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选取恐怖袭击事件总起数、恐怖袭击死亡人数、恐怖袭击受伤人数、恐怖袭击财产损失程度4项指标构建国家安全态势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标准差椭圆和核密度估计法对1970~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安全态势时空演化特征进行分析。研究表明：① 在时间上,从1970~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安全态势日益严峻,阶段性特征显著,共经历了“兴起-活跃-回落”3个阶段;② 在空间上,国家安全态势标准差椭圆向北偏西方向移动,重心转移路径为西亚北非地区-南亚地区-西亚北非地区;“9·11”事件发生前后空间特征呈现由三大“恐怖主义活跃区域”和1个“U型恐怖主义潜伏圈”向两大“动荡核心圈”和3个“动荡次中心”的转化。
借鉴哲学及相关学科、学者对结构主义研究的最新进展,特别是社会理论对社会结构、国际关系学对国际社会结构和地理学对空间结构的研究,探讨了地缘结构的理论基础、概念和分析框架。地缘结构的分析框架包括5部分,即作为构成物的结构、作为过程的结构、结构系统、2个层次和2种作用机制;对地缘结构的每部分及不同部分之间的联系以及如何形成单一的整体结构进行阐述;最后对使用地缘结构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当前的国际形势进行了简单讨论。
通过对中西权地观中情感属性、权力属性、空间属性对比,提出地盘作为关系的空间投影发挥作用。根据塑造地盘的关系属性的不同,将地盘分为情感型地盘、工具型地盘及混合型地盘3类。地盘体系中讲究人情、信任与求和,通过模糊正规权力的空间边界对抗空间阻力,形成缓冲我与非我的圈层结构。
基于GDELT数据利用概率分析和自适应分形分析方法,从合作与冲突的角度分析1979年以来历届美国总统任期内中美态度的差异以及中美态度的持久性。结果分析表明：① 中美地缘政治关系经历3个时期,分别是冷战期、转变期和经贸合作期。这3个时期的特征是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历经从联合抗苏到经贸关系转变;② 美国对华的冲突态度在老布什和克林顿时期发展和提高,在小布什时期和奥巴马前期有所缓和,但是在奥巴马后期趋于严重。③ 美国对华整体态度持续性存在约4 a时间尺度,而且主要受冲突态度的影响。在当前特朗普政府时期,中美地缘政治关系的政治和经济要素已经发生重大转变,建议中美关系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要重视这种转变,寻求新思维和新途径应对进入新阶段的中美关系。
在社会建构视角下,边界并非固化的界线,各种社会力量亦在持续塑造着边界的功能与特性。采用深度访谈、实地调查和文本分析研究方法,从社会建构的视角,探讨了不同主体基于日常跨境实践对中英街边界的社会建构,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边境空间管控应对策略。结果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背景下,中英街的边贸旅游经济发展为居民参与跨境小额贸易提供了契机,中英街居民的身份与水客的身份由此实现了高度的融合;而在20世纪90年代内地实行市场经济及香港回归的背景下,中英街边贸旅游经济衰落,中英街地区居民的身份与水客的身份逐渐分离。在此过程中,各主体响应边界管控政策变化,塑造了不同的边界生活空间。未来边界管控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需要以理解边界空间的历史和现状为前提。
以鄂尔多斯市康巴什新区为例,对其发展过程中的资本循环和政府作用进行分析,并提出“地方政府主导下的资本循环”这一研究框架。研究表明,新区的建设包含3个资本循环的过程,分别是煤炭的资本化,土地、基础设施、房地产的资本化,以及向先进制造业和第三产业的资本流动。通过一系列行政手段,地方政府主导了3次循环中的资本积累,以及资本在3次循环之间的转换。
现有研究采用多元化的数据和方法构建并分析城市网络,揭示不同空间尺度下中国城市网络的特征和形成机制。中国城市网络研究的贡献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① 以中国为背景的多尺度城市网络分析对世界城市网络研究具有重要启发;② 强调国家和区域背景,避免了欧美中心论的全球化观点;③ 采用新颖的数据和视角构建城市网络,推动了世界城市网络研究的进展;④ 增强了国内地理学界对城市网络和外部联系视角的重视,促进了学科发展。同时,当前中国城市网络研究也面临挑战。一方面,大量研究主要着力于城市网络的可视化和描述性分析,机制分析薄弱,理论创新不足;另一方面,当前研究的数据和方法日益趋同,迫切需要新的研究视角。未来需要加强方法和理论创新,深化机制和影响研究,并提高研究的政策相关性。
以2001~2015年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借鉴现有研究成果测算区域性金融抑制水平,运用核密度和动态度分析其时空演化规律,通过GIS技术采用四分位数分类方法展现其演化过程。研究表明：① 经济危机对区域金融抑制水平具有正向冲击作用,被冲击区域主要是经济相对不发达地区;经济危机时期的区域金融抑制水平存在一定的“马太效应”。② 经济危机过后,政府政策使得各地金融发展水平逐渐恢复,金融抑制水平逐渐缓解;然而政府对金融发展的政策性支持具有局限性,降低金融抑制水平需逐步提高金融市场化程度,依靠市场促进金融发展。③ 依据经济危机前后金融抑制水平变化对比,尝试性提出金融抑制水平可作为宏观经济运行趋势的风向标。
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SFA)对中国城市2006~2013年的生态效率进行测算研究,随后采用Kernel密度函数对中国城市生态效率的演变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2006~2013年,中国城市生态效率均值介于0.807 6~0.838 2,资源投入和社会投入对生态效率具有正向作用,环境投入中的工业二氧化硫排放、废气排放和固废排放对生态效率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② 中国城市生态效率是一个波动起伏的动态变化过程,各等级城市生态效率均值都呈现增长趋势,其中超大城市的生态效率均值提升最快,城市生态效率规模等级递增效应逐渐显现,各等级城市生态效率趋同变化;③ 影响因素对各等级城市生态效率的作用存在明显差异,有必要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提升各等级城市生态效率。
基于2003~2016年中国沿海三大城市群的面板数据,采用基于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测度城市群环境规制效率,结合变异系数、基尼系数、空间自相关和广义最小二乘法（GLS）分析城市群环境规制效率空间演变特征,识别环境规制低效运行城市,探究环境规制效率变动的驱动因素。研究表明：① 京津冀城市群注重产业结构调整,环境规制效率上升最为显著;长三角城市群注重末端治理,环境规制效率下降趋势明显;珠三角城市群注重清洁生产技术的引进,环境规制效率明显优于其他两大城市群。② 三大城市群环境规制效率内部差异明显,珠三角城市群最为突出,长三角城市群环境规制下降型城市占比高达38.64%,集中分布在安徽、江苏交界处。③ 珠三角城市群是高环境规制效率空间集聚区,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京津冀、长三角城市群是低环境规制效率空间集聚区,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④ 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市场环境、城镇化水平和对外开放水平是东部沿海城市群环境规制效率变动的影响因素。
基于母子企业联系数据构建城市关联矩阵,借鉴社会网络分析法从网络密度、中心性、凝聚子群3方面分析东北三省城市网络结构特征,并对企业联系视角下的区域组织结构特征进行深入探讨。结果表明：① 区域网络发展处于逐步完善阶段,省域尺度下的网络密度（D）存在明显差异、总体呈现出“
构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等四位协同指标体系,基于2001~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对中国现代产业体系四位协同度进行系统测度。分析四位协同度的地区差距,对其动态演进过程进行科学预测。研究发现：① 中国现代产业体系四位协同度呈波动性上升态势,其中东部地区四位协同度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② 现代产业体系四位协同度区域相对差距与绝对差距均呈扩大趋势,东部地区内差异与东-西部地区间差异均最大,其中超变密度差距是区域间差距主要来源。③ 现代产业体系四位协同度演进方式表现为邻近演进,低水平阶段向更高水平阶段跃升概率增大,整体向更高阶段发展。
以江苏省为研究对象,选取2007~2016年数据资料,探讨城市紧凑发展与能耗间的作用关系。首先计算城市紧凑度和能耗数值,紧凑度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测算,包括土地利用、经济、人口、基础设施、公共服务5个一级指标以及12个二级指标,城市能源消耗以全社会用电总量、天然气供气总量、液化石油气供气总量折算标准煤方式获取。其次,将江苏省城市紧凑度和能耗数值进行空间可视化,观察两者在4个时间节点,地域和时空上的演变。最后,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和计量经济学中的普通最小二乘法及一阶差分广义矩估计,对城市紧凑度与能耗的相关关系、作用机制进行定量研究。通过研究发现,江苏省城市紧凑度和能耗皆存在空间上的集聚分布特征,且两者具有较强的相关性,紧凑度的提升对能耗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这种作用表现出较为典型的时效性和滞后性,城市空间结构调整所带来的效用增长会缓慢作用于能源利用结构。
以辽东湾北部区为研究对象,利用1977~2014年Landsat卫星的5期遥感影像作为数据源,通过RS和GIS技术,分析研究区海岸线空间格局变化以及围垦区内外滨海湿地景观的演替路径与模式。结果表明：① 研究期内海岸线长度呈波动增长且整体表现为向海扩张趋势。1985~1993年和2002~2014年是辽东湾北部区海岸带显著发生向陆侵蚀和向海扩张时期,大凌河河口西岸和大辽河河口西岸的自然岸线大量转为人工岸线。② 围垦活动已经使研究区85%的自然滨海湿地转为人工滨海湿地和非湿地,景观破碎度不断增强,但在2002~2014年,芦苇、潮间带盐沼植被在围垦区外围逐渐生长,景观多样性持续增加。③ 在围垦区内部,传统的景观演替路径是自然滨海湿地-内陆盐植/芦苇-水产养殖/耕地-建设用地。然而,由于先进的围垦和快速脱盐技术,滨海湿地景观演替的路径不仅简化而且时间缩短。④ 不同的围垦强度和方式显著地影响区域景观格局的演变。加强保护大辽河西岸由水产养殖到内陆盐植的逆向演替以及双台子河河口两岸的湿地区域,对于区域生态环境改善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实地考察获取丹霞山核心区丹霞梧桐（Firmiana danxiaensis）数量及其空间分布的经纬度数据,利用ArcGIS10.5的空间分析模块,在分辨率为1 m的DEM数据上叠加,分析丹霞山丹霞梧桐空间分布的坡度、坡向的微地貌环境特征。实地调查表明（2017年12月底）,在丹霞山已开发核心区丹霞梧桐数量不足千株,它们主要分布在海拔100~300 m、坡度大于30°的北西坡和南东坡、有垂直节理或水平层理发育、土壤相对比较贫瘠的崖壁地带。建议在目前丹霞山核心区已发现的怪面石、金龟朝圣、龙角山、锦石岩、双喜台、龙王泉-韶音亭6处丹霞梧桐分布集中的地带,划定丹霞山丹霞梧桐生态保护红线,以便进行重点监测、保护和研究。
对形成于1851~1861年的靖边（JB）聚湫内22.75 m沉积序列进行完整钻探,并基于XRF Core Scanning的元素分布划分旋回和年际冻融层,在高精度定年的基础上计算旋回及年际产沙量和产沙模数。结果表明：JB聚湫沉积序列由126个旋回叠加而成,且形成于1855~2014年的78 个年份中。JB聚湫内旋回产沙量和产沙模数变化范围分别为0.27×10 4~22.44×10 4t和0.09×10 4~7.82×10 4t/km 2;年际产沙量和产沙模数范围分别为0.27×10 4~90.73×10 4t/a和0.09×10 4~23.40×10 4t/(km 2·a)。 ENSO事件显著影响JB流域强降水作用下的侵蚀产沙,且在El Ni?o次年和La Ni?a年份发生侵蚀产沙的频率较高,可能是这些年份中东亚季风增强后带来更多强降水事件的结果。研究结果有效延长了黄土高原北部丘陵沟壑区小流域土壤侵蚀演变历史,充分理解ENSO事件驱动下该地区侵蚀产沙的响应,为黄土高原北部坝库建设、水土流失治理和防洪减灾等提供理论依据。
基于2011年第4号台风“海马”登陆前后洞庭湖流域内长沙降水同位素资料,分析了降水同位素的变化特征以及水汽输送对降水同位素的影响。结果表明：台风“海马”在洞庭湖流域内长沙所形成降水的大气水线的斜率和截距均小于长沙夏季大气水线,这与根据同位素分馏理论做出的推测相吻合。台风天气系统影响下的流域降水δ 18O值为研究时段内的最低值,即降水同位素被显著贫化,而降水过量氘（deuterium excess,记为d）波动明显要小于其他时段,后者反映了形成台风降水的水汽来源较为单一。研究时段内长沙降水d指示台风降水前、台风降水中两个阶段水汽来源于西太平洋,水汽输送轨迹也印证了降水d所指示的水汽来源情况,如流域台风降水的水汽主要来自前期台风输送至南海北部的西太平洋水汽。台风降水后这一阶段降水中d指示海洋水汽来源的效果降低,其原因在于海洋水汽输送减少、陆地蒸发旺盛以及下落雨滴蒸发强烈所致。
在全球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的双重影响下,流域水与生态等问题将更加突出、相互交织,是当前亟需解决的影响和制约世界各国可持续发展的瓶颈问题。基于对流域综合管理概念内涵的理解,以生态水文学理论和基于自然的水资源解决方案的理念为指导,提出了基于生态水文调控的流域综合管理概念与内涵,着重阐述了其核心内容：① 理论方法——流域生态水文调控原理与方法;② 应用实践——面向生态-社会协调可持续的流域水资源综合管理。将丰富和发展流域综合管理理论方法与技术体系,提升流域综合管理的实效性和整体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