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0.51~1.02 m的Google Earth高分影像，目视解译获取2018年青藏高原耕地数据；运用GIS和地理探测器，识别耕地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2018年青藏高原有耕地133.73万hm2，呈东多西少，南多北少的分异特征，其中33.27%聚集在一江两河地区和湟水河流域，76.02%和75.41%分布在距道路1600 m和距河流5 000 m范围内；② 受地形、气候影响，耕地以海拔3 500~4 000 m、坡度6°~15°、年均降水量400~600 mm和年均温度0~5℃分布最集中，其它区域面积较少，呈点状分布；③ 耕地空间格局受地形、气候等自然因子和经济、人口等人文因子共同影响，以生长季日照时数、生长季降水和坡度影响最大，基本决定了青藏高原耕地的空间格局。
由于云污染、实地验证点的匮乏，以及地形地貌的复杂、破碎化，多云山区土地覆被的准确分类较难实现。以藏东南这一典型的多云山区及生态过渡区为研究区，基于Google Earth Engine（GEE）平台和野外实测数据，结合多光谱数据、雷达数据、高程数据、辅助数据，提取光谱特征、纹理特征、地形特征等信息，利用递归特征消除法对特征进行优化，并采用随机森林算法构建分类模型，以期有效利用多源遥感数据提高土地覆被分类精度。结果表明：① 并非特征越多分类精度越高，特征选择后数量由58个减至38个，分类精度（总体精度93.96%，Kappa系数0.92）较未优化前（总体精度93.11%，Kappa系数0.92）略有提升。② 地形特征及雷达特征对藏东南土地覆被分类具有重要作用，地形特征对多数土地覆被类型的分类精度具有影响，而雷达数据对裸地、建设用地、灌丛影响较大，分类过程中如不考虑地形及雷达特征，总体精度分别降至88.98%，92.48%。纹理特征以及时序特征仅对提高具有明显纹理以及时序变化的土地覆被类型的精度有帮助。结合随机森林和特征优化算法，能够在保证土地覆被分类精度的同时，高效整合多源数据信息，加快模型运算速度，为多云山区土地覆被分类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法。
精确刻画放牧强度时空格局是深刻理解青藏地区高寒草地服务功能动态及其驱动机制的重要基础，对辅助制定区域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意义。基于牲畜年末存栏量、牧区人口密度、生长季NDVI、年降水量、年平均气温和居民点分布等数据，采用地理加权随机森林模型，模拟了2000年、2010年和2020年3期青藏地区放牧强度的空间格局，并定量评价了环境因子对放牧强度空间分布解释性的区域差异。结果表明：① 地理加权随机森林模拟结果可精细地刻画青藏地区放牧强度的空间特征，与经典随机森林模型相比，判定系数更高，平均绝对值误差和均方根误差更低。② 青藏地区放牧强度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基本特征，其中，西北部地区放牧强度低于25羊单位/km2的区域约占青藏地区面积的1/2。③ 与2000年和2010年相比，2020年青藏地区放牧强度呈现总体下降、局部抬升的态势；其中，较2010年，2020年放牧强度下降超过1羊单位/km2的区域占牧区面积的61.69%。④ 牧区人口密度是解释放牧强度空间异质性最主要的因素，其相对重要性呈现西高东低的特征，而降水量和生长季NDVI的相对重要性则呈现西北高、东南低的特征。研究结论可为青藏地区草地可持续管理和生态安全屏障建设提供科学参考。
以青海湖流域为研究区，基于1985—2020年8期土地利用图，结合地形、土壤和气象等数据，运用本地化修正后的InVEST模型及地理探测器方法，模拟流域产水服务、评估产水量空间分异特征、剖析其空间异质性归因。结果显示：青海湖流域1985—2020年产水量变化区间为11.68~81.52亿m3，变化趋势明显，表现为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后上升的“W”型变化趋势；产水深度在空间分布上表现为东南高西北低，高值区均集中在海晏县内；垂直梯度上，产水能力随海拔增加而减弱；地理探测结果显示单因子对产水服务空间分异的解释能力存在显著差异，在不同分区中以气候类因子解释力最为显著；产水服务空间分异的影响程度由多因子共同决定，整体上以降水与实际蒸散量的交互作用解释力为主导因子。
以乡镇为研究单元，运用InVEST模型、供需比-协调度模型和空间自相关等，定量评估甘肃白龙江流域典型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匹配关系，基于供需风险识别划定生态管理区，提出了针对性管理策略。结果表明：① 2002年、2010年和2018年仅食物总需求呈减小趋势，其他典型服务总供需量均呈增加趋势。在供需数量匹配方面，除2002年和2010年总食物供给小于总需求外，其他服务均供大于需，各项服务供需比空间分异明显。② 供需空间匹配方面，水源涵养服务以高供低需聚集为主，土壤保持服务以高供高需和低供低需聚集为主，食物生产服务以低供低需聚集为主。③ 水源涵养服务供需风险集中在白龙江舟曲-武都段东侧人口密集区，土壤保持服务供需风险多在迭部北部山区、宕昌东部和武都大部，食物供需风险集中在流域东部和舟曲北部。④ 依据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关系可将流域分为5级供需风险，归纳整合后形成6大生态管理区。
重点刊物刊文是反映学科总体发展、内容结构、技术方法与机构分布的主要表现方式。以中国地球科学研究领域内综合性刊物《中国科学: 地球科学》为来源，选取其中193篇地理学研究论文为数据，通过VOSViewer软件和可视化结构图结合的分析方法，从载文数量、发文作者、引用情况、研究机构、热点主题和研究方法，以及时空间尺度特征方面对地理学相关领域2001—2021年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中国科学: 地球科学》刊载的地理学论文呈现如下特点：① 载文数量逐步增加，并呈现自然地理、GIS与遥感科学相对凸显，而人文与经济地理相对弱化的非均衡发展态势；② 主要研究单位与学者相对集中，未能及时反映出学科发展新动向；③ 研究热点聚类表明传统地理学主题与新技术方法的结合已形成庞大的研究体系，与《地理学报》期刊相比呈现出明显错位；④ 研究方法上，自然地理与GIS、遥感技术的结合已成为主流，但人文与经济地理有待进一步与技术方法相结合；⑤ 论文研究的时空间尺度跨度大，更偏向中观、宏观层面的分析，微观层面视角的地理学研究成果目前尚未在该刊出现。总体上，现有研究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地球科学系统内部对地理学的定位与表征方式。未来亟待打破学科间固有的界线和刻板的认知，加强学科交叉、促进学科融合成果的出现。
基于创业知识溢出理论和创业生态系统理论，以739家中国创业板企业为依据，借助赫芬达尔指数、区位基尼系数和ZINB模型，研究了中国高成长性创业企业发展的时空格局及其区位因素。得出以下结论：① 在时空分布上，中国高成长性创业企业发展呈现出稳步推进趋势，其发展过程因受经济环境和国家政策的影响而表现出“M”状波动性；空间格局呈分散与集聚并存、集聚为主的特征，并且集聚程度因行业大类而异。② 在时空格局演变方面，中国高成长性创业企业总体由沿海向内陆推进，由中心城市向周边城市扩散，并且总体呈现出集聚向分散转化，但仍以高度集聚为主的时空分布格局。③ 中国高成长性创业企业的形成不是随机的，科学技术支出比例、集聚经济水平、风险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存量和信息化水平等5个新型区位因素，均对创业板企业的产生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程度依次减弱，证明良好的区域创业生态系统在高成长性创业企业产生中具有重要作用。
采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与熵权赋值法测算中国NQI整体与地区的效能的基础上，分别采用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法和β收敛模型揭示NQI效能的空间分异特性和收敛机制。研究发现：① 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的NQI效能具有非均衡性，呈“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特点；从变动趋势看，全国和4个地区的NQI效能值均呈稳步增长态势，但省市自治区间和地区间的差异特征显著。② 考察期内全国整体呈现振荡上扬的变化趋势，差异进一步扩大，且存在两极分化现象。NQI效能整体差异的主要来源是地区间差异，其次是超变密度。③ 从收敛特征看，全国及地区的NQI效能均存在显著为负的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
基于2010—2019年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深入探究了中国数字经济空间格局演化、集聚模式与驱动因素，主要结论如下：中国数字经济呈现平稳发展和空间集聚趋势，发展重心偏向东南部，空间格局总体呈现东强西弱格局，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为核心的数字经济发展“四级”格局逐渐清晰。加速发展型城市主要集聚在中西部地区，起跑发展型城市主要集聚在“胡焕庸线”以东，平衡发展型城市呈现零星分布。信息化基础、地理区域、经济水平、人力资本等对数字经济空间格局与演化具有显著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信息化基础和人力资本的影响越来越重要，而地理区域的影响逐渐弱化。
内部要素结构的协调性和区域外部环境的差异性对农村居民点系统演化与分异起主导作用，并对农村居民点整理提出不同要求。立足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以甘肃省河西走廊金昌市为例，在分析133个行政村“人–地–业”系统耦合协调水平和区位优势度的基础上，构建农村居民点整理分区概念模型并提出类型。研究结果表明：① 金昌市农村居民点“人–地–业”系统耦合协调水平空间差异显著，整体处于一般协调阶段，在区位上具有明显的城镇指向和交通指向特征；② 农村居民点区位优势度由城镇中心向外围基本呈3级递减态势，同时受道路网络密度和交通干线级别影响，高优势度区域向不同方向做出不同程度的延伸；③ 对“人–地–业”协调与“城镇–道路”区位优势进行叠置分析，结合研究区实际情况，划分优化提质类、融合发展类、优化调整类、逐步推进类、引导发展类和改造拆迁类6种整理类型，并提出相应的整理思路与策略。为金昌市农村居民点整理和农村人居环境改善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为乡村土地可持续利用提供借鉴。
后扶贫时代将性别因素引入贫困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有利于制定针对贫困女性的脱贫政策。在构建女性贫困分析框架基础上，利用城乡最低保障人口数据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从空间和个体2个层面分析女性贫困特征，使用二元logistics回归分析方法辨析中国女性贫困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 中国女性相对贫困深化，呈现地区差异性和空间聚集性；② 女性在多维贫困的广度和深度上都大于男性；③ 陷入多维贫困的女性主要受到就业、人力资本和资产剥夺；④ 中国拥有着独特的女性贫困影响机制，户籍制度、文化思想观念和劳动力市场就业是影响女性贫困的主要方面。期望以此丰富贫困地理和女性地理研究，为提升扶贫质量和制定基于性别的可持续发展政策奠定基础。
构建涵盖城镇化、经济与就业、生态环境、公共基础设施、文化与教育、卫生与健康6个维度的综合发展指标体系，分析广东省各市民生福祉发展程度以及差异形成机理。结果表明：① 2016―2020年，广东省民生福祉发展水平总体上持增长态势，但空间分布不均衡，两极分化明显。② 将福祉发展差异分解为珠三角、粤东、粤西、粤北四大分区的区域内差异和区域间差异，发现区域间差异是广东省差异的主要来源；而地区内部差异中，珠三角内部城市的民生福祉发展差异最大。③ 民生福祉发展差异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公共基础设施和文化与教育因素对民生福祉发展差异贡献最为显著。
利用田野调查和网站登记的案例资料，运用生命历程理论与模糊损失理论，从被拐卖、被收养、开始寻亲到寻亲成功这一过程揭示被拐儿童的生命轨迹变迁型态与走向，并进一步探究其影响机制。结果发现：① 被拐儿童的生命轨迹线整体呈现波动型和平稳型两种型态，寻亲成功后，他们的生命轨迹线仍然按照各自的处境持续发生变化。② 被拐儿童的生命轨迹变迁型态与收养家庭的优劣程度密切相关，生活在恶劣型家庭的被拐儿童的生命轨迹线波动起伏较大，生活在中间型和良好型家庭的被拐儿童生命轨迹线比较平缓。③ 在整个寻亲过程中，宏观的社会变迁对被拐儿童的生命轨迹具有非常强的形塑力，但个体能动性的诠释力也不容忽视。④ 即使生命轨迹平稳向上流动的被拐儿童，也难以抵消拐卖经历带来的不利影响，拐卖事件通过连锁反应、持久作用、交互作用与累积效应多重作用力持续影响被拐儿童的生命轨迹变迁。
作为带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和防止城市产业空心化的“压舱石”，制造业空间演化特征和驱动因素识别对优化城市产业空间布局、合理配置资源具有重要意义。基于1990—2020年微观企业数据，采用核密度、空间自相关分析、地理探测器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等方法探究兰州市制造业空间演化特征及驱动因子。结果表明：① 从空间结构来看，由城关区和西固区组成的“双中心”逐步向中心城区和郊区构成的“多中心集聚、轴向连片发展”演进，呈现出明显的郊区化趋势。② 从集聚特征来看，兰州市制造业具有显著的集聚特征，开发区、新城区、国家级新区是不同时期制造业集聚的主要载体，可以说三代“新区”重塑了制造业的经济地理格局。③ 从驱动因子来看，政策因素、地价因素、交通因素以及集聚经济是制造业企业空间分布的主要驱动因子，其中以国家级新区、开发区表征的政策因素空间异质性较为显著，而以企业数量表征的集聚经济空间异质性相对稳定。
探究黄土丘陵沟壑区村域客观福祉及其对农民主观福祉的影响对完善乡村地区人类福祉研究、推动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研究以该区域陕西省米脂县为例，基于人类需求理论评估村域客观福祉空间分布，从认知维与情感维评估农民主观福祉，利用多层次模型揭示村域客观福祉对农民主观福祉的影响。结果如下：① 村域各需求维度与客观福祉空间分异明显；川道村、乡镇中心村、乡村振兴示范村是各需求满足程度与客观福祉较高的村庄。② 生活满意度与情感健康呈显著正相关；男性、身体健康者、年长者以及年收入较高农民的主观福祉较高；主观福祉对教育程度不敏感。③ 住房、村卫生室、医疗参合率、集体经济、信息通达度、农技培训、休闲设施面积、村庄整洁等与农民主观福祉呈显著正相关，地质灾害与主观福祉呈显著负相关。
村庄类型判别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环节，也是揭示乡村差异化发展规律的科学基础。随着手机信令数据、POI数据等新数据形式的出现，对村庄发展特征进行量化分析变得更为容易和精确。基于多源数据构建指标模型，运用社会网络分析、因子分析和熵权TOPSIS法等研究方法，探索兼具科学性、普适性、易推广的村庄分类方法与分类体系，并以吉林省前郭县和靖宇县为例比较不同地域村庄差异影响因素和村庄类型系统的异同。研究发现：① 在反映影响村庄差异的因素中，人口与活动特征、服务设施可及性、受城镇辐射度和道路交通条件是主要因素，这反映当代村庄更多是一个开放的外向型系统。② 前郭、靖宇虽然经济发展水平接近，但因平原与山区的差异，后者的村庄差异受地形阻碍水平和资源环境基础的影响更为显著。③ 从“一级类–二级型”双层级村庄类型系统的结构和比例关系看，两县一级村庄类型中搬迁撤并类比重均比较高（前郭40.6%、靖宇27.9%），但具体原因有所不同；两县二级村庄类型的主体是治理改善型、人口流失型和规划禁控型，这反映了东北地区乡村非农产业不发达、人口快速流失与发展日益分化和重点生态功能区比重高的总体区域特征。
基于中国主要沿海地区64个气象站点1960—2019年的观测数据，采用风蚀气候侵蚀力计算的FAO公式及Mann-Kendall检验模型、Morlet小波变换等方法，对中国沿海地区的风蚀气候侵蚀力及其变化进行了测算和分析。结果表明：① 沿海地区年际风蚀气候侵蚀力介于0.34~197.32，平均值为38.78，与内陆干旱半干旱地区相近，其季节差异表现为冬季（14.13）＞秋季（11.74）＞春季（9.99）＞夏季（2.57）；② 1960—2019年沿海地区年际、季节风蚀气候侵蚀力明显下降但不存在突变点，年际变化的第1主周期为12 a，季节变化主周期则分别为春季和冬季5 a、夏季与秋季26 a；③ 起沙风日数是中国沿海地区风蚀气候侵蚀力变化的主控正向因素，厄尔尼诺-南方涛动则通过影响降水量而间接负向驱动其变化，干旱和降水主要在风速减弱的冬季对风蚀气候侵蚀力产生较弱的负向影响。
运用Future Land Use Simulation model （FLUS）模型，基于2010年、2015年、2020年3期土地利用数据，选取自然和社会经济因素的16个驱动因子，设置生产空间优先、生活空间优先、生态空间优先以及“三生空间”协调4种情景，对2025年和2035年粤港澳大湾区 “三生空间”进行模拟预测。结果表明：① 2020—2035年粤港澳大湾区生产空间在生产空间优先情景下持续增长，在生态空间优先情景下持续减少，在“三生空间”协调与生活空间优先情景下都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② 2020—2035年粤港澳大湾区生活空间在4种情景下均趋于增长，生产空间优先情景下增长最少，生活空间优先情景下增长最多。③ 2020—2035年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空间仅在生态空间优先情景下增长，其余3种情景下均减少。④“三生空间”在粤港澳大湾区边缘山区变化较小，中部平原地区变化较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