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宜居的生活环境是人类社会实践一直追求的目标，而优化城市人口密度是改善城市宜居环境的重要途径。本文在梳理相关学科理论基础上，以中国城市和美国城市作为主要研究案例，比较不同情境下人口密度与城市宜居性关系的研究结果，总结人口密度和城市宜居性的关系规律。研究发现，在低密度情境下，提高人口密度有助于缩短出行时耗，减少空气污染，提高居民身体健康水平和主观幸福感；而在高密度情境下，提高人口密度却会延长出行时耗，加剧空气污染，损害居民身体健康水平和主观幸福感。基于此，本文认为在兼顾低密度和高密度情境下，人口密度与城市宜居性之间的关系应遵循更具一般性的倒U型规律，即在低密度情境下，提高人口密度有助于增加城市宜居性；而在高密度情境下，提高人口密度则会降低城市宜居性。
统筹吸引高技能人才和一般技能劳动力对促进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和包容性增长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从职业类型视角来界定高技能人才与一般技能劳动力，利用中国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微观数据库，分析了2010—2015年全国高技能人才与一般技能劳动力省际迁移空间格局特征，并选用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揭示了高技能人才与一般技能劳动力省际迁移的影响机理。结果发现：① 一般技能劳动力的跨省迁移流动性强于高技能劳动力，高技能劳动力省际迁移的空间分布比一般技能劳动力更分散。② 东部发达省市均为高技能和一般技能劳动力主要净流入地区，中部地区均为高技能和一般技能劳动力主要净流出地区，但一般技能劳动力净迁移更活跃，东北地区和甘肃高技能劳动力的高强度净流失问题更为严峻。③ 高技能劳动力主要从中部、西南及东北地区迁移至广东、北京和上海，而一般技能劳动力则主要从中部和西南地区迁移至广东、浙江、上海和江苏。④ 中国高技能和一般技能劳动力省际迁移均为经济主导型，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就业机会的关联匹配效应导致了不同技能劳动力迁入格局相似的“粘性”效应，而收入和房价等经济因素对一般技能劳动力省际迁移流动性的影响要强于对高技能劳动力省际迁移流动性的影响。子女小学教育质量是高技能与一般技能劳动力均最为重视的舒适性需求，而教育及文化服务舒适性，以及气候舒适性对高技能劳动力跨省迁移的促进作用要高于对一般技能劳动力。
高质量的城镇化发展模式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和低碳绿色发展转型的关键。本文利用1990―2020年世界195个国家（地区）的面板数据，从人口、空间、经济、社会4个维度测度各个国家（地区）的综合城镇化水平，并基于STIRPAT模型和EKC理论对比分析中国及不同收入群体国家城镇化对碳排放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①世界各国（地区）的综合城镇化水平整体呈现出增长的趋势，其中亚洲和欧洲地区的提升最为明显，中国的综合城镇化水平则呈现出起步低、速度快的发展趋势。②世界各国（地区）的城镇化发展质量正在稳步提升，综合城镇化的发展质量与区域的发展阶段具有密切的相关性，高收入国家（地区）的城镇化发展主要是由经济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主导的，而低收入国家（地区）城镇化的主导类型则是人口城镇化和空间城镇化，中国的城镇化进程逐渐从以城镇人口带动的“量”转变为协调发展的“质”，但仍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③高收入、高城镇化和低收入国家（地区）综合城镇化与人均碳排放上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中低收入、中高城镇化和低城镇化国家（地区）存在“U型”曲线关系，目前中国还处于人均碳排放随着综合城镇化水平的提升而上升的阶段，“倒U”曲线拐点还未出现，推动经济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则是实现碳达峰的关键。因此，未来中国需要协调城镇化发展、居民生活水平提升和节能减排之间的关系，在提高城镇化质量的同时降低城镇化对碳排放的贡献。
本文总结和比较了中西方的积极交通研究，基于对中西方积极交通发展趋势的总结，发现各国积极交通发展大都经历了“繁荣−衰落−复兴”3个阶段。这一过程与各国城市化和机动化发展进程紧密相关。通过梳理中英文期刊中有关城市环境影响积极交通出行的文献，总结一般性的规律。再从城市环境对积极交通出行的影响效果以及人口经济特征的调节效应等方面，比较中西方研究在研究结论和侧重点上的差异。最后，为相关领域的研究工作提出展望，以期为国内开展进一步的研究提供指导。
基于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以流动人口回流意愿为响应变量，以流入地和户籍地的地方环境、个人及家庭因素为解释变量，引入机器学习领域的梯度提升决策树模型，重点探究不同地区地方环境对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非线性影响及阈值效应。研究发现：① 户籍地和流入地的地方环境对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总体贡献率达44.1%，是影响回流意愿的重要因素，且两地贡献率大致相当。② 地方环境因素与回流意愿间的非线性与线性关系并存。其中，医疗卫生资源、基础教育资源、空气污染状况等因素对回流意愿具有明显的非线性影响，而经济增长、气温条件则以线性影响为主。研究揭示了中国国内城−乡人口回流的特殊性与复杂性，有助于深化新时期人口迁移研究，并为地方人口政策制定提供科学借鉴。
企业作为产业的重要主体，其发展直接表征着产业的发展，企业的空间格局对产业的发展及资源配置具有重要的引导意义。本文基于北京市工商注册在业的人工智能企业数据，提取企业注册地址并转化为地理位置信息，通过改进有噪声的应用背景下的基于密度的空间聚类算法（DBSCAN），分析北京市细粒度层级下人工智能产业集聚在全市域的空间分布格局特征。在DBSCAN算法改进方面，首先调整Minpts参数为企业注册资本总额与企业数量2个维度，企业数量大于5家且注册资本总额大于一定数额，为形成产业集聚区的2个必要条件；其次提取簇内位于边界的企业位置点作为集聚区地理边界点，将边界点连线并绘制形成人工智能产业集聚区。本文重点分析了企业注册资本和地理聚合半径对人工智能产业集聚区形成的影响，同时采用核密度估计法作为参照验证，表明改进DBSCAN方法具有精确刻画产业集聚区地理边界和确定不同规模产业集聚区的优势。通过分析得知，北京市人工智能产业集聚具有明显的中心分布特征，集中在城六区，呈现“两大龙头带动，北京市全域遍地开花”的分布情况，海淀区、朝阳区处于人工智能集聚程度高水平，相较其他区域，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遥遥领先；西城区、东城区、丰台区、昌平区处于集聚程度较高水平；通州区、大兴区、平谷区、密云区、石景山区、房山区、门头沟区、怀柔区、顺义区处于集聚程度中等水平；延庆区集聚程度较低。通过改进DBSCAN算法精确定位出中关村区域、上地西二旗区域、五道口区域、望京区域、国贸区域、亦庄经开区等人工智能产业集聚区。进一步探究发现，海淀区的人工智能科研人才优势，朝阳区的信息技术领域企业基础，是两区人工智能发展突出的直接原因。延庆区等郊区远离北京市中心城区，产业资源匮乏，同时由于区域功能定位限制等原因，导致人工智能产业集聚水平较低，表明这些区域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较为缓慢。
风险影响的跨区域性凸显了城市网络在增强城市韧性中的重要性。立足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中密度−距离−分割三大要素（3D要素），从区域及城区层级上构建包含生态密度、空间距离及社会分割指标的城市韧性综合指数模型，以长三角41市为例，运用空间计量方法研究韧性指数特征、均衡发展状态及3D要素对韧性水平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① 区域中城市韧性水平总体偏低，在空间上呈现以“苏锡常”为核心向外梯度递减的圈层式+轴线型韧性发展格局；韧性等级与区位条件、规划衔接以及内外均衡发展状态高度相关。② 随着城市韧性水平的提升，城区层级上的抵御恢复力及区域层级上的适应转型力均衡趋势增强。高水平韧性城市中两者趋向均衡发展，中低水平韧性城市中两者存在失衡；③ 不同层级的3D要素对韧性水平的影响存在差异性，区域层级上的主导要素为距离，而城区层级上则为密度，二者交互后的影响更加显著。
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以霍尔果斯口岸为案例地，对比不同时期边境口岸空间转型的过程特征，并剖析其背后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① 多元异质主体在追求自身利益诉求前提下围绕阶段性的共同目标连接起来，从而推动边境口岸行动者网络的建构与重构。② 新时期边境口岸行动者的构成、意图和目标发生改变，且行动者网络从松散状态转变为紧密状态。行政权力主体调动市场资本和社会大众力量参与其中并共同推动边境口岸空间转型发展。本研究以期为中国式现代化边境口岸建设及其与“一带一路”倡议有效衔接提供参考依据。
基于宏观统计、微观企业和交通大数据，从规模和网络2个方面及“城市节点−发展轴线−空间格局”3个维度，分析黄河流域城市体系的规模等级和网络结构特征以及二者关系。结果表明：黄河流域城市体系呈现多中心分布特征，规模等级趋于均衡，形成了以兰州−西安−郑州−济南−青岛为主导的发展轴线和“Ψ”型空间格局。规模等级和网络结构成拉平的“S型”曲线关系，可划分为低水平低速耦合、中水平高速耦合和高水平低速耦合3个阶段。
地理环境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是地理学近年来的热点话题，尽管地理学的幸福感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对于幸福感如何表现为一种短暂的情感经历并与日常活动时空地理背景相联系的研究较少。本研究采用生态瞬时评估（EMA）获取实时的幸福感，通过GPS和移动传感器收集活动地的即时环境数据，来探索日常活动地理环境与瞬时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居民瞬时幸福感体验受到活动地点即时环境的影响，适宜的温度、POI密度可以促进幸福感，而噪音、PM2.5、人口密度、POI类型和交叉路口不利于幸福感。日常活动地理环境与瞬时幸福感的关系也受到时间和空间要素的调节，相比工作日，休息日的活动地即时环境对幸福感的影响更大；而活动的离家距离会削弱建成环境与幸福感的关系。研究证实了日常活动地理环境与瞬时幸福感相关，并受到时空行为特征的调节，为指导中国城市的环境规划与管理提供参考。
在传统观念中，非人类能动性及其在空间意义生产中的价值很长时间没有得到承认，随着“后人类主体”思想和地理学“重返唯物主义”思潮的兴起，人们对非人与人关系能动性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将非人与人定义为“行动元”比“行动者”更加科学。研究提出“非人与人关系能动性–空间叠写–意义生产”命题和假设，并结合大学校园微观地理空间，通过3组时间镜头进行了观察分析，认为非人具有重要的能动性，非人与人关系能动性实践在空间叠写过程中，通过双方情感的相互性和流动性，使人们产生了地理想象和地方意象，建构了空间关系和地方认同，塑造了恋地情结和社会责任感。非人与人关系能动性价值认知转换对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建设具有推动作用，其实践知识也比传统文化隐喻知识更具有科学性，通过他者导向的地方性形成机制对既往研究具有延伸意义。未来应重视非人与人关系能动性在教育中的作用和力量。研究对坚守自然–人类能动协同主义、教育能动性实践主体的边界拓展以及非人与人关系能动性在国家社会转型时期的人地和谐实践具有借鉴意义与启发作用。
为了识别21世纪以来中国旅游经济适应性循环发展周期性阶段，采用空间分析和地理探测器对其发展演化规律及影响机理进行探究。结果表明：① 2001—2020年中国旅游经济适应性循环共经历了快速增长期（r-K阶段）、波动释放期（Ω-K-Ω阶段）、重组再发展期（α-r阶段）3个周期性阶段；② 不同属性的发展演化特征存在差异，潜力的空间扩散特征显著，关联度具有一定的“沿海沿边沿铁路”集聚倾向，韧性则呈现明显的“胡焕庸线”分布特征；③ 宏观经济的迅速发展是快速增长期旅游经济适应性强劲的关键驱动力，产业的内陆转移和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是波动释放期旅游经济适应性提升的重要保障力，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和区域发展战略的推进落实是重组再发展期旅游经济适应性质变的核心支撑力；④ 不同阶段的影响因子存在差异，呈现由旅游经济市场化，到创新合作与协调可持续，再到硬件设施与软件创新共同推动的影响要素转变。通过潜力（奠定基础）、关联度（协调合作）、韧性（提质升级）的三维驱动，推进要素更新、结构优化、功能完善和阶段发展，逐步实现旅游经济整体的向前适应性发展。
以西北地区为例，构建空间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和异质性空间自回归模型，对高级别景区溢出效应的时变特征和城市旅游时空关联效应及其异质性进行分析，结果显示：① 西北地区城市旅游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合作应成为旅游发展的核心策略；② 短期来看高级别景区增加有助于本地旅游人次上涨，但会对邻近城市产生“虹吸效应”，长期来看对本地和邻近城市旅游均具有正向影响，但对本地旅游拉动更大；③ 高级别景区组合供给是提升西北地区城市旅游效应和对邻近城市产生“虹吸效应”的充分条件，仅依靠5A级景区的带动效用有限；④ 西北地区城市的旅游时空关联效应具有异质性，84.31%的城市与邻近城市为旅游空间合作关系，空间竞争型城市主要位于新疆北部和西北地区东部局地；⑤ 西北旅游发展稳态城市呈散点、随机分布，具有经济优势的城市更易从旅游合作中获益并成长为区域旅游增长极。
基于2010—202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SBM-GML指数测算渔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证分析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两类环境规制对渔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影响，及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下，环境规制工具对渔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异质性。研究发现：① 近10 a来中国渔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0.967~1.090波动，呈现稳中有升态势，技术进步是中国渔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源泉和动力。②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渔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影响呈先扬后抑的倒“U”型，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影响呈先抑后扬的正“U”型。③ 环境规制对渔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地区性差异，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在经济发达地区具有更显著的作用，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具有更显著的作用。
研究以遥感解译的东北地区2000年、2010年、2015年的土地覆被变化为基础，充分考虑自然和社会因素对土地覆被变化的影响，分别通过CLUE-S模型和Markov-CA模型对东北地区2015年和2030年土地覆被格局进行模拟，研究结果表明：通过与遥感解译的2015年实际土地覆被类型数据对比验证，CLUE-S模型和Markov-CA模型模拟结果的总体Kappa指数分别为0.9700和0.9649，结果表明2种模型的模拟结果较为理想，CLUE-S模型的模拟精度较Markov-CA模型更高。2015—2030年东北地区草地、耕地、湿地、其他用地和水体面积呈现下降趋势，林地、人工表面面积呈现增加趋势，人地关系越发紧张。东北地区作为生态环境相对脆弱的区域需警惕不可持续的土地覆被变化，需权衡生态保护、粮食增加与基础设施建设的用地需求和协调发展。
基于2009—2019 年土地利用调查数据，以高淳区145 个行政村为研究单元，利用土地利用变化模型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方法，研究高淳区土地利用功能转型的时空演变格局，并评估该区域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损益情况，同时，利用敏感性系数来衡量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对土地利用功能转型的敏感程度。结果表明：① 高淳区生产生态功能、生态生产功能既是研究区分布最广的土地利用功能类型，也是转型最剧烈的土地利用功能类型。生产生态功能的转移面积和比重最大，而且转移速率远高于其同期的新增速率，属于转型收缩型土地利用功能；生态生产功能空间、生活生产功能空间和生态功能空间的新增速度大于同期转移速度，属于转型扩张型功能空间。② 2009—2019 年，高淳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增加了33.78 亿元，其中，水域用地、耕地和林地是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贡献最大的3 种土地类型；水文调节和废物处理是高淳区最主要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③ 当土地利用功能从低利用指数向高利用指数转变时，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减少，此时土地利用程度引起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变化强度也较小。当土地利用功能呈现高利用指数向低利用指数的转变趋势时，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呈现增加的趋势，土地利用程度变化对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贡献率越大。④ 具体来说，高淳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呈现增加显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对不同土地利用功能转型的响应程度不尽相同，生产生态功能空间转向生活生产功能空间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降低的贡献度达到15.02%，生产生态功能空间转为生态生产功能空间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增加的贡献度达到44.57%。
研究以青藏高原阿翁错和托素湖湖泊沉积物为研究对象，通过多指标（总有机碳含量、有机碳同位素和有机碳埋藏速率等）综合分析，重建不同补给类型湖泊的生产力变化及碳循环过程。结果显示：全球变暖对不同类型湖泊的生产力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在以降水和冰川融水为主要补给源的阿翁错，全球变暖造成冰川融水补给增加。当指示冰川融水补给量变化的δ18Ocarb值逐渐偏负时，湖泊沉积物TOC含量逐渐升高；指示冰川融水输入造成湖泊面积持续扩张，营养物质增加，湖泊生产力提高；当湖泊面积扩张较快，即冰川融水在短时间内快速输入时，TOC含量下降，可能是由于当冰川融水输入过多，造成湖水温度下降过快时，底栖藻类生产力下降，进而湖泊固碳能力下降。对于受人类活动影响的托素湖，全球变暖对湖泊水文过程及生产力的影响较小，δ18Ocarb值变化主要受控于农业灌溉活动引起的湖泊补给水量的变化。当δ18Ocarb值升高时，TOC含量增加；推测是由于农业灌溉耗水量增加导致湖泊补给水量减少，湖泊水位下降，湖泊底部接收到更多光照，湖泊生产力上升，固碳能力随之上升。
为评估忽略大气稳定性对潜在蒸散发（Potential Evapotranspiration，PET）估算的影响，本文以亚热带森林下垫面为例，结合涡动相关观测及莫宁−奥布霍夫相似原理，探讨了冠层上方大气层结变化规律，比较了基于中性假设和考虑大气稳定性影响的PET之间的差异。结果表明：① 中性、稳定和不稳定3种大气层结具有明显的日内与季节变化特征，不稳定层结在中午居多，稳定层结在早晨和傍晚居多，而中性层结在昼间均有分布；同时，春夏两季的不稳定层结高频时段较长，而秋冬两季相对较短；总体上，观测期内不稳定、中性和稳定3种层结平均占比分别为41.4%、34.7%与24.0%。② 基于中性假设的空气动力学阻力估算方法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空气动力学阻力，导致PET存在低估现象（RMSE = 25.82 W/m2），且误差偏离随着PET增大而愈加明显。③ 在当地条件下当量空气动力学阻力$ {\hat {r}}_{a} $与风速呈显著的指数关系（$ {\hat {r}}_{a}=7.83{u}^{-2.92}+32.66 $，R2 = 0.50，P < 0.05，N = 394），基于该关系估算的PET相对于中性假设而言具有更高的精度（R2提高了3.26%，RMSE降低了19.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