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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学 >

2012 , Vol. 32 >Issue 3: 282 - 288

DOI: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2.03.282

城市群研究述评与展望

  • 李仙德 , 1 ,
  • 宁越敏 , 1, 2
展开
  • 1.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上海 200062
  • 2.上海社科院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 上海 200020
宁越敏,教授。E-mail:

作者简介：李仙德（1984-）,男,福建周宁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城市地理和城市经济方向研究。E-mail:

收稿日期: 2011-04-01

  要求修回日期: 2011-12-12

  网络出版日期: 2012-03-25

基金资助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1JZD02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1JJDZH00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171145）资助

收起

Review and Prospect on Urban Agglomeration

  • LI Xian-de , 1 ,
  • NING Yue-min , 1, 2
Expand
  • 1.The Center for Modern Chinese City Studi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 2.The Center for Urban and Regional Studies,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Shanghai 200020, China

Received date: 2011-04-01

  Request revised date: 2011-12-12

  Online published: 2012-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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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Fold

摘要

自从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提出大都市带（Megalopolis）的概念之后,城市群作为一种特殊形态的城市体系,成为城市地理学的核心研究内容。国外学者相继提出半城市化区域、全球城市—区域、多中心巨型城市—区域等概念,其研究都建立在都市区基础之上,强调城市之间以及城乡之间密切的功能联系。中国学者提出了都市连绵区、城市群等概念,并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都市连绵区的界定立足于都市区基础之上,亦与国际上相关的研究接轨。但城市群在国内更为流行,且被写进国家五年发展规划纲要之中。城市群作为中国区域发展空间战略的重心,发挥着区域经济增长极的作用。国内城市群研究却存在着概念含糊、界定模糊等问题。城市群是都市区之间强烈的相互作用形成的,相关研究必须建立在都市区基础之上,才能避免概念以及空间尺度的混淆。中国官方并未有都市区的界定方案。结合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加强对都市区和城市群界定的研究,立足于都市连绵区基础之上,开展跨学科研究,深入分析不同空间尺度城市群集聚与扩散模式,建立起中国城市群研究范式。

关键词： 城市群; 都市连绵区; 大都市带; 半城市化区域; 全球城市—区域; 多中心巨型城市—区域

本文引用格式

李仙德 , 宁越敏 . 城市群研究述评与展望[J]. 地理科学, 2012 , 32(3) : 282 -288 . DOI: 10.13249/j.cnki.sgs.2012.03.282

Abstract

After Gottmann introduced the concept of Megalopolis in 1957,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as a special form of the urban system, has been the core content of urban geograph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urban spatial organization has presented a new trend. Urban agglomerations are emerging as engines of Chinese economy. The State Council of China has also issued a series of important plans to take the urban agglomerations as national and regional growth poles and main form of urbanization.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most important domestic and foreign literature on important concepts including 'Megalopolis', 'Desakota Region', 'Global City-Region', 'Polycentric Mega City-Region', 'Metropolitan Interlocking Region' and 'Urban Agglomeration'. Gottmann argued that megalopolis was the hub and incubator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He pointed out there were six megalopolises around the world. Mcgee, based on the actual development of Asia, put forward different spatial pattern namely dasakota. Scott et al. paid attention to the effect of glob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on city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They argued that global city-regions were the most important actors of the world. Hall et al. integrated research method of economic geography and urban geography to study the polycentric mega city-region. This study was innovative and enlightening. Zhou Yixing argued that the research on metropolitan interlocking region must be based on definition of metropolitan area. Yao Shimou introduced the concept of urban agglomeration systematicly. It is also the most popular spatial concept in China. Chinese scholars have done a lot of work on urban agglomerations, while the concept of urban agglomeration is not clearly defined. Because of confusion on definition, spatial scale of urban agglomeration is uncertain. So it is hard to establish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urban agglomeration in China. Regional and national planning on urban agglomeration is also impacted by this fuzzy concept. It is also necessary for State Council to launch work on definite metropolitan area and urban agglomeration in order to guideline regional and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more effectively. We should follow scientific tradition of the project on Chinese Metropolitan Interlocking Regions, and use the latest sixth census data to clearly define urban agglomeration based on metropolitan area so as to strengthen urban agglomeration research in China. It is also reqired to integrate research method of economic geography and urban geography and carry out an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study aggregation and diffusion laws of urban agglomeration from different spatial scale, establishing the research paradigm.

Key words： urban agglomeration; metropolitan interlocking region; megalopolis; desakota region; global city-region; polycentric mega city-region

1957年,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在研究美国东北部都市区连绵化现象时提出大都市带（Megalopolis）的概念[1],引发国际学术界持续的研究热情 [2]。1983年,宁越敏等首次以“巨大城市带”的译名将戈特曼的思想系统引入中国[3]。1988年,周一星在都市区基础上,提出了都市连绵区(Metropolitan Interlocking Region)的概念,其尺度与大都市带近似[4]。步入1990年代,中国城市体系不断趋于完善[5],在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受城市化和郊区化的共同影响,以中心市为核心,并与周边区县存在紧密交互作用的都市区成为中国城市化的新形式[6,7],出现由若干个都市区组成的城市密集区。姚士谋等称之为城市群（Urban Agglomeration）,并提出了城市群网络化组织模式,认为城市群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8]。2010年城市人口所占比重已达49.68%,中国即将进入以城市社会为主导的发展阶段。顾朝林认为“在当下和将来, 中国城市地理学者加强和加快城市群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都显得十分重要, 而且责无旁贷” [9]。
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将城镇化作为发展战略,采用了城市群的提法,强调“城市群的发展将作为中国推进城市化的主体形态”,《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未来5 a要“形成以大城市为依托,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也将城市群作为参与市场竞争的战略空间,出台一系列规划加以统筹。可见,城市群将作为中国城市化主体形态,通过集聚和扩散作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本文评述国内外相关理论,并提出研究展望,有利于发展和完善中国城市群理论体系。

1 国外学者理论述评

1.1 大都市带（Megalopolis）

“Megalopolis”一词最早源于希腊。公元前4世纪,希腊人在伯罗奔尼撒半岛规划一个新的城邦,并希望能够发展成为希腊最大的城市,将之命名为“Megalopolis”。最终这一想象之中的巨大城市并未建立起来。芒福德与格迪斯将“Megalopolis”形容为城市变质阶段。戈特曼赋予“Megalopolis”一词正面内涵,用来形容美国东北部由都市区通过集聚作用形成的宏伟城市发展现象[10]。戈特曼认为大都市带是在特定地区出现的沿着特定轴线发展的巨大的多中心城市网络,城市之间通过人口、交通、信息、资金等各种流动发生着强烈的相互作用,预示着人类聚居和经济活动领域一个新时代的来临。1961年,戈特曼分析了美国东北部大都市带的多中心的空间结构和多样性的功能结构,指出大都市带具有两大功能,第一是枢纽功能,大都市带成为区域内各种发展轴线的枢纽、国家对内以及对外联系网络的枢纽;第二是孵化器功能,各种新思想、新技术在大都市带形成并向别的区域扩散。戈特曼为大都市带设定了两个定量的下限指标,即人口规模2 500万、人口密度为250 人/km2 [11]。1976年,戈特曼指出以至少2 500万人口为限,世界范围内存在六大都市带,其中包括以上海为中心的大都市带,但他承认对此了解相对很少[12]。1987年,戈特曼系统反思对大都市带的理论探索。戈特曼认为美国东北部大都市带与大西洋国际经济体系密不可分,随着国际经济重心向太平洋转移,美国阳光地带经济迅猛发展,加州浮现出以洛杉矶、旧金山为中心的大都市带;美国东北部大都市带作为创新孵化器的功能仍然强大,许多影响世界的新思想、新技术发源于此,成为世界经济的信息中心、管理中心和控制中心 [13]。
戈特曼大都市带理论颇有预见性和洞察力：① 戈特曼注意到世界范围内大都市带兴起的现象,他提到当时尚未崛起的以上海为中心的大都市带,后来的发展实践证实了他的论断;② 戈特曼较早提出美国就业结构转变的历史性意义,关注到从工业社会向信息化社会的演变,早于贝尔等人的后工业化社会等理论;③ 戈特曼对大都市带“孵化器”定位注意到了创新的重要性,“枢纽”定位则注意到城市之间相互联系网络的重要性,早于创新环境学派及GaWC学派的理论推演;④戈特曼注意到大都市带核心城市集聚高端生产性服务业、跨国公司管理与控制功能的重要性,他并未使用世界城市/全球城市等术语,却意识到了这种世界城市性（World City-ness)的重要性 [14]。

1.2 半城市化区域(Desakota Region)

加拿大地理学家麦吉认为戈特曼提出的“Megalopolis”的概念反映的是发达国家区域收入持续增长、经济专业化水平递增、服务业部门发展、个人流动性增强以及聚落从城市向农村扩散的现象（其中,大都市提供了经济刺激）。大都市带具有广阔的林地以及废弃土地,亚洲人口密集的农业地区大规模城市化形成巨大城市空间组织与之不同。他反对西方学者话语霸权,采用印尼语Desakota（desa即乡村,kota即城市）来表示这种一般是在巨型城市的周边形成的,有时是在连接相邻城市的主要公路或者铁路走廊呈现的,城乡之间强烈相互作用的原乡村地区[15]。
麦吉认为半城市化区域具有6大特征：① 众多从事水稻种植的小农人口,通过便利的交通开展贸易活动;② 在原先水稻农业化区域非农业活动迅速发展;③ 人口具有极大的流动性和移动性;④ 农业、村舍工厂以及其他土地用途并存;⑤ 妇女在非农业劳动部门就业增加;⑥ 对于国家政权而言,Desakota是管理和控制不严的灰色地带。麦吉认为不仅仅存在着城市化过程（Urbanisasi）,亦存在着城乡互动过程（Kotadesasi）,他尤其强调城乡互动的过程是Desakota形成的重要因素。麦吉认为大城市、城市边缘区（大城市向外延伸40 km）、半城市化区域、人口密集的农村地区、人口稀少的边界等共同组成了发展背景不同于大都市带的巨型区域（Mega-Region）[16]。
麦吉注意到城乡之间的密切互动,对乡村地域向城市地域转换过程中半城市化地区的重视,丰富了城市化研究的内涵。其理论局限主要有两点：第一,对全球化的空间影响关注不够。虽然麦吉注意到了在新国际劳动分工中,劳动密集型产业迅速成长带来了大量非农业就业机会在Desakota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并未深入探讨全球化对城乡发展的具体影响。第二,对国家力量的关注不够。不同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对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亚洲地区国家威权力量更多地介入到了城乡经济发展过程之中 [17]。

1.3 全球城市-区域(Global City -Region)

1960 年代以后,跨国公司迅猛发展,促进新的国际劳动分工。1981年,科恩率先指出全球城市是新国际劳动分工的协调和控制中心 [18]。随后,学者相继提出“世界城市”、“世界城市体系”、“全球城市”和“世界城市网络”等概念,从理论和实证方面分析城市在世界城市网络中的地位及其变化 [19]。
1980年代兴起的新区域主义认为全球化的地方性使得更多的资本、人力、机构和技术加速向城市群落集聚,形成贸易和非贸易依赖,降低产出交易成本,促进企业更好地竞逐远距离市场空间,增进规模增长和分工深化 [20]。20世纪末以来,Scott等在世界城市/全球城市以及新区域主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 “全球城市-区域”的概念,认为区域尤其是全球城市-区域是全球城市-区域视为全球经济基本的空间节点和世界舞台上独特的政治行动者,形成了当地生产者产生收益递增效应和竞争优势,以错综复杂的方式加强和遥远地区的跨界关系,并日益成为现代生活的生产与协调中心,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作用将日趋重要 [21]。
全球城市-区域理论具有重大价值。① 它不仅关注到世界城市/全球城市CBD的重要性,也注意到了腹地在全球化作用下的功能和形态变化,拓展了空间研究范围。② 对全球化与地方生产系统的辩证分析,强调了地方化因素的作用,对世界城市/全球城市强调全球化因素的作用有所补充。但是,Scott等对全球城市-区域却缺乏严格的界定,需要进一步加以实证检验。

1.4 多中心巨型城市-区域（Polycentric Mega City-Region）

Peter Hall 早在1966年就关注到了以荷兰兰斯塔德为代表的多中心城市-区域,认为这是具有独特优势巨型城市空间组织模式 [22]。从1960~1980年代,占据城市地理学研究的主流是国家城市体系学派,Hall的先驱性研究并未引起学术界重视。直到1990年代,多中心城市区域研究复兴,取得了较大研究进展,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分工、功能互补、空间结构绩效等方面 [23]。
2006年,Hall等提出多中心巨型城市-区域的概念,通过地理学和形态学的量化分析,运用信息流和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分析等方法,对西北欧8个巨型城市区域出现、生长动力、治理、内部结构、核心城市与二级城市互动等展开深入研究 [24]。这是近年来国际上对城市群研究最为重要的成果之一,尤其是在城市研究中引入生产性服务业网络、航空网络、电子邮件信息网络等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方法。这也是GaWC连锁网络模型在区域性城市网络中的系统性运用,构建起了基于企业网等的城市网络,具有较大的启示意义。

2 中国学者理论述评

2.1 都市连绵区（Metropolitan Interlocking Region）

周一星认为Megalopolis是都市区的连绵,而不是城市建城区的连绵。大都市带内部可能有与城市联系密切的农村地域的存在。周一星总结了大都市带形成的五个条件：① 区域内有比较密集的城市;② 有相当多的大城市形成各自的都市区,核心城市与外围的县有着密切的社会经济联系;③ 有联系方便的交通走廊把这些核心城市连接起来,使都市区之间也有着密切的社会经济联系;④ 必须有相当大的总规模,戈特曼坚持以2 500万人为下限;⑤ 是国家的核心区域,具有国际交往枢纽的作用 [25]。受戈特曼大都市带以及麦吉Desakota理论的启发,1988年,周一星提出了与大都市带（Megalopolis）接轨的都市连绵区（Metropolitan Interlocking Region）概念,依据主要经济联系方向论,指出中国沿海六大城镇密集地区有演化成为都市连绵区的趋势。在都市区界定基础之上,周一星提出中国都市连绵区的界定标准：① 两个超过百万人口的城市作为增长极;② 具有重要的港口;③ 方便的交流线路作为发展走廊,连接各个增长极、增长极以及港口;④ 在走廊沿线许多小城市或者中等规模的城市;⑤ 城乡之间强烈的经济互动 [26]。
1993年,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人文地理学第一个重点项目资助下,国内8家单位科研人员对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唐、辽中南4个沿海城镇密集地区开展了翔实的研究。该研究首先强调对都市区的界定。所谓都市区(Metropolitan Area)是指一个大的人口核心以及与这个核心具有高度的社会经济一体化的邻接社区的组合,一般由县最为构造单元,是国际上常用的城市功能上的统计单元。日本称之为都市圈。都市区在城市管理、城市规划等方面具有重大价值,但中国官方尚未界定都市区。周一星给出了中国都市区的界定标准：① 凡城市实体地域内非农业人口在20万人以上的地级市可视为中心市,有资格设立都市区;② 外围县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即全县（或县级市）GDP中来自非农产业的部分在75%之上、全县社会劳动力总量中从事非农业经济活动的占60%以上;与中心市毗邻或与已划入都市区的县（市）相毗邻 [27]。
这项研究在界定都市区和都市连绵区基础之上,分析都市区和都市连绵区发育程度、形成机制、集聚与扩散趋势等,集中体现了改革开放后20 a间中国城市化格局和城市发展动态,是中国都市连绵区研究的标志性成果。由于它明确划定都市连绵区的空间范围,有效避免空间尺度的混淆,也与国际上的相关研究接轨,对国内的后续研究具有较大的示范意义。
周一星都市连绵区理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① 在1980年代预见到了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以东部沿海为重心的发展战略将推动人口与经济向沿海六个城市密集地区集聚,并被后来的实践予以证实;② 提出了中国都市区以及都市连绵区的界定标准,从而促进了中国城市地理学的相关研究与国际接轨。受当时人口普查资料的制约,周一星对都市区的界定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一是衡量外围县的标准时采用了2项非农指标,但这2项指标更多地反映了工业化水平,不能很好反映城市化水平;二是不能反映一个地方外来流动人口的情况 [28]。

2.2 城市群（Urban Agglomeration）

1992年,姚士谋等对中国城市群开展了系统的研究,认为城市群是指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具有相当数量的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条件,以一个或者两个超大或特大都市作为地区经济的核心,借助于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综合运输网的通达性,以及高度发达的信息网络,发生与发展着城市个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集合体 [29]。许学强等认为这一概念存在不足：第一是没有界定指标,缺乏空间尺度的内涵;第二是赋予城市群的英文译名为“Urban Agglomeration”,实际上是指大都市区内的城镇集聚体 [30]。
目前,学术界对城市群却缺乏普遍认可的、清晰的界定,城市群没有明确的人口规模标准和空间范围,由此引发了概念与实际应用上的分歧,如方创琳等、杨保军等分别界定了28个和19个城市群 [31,32]。明确的概念界定一定程度上会指导城市群作为国家空间发展战略的实践。宁越敏延续着1990年代中国学者都市连绵区研究的学术传统,认为城市群的界定必须建立在都市区基础之上,即一个大城市群拥有较高的城市化水平,至少有两个人口百万以上大都市区作为发展极,或至少拥有一个人口在200 万以上的大都市区;沿着一条或多条交通走廊,连同周边有着密切社会、经济联系的城市和区域,相互连接形成的巨型城市化区域 [33]。
国内流行的城市群概念并不是基于都市连绵区基础之上,而是泛化的城市研究内涵。国内学者对城市群主要研究包括：经济联系程度 [34,35],人口时空分布 [36,37] ,结构特征 [38,39] ,治理与发展模式 [40~42]等,在具体分析上较多运用计量以及GIS空间分析方法。由于这些研究大多采用1990年代或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主要反映1990年代的发展情况。2000年以来,在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作用下,中国城市化进程加速,城市群呈现出新的趋势。目前,国家仅公布了《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更为详细的人口普查数据尚未汇编出版,学术界未能对2000年以来人口流动和城市化做整体研究,已不能很好反映中国城市群发展进程[43]。

3 研究展望

3.1 加强基础概念界定

中国政府已经将“城市群”写进了五年规划纲要之中,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城市群”在国内具有较高知名度,并在城市和区域规划中得到广泛应用。因此,在后续研究之中,仍可采用“城市群”的提法。大都市带、Desakota区域、都市连绵区、全球城市区域、多中心巨型城市区域、都市连绵区等概念都是建立在都市区基础之上的。为了避免概念的混淆,与上述概念接轨,必须延续1990年代中国国内学者都市连绵区的传统,加强基础概念界定,将城市群建立在都市区基础之上,明确其空间范围。2010年11月开展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陆续公布,也为中国都市区及其基础之上的城市群界定和研究创造了难得的契机。

3.2 加强跨学科交叉研究

城市群本质上是生产网络在大尺度空间范围内集聚与扩散形成的城市化现象。生产网络是城市空间结构变动的最为重要的动力 [44],已经成为经济地理学在近20 a研究重点。着眼于生产网络这一经济基础,借鉴Hall等学者的分析方法,开展经济地理学与城市地理学等的交叉研究,突破引力模型、城市流量模型、区位商等传统宏观分析工具,建立起新产业联系分析工具,利用社会网络分析等国际上流行的方法,构建出基于生产网络的城市网络 [45],促进中国城市群研究。

3.3 加强对集聚与扩散的研究

中国区域经济存在多个尺度的空间不均衡,后工业化、重工业化、初步工业化、农业社会等多种经济形态并存于世,迫切需要促进城市群集聚与扩散,使之向欠发达地区延伸。因此要延续1990年代国内学者对沿海城镇密集地区集聚与扩散的研究,进一步总结新的发展规律。
首先在城市群内部尺度上,要关注核心城市与低级别城市人口与产业等层面的互动。其次在“城市群与大区域”相互作用层次上（如长三角城市群与浙江、江苏、上海两省一市）,可借鉴国际上对增长极的研究,采用城市群的经济总量和结构指标,建立起空间经济学数理分析模型,从整体上把握城市群的集聚与扩散趋势,分析城市群和外围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动力机制。再次在城市群之间层次上,需要关注城市群之间的相互联系。沿海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和经济重心[46~48]。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三者相互联系日趋密切,最终可能成为杜克西亚迪斯预言的西太平洋世界性大都市带（Ecumenopolis）的主要组成部分 [49]。由于城市群之间的相互作用主要体现在核心城市之间的相互作用,而核心城市北京、天津、上海、广州及深圳正在成为世界城市网络的重要节点,需要从航空网络、港口体系、资本市场网络等角度研究三大城市群核心城市之间的相互联系。

4 结 论

交通和通信技术培育出了强烈的、扩张的、延展的城市之间的关系 [50],城市群作为一种宏大的城市空间组织现象,引发了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并开展了不同的理论探索。国外学者相继提出大都市带、半城市化区域、全球城市-区域、多中心巨型城市-区域等概念,国内学者则提出都市连绵区、城市群等概念;均强调地理邻近、联系紧密、功能互补的城市之间以及城乡之间密切的相互关系[51]。“城市群”作为中国最为流行的空间概念,已经被中国政府所认可,并写进攸关国民经济发展的五年规划纲要之中。然而,城市群却是一个含糊的概念,并非像别的概念一样建立在都市区的基础之上。中国官方尚未有都市区的界定。由于缺乏清晰的界定,引发了巨大的分歧,影响到城市群作为国家战略的实践。
为了更好地指导区域经济发展,有必要从国家官方层面开展中国都市区、城市群的界定工作。在具体研究之中,必须延续1990年代国内学者都市连绵区的研究传统,充分利用陆续公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在都市区界定基础之上,界定中国城市群,开展跨学科交叉研究,并加强对城市群集聚与扩散规律的探讨,建立起中国城市群研究范式。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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