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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 Vol. 32 >Issue 5: 521 - 529

DOI: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2.05.521

中国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特征与时空差异分析

  • 李雪铭 , 1, 2 ,
  • 晋培育 2
展开
  • 1.辽宁师范大学海洋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辽宁 大连 116029
  • 2.辽宁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9

作者简介: 李雪铭(1964-) ,男,江苏常熟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城市人居环境、城市化与人工地貌环境变化研究与教学工作。E-mail:

收稿日期: 2011-07-19

  要求修回日期: 2012-04-20

  网络出版日期: 2012-05-20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17113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8ja790060)资助

收起

Characteristics and Spatial-temporal Differences of Urban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in China

  • LI Xue-ming , 1, 2 ,
  • JIN Pei-yu 2
Expand
  • 1. Centre for Marine Econom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search,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Liaoning 116029, China
  • 2.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 Science,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Liaoning 116029, China

Received date: 2011-07-19

  Request revised date: 2012-04-20

  Online published: 2012-05-20

Copyright

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Fold

摘要

城市人居环境已成为推动城市化发展进程,衡量城市化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以社会经济环境、居住环境、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环境、生态环境4个一级指标,28个二级指标构建了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中国286个地级以上城市在2000年、2003年、2006年和2009年4个时间断面的人居环境质量特征和时空差异变化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城市人居环境质量整体在逐步提高,城市之间人居环境质量得分差值缩小,各城市排名基本保持在一定范围;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级别差异明显;城市人居环境质量时空差异显著,呈现出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从东部到中、西部依次递减的地带性空间分布特征以及南高北低的分布状况,且各地区城市级别分布不均衡;人居环境质量水平较高的城市呈“团”状分布,与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城市化战略格局基本吻合;城市人居环境质量与城市规模无对应关系。

关键词： 地级以上城市; 城市人居环境质量; 熵值法; 时空差异

本文引用格式

李雪铭 , 晋培育 . 中国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特征与时空差异分析[J]. 地理科学, 2012 , 32(5) : 521 -529 . DOI: 10.13249/j.cnki.sgs.2012.05.521

Abstract

This article establishes an evaluation system of urban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with four first-level indexes as standard, including socio-economic environment, living condition, infrastructure and public service environment, and nat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28 second-level indexes. With the method of entropy, the urban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quality of 286 cities at prefecture level and above in 2000, 2003, 2006, 2009 is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e urb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quality of Chinese cities is gradually improving in recent 10 years. Between citie, score gap is gradually narrowing, and the city rank changes within a certain range basically, but in the most of cities, urban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is at a low development level. The spatial difference of urban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quality is significant,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cities at all city levels in each region is unbalance. With the urban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quality decreasing from the eastern coastal regions to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nd from the south to the north. It shows that the eastern region has the advantages both in the number of cities belonged to the first three levels and in the proportion in different regions. Cities with the level of three, four and five dominate the central region, and those with the level of five and six dominate the western region. The economy is not deciding factor, but is the main factor resluting in the differences of urban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and is the prerequisite of improving urban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Therefore, to promot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o improve the urban economic strength is still the main development direction for cities. The cities with higher urban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quality are distributed in the form of agglomeration, which fits well the urbanization strategy in China. There is correlation between urbanization level and urban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quality: the level of urbanization is higher, the urban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quality is higher. There is no correlation between urban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quality and city size, sometimes, the quality of many small cities is higher than that of big cities. This means that city development should be coordinated with local conditions, and the process should be human-oriented, serve for human production and life, and not pursue the external scale.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s unbalanced, and many aspects need to be improved. Cities with higher grades have not been developing comprehensively,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frastructure, public service, urban and rural gap do not develop sufficiently. This means many aspects of the process have not got enough attention, needing the elimination of the short boards to achieve the comprehensive improvement of urban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quality.

Key words： cities at prefecture level and above; urb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quality; entropy; spatial-temporal differences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工业和人口大规模集聚于城市,城市正在逐步取代乡村,成为人类聚居的高级形式[1]。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城市化有着强烈的需求,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推动着城市的发展,促进着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的改善和提高。城市人居环境建设最直接的目的就在于它是城市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城市化进一步发展的基础,是提升城市化水平和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城市化进程的每一步都会引起城市人居环境的变化,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已成为衡量城市化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通过对城市人居环境理论研究的深入开展和发展机理的综合评价,有助于发现各要素的发展变化规律,加深对城市人居环境理论知识的掌握。
国外对人居环境的研究最早出现在城市规划学里。二战之后,著名城市规划学家道萨迪亚斯首先创立了“人类聚居科学”理论,开始了对人居环境理论系统的研究[2]。在对人居环境研究的发展过程中,不同领域的学者不断丰富和发展了人居环境理论[3~8]。目前,国外对人居环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规划、人类聚居、地理学、生态学、环境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等学派[9]。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建设突飞猛进,城市基础设施得到了极大改善,城市人居环境发生了根本改变,城市化也开始进入了加速发展时期。然而,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城市问题,如环境污染、交通拥挤、住房紧张、人口密集等。与此同时,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城市居民对居住环境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在这种形势下既科学合理的解决城市问题,又同时满足城市居民改善居住环境的强烈需求,成为各级政府和广大民众所关注的焦点问题,因此城市人居环境的质量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在中国,对于城市人居环境的广泛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许多问题尚处于探索之中,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因此,对人居环境质量进行科学的评价和分析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在人居环境研究的各个层次中,城市人居环境的研究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很多专家学者对城市人居环境质量评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分析,但大多数对于人居环境研究的空间范围多集中在对某一地区（省、市）人居环境的评价和空间差异的分析上[10~24],且研究所涉及的城市数量有限。而对全国范围城市人居环境评价研究较少[25~27],总体上讲,目前关于人居环境研究成果中对中国城市人居环境时空差异方面理论和实证研究较少,并且在研究中国城市人居环境区域差异的时间和空间尺度、范围都存在一定局限性,在指标选取和计算方法的选用上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对某些问题还没有做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因此,科学构建中国城市人居环境质量评价标准,客观准确的分析目前中国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的现状,揭示中国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存在的问题,对于预测未来中国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的发展趋势,以及城市人居环境的改善、建设和相关政策的制订起着促进作用,有利于引导城市人居环境朝着科学、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前进。
本文试图以中国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选取具有代表性、可采集权威统计数据的28个指标,构建人居环境综合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测算中国人居环境质量发展水平,拟在中国整体空间上发现一些城市人居环境时空差异特点,分析其机理,并期待能够对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的研究有所帮助,供学者和政府部门决策参考。

1 指标体系、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城市人居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既要能客观有效地反映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的优劣,又能显示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的本质内涵、基本特征和主要内容。遵循指标选取的可比性、全面性、科学性、可操作性和以人为本的原则[10~21],参考国内关于城市人居环境评价和指标体系研究的基础上[11~14,28~34],根据组成城市人居环境的自然、生态、经济、社会等环境要素,建立了城市人居环境质量评价的二级分级指标体系（表1）。该指标体系包括社会经济环境、居住环境、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环境和自然生态环境等4个一级指标和人均GDP等28个二级指标。
Table 1 Index system of evaluation on urban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quality

表1 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社会经济环境 X1：人均GDP（元）;X2：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元）;X3：人均城乡居民储蓄存款额（元）;X4：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元）;X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居住环境 X6：市区人口密度（人/km2）;X7：人均居住面积（m2）;X8：人均家庭生活用水量（t）;X9：人均家庭生活用电量（千瓦小时）;X10：人均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元）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环境 X11：人均城市铺装道路面积（m2）;X12：燃气普及率（%）;X13：每万人拥有公共汽电车（辆）;X14：每万人拥有出租车数量（辆）;X15：每百人拥有固定电话数（部）;X16：每百人拥有移动电话数（部）;X17：城市互联网普及率（%）;X18：每万人医院、卫生院床位数（张）;X19：每万人医生数（人）;X20：每万人医院数（个）;X21：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册）
生态环境 X22：城市生活污水处理率(%);X23：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X24：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X25：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X26：人均园林绿地面积（m2）;X27：建成区绿化覆盖率（%）;X28：空气质量二级以上天数达标率（%）

1.2 研究方法

熵是源于热力学的一个物理概念,后由申农(C E Shannon)引入信息论,熵值法能够克服人为确定权重的主观性以及多指标变量间信息的重叠,现已广泛运用于社会经济等研究领域。熵值法能够深刻地反映出指标信息熵值的效用价值,所给出的指标权重值比层次分析法和专家经验评估法有更高的可信度,适合对多元指标进行综合评价[35~37],其计算步骤为：
1） 设有m项待评价城市,n项评价指标,形成原始指标数据矩阵X={xij}m×n (0≤i≤m,0≤j≤n),则xij为第i个城市第j个指标的指标值。
2） 数据标准化处理：对于正向指标x'ij= xij/xmax,对于逆向指标x'ij= xmin/xij,定义标准化矩阵Y={yij}m×n,其中yij=x'ij/∑x'ij,其中0≤yij≤1。
3） 计算第j项指标下第i个城市指标值的比重(pij)： pij=x'ij/ ∑ i = 1 m x ' ij 。
4） 计算第j项指标的熵值(ej)： ej=-k ∑ i = 1 m ( p ij ln p ij ) , 其中k=1/lnm。
5） 计算评价指标j的差异性系数(gj)： gj=1-ej。
6） 计算评价指标j的权重(wj)： wj=gj/ ∑ j = 1 n g j 。
7） 计算城市的评价值(USEi)：用第j项指标权重wj与标准化矩阵中第i个城市第j项评价指标接近度x'ij的乘积作为xij的评价值fij,即fij=wj×x'ij,第i个城市的评价值USEi=∑fij。

1.3 数据来源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居住面积、空气质量二级以上天数达标率的数据来自各地市2000年、2003年、2006年和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与各省、市、自治区2001年、2004年、2007年和2010年统计年鉴,其余数据来自2001年、2004年、2007年和2010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38],同时对部分缺失的数据做了调整①（① 缺失数据处理情况如下：a.人均居住面积：对于一些城市人均居住面积数据的缺失,统一采用所在省份2000年、2003年、2006年和2009年的平均值代替,具体城市为：山西的晋城、朔州、晋中、运城、忻州、临汾、吕梁;河南的开封、洛阳、平顶山、新乡、焦作、漯河、三门峡、周口、驻马店;湖北的荆门、孝感、咸宁、随州;广东的茂名、梅州、汕尾、东莞;广西的贵港、贺州、来宾、崇左;四川的乐山、资阳;甘肃的白银、武威、张掖、平凉、庆阳、定西、陇南。b.每百人拥有移动电话数（部）和城市互联网普及率：自2000年开始,移动电话和网络才逐渐开始在中国普及,因此缺少这两个指标2000年的统计数据,均采用2003年数据代替。c.空气质量二级以上天数达标率：中国从2001年开始对47个重点城市进行空气质量日报监测,但一些中小城市空气质量监测起步较晚,缺少早期统计资料,因此2000年、2003年和2006年的指标计算中统一采用2009年该项指标统计结果进行计算,保证了各个城市数据采用的平等性。）。

2 中国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特征与时空差异分析

根据以上指标体系和数学方法,计算中国286个城市在2000年、2003年、2006年和2009年的人居环境质量综合得分（结果归一化处理）,并对人居环境质量特征和时空差异变化进行了分析。

2.1 整体质量提高且城市间差距逐渐缩小

从中国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综合得分排名（表2）可以看出在4个时间断面上,深圳的人居环境质量得分最高,均排在第一位,东莞、广州、上海、北京、珠海、福州、长沙的排名也较为稳定,基本位列前十位。而陇南的得分最低,均位于最后一位,且巴中、定西、昭通、绥化、商洛、内江的排名始终在后十位徘徊,虽然各城市在不同年份排名均有较大的变动,有升有降,但基本保持在一定范围内上下变动。总体上看,不论是排名靠前还是靠后的城市,各城市的得分数值基本都在逐年提高,说明中国城市人居环境整体质量在逐步提高。
Table 2 The first and last 10 cities according to comprehensive score of the urban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表2 中国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综合得分前10名和后10名城市

排 名 2000年 2003年 2006年 2009年
城市 得分 城市 得分 城市 得分 城市 得分
前十名 1 深圳 1.000 深圳 1.000 深圳 1.000 深圳 1.000
2 佛山 0.462 东莞 0.443 东莞 0.621 东莞 0.805
3 珠海 0.427 广州 0.411 上海 0.478 鄂尔多斯 0.667
4 广州 0.385 上海 0.391 广州 0.477 上海 0.535
5 东莞 0.376 北京 0.386 长沙 0.462 广州 0.532
6 北京 0.353 克拉玛依 0.385 北京 0.438 沧州 0.525
7 海口 0.351 珠海 0.383 厦门 0.422 厦门 0.506
8 福州 0.343 福州 0.368 福州 0.420 长沙 0.496
9 上海 0.340 无锡 0.359 苏州 0.416 北京 0.493
10 昆明 0.340 长沙 0.357 无锡 0.416 珠海 0.485
后十名 277 商洛 0.065 巴彦淖尔 0.071 忻州 0.123 昭通 0.139
278 安顺 0.064 保山 0.071 内江 0.121 安顺 0.139
279 内江 0.063 绥化 0.067 商洛 0.119 贺州 0.137
280 渭南 0.055 商洛 0.066 运城 0.117 绥化 0.134
281 定西 0.054 内江 0.065 来宾 0.108 崇左 0.131
282 昭通 0.052 渭南 0.065 巴中 0.100 商洛 0.130
283 绥化 0.052 定西 0.051 绥化 0.098 贵港 0.122
284 眉山 0.050 昭通 0.049 定西 0.097 巴中 0.115
285 巴中 0.017 巴中 0.043 昭通 0.090 定西 0.077
286 陇南 0.000 陇南 0.000 陇南 0.000 陇南 0.000
最为明显的是,各城市之间人居环境质量差距正在逐渐缩小,以4个年份排在首位的深圳与排名靠后的第277位城市（商洛、巴彦淖尔、忻州、昭通）的得分进行对比发现,二者得分的差值由2000年的0.935、2003年的0.929、2006年的0.873到2009年的0.861,差值呈现出逐渐缩小的态势。

2.2 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级别差异明显

参考城市化质量[39]测度中的计算公式②(② 距离计算公式：D=(UQi- UQ ¯ )/σ(UQi为城市i的城市化质量得分, UQ ¯ 为城市化质量平均值,σ为标准差)用USEi代替UQi, USE ¯ 代替 UQ ¯ ( USE ¯ 为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平均值)。以0.5个标准差为单位,划分为六个等级,从低到高分别为大于1个标准差、大于0.5~1个标准差、大于0~0.5个标准差、小于0~0.5个标准差、小于0.5~1个标准差、小于1个标准差以上。),来对中国城市人居环境质量进行分级,通过计算,对286个城市人居环境质量进行等级划分,结果如（表3）所示,在4个时间断面上,一级城市、六级城市的数量在逐渐增加,一级城市由2000年32个、2003年40个、2006年38个增至2009年的43个,与之相反的是二级城市数量却在逐渐减少,由2000年37个、2003年30个、降至2009年的24个,三级、四级和五级城市数量变化较不稳定,三级、五级城市数量先减少后增加,四级城市数量先增加后减少。通过计算可以得出,4个年份中各级别的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平均得分都在依次增大。2000年、2003年、2006年和2009年一、二级城市所占比例很低,依次为：24.1%、24.5%、26.2%和25.2%,仅占城市总数的四分之一,而四级、五级和六级占的比例较大,依次为：52.8%、54.2%、56.3%和55.6%,达到城市总数的一半多,说明中国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级别差异明显。
Table 3 Statistics of urban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in China

表3 中国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得分分级统计

年份 一级城市 二级城市 三级城市 四级城市 五级城市 六级城市
个数 平均得分 个数 平均得分 个数 平均得分 个数 平均得分 个数 平均得分 个数 平均得分
2000年 32 0.346 37 0.247 66 0.204 55 0.163 62 0.122 34 0.074
2003年 40 0.344 30 0.256 61 0.215 59 0.175 60 0.133 36 0.081
2006年 43 0.403 32 0.314 50 0.274 66 0.231 57 0.184 38 0.135
2009年 48 0.464 24 0.363 55 0.310 56 0.258 60 0.210 43 0.156

2.3 城市人居环境质量时空差异显著

按东、中、西、北、南对不同级别的城市分别进行统计,可以看出区域之间的巨大差别（图1）。从东西方向看,在4个时间断面上,一、二、三级城市集中分布在东部地区,占东部城市的70%以上,尤其是一级城市比重逐渐增加,由2000年22.8%、2003年27.8%、2006年30.7%增至2009年的34.7%,一级城市数量占到全区的三分之一,说明东部地区整体人居环境水平高,人居环境建设提升速度快。中部地区主要以三、四、五级城市为主,其中四级城市的比重由2000年的21.8%上升到2009年的30.7%,五级城市的比重则逐渐下降,由2000年32.7%、2003年29.7%、2006年26.7%降至2009年的22.8%,这说明中部大量五级城市人居环境正在不断改善,逐渐向四级城市转变。西部地区最为集中的是五级和六级城市,二者比重约占全区的60%,且各级城市比重变化较小,比较稳定,这说明西部地区整体人居环境水平发展缓慢,人居环境建设力度不足,与东中部地区差距明显。
Fig.1 Distribution of cities at all urb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quality levels

图1 各级别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城市空间分布

统计显示,南方（以中国南北方的自然分界线的秦岭——淮河一线为界,将中国划分为南北方）地区一级、二级城市的比重始终大于北方地区,南北方地区城市中,均以三级、四级、五级城市所占比重最大,且比重变动性较小。变化最为明显的是北方六级城市比重大于南方,且北方地区六级城市比重逐渐上升,由2000年9.0%、2003年14.3%、2006年15.0%增至2009年的16.6%。说明南方地区城市人居环境质量总体好于北方地区,南方地区城市间人居环境差异小于北方地区。以上区域差异也可以从图1反映出来。
综上可以得出,中国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空间差异显著,呈现出与经济发展水平（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其次是中部地区,西部地区最为落后。）相似的从东部到中、西部依次递减的地带性空间分布特征以及南高北低的分布状况。

2.4 人居环境质量较高的城市呈团状分布

本文以“中国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是依据行政区划认定的标准来划分的。这样可以反映地方政府在城市人居环境建设投入的集中程度和力度。图1反映了城市人居环境质量不同级别城市空间分布情况,其中空白区域为拉萨市和地级以上城市以外的行政区域,如自治州等。从4个时间断面的图上可以看出人居环境质量水平较高的城市呈“团”状分布的特点,特别是集中分布于东部沿海、长江、珠江中下游地区。从北向南依次是：① 环渤海地区,包括辽中南的大连、盘锦、沈阳;京津唐的北京、秦皇岛、天津、沧州;山东半岛的青岛、东营、济南、威海。② 长江三角洲地区,包括上海、杭州、无锡、宁波、南京、苏州、温州、常州、绍兴、南通、镇江。③ 海峡西岸经济区,包括福州、厦门、泉州。④ 珠江三角洲地区,包括深圳、东莞、广州、珠海、佛山、中山、惠州。这4个地区是中国人居环境质量水平发展最好的地区。当然内陆地区沿江、沿线也出现了一些人居环境建设比较好的城市,只是分布比较零散,包括长江中游地区的长沙、十堰、株洲、南昌、九江、黄石;北部湾地区的桂林、柳州、南宁;中原经济区的郑州、晋城;皖江城市带的合肥、芜湖、马鞍山;冀中南地区的石家庄、保定、邢台;哈长地区的大庆、长春;成渝经济区的成都;宁夏沿黄经济区的银川以及云南的昆明、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和新疆的克拉玛依。以上这些城市分布的地区与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城市化战略格局基本吻合。说明城市化发展水平与城市人居环境质量之间有很大的一致性,城市化水平越高,城市人居环境越好,反之,城市化水平越低,人居环境越差[40]。

2.5 城市人居环境质量与城市规模无对应关系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总体规划法》[41]关于城市规模数量标准,按市辖区人口,城市可分为超大城市（200万以上）、特大城市（100~200万）、大城市（50~100万）、中等城市（20~50万）和小城市（20万以下）。用市辖区人口代表城市规模,分析城市人居环境质量高低与城市规模大小之间的关系,通过计算4个时间断面中国各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得分与城市规模的相关系数,得出2000年、2003年、2006年、2009年两组数据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191、0.274、0.282、0.281,说明中国城市人居环境质量高低与城市规模大小之间的相关程度是比较低的。这一结论从图2也可以看出,城市人居环境质量高低与城市规模大小没有直接关系,更不存在对应关系。这说明大城市人居环境质量水平不一定就高,也有一些中小城市由于自身某些发展要素或优势而形成较好的人居环境。如广东省的潮州、惠州,新疆自治区的克拉玛依,以及内蒙古自治区的鄂尔多斯等城市,虽然城市规模不大,但仍然拥有较好的人居环境质量;而重庆、兰州、西安城市规模很大,但人居环境质量较差。
Fig.2 Relation between urb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quality and city size

图2 城市人居环境质量与城市规模关系

3 结论与讨论

1） 中国城市人居环境质量整体在逐步提高,城市之间人居环境质量差距逐渐缩小,各城市排名基本保持在一定范围内上下变动;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级别差异明显,三级、四级和五级城市所占比重较大。说明中国大多数城市人居环境建设还处于较低发展水平。
2） 中国城市人居环境质量时空差异显著。各地区城市级别分布不均衡,东部地区整体人居环境水平高,无论在一、二、三级城市的绝对数量还是在区域内部的比重上都是最高的;中部地区以三、四、五级城市为主;西部地区则以五级和六级城市为主;呈现出与经济发展相似的从东部到中、西部依次递减的地带性空间分布特征以及南高北低的分布状况,说明经济因素虽不是引起人居环境差异的决定因素,却是造成人居环境差异的主要因素之一,是改善人类居住环境的前提条件。因此,提高城市经济实力、促进城市经济快速发展仍是当前中国城市发展面临的首要任务。城市经济实力的强弱直接关系着改善城市人居环境的能力。只有提高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城市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居住环境的改善,实现人居环境的优化。
3） 人居环境质量水平较高的城市呈“团”状分布,主要集聚在东部沿海、长江、珠江中下游地区,与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城市化战略格局基本吻合。说明城市人居环境质量与城市化发展水平存在一致性,城市化水平越高,人居环境质量越高,反之,城市化水平越低,人居环境质量越低。
4） 城市规模直接影响着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城市人口数量是衡量城市规模的重要指标。但城市规模大小并不能代表城市人居环境质量水平的高低,城市规模与城市人居环境质量之间并不存在相关关系。因此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各城市要因地制宜、以人为本,把发展重点放在为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服务上,而不是追求外在的规模。要避免城市人口的过度膨胀发展,防止无限制的扩大城市规模,要结合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城市性质、城市功能定位等因素来合理确定城市的规模,以保持城市规模符合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使城市人口规模与城市的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等协调发展,达到优化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的目的。
5） 中国城市在人居环境建设还有许多需要改善的方面。尤其在城市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城乡差距等方面还需要提高,具体为：
在优化人居环境的过程中加强城市基础设施的投入,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步伐,完善城市基础设施服务功能,保障城市基础设施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特别要加大对城市道路交通建设的投入,积极完善公共交通,提高城市交通便捷化和综合管理水平,实现城市交通科学合理规划,构建现代化城市交通体系;完善城市供电、供水、供气、供热、排污等管网线路的布局和更新;加快城市通信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实现数字化、智能化的城市人居环境;促进城市基础设施水平的提升,满足城市经济发展、人民生产生活的需要,为优化中国城市人居环境的整体质量提供了物质保障。
各级城市要加强环境保护建设力度,完善环境政策法规体系建设,提高公众环保意识,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将环境保护指标纳入政府年度目标责任考核机制当中;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进节能降耗、节能减排、清洁生产、资源综合利用技术;提高城市工业生产“三废”和居民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的处理能力,严格控制大气污染、水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噪音污染、光化学污染等;注重对城市市容、市貌的建设与管理,对市容环境进行综合整治,加快城市绿化工作的建设,扩大绿化空间,提高绿化面积,美化城市环境,净化城市空气;有效地提高城市人居环境建设水平,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东、中、西部地区城市要结合自身的优势特点,采取不同的经济发展策略。中西部城市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发挥资源优势,承接产业转移,延伸产业链条,发展特色产业,促进资源性城市转型发展,要注重借鉴东部发达城市人居环境建设好的经验,同时结合自身的特点和优势采取措施提升人居环境质量,缩小差距。东部地区城市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增强参与国际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担当带动中西部地区城市发展的使命,继续全面提升人居环境,创造“以人为本”的最佳人居环境。总之,要充分挖掘各城市经济发展潜力,促进各城市整体经济实力的逐渐提高,为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的提升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居住是城市的主要功能之一,居住环境的质量直接决定着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的高低,关系着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伴随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各级城市要科学合理改善居住区环境,积极改造城中村、老城区落后的人居环境条件,建设生态小区、智能小区、绿色小区,完善居住区的硬件环境建设,提升软环境建设,满足居民的生活需求和精神享受,因地制宜的改造和建设具有地域特色的居住环境,充分体现城市人居环境的生活属性。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城市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途径。由于中国东、中、西部经济基础和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因此要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国家应该实行公共服务体制改革,建立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积极加大对中西部城市,尤其是西部城市公共财政的投入,适度减少对东部地区城市公共财政的投入,协调区域之间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水平,缩小区域之间差距,实现均衡协调发展。各级政府要以公共服务建设为导向,加强民生建设。各城市要基于自身公共服务需求,有目的、有方向的推进公共服务建设。中西部地区城市要加快现代教育体系建设,加快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建设步伐;东部地区城市要坚持深入推进教育改革,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进一步提高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国家要优化教育资源配置,促进各级各类教育均衡发展,同时要建立高效、便利、快捷的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公共文化体育服务等体系建设。
本研究还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深入探讨：① 部分指标由于数据资料获取难度较大,指标体系还不够完整,影响了结论的深度和应用广度,因此还需要对所建立的指标体系做进一步的完善。② 有些指标的数据收集较为困难,影响了文章评价结果的准确性,相信随着统计文本今后在数据方面的不断完善,数据获取将会变得更为方便。③ 本文只是分析了地级以上城市的城市人居环境质量,没有涉及到大量的小城市和城镇的状况,研究范围有待于进一步扩展。④ 能力方面的欠缺。由于认识的局限和研究水平的限制,不能对中国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特征有全面、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对中国城市人居环境的时空差异变化的把握也不够透彻、深入,因此文中有些观点针对性不够强,存在诸多不足和缺陷,希望能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深化。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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