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中文

地理科学 >

2022 , Vol. 42 >Issue 1: 43 - 53

DOI: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22.01.004

资源依赖、权力与利益博弈：村寨型景区开发企业与社区关系研究——以西双版纳勐景来景区为例

  • 保继刚 ,
  • 陈求隆
展开
  •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保继刚（1964-），男，云南个旧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与旅游规划。E-mail:

收稿日期: 2020-07-19

  修回日期: 2020-10-17

  网络出版日期: 2022-01-20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920104002)

版权

版权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本刊文章，不得使用本刊的版式设计。
收起

Resource Dependence, Power and Interests Game: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illage Scenic Development Enterprise and Community with Mengjinglai Scenic Spot in Xishuangbanna as an Example

  • Bao Jigang ,
  • Chen Qiulong
Expand
  •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 Guangzhou 510275, Guangdong, China

Received date: 2020-07-19

  Revised date: 2020-10-17

  Online published: 2022-01-20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1920104002)

Copyright

Copyright reserved © 2021.
Fold

摘要

以西双版纳勐景来景区为案例地，通过访谈、观察等方法，在构建村寨型景区开发企业与社区之间资源相互依赖关系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探讨村寨型景区开发企业与社区关系动态演变背后的逻辑。研究发现，村寨型景区开发企业与社区关系的动态演变是二者资源相互依赖程度变化作用的结果。在景区发展初期，开发企业对社区的依赖程度小于社区对开发企业的依赖程度，即在两者的利益博弈中，开发企业的权力比社区大，社区得到的利益从零开始不断增大，二者矛盾较少。在景区发展成熟期，开发企业对社区的依赖程度大于社区对开发企业的依赖程度，即在两者的利益博弈中，社区的权力比开发企业大，此时在已有的利益分配机制不变的情况下，会因利益分配导致社区与开发企业冲突。此外，还推论出在政府干预和协调下，村寨型景区开发企业在与社区的利益冲突中会让步于社区这一结论，可为企业投资村寨型景区开发提供现实指导。

关键词： 村寨型景区; 景区开发企业与社区关系; 社区旅游; 资源依赖理论

本文引用格式

保继刚 , 陈求隆 . 资源依赖、权力与利益博弈：村寨型景区开发企业与社区关系研究——以西双版纳勐景来景区为例[J]. 地理科学, 2022 , 42(1) : 43 -53 . DOI: 10.13249/j.cnki.sgs.2022.01.004

Abstract

The conflicts between village scenic development enterprises and communities have always been a common concern in academic research and industry practice. As an effective theory for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rganizations, the 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illage scenic development enterprises and communities. This article integrates the 4 dimensions of the relationship among village scenic development enterprises and the communities, interests, power, and the degree of resource dependence into the resource interdependence analysis framework, using the Mengjinglai scenic area in Xishuangbanna as a case study. The primary data are collected through interviews and observation.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dynamic evolution and the logic behind the evolu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illage scenic development enterprises and the communities. The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the dynamic evolu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illage scenic development enterprises and communities is the result of the change in the degree of resource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the two.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scenic area development, the dependence of village scenic development enterprises on the communities is less than that of the communities on the enterprises. In the game of interests between the two, the power of village scenic development enterprises is larger than that of communities, but the benefits obtained by the communities are continuously increased from zero. There is less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two. In the mature stage of scenic area development, the dependence of village scenic development enterprises on communities is larger than that of the communities on the enterprises. In the game of interests between the two, the communities have more power than the enterprises. At this point, if the existing benefit distribution mechanism remains unchanged, it will have conflicts in interest distribution. This paper also inferred that with interventions and coordination from the government, the village scenic development enterprises will give way to communities when there is conflict of interests. This study provides a practical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scenic development enterprises which invest a village scenic area.

Key words： village scenic are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enic area and its community; community tourism; 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

在乡村旅游开发与振兴的过程中，乡村旅游的接待规模和投资不断升温，同时也给作为乡村旅游重要载体之一的村寨型景区带来了更加复杂的旅游社区冲突。村寨型景区的特点在于旅游开发的对象即旅游吸引物是当地社区的生活生产空间[1]，旅游空间与生活生产空间二位一体[2]，即景社一体化景区，而本文研究的村寨型景区开发企业即指投资开发村寨型景区的企业。由于利益分配不均、诉求得不到满足等原因，作为直接承受旅游发展影响的主体——社区，它与景区开发企业的矛盾不断发生[3~5]。例如，2000年宏村村民因抗议不公平收益分配方案用马车阻拦游客进入景区；2008年傣族园村民为改变现行利益分配模式而封堵景区大门；2011年婺源村民因不满收益分成围堵景区大门；2014年峨眉山景区村民在景区拉横幅堵路向景区提出九大诉求；2019年普者黑景区村民因利益冲突阻止景区运营，等等。村寨型景区开发企业与社区冲突层出不穷。从上述以及类似的事件看来，冲突的解决往往以村寨型景区开发企业的让步为条件，最终通过旅游吸引物所属社区获得更多的补偿和门票分红而平息冲突[6]，由此提出经验性问题：当发生社区冲突时，景区开发企业为何往往需要做出让步？
景区开发企业与社区关系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尝试运用不同的理论去解释。相关研究主要给出以下3种学理性解释：①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视角；②社区参与和增权的“权力”视角；③土地产权和旅游吸引物权的“权利”视角。以下从3个研究视角进行分段阐述。
20世纪80年代利益相关者理论被引入旅游学的研究中，直到2000年由保继刚和钟新民主编的《桂林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01—2020）》中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7]，这一问题才真正引起国内学者的研究与关注。在旅游利益相关者的分类中，景区开发企业和社区是旅游系统中重要的利益相关者[8]，一些研究[9~11]证实了当地居民在不同利益群体的矛盾关系中居于中心地位，认为要以居民的旅游参与协作为切入点对旅游目的地社区关系进行进一步探究。左冰等[12]认为社区冲突的根源来自于经济利益的冲突，高元衡[13]和高军波[14]也认为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分配不均是乡村旅游冲突的主要原因。因此，学术界提出应该平衡好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提倡各利益相关者的平等博弈与利益协调[5,15,16]。
Murphy[17]提出“社区导向的旅游规划”也称为“基于社区的规划”，这标志着社区参与理论被引入到旅游研究中，被认为有助于解决景区开发企业与社区之间的矛盾[18]。由于社区参与在实践方面的层层障碍[19]，相关研究陷入过于理想化的理论建构和路径建议的困境[20]。随着研究深入，可以发现在保障权力的情况下，真正意义的社区参与才能得以实现。本文采用行为主义革命的代表人物Dahl[21]的权力定义，“A能够让B去做B本身并不感兴趣的或者原本不会去做的一件事情的能力”。相关研究忽略了社区取得多大程度的地位和利益，是取决于社区与景区开发企业、政府等外部利益相关者进行的政治博弈和权力较量，只有权力才能掌控不同层面上利益群体之间互动的结果[18]。社区参与不是最终目标，如果居民没有权力，可持续旅游最终不会获得成功，社区增权理论应运而生[22]，所以应该在多个层面（经济、心理、社会、政治等）上进行社区增权[23,24]，打破不平衡的权力关系，增强社区利益分配的权力，对缓解冲突，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25,26]。
左冰等[12]指出上述的研究未能深入到权力来源的权利层面的问题，提出了旅游吸引物权的概念，认为土地的产权安排和旅游吸引物权是社区参与和社区增权的“元”问题[1,27]。相关学者也从经济学的产权视角出发，认为旅游吸引物产权与乡村土地产权界定不清晰，是造成旅游收益分配不平等和利益冲突的制度性根源[28~32]。
综上，景区开发企业与社区关系的研究逐步深入，发现景区开发企业与社区关系主要是由利益决定的，利益主要是由博弈权力决定的，权力主要是由权利决定。相关文献较少关注到景区开发企业的权力问题，特别是随着景区发展，景区开发企业在与社区进行博弈时二者权力的变化过程，也未系统性地回答当发生社区冲突时，景区开发企业为何往往需要做出让步。
资源依赖理论是解释形成组织间关系的有效方法[33]，本文将从资源依赖理论的视角出发，在构建村寨型景区开发企业与社区之间资源相互依赖关系分析框架下，分析在土地产权未改变和旅游吸引物权未立法的情况下，村寨型景区开发企业与社区关系演变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即围绕景区开发企业资源（资金、经营管理能力）和社区资源（土地、旅游吸引物），系统性地回答二者之间权力与资源依赖程度变化过程。

1 分析框架

资源依赖理论起源于20世纪40年代，在70年代之后的组织关系研究中被频繁地使用，其中Pfeffer和Salancik在1978年出版的《组织的外部控制——对组织资源依赖的分析》一书[34]，是资源依赖理论的集大成者。资源依赖理论认为组织最为关注的事情是生存，组织生存的关键是具备获取资源的能力，没有一个组织是完全自给自足的，都需要从外部环境中获取一些需要的资源来维持生存，组织必须与其外部环境进行交换[34]。在这一过程中，组织对资源的需求构成了组织对外部环境的依赖，而外部环境中的要素往往会对组织提出要求，组织的外部控制也就由此产生，使得外部环境要素对于组织拥有一定权力。
同时Pfeffer等[34]提出决定组织对外部环境要素的依赖程度，主要在于以下3个方面：①资源对组织维持运营和生存的重要性（X1），重点体现在资源交换的数量以及资源的关键程度；②提供资源的组织在资源的分配利用方面的控制程度（X2）；③替代资源的可得程度（X3）。于是，企业对于外部环境资源的依赖程度可以用以下函数关系式表示：资源依赖程度=F（X1，X2，X3）。
而本文讨论的村寨型景区开发企业和社区都关心自己的生存与获得更多的利益，都掌握对方所需要的资源，与其他类型的景区相比，由于村寨型景区与社区生活生产空间融为一体的特点，一旦企业进行旅游开发后，二者必须发生互动，从而形成资源相互依赖关系。
景区开发企业与社区关系主要是由利益决定的，利益主要是由博弈权力决定的，而权力可以由资源依赖程度来解释。本文从资源依赖理论的视角，将村寨型景区开发企业与社区的关系–利益–权力–资源依赖程度整合到图1的资源相互依赖关系分析框架之中。
图1 村寨型景区开发企业与社区之间的资源相互依赖关系分析框架

Fig. 1 Framework of the resource interdepend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village scenic development enterprise and community

这一框架中，假定村寨型景区开发企业对社区资源（X资源）的依赖程度用以下函数关系式表示：资源依赖程度=F（X1，X2，X3）。而假定社区对村寨型景区开发企业资源（Y资源）的依赖程度用以下函数关系式表示：资源依赖程度=F（Y1，Y2，Y3）。
景区开发企业所掌握的资源，主要包括资金和经营管理能力（管理或技术）[35]。资金是企业所拥有的重要的资源，在现代商业社会中，资金是最重要也是最有权力的流动性资源[36]。公司以资金形式投入，将旅游吸引物资源转化为市场产品，将其推向市场，销售给旅游者[6]。景区经营管理能力是指景区内部进行有效管理，外部能够不断扩展景区所需要的市场和资源的综合能力，使得企业能够不断发展盈利[37~39]。
而社区所掌握的资源，主要包括土地和旅游吸引物资源[2,6]。对于旅游而言，土地是重要的劳动资料，是旅游收益形成的本源和物理载体[12]。旅游吸引物由所有驱使旅游者离开惯常生活环境的元素组成，包括观赏到的风景、参与的活动和值得回忆的体验[40]。旅游吸引物是吸引景区开发企业投资的关键因素，以傣族村寨为例，以其世代所居的干栏式竹楼建筑群落、自然生态环境、傣族传统文化以及佛教文化景观等作为景区主背景，供游人参观、欣赏、体验[12]。二者的相互依赖关系，可能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如果社区对景区开发企业资源的依赖程度大于景区开发企业对社区资源的依赖程度，则在利益博弈中，景区开发企业的权力比社区大。反之亦然！
借助这一框架，本文以西双版纳勐景来景区为例，详细阐述村寨型景区开发企业与社区关系演变过程，探讨村寨型景区与社区关系变化过程背后反映的利益、权力和资源相互依赖程度变化。

2 研究设计

2.1 案例地概况

勐景来景区位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勐海县西南部边陲打洛镇境内，距中缅边境打洛口岸约5 km。勐景来景区是由云南金孔雀旅游集团2003年在勐景来村（也称景莱村、景来村）基础之上投资建设，由其子公司西双版纳勐景来景区有限公司，2018年改称为西双版纳宝翠景区管理有限公司（下文统一简称勐景来公司）负责日常管理运营，占地面积5.6 km2。勐景来村现有113户居民516人，村民以傣族为主。勐景来村早期生产活动以农业为主，主要种植水稻、橡胶等农作物；现以旅游业为主，农业生产为辅。
勐景来景区与村民的生活生产空间融合在一起，是典型的村寨型景区。勐景来公司自成立以来，当景区开发企业和社区遇到矛盾，当地政府持中立态度居中调停，充当监督者的角色。左冰[5]运用博弈论分析得出，只有政府持公正的立场，社会的福利才能达到最优，景区和社区的博弈能实现均衡。这使得本案例研究可以适当剥离政府直接介入景区经营的变量和影响，直接探讨景区开发企业与社区的关系。勐景来公司与勐景来村的关系总体上是良好的，绝大多数村民非常支持和配合公司的开发与日常管理工作。
笔者从1999年起开始社区旅游研究，在广西桂林、安徽黄山、云南西双版纳和香格里拉、江西婺源等地发现传统村落在旅游开发中社区村民与开发企业因为利益分配问题而闹矛盾很普遍，常常出现暴力或非暴力不合作状况。而西双版纳勐景来村却实现了社区村民与公司协商处理矛盾（利益分配），没有出现暴力冲突。勐景来是公司与社区村民相对和谐开发的典型个案。

2.2 研究方法与过程

2017年5月16日~6月12日笔者在案例地针对本研究问题展开实地调研，通过“滚雪球”的抽样方式，重点寻找长期介入到勐景来旅游发展中的“关键人”进行“半结构”的面对面深度访谈，以及参与式观察等方法收集第一手资料数据，受访对象包括景区管理人员、社区居民等，访谈内容包括景区与村落基本概况、旅游发展历程及标志性事件、村民生产与生活变迁、景区与村民关系发展历程、景区与社区关系处理经验等方面，共访谈50多人次，并于2019年3月通过电话进行补充调研。与本文主题最为相关的访谈对象25名，个人访谈时长达1 h以上，后期进行匿名编码处理。文中出现的访谈资料编码X*-Y，X表示受访者身份（A代表景区管理人员，C代表社区居民），*代表某一类访谈对象的编号，Y代表某一访谈对象的姓或名首字母，如“A1-B”代表第一位在勐景来公司访谈到的名首字母为B的管理人员。同时到景区办公室与村民小组收集了景区发展过程中的照片、景区年报、相关政策文件、社会经济与历史等相关材料。

3 西双版纳勐景来公司与社区关系动态演变阶段及特征

勐景来景区在开发之前，只是众多普通的傣族村寨之一。1994—2003年，仅在村口建设神树白塔公园，2003年金孔雀集团将整个村寨纳入开发的范围，2004年勐景来景区初步建成并对外试营业，2005年初通过3A级旅游景区评定，标志着景区从开发初期向开发成熟期转变。

3.1 景区开发初期：和谐相处与互利共赢

1994年由昆明西山区工人俱乐部、金工商行毛某与勐景来村签署承包合同，在勐景来村口建设神树白塔公园，1996年正式营业，历经陈某某、李某某接手经营，高某与其他人多次合股经营，神树白塔公园始终未能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2003年3月，神树白塔公园的经营权正式转让给了云南金孔雀旅游集团，景区开发范围从村寨入口处的神树白塔公园，扩展到整个村寨，租赁期限为50 a。前4 a 每年交村里承包费1万元，第5年后每年4万元。金孔雀集团总投资超过1000万元对景区进行改造与建设。在此期间，大多数村民欢迎企业的到来，期待企业能够将旅游发展起来，带动村民致富。景区在建设期间，大量雇佣社区居民，村民开始增收。“光后勤部就雇佣60多名员工，部门每月工资支出达4万余元，村寨居民得到了旅游开发带来的第一笔收益”（A2-M）。
2004年1月6日，景区开始试营业，公司雇佣村民115人，公司从每户村民中至少吸收一名员工[41]，在公司里从事导游、服务员、排工、清洁工等工作，每月平均收入达到400~500元/人。并召集村寨内傣族手工艺的传承人，开发榨糖、制陶、打铁、造纸、酿酒、织布等傣族文化展示体验项目，每月发放100元补贴，所有销售收入归村民所有。景区开发界河漂流自费项目，公司雇佣村寨员工制作竹排和当排工，漂流项目经营非常火爆。“光漂流组，我们的排工将近有七八十人，每张竹排票价200元/人，用货车将竹排从勐景来运回海关处都来不及”（A1-B）。

3.2 景区开发成熟期：矛盾频发与分红事件

2004年底，受国家“禁赌”政策的影响，打洛关口实行封关政策，再加上2006年佛打公路的修建，景区的游客人数和收益急剧下降，景区开始亏损，与此同时，打洛镇香蕉产业兴起和橡胶的价格上涨，旅游带给社区的收益比重逐步减少，引发景区裁员、村民强行回收租给景区的土地、异化建筑不断地产生以及景区日常管理等冲突发生。
2012年，勐海县政府正式启动恢复西线旅游的工作，邀请金孔雀集团帮助打造西线旅游线路，当年游客量达到8万人，景区经营状况逐渐恢复。2013年，景区的小商业迅速发展起来，商品售卖的种类不断扩大，村民在自家楼下及游览道两边摆摊销售商品，村寨商业化气息严重。后来公司与村寨达成一致，统一设立赶摆场（赶摆，傣语，即赶集），进行商品的集中售卖。同时，村寨外面的商人也开始联系村民计划进行承租，公司与村寨也达成一致，不许对外进行出租，避免村寨过度商业化。
2014年，景区开始恢复盈亏平衡，此时社区对于景区的管理和利益分配有所不满，觉得景区多赚钱了，应该也要给村寨多分点。时隔10 a 再次当选村长的岩应拉向公司提出分红诉求。村领导班子3次赴景洪市的傣族园（2011年开始分红）进行学习参观取经，将傣族园的分红协议复印回来，首先交给镇政府过目，取得支持后，村干部再将协议交给公司。公司做出让步，开始考虑“公司+农户”的分红模式，避免出现类似傣族园那样的堵门、堵路等恶性事件，并借助于新的协议来约束村民，对景区进行更加有效的管理。双方经过将近1 a 的协商，于2015年11月签订协议《勐景来公司<承包合同>补充协议书》，将勐景来公司的实际门票总收入（扣除营业税及附加税和扣除团队门票收入的25%作为宣传费后）在第1个5年内，景区每年按8%返还给社区，从第6年起，景区每年按12%返还给社区，将矛盾一一化解。社区对公司更加信任，于2016年签署协议，将超过113.33 hm²土地（勐景来村大部分的土地）租给公司用于香水莲花稻田农庄项目的开发，租约长达38 a。
综上，勐景来公司与社区的关系经历了景区开发初期的和谐相处与互利共赢，到景区开发成熟期的矛盾频发与分红诉求，再到村寨型景区开发企业让步于社区签订分红协议，社区信任公司再租更多土地给公司开发（图2）。
图2 勐景来公司与社区关系动态演变阶段及特征

Fig. 2 The dynamic evolution stages and feature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ngjinglai enterprise and community

4 村寨型景区开发企业与社区关系动态演变过程解释

村寨型景区开发企业为何选择让步于社区？村寨型景区与社区关系演变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4.1 景区开发初期景区开发企业与社区关系之间的资源相互依赖关系

4.1.1 景区开发企业对社区资源的依赖程度弱

结合景区开发初期勐景来公司对社区资源（X资源）的依赖程度函数=F（X1，X2，X3），首先分析X1（资源的重要性），社区所拥有的土地和旅游吸引物资源对于金孔雀集团很重要，但是旅游吸引物资源和土地的价值仍未显现。马克思曾指出：“土地是一切生产和一切存在的源泉”[42]。土地由于其独特的物理属性，是一切景观资源和旅游活动的承载空间和场所。就当时而言，旅游吸引物主要为塔林、神树、神井、缅寺、95间干栏式傣楼、界碑和历史文化背景等，这是吸引金孔雀集团来投资的主要原因。但是在景区发展初期，勐景来公司的前身神树白塔公园历经3次承包均未能盈利，连合同约定的1万元租金都未能支付，需要村寨减免。神树白塔公园的开发范围仅限于村寨入口处，并未扩大到整个村寨，开发勐景来村具有一定的风险，村寨也抱着试一试的态度，让金孔雀集团进行开发。
就X2（资源的控制程度）而言，社区对其土地与旅游吸引物资源的控制程度不强。由于中国特色的土地制度，形成了土地产权的“有意的制度模糊”，政府实际上掌握着土地与旅游吸引物资源的控制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第二次修正）》( http://www.npc.gov.cn/wxzl/gongbao/2004-10/21/content_5334569.htm#)第八条、第十条规定农村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但“农民集体”的含义并不明确，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资格模糊。而且《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第十一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用于非农业建设的，由县级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建设用地使用权”。从上述条款可以看出只有国家通过其机构可以改变农村土地所有者的权属[12]，政府可以合法地征收农民土地转化为国有土地进行旅游开发。这事实上形成了地方政府代理村集体行驶处分权的委托-代理制度，地方政府可代表村委会和村民与景区开发企业进行谈判[12]。
对于X3（资源的替代程度）而言，当时与勐景来村拥有类似的土地和旅游吸引物的傣族村寨替代物较多，不具有垄断稀缺性。勐景来村当时的条件与周边的傣族村寨所拥有的旅游吸引物资源相比没有太大的优势，在打洛镇内可以找到类似的替代性资源，例如打洛镇曼掌村，在2004年7月建成营业的独树成林景区，逐渐成为勐景来公司的强有力竞争对手。
总之，勐景来村的土地和旅游吸引物资源对景区而言很重要，加上社区对土地和旅游吸引物没有绝对的决定权，可能形成地方政府代理村集体行使处分权的委托-代理制度，所以在景区开发初期，勐景来公司对勐景来村资源的依赖程度较低。

4.1.2 社区对景区开发企业资源的依赖程度强

结合景区开发初期社区对勐景来公司资源（Y资源）的依赖程度函数=F（Y1，Y2，Y3），首先分析Y1（资源的重要性），景区所拥有的资金和经营管理能力资源对于社区至关重要，是勐景来村将旅游吸引物资源转变为资本的核心要素。2003年，金孔雀集团投资超过1000万元，完成12项基础设施与村寨环境整治工程，2004—2005年对设施进行补充建设，并于2005年4月成为3A级景区。如果没有金孔雀集团的资金投入，勐景来村会像其他村寨一样旅游吸引物资源受到破坏。而当时勐景来村绝大多数村民从事水稻种植和橡胶生产，村民的年均收入不超过1000元/人。就经营管理能力来说，在景区开发初期，金孔雀集团从子公司原始森林公园抽调熟练员工参与景区建设和运营，对内完成员工招聘培训，对外完成景区手续审批和景区宣传工作，与旅行社达成组团合作，与政府部门形成良好关系。而当时勐景来村的村民能力普遍不强，2004年村民学历为小学及以下占比为89%，多数“老波淘、老咪涛”（年纪稍长的男性、女性）不会听说普通话，缺乏与社区之外的人打交道的能力。
就Y2（资源的控制程度）而言，金孔雀集团对于资金和经营管理能力资源，具有绝对的分配使用权。首先，金孔雀集团对是否投资勐景来村拥有绝对的决定权，“需要考察勐景来村的旅游资源价值，投入产出比，市场，未来发展等，也怀着保护傣族文化的想法来投资的”（A2-M）。其次，对于勐景来公司的资金投入规模、景区经营管理、人事安排等决定权，《承包合同》第六条规定“甲方（金孔雀集团）经营管理期间，乙方（勐景来村）除积极配合支持外，不得以任何理由干涉甲方经营。经营过程中，根据甲方经营需要，由村委会统一协调相关问题。”
对于Y3（资源的替代程度）而言，资金和经营管理能力的可替代性较小。首先，在当时西双版纳的西线旅游没有开发出来，团队游客较少，以散客到缅甸小勐拉进行旅游观光和博彩为主，资本和经营管理能力是非常稀缺的资源。而且当时金孔雀集团的资本和经营管理能力比较强，1995年投资8600万元兴建西双版纳原始森林公园，2003年投资云南野生动物园、接管了西双版纳野象谷景区。“那时来跟我接触的都是小老板，不想把神树白塔公园转让给他们，他们没钱投资，做不起来…金孔雀已把原始森林公园做得很好，就把景区转给他们”（A11-F）。
总之，勐景来公司所拥有的资金和经营管理能力资源对于社区来说至关重要，社区对公司的资金和经营管理能力的依赖程度高。

4.1.3 景区开发初期景区开发企业利益博弈的权力比社区大

综上所述，在景区开发初期社区对景区开发企业的资金和经营管理能力资源的依赖性大于景区开发企业对社区的土地和旅游吸引物资源的依赖性，即F（Y资源）=F（Y1，Y2，Y3）>F（X资源）=F（X1，X2，X3），景区开发企业利益博弈的权力比社区大，社区得到的利益也从零开始不断增大，二者能够和谐相处与互利共赢。

4.2 景区开发成熟期景区开发企业与社区关系之间的资源相互依赖关系

4.2.1 景区开发企业对社区资源的依赖程度强

结合景区开发成熟期勐景来公司对社区资源（X资源）的依赖程度函数=F（X1，X2，X3），首先分析X1（资源的重要性），随着勐景来公司的发展，社区所拥有的土地及旅游吸引物资源对于勐景来公司来说日趋重要。首先，景区通过十多年的宣传推广，已经成为西双版纳西线的知名景区和当地政府的一张名片。其次，公司对于旅游吸引物的不断投入和保护，使得勐景来村旅游吸引物的资产价值不断提升。公司坚决要求村民盖的新房必须为木质干栏式傣楼，仅允许阳台部分使用钢筋混凝土，截至目前仅有一幢景区开发之前已经建设的砖木结构民居。“可以说我们公司的到来很好地保护了勐景来的传统傣族文化，现在看起来弥足珍贵，你看周边的村寨现在都是钢筋混凝土房”（A1-B）。
就X2（资源的控制程度）而言，社区对旅游吸引物和土地资源的控制程度不断上升。从法律意义上来说，公司通过征/用交易社区土地，而使得其成为公司控制的资产。公司不断对旅游吸引物进行投入，使得在一定程度上，旅游吸引物逐渐转变为公司与社区共同拥有，然而目前关于旅游吸引价值（资产）的评估学界还未达成共识[27]，难以对其做出准确的估算，即无法准确估算公司在旅游吸引物中所占的股权比例。
随着旅游的发展，社区的权力意识不断提升，以及在中国“维稳压倒一切”的行政倡导之下，社区对旅游吸引物和土地资源决定权控制程度逐步上升。旅游的发展使得社区居民的参与能力和民主意识有所增长[43]，社区居民认识到景区是建立在村寨之上的，并利用言语和实际行动来表达和维护自己的基本利益。“对我们不好的时候，我就骂，不想开发的话，我就说你不想干就走，要想干就干好点，反正寨子又不会走，都是我们的”（C1-L）。2014年，社区对于公司的管理和分红有所不满，向公司提出分红的要求。如果公司不答应分红，村民就通过堵门、堵路、静坐、游行示威等“体制外行为”，来维护自己的利益[1]，向公司和当地政府施压，从而影响社会稳定。维稳是基层政府日常工作中不可触碰的高压线，此时政府在“维稳压倒一切”的政策之下，会出面进行调解。
对于X3（资源的替代程度）而言，勐景来村土地和旅游吸引物资源的可替代程度变小。勐景来村周边的村寨大部分新盖的房子为钢筋混凝土建筑，打洛镇境内的周边村寨存在的替代性资源几乎没有了。更为关键的是，由于公司的资金对社区土地和旅游吸引物一旦投入之后，使得本来流动性的资金就牢固地附着在土地之上，无法移动，这就形成大卫·哈维[44]所说的空间“固着性（fixity）”，整个资本的其中某一部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以某种物理形式被完全固定于空间，它无法被移动或改变。空间“固着性”加深了勐景来公司对社区的依赖程度。
总之，勐景来村的土地和旅游吸引物由于不断的投入与维护，是勐景来公司最重要的“资产”。社区对其资源的权利意识不断上升，对其资源拥有较大的决定权。所以景区开发成熟期，勐景来公司对勐景来村土地和旅游吸引物资源的依赖程度强。

4.2.2 社区对景区开发企业资源的依赖程度弱

结合景区开发成熟期社区对勐景来公司资源（Y资源）的依赖程度函数=F（Y1，Y2，Y3），首先分析Y1（资源的重要性），公司拥有的资金和经营管理能力资源相比于景区发展初期来说，其重要性相对下降。经过勐景来公司前期投资超过1000万元，勐景来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与村寨环境整治水平达到了较好的接待游客的水平，景区建设已经初具规模，步入运营的正常轨道。勐景来公司的经营管理能力在不断提升，而经营管理能力的载体为公司的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随着景区的发展，村民作为景区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的比例越来越高，“2016年，大约10多位的村民连续在公司工作10 a 以上，已经有5名被提升为领班以上职务，包括两位村寨女婿成为公司副总”（A2-M）。社区能力得到普遍且显著地提升，村集体的对外联系日益加强，与勐海县各政府单位的联系日益紧密，能争取到政策支持。
就Y2（资源的控制程度）而言，金孔雀集团对于资金和经营管理能力资源，仍然拥有绝对的控制权，但也会面对外在经营环境和社区居民的压力。勐景来景区面临着打洛镇境内其他景区的竞争与挑战。“2014年下半年开始，打洛周边景点及村寨积极‘复制’勐景来景区与村寨的合作模式，在独树成林景区、曼厂、曼蚌等村寨经营银器、玉石翡翠等，新的一年，迎接勐景来的形势和困难会更加严竣”（勐景来公司2014年度工作总结）。在2006—2012年持续亏损期间，公司尽量减少投资，受到社区精英的苛责和不满，以及与村民发生各样的矛盾，例如由于傣家乐的快速增加，村民为招揽生意，常常不买门票，强行带客人进入景区等。
对于Y3（资源的替代程度）而言，勐景来公司的资金和经营管理能力资源具有较强的替代性。首先，勐景来景区已经成为西线旅游的重要景区，如果金孔雀集团退出经营，还会有其他的替代公司进入，比如2016年西双版纳宝翠香莲公司就进入勐景来景区投资二期开发项目。其次，社区的经济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据统计景区从2004年开业至2017年5月，累计给勐景来村带来2940万元的收入，且勐景来村陆续发展起14家傣家乐餐饮、15家傣家乐住宿、80多家小商品售卖，“经营农家乐的户均年收入超过20万元，商品买卖户均年收入超过10万元”（C4-E）。村民通过多年的学习，也有能力进行景区管理，“如果他们不好好做，我们就自己做，就像勐养的曼掌村，可能会做得不如公司那么好”（C1-L）。
总之，现阶段勐景来公司拥有的资金和经营管理能力资源对于社区相比于景区开发初期来说，其重要性相对下降，勐景来村对勐景来公司的资金和经营管理能力的依赖程度越来越低。

4.2.3 景区开发成熟期社区利益博弈的权力比景区开发企业大

综上所述，在景区开发成熟期，景区开发企业对社区土地和旅游吸引物资源的依赖性大于社区对企业的资金和经营管理能力资源的依赖性，即F（X资源）=F（X1，X2，X3）>F（Y资源）=F（Y1，Y2，Y3），社区利益博弈的权力比景区开发企业大，在已有的利益分配机制不变的情况下，二者会矛盾频发。

4.3 景区开发企业与社区的依赖性和权力的动态变化

将景区开发企业与社区的依赖性及权力随着时间发展的相对变化用图3和图4表示出来，从图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当社区对村寨型景区开发企业的依赖性减小时（图3），社区在与景区开发企业利益博弈中拥有较大的权力（图4）。另外，在本文资源依赖理论分析中的权力，已经考量了二者的讨价还价能力的大小，以及该要素在市场上的相对重置成本与稀缺性[5]。因此在地方政府干预和协调下，村寨型景区开发企业在与社区的利益冲突中会让步于社区。
图3 景区开发企业与社区的依赖性相对变化

Fig. 3 The relative change of dependence between village scenic development enterprise and community

图4 景区开发企业与社区的权力相对变化

Fig. 4 The relative change of power between village scenic development enterprise and community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村寨型景区开发企业与社区关系的动态演变是二者资源相互依赖程度变化的结果。在景区开发初期，村寨型景区开发企业对社区资源的依赖程度较低，社区对村寨型景区开发企业资源的依赖程度较大，因此村寨型景区开发企业利益博弈的权力比社区大。在景区开发企业的主导下，社区处于被动参与旅游开发的状态，社区得到的利益从零开始不断增大，二者和谐相处与互利共赢。
在景区开发成熟期，村寨型景区开发企业对社区资源的依赖程度逐渐加大，社区对村寨型景区开发企业资源的依赖程度逐渐降低，社区利益博弈的权力比村寨型景区开发企业大，二者开始矛盾频发。此时，在已有的利益分配机制不变的情况下，会导致社区与企业经济利益的冲突。村寨型景区开发企业意识到社区冲突不利于村寨型景区可持续发展或让景区无法经营下去时，企业与社区通过协商反复博弈，改变已有的利益分配机制。

5.2 讨论与启示

本文从资源依赖理论研究视角，构建了村寨型景区开发企业与社区之间资源相互依赖关系分析框架。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学术界对于村寨型景区开发企业与社区的关系、利益和权力的动态演变关系的认识，以及对此提出基于景区开发企业资源（资金、经营管理能力）和社区资源（土地、旅游吸引物）的资源依赖程度（资源的重要性、控制程度、替代程度）动态变化的系统性解释，得出村寨型景区开发企业与社区关系的动态演变是二者资源相互依赖程度变化的结果。同时也揭示了企业投资景社一体化景区会有一定的风险，村寨型景区开发企业在与社区的利益冲突中会让步于社区。
本文将目前学术界关注的景区开发企业和社区所拥有的最关键的资源进行了分析，后续可以尝试将资源的种类与范围扩大，纳入更多的资源种类进行分析，不断补充完善分析框架的内容。勐景来景区对于研究景区开发企业和社区的关系具有典型的个案研究价值，可以进一步探讨其合作互动与协调共建机制，尤其是对勐景来公司对社区承担的企业社会责任与傣族全民信仰南传佛教对其心理和行为产生的影响进行研究。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 文献年度倒序 |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1]
保继刚, 左冰. 为旅游吸引物权立法[J]. 旅游学刊, 2012, 27(7): 11-18.

Bao Jigang, Zuo Bing. Legislating for tourist attractions rights. Tourism Tribune, 2012, 27(7): 11-18.

[2]
王维艳. 乡村社区参与景区利益分配的法理逻辑及实现路径——基于现行法律制度框架视角[J]. 旅游学刊, 2015, 30(8): 44-52.

DOI

Wang Weiyan. The legal theoretical logic and way to tourist attraction profit allocation for rural communities: The perspective of current legal system. Tourism Tribune, 2015, 30(8): 44-52.

DOI

[3]
王兆峰, 腾飞. 西部民族地区旅游利益相关者冲突及协调机制研究[J]. 江西社会科学, 2012(1): 196-201.

DOI

Wang Zhaofeng, Teng Fei. Research on the conflicts and coordination of tourism stakeholders in western minority areas. Jiangxi Social Sciences, 2012(1): 196-201.

DOI

[4]
张海燕. 旅游企业与社区居民利益冲突及协调博弈研究[J]. 财经理论与实践, 2013, 34(1): 121-124.

DOI

Zhang Haiyan. The conflicts and coordination of interest and tourism enterprises and community resident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13, 34(1): 121-124.

DOI

[5]
左冰. 分配正义: 旅游发展中的利益博弈与均衡[J]. 旅游学刊, 2016, 31(1): 12-21.

DOI

Zuo Bing. Distributive justice: Interest games and equilibrium in tourism development. Tourism Tribune, 2016, 31(1): 12-21.

DOI

[6]
左冰. 共容利益: 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之利益协调[J]. 旅游科学, 2013(1): 1-14.

DOI

Zuo Bing. Encompassing interest: Coordinating interest distribution in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Tourism Science, 2013(1): 1-14.

DOI

[7]
桂林市旅游局. 桂林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01-2020)[M]. 北京: 中国旅游出版社, 2002: 128-132.

Guilin Tourism Bureau. Guilin City Tourism Development Plan(2001-2020). Beijing: China Travel &Tourism Press, 2002: 128-132.

[8]
李进兵. 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分配与旅游可持续发展[J]. 经济问题, 2010(8): 123-126.

Li Jinbing. Benefits division of stakeholders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ourism. On Economic Problems, 2010(8): 123-126.

[9]
Knight J. Competing hospitalities in Japanese rural tourism[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96, 23(1): 165-180.

DOI

[10]
Fleischer A, Felsenstein D. Support for rural tourism[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0, 27(4): 1007-1024.

DOI

[11]
Jackiewicz E L. Tourism without threat? Excerpts from rural Costa Rica[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5, 32(1): 266-268.

DOI

[12]
左冰, 保继刚. 制度增权: 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之土地权利变革[J]. 旅游学刊, 2012, 27(2): 23-32.

DOI

Zuo Bing, Bao Jigang. Institutional empowerment: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changes of land property rights in tourism development. Tourism Tribune, 2012, 27(2): 23-32.

DOI

[13]
高元衡. 阳朔乡村旅游发展中各方利益分配问题研究[J]. 旅游论坛, 2004, 15(6): 58-62.

Gao Yuanheng. Research on conflict of interest in Yangshuo rural tourism. Tourism Forum, 2004, 15(6): 58-62.

[14]
高军波. 我国乡村旅游发展中农户利益分配问题与对策研究[J]. 旅游论坛, 2006, 17(5): 577-580.

Gao Junbo. On the household’s interests distribution in the procession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Tourism Forum, 2006, 17(5): 577-580.

[15]
Lee T J, Riley M, Hampton M P. Conflict and progress: tourism development in Korea[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0, 37(2): 355-376.

DOI

[16]
孙九霞, 吴丽蓉. 龙脊梯田社区旅游发展中的利益关系研究[J]. 旅游论坛, 2013, 6(6): 28-34.

DOI

Sun Jiuxia, Wu Lirong. Research on interest’s relationship of community tourism development in Longji Terrace. Tourism Forum, 2013, 6(6): 28-34.

DOI

[17]
Murphy P E. Tourism: A community approach[M]. New York: Methuen, 1985: 153-176.

[18]
左冰, 保继刚. 从“社区参与”走向“社区增权”——西方“旅游增权”理论研究述评[J]. 旅游学刊, 2008, 23(4): 58-63.

DOI

Zuo Bing, Bao Jigang. From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to community empowerment: Review on theoretical study of “Tourism Empowerment” in Western Countries. Tourism Tribune, 2008, 23(4): 58-63.

DOI

[19]
Tosun C. Limits to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proces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 Tourism Management, 2000, 21(6): 613-633.

DOI

[20]
孙九霞, 黄秀波. 民族旅游地社区参与中的空间协商与利益博弈——以丽江白沙村为例[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39(2): 40-48.

Sun Jiuxia, Huang Xiubo. Competing interests and spatial negotiation in ethnic tourism community: A case study of Baisha village in Lijiang City. Journal of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7, 39(2): 40-48.

[21]
Dahl R A. The concept of power[J]. Behavioral Science, 1957, 2(3): 201-215.

[22]
Cole S. Information and empowerment: The keys to achieving sustainable tourism[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06, 14(6): 629-644.

[23]
Scheyvens R. Ecotourism and the empowerment of local communities[J]. Tourism Management, 1999, 20(2): 245-249.

DOI

[24]
保继刚, 孙九霞. 雨崩村社区旅游: 社区参与方式及其增权意义[J]. 旅游论坛, 2008, 1(4): 58-65.

Bao Jigang, Sun Jiuxia.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of Yubeng Village: Means of participation and its significance for empowerment. Tourism Forum, 2008, 1(4): 58-65.

[25]
翁时秀, 彭华. 旅游发展初级阶段弱权利意识型古村落社区增权研究——以浙江省楠溪江芙蓉村为例[J]. 旅游学刊, 2011, 26(7): 53-59.

DOI

Weng Shixiu, Peng Hua. On the study of empowerment in weak-right awareness-type ancient village community under the initial stage of tourism development: A case of Furong Village at Nanxi River Basin, Zhejiang Province. Tourism Tribune, 2011, 26(7): 53-59.

DOI

[26]
Strzelecka M, Wicks B E.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empowerment in rural post-communist societies: Lessons from the leader approach in Pomerania, Poland[J]. Tourism Planning& Development, 2015, 12(4): 381-397.

[27]
左冰, 保继刚. 旅游吸引物权再考察[J]. 旅游学刊, 2016, 31(7): 13-23.

DOI

Zuo Bing, Bao Jigang. Revisiting tourist attractions rights. Tourism Tribune, 2016, 31(7): 13-23.

DOI

[28]
文红, 唐德彪. 产权制度的构建与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开发[J]. 云南社会科学, 2007(5): 50-52.

DOI

Wen Hong, Tang Debiao. The construction of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thnic cultural tourism resources. Social Sciences in Yunnan, 2007(5): 50-52.

DOI

[29]
马鑫. 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产权界定及利益分配问题研究[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4): 35-39.

Ma Xin.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ownership of the ethnic cultural and tourism resources and their interest distribution. Journal of Yunnan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011(4): 35-39.

[30]
唐兵. 原生态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产权界定及利益分配方式研究——以重庆酉阳石泉苗寨旅游区为例[J]. 生态经济, 2014(1): 273-276.

Tang Bing. Study on the definition of property rights of original ecological ethnic cultural tourism resources and the ways of benefit alloc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Miao Village Tourism Area in Youyang, Chongqing. Ecological Economy, 2014(1): 273-276.

[31]
唐兵, 惠红. 民族地区原住民参与旅游开发的法律赋权研究——兼与左冰、保继刚商榷[J]. 旅游学刊, 2014, 29(7): 39-46.

DOI

Tang Bing, Hui Hong. A study on legal empowerment of indigenous Peoples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development in ethnic areas: A discussion with Zuo Bing, Bao Jigang. Tourism Tribune, 2014, 29(7): 39-46.

DOI

[32]
马鑫. 传统文化旅游资源产权界定的困境研究[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31(6): 109-115.

Ma Xin. Difficulties in determining the ownership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al and tourism resources. Journal of Yunnan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014, 31(6): 109-115.

[33]
马迎贤. 组织间关系: 资源依赖视角的研究综述[J]. 管理评论, 2005, 17(2): 55-62.

Ma Yingxian. Inter-organizational relations: A survey of resource dependence perspective. Management Review, 2005, 17(2): 55-62.

[34]
杰弗里·莫佛, 杰勒尔德·R·萨兰基克. 组织的外部控制——对组织资源依赖的分析[M]. 闫蕊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6.

Pfeffer J, Salancik G R. The external control of organizations: Aresource dependence perspective. Translated by Yan Rui. Beijing: The Oriental Press, 2006

[35]
保继刚, 左冰. 旅游招商引资中的制度性机会主义行为解析——西部A地旅游招商引资个案研究[J]. 人文地理, 2008, 23(3): 1-6.

DOI

Bao Jigang, Zuo Bing. Institutional opportunistic behavior in tourism investment promotion: A case from Western China. Human Geography, 2008, 23(3): 1-6.

DOI

[36]
左冰. 旅游增权理论本土化研究——云南迪庆案例[J]. 旅游科学, 2009, 23(2): 1-8.

DOI

Zuo Bing. Localization of empowerment theory in China’s tourism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Diqing in Yunnan Province. Tourism Science, 2009, 23(2): 1-8.

DOI

[37]
董观志. 现代景区经营管理[M]. 大连: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8: 14.

Dong Guanzhi. Modern tourist atttaction management. Dalian: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 Press, 2008: 14.

[38]
陈玉英. 景区经营与管理[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20-21.

Chen Yuying. Tourist attraction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4: 20-21.

[39]
郭亚军, 曹卓. 旅游景区运营管理[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7: 15.

Guo Yajun, Cao Zhuo.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visitor attractions.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2017: 15.

[40]
保继刚, 陈苑仪, 马凌. 旅游资源及其评价过程与机制: 技术性评价到社会建构视角[J]. 自然资源学报, 2020, 35(7): 1556-1569.

DOI

Bao Jigang, Chen Yuanyi, Ma Ling. The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tourism resources evaluation: From technical evaluation to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perspective.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0, 35(7): 1556-1569.

DOI

[41]
张华明, 滕健. 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的CCTV模式——以西双版纳“中缅第一寨”勐景来为例[J]. 广西民族研究, 2006, 26(3): 97-103.

Zhang Huaming, Teng Jian. CCTV: A mode of the development of ethnic village——Taking Mengjinglai Village of Xishuangbanna an example. Guangxi Ethnics Studies, 2006, 26(3): 97-103.

[42]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 中央编译局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3: 109.

Marx K, Engels F. Works by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Vol.Ⅱ). Translated by Center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3: 109.

[43]
孙九霞. 赋权理论与旅游发展中的社区能力建设[J]. 旅游学刊, 2008, 23(9): 22-27.

DOI

Sun Jiuxia. Empowerment theo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capability in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Tourism Tribune, 2008, 23(9): 22-27.

DOI

[44]
大卫·哈维. 新帝国主义[M]. 初立忠, 沈晓雷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94.

Harvey D. The new imperialism. Translated by Chu Lizhong, Shen Xiaolei.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09: 94.

Options
文章导航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