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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 Vol. 41 >Issue 9: 1587 - 1597

DOI: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21.09.010

两千年来中国经济重心变迁的量化分析——基于人口和城市数据的代用分析

  • 龚胜生 , 1, 2 ,
  • 肖克梅 1
展开
  • 1.华中师范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 2.地理过程与空间分析模拟湖北省重点实验室，湖北 武汉 430079

龚胜生（1965-），男，湖南涟源人，博士，教授，博导，主要从事历史地理学、健康地理学和可持续发展研究。E-mail:

收稿日期: 2020-09-10

  修回日期: 2020-12-28

  网络出版日期: 2021-11-17

基金资助

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群体项目(2016CFA02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41171408)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2&ZD145)

版权

版权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本刊文章，不得使用本刊的版式设计。
收起

A Quantitative Study on the Spatio-temporal Changes of China’s Economic Centers of Gravity for the Past 2000 Years: A Proxy Analysis Based on Population and City Data

  • Gong Shengsheng , 1, 2 ,
  • Xiao Kemei 1
Expand
  • 1. Institut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Hubei, China
  • 2. Key Laboratory of Geographical process and Space Analysis Simulation of Hubei Province, Wuhan 430079, Hubei, China

Received date: 2020-09-10

  Revised date: 2020-12-28

  Online published: 2021-11-17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Hubei Province(2016CFA026)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1171408)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12&ZD145)

Copyright

Copyright reserved © 2021.
Fold

摘要

基于历史文献及统计年鉴中的人口和城市数据，采用历史时间断面方法和现代GIS空间分析方法，对过去2 000 a来（公元2—2015年）中国经济重心的变迁轨迹进行量化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经济重心总体上是趋向东南迁移，唐代以前主要向西南移动，北宋以后主要向东南移动，中国经济的空间分异先以由南北差异为主，后以东西差异为主；“沈（阳）-兰（州）-西（双版纳）弧线”东南侧的经济发展过程与格局很大程度上可代表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与格局。2）中国经济重心变迁与其人口重心、城市重心的变迁关系十分密切，3类重心分布区域正是古称“中原”的地区，且3类重心始终位于几何中心的东部，中国东、西部的经济差异由来久远，且相对稳定。3）中国经济重心变迁受人口格局和城市格局变化的双重制约，随着时间推移，单位人口的经济当量趋于降低，单位城市的经济当量趋于上升，城市经济格局对总体经济格局的影响日益显著。

关键词： 经济重心; 人口重心; 城市重心

本文引用格式

龚胜生 , 肖克梅 . 两千年来中国经济重心变迁的量化分析——基于人口和城市数据的代用分析[J]. 地理科学, 2021 , 41(9) : 1587 -1597 . DOI: 10.13249/j.cnki.sgs.2021.09.010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population and city,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distribution and change of China’s economic center of gravity in the past 2 000 years (A.D.2-2015) by using historical temporal section method and GIS spatial analysis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Over the past 2 000 years, China’s economic center of gravity has generally moved toward the southeast, but before the Tang Dynasty, it mainly moved to the southwest. After the Song Dynasty, it mainly moved to the southeast. It means that the spatial pattern of China's economy has shifted from North-South differences to East-West differences.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pattern of the southeastern half of “Shenyang-Lanzhou-Xishuangbanna Arc” in China, can represents the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a certain extent. 2) The “centers of gravity distribution area”, formed by the population, city and economic centers of gravity, which are closely related, is roughly the so-called “Central Plains” area in history. These centers of gravity are always in the east of China’s geometric center, which illustrates that the economic gradient difference among the East and the West of China has a long history and is quite stable. 3) The change of China’s economic center of gravity is constrained by the changes of population pattern and city pattern. As time goes by, economic equivalent of per a person tends to decrease, and the economic equivalent of per a city tends to increase,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impact of c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on the overall economic pattern is increasingly significant.

Key words： economic center of gravity; population center of gravity; county-level city center of gravity

中国经济重心变迁问题一直是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热点。过去2 000 a来，中国经济重心由北向南迁移，这点学术界殆无疑义，但何时迁到南方，历史学者众说不一。主流观点认为南迁始于唐安史之乱，完成于南宋时期[1~9]。关于经济重心南移的原因，学者观点也不统一，大部分归因于气候变迁[7,10]和北人南迁[5,11,12]，也有归因于水利设施[13,14]、战争活动[15]和耕作技术[16]的。由于历史学者多注重时间过程的定性分析，忽视空间变迁的定量分析，因此对经济重心具体迁移位置研究不多。
从地理学视角看，经济重心变迁既关乎经济发展，也体现于地理空间。经济地理学者对现代中国经济重心变迁有过不少研究，研究发现，1952—2015年中国经济重心一直在豫皖交界处摆动[17,18]；1978—2008年中国经济重心移动阶段性特征明显[19]，其中1978—2003年中国经济重心变迁与第三产业重心变迁轨迹相似[20]。人口分布是反映经济分布的重要指标，人口重心变迁和经济重心变迁的关系也受到众多人口地学者和经济地理学者的青睐，通过对1952—2016年间中国经济重心与人口重心关系的多时段分析，发现人口重心变迁轨迹始终位于经济重心变迁轨迹的西侧[21~27]。城市分布也是反映经济分布的重要指标，经济地理学者对中国城市重心变迁与经济重心变迁的关系也有所研究，发现中国城市重心变迁与经济重心变迁也基本一致[28]。这些研究成果对研究中国过去2 000 a来的经济重心变迁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现代经济重心变迁可用GDP值的变化来测度，但古代中国没有GDP统计，研究其经济重心变迁必须使用代用指标。为此，文中以人口、城市为代用指标，采取历史时间断面和GIS空间分析方法，对公元2—2015年间中国经济重心的变迁进行量化分析，希望能对中国经济重心南迁过程有更全面了解，推动历史地理学与现代地理学的接轨。

1 数据与方法

1.1 代用指标与时空尺度

1.1.1 经济总量分析的代用指标

据胡兆量研究，当经济水平地域差异较小时，可用人口分布替代经济分布[29]。古代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耕社会，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占绝对地位，人口和土地是度量国家财富的两个决定性指标。一方面，人口空间分异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经济空间分异，一个地区的人口规模也在很大程度上表征了这个地区的经济规模；另一方面，手工业、商业虽然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很小，但也没有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探讨经济重心变迁还必须考虑手工业、商业经济的空间分异。鉴此，文中采用“人口数量”（Np）和“城市数量”（Nc）2个代用指标来度量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空间单元的“经济总量”（E）。为使“人口数量”和“城市数量”可以进行时间断面的比较与经济总量的加和，文中引入“经济当量”（Economic equivalent）概念，它是指在人口与城市组成的二元“代用”经济结构中，单位人口、单位城市所承载的经济价值的量。由于单位人口经济当量（Ep）和单位城市经济当量（Ec）的数值差异很大，文中将原始数据归一化处理后进行指标赋权，分别获得人口标准化值（ $ {X}_{p} $ ）、人口权重（Wp）和城市标准化值（ $ {X}_{c} $ ）、城市权重（Wc），然后加权求和，算出经济总量（ $E={{E}_{p} N}_{p}+{E}_{c} {N}_{c}= $ $ {W}_{p}{X}_{p}+{W}_{c}{X}_{c}）$ ，以之替代GDP值进行经济重心分析。

1.1.2 经济重心求取的空间尺度

分析中国经济重心变迁，需要把“2 000 a来”分成若干“时间断面”，先求取每个时间断面的经济重心，然后将这些重心点连缀起来，构成一个重心变迁轨迹图。但是，进行时间断面的比较，必须在相同“地理空间”内进行。为此，文中以“现代中国版图”为“地理空间”，将各时间断面的历史疆域叠加到这个空间范围来进行分析。
确定总的地理空间后，还必须确定求取重心的基本“空间单元”。一般而言，在一定地理空间范围内，计量的空间单元越小，获得的重心结果越精确。“县”是中国2 000 a来最基本、最稳定的行政单元，将空间单元精确到“县”是最理想的，但因为古代县域人口数据的不可获得，文中以“辖县政区”为“空间单元”来求取人口、城市和经济重心，即求取重心的空间尺度为今天的市域。
人口、城市、经济的分布是“面”的，在求取重心过程中，还必须把空间单元里的量集中到某个“点”上。文中将“辖县政区”的面状分布量集中于其行政中心点，“非辖县政区”无行政中心点，则将其面状分布量置于其区域几何中心点。

1.1.3 重心变迁分析的时间断面

重心变迁是个连续过程，可通过“蒙太奇”手法，用“时间断面”连缀方法来观测，观测结果的精度取决于“时间尺度”的大小和“时间断面”的帧数。现代GDP数据的时间分辨率可精确到“年”，但历史人口、城市数据的时间分辨率粗略到“世纪”也做不到，只能进行更大尺度的“朝代”比较。文中选取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西晋太康初年（280年）、唐代天宝元年（742年）、北宋崇宁元年（1102年）、南宋嘉定元年（1208年）、明代天顺四年（1460年）、清代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现代（2015年）8个时间断面进行分析。从微观上说，在确定的“地理空间”里，只要经济指标发生格局上的变化，经济重心就会发生变化；但是，在宏观层面，对于“现代中国版图”这么辽阔的地理空间，朝代内的变化相对朝代间的变化而言，是比较小的，因此，上述8个时间断面的分布格局大致可以代表其相应朝代的平均状况。

1.2 数据来源及处理

1.2.1 人口数据

在现代中国版图内，并非所有区域都有历史人口统计，本文把纳入人口统计的区域称为“载籍区域”，把没纳入人口统计的区域称为“失载区域”，全国人口为“载籍区域”统计人口和“失载区域”估算人口的总和。文中2年、280年、742年、1102年、1460年、1820年人口数据采自文献[30]。1208年“载籍区域”人口系南宋人口与金国人口的加和，其中南宋人口由各路户数乘以南宋户均口数（5.4人/户）所得[31]，金国人口由各府州户数乘以金国户均口数（5.96人/户）所得[32]；“失载区域”人口参照北宋时期的人口密度根据府州面积计算得到。2015年人口数直接采自2016年各省、市、区的统计年鉴。

1.2.2 城市数据

在现代中国版图内，并非所有区域都有历史政区设置，本文把有政区设置的区域称为“置县区域”，把没有行政设置的区域称为“类辖县区域”。文中“置县区域”的历史城市数量采自正史地理志、地理总志及《中国行政区划通史》[33]，现代城市数量采自2016年各省、市、区的统计年鉴。“类辖县区域”是当时中央王朝没有进行集权统治的区域，有些是少数民族区域，有些是割据势力区域，其城市数量主要依据《中国历史地图集》[34]图中标绘的与置县城市符号相同的点进行统计与定位。“置县区域”与“类辖县区域”的城市之和统称为“县级城市数”，其中包括少量与县等级的古代军卫治所和现代城区治所（表1）。
表1 2 000 a来中国8个时间断面的人口、城市的数量及其在经济总当量中的权重

Table 1 Population and cities of eight time sections and their weights in the total economic equivalent for the past 2000 years in China

时间断面 西汉
（2年） 		西晋
（280年） 		唐代
（742年） 		北宋
（1102年） 		南宋
（1208年） 		明代
（1460年） 		清代
（1820年） 		现代
（2015年） 		全期
（2—2015年）
全国版图内总人口数
/万人 		5793 2025 5810 5198 12107 5659 34962 137462 —
全国版图内县级城市数
/个 		1555 1198 1585 1504 1601 1692 1745 2946 —
重心分析空间单元个数
/个 		106 170 329 349 389 248 310 346 —
经济总当量中人口权重Wp 0.64 0.77 0.79 0.63 0.69 0.63 0.57 0.64 0.67
经济总当量中城市权重Wc 0.36 0.23 0.21 0.37 0.31 0.37 0.43 0.36 0.33

1.2.3 地图数据

现代地图采自2015年《中国行政区划地图》[35]，历史地图采自《中国历史地图集》[34]，各时间断面政区图的矢量化通过ArcGIS10.2软件进行。重心分析的“空间单元”数为“辖县区域”数与“类辖县区域”数之和（表1）。

1.3 研究方法

1.3.1 指标赋权法

采用人口、城市2个代用指标来求取经济重心，可有2种合成方法：一种是分别求取各时间断面的人口重心和城市重心，再根据它们的经纬度坐标来求取经济重心的位置；一种是将各时间断面的人口数和城市数在空间单元里加权求和，先求得各空间单元的经济当量，然后再求取所有空间单元的经济重心。无论哪种方法，都必须给人口单元和城市单元进行赋权。文中采用第二种方法，指标赋权采用“熵权法”计算，步骤如下：
首先，对人口、城市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并计算其信息熵。由于人口数、城市数对经济量均是正向指标，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进行归一化处理，将原始数值映射在[0,1]区间。人口、城市指标的信息熵（ $ {e}_{j} $ ）计算公式如下：
$ {e}_{j}={-\mathrm{l}\mathrm{n}\left(n\right)}^{-1}\displaystyle\sum\nolimits_{j=1}^{n}{P}_{ij}\mathrm{l}\mathrm{n}{P}_{ij} {\text{,其中，}} {P}_{ij}=\frac{{X}_{ij}}{\displaystyle\sum\nolimits_{j=1}^{n}{X}_{ij}} $
式中， $ {P}_{ij} $ 是第j项指标（人口或城市）下第i个地区占该指标的比重，n表示j项指标（人口或城市）的数据个数，本文为表1中的空间单元数。 $ {X}_{ij} $ 表示i地区第j项（人口或城市）指标的标准化值。在此基础上，计算人口数、城市数的当量权重（Wj），计算公式如下：
$ {W}_{j}=\frac{1-{e}_{j}}{\displaystyle\sum\nolimits_{j=1}^{n}{e}_{j}} $
式中， $ {e}_{j} $ 为第j项指标（人口或城市）的信息熵。
最后，计算各空间单元的经济总量 $ {E}_{i} $ ，计算公式为：
$ {E}_{i}={W}_{p}{X}_{ip}+{W}_{c}{X}_{ic} $
式中， $ {X}_{ip}、{X}_{ic} $ 分别为i地的人口、城市标准化值， $ {W}_{p} $ 、 $ {W}_{c} $ 分别为人口数、城市数在经济总量中的权重。 $ {W}_{p} $ 在0.57~0.79间波动，总体趋于下降，全期平均为0.67； $ {W}_{c} $ 在0.21~0.43间波动，总体趋于上升，全期平均为0.33（表1）。

1.3.2 重心分析法

假设研究区域由 $ i $ 个次级区域构成，第 $ i $ 个次级区域的中心坐标为（ $ {X}_{i} $ ， $ {Y}_{i} $ ）， $ {M}_{i} $ 为该区域的某一属性值，则该属性意义下的区域重心的坐标（ $ \bar{X}，\bar{Y} $ ）为：
$ \bar{X}=\frac{\displaystyle\sum\nolimits_{i=1}^{m}{M}_{i}{X}_{i}}{\displaystyle\sum\nolimits_{i=1}^{m}{M}_{i}} {\text{，}} \bar{Y}=\frac{\displaystyle\sum\nolimits_{i=1}^{m}{M}_{i}{Y}_{i}}{\displaystyle\sum\nolimits_{i=1}^{m}{M}_{i}} $
式中， $ {M}_{i} $ 为人口、城市或两者加和的经济总量，m为重心分析的空间单元个数。重心变迁轨迹就是不同时间断面的重心坐标在空间移动的路径。
考察人口、城市、经济重心的关系，主要分析它们之间的空间重合性和变动一致性。空间重合性是对不同类重心空间位置的静态描述，主要用同一时间段内不同属性重心间的距离（l）来衡量，距离越近，说明重合性越高，反之则反，其计算公式如下：
$ l=\sqrt{{\left({x}_{a}-{x}_{b}\right)}^{2}+{\left({y}_{a}-{y}_{b}\right)}^{2}} $
式中，（ $ {x}_{a} $ ， $ {y}_{a} $ ）、（ $ {x}_{b} $ ， $ {y}_{b} $ ）是用以比较的两类重心的坐标，文中包括经济重心与人口重心、经济重心与城市重心、人口重心与城市重心的比较。变动一致性（ C）是对重心移动轨迹的动态描述，用不同类型重心相对上一时间点发生位移所产生的矢量交角 $ \varphi $ 来测度， $ \varphi $ 越小，变动一致性越高，计算公式如下：
$ C=\cos\varphi =\frac{\Delta {x}_{a}\Delta {x}_{b}+\Delta {y}_{a}\Delta {y}_{b}}{\sqrt{\left({{\Delta x}_{a}}^{2}+{{\Delta y}_{a}}^{2}\right)\left({{\Delta x}_{b}}^{2}+{{\Delta y}_{b}}^{2}\right)}}\left(\varphi \in \left[0\sim 180^ \circ \right]\right) $
式中， $ \Delta x $ 、 $ \Delta y $ 是不同类型重心在经向和纬向上的变化量，当 $ C $ =1时，表明重心变动方向完全一致；当 $ C $ =-1时，表明重心变动方向完全相反。

2 结果与分析

2.1 中国人口重心的变迁

中国最大的空间分异是东南-西北分异和南方-北方的分异。“东南-西北分异”一般用“爱辉-腾冲线”来划分，但从历史变迁看，以福州为圆心、福州至兰州为半径的“沈（阳）-兰（州）-西（双版纳）弧线”来划分更精确[30]；“南方-北方分异”有以长江干流[6,7]为界的，也有以秦岭淮河[4,36]为界的。文中选择“秦岭淮河线”和“沈-兰-西弧线”作为参照物来分析各类重心的空间变迁。
在南方-北方分异上，西汉至唐代的740 a时间里，中国人口保持着“北重南轻”的格局。唐宋之际，北方地区藩镇割据，战乱频仍，生存环境不如南方地区稳定安宁，加之气候由暖转寒，南方地区的气候更适宜农业耕作[7]，导致大量北方人口迁移南方地区[37]，至北宋，中国人口分布发生逆转，形成了“南重北轻”的格局，这种人口格局一直延续到现在。在东南-西北分异上，“沈-兰-西弧线”东南侧人口始终占全国总人口的90%以上，分异格局相当稳定（表2），这使得中国东南半壁的人口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全国总体的人口格局变化。
表2 2 000 a来中国人口、城市的地域分异变化

Table 2 The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of population and cities over the past 2000 years in China

时间断面 西汉
（2年） 		西晋
（280年） 		唐代
（742年） 		北宋
（1102年） 		南宋
（1208年） 		明代
（1460年） 		清代
（1820年） 		现代
（2015年） 		全期
（2—2015年）
　　注：“南方地区”是指淮河-秦岭-西藏自治区北界一线南侧地区，国土面积383.20万km2；“东南半壁”是指“沈-兰-西弧线”东南侧地区，国土面积361.45万km2，西南侧为“西南半壁”。
南方地区人口占比/% 24.04 48.11 44.24 63.42 53.98 58.33 65.97 53.91 51.50
南方地区城市占比/% 26.11 48.40 59.18 56.83 53.48 62.63 55.61 53.91 52.02
东南半壁人口占比/% 96.16 94.59 90.26 89.86 97.66 96.56 96.97 92.01 94.26
东南半壁城市占比/% 94.79 92.52 95.33 91.53 94.91 90.69 84.88 81.73 90.80
全国人口重心 纬度N/° 34.90 34.16 33.68 32.60 32.24 32.25 31.41 32.21 32.94
经度E/° 113.67 109.78 112.26 111.60 113.31 114.42 113.76 113.51 112.79
全国城市重心 纬度N/° 35.13 33.01 31.63 33.45 32.67 31.65 32.80 33.36 32.97
经度E/° 113.00 112.56 111.01 112.77 111.93 111.05 110.56 111.95 111.84
全国经济重心 纬度N/° 35.01 33.35 32.54 33.01 32.41 31.93 31.75 32.62 32.83
经度E/° 113.42 111.74 111.55 112.16 112.79 112.55 113.01 112.96 112.52
全国经济重心所在县域 河南
武陟县 		河南
内乡县 		湖北
老河口 		河南
镇平县 		河南
唐河县 		湖北
枣阳市 		湖北
随县 		河南
唐河县 		河南
宛城区
人口分布变化导致人口重心移动。2 000 a来，中国人口重心在河南、陕西、湖北三省交界区移动，北宋以前向西南移动，北宋以后向东南移动，总体偏向东南移动，这与历史地理学者“公元2—1840年人口分布重心基本保持向东南移动的趋势”[38]的定性研究结论基本一致。人口重心变迁既与人口迁移有关，也与人口增长有关。从人口迁移看，2 000 a来，北方地区战争动乱频仍、黄河泛滥改道、气候变冷变干都是推动北人南迁的巨大“推力”，而南方地区土地承载力高、可耕地资源充足、生计方式多样是吸引北人南迁的巨大“拉力”。在这两种力的综合作用下，南方人口机械正增长，北方地区人口机械负增长，导致南方人口在全国的占比不断增加，北方人口在全国的占比不断降低，结果就是人口重心不断南移。从人口增长看，2 000 a来，北方地区自然灾害、战乱冲突的破坏相较南方地区严重得多，其人口自然增长的速率也比南方地区要慢得多。人口机械增长和自然增长都相对有利于南方地区的人口发展，这是中国古代人口重心不断南迁的根本原因。不过，新中国以来，由于特殊的民族生育政策，西北半壁有着相对较高的人口自然增长率[39]，东南半壁虽然仍有一定规模的人口机械增长，但占比十分有限[40]，不足以抵消西北半壁人口的自然增长，以致与清代相比，人口重心中断了南迁的趋势，向北回归（图1）。
图1 2 000 a来中国人口分布及其重心的变化

审图号GS（2016）1594号，国界无改动

Fig. 1 Change of population distributions and their gravity centers over the past 2000 years in China

2.2 中国城市重心的变迁

城市是区域人口、经济、文化的中心，如同人口分布，中国城市分布也存在东南-西北分异和南方-北方分异，东南半壁城市数的全国占比平均高达91%；南方-北方的城市分异变化较大，南方地区城市数的全国占比平均约52%，南方-北方差异远远小于东南-西北差异（表2）。城市分布变化导致城市重心移动，由于中国城市分布受行政区划变化的影响较大，过去2 000 a来，中国的城市重心的变化相比人口重心的变化剧烈，汉-唐之际、宋-明之际城市重心向西南迁移，唐-宋之际、清-今之际城市重心向东北回归，而明-清之际向西北移动，总体上是偏向西南移动。与人口重心变迁比较一致的是，中国城市重心也始终在豫、鄂两省毗邻区移动（图2）。
图2 2 000 a来中国城市分布及其重心的变化

审图号GS（2016）1594号，国界无改动

Fig. 2 Change of city distributions and their gravity centers for the past 2000 years in China

2.3 中国经济重心的变迁

经济史学者探究中国经济重心变迁，对于中国的地理空间大都是模糊的，只是约定俗成地指当时的行政建置区域而已，因此其文献中的“中国”，其实主要是指中国的“东南半壁”。为了证实这点，本文分两个层面来量化经济重心的变迁，一是全国版图的，一是东南半壁的。
1）全国版图的经济重心变迁。如图3所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为“地理空间”，过去2 000 a来，中国经济重心的变迁轨迹如下：西汉时期（2年），经济重心在河南省武陟县境，西晋时期（280年）向西南移至河南内乡县境，唐代（742年）进一步南移至湖北老河口市境；北宋（1102年）以后，经济重心一改西南迁移趋势，向东北回归，迁到河南镇平县境，此后便开始了长达7个世纪的东南向迁移，南宋（1208年）迁到河南唐河县境，明代（1460年）迁到湖北枣阳市境，清代（1820年）迁到湖北随县境；至于现代（2015年），经济重心再次向北回归，迁到河南唐河县境。综之，中国经济重心的变迁，先向西南移动，后向东南移动，唐代以前是南移为主，北宋以后是东移为主，总体上是向东南移动，各时间断面经济重心的平均重心在今河南南阳市宛城区内，南阳在明代被称为“天下之中”[41]看来不是没有道理的。
图3 2 000 a来中国人口、城市、经济的重心分布区域及其变迁轨迹

Fig. 3 Distribution of gravity centers of population, city and economy over the past 2000 years in China

2）东南半壁的经济重心变迁。如图3所示，东南半壁的经济重心变迁轨迹与全国版图的经济重心变迁轨迹比较邻近也比较一致。其中，唐代（742年）东南半壁的经济重心位于湖北枣阳市境（32.37°N，112.58°E），正好处在秦岭-淮河线附近，说明此时东南半壁的经济格局基本达到了南北平衡；自此之后，东南半壁的经济重心便一直不断地向东南迁移，不像全国版图的经济重心那样在北宋（1102年）还有一个北向回归的过程，从而证实经济史学者提出的“唐代经济南北持平，宋代经济重心南迁”[4,7~9,16,38]的观点，实质上是就中国东南半壁的地理空间而言的，而不是就全国版图的地理空间而言的。
3）经济重心变迁的主要原因。汉-晋之间（2—280年），中国经济重心之所以向西南迁移，主要是汉末三国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战乱频繁，大量人口流向荆襄、江南地区[42]，以及西南地区之成都平原的崛起[38]。晋-唐之间（280—742年），经济重心之所以进一步向西南迁移，主要是其间北方地区历经“永嘉之乱”“五胡乱华”和“东西魏对峙”，大量人口南迁，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而南方地区接受大量北方人口后，经济发展迅速，尤其是长江流域，经济地位大大提升，成为国家财赋重地[42]。唐代-北宋之间（742—1102年），虽然安史之乱后，北方经济遭到进一步破坏，长江下游成为唐朝经济命脉所在[43]，但五代十国至北宋前期，北方地区的经济有较大程度的恢复[44,45]，黄淮平原重新成为北方重要经济区，以致经济重心略向东北回归。北宋-南宋之间（1102—1208年），黄河中下游遭到宋金、宋辽、金元之间战乱的严重破坏，黄淮之间也因黄河改道南徙遭到严重破坏，相反，南方地区除江淮之间因地处南北对峙边缘也遭到较严重破坏外，长江干流以南地区不仅很少受到战乱破坏，而且由于指南针的发明和造船技术的进步，海上贸易得到空前发展，出现了苏州、杭州、广州、扬州、明州、泉州、秀州等重要外贸港口城市[46]，以致经济重心显著向东南迁移。南宋-明代之间（1208—1460年），经济重心进一步向南迁移，主要原因是宋元、元明之间的战争破坏也是北方甚于南方，不但如此，由于北方人口的继续南迁，岭南地区、珠江流域的土地也得到开发，南方经济占全国的比重进一步提升[8]。明代-清代之间（1460—1820年），经济重心继续南迁，主要原因是其间的“小冰期”气候、农民战争、黄河泛滥、土地潜力、港口贸易等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相对更有利于南方的发展，且南方地区“与林争地”的山地开发和“与水争地”的垸田开发进一步提高了南方土地的经济产出和人口承载力[47]，东南沿海港口贸易和商业城市的发展也促进了南方经济比重的提升[48]。清代-现代之间（1820—2015年），从全国范围来看，西北、华北、东北边疆地区的土地得到大规模开发，特别是1949年以来，北方重工业经济相比南方发达，以致经济重心向东北又有所回归，但就东南半壁而言，促使经济向沿海、沿江地区集中的因素还在继续发挥作用，所以其经济重心北向移动幅度很小。

3 讨论

1）关于经济重心变迁对区域发展变动的反映。通过经济重心变迁轨迹可以考察区域发展方向的变动和区域发展政策的效果[18]。2 000 a年，中国人口分界线“沈-兰-西弧线”[30]的东南半壁是人口、城市、经济集聚区，其经济发展过程与格局很大程度上可以代表全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与格局。因为东南半壁相对发达，其单位人口、单位城市的经济当量比西部地区要高，因此，通过人口、城市代用指标求取的经济重心，用东南半壁的经济重心变迁来表征全国版图的经济重心变迁反而更接近客观真实。事实上，经济史学者语境下的中国经济重心变迁，本质上说的就是中国东南半壁的经济重心变迁。而现代（2015年）经济重心较清代（1820年）经济重心之所以向北回迁，就是近200 a间中国西北、华北、东北边疆地区的土地开发和区域发展使然。
2）关于经济重心与人口重心、城市重心的关系。总体而言，经济重心与人口重心、城市重心关系密切：一是空间重合性较好，全期经济重心与人口重心的距离只有116 km，经济重心与城市重心的距离只有132 km；二是变化一致性较高，全期经济重心与人口重心的一致性系数高达0.99，全期经济重心与城市重心的一致性系数高达0.94。采用人口数和城市数作为经济代用指标来求取经济重心，本质上是求取人口重心和城市重心的综合重心，由于人口分布和城市分布都是经济分布的重要制约与支撑，用二者加权的综合重心变迁来表征经济重心的变迁，应该是科学的描述。
3）关于历史时期全国经济总规模的估算。历史时期的或时点的经济总量估算是经济史学的重大问题，传统的历史经济总量估算方法是仿照现代产业部门的分类，先对各产业部门的产值进行估算，然后加总各产业部门的估算值。比如，有人以1600年不变价格估算清代GDP为38亿两白银[49]，有人以1840年不变价格估算北宋、明代和清代的GDP分别为32亿、39亿和51亿两白银[50]；还有人估算清代（1840年）GDP为53亿两白银[51]。这样的估算因人而异，结果相差甚远。殊不知，人口数和城市数是中国历史时期可获得性和连续性最好的数据，采用单位人口、单位城市的“经济当量”（类似于人均GDP）来计算某个时期或时点的“经济总当量”（类似于GDP总量），不仅过程相对简便，结果也更加可信。比如，已知2015年中国GDP总量为82.30万亿元，而用人口、城市代用指标计算得到的“经济总当量”为83 656无量纲单位，即1个单位的经济当量相当于9.8亿元的GDP。据此推算，中国西汉（2年）经济总当量为4267单位，折合GDP4.18万亿元；西晋（280年）经济总当量为1 835单位，折合GDP1.8万亿元；唐代（742年）经济总当量为4923单位，折合GDP4.82万亿元；北宋（1102年）经济总当量为3831单位，折合GDP3.75万亿元；南宋（1208年）经济总当量为8850单位，折合GDP8.67万亿元；明代（1460年）经济总当量为4191单位，折合GDP4.11万亿元；清代（1840年）经济总当量为20679单位，折合GDP20.27万亿元。这些数据虽然不是十分精确，但对于中国历史经济的计量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4 结论

1）中国经济重心南迁是一个趋势性过程，唐以前偏向西南移动，宋以后偏向东南移动，中国经济空间格局由以南北分异为主向以东西分异为主转变。中国经济重心自西晋迁到南阳盆地后，此后便一直在秦岭-淮河线南北过渡带上摆动，8个时间断面的经济重心的平均重心落在南阳市宛城区，为南阳称为“天下之中”提供了佐证。
2）中国经济重心变迁与人口重心、城市重心的变迁关系十分密切。3类重心分布的区域（31.41°~35.13°N，109.78°~114.42°E）始终位于中国几何中心（36.71°N，103.40°E）的东部，说明中国东、西部经济差异的形成由来已久，且相对稳定。
3）中国经济重心变迁受人口格局和城市格局变化的双重制约，随着时间推移，单位人口经济当量趋于降低，单位城市经济当量趋于上升，说明城市的经济集聚功能日益突出，城市经济发展对总体经济格局的影响日益显著。
4）人口是经济的创造者和消费者，城市是人口和经济的集中地，2 000 a来，中国人口重心、城市重心和经济重心具有高度的重合性和一致性，说明利用人口数量和城市数量作为历史时期的经济替代指标是科学的和合理的。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 文献年度倒序 |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1]
罗宗真. 六朝时期的江南农业经济——兼论全国经济重心的开始南移[J]. 农业考古, 1984(1): 254-259.

Luo Zongzhen. The agricultural economy in the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in the Six Dynasties(222-589)——Also on the beginning of the national economic center. Agricultural Archaeology, 1984(1): 254-259.

[2]
童超. 东晋南朝时期的移民浪潮与土地开发[J]. 历史研究, 1987(4): 64-79.

Tong Chao. The wave of immigration and land development during the Eastern Ji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Historical Research, 1987(4): 64-79.

[3]
韩国磐. 五代时南中国的经济发展及其限度[J]. 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56(1): 37-58.

Han Guopa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ts limits of South China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 (907-960). Journal of Xiamen University(Arts & Social Sciences), 1956(1): 37-58.

[4]
张家驹. 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7: 2-5.

Zhang Jiaju. The southward shift of the economic focus of the Song dynasties. Wuhan: Hubei People’s Press, 1957: 2-5.

[5]
施和金. 唐宋时期经济重心南移的地理基础[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1(3): 35-42.

Shi Hejin. The geographical basis of the southward shift of the economic center of gravity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Journal of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1991(3): 35-42.

[6]
魏明孔. 隋唐手工业与我国经济重心的南北易位[J]. 中国经济史研究, 1999(2): 3-5.

Wei Mingkong. The north-south translocation of the handicraft industry of Sui and Tang Dynasties and the economic center of China. Researches i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1999(2): 3-5.

[7]
郑学檬.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3: 1-24.

Zheng Xuemeng. The south shift of the economic center in ancient China and the study of the economy in the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Changsha: Yuelu Press: 1-24.

[8]
程民生. 中国北方经济史 以经济重心的转移为主线[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109-572.

Cheng Minsheng.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northern China: Focusing on the shift of economic center of gravity.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4: 109-572.

[9]
李剑农. 中国古代经济史稿 第3卷 宋元明部分[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5: 5-7.

Li Jiannong. Ancient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Vol. 3): Song,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Wuhan: Wuhan University Press, 2005: 5-7.

[10]
倪根金. 试论气候变迁对我国古代北方农业经济的影响[J]. 农业考古, 1988(1): 292-299.

Ni Genjin. The influence of climate change on the agricultural economy of the northern part of China in ancient times. Agricultural Archaeology, 1988(1): 292-299.

[11]
费省. 论唐代的人口分布[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1988(2): 111-157.

Fei Sheng. On the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in the Tang Dynasty.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 1988(2): 111-157.

[12]
彭克明. 我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原因析[J]. 安徽史学, 1995(4): 24-25.

Peng Keming. Analysis of the causes of the southward shift of China’s ancient economic center. Historical Research in Anhui, 1995(4): 24-25.

[13]
全汉升. 唐宋帝国与运河[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44: 3.

Quan Hansheng. Empire of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and canal river.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44: 3.

[14]
王立霞. 论唐宋水利事业与经济重心南移的最终确立[J]. 农业考古, 2011(3): 10-12.

Wang Lixia. On the final establishment of the water conservancy cause and the economic shift of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Agricultural Archaeology, 2011(3): 10-12.

[15]
王大建, 刘德增. 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原因再探讨[J]. 文史哲, 1999(3): 49-56.

Wang Dajian, Liu Dezeng. Further discussion on the reasons for the southward shift of China’s economic center of gravity.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1999(3): 49-56.

[16]
韩茂莉. 论北方移民所携农业技术与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J]. 中国史研究, 2013(4): 117-138.

Han Maoli. On the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brought by northern immigrants and the southward movement of ancient Chinese economy.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ical Studies, 2013(4): 117-138.

[17]
乔家君, 李小建. 近50年来中国经济重心移动路径分析[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05(1): 12-16.

DOI

Qiao Jiajun, Li Xiaojian. The shift route of Chinese economic gravity center in recent 50 years. Are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05(1): 12-16.

DOI

[18]
涂建军, 刘莉, 张跃, 等. 1996—2015年我国经济重心的时空演变轨迹——基于291个地级市数据[J]. 经济地理, 2018, 38(2): 18-26.

Tu Jianjun, Liu Li, Zhang Yue et al. Temporal and spatial evolution of China’s economic center of gravity in 1996-2015—Based on the 291 prefecture-level data. Economic Geography, 2018, 38(2): 18-26.

[19]
叶明确. 1978—2008年中国经济重心迁移的特征与影响因素[J]. 经济地理, 2012, 32(4): 12-18.

Ye Mingque.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e factors analysis of gravity movement for Chnia’s econonmy from 1978 to 2008. Economic Geography, 2012, 32(4): 12-18.

[20]
冯宗宪, 黄建山. 1978—2003年中国经济重心与产业重心的动态轨迹及其对比研究[J]. 经济地理, 2006(2): 249-254.

DOI

Feng Zongxian, Huang Jianshan. Dynamic variation track and contrastive research of economic gravity centre and industrial gravity centre of China from 1978 to 2003. Economic Geography, 2006(2): 249-254.

DOI

[21]
胡焕庸, 张善余. 中国人口地理(上)[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4: 217-218.

Hu Huanyong, Zhang Shanyu. Population Geography of China (I).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1984: 217-218.

[22]
徐建华, 岳文泽. 近20年来中国人口重心与经济重心的演变及其对比分析[J]. 地理科学, 2001, 21(5): 385-389.

DOI

Xu Jianhua, Yue Wenze. Evolvement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population center gravity and the economy gravitycenter in recent twenty years in China.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01, 21(5): 385-389.

DOI

[23]
廉晓梅. 我国人口重心、就业重心与经济重心空间演变轨迹分析[J]. 人口学刊, 2007(3): 23-28.

DOI

Lian Xiaomei. Analysis on the evolvement track of population gravity center employment gravity center and economic gravity center. Population Journal, 2007(3): 23-28.

DOI

[24]
樊杰, 陶岸君, 吕晨. 中国经济与人口重心的耦合态势及其对区域发展的影响[J]. 地理科学进展, 2010, 29(1): 87-95.

DOI

Fan Jie, Tao Anjun, Lv Chen. The coupling mechanism of the centroids of economic gravity and population gravity and its effect on the regional gap in China.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0, 29(1): 87-95.

DOI

[25]
李在军, 管卫华, 柯文前. 中国区域消费与经济、人口重心演变的时间多尺度研究[J]. 经济地理, 2014, 34(1): 7-14.

DOI

Li Zaijun, Guan Weihua, Ke Wenqian. The regional gravity evolution of consumption, economy and population based on the multiple time scales in China. Economic Geography, 2014, 34(1): 7-14.

DOI

[26]
杨强, 王运动, 李丽, 等. 1952年—2010年中国人口分布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时空耦合特征分析[J]. 遥感学报, 2016, 20(6): 1424-1434.

Yang Qiang, Wang Yundong, Li Li et al. Temporal-spatial coupling analysis between population change trend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from 1952 to 2010. Journal of Remote Sensing, 2016, 20(6): 1424-1434.

[27]
刘开迪, 杨多贵, 周志田. 中国经济与人口重心的时空演变及产业分解研究[J]. 工业技术经济, 2019, 38(6): 79-88.

DOI

Liu Kaidi, Yang Duogui, Zhou Zhitian. A dynamic evolvement procedure of China’s economic and populution gravity centres and three industrial decomposition. Journal of Industrial Technological Economics, 2019, 38(6): 79-88.

DOI

[28]
金淑婷, 李博, 杨永春, 等. 中国城市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J]. 地理研究, 2015, 34(7): 1352-1366.

Jin Shuting, Li Bo, Yang Yongchun et al. The distribution of cities in China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Geographical Rseaech, 2015, 34(7): 1352-1366.

[29]
胡兆量. 自然资源结构与经济重心的地域迁移[J]. 自然资源学报, 1987, 6(3): 205-212.

DOI

Hu Zhaoliang. The loc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shifting of economic centres.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1987, 6(3): 205-212.

DOI

[30]
龚胜生, 陈云. 中国人口疏密区分界线的历史变迁及数学拟合与地理意义[J]. 地理学报, 2019, 74(10): 2147-2162.

DOI

Gong Shengsheng, Chen Yun. The historical change, mathematical fitting and geographical significance of China demographic borderlines.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9, 74(10): 2147-2162.

DOI

[31]
吴松弟. 南宋人口史[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84.

Wu Songdi . Population history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08: 84.

[32]
吴松弟. 中国人口史 第3卷 辽宋金元时期[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 162-210, 216-219.

Wu Songdi. Population history of China (Vol. 3): Liao, Song, Jin and Yuan dynasties.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00: 162-210, 216-219.

[33]
周振鹤. 中国行政区划通史[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Zhou Zhenhe. History of China’s administrative districts.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07.

[34]
谭其骧. 中国历史地图集 全8册[M]. 北京: 中国地图出版社, 1996.

Tan Qixiang. Chinese historical atlas (Eight Volumes). Beijing: Sinomap Press, 1996.

[35]
杜秀荣, 唐建军. 中国地图集[M]. 北京: 中国地图出版社, 2016.

Du Xiurong, Tang Jianjun. Atlas of China. Beijing: Sinomap Press, 2016.

[36]
杜瑜, 高明士. 中国经济重心南移: 唐宋间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M]. 台北: 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2005: 203.

Du Yu, Gao Mingshi. The south shift of China’s economic center: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Taibei: Wu-Nan Book Compang Ltd., 2005: 203.

[37]
葛剑雄, 吴松弟. 中国移民史. 第3卷. 隋唐五代时代[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77: 236.

Ge Jianxiong, Wu Songdi. History of Chinese immigration (Vol. 3): Sui,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Fuzhou: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77: 236.

[38]
蓝勇. 中国历史地理[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232-238.

Lan Yong.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2010: 232-238.

[39]
陈明星, 李扬, 龚颖华, 等. 胡焕庸线两侧的人口分布与城镇化格局趋势——尝试回答李克强总理之问[J]. 地理学报, 2016, 71(2): 179-193.

DOI

Chen Mingxing, Li Yang, Gong Yinghua et al. The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and trend of urbanization pattern on two sides of Hu Huanyong population line: A tentative response to Premier Li Keqiang. Acta Geography Sinica, 2016, 71(2): 179-193.

DOI

[40]
戚伟, 刘盛和, 赵美风. “胡焕庸线”的稳定性及其两侧人口集疏模式差异[J]. 地理学报, 2015, 70(4): 551-566.

DOI

Qi Wei, Liu Shenghe, Zhao Meifeng. Study on the stability of Hu Line and different spatial patterns of population growth on its both sides. Acta Geography Sinica, 2015, 70(4): 551-566.

DOI

[41]
龚胜生. 天人集: 历史地理学论集[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214-216.

Gong Shengsheng. Studies on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09: 214-216.

[42]
李剑农. 中国古代经济史稿 第2卷 魏晋南北朝隋唐部分[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5: 2-3.

Li Jiannong. Ancient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Volume 2),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Wuhan: Wuhan University Press, 2005: 2-3.

[43]
史念海. 唐代历史地理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140-141.

Shi Nianhai.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Tang Dynasty.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1998: 140-141.

[44]
漆侠. 宋代经济史(上)[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70.

Qi Xia.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Song Dynasty (I).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ress, 1987: 70.

[45]
程民生. 宋代地域经济[M].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2: 323-325.

Cheng Minsheng. Regional economy in the Song Dynasty. Kaifeng: Henan University Press, 1992: 323-325.

[46]
何一民. 中国城市史[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2: 288.

He Yimin. Chinese urban history. Wuhan: Wuhan University Press, 2012: 288.

[47]
龚胜生. 长江中游洪灾的历史地理考察[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0(4): 485-488.

Gong Shengsheng. A historical geographical inspection on the flood disasters of the middle reach of the Yangtze River. Journal of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s), 2000(4): 485-488.

[48]
郭蕴静. 清代经济史简编1644—1840[M].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4: 157.

Guo Yunjing. A brief compilation of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Qing Dynasty(1644-1840). Zhengzhou: Henan People’s Press, 1984: 157.

[49]
刘逖. 1600—184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估算[J]. 经济研究, 2009, 44(10): 144-155.

Liu Ti. Estimation of China’s GDP from 1600 to 1840.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09, 44(10): 144-155.

[50]
伏霖. 中国长期人均产出变迁的研究(980—1840)[J].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16(3): 2

Fu Lin. Research on China’s long-term per capita output change (980-1840). Researches i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2016(3): 2

[51]
Broadberry S, Guan H, Li D D. China, Europe, and the great divergence: A study in historical national accounting, 980–1850[J].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018, 78(4): 955-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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