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梳理了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总结出人类向青藏高原扩散直至定居的5个阶段性发展过程：古老型智人自中更新世晚期就开始了对高原的适应；现代智人于40~30 ka前已经开启了对高原腹地的探索；末次冰消期以来的气候转暖时段，细石器人群向高原大范围扩散，并在全新世早中期的活动更为频繁；粟作农业人群至少在5.2 ka前进入高原东部低海拔的河谷地带，在4.8 ka以后开始定居在高原东部3 000 m以上海拔的区域；3.5 ka以来麦作的传入和牧业经济的发展助力人群大规模定居高海拔区域。人类在向高原扩散和定居的过程中经历了漫长的生理与文化适应，但受限于当前考古发现与研究材料，史前狩猎采集、农业和牧业等人群在高原的时空分布、对高海拔环境的生理与行为适应﹑与低海拔人群和以藏族为主的现代高原人群之间的联系，以及高寒地区河谷农业和山地高原面游牧双重经济活动对高寒文明形成的支撑作用和高寒文明的普适性等问题仍需要深入研究，期待未来多学科交叉融合共同推动对这些问题的理解。
地理科学是提升人类对地球表层认知、探索人地关系、解决资源、环境、发展所面临的复杂问题的重要支撑。引领科学发展，支撑领域人才队伍的建设与培育，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使命与职责。追踪地理科学领域前沿，优化学科布局并开展战略引导是基金委地理科学学科工作的重要任务。以2021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理科学领域4 479项申请书为样本，运用词云分析方法，对申请书的关键词进行统计分析，剖析了地理科学及各分支学科的研究热点。结果表明：“深度学习”“气候变化”“生态系统服务”“高光谱遥感”“青藏高原”“可持续发展”等是2021年地理科学研究内容与方法的热点关键词。在分支学科间交叉融合方面，信息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的共现关键词主要有“空间分析模型”“地理信息系统”“遥感”“机器学习”等；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的共现关键词主要有“生态系统服务”“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可持续发展”“情景分析”等；自然地理学与信息地理学的共现关键词主要有“遥感监测”“尺度效应”“机器学习”“数字土壤制图”等。未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将从关键词设置、学科间交叉融合等途径入手，进一步从战略层面优化地理科学研究布局，引导科学家聚焦地理学基础理论与热点前沿问题，服务碳中和、乡村振兴等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人类关键区是人类社会进入人类世时代，人类所创造的地表景观在地理圈层中的特征区域。人类近万年历史对人地关系的认知可分为人类文明与地球环境、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空间行为与土地利用3个层级。人类关键区具有全球尺度、国家尺度、区域尺度、地方尺度以及社区尺度。全球尺度的人类关键区可划分为建成区、农业区、生态区、裸露区。人类关键区未来的研究主要包括人类关键区的识别，人类关键区物质循环与能量流动，人类关键区耦合机理与动力机制，人类关键区地理模拟（器）与调控决策。人类关键区的提出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中国地理科学的创新理论与实践路径。
以西双版纳勐景来景区为案例地，通过访谈、观察等方法，在构建村寨型景区开发企业与社区之间资源相互依赖关系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探讨村寨型景区开发企业与社区关系动态演变背后的逻辑。研究发现，村寨型景区开发企业与社区关系的动态演变是二者资源相互依赖程度变化作用的结果。在景区发展初期，开发企业对社区的依赖程度小于社区对开发企业的依赖程度，即在两者的利益博弈中，开发企业的权力比社区大，社区得到的利益从零开始不断增大，二者矛盾较少。在景区发展成熟期，开发企业对社区的依赖程度大于社区对开发企业的依赖程度，即在两者的利益博弈中，社区的权力比开发企业大，此时在已有的利益分配机制不变的情况下，会因利益分配导致社区与开发企业冲突。此外，还推论出在政府干预和协调下，村寨型景区开发企业在与社区的利益冲突中会让步于社区这一结论，可为企业投资村寨型景区开发提供现实指导。
通过对地缘政治学发展演变的系统梳理，将“地缘政治”理解为解析国际政治或国际秩序特有的空间视角和多要素、跨领域和跨尺度的综合分析方法，而地缘政治学则是其特有空间视角和综合分析方法以及基于其视角和方法形成的理论学说的集合。这种特有视角集中体现在对国家层面空间范围内的自然要素和人文要素的优化组合分析，在系统层面的比较和关联分析以及跨领域和跨尺度的相互作用研究。研究方法主要有时空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和系统分析法等。但是，整体而言，地缘政治学是一门发展极不完善的学科，这不是源于其思想不够深邃，而是源于分析方法和分析技术无法跟上复杂现实的需求。这为开启真正的中国地缘政治研究提供了绝佳的机遇，中国学者不应该仅仅成为西方地缘政治学说的跟随者和推广者，而应成为原创理论和方法的贡献者。这或许就是国内在复兴地缘政治研究中确立以地缘环境解析的理论与方法为研究主要方向的根本原因。
针对对东道国的国际研发投资不能再无限二次分割的困境，将决定东道国目的城市以点带面能力的网络位置因素，纳入到了影响跨国公司国际研发投资一国区位决定的因素框架体系。实证研究发现，传统立足单一区域视角提出的供求因素如外商直接投资（FDI）、研发投入等未能很好反映跨国公司国际研发投资在中国的区位选择格局。跨国公司国际研发投资在中国的区位选择，不是由中国目的城市某孤立“点”上的因素决定，而是由目的城市可带动的“面”上因素决定。对跨国公司国际研发投资在中国的区位决定研究，因此不能再基于传统的“点”对“点”的视角。北京、上海等在中国国际研发投资中占据的绝对主导位置主要与它们在中国城市交通、创新等网络中所处的绝对核心位置有关。这些发现有助于跨国公司国际研发投资区位决定，并对中国的引资政策制定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基于非期望产出视角测度黄河流域城市生态效率，探讨2003—2017年黄河流域城市生态效率时空演化特征及资源禀赋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① 黄河流域城市生态效率呈稳步上升态势，但全域和资源型城市表现出一定梯度效应，有两极分化现象；② 各城市生态效率总体呈东高西低、南高北低格局，并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不同类型城市演化存在显著的时空惯性。③ 资源禀赋存在显著门槛效应，资源型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生态效率呈“U”型关系，制造业集聚在跨过门槛值后会产生抑制作用，产业协同集聚则始终具有正向作用；非资源型城市资源禀赋会削弱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促进作用，制造业集聚及产业协同集聚的影响跨过门槛值后不显著。
以北京市为例，基于340个站点的时刻表构建地铁组织网络，采用网络分析法和累积机会法，对比在“工作日”和“双休日”“高峰期”和“非高峰期”等时空约束下的可达性动态。研究发现：① 由于起始地空间区位特征及沿线土地利用功能结构的多样性，不同线路的时刻组织模式各异。② 基于运营组织网络的地铁可达性存在时刻上的动态变化，一日内早晚高峰可达性最优，双休日可达性略低于平时。③ 基于运营组织网络的地铁可达性与基于设施网络的可达性存在明显空间差异，且距市中心15~20 km处的站点工作日和双休日的可达性差异最大，与地铁网络结构特征有关。综上，基于时刻组织时空约束下的可达性分析有利于了解地铁系统的精细化管理，并有助于进一步剖析居民出行规律和城市空间结构。
基于2008—2015年中国地级市尺度的出口产品数据，通过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高铁开通对城市间出口产品结构相似度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其空间异质性。结果发现：① 开通高铁后，城市间出口产品结构会逐渐趋于相似，表明高铁开通在整体上促进了中国城市间的知识扩散和产业转移。② 高铁开通对城市间出口产品结构相似度的影响存在空间差异。具体表现为：高铁开通显著地提升了中等距离、分别处于城市群内外以及位于东部和中西部的城市之间的出口产品结构相似度。中国可以依托高铁建设实施差异化的区域发展战略，实现区域一体化。
运用平均最近邻、核密度法分析美丽休闲乡村空间布局，并结合熵值赋权法、地理探测器和邻域分析等方法探索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从全国尺度看，美丽休闲乡村空间分布不均，整体呈集聚分布并形成 “两极多核”的空间特征。② 从省域尺度看，东部沿海省市美丽休闲乡村密度较高，偏西部高纬高海拔地区密度较小；除青海、西藏外，各省（区、市）美丽休闲乡村集散差异较小，集聚程度较低且趋于均衡分布；京津2市美丽休闲乡村空间发育最好。③ 美丽休闲乡村受人文因素中乡村基础状况、旅游投资水平、旅游市场规模、民族文化资源作用力较强；其自然分布趋于海拔低于200 m、三级河流附近、环境质量优良且距城市或景区较近的年积温高于3 400℃或降水量高于400 mm的暖湿气候区。
城市舒适性对城市创新发展有重要影响，但对大都市区内部舒适性及差异性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较少。以北京市为研究区域，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城市舒适性与创新能力的关系。研究发现：① 北京市总体舒适性分布特点是以中心城区为核心，随着距中心城区距离增加，城区的舒适性水平逐渐降低。② 北京生态环境舒适性呈现从西北地区向东南地区逐渐递减的特点，而人工环境和社会氛围的舒适性由中心向四周地区递减，各区的舒适性水平在空间分布上呈集聚状态，高-高型聚类集中在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海淀区及丰台区，形成北京市“高舒适性”区域。③ 结合耦合协调度模型发现北京市除平谷区、密云区和延庆区，其他城区目前均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海淀区、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丰台区的创新能力和舒适性发展耦合协调度较高，但北京市各区也存在舒适性与城市创新之间发展相对滞后问题。④ 北京城市舒适性与创新能力存在正相关关系，但不同舒适性要素对创新能力的作用不同，文化教育条件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强度最大，交通便利性和社会氛围对创新能力的作用次之。政策建议是要推进文化教育、交通条件等人工舒适性水平的相对均衡发展，提高各区的城市舒适性，以城市舒适性推动创新能力的提升。
基于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分析了中国城市流动人口心理融入的区域差异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流动人口心理融入处于较高水平；② 流动人口心理融入区域差异显著。东南沿海及少数西部城市心理融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东北、山东和川渝等地区心理融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③ 流动人口心理融入存在空间集聚效应。除川渝地区外，热点区集中于北方地区，冷点区集中于东南地区。④ 拥有房产、雇主身份和较高受教育水平加快流动人口的心理融入；工资收入的增加不利于心理融入，这与相对剥夺感有关；参与“新农合”对流动人口心理融入具有约束效应；暂住证/居住证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实现心理融入的重要途径。城市经济快速发展利于流动人口心理融入。跨省流动存在抑制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家庭规模和本地居留时间的作用不显著。
选取易武斗茶会为研究案例，以尺度转换为理论分析工具，通过参与式观察法和半结构化访谈法，深入分析易武斗茶会的发展历程并展示推动其发展演变的多元社会主体的不同行动与实践。研究发现：① 易武斗茶会的演变过程中存在2种尺度转换的方式，一种是为迎合普洱茶市场细分而进行的尺度下推，另一种是根据地方发展需求而进行的尺度上推。② 易武斗茶会尺度转换是在地方政府的推动、茶企的支持、茶农的配合以及茶客的偏好下共同驱动的。③ 多元主体的行动在推动易武斗茶会尺度转换的过程中满足了各自群体的利益诉求，地方依凭茶叶经济实现了本土发展。从节事的角度对中国茶文化进行深入分析研究，为茶村如何通过地方性节事活动实现本土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与案例借鉴。
以全球年度城市动态数据（GAUD）和全球地表水动态数据集（GSW）为基础数据，利用Google Earth Engine（GEE）解析了1986—2015年全球城镇用地扩张占用永久性和季节性水体的时空分布特征。研究发现：30 a间全球城镇用地扩张直接占用水体的面积为1 033.2 km2，其中包括季节性水体711.7 km2和永久性水体321.5 km2，呈现先增加后降低的变化趋势。亚洲是城镇用地扩张占用水体面积最多的大洲，其次是北美洲和欧洲，占用水体的面积分别为799.4 km2、122.5 km2和61.1 km2。欧洲是唯一以占用永久性水体为主的大洲。陆地面积排名前十的国家中，中国、美国和印度是城镇用地扩张占用水体面积最多的国家，占用水体的面积分别为573.1 km2、109.6 km2和24 km2。以占用永久性水体为主的国家是俄罗斯和阿尔及利亚。尽管世界各国在水资源保护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但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背景下，需防控更多的水体因城镇用地扩张而消失。
选择4种遥感干旱监测模型，与土壤相对湿度（RSM）和自校准帕默尔干旱指数（sc-PDSI）进行相关性分析，并探讨了研究区生长季干旱的时空变化特征。结果表明：作物缺水指数（CWSI）和植被供水指数（VSWI）更适合监测华北地区的土壤水分，在草原区和农区CWSI干旱监测较好，在森林区和荒漠区VSWI干旱监测效果较好；研究区干旱化趋势有所减缓，且2007—2011年为干旱到湿润的转折区间；干旱空间分布呈北部大于南部、西部大于东部的变化趋势，阿拉善高原的干旱最严重，而大兴安岭山脉基本无干旱发生；干旱整体上向好的趋势发展，尤其是鄂尔多斯南部、山西省、燕山山脉和华北地区-东北地区交界处的农区，且易旱区重心有向西移动的趋势，该成果可以为区域农业干旱监测提供一定的参考。
基于72个气象站点逐日观测数据，对1970/1971—2018/2019年秦岭南北冷季（11月~次年5月）降水类型（降雪、降雨和雨夹雪）进行识别；重点关注降雪时空变化特征，探讨降雪与气温、湿球温度的响应关系；依据“夏季-秋季-冬季”Niño 3.4区海温异常状态，细化4种不同发展过程的厄尔尼诺-南方涛动（ENSO）事件，分析降雪异常与不同ENSO事件的对应关系。结果表明：① 相比气候平均态（1970—2000年），1990—2018年，秦岭南坡（山地暖温带）降雪量下降了3.1 mm，基本与关中平原降雪量（17.1 mm）持平；② 空间趋势上，低海拔河谷地带降雪量以年代波动为主，山地高海拔地区为降雪下降区；③ 秦岭高山地区气温或湿球温度每升高1.0℃，降雪量分别下降23.1 mm和24.3 mm；从地带性角度分析，由北向南气温或湿球温度每升高1.0℃，秦岭南北降雪量分别下降3.0 mm和2.8 mm；④ 当厄尔尼诺/拉尼娜持续型发生时，关中平原降雪异常偏多；当拉尼娜发展型发生时，秦岭山地和大巴山区降雪异常偏少。当厄尔尼诺发展型发生时，秦岭南北降雪异常呈现“东西分异”，秦岭山地东部和关中平原为降雪异常偏少区。
基于2001—2018年长时间序列地表水遥感监测数据，提取中亚五国地表水面积信息，通过动态度法、变化斜率法和相关分析法揭示中亚五国地表水面积的时空动态变化特征并对其进行驱动力分析。结果表明：① 中亚五国地表水呈“北密南疏”分布特征，中北部地表水变化明显。近18 a来，季节水面积呈显著增加趋势，增加了133.55%，而永久水呈波动减少趋势，减少了17.27%。哈萨克斯坦地表水面积占比最大且变化也最为明显，其次是乌兹别克斯坦，其余三国无较大变化。② 2001—2018年，中亚五国全区季节水动态度为7.42%，并呈快-慢-快的增长趋势，而永久水呈增长-下降-增长的演变趋势，乌兹别克斯坦地表水变化最为活跃；北部边缘及图尔盖洼地、西部里海沿岸和咸海地区永久水面积显著减少而季节水显著增加，永久水向季节水转换现象明显。③ 中亚五国增温趋势不明显，降水呈减少趋势，人口、GDP和耕地均呈增加趋势。中亚五国地表水面积变化主要受社会经济因子的影响，气候因子对地表水的影响不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