乌昌一带）农业大棚占地面积呈先增后减趋势，而吐鲁番市和精河县农业大棚占地面积持续增长；④研究区内农业大棚大斑块面积占比增多、破碎度下降、凝聚度提高，农业大棚发展趋势总体向好，正朝着集群化、规模化方向发展，但部分区域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急需政策引导和调控。

本文使用1988—2021年较高空间分辨率的Landsat卫星遥感数据细致分析了位于青藏高原腹地的长江源区植被绿度变化情况，并使用地表长期形变速率、热融湖塘及热融滑塌分布定量描述多年冻土退化状态并由此明晰植被对多年冻土退化的响应。研究表明：①长江源区NDVI自1988年以来平均增加速率为0.0031/a，绿化区域占总源区的91.9%，褐化区域占总源区的7.1%；②随着地表沉降速率增大，植被绿化速率加快，但沉降速率高于25 mm/a时，NDVI增长速率逐渐减缓，当沉降速率进一步增加时，甚至一些地区表现出了明显的NDVI减小情况；③热融滑塌的出现显著破坏了发生区域内植被，但周围120 m范围内植被发育情况好于全源区平均水平，热融湖塘区及其周围60 m范围内的植被绿化程度落后于全源区平均水平。长江源植被区域褐化比例为7.1%[只统计褐化植被/植被区域（NDVI>0.1部分）]，其中多年冻土退化直接影响了29.6%的褐化植被（只统计褐化植被中有明显冻土影响信号的部分占褐化区域比重）。

研究选择地下水埋深作为评估荒漠河岸林水资源承载力风险的核心指标，以胡杨（Populus euphratica）、柽柳（Tamarix karelinii）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森林算法建立了2020年地下水埋深与气温、降水之间的关系，并预测了未来不同气候情景下额济纳绿洲荒漠河岸林的水资源承载力风险。研究结果显示：①额济纳绿洲荒漠河岸林整体地下水埋深范围为1.12~9.18 m，平均值为2.82 m。2020年，胡杨和柽柳的分布总面积分别为326.04 km²和3567.94 km²。胡杨分布区有77.02%的区域水资源承载力处于超载状态，柽柳分布区有21.00%的区域水资源承载力处于超载状态。②在SSP1-1.9和SSP5-8.5气候情景下，2025—2050年胡杨分布区的平均地下水埋深预计将分别增加0.31 m和0.49 m，柽柳分布区的平均地下水埋深预计将分别增加0.47 m和0.63 m；而在SSP2-4.5气候情景下，胡杨分布区和柽柳分布区的平均地下水埋深将减少0.43 m。3种未来气候情景下，预计2025—2050年荒漠河岸林胡杨和柽柳分布区地下水埋深将整体上呈现增长趋势，这些空间分布变化在额济纳河上游狼心山附近和下游额济纳旗达来呼布镇附近表现较为显著。研究结论指出，未来气候变化将加剧额济纳绿洲荒漠河岸林水资源承载力风险，对其生态系统产生显著的影响。因此，为了实现荒漠河岸林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强区域水资源的有效管理和合理配置。同时，水资源管理应平衡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推动高效利用。这些措施有助于提升荒漠河岸林生态系统的健康稳定，保障区域环境可持续发展。

2019年重庆钓鱼城范家堰衙署遗址考古发掘中，通过对F15建筑基址堆积物进行浮选，获得3纲5目5科6属6种动物，包括野生小哺乳动物四川短尾鼩（Anourosorex squamipes）、小臭鼩（Suncus etruscus）、大棕蝠（Eptesicus serotinus），水生动物中华鳖（Pelodiscus sinensis）以及家禽动物鸡（Gallus gallus domesticus）、鹅（Anser cygnoides domesticus）。初次获得钓鱼城遗址动物考古资料，在该遗址原有进行文献史料研究和考古遗迹发掘的工作的基础上，把浮选技术、动物考古等科技考古内容拓展到钓鱼城遗址研究和保护工作中。从动物考古视域分析，钓鱼城古环境具有南亚热带气候特点；城内植物生长繁盛，一年多熟或常年生长；降水量大，水源丰沛，生物承载量高；是城内发展生业经济、获得生活用水等的重要保障。钓鱼城保卫战时期，古城内应有家禽饲养、渔业捕捞，还捕猎与人类伴栖的翼手目、食虫目等多种小哺乳动物。钓鱼城长期坚守不破，应是在南亚热带气候的优良生态环境之下，发展多种生业经济、有充足用水保障等客观条件有关。加之地形险要和军民忠勇，钓鱼城保卫战创造了坚守36 a不破的世界战争史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