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界管控中的跨境社会建构:深圳中英街的案例

  • 吴寅姗 1 ,
  • 刘云刚 , 2 ,
  • 周雯婷 3
展开
  • 1.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 2. 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 3. 广州大学旅游学院(中法旅游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刘云刚,教授。E-mail:

吴寅姗(1994-),女,广东揭阳人,硕士,研究方向为政治地理学、社会文化地理学。E-mail:

收稿日期: 2018-11-18

  要求修回日期: 2019-01-21

  网络出版日期: 2019-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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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Transbodering Social Community Beyond the Border Control System of Hong Kong-Shenzhen: A Case Study of Chung Ying Street

  • Wu Yinshan 1 ,
  • Liu Yungang , 2 ,
  • Zhou Wenti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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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Guangdong, China
  • 2. School of Geography,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Guangdong, China
  • 3. School of Tourism (Sino-French College of Tourist)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Guangdong, China

Received date: 2018-11-18

  Request revised date: 2019-01-21

  Online published: 2019-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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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社会建构视角下,边界并非固化的界线,各种社会力量亦在持续塑造着边界的功能与特性。采用深度访谈、实地调查和文本分析研究方法,从社会建构的视角,探讨了不同主体基于日常跨境实践对中英街边界的社会建构,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边境空间管控应对策略。结果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背景下,中英街的边贸旅游经济发展为居民参与跨境小额贸易提供了契机,中英街居民的身份与水客的身份由此实现了高度的融合;而在20世纪90年代内地实行市场经济及香港回归的背景下,中英街边贸旅游经济衰落,中英街地区居民的身份与水客的身份逐渐分离。在此过程中,各主体响应边界管控政策变化,塑造了不同的边界生活空间。未来边界管控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需要以理解边界空间的历史和现状为前提。

本文引用格式

吴寅姗 , 刘云刚 , 周雯婷 . 边界管控中的跨境社会建构:深圳中英街的案例[J]. 地理科学, 2019 , 39(7) : 1072 -1081 . DOI: 10.13249/j.cnki.sgs.2019.07.005

Abstract

From a social constructionist perspective, borders should not be simply stabilized into fixed lines. Instead, borders are socially constructed. The functions, meanings and features of borders can be continuously (re)constructed through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political authorities and social subjects. Besides, social subjects are far from a unitary and homogenous group. People of different social identities have accorded abundant and unique meanings to borders. After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tourism commercialization process of Chung Ying Street between Hong Kong and Shenzhen, China, occupies important positions in the daily border-crossing practices of different social subjects in Chung Ying Street area. Drawing on in-depth interviews,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textual analysis, this paper chooses the case of Chung Ying Street area.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insights of social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both the complex interactions between different social subjects during their everyday border-crossing practices and the control mechanism of the border space. This paper finds out that under the context of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1980s, the tourism commercialization process of Chung Ying Street offered extra chances for residents to participate in cross-border small-scale trading. In this way, the identities of both residents and cross-border small-scale traders in Chung Ying Street were highly integrated. Reasons for such a high degree of syncretism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on the one hand, the identity change from residents to formal traders was stopped by interference. On the other hand, it was a simple and practical approach for the residents to become small-scale traders. Furthermore, with a background of the transfer of sovereignty over Hong Kong as well as the set-up of market economy system in the mainland during 1990s, the declining economy of Chung Ying Street precipitated the separate identity of residents and small-scale traders. However, the latter were still able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residents’ cross-border passes to conduct informal economic practices. To sum up, the innovative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lie in two aspects. On the theoretical level,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identity integration and separation of social subjects implies their agency in response to the changes of border landscapes. During such responses, each individual tends to make every possible use of the border rights embedded in the ‘potential disparity structure’ of identity. The utilization of identity discrepancy becomes a common character shared by different social subjects. On the empirical level,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enact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Hong Kong-Shenzhen border control policy should be premi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status quo and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 ‘potential disparity structure’ of identity in the border space.

边界建构是边界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1]。边界并非不同政治实体的固化界线,而是在制度实践和日常社会互动过程中被持续建构的结果[2,3]。也就是说,边界具有社会建构的特性[4],行政机构、社会-空间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持续塑造边界的功能与特性,而不同社会地位、情感认同与价值观念的社会主体对于边界的建构也存在差异性[5]。边界社会主体内部及其与权力机构的互动产生多样化的空间实践行为,也在动态改变边界对于社会空间关系与社会文化意义的建构[6]
在一国两制框架下,深圳与香港之间的边界既不同于国家之间的边境,亦有别于国家内部的地区边界[7]。深港跨境互动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地拓宽与深化,两地日益紧密的社会、经济联系促使跨境人流、物流、资金流迅猛增长[8]。中英街是连接深圳盐田区沙头角和新界沙头角的一条特殊街道,东西两侧分别由深方和港方管治。中英街既是英国侵占香港、租借新界的历史见证,又是中国改革开放带来内地经济繁荣发展的缩影,亦是一国两制的交接边界[9]
本文从边界社会建构的视角出发,围绕跨境过程中的社会主体与行政机构,以跨境群体的日常空间实践为切入点,采用深度访谈、实地调查和文本分析研究方法,探讨在一国两制背景下,中英街地区的居民、水客及行政机构的互动过程与机制,以及两类社会主体对于边界管控的应对和影响所具有的共性与差异,重点关注日常跨境实践对边界管控的影响。

1 研究视角和方法

1.1 研究视角

政治地理学最早关于边界的研究可追溯到1897年Ratzel的“有机体理论”[10]。在传统的边界研究中,边界被简单地定义为分隔主权领域的界线,即被概念化为合理的或僵硬的“空间分隔物”[4,11]。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冷战结束与全球化加速等宏观背景下,边界研究相关的新理论及概念不断发展[12]。其中一种研究范式则将边界视为是社会的、政治的建构[11],而非理所当然的静态实体。在建构主义视角下,边界本身及其功能与意义是在不同的社会情境、空间关系及社会主体的话语与实践中不断被差异化地建构[6]。Newman则指出,边界研究不应局限于自上而下的视角,而需结合自下而上的视角,关注边界的叙述与体验,以及边界对人们日常生活实践的影响[13]。从社会建构视角出发的边界研究,既涉及国家或地区等之间的政治或领域边界,也包括宗教或族裔群体等之间的社会文化边界[6,14,15],本研究则主要聚焦于对前者的探讨。
边民,即居住在边界地区的群体,是边界建构中的重要社会主体之一。在塑造跨境空间,以及对政治边界的协商、利用等方面,边界居民常常表现出较强的能动性[16],如运用边界效应使得边界在日常实践中作为生存战略、身份认同而被“工具化”[17]。边民,作为国家及其行政机构以外的普通社会群体,亦能重构边境地区日常生活的社会-空间结构。唐雪琼等亦指出,边民与边界管理者之间多元的双向互动与协商,共同塑造了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弹性化的边界管理模式[18]。王越平发现,边民通过市场网络和资本流动建构了跨境种植经济空间,同时利用边界两边的文化相似性与社会关联性建构了跨境社会、文化边界,由此实现了边境空间的去“边界”化和再“边界”化过程[19]。周雯婷等则指出,边境地区的生活空间形成,是边民对边境两侧管理模式差异的不断适应、调整以及主动利用的空间建构过程[20]。由此,日常生活空间的划分不再与政治边界保持一致[21]
边民开展跨境实践活动的内在动机源于基本的生存需求[18],而跨境小额贸易(cross-border small-scale/petty/shuttle trading)则是边民的其中一种谋生方式,亦是许多边境地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以跨境小额贸易为职业的水客,在对边界政策的遵守、适应与抗争中,持续重构着边境地区的社会经济景观[22,23]。跨境小额贸易可以理解为是套利(arbitrage)的一种形式,即以流动实践的方式,活用价格与汇率在时空上的差异[24]。Hung等将这种商业实践活动中,小额贸易者的组织能力与非正式网络的相结合概念化为“有组织的非正式性”[25]。尽管社会网络中的个体在国家控制范围之外开展经济活动,但国家设立了非正式实践开展的条件,也由此决定了这类活动的局限性[26]。Doevenspeck等将跨境小额贸易概念化为一种应对风险与不确定性的手段,揭示出跨境贸易者与边界互动过程中所具有的能动性与建构性[27]。Endres则提出用“腐败的例外”(corrupt exception)来探讨在中越边境地区,国家机构与小额贸易者之间的“小额腐败”的权力机制[28]
可见,在与边界互动的过程中,边民与水客并非被动地接受现有的边界内涵与边界管控逻辑,而是持续调节其主观能动性以响应或重塑边界的意义。也就是说,边界的内涵取决于不同社会群体对于社会-物质空间关系的定义与再定义[11]。同时,不同社会主体赋予边界的内涵,及其跨境实践的形式、需求和体验具有差异性[6,29],而这些社会实践与话语又会共同影响边界空间与意义的重构。然而,现有研究普遍模糊了边民、水客二者的区别,忽视了两类主体的关系变化与互动进程。多数学者在分析时或将二者视为单一的整体,如统称为地方贸易者[30];或将二者视为相互独立的群体,如关注小额贸易者与导游及海关如何互动以实现顺畅的跨境活动[31],或聚焦小额贸易者与亲友、其他贸易者、政府官员等的社会网络[22]。然而,边民与水客并非简单的对立互斥或包含与被包含关系。边民与水客同边界的互动实践也时刻渗透于二者的互动关系中,进而塑造了二者之间的一种复杂且多变的社会关系。因此,探讨边民和水客之间的日常跨境实践与互动关系,以及二者共同重构边界空间与管控的机制,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当代边界建构过程的复杂性。鉴于此,本研究主要探讨边民和水客之间,以及与行政机构之间的互动机制,关注这两类社会主体对于边界管控的响应及其共性与差异。重点围绕两个问题:一是中英街地区的边界管控演化特点,二是其中的水客和边民的日常跨境实践如何影响边界管控?

1.2 研究方法

由于与边界相关的话题难以实施大样本量的结构化访谈,本文选取深度访谈、实地调查和文本分析3种研究方法,并于2016年6~7月逐步展开实地调研的准备与实施。本文研究区为中英街地区,包括中英街(港方中英街和深方中英街)与深圳一侧的中英街居民区(图1的阴影区域),共有3处边境关卡,即3块界碑所在位置,以及两类深港边界,即中英街边界(图1b虚线)和港方中英街边缘沿线的边界(图1b加粗实线)。中英街社区则由深方中英街与中英街居民区所构成。据中英街社区居委会2016年7月提供的数据:中英街社区面积约0.17 km2,总人口为6 160人,其中户籍人口1 392人。
图1 深圳、香港边界中英街地区示意两图

a.中英街与中英街居民区所构成的研究区域; b.分别由深方和港方管治的中英街

Fig.1 Chung Ying Street area between Shenzhen and Hong Kong

中英街居民,指的是中英街社区居民中的中英街户籍居民;水客,则指将货物伪装成个人物品运进内地,利用港澳免关税制度而实现逃税的职业性群体[25]。出于中英街地区户籍迁移的严格管控,以及个体入户中英街地区的主观意愿等原因,即使是长期于中英街地区工作、生活的群体也未必是中英街户籍居民。这些实际参与并影响中英街地区发展变化的非中英街户籍群体,如相关行政人员等,对不同主体的日常实践与互动关系有着深刻了解;同时,作为协助跨境小额贸易活动开展的临时、非职业性群体,普通游客对水客的跨境实践模式与内容亦有一定了解,故也是获取针对研究问题所需信息的重要访谈对象。
因此,为从多角度详细了解不同时期中英街地区的管控措施,以及居民与水客的日常实践与互动关系,本文选取的访谈对象包括中英街历史博物馆的创馆馆长,中英街沙栏吓村的现任村长、退休干部和原住民,中英街社区的新居民(20世纪90年代后居住于此的)、务工人员、水客和游客等(表1),并在各受访对象的访谈信息饱和后终止访谈调研工作。访谈样本27人,年龄25~76岁,包括在职工作者和退休者,访谈时间0.1~2 h。另外,研究者也对中英街地区的商业、生活设施展开了实地调查。最后,对于访谈转录文本的分析,则通过关键词的提炼与话语内涵的归类概括为实证部分的两大主题。
表1 访谈对象的基本属性

Table 1 Attributes of interviewees

访谈对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职业 行政人员
务工人员
水客
职业托
游客
证件 黄证
蓝证
户籍 中英街户籍
香港户籍
非中英街户籍
活动范围 香港
香港沙头角墟
中英街地区
深圳

注:黄证的类型主要有:3个月有效的黄证(盐田区居民及中英街地区的务工人员等可申请);半年有效的黄证(中英街地区的行政单位或国企相关人员等可申请);1 a有效的黄证(非中英街户籍但在中英街地区购房的人员等可申请)。蓝证是当天有效的一次性往返证件,深圳户籍居民每周可申请1次,非深圳户籍居民每月或每3个月可申请1次,依据政策时有调整。因水客所持证件多为3个月有效的黄证,故除特殊说明外,本文实证部分所指的黄证主要为3个月有效的黄证。

2 中英街的边界管控及其演化

中英街地区边界管控的发展过程可划分为4个阶段。
1) 20世纪50年代初之前:中英街形成初期的宽松管控。1899年,中英双方依据《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到沙头角进行勘划并竖立界碑,中英街即起源于勘界后形成的陆地边界线[9]。至20世纪30年代,中英街的“华界”“英界”双方街区各有50多间店铺,成为今中英街的原型。由于当时未设边境管理关卡,两地居民的日常活动并未受到过多制约,形成了“有边无防”的局面[32]
2) 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政治经济矛盾下的强化管控。1949年,港英政府施行《人民入境统制条例》和《人口登记条例》,开始限制中国内地人民进入香港。1950年,港英政府宣布深圳与香港边境为禁区[32,33]。广东省政府则于1951年颁布了《关于往来香港、澳门旅客的管理规定》,开始实施凭证出入境管理。1978年,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和广州军区联合颁发《毗邻港澳边防禁区管理规定》[34],规定由边防守备部队和边防检查站对进入沙头角镇边防禁区的人员进行管理。在边界封锁的影响下,中英街的商贸业发展受到一定限制。
3) 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末:边界管控松动与管控合作。1979年后,尤其是《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粤港双方在边境管理方面的合作逐渐经常化、制度化[33]。1983年,两地双方签订《开放中英街协议》,推动边贸旅游经济的发展[32]。1989年,广东省下发《关于加强沙头角镇管理问题的批复》,强调沙头角镇应按边防禁区进行管理[9]。1990年,深圳市罗湖区正式成立中英街管理办公室,管理中英街深圳一侧事务。
4) 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一国两制下的边界管控合作深化。1997年香港回归后,中英街香港一侧事务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沙头角区乡事会管理。2000年,深圳市沙头角镇边防禁区改名为“边境特别管理区”。2001年,盐田区中英街社区居委会成立。2002年,中英街管理办公室改为盐田区政法委下属的事业单位。2003年,广东省公安边防总队正式取消沙头角边境特别管理区宵禁。2014年,中英街管理局宣布成立,原先的中英街管理办公室和社区工作站撤销[35]。2018年,《深圳经济特区沙头角边境特别管理区管理条例》开始施行。

3 水客的跨境实践及其对边界管控的影响

3.1 跨境小额贸易开展的机遇与条件

跨境小额贸易是边界所创造的一种额外机遇[26]。中英街边界的边贸旅游经济发展,为水客的非正式经济实践提供了有利的环境。20世纪80年代,中英街成为改革开放商贸业的示范窗口,借助通香港一街之便的地利,迅速崛起为依托香港的“购物天堂”。中英街的边贸旅游经济发展过程可总结为4个阶段(表2[32]
表2 中英街的边贸旅游经济发展过程

Table 2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rade and tourism in Chung Ying Street

发展阶段 经济状态 经营模式 具体表现
20世纪80年代
初期
繁荣 日用生活品经营为主 购物品以服装、食品等生活日用品为主。日平均入关游客数达3~4万人,最多曾达10万人挤在长仅268 m的窄巷上
20世纪80年代
中后期
黄金等金银首饰经营为主 由于金饰时尚潮流的发展,以及计划经济时期香港与内地的巨大金价差,中英街转入黄金销售旺盛期,每月的黄金交易量最高可达4亿港元
20世纪90年代
中前期
多种商品的混合经营 内地开始实行市场经济,中英街的“黄金热”逐步减弱,经营模式转为多种商品的混合经营。中英街店铺多达200多间,日营业额最多可达400万元人民币
20世纪90年代
末期
衰落 日用品、化妆品等零售业为主 中英街的边贸旅游经济开始走向低落。在1997年香港回归以及内地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背景下,中英街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商业优势
访谈对象No.5指出,每天进出中英街的人群,八成以上是水客。水客最开始接触中英街的跨境小额贸易,一般是通过亲戚朋友的介绍。这种利用家庭纽带或熟人关系等社会资本,来建立以个体间信任为基础的社会网络,是减少小额贸易风险的一种重要方式[31]
为拥有在中英街开展非正式经济活动的可进入性,水客获取合法证件,即黄证的渠道有2种:一是借助正式的雇佣关系。中英街地区的雇主具有为其所雇员工申请黄证的资格。这种正式职业关系为水客取得进入中英街地区的许可,并在其中开展非正式经济实践提供了可能性和便利性。在此过程中,正式与非正式经济活动高度相互交织,二者作为一种经济的两方面而共同在一个连续体上运作[26]。如No.12上午在中英街地区的沙栏吓肉菜市场卖鱼,下午则从菜市场小贩身份转为水客身份;二是向中英街社区的居民或盐田区的居民购买。中英街地区的务工人员和行政单位人员等是严格禁止利用黄证从事小额贸易活动的,这些群体的黄证具有较小的可操作空间,相比之下,居民的黄证则成为了水客另一个重要的合法证件来源。根据No.16和No.5的访谈信息,中英街户籍居民每一户可办理2~3张黄证,而作为盐田区的一项优惠政策,盐田区户籍居民每一户亦可办理1~2张黄证。当黄证的持有量超过居民所需时,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部分居民选择将该证件作为商品进行交易,每张黄证的售价约为1 500元。由此,通过利用居民在合法证件获取上所具有的优势,水客得以拥有开展非正式经济活动的基本资格。综上,水客为获取边界可进入性所建构的非正式网络,包含了多维度的复杂社会关系:与亲友间的亲缘信任关系;与雇主间的正式职业关系;与居民间的商业交易关系。

3.2 水客对于边界管控的适应与协商

水客对于边界的能动性利用与协商,亦是一种持续响应与挑战行政机构边界管控实践的过程。同时,边界管控政策并非是稳固不变的,而是在应对特定跨境人流、物流变化的同时不断发生转变和变化的[36]
1) 与小额贸易活动相关的人流管控,主要通过边防部队对于黄证及蓝证申请程序的控制进行调节。相关的文件管控手段使得行政机构控制“合法”活动的实践得以合法化,是“微观形态”的权力在边界建构过程中的展演[37]。虽然持有黄证的水客1 d可进出中英街2次,但他们15 d内只可携带价值不超过500元的商品出关。而持有蓝证的游客尽管只能在或一周或1个月或3个月内于办证当天进出中英街1次,但每次允许带3 000元以下的商品出关。由此,游客成为了协助水客携带商品出关的重要参与者。为控制水客利用合法证件开展非正式经济活动的行为,边防办证中心相应增加了水客获取黄证和利用蓝证的阻力,如规定黄证的办理均须以单位的名义提交申请,并适时调整蓝证的申请周期,限制水客对游客跨境流动性的利用,签证制度所展演出的不稳定特性由此构成了跨境实践的一个重要特征[38]:“以前可以1个月办1次蓝证进来,水客则会每天到不同的工厂召集人……,30 d之后又重新到第一个工厂找人……,有段时间为了打击水客,证件就越来越严,要3个月才能办一次,这样就很难找人了(No.2)。”
2) 与小额贸易活动相关的物流管控,主要通过海关对于过境货物的检查来进行限制。跨境小额贸易中的合法与非法的边界是不稳定的,货物的运输过程即包含了合法和非法的因素[24]。通过权衡潜在的利润与风险,水客会让游客携带符合官方规定的免税商品数额,并提供小票给游客以塑造所携带商品是游客本人所购买的“合理自用”商品的假象,进而将合法的商品通过躲避海关条例的非正规渠道运输过境而最终用作交易的货物。如果在商品过境检查过程中,海关要求开拆商品包装进行查验的话,由于被拆封的商品无法进行销售,水客会因此有较大亏损。为尽可能避免相关损失与争端的出现,水客会获取相关的海关值班信息,以清楚在哪一时间段的海关值班班次是较易顺利携带商品出境的:“海关有3个班(次),有2个班是‘好人’,今天下午,明天一天,后天上午,这3段时间都好做,后天下午的一班是‘坏人’我们就不敢做(No.13)。”
3) 对于小额贸易活动的边界管控,除了边防与海关等中央和省级尺度的政府机构,还涉及市级和区级尺度的行政力量:作为盐田区政府派出机构的中英街管理局。管理局的行政人员通常会在中英街地区内距离出入境通道不远处驻点,暂时扣押疑似协助水客带货群体的证件,也会沿街巡逻或在店铺门口驻点,打击水客“招揽”游客的活动。面对中英街管理局对其在边境空间内的流动性制约,水客也探索出了相应的规避方式。一是减少带货量。如当发现两位局长当天都值班时,便把原本打算带出关的货物,改为放到店铺门口进行销售。二是适时给管理人员“发红包”。部分行政人员会利用其职权“灵活”地设置正式管理条例之外的潜规则,而水客通过贿赂也可以使其非正式活动在正式制度中适当地被默许为“合法的”行为。可见,正式部门的主体亦是非正式经济的一部分,双方的主体都能从这一混合关系中获益[26]:“他想抓就抓……(被)抓了以后会去拿一些钱分给他,他是要钱,就是说你以后要‘识做’。过年、中秋就给个100元红包(No.13)。”

4 居民的跨境实践及其对边界管控的影响

4.1 居民与水客间的身份融合与分离

在转型背景下,非正式活动作为一种谋生方式被广泛接受为一种日常的经济实践[26]。居民身份与水客身份的融合与分离,即居民参与跨境小额贸易的演变历程,所映射出的是他们能动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形势变化的过程。
改革开放后,以渔农为生的沙栏吓村村民都成了居民。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中英街居民的谋生方式主要有:前往香港打工;在中英街地区的居委会工作;在中英街地区经商,主要为代购港货和赴港卖菜。在内地尚处于物资配给制时期,中英街率先实行市场化经济,给居民开展跨境小额贸易创造了特殊的机遇与便利。首先,当时“沙头角禁区”通行证的办理程序繁琐且额度有限[32],而中英街居民凭借黄证即可进出中英街采购内地稀缺的物品。为满足内地其他群体的消费需求,当时能够办理黄证的居民、工作人员、务工人员等多有从事代购活动:“那时的衣服卖30港币左右,非常抢手……一件衣服最少可以赚5~10元(人民币),当时我们的工资也就400元(人民币)左右(No.6)。”其次,深圳政府从香港争取到一些小额贸易指标,鼓励居民开展小额贸易[32]。中英街居民可以把自己生产的或从深圳采购的蔬菜、农副产品等卖到香港,能够免去报关、检验、雇车等时间和费用,进而通过赚取差价维持生计。但之后在香港回归与内地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背景下,中英街的商业经济开始走向低落,目前已少有居民从事代购港货或赴港卖菜。
需说明的是,中英街居民的谋生方式中,没有在中英街开店进行正式贸易活动这一选择:一方面,在行政力量的主导下,中英街居民被排挤在深方中英街经营体系之外。20世纪80年代,深方中英街店铺的经营方式以国营和集体承包为主,只能以集体、公司或单位的名义申请营业执照,当时的中英街居民无法获得牌照开展商贸活动。另一方面,在部分个体社会力量的主导下,中英街居民缺乏被纳入港方中英街经营体系的竞争优势。港方中英街的店铺产权私有,21世纪之后以租赁制为主。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港方店铺的香港人所有者更愿意将店铺出租给较有钱的非中英街户籍内地商人。
总之,在改革开放背景下,小额贸易作为中英街边贸旅游经济发展所提供的一种额外机遇,成为了中英街居民的重要谋生方式之一,居民的身份与水客的身份由此实现了高度的融合:一方面,居民身份向正式贸易者身份的转变受到阻拦。中英街居民缺失了嵌入在其身份中的一种边界权利,即以中英街原住民的身份地位,获取参与中英街正式商业贸易活动的权利。另一方面,居民身份向水客身份的转变简易可行。中英街地区的居民在证件获取等方面占据上风,他们参与跨境小额贸易具有可行性、便利性和经济性等优势。在20世纪90年代内地实行市场经济以及香港回归的背景下,中英街的边贸旅游经济日益衰落,中英街地区居民的身份与水客的身份逐渐分离。但在分离后,居民在证件获取上依旧属于优势方,水客则利用居民的这种优势获得合法证件以开展非正式经济活动。

4.2 居民对于边界管控的适应与协商

当行政机构对于边境空间的“净化”(purification),与居民的多元跨境需求发生错位时,居民的日常生活实践则会遭受重重阻碍。这映射了现代国家治理术的一个基本特性,即将动态的、多样的和隐晦的复杂进程简单化和标准化[39]
如今,中英街地区居民的身份与水客的身份基本分离,而行政机构为控制小额贸易活动所实施的较为严格的边界管理,也给中英街居民的日常生活带来了诸多困扰,主要包括:外来人员与车辆的限制。如居民所请的维修工人通常是非深圳户籍居民,根据政策规定只能每月或每3个月申请1次蓝证进入中英街地区,而居民的家电可能在该时间段内需再次维修,此时则需要与边防部队进行协商,申请给予维修工人额外的通行许可。即使是居民的内地家人亲戚来探访,也受限于1个月申请一次7 d有效的探亲证。车辆的进出方面则规定从凌晨零点到上午7点不得通行。居民所带物品的限制。根据海关规定,居民每天只可携带价值不超过500元的商品出关,且18:00之后不得携带商品出关,这与部分居民探访亲友等活动所需携带的商品数额与时间会存在冲突。同时,居民一次性携带出关的金额不得超过2万元,这给经商居民的存取款活动造成了较大不便。此外,居民不得携带超过“合理”范围的牲畜与家禽等,否则需提交相关说明与申请。
面对日常跨境实践中的一系列制度性约束,居民则会通过利用、获取和要求更好的资源、设施与制度,来表达并拓展其能动性[16],由此争取监管的最小化和流动性的最大化。与水客以个体或群体形式直接同各行政机构互动不同,居民日常生活各方面的调节,主要经由中英街社区居委会这一“中介”,与其他行政机构就管控措施的更改或调整进行协商,主要包括:一,人员车辆的管理。随着中英街边贸旅游经济的发展,进出中英街地区的人车数量与成分变得多且杂,但相应的通关系统却仍未进行完善,居民、游客、务工人员等均拥挤在相同的出入境通道。同时,仅部分行政单位的车辆具有通行资格。后经协商,边防部队针对出入境的基础设施进行优化,开设了专门的居民通道,并逐渐允许居民的车辆申请进出通行证。二,居民携带物品的管理。在非典时期,动物检疫规定任何家禽均不得进入中英街地区,而在非典时期结束之后,政策却未相应地放开。后经与动检的多届领导协商,才开始有限度地放开,允许居民到指定地点购买家禽。同时,在节假日时期,考虑到居民携带商品出关作为赠礼的需求,海关则会适当增加居民可携带出关的商品数额。
可见,在“边境特别管理区”“合理自用”等概念缺乏明确界定的背景下,行政机构的具体边界管控实践,往往需要依靠有别于正式法律条例的特殊“不成文法”而展开。这种正式性、非正式性、弹性与随机性兼具的边境空间治理模式[40],是行政机构为响应居民多样且复杂的跨境流动性需求,而对边境空间秩序所做出的灵活调整。由此,在居民与边境管理者的日常互动过程中,边界渗透性的强弱在不同社会-空间情境下于相对开放与相对封闭之间不断波动。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中英街地区为案例,从边界社会建构的视角,探讨不同主体基于日常跨境实践对中英街边界的社会建构,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边境空间管控应对策略。研究结论如下:中英街地区的边界管控政策是在响应不同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形势中不断调整变化的,在行政机构与水客、居民的持续互动过程中,边界管控都呈现出正式性、非正式性与灵活性相融合的特征。水客通过亲缘信任关系、正式职业关系、商业交易关系所建构的非正式网络来能动应对多尺度的边界管控,居民则主要经由中英街社区居委会这一“中介”,与其他行政机构就其多元的日常跨境诉求积极进行协商。由此,边界的可塑性得以展演,边境地区的社会-空间秩序亦不断地被重构。
如何理解不同社会主体的边界建构共性与差异?本文提出关注各社会主体本身的身份差异,以及由身份差异所形成的“势差结构”:首先,社会主体本身的身份属性,以及社会主体间的身份差异都是不断被建构的。即是在行政机构主观的识别与分类后被贴上的身份标签,并由行政机构在不同情境下对不同身份属性的跨境群体赋予不同的边界权利,进而形成了身份上的“势差结构”。由此,身份的差异蕴藏着或象征了权利的差异。其次,这也意味着,身份的差异是可以被利用的,即在身份“势差结构”中所蕴含的权利,既可以被处于优势的社会主体本身所利用,亦可以被处于劣势的主体所借用甚至夺取。因此,不同社会主体间的身份融合与分离,体现了各主体响应边界景观变化的能动性。这种对身份差异的利用,成为了不同社会主体间的一种共性。当不同社会主体的身份从融合演变为分离时,他们与边境空间的关系则逐渐从共享转为争夺,进而不断重塑边境地区的社会-空间关系。
在边界研究中,已有学者针对不同社会主体所具有的边界权利差异性,以及这种差异性的建构特性展开讨论。如Weiss提出“差异渗透性”(differential permeability)的概念,认为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获取一样的边界资源。不同社会主体所拥有的跨境机会不同,利用边界的程度也就不同[41]。Wonders则用“边界展演性”(border performativity)的概念来分析国家对于移民与游客这两类不同跨境群体的响应,指出“非法”群体的建构是半渗透性边界建构过程中的一种重要管控手段[36]。然而,少有研究认识到,社会主体具有利用这种被建构的边界身份权利差异的能动性,以及在此过程中,不同社会主体所形成的持续变化的社会关系。本文则通过身份“势差结构”的概念,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体并不是消极地接受行政机构所赋予的不同身份标签与相应的边界权利,而是在不同情境下能动地利用、改变甚至挑战这种被建构的差异性,进而不断调整和满足其复杂且多变的跨境流动性需求。这种利用边界身份差异的能动性,构成了不同跨境群体间的一种共性。与Newman的观点不同[42],本文发现,边界的开放并不一定就有利于缓解被社会建构的差异的摩擦或冲突。也就是说,在具有一定弹性的边境管理模式中,边界渗透性的增加对于被建构的差异的矛盾是否缓和或激化,取决于不同社会主体的身份融合与分离动态关系。即若不同主体的身份从融合演变为分离时,他们与边境空间的联系则逐渐从融洽的共享关系转变为紧张的竞争关系。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社会建构视角下的边界研究,需要关注不同社会主体对于边界管控的应对和影响所具有的共性与差异。在实践层面上,本文指出,社会主体具有利用身份“势差结构”的能动性。因此,未来深港边界管控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需要以理解边境空间的身份“势差结构”现状及其演变进程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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