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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学 >

2023 , Vol. 43 >Issue 2: 219 - 229

DOI: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23.02.004

比较城市化专栏

上海市后郊区化空间发育过程及其驱动机制研究

  • 王绍博 , 1 ,
  • 罗小龙 , 2 ,
  • 陆建城 3 ,
  • 徐坤瑶 4 ,
  • 毛锦凰 1
展开
  • 1.兰州大学县域经济发展研究院，甘肃 兰州 730000
  • 2.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 3.苏州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0
  • 4.山东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罗小龙。E-mail:

王绍博（1990—），男，山东东营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城市与区域发展。E-mail:

收稿日期: 2021-08-25

  修回日期: 2021-12-16

  网络出版日期: 2023-02-20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101160)

甘肃省青年科技基金计划项目(21JR7RA523)

版权

版权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本刊文章，不得使用本刊的版式设计。
收起

Spatial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dynamic mechanism of post-suburbanization in Shanghai

  • Wang Shaobo , 1 ,
  • Luo Xiaolong , 2 ,
  • Lu Jiancheng 3 ,
  • Xu Kunyao 4 ,
  • Mao Jinhuang 1
Expand
  • 1. Institute of County Economic Development,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Gansu, China
  • 2.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Jiangsu, China
  • 3.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Su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zhou 215000, Jiangsu, China
  • 4. School of Public Finance & Taxa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inan 250014, Shandong, China

Received date: 2021-08-25

  Revised date: 2021-12-16

  Online published: 2023-02-20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dation of China(42101160)

Science-Technology Foundation for Young Scientist of Gansu Province(21JR7RA523)

Copyright

Copyright reserved © 2023.
Fold

摘要

伴随着城市经济向都市区经济的转变，城市空间加速向郊区扩张，远郊区域由此得到快速发展，郊区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后郊区化。研究将上海郊区置于后郊区化图景，用后郊区化的理论审视上海郊区空间增长。研究发现：① 后郊区化是郊区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是多元要素离心分散发展后呈现的新的空间聚落形态。与传统郊区化相比，后郊区化在空间分布、空间利用、空间关系、空间治理模式等方面存在明显的不同表现。② 上海郊区已经进入后郊区化时代，远郊功能空间更加复杂多元，郊区空间更加独立，类城市体形态凸显。③ 后郊区化空间的形成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1949年后服务工业生产的工业卫星城镇；改革开放后先行先试的开发区；2000年后综合功能空间营造的新城。不同空间载体重塑着郊区景观格局，推动着新空间聚落形态的形成。④ 开发导向下的后郊区化空间建设，是地方政府新一轮郊区大规模开发建设保持自身增长的资本积累策略，其形成是地方政府主导下增长联盟共同推动的结果。政府企业化行为；资本的空间修补；居民的空间生产参与，均对中国后郊区化空间的形成产生明显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 后郊区化; 空间发育; 空间重塑; 空间增长; 郊区

本文引用格式

王绍博 , 罗小龙 , 陆建城 , 徐坤瑶 , 毛锦凰 . 上海市后郊区化空间发育过程及其驱动机制研究[J]. 地理科学, 2023 , 43(2) : 219 -229 . DOI: 10.13249/j.cnki.sgs.2023.02.004

Abstract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economy to metropolitan economy, urban space is accelerating to expand to suburbs, and the fringe areas have developed rapidly. The development of suburbs presents a new stage characteristic—post-suburbanization. This article puts Shanghai’s suburbs in the post-suburbanization landscape, and uses the post-suburbanization theory to examine the spatial growth of Shanghai's suburbs. Results found: 1) Post-suburbanization is an important stage in the process of suburbanization, which is a new spatial settlement form after the centrifugal and decentralized development of multiple elements.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suburbanization, post-suburbanization space is obviously different in spatial distribution, spatial utilization, spatial relationship, spatial governance mode, etc. 2) The suburbs of Shanghai have entered a new era of post-suburbanization, with more complex and diversified functional spaces in the outer suburbs, more independent suburban spaces, and present urban-like forms. 3) The development of post-suburbanization space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industrial satellite towns serving industrial production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evelopment zones for reforming experimental fields after the opening up; and new towns created by comprehensive functional spaces after 2000. Different spatial carriers reshape the elements of suburban landscape and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new spatial settlement form. 4) The development-oriented post-sub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is a new round of large-scale suburban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local governments to maintain their own growth accumulation strategy, and its formation is the result of the growth allianc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local government.Government's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s; space repair of capital; The participation of residents in space production has obviously promoted the formation of post-suburbanization in China.

Key words： post-suburbanization; spatial development; space reshaping; spatial growth; suburbanization

伴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不断发展，生产生活要素加速向郊区集聚，郊区空间由此得到快速发展。在此背景下，洛杉矶学派和新兴的“全球城市化”理论都将研究的焦点投向郊区，视新一轮郊区发展为一场城市革命[1-2]。对于经济基础较好的大都市区而言，城市发展空间已扩展至远郊地带。远郊地带的快速崛起使得传统的郊区化理论不能很好的解释城市发展新阶段特征，同时随着后福特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以及人口、产业、商业等要素在郊区空间的集聚，郊区政治地理景观发生明显改变。“边缘城市（Edge City）”[3]、“无边城市或隐形城市（Edgeless City）”[4]、“科技型郊区（Technoburb）”[5]、“全球型郊区（Global Suburbs）”[6]等新空间聚落形态不断出现。为更好地区分新的城市化现象和发展阶段，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将其称为“后郊区化（Post-suburbanization）”。
全球化发展浪潮下，中国部分城市尤其是超大城市正在进入或早已进入后郊区化发展阶段[1-2]。尤其是随着中国行政权力下放及土地、住房市场的建立，加之2000年后以综合功能开发为主的新城建设，使得许多超大城市远郊地带已经成为城市发展的最前沿。同时郊区在新一轮发展中也开始不断涌现科技园区、门禁社区和大型购物中心等新景观要素，推动着中国郊区发展模式的转型。然而，目前国内关于后郊区化相关研究文献相对较少，只有部分学者从治理视角或从边缘城市视角对中国后郊区化开展了实证研究[1-2]，对于深刻认识中国后郊区化现象不够全面。
基于此，研究选取空间扩展相对成熟的上海为例，深入分析后郊区化空间的发育过程及驱动机制。研究拟实现以下两点学术贡献：第一，立足后郊区化理论视角，审视中国郊区空间增长的新特征，以达到与传统郊区化理论的对话与回应。第二，与西方市场体制不同，中国郊区空间扩张呈现明显的政府主导、市场参与的郊区扩张模式，理清后郊区化中国范式，可对西方国家主导的后郊区化理论予以反馈。

1 后郊区化概念模型的构建及其对传统郊区化的理论重构

20世纪70年代，居住、产业、商业郊区化的发展进一步掀起诸多要素向郊区的迁移，购物中心、娱乐场所等在郊区空间大量出现，北美许多郊区逐步发展成为具备混合功能的新区域空间，Massotti将这种现象称为“后郊区化”，后郊区化概念也由此产生[1]。而Teaford则认为郊区出现的功能复合空间只是后郊区化的开始。1997年，Lucy和Philips基于对美国Richmond长达30 a的研究发现，郊区开始呈现兴衰的特点，且出现近郊衰退，远郊快速发展的特点[5]。同时随着要素在郊区与中心城区间的流动，城市功能在整个市域空间得到进一步重组，空间上呈现集聚与分散并存的格局，且出现比传统卧城更加独立，以综合功能空间营造而非居住为主的集聚区，功能的完善性、独立性使其具备城市特性，学者将此现象称为后郊区化，该概念也逐步成为学界较为公认的界定[5]。整体来看，后郊区化的形成是一个空间动态性过程，时间维和空间维是后郊区化现象的2个重要属性。
时间维主要是相对于传统郊区化而言。1982年，彼得·霍尔（Peter H）将城市空间增长划分为6个阶段：流失中的集中期、绝对集中期、相对集中期、相对分散期、地区绝对分散期和流失中的分散期[6]。后来部分学者基于城市空间增长过程中受到向心力、离心力、摩擦力的不同影响，分为高度集聚发展、城市快速扩展、人口郊区化、产业郊区化、郊区多样化和网络国际化等阶段[7]。还有部分学者则将城市空间增长划分为前城市化、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5个阶段[8]。整体来看，后郊区化是郊区化进程中的一个发展阶段，是多元要素离心分散发展后呈现的新的空间聚落形态。
空间维则可通过空间利用、空间变化、空间结构、空间治理模式等特征反映（表1）。研究基于后郊区化属性特点，构建后郊区化概念模型。从空间利用维度来看。与传统郊区化相比，后郊区化空间不再是生产、居住空间简单拼合的卧城[9]，而出现空间混合利用度更高甚至不和谐的空间利用模式[10-11]，居住用地、工业用地、商业用地、农业用地、空闲用地等混杂在一起，使得这些区域更具城市形态，也呈现都市区绵延式城市化的特点[12]。从空间变化维度来看。传统郊区化主要集中于中心城区的外围区域或者近郊区[13]，而后郊区化则更倾向于远郊区空间[14-15]。尤其是远郊重要的交通枢纽处，如高速公路或者主要交通干道的交汇处[16]。从空间结构维度来看。郊区化初期，中心城区一直是城市重要的商贸、经济、文化、政治中心，与郊区呈现简单的城乡二元结构特点。后郊区化时期，伴随着大量人口、产业、商业等要素在远郊空间的集聚，远郊地带次级中心大量出现[17]，中心城区不再是支撑整个城市发展的唯一增长极，多中心−多轴−网络化空间结构逐步形成[18]。从治理维度来看。与传统郊区化相比，后郊区化空间往往跨越不同的行政区域，没有严格的行政边界，没有直接的行政管辖主体[19-21]。但其发展依旧会受影子政府的影响，影子政府通过将城市或国家发展目标植入后郊区化空间来影响区域发展[22-23]。此外，后郊区化还在经济结构、社区构成、城市景观构成等方面存在明显的不同[24-31]。
表1 郊区化与后郊区化的对比

Table 1 Comparison of suburbanization and post-suburbanization

维度 郊区化 后郊区化
空间利用 生产、居住空间简单拼合的卧城 出现空间混合利用度更高甚至不和谐的空间利用模式，功能空间更加复合
空间变化 集中于中心城区的外围区域或者近郊区 远郊区空间；城市边缘地带
空间结构 中心城区与郊区呈现简单的城乡二元结构；“核心−边缘”空间结构 多中心−多轴−网络化空间结构；郊区和中心城区相互补充的复杂系统关系
空间治理 行政区划治理模式 没有直接的行政管辖主体；影子政府影响
其它方面 传统经济；居民构成相对简单 新经济特点；社区居民更加复杂，混住性特点
整体来看，后郊区化是郊区化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出现的一种现象。与传统郊区化相比，后郊区化现象的形成，更多的是人口、商业、工业等多元要素郊区化进程后所形成的复杂多元的综合性功能空间。同时，它是大都市区继郊区化后发展的新趋势，是以郊区为本底的城市化过程诞生的新的空间聚落形态，会随着城市区域的不断发展而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

2 要素空间重构与后郊区化空间形成过程

2.1 数据选择与处理

郊区化是要素在中心城区与郊区间集散的过程。因此，探究要素在中心城区、郊区间的流动成为认知郊区化乃至后郊区化地域空间形成的关键。研究基于城市3种基本功能属性（生产、居住、消费），分别选择新增工业企业、住房、购物中心等要素数据表征3种功能空间扩展历程。其中，工业企业数据来自企查查网站（http://www.qcc.com），采集信息包括企业名称、注册资本、成立日期、企业类型、所属行业、企业地址等信息。住宅数据来自链家网（http://bj.lianjia.com），采集信息包括小区名称、位置、建设年份、住房套数等信息。购物中心相关数据来自企查查网站，采集信息包括企业名称、注册资本、成立时间、企业地址等信息。对所采集的网络开放数据进行剔除重复值与异常值修正之后，利用百度地图开放平台获取各类POI（兴趣点）的WGS1984地理坐标。然后以5 500 m为阈值半径，以550 m×550 m网格为输出单元[32]，对各类空间点数据进行核密度估计，以探测各要素空间集聚热点。需要说明的是：工业企业、购物中心等数据地址涉及注册地址和办公（运营）地址。由于研究主要从空间扩张的视角对后郊区化空间展开研究，所以研究中主要基于办公（运营）地址进行处理。同时，购物中心主要选择注册资本大于100万的进行处理。

2.2 郊区空间的划分

行政区划下中心城区和郊区空间划分不断发生改变。1958年国务院批准将隶属江苏省的嘉定、上海、松江等10个县区划归上海，今上海市境域基本形成[33-34]。改革开放后，为促进经济发展，上海不断将郊县邻近城区的地域划入市区，至20世纪80年代末上海中心城区范围基本形成。1988年之后上海大规模“撤县设区”，宝山、闵行、嘉定、浦东率先设区，此后松江、金山、青浦、奉贤、南汇相继设区，至2002年上海下辖18区和崇明1个县。2016年崇明县撤县设区，上海进入了无县时代，现下辖16个区[33]。80年代，普遍使用市中心概念，主要涉及黄埔、徐汇、长宁等10个区。到90年代，开始使用中心城区、近郊区、远郊区的划分，目前中心城区包括黄浦、静安、虹口、普陀、长宁、徐汇、杨浦7个区；近郊区包括浦东、闵行、宝山、嘉定4个区；远郊区包括松江、青浦、奉贤、金山、崇明5个区[34]。
以往，关于郊区空间的划分多采用行政区划法。然而，近郊的浦东新区、宝山区、闵行区和嘉定区面积相对较大，区域内很多地区经济发展差异较大，单纯采用行政区划法划分的手段不够科学。为更好的揭示后郊区化现象，本文在行政区划法的基础上，兼顾使用环线划分法。环线内部区域经济发展与人口密度相对一致，依此划分将更加贴合上海空间结构分布的特征。具体划分如下：将内环线以内部分称为中心城区核心区；内环线与中环线间的部分称为中心城区边缘区；中环线与外环线间的区域为近郊区，外环线以外区域为远郊区。

2.3 1991—2000年要素空间的重构

由图1可以看出，2000年之前上海的城市扩张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工业企业的外迁，与住房与购物中心相比，工业企业郊区迁移更加明显。同时从新增要素的空间分布格局来看，呈现中心城区集聚与郊区分散发展并存的双重特点，中心城区凭借良好的基础设施配套和营商环境成为要素空间选择的重要区域。从新增工业企业的空间分布来看，郊区开始出现大量的工业增长热点，尤其在远郊重要的工业卫星城镇和工业区。同时近郊区开始与中心城区连成片，呈现蔓延式扩展格局。数据统计发现，1991—2000年，中心城区工业企业所占比重由57.81%下降至26.64%，近郊区工业企业比重由29.89%提高到56.26%，远郊区工业企业所占比例从12.30%增加到17.09%，近郊区和远郊区成为承接企业转移的重要空间。从新增住宅的空间分布来看，与生产要素类似，同样呈现分散扩张与集中重构的双重特点。一方面，上海为应对旧城遗留的问题，通过旧城改造掀开了中心城区住宅发展的新阶段。同时新一轮的住房开发建设使得中心城区高密度区显著增多并开始蔓延至近郊区域。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实施，以工业卫星城镇、开发区为空间载体的招商空间成为新一轮发展的关键，嘉定、松江、宝山等住宅空间得以开发，远郊地块也开始出现新增住宅热点区域，摊大饼式扩张模式被打破，飞地式扩展模式显现，但远郊住宅建设在该段时期仍极为缓慢。从新增购物中心的空间分布来看，现阶段新增购物中心主要围绕中心城区扩展，而且为通过集聚获得规模经济，购物中心在人民广场、南京路、淮海中路、徐家汇等商业发展基础较好的地区布局，显示出明显的路径依赖。同时该阶段，郊区受限于基础设施发展滞后及消费水平低下的劣势条件，以购物中心为代表的消费空间开发建设相对较少。
图1 1991—2000年上海市新增要素空间分布格局演变

1.杨浦区，2.虹口区，3.静安区，4.普陀区，5.长宁区，6.徐汇区，7.黄浦区

Fig. 1 Spatial distribution evolution of new added feature hotspots in Shanghai from 1991 to 2000

2.4 2001—2010年要素空间的重构

由图2可以看出，该段时期，郊区生产空间得到进一步填充外，房地产市场建立及户籍制度的改革加快了郊区住宅开发建设，居住郊区化进程开始加快。同时，产业、居住郊区化进程的加快，提升了郊区居民对于日常生活消费的需求，以购物中心为典型代表的消费空间开始在远郊区布局。从新增工业企业的空间分布来看，工业企业已开始从近郊扩展到远郊。郊区各热点区域逐步连接成片，郊区空间生产属性得到进一步强化。同时中心城区新增工业企业数量明显减缓，退二进三的政策导向效果初现。从新增住宅的空间分布来看，一方面，房地产市场的建立使得开发商投机行为较为明显，中心城区良好的配套设施及居住环境依旧是地产开发商青睐地，静安、黄埔、长宁等依托较好区位条件优势或者政策空间优势成为重点建设区，高密度住宅区由内环线逐步蔓延至外环线。同时，作为卫星城镇重点建设的金山、青浦、嘉定、宝山等区域开始出现明显的新增住宅热点区，且与前一段时期相比郊区生活空间得到进一步强化。从新增购物中心的空间分布来看，随着中心城区退二进三的实施，低附加值的制造业向郊区转移，进而为购物中心等更具寻租能力的服务企业提供更多发展空间，以购物中心为代表的消费空间开始在中心城区迅速发展，同时多沿着重要交通轴线聚集，例如延安高架−世纪大道成为新增购物中心的重要集聚地。与此同时，郊区尤其是近郊开始出现少许的社区型、区域型百货商店，远郊空间也开始围绕重点工业城镇出现零星分布。
图2 2001—2010年上海市新增要素空间分布格局演变

Fig. 2 Spatial distribution evolution of new added feature hotspots in Shanghai from 2001 to 2010

2.5 2011—2020年要素空间的重构

由图3可以看出，该段时期，要素向远郊扩张的趋势愈发明显，远郊地带成为城市扩张的重要区域。同时，多元要素向远郊地带的集聚使得远郊功能空间更加复杂多样，尤其是远郊新城，已经成为多元要素集聚的重要增长点，并逐步呈现类城市体的空间形态，这标志着郊区化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后郊区化。从新增工业企业的空间分布来看，2011年以后，工业企业增长点开始在远郊区密集分布，而近郊区和中心城区新增企业明显减少。同时，上海产业发展进入调整升级期。从新增工业企业属性来看，技术型、创新型企业明显增多。从新增住宅的空间分布来看，与上一时期相比，中心城区新增住宅明显放缓，住房建设趋于稳定。而近郊区和远郊区的住房市场进入蓬勃发展期，特别是轨道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使得时空距离进一步压缩，新增住房热点区域开始在远郊区密集出现。空间上表现出明显的圈层扩张和远郊多核心扩张的双重特征。从新增购物中心的空间分布来看，购物中心的空间布局呈现出与城市扩张并行的发展特征，商业郊区化进程明显加快。同时与居民区类似，购物中心的空间扩展同样呈现明显的路径依赖性。尤其是随着地铁和公路等运输线的规划建设，购物中心开始在运输轴线周围密集布局。同时，远郊新城出现明显的新增热点区域。
图3 2011—2020年上海市新增要素空间分布格局演变

Fig. 3 Spatial distribution evolution of new added feature hotspots in Shanghai from 2011 to 2020

3 上海后郊区化空间发育模式演进

基于要素的地理扩张进程可以发现，后郊区化空间的发育伴随着郊区空间开发模式的演变。整体来看，建国后上海郊区空间开发大致经历3个阶段（图4）：建国后以工业区、工业卫星城为发展模式的工业化空间载体；改革开放后以高新技术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为发展模式的改革开放试验田；2000年后注重综合功能空间营造的新城新区开发建设。每一阶段不同表现形式的空间载体的培育，成为引导要素向郊区集聚，重构郊区景观格局的重要推动力。
图4 上海市后郊区化空间发育模式演变

Fig. 4 Evolution of the spatial development model of post-suburbanization in Shanghai

3.1 发育初期：国有企业外迁下的工业卫星城镇

新中国成立后，工业生产成为上海城市建设的首要任务，城市功能开始由“消费型城市” 向“生产型城市” 转化。为调整和优化城市工业布局，上海开始在郊区空间打造一批工业卫星城镇，承接中心城区的产业转移。1958—1960年，上海相继规划了闵行、吴泾、嘉定、安亭、松江5个卫星城和一批近郊工业区。1972年、1978年又先后增设金山、宝山2个工业卫星城。截至1978年底，上海总共设立了7个卫星城镇。但受郊区功能配套发展相对较低的限制，企业由中心城区向郊区迁移的意愿不强。为引导产业向郊区空间集聚，政府首先通过行政手段，引导部分国有企业外迁，来带动郊区空间的开发建设。该段时期，以工业区、工业卫星城镇为主要特点的郊区空间开发模式，使得生产要素郊区化进程明显加快，但生活、消费等要素郊区化进程相对缓慢。

3.2 发育中期：外资经济引导下的开发区建设

经过一轮工业经济集中发展，上海传统工业面临布局混乱、用地狭窄的问题。同时中心城区工业用地规模面临不增加、少增加的限制。为应对这些问题，上海对工业采取调整与迁并，工厂向园区集中的政策。同时在改革开放政策影响下，上海开发建设了一批开发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等形式），旨在摸索外向型产业发展路径。截至1995年底，上海全市共有5个国家级开发区、9个市级开发区、30个县区级开发区、166个乡镇级开发区，工业集聚区规模得到空前壮大[34]。开发区的规模化建设，使得一区多园现象更加明显，郊区空间生产属性进一步强化。但与发育初期相比，该段时期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城镇化建设的步伐，尤其是房地产市场的放开与户籍制度的改革，使得住宅、购物中心为代表的生活、消费要素开始在郊区集聚。

3.3 发育成型期：社会和经济双轮驱动的郊区新城建设

为解决长期注重生产造成的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的现实问题，2000年后上海开启郊区新城建设。在《上海城市总体规划（1999—2020）》（http://www.tranbbs.com/Advisory/Urban/Advisory_12742_2.shtml）中指出，将重点打造宝山、嘉定、松江、金山、闵行、青浦、甫桥、惠南、城桥、空港和临港11座新城。同年，上海市政府又发布《关于上海市促进城镇发展的试点意见》（https://www.fx361.com/page/2015/0714/1349764.shtml），明确提出了“一城九镇”的城镇体系发展计划，重点打造松江新城。2004年，上海《切实推进三个集中，加快上海郊区发展的规划纲要》（https://www.shanghai.gov.cn/nw12940/20200815/0001-12940_2548.html）中指出，松江、嘉定、临港新城为近期重点推动的新城，“一城九镇”演变为“三城七镇”。2006年，“十一五”期间，上海明确提出1966城镇体系，重点建设嘉定、松江、临港、闵行、宝山、青浦、金山、南桥、城桥9个新城。“十二五”期间，闵行新城与宝山新城由于成为中心城区的连绵区，而不再定义为新城，至此，新城数量由9个缩减到7个。2018年，《上海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https://www.shanghai.gov.cn/newshanghai/xxgkfj/2035004.pdf）提出进一步强化新城综合性节点城市功能定位，将嘉定、青浦、松江、南桥、南汇发展成为全球城市区域中具有综合辐射带动能力的节点城市。经过20多年的新城开发模式的推动，居住、就业、消费、公共服务等功能要素在郊区开始大量布局，并紧紧围绕新城空间全面展开，同时部分新城在空间上与中心城区已连成片，远郊新城成为郊区空间开发建设的重要载体。同时与开发区、工业卫星城镇推动的郊区开发模式相比，新城的开发模式使得上海郊区功能空间变得更加复合多元，呈现一种类城市体的形态，新城空间也由此呈现一种明显的后郊区化空间特点。
需要说明的是：后郊区化空间大多是在部分工业卫星城镇、开发区等基础上，通过产城融合模式逐步推动新城建设而形成的。因此不能将所有卫星城镇和开发区等都看作是后郊区化空间，其空间形态往往是后郊区化空间形成的基础或雏形。

4 后郊区化空间动力机制分析

4.1 政府企业化行为对后郊区化空间的塑造

后郊区空间的形成，是政府推动的以土地为中心的特殊的郊区空间资本积累模式。其形成更类似于后福特主义的空间修补方式，是地方政府新一轮郊区大规模开发建设保持自身增长的积累策略。首先，城市规划作为政府构想空间的重要工具，权力主导下的城市规划往往以政府政治和意识形态作为指引。政府往往依托系列规划和战略构想设计空间。进而在远郊打造诸多战略性节点，如工业卫星城镇、开发区、新城等，这些空间载体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郊区功能要素集聚的重要依托。其次，政府往往通过一些标志性项目建设和大事件引导，塑造郊区空间新形象。例如上海松江新城建设过程中，最重要的4个旗舰项目泰晤士小镇、松江大学城、地铁九号线及中央公园建设。大事件效应下为引入其它要素提供了基础条件。第三，行政权、财政权的下放，是城市企业主义在市、区（县）尺度兴起的重要推动力，一方面，郊区开发实际上是一项“政府工程”。为更好的实现地区经济增长，获取利益最大化，政府往往通过成立开发公司参与市场运作，使政府在行政和市场上影响郊区空间的开发建设。另一方面，政府为更好地推动郊区空间的开发建设，往往通过撤县设区、撤镇设街道等方式实现治理尺度的上推，以达到从市域层面统筹郊区用地开发建设的目的。

4.2 资本对于后郊区化空间的修补

与政府一样，追求利益最大化是资本空间选择的基本逻辑。在郊区建设前期，由于土地尚未得到有效开发，土地商品化和交换价值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显现，该时期完全通过土地出让实现郊区空间的生产并不现实。因此在开发建设初期，区政府往往依托其控股的新城建设投资公司，参与投融资和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国有开发公司通过国有资本的投资解决了前期资本不足的问题，对郊区物质空间转变和价值的提升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作为政府派出机构，其空间开发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是当地政府的权力意志。在此过程中，将国有土地的使用权转换为金融资本是国有开发公司的常用方式，进而掀起土地资本化的发展。
其次，郊区空间开发建设过程中，当地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很难承担巨额资金压力，出让土地于市场开发商，成为郊区早期扩张行为的重要推动力。与中心城区相比，郊区土地价值相对较低，且中心城区土地稀缺较为明显。城市的高速发展及地租差的存在，使得开发商在利益驱使下将投资视角转向郊区，新城、开发区等作为政府的战略性空间，投资风险相对较低，进而掀起开发商在郊区的“圈地运动”，实现了市场资本在郊区空间的新一轮资本积累。市场资本的参与使得政府、市场通过合作共同影响、设计郊区空间形态。同时，市场资本多以市场需求为出发点，为把郊区空间打造成中产阶级居住新天地，政府与市场一起实现商业、娱乐、公服等多重要素功能空间的营造，最终推动着郊区综合功能空间的形成，助推后郊区化现象的出现。
此外，后郊区化空间的形成，与中国实施全球化开放战略并行。该时期全球资本呈现较强的流动性。随着全球化战略的稳步推进与实施，全球剩余资本开始逐步突破原有的地域空间组织模式，资本配置打破原有的尺度结构，并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捕捉适合自身资本积累的空间。在上海以新城、开发区为典型代表的空间，作为政府战略实施的空间载体，成为全球资本集聚的重要场所。尤其是郊区在人力资源与土地成本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条件，使得上海郊区成为全球盈余的制造产业资本选择的重要依据。伴随着全球大量制造企业向上海郊区新城的迁移，郊区生产功能得到进一步强化的同时，国际学校、咖啡厅等相关配套建设也进一步完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着郊区综合功能空间的营造及后郊区化空间的形成。

4.3 居民：后郊区化空间生产的参与

政府、企业等空间生产主体往往通过资本投入对物质环境进行改造，进而对空间资源进行空间生产实践，最终使社会关系发生相应的改变。西方后郊区化社会空间群体构成相对简单，中产阶层在后郊区化空间形成中占主要作用。而中国后郊区化空间的形成是在工业化、城镇化、全球化多重驱动下进行的，社会空间呈现明显的多元混住性特点。
首先，中国后郊区化时期，经济的增长动力依然是郊区空间的制造业，即郊区的生产功能属性依然稳固。劳动密集型产业属性使得郊区可提供的就业岗位数量相对较多，加速务工人员向郊区的迁移。但受限于收入水平等影响，使得上海后郊区化空间城中村、棚户区、跨界钟摆族现象较为明显。其次，随着农业用地向非农用地的转变，本地农村人口不断减少，本地农民前往城镇购房现象较为普遍。尤其是年轻一代，前往市郊城镇甚至中心城区居住的现象更为明显。加之农村空间的占用以及政府引导的动拆迁工作，使得当地农民规模显著下降。该群体成为后郊区化空间的重要购房群体之一。但伴随着农村户籍红利的显现，许多当地居民虽然迁居到城镇，但依旧保留农村原籍，使得该群体呈现居住空间转移、身份转换落后于就业和生活方式转换的特点。第三，随着以新城为典型代表的后郊区化空间建成环境的不断完善，同时受到中心城区高昂的购房成本的门槛效应，部分中等收入群体或者老城区的中产阶层，成为后郊区化空间住房的主要购房群体，也成为后郊区化空间居住与消费等功能空间塑造的重要推动力。此外，伴随着外资经济及高新技术产业在郊区空间的集聚，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等群体规模不断变大。绅士化、白领化群体在上海市域范围内再分布，成为引导后郊区化空间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

5 结论与讨论

5.1 上海已经进入后郊区化时代

在中国，郊区化与后郊区化的发展呈现明显的开发导向，郊区景观要素的改变、新空间聚落形态的形成与政府开发模式有很大关系。从建国后工业发展导向下的工业区建设，到改革开放后以经开区、高新区为空间载体的开发区建设，郊区空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中国城市工业化发展的空间载体，郊区空间也一度呈现明显的生产属性。2000年后注重综合功能开发的新城、新区建设模式，逐步改变了郊区单一生产、居住空间的属性，郊区空间也通过包装营销，不断涌现科技园区、别墅门禁社区和大型购物中心等新景观要素。与传统郊区化相比，当前郊区功能空间的复合性明显增强，尤其对于新城等重要节点，类城市体属性逐步显现。同时伴随着多元要素郊区化扩展，许多要素增长速度已经明显超过近郊区和中心城区，远郊地带已经逐步成为上海发挥区域辐射带动作用的关键区域。远郊地带的快速崛起使得传统的核心−边缘空间结构被打破，多中心−网络化结构布局将逐步显现。此外，工业城镇、开发区、新城等为主的开发模式，空间往往跨越不同的行政区域，没有严格的行政边界，没有直接的行政管辖主体，空间治理同样受到影子政府的影响。由上分析可以发现，当前上海郊区化发展已经进入新的阶段—后郊区化。

5.2 中西后郊区化的不同

特殊的制度环境使得后郊区化空间呈现较为明显的中国范式（表2）。首先，西方后郊区化是在传统的郊区居住的基础上，出于对经济活动的需要而对郊区功能空间的重塑。而中国后郊区化是在工业化的基础上，通过兼顾推进城市化建设来实现的。尽管通过城市化建设完善了郊区功能和福利基础设施。强化了郊区空间在商业、休闲、公共服务等除居住和生产之外其它功能。但后郊区化时期郊区的生产功能属性依然稳固。其次，中产阶级对于田园生活的追求，是西方大规模郊区化乃至后郊区化形成的重要驱动力。而中国后郊区化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的多重推动，进而使得后郊区化社会空间多元混住性特点较为明显，当地居民、外来务工群体、外商等共同作用于后郊区化空间的生产。第三，与美国部分城市采取的背离式郊区增长路径不同，其后郊区化过程中伴随着中心城区的衰退。而中国城市采取的方式属于合并式空间增长。后郊区化过程中郊区与中心城区协同发展，中心城区依旧是城市重要的功能中心。此外，从后郊区化空间治理模式来看，一种类似于美国及东南亚部分国家，私人管治模式在郊区增长联盟中发挥主导作用。一种则类似于欧洲和东南亚部分强政府国家，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在后郊区化空间形成中作用显著。而在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使得政府有能力组织各方力量形成增长联盟共同作用于后郊区化空间的生产。
表2 中西后郊区化的不同特点

Table 2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post-suburbanization between China and west countries

维度 中国 西方部分国家
空间利用 生产功能属性依然稳固 已经经历去工业化下服务行业的兴起
社会空间 当地居民、外来务工群体、外商等多元混住 中产阶级为主
与中心城区关系 合并式空间增长 背离式空间增长
空间治理 政府主导下多方力量形成的增长联盟 市场、社会作用相对较大

5.3 讨论

后郊区化时代，未来要进一步提升空间集约化利用。尤其是在中国，开发导向下的后郊区化空间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政府主导下的投资性行为，有可能会面临过度投资而实际需求不足的状况。其次，强化后郊区化空间在区域中的地位。后郊区化时期，郊区经济活动开始在更大的都市区域尺度上产生，空间发展呈现出更都市区的意识形态，强调其在更大的区域尺度（城市群、都市圈）中的作用。因此，在未来规划中，应立足城市与区域两种尺度，正确评估其在不同空间尺度的作用与地位。第三，建立与后郊区化相适应的空间治理体系。后郊区化时期，郊区物质空间已经基本建成，开发建设已不再是许多后郊区化空间未来发展的重要路径，未来要正确处理好政府在城市发展的角色，要进一步减少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过多干预或者越位，使市场逐步成为新一轮发展中资源配置的重要决定因素。其次，开发导向的开发区管委会、城投公司、新城开发公司已不再适应部分后郊区化空间新一轮发展，要正确优化这些机构的职能。
未来可在以下研究领域和方向继续展开对后郊区化相关问题的研究。首先，应结合大数据挖掘技术，对相应微观数据进行获取。以此构建基础数据库，通过空间计量等分析手段，深入挖掘后郊区化空间形成的背后逻辑，以弥补当前相对定性式的分析范式。其次，应基于不同类型后郊区化空间的对比分析，进一步丰富后郊区化相关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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