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群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格局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核心地区,城市群的真正形成与发育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初期,历经80年代的发育萌芽阶段、90年代快速成长阶段和21世纪前10 a的持续发展阶段,共三大阶段。城市群形成发育带有强烈的政府主导性,主要是国家及地方宏观调控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发挥作用的结果,体现在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导向性和重点区域发展政策的倾向性两大方面。具体表现为,“六五”计划提出地区域协作和经济区政策开启了中国城市群建设的序幕,“七五”计划提出地三级经济区网络政策搭建了中国城市群建设的初步框架“八五”计划提出地横向联合与城乡统筹政策注入了中国城市群建设的一体化内容“九五”计划提出地区域协调发展政策推动了中国中西部地区城市群的形成发育“十五”计划实施地城镇化战略指明了中国城市群建设的基本方向“十一五”规划首次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空间形态,奠定了中国城市群建设的空间格局。与此同时,针对处在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和不同发育程度的城市群,国家相继因地制宜地实施了无数项差异化扶持政策,这些政策有力地推动着中国城市群朝着健康稳定的方向持续发展。
中国人口地理分界线——胡焕庸线根据人口、地理,气候和经济等特点把中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分为东、西两部分。用2000~2010年MODIS大气气溶胶光学厚度（AOD）资料,分析气溶胶分布的地理学和气候学特征后发现,胡焕庸线还可被视为中国气溶胶地理学的分界线,在其两侧气溶胶的性质和浓度都有明显差别。在人口稠密和海拔较低的东部,由人类活动产生的气溶胶为主,年平均AOD约为0.45;在西部,自然过程释放的气溶胶主导的AOD约为0.25。近10 a来东部AOD的年际间变化呈现增加趋势,西部AOD出现微弱减少的趋势。东部人为气溶胶年际间变化受亚洲季风影响。西部自然气溶胶年际间变化主要受沙漠地区沙尘气溶胶排放源的影响,沙尘天气过程主要控制其气溶胶的释放。
基于人口普查资料,对20世纪末中国迁移人口在不同行政级别、不同规模城市的分布格局进行分析,并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技术进一步对地级及以上城市迁移人口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地级及以上城市在迁移人口流动中占主要地位,其中百万规模级别以上城市在人口迁移中地位尤为显著;县级市间迁移人口规模差异显著,东部地区县级市平均迁移规模要大于西部和中部;省际迁移中城市空间分布大体呈现3个梯状层次;省内迁移中城市空间分布总体表现出极大的相似性,均以各省会城市作为省内迁移人口的第一流入地;不论是省内迁移还是省际迁移,东部沿海地区的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城市群都是迁移人口的高度集聚地。
自从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提出大都市带（Megalopolis）的概念之后,城市群作为一种特殊形态的城市体系,成为城市地理学的核心研究内容。国外学者相继提出半城市化区域、全球城市—区域、多中心巨型城市—区域等概念,其研究都建立在都市区基础之上,强调城市之间以及城乡之间密切的功能联系。中国学者提出了都市连绵区、城市群等概念,并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都市连绵区的界定立足于都市区基础之上,亦与国际上相关的研究接轨。但城市群在国内更为流行,且被写进国家五年发展规划纲要之中。城市群作为中国区域发展空间战略的重心,发挥着区域经济增长极的作用。国内城市群研究却存在着概念含糊、界定模糊等问题。城市群是都市区之间强烈的相互作用形成的,相关研究必须建立在都市区基础之上,才能避免概念以及空间尺度的混淆。中国官方并未有都市区的界定方案。结合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加强对都市区和城市群界定的研究,立足于都市连绵区基础之上,开展跨学科研究,深入分析不同空间尺度城市群集聚与扩散模式,建立起中国城市群研究范式。
氢氧稳定同位素作为水的“DNA”,对于研究水分的传输和转化具有重要的意义,而水分耗散是水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简单介绍氢氧稳定同位素在水分耗散研究中应用的主要原理和比较新的一些技术方法,主要对其在森林、草原生态系统和农田生态系统中蒸散发分离,植物水分来源区分、叶片水同位素富集和水分利用效率等方面做较为详细的归纳总结和探讨,最后指出国内此类研究仍然存在的问题和可能的发展方向,以期对未来氢氧稳定同位素技术在水分循环和水分耗散方面的应用研究有借鉴作用。
环境效率是生态效率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环境效率对于指导区域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意义,以重工业基地辽宁沿海经济带为例作环境效率研究,应用数据包络分析（DEA）和随机前沿分析（SFA）测算辽宁沿海经济带2001~2009年工业环境效率和产出弹性。在此基础上利用Tobit模型构建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工业环境效率的关键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01~2009年辽宁沿海经济带工业环境效率有大幅提高,但与理想状况仍有一定差距。其中大连的工业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劳动力推动,对环境成本的依赖正在减小,丹东、营口和葫芦岛3市的工业增长需要牺牲更多的环境成本。重工业化、资本密集化和高新技术化不利于工业环境效率提高,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则极大地促进了工业环境效率的提高。所有制结构、生产规模、外商投资和环境管理力度等因素因其作用的两面性,对工业环境效率无有效影响。
分析沪宁城铁南京站乘客的出行距离特性,初步确定高铁站区圈层范围为3 000 m。以南京站周边3 000 m范围内6 145个企业的地址、行业隶属、成立时间等为研究数据,运用空间分析方法,探讨高铁站区产业的分布与空间集聚特征。 ① 从总体看,高铁站区产业的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圈层结构,以车站为中心,以500 m为缓冲半径,在1 500~2 000 m范围企业密度最大,2 000 m以外企业密度陡然降低。② 各行业空间集聚趋势类似,随着距离增大集聚程度降低。但空间尺度上存在差异,交通运输业和房地产业集聚现象更为明显,交通指向性显著;批发和零售业集聚峰值相对最大,在大范围上有分散分布的趋势。③ 各行业空间分异特征显著,整体呈现“东低西高”,空间分异特征大致存在以下三种模式,即“小分散、大集聚”、 “大分散、大集聚”、“大分散、小集聚”。
采用社会调查法,借助社会网络分析软件,运用演化经济地理学核心概念,对中国潮汕地区的纺织服装生产网络进行了案例研究。结果表明：① 改革开放后,潮汕地方生产网络内部空间结构不断演变,从多点集聚向多个孤立集群网络演进,再向跨集群地方网络发展;② 网络演化本质上是企业关系的变化,企业间关系是在外部环境作用下企业根据自身能力做出的战略选择,地理临近与路径依赖使潮汕集群网络结构得以保持（即“遗传”）,企业创新需求作用下的路径创新推动了集群间联系的发展（即“变异”）;③ 生产网络演化机理的研究还应加强对路径创新与地方产业升级的研究。
城市发展面临着向低碳生态转型的挑战,探析城市一次能源消费的碳排放变化及机理是郑汴都市区低碳生态化研究的基点。采用LMDI分析法对2000~2009年间郑汴都市区化石能源碳排放变化、2004~2007年间一次能源碳排放与主要农作物碳吸收变化机理进行研究,构建低碳发展判别函数进一步辨析郑汴都市区产业低碳发展的类型与方向。结果发现：郑汴都市区的碳排放量逐年增加,但两市的增长速度与方式有所不同;碳排放量是在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规模、能源强度与能源结构、种植结构、播种面积及产出强度等7个因子相互作用下变化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是促进碳排放增加的显著因素,能源强度、播种面积和产出强度的增加是抑制碳排放的显著因素;郑汴都市区的产业错位发展有利于消减碳排放总量,但多种产业的产能和结构亟待提高与调整。郑汴城市复合生态系统之间的低碳耦合发展路径、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是应继续深入的方向。
交通是旅游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旅游发展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每一次交通运输方式的革命性突破都深刻地影响着旅游发展。作为当今世界“交通革命”重要推动力-高速铁路已在全世界普遍发展起来。在对所能获得的国外有关高铁旅游研究的代表性成果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高铁对其他旅游交通系统、旅行方式、旅行时间、区域旅游收益、目的地旅游要素结构、目的地旅游空间结构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系统地分析。结果表明,国外对高铁旅游研究的关注度高,研究领域广,注重定量分析和实证研究,为中国高铁旅游研究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借鉴和范式。加强高铁旅游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有利于更客观地预测和评价高铁对旅游的影响,为高铁网络化时代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通过文献分析,引入旅游感知﹑旅游获益两个变量,构建旅游地社区参与—社区归属感结构模型,探讨社区参与对社区归属感的中介效应与传导机制。以浙江安吉为例,运用极大似然法进行参数估计,研究发现：① 旅游感知和旅游获益是社区参与影响社区归属感的两个中介变量,都显著引起社区参与对社区归属感的部分中介效应。② 旅游感知和旅游获益单独作为中介变量介入社区参与对社区归属感的影响时,旅游获益所起的部分中介作用显著大于旅游感知;二者同时介入时,旅游感知所起的部分中介作用显著大于旅游获益,共同引致的部分中介作用达到最大。③ 社区参与对社区归属感的影响机制存在两条途径,一条是直接影响路径,另一条是以旅游感知、旅游获益为中介变量的间接影响路径,间接路径稍低于直接路径。④ 提高旅游感知不仅要重视提高旅游地居民文化程度,还要考虑旅游地发展阶段的现实情况;改善旅游获益应尽可能满足旅游地社区居民的经济发展需要。
近年来,随着东北三省几大经济区（带）的战略地位上升,以及一批重大基础设施的相继开建,使得东北地区经济呈现出快速发展之势。同时东北区域一体化进程明显地加快,东北亚地区国际环境的改善以及合作需求的增强,为东北东部边境地区旅游业发展提供了巨大动力。在具体分析了东北东部边境地区旅游资源优势、旅游业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对区域旅游业发展提出具体建议,特色旅游产品开发主要集中于对边境旅游、自然生态旅游、冰雪旅游、文化旅游等产品的开发,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五区–四轴”的旅游空间布局及区域战略合作关系。
松花江区是中国粮食增产计划的重点地区,这势必对该区的水资源开发利用提出挑战。建立研究区水资源承载力的综合评价模型,选取社会经济指标、用水指标、水土资源对人口的承载指标、水资源供需指标和水环境等5类共10项指标组成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聚类分析、层次分析和模糊矩阵的方法进行计算。以2007年作为现状年,1999年为参照年份,得到各年份水资源承载力整体均处于安全状态的结论;结合研究区具体情况对水资源承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预测粮食增产条件下研究区水资源承载力的变化趋势。
基于PGIS方法,以上海市杨浦区富禄里居委地区为案例,开展给定概率下的社区台风风险分析。结果表明,近60 a 影响上海市区的台风中,最大风速大于17.2 m/s的超越概率（AEP）为12 %。在此情景下,共有52幢建筑物（占全部建筑物的15.3 %）有台风大风损失。上海市区最大的一次台风过程雨量达306.5 mm,其超越概率为1.8 %。在该情景下,研究区地面积水最深处达0.61 m,有115幢建筑物（占全部建筑物的33.8 %）有经济损失。在上述情景下,台风大风与过程雨量造成的损失对当地居民尚属可接受风险范围。
以安徽省为例,基于自然灾害风险形成原理,利用气象、基础地理信息、农业和社会经济等方面数据,从致灾因子危险性、孕灾环境敏感性、承灾体易损性以及抗灾能力等4个方面来综合评估安徽省低温冷冻灾害风险程度的地区差异,最终建立综合的灾害风险指数,并将该指数应用于安徽省低温冷冻灾害进行风险区划及结果验证。结果表明,安徽省低温灾害风险评估模型比较客观,较全面地反映出安徽省的低温冷冻灾害风险水平。
基于遥感数据,结合地下水位观测资料,本文对渭-库绿洲土壤盐渍化与地下水的关系进行了定量研究,并探讨土壤盐渍化的逆向演替过程。研究表明：渭-库绿洲在地下水埋深2.3~2.7 m区间,盐渍地面积占的比例较高,在地下水埋深2.7~3.4 m区间,盐渍地面积占的比例相对较低;渭-库绿洲部分地方地下水位已低于影响地表盐渍化的水位临界值(4.66 m),地下水矿化度低于3 g/L,研究区整体处于有利于土壤盐渍化逆向演替的环境之中;土壤盐渍化的逆向演替过程具有时空特征,由绿洲上部向下部,内部向外部逐步发生逆向演替。
以30 m分辨率ASTER GDEM数据为基础,通过GIS空间分析和非监督分类的方法进行地貌基本类型的自动划分。研究结果表明：① ASTERGDEM数据能够满足1:10万比例尺下喀斯特区域的地表形态表达; ② 以流域为单位提取地形因子符合地貌发育的基本规律,提取的地形因子能客观的反应地表真实形态; ③ 采用非监督分类法能够有效的实现1:10万比例尺下地貌基本形态的定量化、自动化分类。
利用1961~2009年近50 a来安徽省80个台站大雾观测资料,分析安徽省大雾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其发生的气象条件。结果表明：多雾区主要位于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雾日有明显的季节变化和月际分布,秋、冬季雾的范围较大,春、夏季雾的范围较小,其中冬季最大,夏季最小;大部分地区主要为冬季峰值型雾,雾日集中在10月至次年l月;雾大多数开始于23时至次日8时,结束于5~12时（8时为生成、消散最高峰）,持续时间多在0~3 h,以1 h以内居多。近50 a安徽省雾日总体上先增后减,但各地变化特征存在差异;潮湿空气、微弱风速和适宜气温利于大雾形成。
以1959~2009年宁夏10个测站的逐日最高和最低气温资料,运用百分位法定义不同测站的逐年极端高、低温阈值,研究了宁夏近51 a来极端温度的变化特征;通过Mann-Kendall检验得出宁夏各气象站点温度发生突变的年份;并运用Pearson相关系数分析探讨极端温度阈值与AO的相关关系。结果表明： ① 宁夏极端高温、低温阈值均呈极显著上升趋势,但极端低温阈值上升趋势更显著; ② 极端高温阈值北高南低,极端低温阈值南高北低; ③ 宁夏极端低温阈值发生突变的时间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左右,极端高温阈值的突变时间相对较晚;④ 极端高温阈值与夏季AO指数相关性不显著,极端低温阈值与冬季AO指数呈显著正相关性,北极涛动对宁夏冬季低温的影响较大。
对南疆洪灾时空变化特征进行深入分析。结果表明：① 南疆洪灾,在20世纪50~70年代发生频次较低,自1980年开始显著上升。洪灾年内主要集中在3~9月,其中7月频次最多为7.8次。春季发生融雪型洪灾,夏季以暴雨洪灾和暴雨融雪型洪灾为主。② 阿克苏和喀什是南疆洪灾频次最多,暴雨洪灾持续时间最长的地区,巴州是暴雨洪灾频次及持续时间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③ 阿克苏和喀什属于重洪灾区、巴州属于中洪灾区、克州与和田属于轻洪灾区。④ 洪灾损失随着工农业生产总值的增长而增加,而且增长速度比经济增长速度快,建议加大防洪投入力度,建设控制性水利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