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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 Vol. 32 >Issue 7: 835 - 839

DOI: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2.07.835

社会关系嵌入与产业转移的区位选择——宁波服装业案例研究

  • 谭文柱
展开
  •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城乡发展研究院,上海 201204

作者简介：谭文柱（1974-）,男,湖北巴东人,博士,主要从事产业集群与区域发展方面的研究。E-mail：

收稿日期: 2012-02-08

  要求修回日期: 2012-04-10

  网络出版日期: 2012-07-20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课题（40535027）资助

收起

Social Network Embeddedness and Firm Reloc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Garment Industry in Ningbo, China

  • TAN Wen-zhu
Expand
  • Institute of Chinese Rural and Urban Development, China Executive Leadership Academy Pudong, Shanghai, 201204, China

Received date: 2012-02-08

  Request revised date: 2012-04-10

  Online published: 2012-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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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Fold

摘要

从企业社会关系网络嵌入的视角,以宁波服装企业和机构为访谈调研对象,追寻众多宁波服装企业早期发展的历史,研究上海与宁波两地基于历史原因形成的社会关系嵌入——“红帮师傅”对上海服装业转移中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上海国有服装企业中宁波籍“红帮师傅”,是理解上海服装企业在向外转移加工业务的过程中为何选择宁波服装企业的关键因素。在宁波服装业的早期发展阶段,“红帮师傅”充当了宁波服装企业与上海服装企业建立业务联系的桥梁,不仅将自己所在服装企业的加工业务介绍给宁波的服装企业,还利用自己的社会网络,将上海其它服装企业引荐给宁波服装企业,使宁波服装企业从上海获得了大量的加工业务。另外,“红帮师傅”还亲自或引荐其它服装技师为宁波的服装企业提供必要的技术指导。对理解非经济因素对产业转移区位选择的影响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实证案例,为欠发达地区吸引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关键词： 社会关系; 嵌入; 产业转移; 区位选择; 宁波

本文引用格式

谭文柱 . 社会关系嵌入与产业转移的区位选择——宁波服装业案例研究[J]. 地理科学, 2012 , 32(7) : 835 -839 . DOI: 10.13249/j.cnki.sgs.2012.07.835

Abstract

The industrial transfer theories based on cost difference analysis explain the driving forces and direction of industrial transfer at the macro level, but failed to explain in the geographical location of enterprises in the transfers. In fact, location selection of enterprises in the transfers do not only depend on economic factors such as labor cost, tariff cost, and transportation cost, but also the different social networks of the places where it migrates out and resettles i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mbeddeness” social network of the enterprise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role of social network in the transfer of garment industry from Shanghai to Ningbo. It finds out that the “Hong Bang Masters” working in Shanghai garment industry has been a key factor for the transfer of garment industry in Shanghai. In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garment industry in Ningbo, “Hong Bang Masters” was the bridge between Shanghai and Ningbo garment enterprises. They had not only introduced processing business to the Ningbo garment enterprises, but also established networks between Shanghai and Ningbo garment enterprises, thus, helping the Ningbo garment enterprises obtain a large amount of processing businesses. Besides, these “Hong Bang Masters” had provided technical guidance to the Ningbo garment enterprises in person or by introducing other garment technicians.

Key words： social relations; embeddedness; industrial transfer; location choice; Ningbo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也呈现加速之势[1]。产业转移与承接产业转移已经成为中国不同地区调整结构、促进发展的政策重点。产业转移地区希望产业转移的速度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相协调,力图避免“空心化”;产业承接地则希望利用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机遇,承接产业转移来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要使这些政策目标有效、可行,需要对影响国内地区之间产业转移的区位选择因素有深入的理解。
学术界主要从比较优势[2,3]、要素禀赋[4~7]、经济发展阶段[8~15]、规模经济[16~19]、技术创新[20,21]等经济因素[22]来研究国家或区域之间产业转移的动因和区位选择。这些研究在宏观尺度上对产业转移的动因、模式和区位能够提供合理的解释,但是,却无法理解产业转移在上述因素相似的区域中的实际区位选择现象。
企业实际上是嵌入在社会或经济网络中[23~26],许多实证研究证实,网络深刻地影响着企业的行为和绩效[27~31],个体间的社会网络也是促成不同地区产业集群发生相互作用的重要原因[32,33]。产业转移中企业的区位选择作为一种企业的战略行为,经常会受到迁出地与迁入地之间社会关系（如社会学家提出的“社会资本”或社会网络）的影响。要理解产业转移中具体的企业区位选择,既需要从宏观层面考察比较优势、要素禀赋、国家政策等影响企业区位选择行为的宏观因素,更要从微观层面来考察企业所拥有的网络资源。国内虽然有少量的研究开始关注产业转移中非经济因素对区位选择的影响[34~39],却很少开展企业社会网络嵌入对产业转移中企业区位选择影响的实证研究。下文拟从关系嵌入的角度,以宁波籍上海“红帮”师傅在宁波服装业早期发展中的作用为例,探讨企业社会关系嵌入产业转移区位选择的具体过程。本文所研究的产业转移,并不是企业的整体迁移,而是特指一个区域内大量的企业向区域外大量外包业务带动异地产业发展的现象。

1 宁波服装业的早期发展

改革开放后,宁波服装业的崛起主要依赖于乡镇服装企业。许多乡镇企业的研究,大多将乡镇企业的崛起简单归因为灵活经营,自负盈亏,多劳多得,参与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机制,而忽略了早期乡镇企业与国营企业联营获得市场进入的事实。事实上,在宁波乡镇服装企业的早期发展阶段,大多有过替上海国有服装企业加工的经历。
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家虽然在政策上开始鼓励乡镇企业及个体企业的发展,但是,无论是在服装面料、还是产品销售渠道方面,基本上都还是由国有服装企业所控制。另一方面,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国内服装市场的繁荣,大城市中的国营服装企业却在产能扩张方面存在很大的难度,因此产生了向乡镇服装企业外包加工的需求。
“上海的服装商店,宁波的服装工厂”①(① 引自笔者采访奉化市服装商会副会长阮华成先生的访谈录音资料)是当时宁波服装业的真实写照。当时宁波的绝大部分服装企业,基本依靠来自上海的加工业务起步（表1）。
Table 1 Selected industrial relations between Ningbo and Shanghai apparel firms

表1 部分宁波服装企业与上海服装企业的加工联系

宁波服装企业名称 上海服装企业名称
奉化罗蒙西服厂 上海培罗蒙服装店
奉化培罗成西服厂 上海培罗蒙服装店
老K制衣公司 上海服装研究所
奉化服装厂 上海春秋服装店
奉化衬衫厂 上海南海衬衫商店
奉化第六衬衫厂 上海万象公司
鄞县青春服装厂（雅戈尔前身） 上海开开公司
大桥服装厂 上海新春服装店
奉化溪口服装厂 上海西服厂
宁波甬港服装总厂（杉杉前身） 上海春秋服装公司
奉化第二衬衫厂 上海第一衬衫厂
镇海服装厂 上海华中西服厂
表1仅仅只是宁波服装企业与上海服装企业存在加工联系的冰山一角,因现存服装企业的名称经历了多次变更,许多企业与上海的业务加工联系已经很难考证。但是,采访录音记录基本上反应了当时上海加工业务对宁波服装企业的重要作用,宁波市服装企业早期依靠上海的加工业务而起步几乎是所有采访对象普遍认同的事实。
两地的成本差异是上海服装企业与宁波服装企业之间的劳动分工主要动因。改革开放初,上海无论是劳动力成本,还是地价,都比宁波高出很多。而鄞州和奉化,基本上还是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土地也非常便宜,且有缝制衣服的传统。调研中得知,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鄞州、奉化两地的农村人家在女儿出嫁时,一般都会购置缝纫机作为嫁妆,当地的裁缝手艺非常普及,这些女子基本不需经过特殊的培训就能很快转变成熟练的服装工人。即使现在大量的外来员工进入宁波服装工厂之后,许多企业在采访中仍然抱怨外地工人的生产效率和技术水平赶不上本地工人。
劳动力成本优势和裁缝手艺的传统虽然是上海服装企业向宁波服装企业分包业务的重要原因,但是,在上海周边,还有很多地方具备这些条件,甚至距离上海更近,可是上海的国有服装企业大多选中宁波的乡镇服装企业作为合作对象,而很少选择其它地方的乡镇服装企业。如果仅以产业梯度转移的视角,将上海看作服装业的高梯度区域,而将周边的江浙地区看成服装业的低梯度区域,梯度产业理论能够解释上海服装业向周边地区转移的动因,但却无法解释上海服装业转移的地点为什么选择宁波的奉化和鄞州,而没有选择具备同样区位条件甚至距离更近的嘉兴、吴江等周边区域。本研究认为这主要是由于“红帮师傅”的原因。

2 上海宁波籍“红帮师傅”的由来

宁波是中国“红帮裁缝”的故乡。19世纪60年代上海开埠以后,西方侨民大量涌入上海,因中外贸易的发展,新生的洋行买办阶级也得到发展,促进了西服消费群体的形成,上海也因此成了宁波“红帮裁缝”的大本营。一批有头脑的宁波“本帮裁缝”,先后从上海东渡日本学习、考察日本的服装改革;稍后,又有一些裁缝从哈尔滨到俄罗斯学习俄式西服,了解西服制作制造流程和技术,这样,一个新的服装制作职业群体在宁波人中逐渐形成,其中以“和昌”西服店、“荣昌祥”呢绒西服号、“裕昌祥”西服店最为著名。在同乡成功榜样的影响下,奉化江畔的奉化人、鄞县人,纷纷到上海学制西服并开设西服店。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40年代末,上海共有西服店701家,其中宁波人开设的有420多家,占总数的60%以上,从业人员5 300人,年产西装10万多套[40]。新中国成立后,红帮师傅成为上海国营服装店的领导和技术骨干。
从上述史料可以看出,宁波籍“红帮裁缝”的活动舞台主要是上海和日本等地,而不是在宁波本地。但是,改革开放后,这些长期在上海求生存和发展的宁波“红帮裁缝”,成为上海与宁波两地社会关系的桥梁,日后成为了上海服装产业向宁波转移业务的主要媒介,这种两地之间的社会关系嵌入直接影响了上海服装产业转移的区位选择。

3 上海-宁波服装业的社会关系嵌入

3.1 上海“红帮师傅”的桥梁作用

在上海的国营服装店或服装厂中,有一大批宁波籍“红帮师傅”,他们大多来自于奉化和鄞州两地,这些师傅有些是上海国营服装店的领导及技术骨干,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些师傅大部分已经接近退休年龄。在做了大半生的裁缝手艺之后,不仅有着丰富的技术经验,也有一定的销售渠道。作为宁波人,他们对家乡有一种天然的亲情。
改革开放初期,随着国家政策的松动,宁波乡镇农村的办厂热也随之兴起。由于服装企业的设备要求比较简单,进入门槛比较低,成为许多村办企业或镇办企业的第一选择。当时的背景下,无论是在服装面料、还是产品销售渠道方面,基本上都还是由国有服装企业所控制。宁波地区,特别是奉化和鄞县两地的许多村镇,正是利用了上海服装店中“红帮师傅”这种社会纽带,来与上海的服装店建立加工业务联系,使鄞县和奉化成了上海服装企业的外包加工基地,解决了宁波乡镇服装企业的原料供应和市场渠道的难题。

3.2 上海“红帮师傅”的技术支援

宁波乡镇服装企业不仅通过“红帮师傅”从上海服装企业中获取大量的加工业务,而且直接聘请这些“红帮师傅”作为企业的技术顾问。宁波的许多服装企业在早期建厂的时候,就已经计划利用这些“红帮师傅”的技术支持。杉杉集团的前身“宁波甬港服装总厂”,在1980年的建厂方案中有这样一段话：“鄞县素称红帮裁缝之乡,盛名于世,生产呢绒服装历史悠久,技术力量有基础。据摸底,县内现有红帮裁缝退休老师傅50人左右,新厂一建立,即可聘为技术辅导人员”[41]。
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西装、中山装和衬衫的技术要求相对比较复杂,“红帮师傅”对宁波服装企业的技术支持,为宁波服装企业的跨越式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经验,大大缩短了规模企业形成的周期。“红帮师傅”在宁波几家大型服装企业的发展历程所起作用是最好的证明（表2）。
Table 2 “Hong Band masters” in Ningbo apparel firms

表2 宁波服装企业中的“红帮师傅”

宁波服装
企业		 聘请的“红帮师傅” “红帮师傅”所在的上海
服装企业或服装店
雅戈尔集团 王良然、夏定国、柴建明 上海开开、上海人立服装店
杉杉集团 孙富昌、陈菊堂、李峰 上海春秋服装公司
罗蒙集团 余元芳、陆成法、董龙清 上海培罗蒙、春秋服装公司
培罗成集团 陆成法、陆梅堂和陆宝荣 上海纺织局、上海培罗蒙
雅戈尔、杉杉、罗蒙、培罗成等几家大的服装公司都是在创立初始阶段就与上海的“红帮师傅”所在的公司实行过产销联营,并聘请 “红帮”老师傅为技术顾问,多次获得其技术人员的技术指导。在生产线安装、产品转型及品牌的提升与业务发展等多个方面,红帮师傅为宁波几家大型服装企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一直到现在,宁波服装业的拳头产品是西服和衬衫,而这些服装企业最早就是傍靠上海发展起来的。宁波现在的西服企业罗蒙和培罗成,仅从名称上就可以看出这两家企业与上海培罗蒙的紧密联系。

3.3 “红帮师傅”社会关系嵌入的拓展和深化

“红帮师傅”在宁波服装业承接上海服装业转移中的社会关系嵌入,不仅体现在单个“红帮师傅”与宁波服装企业的社会关系嵌入,而且还体现在将自身在上海服装业中的社会网络介绍给宁波的服装企业,使得宁波服装企业与上海服装企业之间的社会关系嵌入通过“红帮师傅”这个桥梁得以不断拓展和深化。
由于上海的“红帮师傅”相互之间十分熟悉,与上海其它的服装店也有密切的交往,信息传递比较频繁。在帮助宁波服装企业获取加工业务方面,上海的“红帮师傅”不仅帮助所在的企业与宁波乡镇服装企业建立合作渠道,也将找上门的宁波服装企业介绍给其它所认识的“红帮师傅”,并将宁波的服装加工企业推介给其它的上海服装企业。
比如在市场上曾经流行化纤西装时,甬港再度与上海的春秋服装厂合作,“红帮师傅”孙富昌出面邀请南京路上的“王兴昌”、“裕昌祥”、“鸿翔”和西藏路上的“北京”等21家服装店,到宁波参加订货展销会,做成生意400多万元。
1985年罗蒙产品定型后,也找到了上海春秋服装公司经理孙富昌,不但在春秋经销罗蒙西服,还把罗蒙介绍给其它服装经营商家,使得罗蒙西服得以打入上海市场。
与介绍加工业务一样,在技术支持方面,“红帮师傅”的社会关系嵌入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拓展和深化的过程。“红帮师傅”不仅自己为找上门的服装企业提供技术指导,而且也介绍自己认识的“红帮师傅”为宁波的服装企业提供技术支持,还为宁波服装企业牵线搭桥,聘请上海的非宁波籍技师来宁波服装企业提供技术指导。据不完全统计,共有300多位上海师傅参加了宁波服装业的创业活动[42]。

4 结论与启示

上海服装企业中的宁波籍“红帮师傅”,不仅为宁波奉化、鄞州的乡镇服装企业在早期发展中带来了大量的加工业务,而且还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指导。如果缺失了宁波籍“红帮师傅”,我们无法理解上海服装业转移的区位选择为什么会是宁波的奉化和鄞州,而没有选择上海附近的其它区位。基于成本差异的产业转移理论虽然可以解释产业转移的动因和大尺度的区位选择,但无助于微观上理解产业转移中企业的具体区位选择问题。企业社会关系嵌入的视角,弥补了基于成本差异的产业转移理论只能在宏观上解释产业转移的动因和区位,而无法理解产业转移中企业在成本相似区域的具体区位选择方面的不足。
企业社会关系嵌入视角除了理论上的解释力之外,对于区域发展策略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为欠发达地区吸引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这种基于社会关系嵌入的产业转移模式,不是被动的凭借地域的低成本优势来接受转移,而是以积极主动的方式,利用出生或成长于本地的外地人这种社会资源,与区域外的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并通过这种社会嵌入关系网络的拓展和深化,来获得市场业务和技术支持,从而促进本地产业的发展。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在人员大量流动的现代社会,任何一个区域都可能具备类似“红帮师傅”这样的社会资源,区域发展策略应该充分重视和利用这种社会资源,依托这种社会关系来与区域外的企业建立联系,吸引先发地区的产业转移,带动本地产业发展。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 文献年度倒序 |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1]
李鹏,孙莹,范若虹,等.产业西进:新一轮的转移正汹涌而来[N].财经国家周刊,2010-07-19.

[2]
Raymond Vernon.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product cycle[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66,80(2):190-207.

[3]
小岛清. 对外贸易论[M].周宝廉译.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56~58.

[4]
阿瑟·刘易斯.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M].乔依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32~36.

[5]
Helpman E A.Simpl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with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4, 92(3):451-471.

[6]
卢根鑫. 国际产业转移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78~82.

[7]
陈耀,冯超.贸易成本、本地关联与产业集群迁移[J].中国工业经济,2008,(03):76~83.

[8]
Dunning J H .The eclectic paradigm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88 ,19(1):1-31.

[9]
陈建军. 中国现阶段产业区域转移的实证研究——结合浙江105家企业的问卷调查报告的分析[J].管理世界,2002,(6):64~67.

[10]
李小建,覃成林,高建华. 我国产业转移与中原经济崛起[J]. 中州学刊,2004,(5):15~18.

[11]
刘卫东,张国钦,宋周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演变趋势研究[J]. 地理科学,2007,27(5):609~616.

[12]
周婷,仇方道,朱传耿,等.淮海经济区产业联系空间特征分析[J].地理科学,2010,30(6):854~859.

[13]
劳尔·普雷维什.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14]
Ashcroft B, Taylor J.The movement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the effect of regional policy[J]. Oxford Economic Papers,1977,29(1):84-100.

[15]
Dicken P.Global shift: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M].2nd ed. New York:Guil Ford Press,1992.

[16]
Krugman P.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1,99(3):483-499.

[17]
Dieter Ernst,Linsu Kim.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knowledge diffusion,and local capability formation[J].Research Policy,2002,31(8-9):1417-1429.

[18]
唐根年, 沈沁, 管志伟.中国东南沿海产业空间集聚适度与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研究[J].地理科学,2010, 30(2):168~174.

[19]
祁新华, 朱宇, 张抚秀.企业区位特征、影响因素及其城镇化效应——基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实证研究[J].地理科学,2010,30(2):220~228.

[20]
Shepherd D,Detienne D.Prior knowledge,potential financial reward,and 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J].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05, 29(1):91-112.

[21]
Asheim B.Industrial districts as learning regions:A condition for prosperity[J].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1996,4(4):379-401.

[22]
车水清,沈正平,李敏.国内外产业转移研究进展及其近今趋向[J].世界地理研究,2010,19(4):25~30.

[23]
Granovetter M.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5,91(3):481-510.

[24]
Gulati R,Nobria N,Zaheer A.Guest editors’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strategic network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0,21(3):199-201.

[25]
Barney J B.Firm resources and sustained competence advantage[J].Journal of Management,1991,17(1):99-120.

[26]
Gulati R.Network location and learning:the influence of network resources and firm capabilities on alliance formation[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9,20(5):397-420.

[27]
Dore R.Taking Japan seriously[M].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28]
Saxenian A.Regional advantage:Culture and competition in Silicon Valley and route 128 [M].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

[29]
Saxenian A.Transactional entrepreneurs and regional industrialization:the Silicon Valley-Hsinchu connection[C].Academia Sinica,Taipei, Taiwan:Conference on Social Structure and Social Change: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on Business Firms and Economic Life,1997.

[30]
Haug P.Regional formation of high-technology service industries: The software in Washington State[J].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1991,23(6):869-884.

[31]
Coleman J S.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98,41(4):95-120.

[32]
Sorenson O, Audia P G.The social structure of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Geographic concentration of footwear produ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940-1989[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0,106(2):424-462.

[33]
孟召宜,黄泽虎,李红瑞,等.江苏邳州板材集群演化的文化机理[J].地理科学,2011,31(11):1368~1375.

[34]
符正平,曾素英.集群产业转移中的转移模式与行动特征——基于企业社会网络视角的分析[J].管理世界,2008,(12):83-92.

[35]
戴佩华. 基于关系嵌入的东部产业转移区域选择研究[J].经济问题,2011,(01):65~68.

[36]
毛广雄. 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产业转移研究:江苏南北共建开发区模式解析[J].人文地理,2010,25(4):91~96.

[37]
马海涛,方创琳.基于企业微观视角的城市区域生产网络空间组织研究——以粤东城镇群服装生产为例[J]. 地理科学,2011,31(10):1172~1180.

[38]
杨菊萍,贾生华.企业迁移的动因识别——基于内容分析法的研究[J].地理科学,2011,31(1):15~21.

[39]
赵张耀,汪斌.网络型国际产业转移模式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5,(10):14~21.

[40]
陈万丰. 中国红帮裁缝发展史:上海卷[M].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2007.

[41]
宁波市政协文市委.宁波帮与中国近现代服装业[M].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160.

[42]
钱茂伟. 宁波服装[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1999: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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