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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 Vol. 32 >Issue 1: 25 - 30

DOI: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2.01.25

乡村劳动力迁移的“双拉力”模型及其就地城镇化效应——基于中国东南沿海三个地区的实证研究

  • 祁新华 ,
  • 朱宇 ,
  • 周燕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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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福建 福州350007
朱 宇,博士,研究员。E-mail:

作者简介：祁新华（1974-）,男,福建莆田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人居环境科学、人文地理学研究。E-mail:

收稿日期: 2011-01-04

  要求修回日期: 2011-06-13

  网络出版日期: 2012-01-20

基金资助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7BRK007）、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资助项目（J0830521）、教育部省部共建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10JJDZONGHE017）、福建省教育厅A类项目（JA10082）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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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ouble-Pull” Model of Rural Labor Migration and its In Situ Urbanization Effect: Cases Studies of Three Coastal Areas in Southeast China

  • QI Xin-hua ,
  • ZHU Yu ,
  • ZHOU Yan-ping
Expand
  •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7, China

Received date: 2011-01-04

  Request revised date: 2011-06-13

  Online published: 2012-01-20

Copyright

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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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中国东南沿海部分地区未通过大规模人口迁移而实现转型的就地城镇化现象,选择3个就地城镇化发达地区,在问卷调查数据的支撑下,构建了“乡村拉力—城市拉力”（“双拉力”）概念模型,探讨乡村劳动力迁移行为、迁移意愿及其城镇化效应。结果显示,居民迁移行为不太频繁,且多数为就地就近的近距离迁移;同时迁移意愿不够强烈,并且倾向于近距离的中小城镇。在“双拉力”模型分析框架内,乡村拉力主要表现为就业机会、收入水平（预期收入）、社会保障与乡土情节,城市拉力包括就业机会与收入水平、居住环境、子女教育等,乡村拉力作用强度远大于城市拉力。在这个来源于乡村的动力机制的作用下,当地居民出于个人比较利益最大化的考虑更倾向于选择就地转型,由此导致了与西方传统城市化模式迥异的就地城镇化现象。进一步论证了就地城镇化产生与发展的本地性与客观必然性,深化了对就地城镇化现象微观机制的认识。

关键词： 乡村劳动力; 迁移意愿; 就地城镇化; “双拉力”概念模型; 中国东南沿海地区

本文引用格式

祁新华 , 朱宇 , 周燕萍 . 乡村劳动力迁移的“双拉力”模型及其就地城镇化效应——基于中国东南沿海三个地区的实证研究[J]. 地理科学, 2012 , 32(1) : 25 -30 . DOI: 10.13249/j.cnki.sgs.2012.01.25

Abstract

Based on cases studies in three coastal areas of Southeast China, this paper proposes a "Double-Pull" conceptual model to examine the migration intention and behaviour of the rural labor force and their urbanization effects in the areas characterized by well developed in situ urbanization and little out-migration, using data from a questionnaire survey. The results show that migration frequency of the respondents was low, and short-distance moves were the dominant form of their mobility. At the same time, they demonstrated low migration intention, and for those who did indicate such intention, they tended to choose nearby middle- and small-towns as the destination. Under the framework of "Double Pull" Conceptual Model, the above migration intention and behaviou were the result of the balance of both the rural and the urban pull forces. The "rural pull forces" included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income, social insurance and the sentimental attachment to hometowns; while the "urban pull forces" included employ opportunities, income, residential environments, children′s education, etc.; and the former was much stronger than the latter. In order to achieve maximum benefits, local people tended to choose rural-urban transformation rather than out-migration, and this led to the phenomenon of in situ urbanization,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conventional urbanization patterns in the past of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paper confirms local nature of the endogenous nature of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in situ urbanization and its inevitability, and contributes to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n the micro mechanism of in situ urbanization.

Key words： rural labor force; migration intention; in situ urbanization; “Double-Pull” conceptual model; Coastal areas of Southeast China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与快速城镇化进程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1]。作为城镇化的微观主体,乡村劳动力迁移行为直接影响着中国城镇化整体进程,而个人区位选择与迁移意愿则是决定人口迁移模式的关键因素之一[2]。国内外学者通常用刘易斯（Lewis）二元经济理论与托达罗（Todaro）预期收入理论作为重要的理论基础来解释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人口迁移现象 [3~6]。与此密切相关的是解释个人迁移行为的“推力一拉力”模型。在这些传统城镇化理论与模型的分析框架内,人口大规模迁往大中城市似乎已经成为城镇化的一个普遍规律,“推—拉”模型在分析城镇化发达地区乡村劳动力迁移行为和意愿时也有着较强的适用性 [7]。然而,在中国东南沿海部分城镇化发达地区,乡村人口并未大规模向城镇迁移而实现了就地转型,即所谓的 “就地城镇化（In situ urbanization）”现象 [8~10],这已经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浓厚兴趣。Friedmann（2005）认为这种现象是中国过去25 a最不寻常的转变过程之一 [1],一些学者还视其为当今城乡界限淡化条件下人类聚落系统发生重大改变的证据之一 [11,12]。联合国人口基金的《2007世界人口状况报告》甚至专门以案例的形式报道了关于泉州市就地城镇化现象的初步研究 [13]。显然,就地城镇化现象已超越了传统的“推力一拉力”模型的解释范畴。
本文在传统人口迁移与城镇化理论的基础上,从新的视角探讨中国东南沿海部分地区人口迁移以及由此引发的就地城镇化现象,以期丰富相关理论与案例。

1 乡村劳动力迁移行为和意愿

2009年8月至9月间,本研究选择就地城镇化发达的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与惠安县）、广东省东莞市、江苏省昆山市,每个县市随机抽取5个乡镇,共计20个乡镇。根据企业名录（41.5%为乡镇企业,58.5%为非乡镇企业）,通过电脑打乱排序后等距随机抽样,每个乡镇选取10个企业,每个企业中随机抽取1名本地职工进行问卷调查与访谈,共完成200个样本。调查样本具有以下属性：户籍类型为农业户口的占49.5%,非农业户口的占 39%,自理口粮的占11.5%;男性比例（56%）略高于女性（44%）,年龄结构以青年为主,20岁至35岁的约77%,低于20岁与高于35岁的各占6%和17%;受过初中教育的占34%,高中与中专教育的占44%,仅有小学学历与具备大专以上学历的各占7.5%和14.5%。这些属性总体上符合东南沿海地区乡村劳动力的基本特征。

1.1 乡村劳动力迁移行为及区位选择

在接受调查的200个本地职工中,1995年以来未曾搬迁过的占83%,仅有17%的本地职工曾改变过住所。在上述有搬迁经历的本地职工中,迁往同一行政村（居委会）内的另一位置、同乡（镇）内的另一行政村（居委会）以及同市（县）内的另一乡（镇）的各占29.4%、29.4%和20.6%, 8.8%的人经过搬迁后又回到原有的住所,仅有11.8%的人迁往同省内的另一市（县）或其它省。另外,各区域之间的情况大体相同。可见,中国东南沿海就地城镇化发达地区居民的迁移行为并不频繁,小部分有过迁移行为也多属于近距离的就地就近迁移。

1.2 乡村劳动力的迁移意愿

至于迁移意愿,当被问及“如果国家政策对人口迁移没有限制,您现在是否打算迁往其它地方?”时,被调查者中回答“是”的仅占20%,绝大多数人（80%）不愿意迁移,而且迁移意愿的区域性差异并不大。在有意愿迁移的居民中,在回答“您想迁往哪个地方?”时,愿意迁往同市（县）内的另一乡（镇）的占35%,愿意迁往同省内的另一市（县）的比重最高,达到50%,仅有15%愿意迁往其它省。在回答“您想迁往的地方是属于哪一类型的城市?”时,有迁移意愿的当地职工在城市规模选择上表现出较大的差异,32.5%愿意迁往小城镇或小城市,37.5%愿意迁往中等城市,仅有30%愿意迁往大城市。可见,大城市仍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并不如预期的那样强。
对另一个问题“您准备在本市/县的什么地点盖新房或购买新房?”的回答进一步反映了当地职工迁移意愿的特点。因为对当前居住条件较为满意或受经济条件限制,仅有15.5%被调查的当地职工（31人）近期准备在本市（县）盖新房或购买新房。在这些当地职工中, 32.3%准备在原址的基础上新建,22.6%准备在同一乡镇或同一行政村（居委会）内的另一位置新建住房,41.9%选择在同市（县）内的另一乡（镇）中新建住所。显然,本地职工的迁移意愿并不强烈,即使有迁移的想法,也多数趋向于距离较近的中小城镇。
上述就地城镇化发达地区当地职工个人迁移区位选择与迁移意愿的调查结果显示：居民的迁移行为并不频繁,即使有过迁移行为者也多属于近距离的就地就近迁移。这个结论与王桂新等对浙江省城镇化发达地区乡村居民迁移研究的结果基本一致 [14~16]。至于迁移意愿,绝大多数人迁移意愿并不强烈,少数有迁移意愿的当地职工也倾向于选择近距离的中小城镇。

2 乡村劳动力迁移“双拉力”模型

中国东南沿海部分地区人口未出现大规模转移而实现就地转型的现象已非 “推–拉”模型所能解释。这不仅是城镇化研究,而且是人口迁移研究中的重要理论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在城镇化的相关研究中,对城镇化的微观行为主体（农民）的迁移行为与迁移意愿的研究还十分薄弱 [6,14,17]。鉴于此,本文将从个人微观主体的角度探讨乡村劳动力迁移的区位选择与迁移意愿问题,进一步从微观机制上理解就地城镇化的产生与发展机制。
为了分析这种异于传统城镇化的乡村—城镇转型的就地城镇化模式及其内在机理,本文在相关理论基础上,仍然从城市与乡村相互作用的角度,针对中国东南沿海就地城镇化发达地区乡村劳动力迁移的客观事实,对“推–拉”模型进行改进,构建了“乡村拉力–城市拉力” 概念模型（“双拉力”模型）。模型中,乡村拉力主要是吸引当地居民在乡村地区定居的积极因素,如就业机会、收入水平（预期收入）、社会保障、乡土情节等;城市拉力则主要涉及增强城市吸引力的各种因素,除了城市中的就业机会与收入水平外,还包括居住环境、子女教育机会、市场发育与政策环境、个人价值体现等。当然,正如“推–拉”模型中乡村拉力与城市推力的作用可以忽略的情况一样,在“双拉力”模型中,乡村与城市中的推力仍然存在,只是与乡村与城乡的拉力相比较,乡村的推力（如耕地减少、发展前途受限）作用并不显著,而城市中的推力与乡村拉力的作用方向一致,可称之为“反向乡村拉力”（如迁移成本与社会保障等）（图1）。
Fig. 1 “Double-Pull” conception model of migration in in situ urbanization area

图1 就地城镇化地区人口迁移 “双拉力”概念模型

3 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影响因素及其城镇化效应

显然,问卷调查结果与传统的“推—拉”模型所预期的乡村劳动力大量迁往城市的预期有所不同。这就引发了两个重要的理论问题：首先是哪些因素造成了就地城镇化发达地区本地职工上述迁移行为与迁移意愿的特征?其次,上述行为如何作用于该地区的就地城镇化现象?本文在国际理论背景下,运用改进的“双拉力”模型对此作详细分析。

3.1 乡村拉力是吸引当地居民在乡村地区定居的积极因素

1） 就业机会。就业机会的多寡直接决定了当地居民的迁移行为和意愿。在接受调查的当地在职员工中,90.5%的人认为在本市（县）比较容易找到工作。据本地员工估计,被调查者所在村庄77.6%的农业人口从事非农活动,表明当地人口确实易于就地在非农部门找到出路。这种状况使当地居民无需离开家乡就能在当地就业,从而大大缓解了人口迁往城市的压力。王华等在广州郊区的研究也发现这种以“离土不离乡” 的就地转移方式实现非农转化的劳动力比例高达90.1％ [17],说明在这些地区非农兼业事实上已经形成了对乡—城迁移的替代 [18]。调查结果表明,托达罗预期收入理论中对就业机会影响劳动力乡—城转移的分析同样适用于调查地区 [4]。虽然这些地区劳动力迁移的方向与托达罗理论所描述的状况正好相反,但就地城镇化发达地区本地就业机会相当多,当地居民能很容易就近就地找到工作,从而使当地居民迁往城市的动力大大减弱,这与托达罗理论的思想实质上是一致的。
2） 收入水平。收入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着居民的迁移行为与迁移意愿 [3]。问卷调查数据显示,被调查者若仅靠耕种责任田全家平均月收入仅196元,如果从事非农产业情况则大不相同,仅一个人平均月收入就达1 786元,远高于从事农业活动的收入。与些同时,在本地从事非农产业的收入也不亚于外出从事非农产业（2009年本课题组在福州市的调查数据显示,流动人口人均月收入为1 788元）。如果考虑到在家乡的生活成本要远低于城镇,事实上上述被调查者在本地从事非农行业的收入要高于外出打工的收入。在这种情况下,当地居民的理性选择当然是留在本地而不是迁往异地。因此,中国东南沿海就地城镇化发达地区乡村劳动力因为工资收入水平的差异而向非农产业转换的事实符合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中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分转移的解释 [3],只是由于乡村非农就业机会和收入“拉力”的作用,乡村劳动力不必迁往城市就可获得较高收入,因而选择了就近就地转移方式。显然,这是导致就地城镇化产生和发展的又一重要因素。
3） 乡土情节。托达罗预期收入理论中的成本因素包含了迁移者离开家乡所要付出的心理成本[4]。接受调查时,当被问及“不想迁移的主要原因”时,32.5%的调查对象表示从未想过要迁移,42.5%的人不想离开家乡,泉州市更有42.3%的人从未想过要迁移,而在东莞与昆山均有45%受调查对象明确表示不想离开家乡。可见,相当比例的居民不想离开家乡或压根就没有考虑过迁移,他们不愿或难以承受离开家乡与亲人的痛楚,难以割舍土地与房子,或觉得去一个不熟悉的地方难以适应,因而不愿意迁往竞争激烈、人情味淡薄的城市[19]。除了经济方面的考虑外,还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家乡亲人、土地、房子依恋的根深蒂固的乡土情节。这种情感同样体现在居民的迁移意愿和行为中,其结果就是促进了就地城镇化的产生与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在当地职工不想迁移的主要原因中,选择“本地找工作容易”仅占1.9%,这是由于调查对象是本地在职职工,乡村就业机会拉力已在这一点上对其产生现实的作用。“本地找工作容易”不成其为迁移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而现实的乡村就业机会恰是其选择“从未想过要迁移”与“不想离开家乡”的重要前提。
4） 社会保障。在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中国农村,土地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社会保障的角色,相当多的农民不愿意放弃土地。在回答“请问,您的家庭成员是否仍耕种您家的责任田?”的保留农业户口74位员工中,有44.6%的农户耕种全部责任田,32.4%耕种部分责任田,仅23%放弃耕种,完全脱离农业。另外,在搬迁过程中,88.2%的人并没有改变户口性质,为的是保留附属于农业户口的责任田,以便在经济不景气或年老时作为保障之用。可见农村居民对于土地的留恋不仅仅缘于社会心理上的依赖,而且也是一种纯粹生理需要的理性选择 [18~20]。这种对土地的依赖也是导致就地城镇化产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按照托达罗的预期收入理论,迁移过程的成本和迁移者在城市生活的预期成本也是影响迁移的重要因素[4]。然而,本次问卷调查的结果表明,这些因素在就地城镇化发达地区居民的迁移意愿和行为中并不起重要作用,因“迁移花费太大”和“生活在其它地方的开支要比在家乡大”而不愿迁移者仅占3.1%和1.3%。可见,与乡村拉力相比较,迁移成本对居民迁移行为和意愿的影响很弱,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导致就地城镇化现象的主要力量发端于乡村的事实。

3.2 城市拉力是吸引当地居民至城镇定居的因素

就业机会、生活居住环境与子女教育问题构成了城市的拉力,促使部分当地居民产生迁移的意愿并付诸行为。从个人迁移行为与迁移意愿的调查数据可以发现,与乡村的拉力相比,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受调查城市的拉力强度并不大。
1） 就业机会与收入水平。从理论上分析,城市中的就业机会与收入水平也是城市的拉力。调查结果显示少部分人（20%）愿意迁往大中城市,而其迁移的主要原因中,选择“找个更好的工作”的占32.5%,列第一位（表1）。需要指出的是,在当地职工不想迁移的主要原因中,选择“本地找工作容易” 仅占1.9%,看起来似乎与前文关于乡村就业拉力的论述有矛盾。但如前文所述,由于调查对象是本地在职职工,乡村就业机会拉力已在这一点上对其产生现实的作用。他们无需找工作,也无意找更好的工作,如此“本地找工作容易”不成其为迁移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而现实的乡村就业机会恰是其选择“从未想过要迁移”与“不想离开家乡”的重要前提。同时,与乡村中的就业机会充裕的客观事实相权衡时,城市中的就业机会与收入水平并不体现出特有优势。
Table 1 The main reasons of local employee with migration intention （%）

表1 当地职工想迁移的主要原因 （%）

原因 昆山市
（N=10）		 东莞市
（N=8）		 泉州市
（N=22）		 合计
（N=40）
找个更好的住处 20 0 22.7 17.5
找个更好的工作 30 12.5 40.9 32.5
结婚 10 0 4.5 5
找个更有利于孩子
受教育的地方		 10 25 9.1 12.5
找个更容易做生意
的地方		 10 25 0 7.5
找个自然环境更好
的地方		 20 37.5 18.2 22.5
其它 0 0 4.5 2.5
合计 100 100 100 100
2） 居住环境。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居住环境的要求也相应提升。就地城镇化地区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人居环境的不断恶化,促使一部分人产生搬迁的念头。调查发现,在20%（40人）有迁移意愿的当地居民中,在回答“您想迁移的主要原因有哪些?”这个问题时,为“找个更好的住处”与“找个自然环境更好的地方”占40%（表1）,反映了当地居民对良好居住环境的追求。
3） 子女教育。当被问及“如果您本人不想迁移,您是否希望您的孩子将来迁往其它地方?”时,超过一半（53.1%）的当地人表示不愿意,另外还有24.4%的家长表示无所谓。在本人不愿意迁移的情况下,只有22.5%希望子女能够迁移出去。希望子女迁移到其它地区的家长中,在回答“希望子女迁移到其它地方定居的主要原因”这个问题时,33.3%的家长因为大中城市的教育设施更完备而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到大城市中定居。在迁移方向的选择上,大多数父母亲希望子女迁往大中城市的（78.7%）。这与其他学者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 [14,18]。另外,因为大中城市工作机会更多（33.3%）、居住环境更好（24%）也是家长希望子女迁往大中城市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调查发现,市场发展程度与制度环境以及个人价值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个人的区位选择,当然其作用力比较微弱。如商品经济的发展需要发达的市场与适宜的制度环境,仅有7.5%为了“找个更容易做生意的地方”而有迁移的打算。
综上所述,中国东南沿海就地城镇化发达地区乡村拉力的作用强度要远高于大中城市的拉力,运用托达罗预期收益理论[4],乡村与城市中的拉力均可理解为迁移的收益,也就是说留在本地的预期收益远高于迁移到城市的预期收益 [2,20,21]。在与迁移成本理性权衡之后,当地居民选择在本地实现就地转型,而不是大规模地涌向大城市,不仅缓解了大城市的人口压力,也直接造成了就地城镇化的形成与发展。这种迥异于西方传统理论的现象更值得从理论上进行深入探讨。

4 结论与讨论

1） 中国东南沿海受调查地区居民的迁移行为不太频繁,并且多数为就地就近的近距离迁移;同时迁移意愿不够强烈,并且倾向于近距离的中小城镇。这个现象不同于传统西方传统城镇化中人口大规模、远距离地迁往大城市,表现出特有的就地城镇化过程。这不仅缓解了大城市的人口压力,也直接造成了就地城镇化的形成与发展。这种现象与西方传统的人口迁移理论并不矛盾,相反是对其有益的修正与补充。
2） 中国东南沿海受调查地区居民个人区位选择基本出于个人比较利益最大化的考虑,表现出理性经济人的特点。在“双拉力”模型分析框架内,乡村拉力主要表现为就业机会、收入水平、社会保障与乡土情节,城市拉力除了就业机会与收入水平外,主要表现为居住环境、子女教育等;同时,乡村拉力作用强度远大于城市的拉力。在这个来源于乡村动力机制的作用下,当地居民选择就地转型,由此导致了就地城镇化事实,也进一步论证了就地城镇化现象产生与发展的本地性与客观必然性。
3） 中国东南沿海受调查地区的就地城镇化模式对中国制定相关政策（如人口迁移与城镇化、户籍、土地）以及规划调控（如产业、空间、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具有重要的意义。如在制定城镇化政策时,要基于人口迁移倾向于本地与小城镇的客观事实,尊重农民的迁移意愿,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和规划调控引导就地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4） 从微观机制层面诠释人口迁移在就地城镇化中的作用,有助于全面理解中国东南沿海受调查地区的就地城镇化机制。尽管类似的现象也出现于东南亚国家 [22~25],但是,由于资金等条件的限制,本研究区域仅限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且调查样本数量相当有限（尽管只是对就地城镇化现象进行实证研究并用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验证分析）,其结论是否适用于中国其他地区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还需要进一步的论证。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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