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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 Vol. 42 >Issue 12: 2150 - 2159

DOI: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22.12.011

自然商品化中的物质实践和话语建构——以困鹿山普洱茶为例

  • 陶伟 , 1, 2 ,
  • 李晓璇 1, 2 ,
  • 蔡浩辉 3
展开
  • 1.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 2.华南师范大学粤港澳大湾区村镇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631
  • 3.埃克塞特大学地理系，英国 埃克塞特 EX44QJ

陶伟（1971-），女，河南平顶山人，博士，教授，博导，主要从事城市形态理论与方法、社会文化地理学、城市旅游与遗产保护研究。E-mail:

收稿日期: 2021-03-12

  修回日期: 2021-11-19

  网络出版日期: 2022-12-20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8ZDA161)

版权

版权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本刊文章，不得使用本刊的版式设计。
收起

Material Practice and Discourse Construction in Commercialization of Nature: A Case Study of the Pu’er Tea in Kunlushan Village

  • Tao Wei , 1, 2 ,
  • Li Xiaoxuan 1, 2 ,
  • Cai Haohui 3
Expand
  • 1. School of Geography,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Guangdong, China
  • 2. Center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and Town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Greater Bay Area,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Guangdong, China
  • 3.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University of Exeter, Exeter EX44QJ, UK

Received date: 2021-03-12

  Revised date: 2021-11-19

  Online published: 2022-12-20

Supported by

Major Program of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18ZDA161)

Copyright

Copyright reserved ©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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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云南省宁洱县困鹿山村为案例地，基于“自然的社会建构”理论视角，从当地普洱茶的商品化行动者网络中审视人类与非人类、社会与自然的互动过程和复杂关系。研究发现，在普洱茶商品化的时空过程中，不同的人类主体围绕普洱茶展开了一系列社会实践，赋予了其丰富的经济价值和文化意义；与此同时，普洱茶见证了困鹿山村的乡村重构，村落的物质形态和村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因普洱茶发生了重大转变，其商品化进程已经深深嵌入到地方的发展中。通过剖析普洱茶在困鹿山村重构的核心作用，自然要素的能动性和参与社会实践的方式与过程，进而呼吁从自然与社会的互动视角重新理解中国新时期乡村发展的进程和动力机制。

关键词： 自然的社会建构; 行动者网络; 普洱茶; 自然的商品化; 困鹿山村

本文引用格式

陶伟 , 李晓璇 , 蔡浩辉 . 自然商品化中的物质实践和话语建构——以困鹿山普洱茶为例[J]. 地理科学, 2022 , 42(12) : 2150 -2159 . DOI: 10.13249/j.cnki.sgs.2022.12.011

Abstract

Agriculture, a productive activity that human beings utilized natural elements, is regarded as the foundational interaction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Recently, agricultural products with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have gradually been favored by consumers, which attracts the attention of geographers and other scholars.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research the spatio-temporal process of their commoditization from its history to the present and its production to consumption. Also, it is worth unraveling how different actants, including humans and nonhumans, perform their agencies, particularly, under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Rural-Urban Integration in China. Following the theory of ‘social construction of nature’, this research re-examines the interactive practices and complex relationship by unraveling the actor-network of the Pu’er Tea’s commoditization in Kunlushan Village, Ning’er County, Yunnan Province. This theory emphasizes the agency of nonhuman subjects who can greatly influence human society. In August 2019 and April 2021, we conducted investigations of the Pu’er Tea’s growing, making and consuming by interviewing different social actants and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Pu’er Tea’s commoditization and Kunlushan Village’s reconstruction have been interwoven. First, different human actors have taken various actions around the Pu’er Tea to develop its economic values and cultural meanings during the spatial-temporal process of its commoditization. But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the Pu’er Tea that helps connect different human actants and make various social interactions possible. For example, the local governments enforced various policies to reconstruct and reinforce the economic and cultural values of the Pu’er Tea, while cultural elites made their efforts to protect the ancient tea forest and introduce the tea culture. For villagers in Kunlushan, they built close relationships with tea merchants who helped them sell the Pu’er Tea to consumers in urban areas, but their livelihood became more reliant on it instead on traditional farming. The Pu’er Tea also witnesses the rural reconstruction of Kunlushan, where there have been lots of great changes in the village’s material forms and peasants’ daily liveliho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ime scal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different human actants have not become very close until ‘the Pu’er Tea Fever’ in 2007. Besides flowing the supply chain of the Pu’er Tea’s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from a spatial perspective, we found that various actors have redeveloped the economic value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the Pu’er tea together.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core role of the Pu’er Tea in Kunlushan’s rural reconstruction and presents the ways that nonhuman actors with potential agencies take part in human social practices. Hence, we call for the necessity of reconsidering the mechanism of Chinese rural development by exploring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society and nature.

Key words： social construction of nature; actor-network; Pu’er Tea; commercialization of nature; Kunlushan Village

农业是人类利用自然要素进行生产的经济活动之一，是人类与自然互动的最主要方式。以人地关系和人类与自然关系为核心命题的地理学对农业的研究具有悠久历史，地理学一直是中国农村研究的主力军。近年来，大宗粮食生产外的特色农产品逐渐受到市场的青睐，受到政府与学界尤其是地理学的重视。研究地方特色农产品商品化的时空进程、剖析其中多元行动者的互动实践，对理解新时期农村发展战略和城乡关系演进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西方“自然的社会建构”（social construction of nature）理论关注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密切互动，反对自然与社会的二元割裂，着重探讨非人类主体影响人类社会的能动作用。“自然的商品化”作为其中一个子话题，恰好为新兴的特色农业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1,2]。
地理学始终以人地关系为研究核心主题，反映了地理学对自然和社会的永恒的密切关注[3]。然而，在地理学的发展历程中，出现了“自然”与“社会”的二元分割对立[4]。传统的自然地理学偏向综合性和演化的思想，探究自然事物的空间分布及其成因和过程，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人和社会系统的作用[5]。而自然及自然的事物在传统的人文地理研究中多半以背景要素形式而存在。“文化转向”带来了人文地理学对自然的再认识，学者认为“自然”是被社会所建构的，需要认识人类社会与自然相互影响的过程与机制[6]。其中，文化地理学流派重点关注自然观念的变化，探讨自然对不同社会的意义，以及这些社会以话语文字和影像来再现自然的方式[7]。自然与社会应该是互动融合的整体，自然应放置在具体的社会文化情境下进行探索与研究才更有价值与意义[2]。一方面，既要理解其作为可能的主体行动者所发生的物质形态演变；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自然受社会建构所被赋予的文化价值与意义[8]。随着“再物质化”和“非表征理论”研究思潮的兴起，研究认为需要关注自然系统中物质背后所蕴含的文化意义、社会关系和社会意识观念[9]。
自然的社会建构意味着生产自然、再现自然，以及让地理景观活跃起来。马克思认为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那些被习惯性地认为是自然的事物，逐渐重新塑造成为人类劳动的产物[10]。学者认为当代的“自然”是人类生产出来的，人类持续地改造着自然世界的物理构造，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也随着不停重构[11]。从生产自然到再现自然，其中都蕴含着人类社会的技术操纵和价值赋予，当代的自然已经不再是以往“纯洁的”自然了，McKibben由此发出“自然的终结”这一感叹[12]。“自然的商品化”是人类改造自然的最显著形式，即自然以及自然的物质在资本主义的操纵和引导下也逐步被塑造为商品。自然的商品化侧重于关注自然被商品化的过程、被商品化的自然所承载的价值与意义，以及这一过程对人类社会的影响[13,14]。目前的研究主要沿着自然的商品链或商品网络[15]，即从自然被发现与利用、被以许多方式塑造和分化、被贩售到最后被消费或使用，来解释自然商品价值累积和文化建构的过程以及揭示人类与自然的互动过程[9]。
在自然的社会建构理论中，沿着商品链的移动，多元行动者参加进来共同发挥作用。行动者网络理论作为分析自然-社会关系中比较新颖且有影响力的理论，将“自然”与“社会”很好地联系起来[16]。行动者网络理论以3个概念为核心，即行动者（Actor）、异质性网络（Heterogeneous Network）和转译（Translation）[17]。转译过程（Processes of Translations）是行动者网络研究的核心内容，包括问题呈现（Prolernatization）、利益赋予（Interestement）、征召（Enrolment）和动员（Mobilisation）4个基本环节。“问题呈现”是指核心行动者通过指出其他行动者利益的实现途径，使不同行动者关注的对象问题化，从而结成网络联盟，同时使核心行动者的问题成为实现其他行动者目标的“强制通行点”（OPP）；“利益赋予”通过各种装置和策略强化问题呈现环节中对行动者的角色的界定，其结果是行动者被“征召”而成为联盟成员；“动员”即建议者上升为整个网络联盟的代言人，并对其他联盟者行使权力[18]。人类因素和非人类因素的行动者通过转译过程的展开，互相嵌入、共同建构或演进成一个异质性网络，并通过不断互相解释，界定各自在网络中的角色，将来自自然和社会两个方面的一切因素纳入到统一的解释框架中[19]。
在已有的研究中，自然的商品化的研究尺度包括宏观尺度的碳排放、水资源、林矿业、湿地交易等大型生态系统付费项目[20~23]，中观尺度的城市生态[24]、乡村旅游商品化[25]，以及微观尺度的动物植物商品化研究，如作为“鲜活生命”被贩卖的动物[26,27]以及本文所关注的农产品生产与消费[28]。在农产品的自然商品化研究中，学者多基于行动者网络分析框架来阐释农产品生产消费中所蕴含的丰富内涵，如农民生计、政府权力、资本流通、多元行动者的行为决策和认知态度等。国外自然的商品化研究已有长足的发展，研究尺度多样、内容丰富，但国内自然的商品化研究还在起步阶段[29]。在农产品自然的商品化研究中，国外研究多基于行动者网络分析框架勾连起地方与全球，进而探讨全球化对农产品生产消费和不同行动者行为决策的影响，但国内尚缺乏相应的深入细致的探讨。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农业产业发展对乡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产业兴旺带动乡村振兴，需要关注农产品的商品化对乡村的影响。因此，本文以云南困鹿山村普洱茶这一特色农产品为例，利用“自然的社会建构”理论探讨普洱茶的商品化时空进程，解剖商品化网络中各主体的互动实践，探查不同人类主体如何在物质实践和话语建构中影响普洱茶以及普洱茶如何重塑人类的经济生产和文化生活，进而重新审视困鹿山乡村重构的进程和动力机制。

1 研究案例地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案例地

困鹿山村位于云南省普洱市宁洱县宽宏行政村境内（图1），其得名于清代的“困鹿山皇家古茶园”，于2013年被列入具有重要保护价值的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全村有农户21户，乡村人口73人，主要为彝族，农户均以种植销售普洱茶为生①。得力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这里的万亩野生古茶林属保存较完好的原始茶树林群落，总面积6.748 km2，作为目前宁洱县发现的最大的茶林群落体①(①人口信息和茶园面积数据由村委会提供.)，是云南省内距昆明最近、交通最便利、古茶林最密集、种类最丰富、周围植被最好的古茶园。2019年4月，困鹿山古树茶以50 000~80 000元/kg的价位首次登上云南省普洱茶价值榜榜首（ https://yndaily.yunnan.cn/html/2019-04/25/content_1277494. htm?div=-1）。当地政府的政策支持、地方精英的宣传推广、本地村民的生计依赖、茶商茶客的投资决策，使困鹿山村正逐步实现着“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目标。
图1 困鹿山村区位图

Fig. 1 Location map of Kunlushan Village

1.2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包括参与式观察法、半结构化访谈法和文本分析法等，并于2019年8月20日至29日、2021年4月7日至15日进行了共计19 d的田野调查。参与式观察主要关注研究区域内普洱茶的生产消费状况，包括普洱茶种植、生产、加工、消费等；并扎根村庄进行“入场式调研”，以体验者身份参与采茶、制茶、品茶、包茶等流程，辅之以影像和文字记录过程。笔者对全村21户本地村民均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其中男性11名，女性10名，访谈的男女比例均衡；年龄在20~30岁的占比为24%，30~40岁的占比为29%，40~50岁的占比为14%，50~60岁的占比为33%。访谈对象还包括5名政府部门相关工作人员、2名地方精英和4名茶商茶客等各行动主体。本文选取在“普洱茶的商品化”话题上提供关键信息的部分受访者访谈内容予以呈现，并对其编码。其中本地村民编码为N，政府工作人员编码为Z，地方精英编码为J，茶商茶客编码为C。访谈时间从30~120 min不等，并在后期进行了二次回访和线上访谈，以确保访谈信息的时效性。对本地村民的访谈着重了解其日常生活、普洱茶的生产与销售情况、对普洱茶的情感态度等；访谈政府官员则主要围绕普洱茶产业发展与村庄规划等方面情况；对地方精英的访谈主要涉及其为普洱茶发展所做努力等内容；对茶商茶客访谈主要了解普洱茶的生产销售和其对市场的态度和看法等。为完善调研资料，本文另搜集了网络相关的文本资料，包括普洱茶发展历程、重大事件和国家政策规划等，以持续获取案例地的最新资讯。

2 困鹿山村不同行动者网络分析

在不同时代背景下，困鹿山村普洱茶的生产消费有着不同的发展模式，不同行动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联系也不相同。困鹿山村因普洱茶产业的发展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乡村重构过程中，存在当地政府、地方精英、本地村民、茶商茶客等类别的人类行动者，以及普洱茶等非人类行动者。这些行动者是参与到乡村重构过程中的自然和社会的关键因素，这些因素之间并非是简单组合，而是通过转译过程不断重新界定各自的身份和行动逻辑。转译之前，每个行动者存在不同的利益目标并都面临一定的问题和阻碍。
20世纪70—80年代，困鹿山村因地处西南边疆地区，深居山林之间，交通闭塞，普洱茶市场价值很低，并没有引起多元行动者的重视，普洱茶的价值未被挖掘，仅作为普通的作物种植，甚至被砍伐和替代。当地政府为了推动困鹿山村的发展，带领村庄脱贫致富，制定实施了普洱茶发展政策，但没有找到适宜的突破点；地方精英希望将困鹿山村普洱茶向外传播推广，但其文化影响力不足，无法有效宣传推广困鹿山普洱茶；本地村民生活困苦，只能依靠种田或外出务工为生；茶商茶客为了寻求“愈陈愈香”的高品质普洱茶，不辞辛苦在云南众多茶山中寻找。此时各个行动者之间的关联是疏松无秩序的，联系不紧密。行动者不同的利益目标和问题集聚在困鹿山村，最终落实为一个共同的核心目标——促进困鹿山村普洱茶的生产消费，带动乡村空间、经济、社会的重构，这是行动者们参与到困鹿山村发展的强制通行点（obligatory passage point，OPP）（图2）。
图2 困鹿山村行动者与强制通行点（OPP）

Fig. 2 The main actors and obligatory passage point （OPP） in Kunlushan Village

在问题呈现阶段，“普洱茶热”的出现成为关键的时间节点，市场首先起到关键作用，促使行动者们建立紧密联系。2007年“普洱茶热”兴起，不少港台茶商慕名而来，购买普洱茶并带来了相应的技术、资金和理念。茶商茶客成为困鹿山村普洱茶的代言人与推广者，普洱茶成为具有能动性的行动者，其价值得到充分挖掘和利用。因不同行动者的利益取向、行为方式等方面具有异质性，茶商茶客需要将自身利益赋予和转换成其他行动者的利益，动员其他行动者成为普洱茶生产消费网络的联盟成员。
在征召和动员阶段，茶商茶客通过掀起的“普洱茶热”促使当地政府意识到困鹿山村普洱茶自然资源所具有的经济和文化价值。自2012年起，当地政府便邀请了专家学者对困鹿山古茶园进行科学考察，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并实施生态搬迁项目，村庄的物质形态发生了重大改变。另外，茶商茶客对普洱茶的推崇与消费给当地村民带来了生计收入，本地村民纷纷回流，共同改变了当地的茶叶生产方式、生态环境和制茶理念。本地村民的日常生活围绕着普洱茶而开展，村庄经济模式发生重大转变，由原先的普洱茶与其他粮食作物共生的经济模式转变为普洱茶产业主导的局面。地方精英借助“普洱茶热”的浪潮成功塑造了非遗传承人的形象，同时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打造困鹿山普洱茶品牌，并加强与茶商茶客的往来合作。在这个过程中，多元行动主体高度汇聚，村庄的社会关系和网络更加复杂和多样，由原来的乡村孤立的状态转变为城乡互动的局面。茶商茶客、当地政府、地方精英和本地村民分别从经济、政治、文化和日常生产生活等不同层面共同推动了困鹿山村的发展（图3）。
图3 困鹿山村乡村重构行动者网络过程分析框架

Fig. 3 Analysis block diagram of network process of reconstructing actor in Kunlushan Village

3 不同行动者主体的物质实践与话语建构

困鹿山古树茶和台地茶的社会建构是由当地政府、地方精英、本地村民、茶商茶客等不同行动者权力博弈所形成的（图4）。随着现代性和资本市场的影响，宁洱县困鹿山村普洱茶的生产消费逐步融入到市场经济当中，流通范围逐渐扩大，价值不断攀升。政府通过政策加强普洱茶的价值宣传，赋予更多的地方意义；地方精英则是通过非遗文化和身份加强并提升了普洱茶的文化内涵和价值；本地村民依靠普洱茶树的自然资源和自身劳动种植、生产茶叶，获得生计收入；茶商茶客通过技术和资本运作实现普洱茶的增值，促进普洱茶在商品市场的流通并攫取利润。普洱茶在受到人类行动的影响的同时，也发挥着其非人类的作用。普洱茶借助其地方意义和经济收益成为当地政府宣传的符号和政策对象，其文化内涵塑造并强化了地方精英的身份，其自然资源特性主导着本地村民的日常生活实践，其健康价值和经济价值则影响着茶商茶客的投资决策。
图4 困鹿山村不同行动者主体的物质实践与话语建构关系

Fig. 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terial practice and discourse construction of different actors in Kunlushan Village

3.1 当地政府对困鹿山普洱茶价值的重构与强化

在自然的商品化过程中，价格是直接反应商品价值的一个标准，由此也会引发不同行为主体的行为决策，政府在不同时期顺应时代和市场的需求对普洱茶的生产采取了不同的方针政策。早在20世纪70年代公社化时期，云南当地政府为了让西南少数民族融入现代化发展进程，缩小城乡差距，鼓励困鹿山村民种植台地茶或改种经济作物。由此，困鹿山古茶园的部分古茶树被砍伐或矮化。台地茶树龄小且按期修剪、施肥和喷洒农药，因而发育较快，茶量较多且茶叶新鲜嫩绿，符合政府提倡的“科学普洱”理念，被认为是“现代的、有效的”茶叶生产方式，而古树茶由于产量少、难采摘、茶叶相对较老被认为是“落后的、低效的”的茶叶生产方式。然而，随着2000—2007年“普洱茶热”的带来，普洱茶价格达到顶峰，且随着港台茶商对普洱茶“愈陈愈香”的追求，古树茶的价格反超台地茶的价格，甚至高出台地茶许多倍。城市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的改变影响了乡村对普洱茶的认知。随之，台地茶和古树茶被公众重新认知，台地茶被认为是污染环境的象征，而古树茶被认为是“自然、原始、高品质”的象征。当地政府由此兴起“生态茶园”建设，将台地茶改造成为绿色生态环保的茶园，要求当地村民不能施加化肥，减少人工干预和影响，还原原始自然的生长模式。自2014年起，困鹿山村已逐步形成困鹿山皇家古茶园园内高大乔木古茶树自由生长，外围小树茶大树茶有规律呈距离排开生长的状态。
政府不仅通过政策和话语引导困鹿山村的茶叶种植生产模式，也通过其权力改变了困鹿山村的物质形态，成为改变乡村发展的关键行动者[30]。2012年，宁洱县政府推动实施了生态搬迁项目，通过补贴当地村民每户十几万的金额，将其搬迁至距离古茶园1 km以外的地方安置，以减少人类活动对古茶树的影响，保护古茶园和古茶树。为了促进旅游发展，政府统一规划了每家每户的建筑风格，以往的木质结构房屋消失殆尽，代之以现代的钢筋水泥混凝土结构的两层半楼房建筑，以保持村庄风貌的统一性，展现新的村庄形象。为了进一步稳定普洱茶市场，促进普洱茶产业可持续发展，云南省政府于2007年7月颁布“普洱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从立法层面保护了正宗普洱茶产区的普洱茶市场，构建了困鹿山普洱茶的品牌效应。2012年，通过地方政府的积极营销，云南普洱古茶园与茶文化系统获得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称号，由此为普洱茶和地方赋予了更多丰富而深刻的符号特征，困鹿山皇家古茶园的品牌效应得到了升级。2013年国际茶叶委员会授予普洱市“世界茶源”称号，又进一步提升了普洱茶的文化价值和影响力。2017年，在宁洱政府的助推下，宁洱县困鹿山古茶园荣获“魅力古茶园”称号。政府通过话语和符号强化了自然要素的文化和经济特性，构建了“一个充满价值的普洱茶古茶园”形象，极大地强化了普洱茶在人们心中的消费地位。

3.2 地方精英对困鹿山古茶园的保护与价值传播

地方精英作为乡村社会有较大影响力的社会群体，在乡村文化建设和村庄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31]。他们依靠内在的文化自觉性，在地方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中积极承担起了重任。1987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刚刚兴起，普洱茶产业发展较为缓慢，价格低廉，难以维持农户的基本生活。因此，许多农户纷纷改种经济作物以获得更高的经济收入。非遗传承人LXC九十多岁高龄的母亲却不顾家人反对，用自己多年的积蓄购买了集体经营多年的困鹿山古茶园，并要求儿孙们一定要管理好古茶园，把困鹿山普洱茶发扬光大。
地方精英除了自身强烈的文化自觉性外，还通过地方政府主动对个体文化身份进行构建，进一步加强了个体、家庭乃至家族对于文化传承的自觉性和使命感[32]，通过日常生活实践以及市场策略两种行为路径保护和传播地方文化[33]。非遗传承人LXC遵循母亲的意愿，精心管理茶园，在世代相传的做茶手艺基础上不断精进。在被评为普洱茶制造技艺第八代传人、普洱茶皇家古茶园——宁洱困鹿山贡技茶场守护人、普洱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后，LXC下决心重振古茶园、带领村民尽快脱贫致富。他对困鹿山一万多亩古茶园进行实地考察，整理茶园的相关资料，绘制出古茶园的资源分布情况，为政府考察和开展困鹿山皇家古茶园的宣传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为更好地传承和弘扬普洱茶贡茶传统工艺，LXC创办贡茶技艺传承基地，培养儿子和弟子掌握贡茶制作技巧；为了宣传和推广困鹿山普洱茶，LXC多次参加国内外茶业博览会，积极宣传普洱茶贡茶传统文化和工艺，逐步打响了困鹿山皇家古茶园的名号；为了地方的发展，LXC和当地茶农签订协议，统一收购茶农的散茶，帮助村民打通销售渠道；央视和地方媒体相继对LXC进行了采访和报道，LXC借助非遗传承人这一身份，带领周边村民策划了千年古茶树茶祖的祭祀仪式，提升了困鹿山普洱茶的影响力。

3.3 本地村民对困鹿山普洱茶的生计依赖与价值认同

自然的商品化使得生产者凭借自然资源和自身劳动来获得生计收入，在这一过程中也影响着人地关系的发展与走向[34]。困鹿山地处山地，海拔高，气温低，不适宜种植水稻玉米等作物，本地村民世代以普洱茶为生。在早期公社化时期，生活条件艰苦，困鹿山村民靠种茶统购包销的方式获取生活资本，但当时茶叶价格低廉，种茶所得不足以维持生计，不少土地都被改种粮食经济作物，许多村民上山挖野菜采菌菇充饥。本地村民种茶的积极性不高，对普洱茶价值的认同也不高。改革开放以来，在政策的引导下，台地茶被大量推广，古树茶被矮化砍断。普洱茶作为主要的生计收入，维持着困鹿山村民的生活所需。到“普洱茶热”时期，随着政府的重视和外来资本的涌入，本地村民越来越意识到困鹿山古茶园的价值。年份越久的古树茶价值越高，不少村民为以前砍伐古茶树而后悔不已，开始愈发重视古茶树的培养。同时，村民接受了政府的建议，对古茶树还原原生态自然地生长，以提升其自然和生态价值。传统的城镇化模式使得城乡协调发展面临巨大的挑战，农村空心化显著[35,36]。但随着普洱茶产业的兴旺和普洱茶价值的攀升，困鹿山村的村民不再外出打工，几乎都定居在村里，以种植生产普洱茶为生，生计收入稳步提升，村民安居乐业，邻里和谐相处，村庄并没有出现“空心化”现象。
自然的商品化也改变了行动者的日常生活实践。因普洱茶价值的攀升，村民的生活由此发生了巨大变化。政府主导的生态搬迁改变了他们的居住环境。他们由原来的在古茶园中的旧木屋搬迁至政府补贴所建的两层半的钢筋水泥混凝土的白色楼房里，以前进村的泥泞的土路也修成了水泥路，以前外出只能靠步行或者小货车出行，而现在每家每户基本都购置了小汽车，困鹿山当地村民的生活凭借普洱茶有了质的飞跃。困鹿山古树茶毛茶的价格每公斤现可以达到几千乃至上万元，大树茶毛茶价格每公斤一两千元，小树茶毛茶价格每公斤五六百元，村民将普洱茶视为其衣食父母，其日常生活也一直围绕着普洱茶进行。他们每年采茶3次，春茶夏茶秋茶，其中春茶最为重要，因为这个时期的茶叶最嫩，营养最多，价值最高。忙碌时节，村民会雇佣周边邻近村庄的村民来采摘鲜叶，随后进行摊晾萎调、杀青揉捻、晒干制成毛茶，等待顾客上门采购。自然的商品化给生产者获利和改变其行为方式的同时，也会带来一些潜在的问题和危机。困鹿山村经济结构单一，生态搬迁后的困鹿山村的物质文化和民族文化都亟需传承与保护。

3.4 茶商茶客对困鹿山普洱茶的价值建构与塑造

资本的天性是在不断的循环中追求利润，其行为都受到市场的影响[37]。茶商茶客凭借其资本势力参与困鹿山普洱茶的价值建构与消费过程中。公社化时期，茶叶市场价值低廉，产值较低，普洱茶对外来资本而言价值不大，茶商茶客通过与村合作社签订条约的形式低价统一收购茶叶。“普洱茶热”时期，港台和后起的广东茶商茶客对普洱茶的推崇和消费，引发了普洱茶原产地的茶叶生产种植、农业经济、生态环境和制茶理念等诸多方面的变化。名山头的普洱茶，尤其是几百上千年的古树茶日益受到茶商茶客的青睐。困鹿山古茶园作为清朝皇家御用的古茶园，更是被茶商茶客推崇之至。
城市消费端对品质的追求以及资本的扩张和增值本性决定了茶商茶客对普洱茶资源质量和数量的要求，并对茶农的制茶行为进行了规训。外来的制茶公司前来寻找合作对象。他们品尝各家各户的普洱茶，观察其普洱茶的形态，了解其茶树年份及数量，基于市场和理性因素选择合作者。在困鹿山村，茶业公司经过资本利益的权衡只与当地少数农户签订了收购茶叶协议。茶业公司根据其公司茶叶生产加工的标准，对茶农制茶提出严格要求，不符合标准的茶叶则不予采购。在采茶时期甚至会委派工作人员住在困鹿山村，监管茶叶初级原料的质量和来源。在获得原料之后，公司会利用引进的先进生物技术对茶叶原料进行深加工和包装，确保在视觉、味觉、心理体验等多角度满足消费者对产品的要求，进而以原材料几倍的价格进入到市场中谋取利润。与茶业公司市场导向的合作行为不同，许多茶商茶客更多的是基于“熟人社会”[38]网络关系，凭借的是经验和感性来决定购茶和合作。不少茶商茶客会偏向于与固定的毛茶提供者长期合作，与他们建立深厚的交情，以茶会友，确保毛茶的质量品质可靠。另外，部分茶商茶客还会与地方精英达成合作，互利互惠共同发展。

3.5 困鹿山普洱茶能动性及对人类主体的影响

普洱茶在受到人类行动的影响的同时，也发挥着其非人类的能动作用。普洱茶的自然属性、文化属性、经济属性将各个行动者凝聚在一起。不同行动者看重普洱茶不同的属性，并促使不同行动者开展不同的物质实践和话语建构。普洱茶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发于神农，闻于鲁周公，兴于唐朝，盛于宋代，普及于明清之时，为文人墨客所称颂，承载着品茶人的思想情感、生活态度、生活方式。此外，普洱茶的发展也带来了茶马古道的繁荣，形成了“茶马互市”的繁荣景象，具有极强的文化内涵和底蕴，故宫博物院清朝时期的皇家金瓜贡茶也被证实来自困鹿山古茶园，地方精英的普洱茶制作技艺也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极大地塑造和强化了地方精英的非遗传承人身份，使其行动和实践更具有文化价值。另外，普洱茶的生长特性决定了其不能过度采摘，当地村民必须遵从普洱茶的生长规律每年3次采摘。普洱茶凭借其自然资源特性影响着本地村民的日常生活实践，决定本地村民的生计收入，影响着普洱茶产业的发展和村落的空间布局。普洱茶的历史文化价值和降脂养胃的健康属性深深吸引着茶商茶客，影响着茶商茶客的投资决策，使其看重普洱茶产业的发展。在人类与非人类互动的完整行动者网络中，困鹿山村实现了其乡村重构的转型。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自然的社会建构理论为研究视角，分析了宁洱县困鹿山村不同行动主体围绕普洱茶历时性的行为决策和价值建构过程，探究人类如何在物质实践和话语建构中影响自然，自然要素如何影响人类行动网络，并对乡村重构产生影响。
研究将普洱茶这一自然要素所连接的不同人类行动主体有机联系起来，更为深刻地剖析了困鹿山村因普洱茶所发生的变化以及社会建构的意义，普洱茶的商品化过程与困鹿山的乡村重构是相互嵌入的。一方面，普洱茶这一自然要素作为行动者网络中的关键，将不同行动主体有机地联系起来。从时间尺度来看，“普洱茶热”作为关键的时间节点，各行动者的关系逐渐走向紧密关联；而从空间尺度顺着普洱茶的生产消费链条，各个行动者通过不同的策略共同刻写了当代普洱茶特殊的经济价值和文化意义。另一方面，从边疆山村到名声大噪，从生态搬迁到生计转型，普洱茶不仅见证还推动了困鹿山村的巨变，外界的多元行动者围绕普洱茶的实践活动推动了困鹿山村的空间、经济、社会的重构。本文深入探讨了西南边疆地区传统村落中普洱茶的商品化过程，生动展现了普洱茶价值的演变历程，并将其与边疆地区村落的发展演变相结合，对西南边疆地区的乡村发展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由此可见，普洱茶等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产品，已然深深地嵌入到地方的日常生活和未来发展之中，挖掘其推动乡村重构和振兴发展的潜力应当成为未来关注的一个重点。农业是社会发展之本，稳住农业基本盘是“三农”工作的关键。然而，大宗农业逐步开始走向规模化、机械化，受困于自然条件限制的西部山区如何实现农业差异化发展、保障农民生计安全、实现乡村持续振兴理应引起学界和社会思考[39]。在做强做大特色农产品产业、充分引导小农户提高生产能力的基础上，要进一步关注农产品内部的差异发展和内部分化，抓住乡村后粮食生产转型和多功能性的契机，推动农村地区转型升级[40]。
与此同时，面对地理学中“自然”与“社会”的二元分割对立，地理学日益强调研究要回归“事物”本身[41]。本文从微观的个案研究聚焦于普洱茶这一特定的自然物质，尝试剖析乡村发展过程中自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进一步回应了地理学界对世界物质性（materiality）的重新关注与深入研究[41]。未来的工作需要关注普洱茶等特色农产品“行动主体”，不断追踪其作为植物、商品以及食物等多重身份的时空流动轨迹，剖析其在多尺度的关系性网络中所发挥的“弱能动性”（small agencies）[42]。而超越人类地理学（more-than-human geographies）、批判性植物研究（critical vegetal studies）、植物政治生态学（vetal political ecologies）等新进的研究思潮开始呼吁挖掘不同植物所具备的生物特质及其与自然环境的互动[42~44]，探索植物作为能动主体塑造人类社会文化景观的多重可能性。总之，人文地理学中的植物研究是自然的社会建构领域重要一环，透过一片普洱茶叶、一棵普洱茶树到一片普洱茶林，从一棵植物到生态系统的植物世界，更多地从非人类角度理解地方到国家再到全球层层递进的尺度中自然和社会的互动实践[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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