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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 Vol. 38 >Issue 11: 1817 - 1827

DOI: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8.11.009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逢简村传统村落空间转型机制解析

  • 杨忍 , 1 ,
  • 徐茜 , 2 ,
  • 周敬东 1 ,
  • 陈燕纯 1
展开
  • 1.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广东 广州510275
  • 2.广州地理研究所,广东 广州 510070
通讯作者:徐茜。E-mail:

作者简介：杨忍（1984-）, 男, 贵州毕节人, 博士, 副教授, 硕导,主要从事乡村地理与土地利用研究。E-mail:

收稿日期: 2017-11-16

  要求修回日期: 2018-02-05

  网络出版日期: 2018-11-20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871177、41801088、41401190）、广州市科技计划项目(201707010097) 、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18A0303130097）资助

收起

Mechanism of Rural Space Transformation in Fengjian Acient Village of Shunde District, Foshan Based on the Actor Network

  • Yang Ren , 1 ,
  • Xu Qian , 2 ,
  • Zhou Jingdong 1 ,
  • Chen Yanchun 1
Expand
  • 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Guangdong, China
  • 2. Guangzhou Institute of Geography, Guangzhou 510070, Guangdong, China

Received date: 2017-11-16

  Request revised date: 2018-02-05

  Online published: 2018-11-20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41871177, 41801088, 41401190),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gram of Guangzhou, China (201707010097),The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Guangdong Province (2018A0303130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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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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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对顺德区杏坛镇“逢简水乡”的空间重构过程与机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逢简村的空间转型过程分为旅游型美丽乡村的建设和运营2个阶段。② 美丽乡村建设阶段是以地方政府为关键行动者,形成了以权力为核心的自上而下征召的行动者网络,实现了乡村环境的综合整治,为运营阶段做准备。③ 运营阶段的行动者网络发生了转变,村集体、村民和其他下层行动者逐渐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强化村民自治经营能力,增加了村内的公共空间建设并推进功能性空间的转化,进入了社区营造和经营阶段。④ 乡村转型发展的过程中,行动者网络的结构处于时时动态调整的状态,乡村空间转型与重组呈现出一个持续的过程。随着关键行动者目的转变、社区营造机制的引入（征召方式的改变）,网络中的行动者角色发生变化,促成行动者网络转变,进而对乡村空间转型与重构产生作用。

关键词： 乡村发展; 空间重构; 行动者网络; 社区营造; 乡村地理学

本文引用格式

杨忍 , 徐茜 , 周敬东 , 陈燕纯 .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逢简村传统村落空间转型机制解析[J]. 地理科学, 2018 , 38(11) : 1817 -1827 . DOI: 10.13249/j.cnki.sgs.2018.11.009

Abstract

With China’s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the rural space is facing a significant reconstruction.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spatial reconstruction of "Fengjian" in Xingtan Town, Shunde District, Foshan City by using the theory of actor network. The results shown that this village had experienced two stages: the construction phase of the tourism-type beautiful countryside and the operation phase of cultural tourism-type village. With the local government acting as the key actor, the actor network of the construction is authority-based and realize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ecology, living and production space. The operation phase of the network has changed, with the village committee, villagers and other lower-level actors gradually gaining more right to speak, which increased the public space and promo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functional space. The mechanism of the actor's network transformation is mainly due to the change of the key actor's purpose, the adoption of the community empowerment (changing the way of enrolment), and the change of the actor's role in the network. As the actor network is in a dynamic process, rural spatial reconstruction is also a continuous process.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rural space caused the dissolution of rurality. But under protection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villagers with high awareness of the reserving rural nature, a good demonstration of balancing the villagers’ interest and rurality was present.

Key words： rural development; space reconstruction; Actor Network Theory (ANT); community empowerment; rural geography

在实施乡村振兴的新型城镇化战略背景下,乡村发展迎来了新的战略机遇期,首先要求深化农村综合配套改革,改变脏乱差的人居环境面貌,转变传统落后的产业的发展方式,形成城乡发展新格局。乡村转型发展成为推动城乡统筹、缩小城乡差距、建设美丽乡村及田园综合体的关键举措[1,2,3]。伴随城镇化发展步入中后期,中国乡村正进入新的转型发展阶段,乡村空间面临多元分化与重构[4,5,6]。乡村地区的一二三产业逐渐趋向融合发展,乡村发展的模式走向多元化,涌现出了一系列的工业主导型、旅游服务业主导型和均衡发展型等模式,乡村空间多元分化成为乡村地理学的研究热点[7,8]。在全球化和逆城市化驱动下,西方发达国家的乡村业态结构逐渐从农业转向现代工业和服务业等, 乡村空间地域功能出现明显的消费转向,乡村重构较早出现在欧洲乡村地理学对乡村发展变迁的分析中,主要关注于家庭农场的转型、社会结构变迁、土地利用和劳动力变化[9,10,11]。与此同时,乡村性的研究引起西方乡村地理学者的关注,乡村性被定义为是由乡村居民和乡村迁入者、农民、土地拥有者、工人、游客和旅游景点、政策制定者、媒体和学术研究者等共同表现的,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社会表征的观点[12,13,14,15]。乡村性的演化过程,实质是乡村多维空间重构过程,在哲学方法论层面历经从实证主义、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的转变[16,17,18,19]。
国内乡村转型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中国乡村发展转型受到宏观政策和城镇化、工业化等综合影响[1],城乡人口流动和社会经济结构的重组、土地流转和现代农业发展、乡村旅游的发展、乡村产业空间的规划调整、美丽乡村建设政策等改变着传统农村。农村劳动力的持续外流,带来了乡村聚落物质空间的“空心化”衰变和农村发展主体的弱化[20,21],村落的多维空间出现衰退。在城镇化、信息化、美丽乡村建设等多种因素驱动下乡村空间出现多元分化[5,11],带来了农用地闲置撂荒的边际化和耕地复种指数下降等问题,影响到耕地利用集约水平和区域粮食安全[3]。针对空心村的空间重构,学者提出以“中心地”建设为基础的空间、组织、产业空间整合的理论框架[22]。乡村转型发展主要包括经济形态、空间格局与社会形态等三方面等质性转变,以及在此基础上实现的乡村空间重构[3,5]。在新自由主义背景下,资本全球化和ICT技术全面进步,以至整个社会由现代性向后现代性转型,乡村地区的社会经济转型将受到区域以外多种要素的影响[1]。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背景下,乡村地域逐渐从单一生产功能空间转向现代农业生产、休闲旅游、消费和环境保护等多种地域功能的多元化的空间[21,22]。乡村景观出现了从生产景观向消费景观的转变,从最初单一的生产空间和居住空间转变为生产、消费、居住等多类型空间共存体[23,24]。乡村地域空间的要素分布、功能组合和社会活动处于不断动态变化中[25],需以一种相对的、动态的、与社会经济要素相联系的和建构的角度理解乡村转型中的乡村空间。村域空间的转型,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地方社会关系再生与重构的过程,可以通过行动者网络来实现[26]。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能较好地厘清乡村空间转型的多元主体的参与机制,有助于深入剖析乡村重构的内外联动机制。
中国乡村地域正历经转型发展过程和多维空间重构与分化,乡村空间的功能变迁和重构的各要素到底是怎么产生联系,联系的网络结构、关键节点和作用方向和强度怎样?基础性影响因素和主导性重构力量怎样发挥作用?传统的乡村空间在转向现代性极强的生产、生活消费空间的过程中,政府、村集体、村民、外来者、景观、房屋、古迹、土地、环境等分别扮演了什么角色。为探究乡村空间转型的内部和外部性影响机制,系统分析乡村转型的阶段与模式。本文借助行动者网络理论及归纳总结的质性研究方法,对逢简村的乡村空间转型与发展的多元主体的作用机制进行深入剖析,以期解构传统村落空间转型的行动者网络转译过程,以及社区营造阶段的社区营造治理机制和行动者网络的转变方式。

1 研究区概况

逢简村是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管辖下的一个行政村（图1）,位于杏坛镇中心城区北部,面积5.22 km2,包括16个村民小组。2016年,逢简股份社经济收入接近2 000万元,可支配收入100多万元,村民年人均分红2 000多元。村内总人口为9 610人,其中户籍人口为6 310人,流动人口为3 300人,村内进驻企业70家,三小场所68家。逢简村的农业以水产养殖为主,全部基塘于2006年底完成了高标准农田综合整治,是顺德区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目前耕地面积约55.4 hm2,城镇建设用地面积约20 hm2。逢简村是著名的“桑基鱼塘”重要基地之一,清朝末年鼎盛时期人口过万,水乡古迹遍布,先天独有的历史文化资源,保留着众多国家级文化遗产,如巨济桥、明远桥和金鳌桥,古庙、古祠、古屋众多。村内河道密布,河道长总计26 km,河涌交错,为典型的传统岭南水乡特色村落,被誉为“顺德周庄”。新世纪以来,在新农村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政策推动下,以旅游型的古村落“逢简水乡”著称,乡村空间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特征,历经了转型和重构的过程。
Fig.1 The location of Fengjian village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图1 逢简村在珠江三角洲的位置

2 行动者网络视角下的乡村转型重构的分析框架

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 Network Theory, ANT)有效地联系空间关系和复杂网络,为解释空间变化提供了新的角度。行动者包括人类和非人类的存在和力量,网络的稳定性取决于各个行动者利益的不断转译。转译过程是行动者网络研究的核心内容,包括问题呈现、利益赋予、征召和动员等4个基本环节[27]。问题呈现是指核心行动者通过指出其他行动者利益的实现途径,使不同行动者关注的对象问题化,从而结成网络联盟,同时使核心行动者的问题成为实现其他行动者目标的“强制通行点”(OPP);“利益赋予”通过各种装置和策略强化问题呈现环节中对行动者的角色的界定,其结果是行动者被“征召”而成为联盟成员;“动员”即建议者上升为整个网络联盟的代言人,并对其他联盟者行使权力[27]。
基于行动者网络视角,将逢简村从落后的农村到旅游型美丽乡村,再到文化旅游乡村的过程看作是行动者网络动态变化过程的结果,通过对行动者网络中的转译环节来解释逢简村美丽乡村建设与完善过程中的形成机制。在此基础上,针对逢简村美丽乡村形成之后的行动者网络内异质行动者的变化综合分析从美丽乡村向多产业导向的复合空间转型的动力机制。行动者网络理论转译过程中的4个环节,包括问题呈现、利益赋予、征召、行动,对各个行动者的问题和利益进行呈现和分析[6],将其形成集体共识的过程和逢简村的空间转型机制进行剖析,分析异质行动者在逢简村的旅游型美丽乡村建设过程（2006~2012年）以及后续空间转型过程中的作用。按照行动者网络理论中人类与物质对等性原则,在逢简村的行动者既可以是具有行动能力的人类行动者,也可以是非人类行动者,乡村空间转型的内在机制就是由人类行动者与非人类行动者共同构成的异质行动者网络。

3 结果与分析

新世纪以来,逢简村一直处在空间转型和重构的过程中,此过程可分为 “建设”和“运营”2个阶段：① 建设阶段（2006~2012年）,从单一的、配套落后的、水质污染严重的农业生产性乡村转变为配套设施日益完善、环境优美的旅游型美丽乡村;② 营运阶段（2013年至今）,从发展旅游的美丽乡村转型为集农业生产、居住、旅游、文化创意为一身的多产业导向空间。以下利用行动者网络理论对2个阶段发展转型机制进行深入剖析。

3.1 旅游型美丽乡村建设阶段机制研究：行动者网络的形成

1） 相关行动主体。在逢简村建设旅游型美丽乡村的过程中,人类行动者主要包括佛山市政府、顺德区政府、杏坛镇政府、逢简村委会、逢简水乡公园管理部、外来企业、村民、外来租户、外来务工人员、游客等;非人类行动者包括资金、土地、房屋、桥梁、祠堂、牌坊、寺庙、河流、船舶等。
2） 主要行动主体问题呈现。① 顺德区政府。顺德历经“顺德模式”发展红利阶段,工业、制造业领先,在产业升级战略驱动下,自下而上的乡村工业点的产业和用地空间亟待优化重组,包括村庄环境整治、规范工业废水与污染排放等,美丽乡村建设成为重要议题。② 杏坛镇政府。因地理位置相对偏远、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等,导致杏坛镇经济实力薄弱、工业化相对落后。乡村工业发展分散化导致土地利用碎片化、人居和工业生产混杂等问题。③ 逢简村委会。逢简村作为传统水乡风貌保留较好的古村落,在 “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农村工业化浪潮中,也将一部分鱼塘改建成工厂,形成村级工业园,企业多为建材、塑料、造纸等污染型企业,工厂大量非法污水排向河涌。目前仍存在老工业点与人居房屋混杂镶嵌的情况。另一方面,逢简拥有众多极具岭南水乡特色的旅游资源,村集体试图通过发展旅游业以实现形象提升并获得发展动力,但资金和旅游配套设施缺乏,旅游业面临难以发展的困境。④ 村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工资性收入和房屋出租的瓦片物业出租经济作为主要收入来源。未外出务工的村民,通过竞标方式获取为期5 a的鱼塘经营权,采用传统的养殖模式,生产效率低下且利润微薄。⑤ 其他行动者。除去以上行动者,在美丽乡村整治建设过程中还有其他持有不同利益预期的主体,如游客面临着在短暂休假期间到可达性较高、环境较好的地方旅游,但选择甚少的问题;电视剧剧组面临要寻找与其剧本相符合的拍摄场景的问题等。对于非人类行动者来说,村内的河涌受到工业园生产污水排放的污染,亟待清理整治;古老的历史遗迹如金鳌桥、巨济桥、财神庙进士牌坊等需要维护与重建;优美的水乡景观未被利用起来;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被传承和实现价值等。
在行动者网络中,对解决自身问题的诉求最大的行动者,最有可能成为引导行动者网络建立的关键行动者。每个行动者都面临不同的问题,在转译发生前,每个预期利益相同或不同的行动者都将集聚到强制通行点（OPP）,并试图通过解决问题以获得可预期、可触及的相关利益,以获得利益共享[8]。而要解决各个主体的问题并实现他们全部的意图,最终落实为一个核心的目标,即美丽乡村建设和旅游业的发展。此阶段的OPP为整治、提升乡村环境,发展乡村旅游（图2）。
Fig. 2 The main actors and OPP in process of beautiful rural construction in Fengjian village

图2 美丽乡村建设的行动者与强制通行点
注:框图借鉴于已有文献的逻辑思路[8]

3.2 旅游型美丽乡村建设：行动者网络构建

为实现逢简村的转型发展,满足各个主体的预期利益以及目标实现,需要在行动者网络中进行目标转译、利益转译,对各个行动主体进行利益赋予以排除行动时的障碍。每一个异质行动者受到关键行动者的征召,采取相应的行动。各个异质行动者在美丽乡村构建过程中采取了多样的征召与被征召方式。杏坛镇在征召的环节上起了重要的作用,其为其他行动者赋予的利益,即逢简村的整治和转型发展是符合各个异质行动者的共同利益。
1） 征召动员。① 行政征召。逢简村旅游型美丽乡村建设主要来自上级政府赋予的关键诱因。2005年,佛山市“十一五规划”将逢简村的水乡旅游纳入全市重点旅游资源项目。来自佛山市政府的征召,区、镇两级政府对逢简村的发展重新定位。镇政府整合多部门行政资源,包括镇国土城建水利局、镇党办、镇水利所、村委会等,共同加入到逢简村美丽乡村建设的行动者网络中。② 环境整治征召。在新农村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政策指引下,顺德区政府在2008年向各镇号召,提出建设“顺德好村居”,强化乡村环境综合整治。杏坛镇率先响应,以“建成国家卫生镇”为目标,形成“以镇带村,镇村联动”,促进了全村域的生态环境整治和景观重塑。③ 住房与土地征召。村级工业区的廉价租金吸引了一些颇具规模但承租能力较低的工业企业及制造业企业进驻。村内部分土地被政府统一征储,集体用地性质转为城镇住宅用地,房地产公司对其进行别墅地产开发。与此同时,外出务工村民和在国外定居的村民因家乡发展受重视而返乡或在村内建房。④ 景观征召。逢简村良好的水乡风貌和景观资源吸引了珠江商报、佛山日报、南方都市报、南方日报等一些知名媒体报道,也吸引香港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剧组进村取景拍摄。
2） 行动机制。① 政策与资金支持。区、镇两级政府以行政权力为推力,多部门联动支持,将“逢简水乡旅游”纳入市重点旅游项目,镇政府并对“逢简水乡”品牌进行了工商登记注册。在杏坛镇制定的“3561”发展计划和“三三三”产业发展战略中,将其作为先导性旅游项目,并作为现代农业示范区,重点建设40 hm2的现代生态农业园区。另一方面,政策支持主要体现在资金投入方面。2009~2012年,杏坛镇政府出资总额达到4 535.8万元。区政府通过审批重点扶持美丽乡村建设等项目,通过财政划拨方式对水乡旅游业发展给予资金支持,解决资金短缺问题。② 环境整治。整治行动主要由镇政府向村委引进项目资源,共同商讨整治对象、整治计划、资金计划及项目方案,对土地、水质、基础设施等进行综合整治。镇水利所、国土城建水利局主导开展村内河涌和水质综合治理,至2009年全村住户家庭自来水全部安装到户,并通过BOT模式,建成污水处理站。村委通过向投资600万元以上的企业采购环卫保洁服务,对村内亮化、绿化、硬化等工程全部综合治理。村委主导投资建成市民广场和农贸市场,增加村内公共空间。并积极申报“广东省卫生村” “佛山市生态村” “佛山市宜居村” “顺德区第一批名镇名村示范村” “佛山市四星级健康村”等,争取多级政府的资金投入和建设。③ 产业发展配套。以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农业物联网监控技术试点为平台,引入水产养殖物联网监控技术,实现智能监控和规模化生产经营,推动现代农业生产方式,促进传统生产空间转变为高效和科学的现代农业生产空间;村委成立了逢简水乡公园管理部,改变最初的“村民自发+统一管理”的旅游业发展模式,规范游船、农家乐、零售业、住宿、餐饮等服务,统一管理村内旅游从业者,以派筹方式让本地导游轮流接团,避免了争客、抢客的问题;由于自然生态和文物古迹的不可复制性,镇政府引入AECOM环境规划设计公司,对逢简村的旅游景观资源进行设计,其规划农博园等新设施以村内旅游休闲娱乐形式,创造村民与游客混合活动的和谐社区。④ 土地开发建设。地方政府以征地、改变农用地性质的方式激活农村土地开发建设的灵活性。为提升其居住空间品质,通过调整土地利用规划,将其性质转变为城镇住宅用地,住宅小区开发吸引了房地产开发商进驻,承诺将严格按照岭南建筑风格开发优质的别墅区。2012年,杏坛镇政府将村内的5 766 m2耕地和未利用集体土地申请转为城镇建设用地（权属转变为国有土地）,以备未来的开发建设之用。与此同时,一些旅居国外、在外务工的回流村民将自家房屋推倒重建成洋房。⑤ 水乡品牌宣传。村委会通过互联网线上宣传和线下广告牌的设立,采用线上与线下结合方式对其岭南水乡进行品牌营销。因景观独特性吸引而来的文化影视产业从业者也促进了乡村旅游的品牌建设。香港无线电视台《守业者》剧组在逢简村取景,影视明星的到来提高其在广东省香港澳门地区的知名度。游客到访后向他人述说游览经历也起到宣传作用。
建设旅游型美丽乡村阶段,以地方政府为主导,以行政征召为主要号召力,杏坛镇政府作为关键行动者,自上而下对异质行动者赋予相应的任务,使各个行动者各司其职,逐渐形成稳定的行动者网络（图3）。通过政府、村委动员和村民自发运用自有资源,各行动者在逐渐形成的行动者网络中充当各自的角色,具体的建设机制不断完善。各个异质行动者之间建立了稳定的网络关系。从治理机制来看,以政府权力为核心动力推进整个治理机制的构建,主要是以杏坛镇政府牵头进行项目资源输入,村委会协助执行,以解决资金问题为先,同步完成环境整治,完善产业配套和土地开发建设等。村民有主动地参与治理过程,但存在话语权不足的问题。从乡村空间重构来看,行动者通过土地整治和改变土地性质为乡村空间重构搭建平台,以产业发展配套为乡村空间的多样化提供条件。经过旅游型美丽乡村的建设,逢简村的生产空间已实现规模化监控与规模经营,大部分从业者摆脱落后的生产方式;通过水质治理、升级供水管道、提升污水处理技术,生态空间质量得到提升;生活空间的宜居程度随着用地性质改变、基础设施的完善而提高,并增加了村内的公共空间,实现了生态空间、生活空间、生产空间的升级和重构。逢简村的空间功能仍以生产与居住为主,由于地方政府的促进旅游业发展策略与征地措施,一部分生产、生活空间将转化为高品质的居住空间和消费空间。
Fig. 3 The logistics diagram of actors network and spatial reconstruction in the beautiful rural construction phase

图3 美丽乡村建设阶段行动者网络及空间重构逻辑框图

3.3 文化旅游乡村运营阶段机制研究：行动者网络的转换

在旅游型美丽乡村初步建设完成后,逢简村的发展面临新的转型。2013年,逢简村获得国家“最美乡村”称号之后,吸引大量游客到访。村内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口大量增加,生产要素的流动速度加快,旅游业相关主体包括从业者、设施、旅游项目产权等需要统一规范化管理;同期美丽乡村数量大量增加,仅在杏坛镇内就出现同质性较高的美丽乡村,如马东村、右滩村等。杏坛镇政府和逢简村委会面临着地方特色营造问题,亟待寻求自身的独特性。
1） 关键行动者意图改变。行动者网络的目标意图,往往也是关键行动者的意图,决定了它需要招募的行动者和行动者有意义的行动,否则将被排除在外。作为美丽乡村建设关键行动者的杏坛镇政府,转向以“自然环境改造和历史文化保育”为理念,以文化元素作为逢简村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支撑点。通过挖掘独特的岭南水乡文化,促进文化产业发展,以保逢简村的独有特色。由于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和同质化竞争,美丽乡村建设行动者网络的强制通行点（OPP）发生了变化,行动者网络的目标已经从改善村民生活环境、寻求发展新方向转向吸引消费者来村旅游消费促进村域经济发展,发掘与保育传统文化,提升村民生活质量。
由于关键行动者的目标转向,引起了产生异议的行动者的退出和新行动者的进入。部分外来企业的投资撤出、经营状况不佳的餐厅、商铺选择退出;一些对于文化事业推动有正面作用的行动者,如顺德区文化体育、杏坛镇委宣传文体办公室、民间艺术家、涂鸦手等进入行动者网络。同时,通过举办水乡民俗文化节、粤色生晖艺术节、逢简墟集市等为村域空间赋予更多的文化内涵。完成了村庄环境的提升和旅游业基础设施的配套之后,镇政府对逢简村的治理和管理方式发生转变。村民作为村里的利益主体,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缺乏话语权。为了给予村民营造、管理、保育其生活空间的权利,政府鼓励社会组织群体主动参与逢简村的社区共建,引入了社区营造的治理模式。关键行动者的意图是让产业发展更加多元化,构建以新的治理机制。2013年之后,杏坛镇将逢简村的发展纳入十二五规划中,提出并实施了全力打造“科技工业、生态农业、水乡文化”三大产业品牌的举措,逢简村的自然生态和历史文化资源进一步得到合理保护和开发,“水乡文化”产业品牌效应逐渐形成。
2） 社区营造治理机制引入。治理机制实质上是行动者转译过程中的利益赋予、征召、行动环节。它通过全新的征召方式向行动者发出征召,关键行动者通过给异质行动者转述符合双方利益的利益预期,从而对异质行动者完成利益赋予并将其征召到行动者网络中来[28,29]。逢简村社区营造治理以“政府引导、社区主体、社会参与、社群共享”的概念构建,政府推行以 “去政治化”的方式,将大部分决策权下放到民间组织,形成以社区或其他行动场所为载体的自治机制,将社区性的或某一活动范围内的公共事务交由成员自己来治理,形成对行政组织的制约和补充(图4)。首先建设成立2个支持性机构及3个专业队伍为社区提供人力资源与资金支持：① 逢简发展促进会：逢简“心”驿站作为社区构建的主体;② 逢简基金会：起步资金由区、镇两级政府支持一部分,村福利会出资一部分,并积极发动逢简村的民间志愿组织参与资金投入;③ 组织专业人才队伍：包括“专业社工” “专线社工” “村委干部社工化”推动逢简村发展。通过改变逢简村治理原有机制,改变了原有行动者的角色。追求自身利益是各行动者进行社区参与的源动力,在达成利益共识基础上的社区认同,是建立社区互助关系的基础。逢简村社区营造的过程,实质也是探索居民共同利益的过程。
Fig. 4 The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Fengjian village

图4 逢简村社区营造治理机制示意图

3） 社区共建机制。共建机制的构建主要由政府、村委引导,招揽全社会各类专业人才、非盈利组织加入逢简社区营造促进会,共同为逢简村的建设发展提供多方资源。社区居民是社区营造的主体,贯穿于需求调查、讨论协商、方案设计、推动实施、效果评估及成果反馈的全过程。居民在营造中不断创造沟通对话的场域,在知识课程的学习和实作经验的积累中形成社区共同体的意识。对此,逢简村社区营造体系要求开设公众学堂,借助社会组织面向全体村民开展常规化、多样化教育培训课程,全方位提升村民的公共意识、文化素养、生态保护意识、自然保育能力、旅游服务能力等,支持和推动逢简村村民积极行动,自己解决相关的发展问题。专业团队是社区营造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他们对社区营造活动的诠释和参与,使得资源能够由政府部门流向基础社区,也帮助社区居民弥补了观念和知识的不足。逢简村通过购买服务和自主培育的方式,引进“专业社工”服务,按需引入专业的社会义工组织为村民提供完善的知识教学和基础福利服务;引入公益慈善组织、社会服务机构等提供专业的社区服务工作,为残疾人、困难家庭等弱势群体提供就业及能力发展等服务。社区营造还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通过设立议事监事会,推动村委会重大事项决策民主化、公开化。由村民义务担任议事监事会的“议员”,对村级事务履行议事、咨询、监督、决策、民意收集等职能。
4） 社区经济发展机制。为了打破原先社区成员单打独斗的经济状态、增加邻里信任,逢简村的社区经济构建方式通过如扶持村民项目、培育组成农业合作社等利益共同体的方式。基于“平等分工,共同收益”的原则,逢简村的社区经济主要以特色旅游、文化创意为主要产业,以增强城乡交流、扶持弱势群体为发展方向。对于特色旅游,自2013年开始,逢简村委会和逢简发展促进会对逢简村参与旅游业的相关主体,包括村民、外来营业者、外来租户等等实行统一管理。逢简发展促进会通过指导、扶持和帮助村民建设特色农家客栈、农家乐;开发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特色手工艺品、水乡旅游纪念品;组织大妈讲解团等,逐步形成旅游配套产业链。因此,许多外来租户通过租赁村民宅基地在其上开起了咖啡厅、书吧等现代型消费空间。镇政府以增加、建设村内文化空间为基础,引入并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建设岭南文化艺术展览中心,提供更加优质和丰富的诸如图书阅读等公共文化服务,逐渐形成文化艺术聚集区促进逢简文创产业发展。引入广东省南方文化产权交易所作为高端文化交流交易文化平台,推动逢简村文化产业的专业化。此外社区通过传统美食义卖帮扶社区弱势群体的美食坊、帮助青少年文化传承的阵地“美逢小站”等。社区经济的发展为村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也给许多外来的行动者增加了就业岗位,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异质行动者进入网络的动力。
5） 社区保育机制。逢简村社区的活化保育对象主要为物质空间和非物质文化。对于物质空间,其采取的保育手段主要为建设和修复,主要行动是基础建设的完善、景观资源的修复。如由镇政府和村委会、逢简基金会筹划资金,对巨济桥、明远桥、金鳌桥、进士牌坊等主要景观节点及周边水道环境原貌修复。同时为更好为旅游业配套,村委还主持设置了管理中心、游客服务中心、休闲绿道、小商店、便利店、休息室、自行车租赁点、医疗室、停车场等,通过社区营造机制进行空间修复。对于非物质文化的保护,逢简村选择引入文化保育组织对村内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通过引入祠堂修缮会、书画苑等文化艺术保育创作组织,传承逢简村历史文化和民间传统艺术,举办系列文化节日活动,如水乡民俗文化节、顺德社区文化节、“美逢小站”青少年文化艺术节等。另外,社区营造过程通过赋予传统的民俗活动新的展现形式,来对文化进行传承和展现。以“逢简墟集市”为例,以“逢简墟”集市一改传统的民俗活动形式,而以嘉年华式的活动编排举办。逢简村委会与本地社会服务机构及非盈利机构合作,召集本地及来自广州等珠三角城市的手工艺人和设计师、本地青年社团组织共同构成创意市集。
由于行动者网络的OPP从乡村环境改善和产业发展转变为增强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性,导致关键行动者的意图转变而使整个行动者网络的目标转变。旅游型美丽乡村建设行动者网络转变为文化旅游乡村运营网络。新的行动者受到关键行动者引入、治理方式改变、运营理念更新等征召进入文化旅游乡村运营网络,行动者网络里面出现了大量新的异质行动者。新的行动者主要包括顺德区文化体育局、逢简发展促进会、逢简发展基金会、逢简水乡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社区经济合作项目、外出谋生回流者、慈善组织、民间艺术家、涂鸦手等人类行动者以及咖啡厅、特色手工艺品、乡村文化等非人类行动者（图5）。
Fig. 5 The change of main actor role

图5 行动者角色转变

在旅游型美丽乡村建设的行动者网络中,作为逢简村发展主体的村民一直没有发挥关键行动者的作用。而在社区营造机制引入之后,政府将大部分决策权赋予下层行动者,一些行动者如逢简村委会、村民,在行动者网络中的角色也发生了变化。在新的行动者网络中,政府的决策作用逐渐减弱,社区的规划设计、空间营造、运营模式的决策权力逐渐转译到村民手中。村民通过社区营造的治理机制逐渐成为了网络的中心,并出现了成为关键行动者的趋势。加上乡村运营理念的加入,更多的异质行动者将会进入网络,乡村空间被改造的可能性将会增大,乡村空间重构将会变成一个持续的过程。对于非人类行动者,村民通过装修、装饰其原来的房屋,以河流和桥等代表水乡的符号来彰显水乡的风情;逢简村村民保留较好的一些传统民俗活动如龙舟对唱、磨豆腐、石磨芝麻糊等村内日常行为活动被游客视为极具观赏性的消费品。非人类行动者通过转译的过程也被赋予了新的含义,他们通过被改造和被展示从而被赋予更多的消费特性。由于行动者网络本身的排斥性,一些行动者对新的行动者网络存在异议而退出。如一些来自污染型工业企业的投资撤出、经营状况不佳的餐厅和商铺选择退出、未参加经营活动、自身利益受到损害的村民选择排斥。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1) 在逢简村乡村空间重构过程中,由地方政府、基层组织、村民、外来营业者、游客等人类行动者和土地、房屋、基塘、资金等非人类行动者在各自的利益预期下通过强制通行点（OPP）组成了行动者网络。
2) 在美丽乡村建设行动者网络中,以地方政府为关键行动者,通过转译,以行政征召和环境整治征召为主要征召方式,将目标不同的异质行动者吸纳其中,将逢简村由一个环境恶劣、基础设施落后的生产生活空间转变为生态环境优美、适宜居住、生产技术先进的旅游型美丽乡村,实现生产空间、生态空间、生活空间的重构。
3) 在逢简村文化旅游乡村运营行动者网络中,关键行动者的意图发生改变,行动者网络的目标改变。关键行动者杏坛镇政府将文化创意产业融入旅游发展,将更多的利益预期根植于更多元的异质行动者征召到网络中;利用“去政治化”的方式引入社区营造治理机制,村民使自身在行动者网络中的角色发生变化,并逐渐变成新的关键行动者。
4) 逢简村转型发展机制实质上是行动者转译过程中的利益赋予、征召、行动环节。通过全新的征召方式向行动者发出征召,关键行动者通过给异质行动者转述符合双方利益的利益预期,从而对异质行动者完成利益赋予并将其征召到行动者网络中来。关键行动者意图的转变、关键行动者的转变、征召方式的转变、异质行动者的进入等都有可能导致空间的重构。

4.2 讨论

在经济和社会快速转型的中国,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全球化等过程,对中国广大农村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乡村地域系统的人地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乡村地域系统的要素、结构,以及地域功能发展转变,致使乡村地域的生产、生活、生态、社会、文化等空间历经转型和重构过程。在乡村发展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各种类型的乡村空间多元化历经了不同的转型路径,在以乡村尺度的微观土地利用形态变化研究视角为主导来解析乡村多重空间转型基础上,将研究关注点聚焦在乡村空间转型的主体交互作用上能够进一步剖析乡村转型机制。乡村空间转型主要通过行动者网络的转变来实现,在乡村环境整治阶段,行政力量起到关键性作用,在社区营造阶段,“去政治化”的村民治理模式可供借鉴。在行动者网络视角下,作为文化旅游型美丽乡村的传统村落不仅是村民进行生活、生产的空间以及游客的场所,更是一个由政府、组织、村民、外来消费者、资本、水乡景观、传统文化、特色建筑、土地等异质性行动者及其相互作用所构成的具有一定权力关系与动态变化的行动者网络空间。在文化旅游乡村运营行动者网络中,本文主要从“去政治化”视角分析了行动者网络目标转变,行动者主体发生变化,逢简村形成一个村民集体组织管理模式,但该阶段游客对行动者网络中的角色和对其他行动者影响可能有待强化。在乡村地域功能向消费型空间转向的过程中,传统村落有了乡土民居建筑、传统公共空间、文化遗迹等,可能成为代表中国特色的乡村空间向消费型转变的一种特别类型。另外,乡村运营理念的引入,将会有更多的异质行动者进入行动者网络,乡村空间被再次重构的可能性增大。随着乡村旅游开发的深入与乡村的消费转向,非人类行动者也被赋予新的角色,乡村的物质空间结构被进一步改变。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持续推进中,不同类型乡村转型的行动者网络和转译机制各异,强化不同类型乡村空间多元化转型的综合研究（比如淘宝村、工业村、物流村、贫困村、民族村等）,将是笔者进一步期待开展的研究工作,以期丰富乡村地理学的理论。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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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小龙, 田冬, 杨效忠. 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人口流出地乡村社会变迁研究——对山西省中部地区的实证研究[J].地理科学, 2012, 32(10): 1209-1213.lt;p>快速城市化进程中, 农村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 乡村地区出现了诸多社会经济问题。在快速城市化的视角下, 特别是从城市化对乡村影响的理论角度, 对山西省中部地区的3 个典型村庄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 农村劳动力外流现象十分突出, 有外出务工人员的农户家庭比例超过60%, 但也存在无特殊技能的高龄农民工回流的趋势。此外, 研究还发现乡村出现了农村老龄化、留守妇女、留守儿童教育、传统乡土社会瓦解等问题。这些问题是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不容回避的问题。</p>

[Luo Xiaolong, Tian Dong,Yang Xiaozhong.Rural transition of outflow viliage under the rapid urbanization: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middle shanxi province.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2, 32(10):1209-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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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慧智, 张京祥, 罗震东. 复兴还是异化?消费文化驱动下的大都市边缘乡村空间转型—对高淳国际慢城大山村的实证观察[J]. 国际城市规划, 2014, 29(1):68-73.伴随着全球化浪潮,消费文化在中国蔓延开来,铺陈在大都市边缘区的乡村逐渐被纳入城市的消费体系。本文基于空间生产的视角,构建了"利益主体—空间变迁"分析框架,通过对高淳国际慢城大山村中三类主体(消费者、生产者、所有者)两两关系的深入剖析,揭示了消费文化驱动下乡村空间的再生产过程。研究发现,伴随着城市消费文化的入侵,传统的、自然的乡村绝对空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关注空间交换价值和抽象价值的抽象空间,村民在其中是被压制或顺从的状态,没有出现列斐伏尔认为的"日常生活的反抗"。另外,乡村的消费化并非乡村的主动作为,而是城市需求推动下的产物,侧面折射出当今中国的城乡关系正由显性剥夺向隐性规训转变。乡村消费带来乡村空间的异化,本质上是空间的资本化现象,说明乡村地区逐渐成为了资本运作的舞台。

[Gao Huizhi, Zhang Jingxiang, Luo Zhendong.Renaissance or alienation? spatial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space of metropolis fringe area driven by consumer culture: empirical observation on Dashan Village of Gaochun International Slow City. 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 2014, 29(1):6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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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 Yansui, Liu Yu, Cheng Yufu. et al. The process and driving forces of rural hollowing in China under rapid urbanization[J].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2010, 20(6): 876-888.Rural hollowing is a recent geographic phenomenon that has received significant attention in China, which is experiencing rapid urbanization. It has led to the wasteful use of rural land resources, and imposed obstacles on the optimization of land use and coordin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Rural hollowing has various forms of manifestation, which refers to the neglect and vacancy of rural dwellings, both of which can lead to damage and ultimate abandonment of rural dwellings. Damaged dwellings have different degrees of destruction, ranging from slight, moderate to severe. The evolutive process of rural hollowing in general has five stages, i.e., emergence, growth, flourishing, stability, and decline. Based on the combination of both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and its physiographic features, the types of rural hollowing can be categorised as urban fringe, plain agricultural region, hilly agricultural region, and agro-pastoral region. Especially, the plain agricultural region is the most typical one in rural hollowing, which shows the spatial evolution of rural hollowing as a "poached egg" pattern with a layered hollow core and solid shape. Furthermore, the driving forces behind rural hollowing are identified as the pull of cities and push of rural areas. In particular, this paper identifies contributors to rural hollowing that include rural depopulation in relation to rapid urbanisation and economic change, land ownership and land use policy, and institutional barri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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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环宙, 周永广, 魏蕙雅等.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乡村旅游内生式发展的实证研究—以浙江浦江仙华山村为例[J]. 旅游学刊, 2008, 23(2):65-71.本文重点探讨内生式发展模式在乡村旅游的应用。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有二：一为简要地梳理内生式发展理论的形成背景、现实意义及其内涵，及内生式发展理论、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 Network Theory, ANT）的主要内容和二者关系，并介绍ANT在乡村发展上的应用；二为采取个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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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Huanzhou, Zhou Yongguang, Wei Huiya. et al. An Empirical Study of Rural Tourism Endogenous Development Based on Actor-Network Theory—A Case of Xianhuashan Village, Pujiang County, Zhejiang Province. Tourism Tribune, 2008, 23(2):6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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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rdoch J.Networks - a new paradigm of rural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00, 16(4):407-419.The network concept has become widely utilised in socioeconomic studies of economic life. Following the debates around exogenous and endogenous development, networks may also have particular utility in understanding diverse forms of rura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ssesses whether networks provide a new paradigm of rural development. It seeks to capture a series of differing perspectives on economic networks — including political economy, actor-network theory and theories of innovation and learning — and attempts to show how these perspectives might be applied to different types of rural areas. The paper demarcates two main “bundles” of networks: “vertical” networks — that is, networks that link rural spaces into the agro-food sector — and “horizontal” networks — that is, distributed network forms that link rural spaces into more general and non-agricultural processes of economic change. It is argued that rur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must take heed of network forms in both domains and that rural policy should be recast in network te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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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丰龙, 刘云刚. 空间的生产研究综述与展望[J]. 人文地理, 2011, 26(2):13-19.伴随人文地理学空间概念的"社会转向"和社会学中的"空间转向",社会空间问题成为当今学术研究的一个新的热点,"空间的生产"理论则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视角,日益被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所认同和运用。然而,总体来看,目前国内对空间的生产的研究还有待完善,尤其缺乏一个整体的、能够跨越学科界限的理论框架。本文在梳理现有国内外有关空间的生产的研究的基础上,根据研究对象将现有理论归纳为三大方向(宏观、微观和一般研究),然后,重点从宏观和微观角度对现有研究进行了归纳;借鉴卡斯特尔斯等人的分析框架,构建了包含在地化和去地化两大核心过程的空间的生产理论分析框架,并基于此框架指出,资本的循环过程、转型期的社会运动、政府的企业化和土地利用政策、规划和空间正义是顺应中国实际需求的、未来有待进一步深化的研究话题。最后,作者也指出了空间生产研究方法上需要注意的集中倾向。

[Wang Fenglong, Liu Yun Gan.A review of researches on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Human Geography, 2011, 26(2):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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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忍, 刘彦随, 龙花楼等 . 中国村庄空间分布特征及空间优化重组解析[J]. 地理科学, 2016, 36(2): 170-179.lt;p>以中国电子地图数据和分县经济社会数据为基础,利用最邻近距离<em>R</em>指数模型分析中国村庄分布模式格局,结合地理探测器的研究方法对影响因素进行探测识别,同时解析乡村空间优化重组背景和模式.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① 中国村庄空间分布呈现出聚集、随机、离散均匀分布的并存空间分布模式,村庄空间分布模式区域差异特征显著.东南半壁的村庄分布密度远大于西北半壁,不同地域类型区的村庄空间分布模式表现出各异的特征.平原地区的村庄空间分布密集,空间分布模式以随机、分散为主,村庄之间邻近距离较近.高寒山区、沙漠边缘地带,村庄空间分布密度极低,村庄之间邻近距离偏大,村庄空间分布相对聚集.丘陵、山地交汇过渡地带,村庄空间分布密度较大,空间分布模式偏向随机分布.② 村庄分布受到传统因素和经济发展双重因子的影响,传统影响因素依然在发挥作用,但经济发展的影响愈加明显.不同区域地形、水资源条件对村庄分布影响显著.交通条件、产业非农化、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发展对乡村生活、生产空间的空间形态和分布模式产生剧烈影响.③ 伴随乡村各种生产要素非农化流失,村庄空间亟待优化重组,优化以镇区为依托的中心村-基层村体系空间组织结构应为乡村物质空间优化重组有效选择.④ 在不同地域类型区域,村镇格局的空间优化重组形态可以采用放射均衡、放射非均衡、多核心均衡、走廊式布局模式及混合模式.</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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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 Yang, Yansui Liu, Hualou Long. et al.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Optimized Reconstructing Analysis of Rural Settlement in China.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6, 36(2): 170-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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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宣, 王小依. 行动者网络理论在人文地理领域应用研究述评[J]. 人文地理, 2013, 32(7):1139-1147.Recently, the actor-network theory (ANT) was widely applied to the field of human geography. ANT approach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by allowing researchers to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flow of factors and network interaction. After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AN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progress of ANT applications to human geography by summing up the application topics and methods in different branches, and compares the gap between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researches. This paper reveals that ANT promotes the progress of human geography in both theory and application. Most theoretic explorations happened in the field of economic geography: the relational economic geography based on ANT provides new angle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postmodernism" economic geography theory system. In applicatio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ANT applied to the field of human geography emphasizes actors, translation process, and the result, with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spatial changes as verification of the effect of actor network. ANT uses a structural way to construct the main actor behaviors, resulting in an effective analysis framework for local development and policy implementation research in every branch of human geography. High citation rates of ANT applied research papers indicate ANT approach is now attract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in the field of human geography. However, compared to international researches, domestic researches are relatively lagged and limited. Currently, domestic researches still remain in the stage of applying ANT analysis framework directly with little thinking about theory improvement, whil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s starting to rethink the limitations of ANT approach. Based on recent rethinking of ANT use, this study emphasizes that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ANT should be highlighted and the use of ANT should carefully control the size of the network and the list of actors, due to the uncertain research paradi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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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 Xuan, Wang Xiaoyi.A review on the application of actor network theory to human geography.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3, 32(7):149-157.]

[28 ]Mccormick S. Democratizing Science Movements: A New Framework for Mobilization and Contestation28 ]Mccormick S. Democratizing Science Movements: A New Framework for Mobilization and Contestation[J].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2007, 37(4):609-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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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facree K H.Locality and social representation: Space, discourse and alternative definitions of the rural[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1993, 9(1):23-37.ABSTRACT There is currently a debate taking place in the ‘rural’ literature concerning the fundamental issue of the definition of ‘the rural’. Two main conventional approaches to this issue are to define the rural in either descriptive or socio-cultural terms. However, both can be criticized from a theoretical standpoint for adopting an inadequate conceptualization of space. As a result, there is an increasing but problematic tendency to try to define the rural in terms of a distinctive type of locality. However, there is yet another means of definition, which has been somewhat neglected in the literature. This alternative can best be approached from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theory of social representations and the contrasting discourses of academics and non-academics. A modified version of the theory enables us to define the rural in terms of the disembodied cognitive structures which we use as rules and resources in order to make sense of our everyday world, through both discursive and non-discursive actions. Moreover, in an increasingly post-modern era it can be argued that such an ‘immaterial’ definition may be assuming dominance over its locality-based altern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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