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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 Vol. 37 >Issue 8: 1170 - 1177

DOI: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7.08.006

历史时期中原与西域的界标及其意象变迁研究

  • 僧海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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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作者简介：僧海霞（1976-）,女,河南卢氏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历史地理学。E-mail:

收稿日期: 2016-07-12

  要求修回日期: 2016-12-23

  网络出版日期: 2017-08-15

基金资助

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12XZS008）、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YB307）和西北师范大学青年教师科研能力提升计划（骨干）项目（SKQNGG13004）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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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s of Landmark and Its Images Between Central Plains and Western Regions in Historical Period

  • Seng Haix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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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Gansu, China

Received date: 2016-07-12

  Request revised date: 2016-12-23

  Online published: 2017-08-15

Supported by

2012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und West Project(12XZS008), Gansu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Fund Plan(YB307),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in 2013 Young Teachers'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Promotion Plan(backbone) Project (SKQNGG13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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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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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梳理历代文学作品尤其是诗词中的玉门关、阳关、嘉峪关,探析这些地理界标在当时人空间认知中的指代;并确定同期中原与西域间的地理界标;比较界标和界标意象,解读两者之间的关系,探讨界标变动的推动因素。分析发现：① 地理界标缘于疆域的变动和边防经略的调整,其规模、位置等自然之形随着丝绸之路路线变迁而改变;② 中原与西域两大空间的界标与国家疆域时而背离、时而重合;③ 当中原王朝管控能力强时,界标与界标意象重合,反之,界标与意象出现背离。借助文学作品来阐释它们的变迁历程,是深入开展边疆史地研究的一次尝试,为历史地理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关键词： 中原; 西域; 界标; 疆域; 意象

本文引用格式

僧海霞 . 历史时期中原与西域的界标及其意象变迁研究[J]. 地理科学, 2017 , 37(8) : 1170 -1177 . DOI: 10.13249/j.cnki.sgs.2017.08.006

Abstract

By combing the Yumen Pass, Yangguan and Jiayuguan in the literary works especially poems all previous dynasties, the present article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reference of the image on geographic landmark in people’s spatial cognition, determine the geographic landmark between the Central Plains and the Western Regions during the same period,and compa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andmarks and the image of landmark, and explore the driving factors of the change on geographic landmarks. The analysis showed: 1) Natural shape such as size and position on geographical landmark is changed with the route of the silk road, due to the change of the territory and the adjustment of border control. 2) The landmarks of the two great Spaces between the Central Plains and the Western Regions sometimes are deviate from the state boarders and sometimes overlap. When the control ability of zhongyuan dynasty is strong, the relation should be synchronized between the geographic landmark and the image of the landmark, otherwise asynchronous.

Key words： Central Plains; western region; landmark; territory; image

“西域”之名,汉已有之。它是相对“中原”、“中国”而言,其范围随时代之地理知识、政治势力而异。汉武以前,大抵自玉门关、阳关以西,至今新疆省止,为西域。其后西方知识渐增,推而至葱岭以西,撒马儿干、今俄领土耳其斯坦,及印度之一部,更进而至波斯、大食、小亚细亚,及印度全部,亦称西域[1]。西域地理空间形成,尽管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但与内地皆以河西走廊西端为界。汉武帝驱除匈奴后,中原与西域这两大地理空间的界标渐趋明晰,多集中在敦煌、阳关、玉门关等地。这些地理界标,从最初的敦煌至最后的嘉峪关,不断发生位移,时而清晰,时而模糊;随之形成的界标意象,与同期的疆界出现不同的变动节奏,形成一幅多维图像。它们映射着时人的民族观和区域认知,也体现出一定的社会心理,因此很有必要将其作为窥探西北地理景观和区域空间社会意义的镜像。尽管学界也多有言及西域,但鲜有把中原、西域两大地理空间之间的界标及意象作为研究对象。为此,本文借助文学作品,以卡尔·索尔所主张的视角[2],将界标这一特殊地理景观及其意象的变迁历程予以阐释,进而探析界标意象所折射出的社会心理。

1 “但愿生入玉门关”：唐代以前中原与西域界标的形成及意象萌生

早在先秦时期,中原人就注意到周边的民族和地区,与其交流中,形成了华夷五方的格局认知。据《尚书·禹贡》所载,此时中国“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分为九州,这是早期的地理认知和空间构建。
张骞凿空,开启了中原王朝与西北地区交往的门户,此后汉王朝通过系列战争,使疆域向西扩展,最终占据河西走廊及其周边地区。此时中原人对西域的空间认知比较模糊,常以“西极”、“四夷”等相称,如汉武帝《西极天马歌》所述,“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3]。”张骞使乌孙时,称之为“西北国”,“骞所遣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此时汉王朝的疆域扩至“流沙”。至李广利伐大宛,“贰师将军既西过盐水,当道小国恐,各坚城守,不肯给食”。贰师“引兵而还……天子闻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门,曰军有敢入者辄斩之！贰师恐,因留敦煌[4]。”此时汉王朝疆域已扩至盐水,贰师返回时,过盐水即踏上中土,况且已到敦煌,为何要视入玉门为回归?虽然也有玉门关此时在敦煌以东这方面因素[5],但最主要的原因是时人已把玉门关视为界标。
武帝伐大宛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西域取代“西极”、“西北国”。《汉书·西域传》开篇言,“西域以孝武时始通……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东则接汉,厄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6]。”西域的范围至此明朗,与中原以玉门、阳关为界。阳关建于汉武帝元鼎年间,今学界基本认同其位于今敦煌市西南70 km外的南湖乡境内[7]。汉宣帝于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设立“西域都护府”,西域“都护治乌垒城,去阳关二千七百三十八里[6]。”西域都护府作为管理西域的最高军政机构,直接管辖昆仑山以北、天山南北、帕米尔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西域进入中原王朝版图,西域空间至此形成,即 “白龙堆”至葱岭,与中原之间以玉门关、阳关为界标。元始中,“去胡来王唐兜,国比大种赤水羌,数相冠寇,不胜,告急都护。都护但钦不以时救助,唐兜困急,怨钦,东守玉门关。玉门关不内,即将妻子人民千余人亡降匈奴[6]。”去胡来归汉,在他的空间认知中进入玉门关才安全,玉门关成为中土的象征,界标意象萌生。
光武初,河西扰攘,中原与西域间交往受阻。建武二十一年,“冬,车师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国俱遣子入侍,献其珍宝”。后,天子令侍子反,皆不愿,遂在敦煌太守裴遵奏请下留居敦煌。和帝时,“其后北虏连与车师入寇河西,朝廷不能禁,议者因欲闭玉门、阳关,以绝其患”。此时,玉门关、阳关成为西域各政权与中原的分界点,国家的防御也以此分界。至永元十二年(100年),“安息遣使献大爵(雀)师(狮)子,超遣子勇随入塞”,并上疏请求告老还乡,疏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8]。”班超终毕生精力安辑西域各国,对西域整体环境的认知可谓真切,他强烈的归宿感,最能反映出时世的社会心理,为界标意象定了基调。后,班勇为西域长史,“将兵五百人出屯柳中[9]。”柳中成为西域政治中心,“自敦煌西出玉门、阳关,涉鄯善……此其西域之门户也[8] 。”东汉朝与西域通绝不时,西北疆域多变,时人以入关为进入中原。这是地理空间的认知,也是社会心理再现。
三国时西域属曹魏政权。曹魏在此行郡县制,设伊吾县管辖西域,隶敦煌郡,但中原与西域的界标并未因西域进入版图而改变。此时丝绸之路增为三道,分界点仍在玉门关,“从玉门关西出,经若羌转西……为南道。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井,回三陇沙北头……为中道。从玉门关西北出,经横坑……转西与中道合龟兹,为新道[10]。”此时伊吾为敦煌辖县,但中原的范畴并未扩展至沙碛以西,中原与西域仍以玉门关为界。
及至隋代,玉门关移至晋昌东通关中的大道上[11]。据《隋书·西突厥传》载,处罗可汗兵败遁于高昌,帝遣裴矩送处罗可汗之母向氏“驰至玉门关晋昌城”。晋昌为瓜州辖县,瓜州成了西行者的必经之路,亦成为界标,如《隋书·西域传》载：龟兹国,“东南去瓜州三千一百里”;米国,“东去瓜州六千四百里”[12]等等。但在众多文献中,仍以玉门关为指代,“炀帝规摹宏侈,掩吞秦、汉,裴矩方进《西域图记》以荡其心,故万乘亲出玉门关,置伊吾、且末,而关右暨于流沙,骚然无聊生矣！[12]”炀帝西巡所到之地是张掖而非玉门关,史臣所言是扬炀帝亲至边关之名,借玉门关来指代隋帝国的边疆。
纵观中原与西域两大地理空间,在汉至隋数百年中,它们几乎皆以河西走廊西端的行政区敦煌及其所辖的关塞玉门关、阳关等为界标,但有移动。汉晋时代,多以敦煌为标识;十六国北朝,通西域的道路向东北移动,转至新玉门关和瓜州;至隋代,虽西行道路增多,但从肃州经瓜州直接西行的伊吾道更为便捷,故绕敦煌西行者日渐稀少,敦煌的界标意义逐渐弱化,玉门关的界标意象萌生,“但愿生入玉门关”,随即成了这数百年间的社会心理。

2 “何须生入玉门关”：唐代中原与西域界标及意象的变迁

唐朝开疆拓土,西边疆域在龙朔元年（661年）一度抵达咸海以东,安史之乱前多维持在葱岭一线,西域成为统一王朝的部分。在戴叔伦笔下,“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明显感受到玉门关不再是绝域的开始,而是中土的一部分。然而,西域悬远、荒凉,整体环境并没有因国家疆界西移而发生大的改善,与中原环境感知的反差依然存在。在众多咏及阳关、玉门关的唐代诗人中,对阳关、玉门关内外地理环境感知和地域空间建构,是很少有戴叔伦这种认同感的文化表达。阳关、玉门关在闺怨诗中借以指代边关表示情感被隔绝,在边塞诗中藉以抒写思乡念国之情[14]。骆宾王过两关曰：“魂迷金阙路,望断玉门关” [13];岑参过两关曰：“玉门关城迥且孤,黄沙万里白草枯[13]。”这些经行者眼前的两关,既是地理上的关隘,出关即置身塞外,远离家乡;又是心理上的关隘,关外荒漠,隔断了望乡的梦魂。而戴叔伦并未亲自出塞,他的认同感不是自身空间感知。他对国家开疆拓土极力颂扬,借以抒发他的豪情壮志,“何须生入玉门关”只不过是他这样立志报国群体的心理表达,还不能代表时世大众的社会心理。换言之,疆界西移,阳关、玉门关的内地化,纵然能消除过关者的归属感,促使“但愿生入玉门关”这样的社会心理发生改变,但还没能彻底消除过关者的疏离感、恐惧感,这就使得中原与西域间的界标不会被淡忘。
唐初,玄奘法师西行求法,“乃昼伏夜行遂至瓜州。……法师因访西路。或有报云：……上置玉门关,路必由之,即西境之襟喉也。关外西北又有五烽……五烽之外即莫贺延碛,伊吾国境[15]。”这与《隋书·西突厥传》和《元和郡县图志》所述一致,瓜州晋昌以北的玉门关是大唐西境的咽喉。唐代玉门关位于锁阳城北约30 km,即今瓜州县城东50 km处的疏勒河岸双塔堡附近[16]。唐太宗欲发兵讨高昌时,据“时公卿近臣,皆以行经沙碛,万里用兵,恐难得志;又界居绝域[17]”所述,中原王朝疆域扩至沙碛。唐王朝的疆域已抵达沙碛以西,中原与西域之间的界标逐渐内地化。
唐朝在西域战争中接连取胜,相继实现了对天山南北的统治。据《册府元龟》记载：“(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九月置安西都护府,居交河城”(后移治西州)。唐朝在天山东部地区主权确立后,辖区不断扩大,相继设安西四镇。《资治通鉴》载：“长安二年(公元703年)十二月……置北庭都护府于庭州[9]。”这是武则天时代管理天山北麓地区军政事务的最高机构。公元714年出现“碛西节度使”,为全国十节度之一,整个流沙大碛以西的广大地区都在其管辖之下,这是唐朝西陲由二府分治到一元化管理体制的演变。至贞元六年（公元790年）,据《旧唐书》记载,“吐蕃陷我北庭都护府……北庭节度使杨袭古与麾下二千余人出奔西州[18]”,存续了150 a的庭州和存续了90 a的北庭都护府陷落。唐宪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安西也陷于吐蕃,唐朝在西域的政治主权至此终结。
唐王朝在西域的军政、行政设置及其名称多变,从岑参的诗作中就可以窥知。据朱秋德统计[19],近70首诗作中提到安西七次、北庭八次、碛西四次、镇西一次,却没有一次提到“西域”。西域被安西、碛西、镇西等名称取代,这是其地理意义弱化的表现。虽然“西域”一词还见于唐代文献中,但多指葱岭以西地区,如高仙芝于天宝九载引兵袭石国,“仙芝为俘献阙下,斩之,由是西域不服[20]。”“开元盛时,税西域商胡以供四镇,出北道者纳赋轮台[20]。”唐代西域区域认知发生如此改变,是因为瓜州以西葱岭以东,不再是中原王朝的邻邦和民族政权的集合体,而是中原王朝的部分。唐初称其为安西以别于前朝,开元年间设置的碛西节度使,更是以地貌特征来称。唐王朝不用西域来指称前人所谓的邻邦,作为疆域的一部分,以其边疆特征（如安西、北庭）或地貌特征（如碛西）来命名,这是国家认同的一种体现,戴叔伦缘此才有底气称“何须生入玉门关”。
唐代西域成为中原王朝的部分,虽然曾经作为中原与西域之间界标的阳关、玉门关已内地化,可实际上仍然没被淡忘。在《旧唐书·地理志》河西道中,“伊吾,在敦煌之北,大碛之外。……南去玉门关八百里,东去阳关二千七百三十里[21]。”《新唐书·西域传》记西域各国与中原距离时,多记与都护府的距离,对于相邻的河西地区,则选择瓜州,如“喝盘陀,……距瓜州四千五百里;于阗,……距瓜州赢四千里[22]。”唐代玉门关位于瓜州境内,西域各国以其最先进入的瓜州作为标识。
安史之乱爆发后吐蕃大军南下,侵扰河陇。在756~786年,相继占领了河陇地区,使王朝的疆界从葱岭移至陇山,“天宝之乱,边徼多虞,邠郊之西,即为戎狄,藁街之邸,来朝亦稀[23]。”唐王朝的国势急转直下,空间认知也由唐初的华夷一家转向华夷有别,视安史之叛为戎狄乱华。陈寅恪即言,“安史为西胡杂种,藩镇又是胡族或胡化之汉人,故当时特出之文士自觉或不自觉,其意识中无不具有远则周之四夷交侵,近则晋之五胡乱华之印象[24]。”吐蕃占领河陇地区后,阳关、玉门关已遥不可及,唐人诗文中的萧关就渐渐多起来,如杜甫曰：“萧关陇水入官军,青海黄河卷塞云[23]。”晚唐敦煌《张淮深变文》曰：“河西沦落百余年,路阻萧关雁信稀[25]。”尽管诗文中还咏及阳关、玉门关,但西域之行几乎被阻断,西域也鲜见记载。萧关逐渐取代显赫的阳关、玉门关,不仅成为外夷与华夏的界标,而且成为士人借以表达夷夏观念的代名词。

3 “望秦关何处”：宋元时期中原与西域界标及意象的模糊

陇右河西被吐蕃占领后,拥有半壁江山的唐王朝,与吐蕃大致以陇山、萧关为界,中原与西域的界标开始变得模糊不清,唐诗中的边塞开始由萧关来指代。及至两宋时期,中原王朝的边疆与西域间隔多个民族政权,相距数千里,遥遥相望,在有限的交往中,阳关和玉门关虽然不具有界标的实际意义,但表达社会心理的界标意象依稀尚存。如陈与义曰：“乡心促、日行万里,幸此身、生入玉门关。多少秦烟陇雾,西湖净洗征衫[26]。”宋代诗词还咏及阳关,但大多数是曲名即《阳关三叠》的简称。这些诗词中的玉门关、阳关,以边地想象为主,因远离西北疆域,均没有实际地理意义。国家残破,阳关、玉门关不可经行,引发了富有爱国情怀的陆游对汉唐盛世的眷念,继而感慨：“壮岁从戎,曾是气吞残虏……烟波无际,望秦关何处[26]?”秦关无处可觅却又念念不能忘,这恰是中原人对西北边疆的守望。
五代时,河西走廊各州已被中原政权视为外国,“回鹘、党项诸羌夷分侵其地,而不有其人民。”后凉州与中国绝,“独瓜、沙二州,终五代常来。”列入外国传的沙州,“至唐庄宗时,回鹘来朝,沙州留后曹义金亦遣使附回鹘以来,庄宗拜义金为归义军节度使、瓜沙等州观察处置等使[27]。”此后,曹氏归义军与晋、汉、周均有朝贡关系,“其所贡碙砂、羚羊角、波斯锦、安西白絺、金星矾、大鹏砂、眊褐、玉团”,其中波斯锦、安西白絺显然是通过西域孔道传入。五代时高居晦出使于阗,“又西百里出玉门关,经吐蕃界……西至瓜州、沙州,二州多中国人,闻晋使者来,其刺史曹元深等郊迎,问使者天子起居……其西,渡都乡河曰阳关。沙州西曰仲云……自仲云界西,始涉醎碛,无水[28]。”敦煌与于阗不相接,仍以沙碛为界。此时西域的于阗,“五代乱世,中国多故,不能抚来四夷。其尝自通于中国者仅以名见,其君世、终始,皆不可知。而于阗尤远,去京师万里外[29]。”西域与中国间以“尤远”而闻,且国之详情不能知,两者间不存在地理界标。
北宋建立后,仍无力控抚西北地区,中原与西域边界不相接,宋人何亮云：“西戎既剖分为二,其右乃西戎之东偏,为夏贼之境;其左乃西戎之西偏,秦、泾、渭、仪之西北诸戎是也[30]。”陇山、六盘山以东以北为党项居地,以西以南为吐蕃居地。后来,西夏在元昊与唃厮啰甘州之战中,才把疆域拓至“瓜、沙、肃三州”[29],成为与西域相接壤的政权,宋室南渡后,中原与西域更不牵涉。“西若天竺、于阗、回鹘、大食、高昌、龟兹、拂林等国,虽介辽、夏之间,筐篚亦至,屡勤馆人……南渡以后,朔漠不通,东南之陬以及西鄙,冠盖犹有至者[29]。”虽然《宋会要辑稿·蕃夷四》记载,于阗朝贡仍经由河西走廊,但这条出使路线与隋唐时期的丝绸之路经行的阳关、玉门关已无涉。故毕生呼吁“王师北定中原”的陆游,才由衷概叹“望秦关何处”。
蒙古人入主中原,并挥师西向,使其西北疆域倍增。陈垣在《元西域人华化考》中曰：“元人著述中所谓西域,其范围亦极广漠,自唐兀、畏吾儿,历西北三藩所封地,以达于东欧,皆属焉[1]。”西域成为元王朝的一部分,两者之间的界域之别因此被弱化。在辽阔的疆域中,在异族的统治下,元代文学作品虽常咏及玉门关,如张可久《怀古二首》曰：“美人自刎乌江岸,战火曾烧赤壁山,将军空老玉门关。”吴西逸的《北雁儿落带过得胜令》曰：“万里玉门关,七里钓鱼滩。晓日长安近,秋风蜀道难”。但他们已不再感慨“入关”、“出关”带给个体的强烈感受。元曲中的玉门关前,已看不见战火纷扰,亦少见行人离愁,中原与西域间的天堑隔离近乎无存。
五代至两宋,中原政权远离西域,两者边界不相连,贡赐关系几乎不存,汉唐时期形成的界标意象随即失去了存续的基础,故而逐渐模糊。元代则呈现另一番景象,西域地区是其辽阔疆域的一部分,界标几近消亡,这与两宋时期的“望秦关何处”契合。不过,汉唐界标体现出的社会心理,在这一时期并没有因为中原与西域被阻隔或者一统而消失,“幸此身、生入玉门关”这样的社会心理,还时而显现。

4 “羌回分畛域”：明清时期华夷之限嘉峪关及其意象

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至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间,使臣陈诚往返于中原与西域间,远至哈烈（今阿富汗）、撒马儿罕（今乌兹别克斯坦）等地。尽管没有郑和下西洋那样隆重,但在帝都也不乏送行之人,为此留下诸多诗歌。如“黄沙断碛千回转,玉关渐近长安远”;“玉关迢遰塞云黄,西涉流沙道路长[3]。”显然,明初人的西域界标意象仍停留在玉门关,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原与西域之间的界标还维系在汉魏时期形成的景观带。《西域行程记》载,“十七日,晴,过嘉峪关,关上一平冈,云即古之玉门关,又云榆关,未详孰是。关外沙碛茫然[31]。”陈诚西行宿嘉峪山即想到“西行几万里,一去何时还”,而后述西域各国与明朝距离时均以嘉峪关为界,这是经行者的环境感知和空间建构。万历年间徐养量曰：“屹然华夷防,洵自鸿蒙辟”。此后,嘉峪关成为肃州八景之一,“关限华夷：即嘉峪关也……登之,猛然感慕汉光武闭玉门关,以谢西域之事。徘徊瞻眺,真天限华夷者也[32]。”明中后期,嘉峪关是“西阻羌戎第一州”,也是“屹然华夷防”。它距汉代两关之地数百里,怎么就成了中原与西域的地理界标和“华夷”之限?这岂能与明朝西域经略、疆界东移无关?
洪武五年,冯胜奉命远征朔漠,归来时在嘉峪山麓建嘉峪关。此时,明王朝把国防重心从汉唐时期的西北移至东北,“锁钥培植以为根本”,“嘉峪关以西置不问[33]”,使西北地区在国防体系中的地位大大下降[34]。在朱元璋看来,包括嘉峪关以西之地在内的“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35] 。至成祖时,虽采取较为积极的西北边疆经略,控制哈密并设置哈密卫,但其后朝内党争激烈,致使哈密臣服于吐鲁番,接着又将河西之外土地“拱手授之他人”,“关之西一民非民,尺地非土”[36]。从明中期开始,吐鲁番屡次骚扰嘉峪关。嘉靖七年（1528年）,兵部尚书王琼允许满速儿入朝进贡,并迁徙哈密回族部落到肃州东关居住放牧。从此,“西域诸夷入贡者亦竟嘉峪关,不复取道哈密矣[37]。”嘉靖十八年（1539年）,明朝二次关闭嘉峪关,“嘉靖中割弃哈密,嘉峪益为极边矣[38]。”明王朝也以嘉峪关为界标参看与西域各国的方位关系,《明史·西域传》陈述西域各地方位时,就以嘉峪关为坐标,如哈密,“东去嘉峪关一千六百里,汉伊吾卢地[39]。”西域各国贡使入明朝,亦以入嘉峪关为标识,“天方,古筠冲地,……其贡使多从陆道入嘉峪关[39]。”明王朝与吐鲁番关系恶化,嘉峪关成为防御关外民族的要塞,也是关外附于明朝的少数民族的内属界点。
嘉峪关是明初关西七卫的东端界点,亦是西域进入中原的标志。明代中原与西域之间的边界,由最初关西七卫所形成的嘉峪关至哈密的缓冲带,逐渐演化成以嘉峪关及其所连边墙形成的线状防御体系,而其意象载体由初期的玉门关移至嘉峪关。同时,因民族关系恶化,嘉峪关也成为汉人与少数民族的分野。这种地理界标和民族界限的形成,是明朝疆界由哈密东移至嘉峪关的结果,亦是明代民族政策“华夷有别”的体现。
清初,西域游离于国家疆域之外,这一时期的西行诗尚存汉唐遗韵,仍将玉门关作为中原与西域界标。徐孙荃诗曰：“关到玉门中土尽,槎浮博望使星回[3]。”及至乾隆时,纪昀说：“龙沙葱雪,古来声教不及者[3]。”此时西域已进入大清版图数十年,在新疆生活经年的纪昀尚且认为“龙沙”之西是古来声教所不及之地。在过往行旅者的心目中,玉门关、阳关、流沙和白龙堆这些传统的地理景观,必然是横亘在中原与西域的隔膜。难道明代已经十分明晰的地理界标嘉峪关至此被中原人忘却?
实际上,在玉门关作为意象界标时,嘉峪关的意象也在逐渐丰富。嘉庆四年流放伊犁的洪亮吉说,“雪深才出玉门关,三月君恩已赐环[3]”,即以出玉门关作为离开中土的一种标识;而道光年间林则徐流放新疆,他说,“严关百尺界天西,万里征人驻马蹄……一骑才过即闭关,中原回首泪痕潸[3]”,嘉峪关的界标意象真实而明确。从新疆返回时,诗人以入嘉峪关为进入中原或回到故土的标志,洪亮吉在《入嘉峪关》中曰,“羌回分畛域,中外此枢轴[3]”,将几乎遗忘的嘉峪关“华夷关限”之基调重新弹起。此时清朝疆域从河西走廊西端扩至葱岭数十年,况《西域图志》早已说：“（乾隆二十四年）而后中土之与西域,始合为一家[40]。”尽管如此,嘉峪关仍然是民族间的壁垒,考察清代嘉峪关的管理模式便可知晓。
清王朝在嘉峪关设立巡检,严格的检巡制度使中原人对西域仍存疏离感。乾隆以前,嘉峪关虽属内地,但经常关闭,出入关者经验证方可开门放行。嘉峪关守卫制度严格,“以武营把总司启闭掌锁钥……以文员巡检盘诘,异言异服诘出入最为严禁[41]。”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 陕甘总督文绶上《陈嘉峪关外情形疏》,“嗣后将嘉峪关每日辰开酉闭,进关者仍行盘诘,出关者听其前往,不得阻遏农民[42]。”对出入关者迥然有别的检查制度,阻碍民族融合,也使得出入者感受到嘉峪关是“中外枢纽”。林则徐入疆,“又五里至嘉峪关,宿关之城外驿舍。昨夕,司关官吏来问所带仆从及车夫姓名,告以人数[43]。”在严格的巡检制度下,时人对关西的恐惧和对关内的向往,无疑强化了出入者视嘉峪关为羌回畛域的意象。
19世纪中叶以后,进入西域者增多,中原人对西域文化上的疏离感渐趋弱化。光绪十年（1884年）新疆建省,关内外实现治理模式的统一,“严关百尺”的嘉峪关难负盛名,巡检功能弱化,颓败之势渐现。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方希孟过嘉峪关,“惜余三度过此,未暇登临旷览,荒天绝漠奇景,愧负此壮游也[44]。”晚清以后,中原与西域间交通条件极大改善,穿行于其间的民众络绎不绝,出关者多倚关遥想当年的盛景,嘉峪关成了“荒天绝漠奇景”,绝塞和异域的疏离感已荡然无存。
明清两代中原与西域的关系不尽相同,但却造就了共同的地理界标,并形成共同的界标意象“羌回分畛域”,即民族界限。明王朝与西域的界标是河西的长城及其相连的边墙,作为王朝防御体系的缩影的嘉峪关,成了文人寄托家国情怀的指向。清前期玉门关等传统界标仍是西行行旅的界标指代,及乾隆平定西域,中外一家,然而森严的管理模式,使出入者仍以嘉峪关为壁垒。所以,“不待封侯已入关”这种社会心理还持续存在。晚清新疆设省,中原与西域实现了民族大融合,作为界标的嘉峪关成了废垒,其意象也无从存续,沿袭几千年的社会心理也不再显现。

5 结语

历史时期,中原与西域两大地理空间形成后,居于丝绸路上的玉门关、阳关以及嘉峪关等,相继成为两者间的界标。在王朝的更迭中,这些界标及其意象缘于疆域的变动、边防策略的调整等而不断变迁。汉代,疆域虽然已抵达“盐泽”、“白龙堆”一带,但人们多以阳关、玉门关为界标;魏晋时期,疆域抵至“沙河”、“流沙”,界标却转移至新玉门关和敦煌;隋朝,疆域依然还在“流沙”,而经过瓜州的伊吾道更为便捷,故多以瓜州为标识;唐代,疆域抵达碛西,西域有了行政建置,阳关、玉门关虽已淡化,但缘于文化承袭还时常被当作界标;五代两宋时期,中原与西域两者边界不相连,没有地理界标可言,汉唐时期形成的界标及其意象已经非常模糊;元代,西域是元朝辽阔疆域的一部分,中原与西域界标几近消亡;明朝将国家防御重点移至东北,西北边疆就退守至嘉峪关,嘉峪关也因此成了民族壁垒;清朝统一西域,中原与西域之间的界标嘉峪关,缘于自身的巡检功能,它的意象指代也由自然界限转向人文界限。这些界标在走向颓废的过程中,与疆界变迁时而同步时而异步,随之产生的意象是时人地理环境感知、区域环境认知的表达,也是时人对中原向往和对西域恐惧的社会心理表白,集中展现了地点和空间的社会意义。
换言之,中原与西域不只是对地理环境感知、认知的产物,也是对区域空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总体环境感知、认知的产物;它们的形成显然不是单纯对地理空间认知的表达,而是对政治、经济、文化多维空间的构建。它们之间的地理景观——界标,早已超越了地理空间认知,甚至超越了政治、经济等单一空间的认知,成了时人借以表达对中原的认同、向往和对西域的恐惧、疏离社会心理的文化符号。尽管承载它们的界标在历史时期随着两大空间的变迁不断发生变化,但缘于西域悬远、荒漠、战事迭起,整体环境与中原一直存在反差,表达社会心理的界标意象的基调一直没有彻底改变,迟至清中期,界标意象的旋律还在奏唱。这表明西域的发展,一统固然必要,但西北经略同样不可忽视,它也是边疆地区整体环境根本性好转的决定性因素;只有消除了玉门关、嘉峪关等人为设置的界限,在族群交往互动中重构空间,才能改变中原、西域两大空间结构,使其走向融合。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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