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环境变化与技术经济范式变革对“经济-环境”关系产生深刻影响，但资源环境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淡出全球经济地理研究的视野。2000年以来，环境经济地理逐渐兴起并对此进行反思，但其发展仍处于混沌状态。中国经济地理学科自身的人地关系传统和国家发展的探索与实践，为环境经济地理理论与实践创造了理想条件。环境经济地理并非全新的领域，其可从经济地理理论出发拓展对“经济-环境”关系的认识，据此提出3组研究主题：① 重新认识经济活动的区位，理解变化中的资源环境如何作用于传统与新兴经济活动；② 建立对不同地理尺度下要素流动和主体互动的认知，理解资源环境风险如何在各类关系网络中传递，又将如何重塑各类关系网络；③ 考察多主体在多区域之间、多层级制度背景下的相互作用，理解绿色创新与转型的过程，实现对“经济-环境”关系在不同发展场景下协同演化的认识。
针对时空行为轨迹大数据的序列性、时空交互性、多维度性等复杂特性，构建结合时间地理学与复杂网络的分析框架，建立时空行为路径与时空行为网络之间的转换关系，利用复杂网络社群发现算法对时空行为轨迹进行社群聚类、模式挖掘与可视化。基于北京郊区居民一周内活动出行GPS轨迹数据的案例分析发现：① 复杂网络分析方法可以有效挖掘具有相似行为的群体特征和识别出典型的行为模式。② 可以灵活处理多元异构与多维度的行为轨迹大数据以及满足不同叙事、不同空间相互作用、不同时序的应用需求。③ 北京郊区被调查居民的行为模式存在日间差异与空间分异。
构建了基于系统动力学的城市可持续性动态评估模型，以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为例，评价与模拟2005—2035年各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时空变化趋势。研究结果表明：① 由于资源禀赋和发展路径依赖，不同城市在子系统中的可持续性表现各异，各城市子系统间的可持续性也存在复杂、多样的交互关系；② 近年来京津冀地区各城市综合可持续性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以历史轨迹和当前的区域发展目标来看，未来地区整体可持续发展水平将大幅提高，但北京与其他城市的综合可持续性之间的断层客观存在，且将长期维持。
从城市舒适性理论出发，系统梳理了创意人才及其空间集聚过程的相关文献，构建了驱动中国设计创意人才空间集聚的城市舒适性指标体系，通过大数据方法从国内设计师社交平台站酷网获取设计创意人才的属性数据，运用地理集中指数、区位熵、负二项回归方法，深入剖析了中国设计创意人才的空间集聚特征与机理。研究表明：① 中国设计创意人才及其创作在空间上呈现出显著的集聚现象，以北京为主的一线城市最为集中，但杭州、长沙、武汉、郑州这些新兴城市也表现良好，甚至超过部分一线城市；② 城市舒适性理论在解释中国设计创意人才空间集聚时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其中文化环境、教育环境和自然环境是影响设计创意人才空间集聚的核心因素；③ 证实了西方创意阶层理论的部分结论，发现文化基础设施、文化遗产、文化旅游、高素质人力资本、温暖的气候与良好的空气质量是提升城市对创意人才吸引力的重要因子，同时发现科研投入对设计创意人才集聚具有明显挤出效应，并且西方学者普遍强调的生活环境舒适性因子对设计创意人才影响有限。为深入理解创意人才的空间过程及其影响机理提供了详实的实证案例，为地方政府改善城市创意环境提供了参考依据。
建成环境对街道活力的影响是国内外城市研究的热点议题。然而，对于建成环境要素的测度与评估多偏重于二维建成环境指标，尚未充分挖掘三维建成环境指标。以深圳市福田区为例，采用街景数据、路网数据、POI数据及移动互联网位置服务数据，建立周末分时段模型，探讨商业街道和生活街道活力的时空间分布特征及建成环境对其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商业街道上居民全天活动的峰值时段为18:00~20:00，生活街道上居民全天活动的峰值时段为11:00~13:00。② 深圳市福田区街道活力总体呈现多中心结构，随时间变化显现出明显的空间差异。③ 不同的建成环境指标对街道活力的作用时段与影响程度存在差异。提高功能混合度有利于提升商业街道凌晨、上午和夜间的活力及生活街道午后和傍晚的活力；过宽的相对步行宽度对生活街道活力提升有抑制作用，更安全的步行环境对商业和生活街道夜间活力提升有促进作用；界面连续程度高的商业街道午后及夜间的活力更强，界面多样性丰富的生活街道白天活力更强。
利用长三角城市群各地区2011—2018年的面板数据，在测算一体化指数基础上，借助空间杜宾模型揭示一体化进程对旅游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主要结论有：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指数在空间上分布不均衡，整体上呈现出从省会城市向周边递减的格局。空间杜宾模型能够较好地对一体化进程的溢出效应进行定量估算，从空间杜宾模型的估算结果看，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进程对旅游经济有着显著的溢出效应，本地一体化进程每提高1%，将促进周边地区旅游经济增加0.575%。就本地效应而言，一体化进程各维度对旅游经济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基础设施一体化是其中较为重要的因素；就溢出效应而言，一体化进程各维度对旅游经济的影响均低于本地效应，基础设施一体化对周边地区的旅游经济有一定的负向影响。未来长三角城市群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一方面需要重视本地一体化，同时也要重视一体化的空间溢出效应，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出台相关政策，加强区域间的协调与合作。
构建有向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生物医药技术、资金、人才在城市间流动的协同水平，依此划分耦合分区。利用均方差-突变级数法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究2000—2018年间双元创新冷热点演化格局、双元创新驱动因素的时空异质性及其在不同耦合分区内的主导效应。结果发现：① 城市集聚多元创新要素时“脱钩”现象突出，对外配置多元要素时“雁阵效应”明显。根据多元要素协同流动情况，将地域划分为以依附式耦合为主的保守区、以互惠式耦合为主的平衡区和以吸收式耦合为主的明星区；② 渐进式创新具有时空惰性，突破式创新具有时空间歇性，两者相互反哺，存在时空连锁效应。保守区是主要的双元创新冷点区，平衡区内渐进式创新热点呈现出点-轴扩散的空间增长趋势，突破式创新热点在重要节点城市间跳跃分布，明星区内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的双元创新热点呈圈层式分布；③ 双元创新的驱动因素具有时序不稳定性和空间异质性，不同耦合分区内城市资产对双元创新的时空主导效应差异明显。
采用中心性模型、空间自相关理论、核密度法等，从城市路网形态角度分析上海市住宿业的空间格局特征及其与路网结构的空间响应关系。结果发现，上海市住宿业分布具有空间集聚性、类型分异性和距离衰减性，集聚核心与路网节点密度核心一致，主要围绕中心城区形成一级集聚核，星级酒店集聚分布在中心城区，经济型酒店和旅馆在一级集聚核外形成多个散状集聚核心，旅馆集聚依附性较为明显，民宿集聚度最高。不同类型的住宿设施分布存在较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对路网依赖性具有多元性，受路网影响的程度不同，道路连接值较高的区域交通可达性较好，住宿设施密度也相应较高。经济型酒店受到城市路网相对可达性和直线型交通效率的依赖最大，旅馆和民宿对于路网节点间通达性的依赖相对较大。住宿业发展要在产品偏好设计的前提下兼顾城市路网结构和消费需求进行合理选址，以实现综合效益最大化。
依据多中心空间结构的理想通勤模式构建通勤距离分布的理论模型，将实测结果与理论模型做比较，检验通勤效率。研究以上海和杭州为对象，发现：① 多中心空间结构确实有助于缩短通勤距离，但随着与就业中心距离增加，就业中心对缩短通勤距离的正效应逐渐减弱；②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上海，其多中心空间结构的通勤效率比杭州发挥得更好。研究讨论了城市规模、多中心的实施时间、住房市场等对通勤效率的影响：上海的多中心空间结构发展更加成熟、租赁房源比例更高，为维持城市正常运转必须有更高效的交通组织，且居民确实经历了更长时间、有更多住房选择来调整职住空间以缩短通勤距离；杭州的城市功能尚处在完善中，多中心空间结构的通勤效率还未完全发挥作用。
基于历史文献及统计年鉴中的人口和城市数据，采用历史时间断面方法和现代GIS空间分析方法，对过去2 000 a来（公元2—2015年）中国经济重心的变迁轨迹进行量化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经济重心总体上是趋向东南迁移，唐代以前主要向西南移动，北宋以后主要向东南移动，中国经济的空间分异先以由南北差异为主，后以东西差异为主；“沈（阳）-兰（州）-西（双版纳）弧线”东南侧的经济发展过程与格局很大程度上可代表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与格局。2）中国经济重心变迁与其人口重心、城市重心的变迁关系十分密切，3类重心分布区域正是古称“中原”的地区，且3类重心始终位于几何中心的东部，中国东、西部的经济差异由来久远，且相对稳定。3）中国经济重心变迁受人口格局和城市格局变化的双重制约，随着时间推移，单位人口的经济当量趋于降低，单位城市的经济当量趋于上升，城市经济格局对总体经济格局的影响日益显著。
以江苏为例，运用地理学相关方法将非遗的时空分布可视化，并探讨其分布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江苏非遗在时间上呈“迂回向南”发展轨迹，其数量和类型在不同阶段具有明显差异；在空间上呈聚集性分布，分别在苏州、扬州、南京、常州、镇江和南通形成6个高密度核心；通过地理探测器分析，得知河流水系、政策导向、历史文化和经济等因素对非遗的时空分布有较大影响。由此得出重视江苏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将非遗纳入文化生态系统内整体性保护、正视非遗与经济合理互动等启示。
城市扩张和郊区化显著增加居民的通勤时间，减少居民在社区内及周边开展的日常活动，进而可能对居民的社区社会资本产生消极影响。基于2017年北京市26个社区居民的社区融合与活动日志问卷调查数据，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探讨通勤时间、社区活动对社区社会资本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控制居民社会经济属性和社区区位后，长时间通勤会减少居民在社区及周边1 000 m范围内开展的活动，并进一步对社区社交网络结构、社会信任和共同价值等社区社会资本的不同维度产生负面影响。此外，社区活动中社交娱乐活动的中介效应显著，而个人和家庭事务活动中介效应不显著。最后，证实了促进职住平衡、减少职住分离的规划政策对于增加居民社区活动及培育社区社会资本的重要意义。
考虑市内交通衔接和乘客出行行为选择，通过加权平均旅行时间、经济潜力和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相结合，从不同尺度分析高铁建设对京津冀地区可达性的变化和经济活动空间分布格局的演变。结果表明：① 京津冀地区市域和县域的可达性水平得到明显的改善，形成以京津、京广、京沪方向为轴线向外扩展的不规则环状分布格局，且可达性水平呈现南高、北低的特征。② 高铁对沿线核心城市的经济潜力提升作用明显高于边缘城市，呈现出由中心向外圈层式递减，且以北京为顶点的“倒V”的空间格局。③ 随着可达性时间范围的扩大，京津冀区县的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逐渐弱化，且最优辐射范围在3.5 h以内。
以中国南方某特大城市YP区为例，结合犯罪地理学主要理论选取相关变量构建二元逻辑回归模型，探讨区域环境对入室盗窃临近重复案件和孤立案件分布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居民数量、银行&ATM机和公园集聚的区域发生临近重复案件的概率比孤立案件更高，而道路密度高的社区难以发生临近重复案件；青少年人口比重高和低租金住户多的社区会加剧弱势群体、问题人群的集中趋势，临近重复犯罪发生的可能性也会随之上升，其中青少年人口的影响程度高于低租金住户。研究结果可对微观社区层面入室盗窃临近重复犯罪的治安防控与警务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
基于中国学术期刊出版总库所提供的《地理学报》《地理科学》《地理研究》《地理科学进展》（简称“四地”期刊）创刊以来至2020年12月间的农业与乡村地理学论文数据，采用Citespace可视化科学文献计量方法，对566篇文献的主题、引文和关键词等特征进行可视化分析。系统梳理了农业与乡村地理学术论文所反映的主题脉络、知识演进、历史热点、研究机构发展和发文作者分析。这些分析充分体现出了中国农业与乡村地理学研究的发展历程、目前的主要研究议题与未来的发展趋势。研究结果显示，农业地理、聚落与古村落、土地利用及其发展模式、乡村居民点及其空间格局、城乡一体化、新农村建设、乡村重构、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等主要研究议题是不同时期的研究聚焦点。从研究热度看大致经历了由以农业地理研究为主，转向农业地理与乡村聚落地理并驾齐驱，再到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研究3个阶段。其研究发展过程呈现出3大转向：① 由单一的农业地理和乡村聚落地理转向综合的农业与乡村地理学研究；② 从单一的农业生产要素、社会经济要素格局研究转向区域城乡人地系统融合的过程、机制和影响研究；③ 由传统的调研统计、田野观测、数字模拟技术方法转向大数据、多源时空监测模拟和农业地理工程实践。乡村转型-城乡融合-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将成为未来城乡发展的大逻辑、新常态，也是未来农业与乡村地理学研究的重点和方向。主要研究议题方面有乡村地域类型、乡村功能转型、乡村空间重构、乡村聚落重构、乡村人居环境质量、乡村发展的新因素及其作用机制、乡村弹性与可持续性发展、乡村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城乡基础设施与服务统筹规划建设等。学科发展应注重综合研究，深化对农业与乡村发展新驱动力的认识，切实加强乡村地理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创新，借以更好地服务于国家乡村振兴战略。
以福建省155个旅游小镇为研究样本，运用空间统计分析法对其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福建省旅游小镇空间分布整体上趋于均匀状态，在各个地市的数量分布上也相对均衡；② 福建省旅游小镇核密度呈现出“东高、西低”的分布特征，生态人居型旅游小镇分布密度最大，特色产业型旅游小镇分布密度最小；③ 福建省旅游小镇发展以冷点区和次冷点区为主，冷点区和热点区空间差异明显；④ 经济基础、城镇化水平、人口密度、客源市场是福建省旅游小镇空间分布的主要影响因素。
以环境管理人员在不同层级政府间的配置直接测算环境分权度，通过纳入财政分权指标，采用省级面板数据和动态空间计量模型从空间视角实证检验环境分权对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中国省域碳排放存在显著的惯性依赖和空间路径依赖，本地区碳排放的增加（降低）将带动相邻地区碳排放的上升（下降）。② 国家层面上，环境总体分权（ED）、环境行政分权（EAD）和环境监测分权（EMD）显著降低碳排放，环境监察分权（ESD）和财政分权（FD）则显著加剧碳排放。同样地，ED及其分解指标与FD的交互项也均显著促进碳排放，其影响大小与环境管理分权的类别相关。③ 不同地区环境分权的碳排放效应存在异质性。西部地区ED、EAD和EMD对碳排放产生的抑制效应明显大于东、中部地区，而东部地区ED及其分解指标与FD交互项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强于中、西部地区。
根据中国东部冬季海陆热力分异和耦合作用关系，构建了纬向海陆热力差异指标。从大气环流和降水角度，揭示了局地海陆热力差异对中国东部相对湿度变化的影响。基于此，探讨了局地海陆热力差异与华南地区冬季雾霾形成、转化和趋势变化的气候学关联。结果表明：冬季海陆热力对比显著的耦合区位于华南地区和菲律宾海东部海域，形成的局地海陆热力差异具有约17 a左右的年代际变化，20世纪80年代初其由强转弱的趋势突变明显。局地海陆热力差异增强时，华南地区冬季东北风异常加强，由东中国海（渤海、黄海和东海）及日本海向华南地区的水汽输送和降水也呈现增强趋势，这有利于华南地区相对湿度的异常增加。受局地海陆热力差异调控，华南地区偏湿期和偏干期约以17 a的周期交替出现。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偏湿期，华南地区雾日条件湿度基本保持不变，之后环境相对湿度逐渐降低，引起雾日偏少。由于华南地区本底（平均）相对湿度更利于霾的形成，在污染物排放或迁移累积增强的情形下，相对湿度的降低抑制霾向雾的转化，使得雾日持续减少，而霾日趋于增加，特别在21世纪初的偏干峰值期霾日增加速率达到最高。21世纪20年代华南地区相继进入偏干期，气候变暖导致饱和比湿加大，未来霾天气趋多趋强、持续时间长等极端特性和高危险性特点将更为突显。
基于国内现行的森林火险气象指数和单因子火险贡献度模型，以及逻辑回归模型和随机森林模型，在林火预报中引入微波遥感土壤水分信息，使用MCD14DL火点数据集和地面气象观测资料对广东省不同时间尺度的林火发生概率进行预测。结果表明：逻辑回归模型和随机森林模型构建的林火预测模型显著优于现行的森林火险气象指数和单因子火险贡献度模型，预测精度提升约20%。其中，随机森林模型对林火频数的解释程度最高（两者相关系数为0.476）。此外，加入微波土壤水分信息后，相较原有的基于气象要素的林火预测模型，2种机器学习模型的预测精度均略有提升，体现了表层土壤水分信息在林火预报中的重要性。研究可为高效提取对地观测信息，以改进华南地区不同时间尺度的林火预报工作提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