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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 Vol. 40 >Issue 12: 2055 - 2063

DOI: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20.12.012

大城市近郊农地流转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 许红梅 ,
  • 郭炎 , * ,
  • 李志刚 ,
  • 林赛南 ,
  • 李娈琼
展开
  • 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湖北省人居环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2
郭炎。E-mail:

许红梅（1992−），女，湖北恩施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城乡统筹发展与规划。E-mail:

收稿日期: 2019-11-19

  修回日期: 2020-01-13

  网络出版日期: 2021-01-09

版权

版权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本刊文章，不得使用本刊的版式设计。
收起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Farmland Circul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in Metropolitan Suburbs: A Case Study of Caidian District, Wuhan City

  • Xu Hongmei ,
  • Guo Yan , * ,
  • Li Zhigang ,
  • Lin Sainan ,
  • Li Luanqiong
Expand
  • School of Urban Design, Hubei Habitat Environment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Received date: 2019-11-19

  Revised date: 2020-01-13

  Online published: 2021-01-09

Copyright

Copyright reserved © 2020.
Fold

摘要

以武汉市蔡甸区为例，结合多源、多时段的村级农地流转数据，采用探索性空间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揭示大城市近郊农地流转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流转规模呈跨越式增长，经历快速增长和短期减速增长两个阶段，流转速度受土地政策影响较大；农地流转的空间分布由随机转向集聚，高高集聚区由主干道沿线转移至以农业为主的平原街镇，低低集聚区由不显著到集中于城镇化水平较高的街镇；② 控制自然、区位、社会经济等因素后，发现流转主体、流转用途对农地流转具有显著影响。建议清楚把握农地流转时空演化特征，合理选择流转主体和流转用途，以优化大城市近郊的人地关系，促进城乡统筹和乡村振兴。

关键词： 大城市近郊; 农地流转; 土地资本化; 乡村转型; 武汉

本文引用格式

许红梅 , 郭炎 , 李志刚 , 林赛南 , 李娈琼 . 大城市近郊农地流转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J]. 地理科学, 2020 , 40(12) : 2055 -2063 . DOI: 10.13249/j.cnki.sgs.2020.12.012

Abstract

The paper takes Caidian district in the suburb of Wuhan as an example, combines panel data of farmland circulation at the village level, and adopts the methods of Exploratory Spatial Analysis and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to reveal the spatial-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farmland circulation, respectively. The study finds that: 1) Farmland circulation area shows a leapfrog growth in general, experiences two stages of increasing growth and decreasing growth in specific, and the circulation speed is greatly affected by land policy;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nges from random dispersion to agglomeration. The high-value agglomeration area changes from a few towns along the main road to wide plain agricultural towns, while the low-value agglomeration area changes from inexistence to towns around urban cores; 2) After controlling factors such as geographic conditions, location, socio-economic elements, we find that types of investors and uses for circulation have very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farmland circulation ratio.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are as follows: policy implementation should fully consider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farmland circulation, focus more on investor types and uses for circulation, to build coordina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d and people in metropolitan suburbs, and to promote coordinated rural-urban development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 words： metropolitan suburbs; farmland circulation; land capitalization; rural transformation; Wuhan

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生产要素总体表现为由乡村向城市单向转移，导致乡村全面收缩，乡村人−地−资本等生产要素严重“失配”的深层矛盾逐步显露，突出表现为人口外流形成的“空心村”和低效的农地经营[1]。党中央一直高度重视农村土地问题，近年来相继提出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等战略，并全面开启乡村市场化和土地资本化为导向的土地制度改革[2]。其中，为积极响应人口外流造成的耕地抛荒等问题，国家密集出台了“土地确权”[3]、“三权分置”[4]等一系列促进农地流转的政策，以期通过农地流转优化乡村人地关系，促进“三生空间”转型重构[5]。在此背景下，农地流转问题也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经济学[6]、政治学[7]、社会学[8]、地理学[9]等从不同学科视角展开大量研究。伴随农地流转的不断深化，区域差异日益明显，农地流转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逐步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点[10]。
空间特征上，已有研究从全国、区域、省域不同尺度，揭示了农地流转的空间差异：全国尺度，南方流转活跃，北方流转较低[9]；区域尺度，相关研究也证明存在地域分化，如黄淮海平原农地流转的规模自西向东递增[11]；省域层面的实证研究也揭示了省域内部差异，如浙江省[12]、江苏省[13]不同地区在流转规模、流转速度、流转行为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总体来看，目前研究主要聚焦宏观、中观尺度，大多以全国、区域、省域为研究对象，这有利于把握农地流转整体格局，但也“平滑”了城市内部的微观差异，如大城市近郊和远郊在农地流转上的差别。近郊有着区别于一般农村的地域特征和经济基础，土地市场发育更具活力，农地流转格局更丰富[14,15]。少量学者已对这一差异展开研究，如通过农户抽样调查，发现近郊农地流转率高、流转价格高、流转年限长[16]。然而，囿于多时段流转数据难以获取，基于农户抽样的既有研究大多是单一时间截面，难以全面揭示农地流转时空演化特征。
影响因素上，相关研究认为农地流转会受到农户个体、家庭结构、社会经济等影响[17]。研究方法大致分为2类：①通过定性方法分析农地流转的影响因素[18]；②通过计量分析手段，如logistic模型、多元回归模型等对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19,20]。总体来看，现有研究方法多样，但选取的变量同质性较强，缺乏与具体研究区相结合的典型因素。相比于偏远地域农地流转较多地发生于农户之间、主要用作粮食种植，大城市近郊作为城市的“菜篮子”和“后花园”，流转主体和流转用途更加多元化，农业企业等新型流转主体，以及现代农业等流转新用途不断涌现[14]；同时，不同流转主体由于资金规模的差异，具有不同的流转能力，不同流转用途受边际效益和市场需求的影响，流转规模也不同[21,22]。因此，大城市近郊有必要重点探讨流转主体和流转用途对农地流转的影响。
综上，已有研究为理解农地流转空间特征和影响因素提供了重要借鉴，但深入市、县内部，从微观尺度，从历史时段对比角度，揭示大城市近郊农地流转时空特征和影响因素的研究仍相对薄弱。为此，本文以武汉市蔡甸区为例，结合多源、多时段农地流转数据进行探讨，以期弥补上述研究不足，为大城市近郊农地流转制度优化提供依据，助力乡村振兴。

1 案例地选择、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案例地概况及典型意义

蔡甸区位于武汉市西南部，行政辖区面积1 093.16 km2，常用耕地面积23 200 hm2，辖12个乡镇街，288个行政村[23]，呈“东城西乡”空间格局（图1）。蔡甸区具有3方面典型特征：①典型大城市近郊，位于武汉“三环线”以外，一小时通勤圈以内，城乡互动活跃，人地关系处于剧烈重构时期；②地形地貌相对多样，由北向南丘陵、山地、平原交叉分布，农地流转地域特征明显；③政策制度具有示范效应，武汉大力推进“三乡工程（市民下乡、能人回乡、企业兴乡）”，盘活农村土地资源。截至2017年底，吸引市民下乡、能人回乡793人，引进企业兴乡18家，累计流转面积达12 000 hm2，约占常用耕地面积的50%（源于《2017年武汉市蔡甸区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http://zwgk.caidian.gov.cn/gk/fgwj/zfgzbg/29981.htm）。
图1 蔡甸区位置及行政区划

Fig. 1 Location and administrative area of Caidian

1.2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2方面：①社会、经济、人口数据，来源于蔡甸区相关职能部门。2007—2017年蔡甸区行政村的农地流转数据，包括流转主体、流转用途等，来源于蔡甸区农业委员会；2017年蔡甸区村庄尺度的户籍人口、常住人口、流出人口，来源于蔡甸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7年蔡甸区土地利用数据，来源于蔡甸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2017年蔡甸区各镇、村的农村经济基本情况、土地承包经营与管理、新型经营主体等信息，来源于各乡镇经管部门的《农村经营管理情况统计年报》。②蔡甸区行政村的平均坡度和平均海拔，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官方网站的DEM数字高程数据（ http://www.gscloud.cn）。

1.3 研究方法

针对时空特征与影响因素分别采用以下2个方法：①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是一系列空间数据分析技术与方法的集合。本文运用该方法揭示蔡甸区农地流转率（农地流转面积/承包地总面积）在空间上的集聚情况。采用全局空间自相关Moran’s I指数反映变量的空间集聚和关联程度，采用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村庄农地流转与其邻域村庄间的关系[24]；②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法。该方法用于从数量关系层面探究相关因素对农地流转的影响，模型中自变量的回归系数和显著性水平可用于判断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影响农地流转。

2 农地流转时空演化特征

2.1 时间维度：快速增长转变为短时期减速增长

2007—2017年，蔡甸区累计农地流转规模不断增加。从2007年的1 180 hm2增长到2017年的12 000 hm2，年均增长1 080 hm2，与全国农地流转趋势、速度保持较好一致性。可见，在农地流转大趋势下，全国及各地农地流转已初步形成适度规模经营格局。按增长特征的差异，整个时段又可以2013年为节点，划分成以下2个阶段（图2）。
图2 2007—2017年蔡甸区和中国农地流转面积

Fig. 2 Farmland circulation area in Caidian and nationwide between 2007 and 2017

2007—2013年为快速增长阶段。2007年之前，全区累计农地流转面积仅为1 180 hm2，但自2007年《物权法》（ http://www.gov.cn/flfg/2007-03/19/content_554452.htm）将土地承包经营权界定为“用益物权”，强化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法律地位，2008年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http://www.gov.cn/jrzg/2008-10/19/content_1125094.htm），提出培育家庭农场、农业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鼓励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后，全国和蔡甸农地流转面积和速度，均在2008年实现重要转折。2008年全区新增流转面积达到最高1 590 hm2，2008—2013年一直保持较高增长速度，每年新增流转面积维持在1 100 hm2左右。
2014—2017年为减速增长阶段。2014年全区新增流转面积骤降至573 hm2，比2013年减少了720 hm2，整体呈下降趋势，尤其是2017年，新增流转面积仅为353 hm2，为2008—2017年以来最低水平。这可能是因为2013年中央提出全国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2014年出台《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 http://www.gov.cn/xinwen/2014-11/20/content_2781544.htm）实现“三权分置”，这2个政策旨在明晰产权，提高农地承包经营权的安全性，但政策出台尤其是“土地确权”工作耗时较长，农户和流转主体持观望态度，造成流转增长速度放缓。但可以预测，随着新的政策文件出台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农地流转将会再次走上“快车道”。
总体来看，从2007—2017年农地流转面积和速度的历时变化可以发现，无论是全国还是蔡甸区，农地流转速度虽存在波动，但流转的大趋势明显。与此同时，流转政策对农地流转影响较大，当前农地流转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个政府主导的过程，市场力量仍然处于相对被动位置，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作用仍有待加强。

2.2 空间维度：随机分布转向集聚分布

利用GeoDa软件计算2007—2017年蔡甸区农地流转率全局自相关系数，发现农地流转经历了由随机转向集聚的2个阶段（表1）：阶段一，2007—2010年的随机分布。虽然Moran’s I均大于0，但显著性P值大于0.05，表明此时期农地流转处于随机分布；阶段二，2011—2017年，农地流转集聚分布且日益增强。2011—2017年Moran’s I指数在[0.098 4,0.300 2]间变化，并通过5%显著性检验，2016年上升到峰值0.300 2，2017年微降至0.294 1，表明农地流转空间日益集聚并趋于稳定。
表1 蔡甸区农地流转率全局Moran’s I指数

Table 1 Global Moran’s I index of farmland circulation ratio in Caidian

年份 Moran’s I E（I） Sd. P（I） Z（I）
　　注：E（I）为数学期望值；Sd.为标准差；P（I）为显著性水平；Z（I）代表Z检验结果。
2007 0.0179 −0.0035 0.0292 0.1640 0.7187
2008 0.0210 −0.0035 0.0324 0.1710 0.8020
2009 0.0295 −0.0035 0.0373 0.1690 0.8898
2010 0.0619 −0.0035 0.0392 0.0670 1.6850
2011 0.0984 −0.0035 0.0397 0.0110 2.6174
2012 0.2120 −0.0035 0.0404 0.0010 5.3765
2013 0.2489 −0.0035 0.0410 0.0010 6.2185
2014 0.2899 −0.0035 0.0419 0.0010 7.0301
2015 0.2904 −0.0035 0.0417 0.0010 7.0647
2016 0.3002 −0.0035 0.0412 0.0010 7.3799
2017 0.2941 −0.0035 0.0413 0.0010 7.2345
利用GeoDa软件探究局部空间关系（图3）：①高高集聚区不断增多，从干道沿线向南部平原、城区周边街镇转移。2007年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318国道沿线，随后逐步向南部平原的农业街镇和北部主城区周边街镇转移；②低低集聚区由不显著逐渐在城镇化水平较高的东部街镇集聚。造成此现象的原因有2点：其一，城区周边经过多年城市建设征地，农地已相对较少，故流转较低；其二，虽然城镇周边的一些村仍以农业为主，但农地流转受到城镇扩张的政策制约。调研了解到政府划定城镇集中建设区，为避免借流转之名在征地中投机行为，对该区域（蔡甸街、大集街、奓山街）农地流转进行适度限制；③高低集聚区和低高集聚区分布相对分散，呈“先增多后减少”的特征，大部分均演变为高高集聚区。
图3 蔡甸区不同年份农地流转率的LISA分布

Fig. 3 LISA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farmland circulation ratio in Caidian

3 农地流转影响因素分析

大城市近郊农地流转的村际差异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以2017年为例，结合引言部分的文献所述，大城市近郊农地流转呈多流转主体和流转用途的特征[12,14~16]，同时结合笔者的田野调查，将在控制自然条件、区位条件、社会经济条件等常用变量后，重点考察流转主体和流转用途对农地流转的影响（表2）。
表2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Table 2 Definition and descriptive analysis of variables

类别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 均值 标准差
控制因素 自然条件 平均高程/m 村庄平均高程 25.30 6.99
平均坡度/（°） 村庄平均坡度 1.42 0.87
区位条件 距乡镇中心距离/km 村庄距所在乡镇中心的距离 3.87 2.28
距主干道距离/km 村庄距最近高速、国道和省道距离 1.53 1.74
社会经济条件 外出务工人口占比/% 村庄外出务工人口/户籍总人口 11.01 6.62
人均承包耕地面积/hm2 村庄承包耕地总面积/户籍总人口 0.10 0.07
家庭平均收入/元 村庄农民经营所得总收入/农户数 63584.38 15336.58
非农收入占比/% 村庄农民外出劳务总收入/农民经营所得总收入 33.90 19.63
关键因素 流转主体 专业大户/hm2 流向专业大户的面积取对数 0.29 0.97
家庭农场/hm2 流向家庭农场的面积取对数 0.28 0.89
农民合作社/hm2 流向农民合作社的面积取对数 0.57 1.46
农业企业/hm2 流向农业企业的面积取对数 1.28 1.86
流转用途 传统农业/hm2 流向粮食种植的面积取对数 0.68 1.49
现代农业/hm2 流向花卉苗木、水产养殖、蔬菜种植的面积取对数 1.37 1.94
休闲农业/hm2 流向休闲旅游的面积取对数 0.20 0.79
为了更好地解析流转主体和流转用途对农地流转的影响，本文首先以控制因素建立模型一，然后带入关键因素建立模型二。结果显示，模型二的解释度达到0.556，相比模型一的0.145有了显著提高，表明流转主体和流转用途对大城市近郊农地流转产生显著影响（表3）。鉴于篇幅原因，本文重点解释模型二的结果。
表3 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Table 3 Result of parameter estimation

自变量 模型一 模型二
B t B t
　　注：B为标准化系数； *、**、***、为P<0.1、P<0.05、P<0.01；“−”为无此项。
自然条件
平均高程 0.045 0.490 −0.073 −1.089
平均坡度 −0.142 −1.558 −0.038 −0.561
区位条件
距乡镇中心距离 0.050 0.876 0.007 0.171
距主干道距离 −0.212*** −3.471 −0.077* −1.719
社会经济条件
外出务工人口占比 0.068 1.100 0.087* 1.915
人均承包耕地面积 0.323*** 5.349 −0.064 −1.276
家庭平均收入 0.040 0.704 0.043 1.047
非农收入占比 0.182*** 3.109 0.091** 2.107
流转主体
专业大户 − − −0.022 −0.431
家庭农场 − − 0.006 0.120
农民合作社 − − 0.354*** 6.012
农业企业 − − 0.335*** 4.251
流转用途
传统农业 − − 0.128** 2.048
现代农业 − − 0.247*** 2.972
休闲农业 − − 0.009 0.184
F 7.102 − 24.924 −
Adjusted R2 0.145 − 0.556 −
Durbin-Watson 2.133 − 2.027 −
样本量 288 − 288 −
1） 自然条件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平均高程和平均坡度对村庄农地流转均未达到显著影响。这表明在大城市近郊区，自然条件对农地流转的限制相对弱化。可能原因是大城市近郊区流转主体和流转用途相对多元，多样化的选择能够更好克服自然条件的制约。如蔡甸区索河街和玉贤街等山地不适宜发展大规模粮食种植，但可以流转后发展花卉苗木和休闲旅游，当前玉贤街大部分农地流转种植花卉苗木，以“中国园艺小镇”而闻名。
2） 区位条件对农地流转的影响。距主干道距离对农地流转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而距乡镇中心距离无显著影响。这表明交通在农地流转过程中仍发挥重要作用，这主要是因为农地流转实现规模化经营，尤其是农业企业的大规模经营，原材料和农产品运输都对交通提出更高要求，导致农地流转过程中交通条件会着重考虑。同时，距乡镇中心距离影响不显著，其原因可能是蔡甸区位于江汉平原腹地，农地质量等级整体较高，不管村庄是否位于城镇附近，农地经营的收益均较可观，故流转过程中不会对其重点考虑。
3） 社会经济条件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外出务工人口占比和非农收入占比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人均承包耕地面积和家庭平均收入影响不显著。外出务工人口占比越高，越能促进农地流转，这与其他相关研究具有一致性[9]，外出务工导致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和投入农业生产的时间相应减少，农民愿意将农地流转。同时，非农收入占比越高，农地流转率也越高，主要是因为非农收入占比增加，家庭收入对农业经营依赖程度降低。综上，人口外出务工和非农收入的增加，调整了原有人地关系，土地被“解放”促进农地流转的发生。
4） 流转主体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企业对农地流转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影响不显著，这表明当前呈大规模流转主体主导农地流转的态势。这主要是源于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企业都属于大型流转主体，尤其是农业企业资金大多来源于城市资本，具有雄厚的资金支持和良好的技术条件、信息渠道以及销售市场，对农地流转率的提高产生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与之相反，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仍以农户经营为主，资金、技术以及市场了解程度都相对较弱，导致对农地流转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
5） 流转用途对农地流转的影响。现代农业和传统农业均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且前者影响程度大于后者，而休闲农业影响不显著。这主要是因为现代农业具有广阔的市场需求和较高附加值，能够带来较高流转收益，进而促进农地流转。然而，虽然传统农业比较收益较低，但在国家粮食安全和种粮补贴政策影响下，以粮食种植为主的传统农业仍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流转规模仍呈增加趋势，从而对农地流转产生促进作用。与前两者不同，在国家严格的耕地保护和土地用途管制下，当前休闲农业对农地流转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2007—2017年蔡甸区288个行政村的农地流转面板数据，分析了大城市近郊农地流转的时空演变特征，并探讨了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时空特征上，农地流转经历快速增长和短时期减速增长2个阶段，增长速度受到农地政策的高度影响，而市场的作用有待进一步加强。从演变趋势看，随着流转政策进一步放宽和乡村市场化改革深入推进，农地流转会再次走上“快车道”。此外，空间上由随机分布转向集聚分布，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南部城镇化水平较低的平原街镇，而低低集聚区分布在东部城镇化水平较高的街镇，说明流转向更广大地域延伸和受到城镇扩张的制约；②影响因素上，除区位（距主干道距离）、社会经济（外出务工人口占比、非农收入占比）等常用变量，流转主体（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用途（现代农业、传统农业）对大城市近郊农地流转具有显著的解释力，总体表现出大型流转主体和高效流转用途主导农地流转的态势，是农地流转政策干预的重要方面。
在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农地流转是实现农地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地利用效率的有效途径，是解决“谁来种地”和“如何种地”的重要手段，是助力乡村生产要素协同配置、乡村有序转型的关键。大城市近郊是农地流转的活跃地区，农地高效流转对优化人地关系，统筹城乡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根据本文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首先，正确认识农地流转的时空格局，当前由于城市规划管控，城区周边的村庄成为农地流转的“洼地”，如何平衡其发展需求和管控需要，避免制度性边缘化，未来应给予高度重视，建议不能一味一刀切，而是精准地干预市场投机；其次，把握不同流转主体和流转用途对农地流转的影响，遵循市场规律，合理引导不同流转主体和流转用途的空间区位选择并加强监管，保障农地流转市场的健康发展；最后，大城市近郊人地关系尤为复杂，农地问题和人口流动问题紧密交织，需在“农地流转政策”与“人口流动政策”双向发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农民收入，促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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