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自西方的现代城市理论显然无法解释以中国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城市的全部特征。为了使城市理论具有更大的包容性，以城市社会空间分析为例，聚焦高、中、低3类社会/收入阶层的空间格局与演化这一主题，对中国上海、美国芝加哥和洛杉矶3座典型城市进行对比研究，尝试在捕捉地方性特征的同时提炼有关社会空间的普适性规律，为理论体系补充新的认知。研究表明，与美国“外高内低”的社会空间模式截然相反，中国城市呈现出“内高外低”的典型特征；在演化趋势上，美国城市体现为以低社会阶层邻里扩张为主的“社会空间下沉”，同时在历史悠久的大城市出现了高社会阶层群体向中心城内核的回流，而中国城市则呈现以中等收入邻里扩张为主的“社会空间上升”，同时伴随着中心城区内核少许高收入居民的外流。中美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差异源自两国社会经济因素的差别，但都遵循一些共同规律：各国的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是与城市化阶段相对应的；其差异和演变都可以采用城郊的人口吸引力和交通可达性这样的统一分析框架来理解；背后深层次的动力机制是相同的，本质上都反映了社会地位不均衡在空间上的映射，是优势群体主导区位竞争的空间体现。
城市群作为国家参与全球竞争的主战场，具有引领中国创新发展的重要作用。基于社会网络分析和负二项模型等，对1995—2015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创新网络演化特征进行分析，深度剖析并对比差异成因。研究发现：① 三大城市群创新联系网络日益紧密且逐渐稠密化，1995—2007年发展较快，2008年后速度放缓。长三角创新网络最稀疏但最具创新活力，珠三角份额最小但增速最快。② 三大城市群节点地位等级差异明显，呈“金字塔”型结构。京津冀等级“断层”现象最显著，长三角和珠三角分别表现出均衡化和两极化趋势。③ 空间蔓延方面，京津冀呈现双核引领，倒“V”型蔓延态势，长三角表现为多核心引领，围绕主核心城市抱团状外延与围绕环杭州湾向南同时扩展的态势，珠三角基于成熟的一核三轴空间格局，向珠江口倒“V”型跳跃式蔓延。④ 影响因素方面，网络效应和城市双边属性是三大城市群创新合作的重要保障，多维邻近性则表现出典型的城市群异质性。
构建基于多尺度的生产关系、社会?空间关系和行动者关系网络的城市比较分析框架，对比上海和洛杉矶大都市区产业空间组织演化的空间特征、组织规律和演化机制，以探究其中的中国特色。研究发现：① 新产业空间的增长与扩散促进了上海和洛杉矶产业空间组织的多中心结构，但前者是中心转型主导的都市区功能扩散，后者是新兴经济中心增长主导的区域化发展。② 从推动演化的关系机制来看，部门结构调整和劳动力市场日益细分是二者遵循的共同规律，但在制度环境关系的塑造作用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构建基于关系视角的多尺度比较分析框架，为理解和分析特定情境下的空间组织演变机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
伴随着城市经济向都市区经济的转变，城市空间加速向郊区扩张，远郊区域由此得到快速发展，郊区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后郊区化。研究将上海郊区置于后郊区化图景，用后郊区化的理论审视上海郊区空间增长。研究发现：① 后郊区化是郊区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是多元要素离心分散发展后呈现的新的空间聚落形态。与传统郊区化相比，后郊区化在空间分布、空间利用、空间关系、空间治理模式等方面存在明显的不同表现。② 上海郊区已经进入后郊区化时代，远郊功能空间更加复杂多元，郊区空间更加独立，类城市体形态凸显。③ 后郊区化空间的形成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1949年后服务工业生产的工业卫星城镇；改革开放后先行先试的开发区；2000年后综合功能空间营造的新城。不同空间载体重塑着郊区景观格局，推动着新空间聚落形态的形成。④ 开发导向下的后郊区化空间建设，是地方政府新一轮郊区大规模开发建设保持自身增长的资本积累策略，其形成是地方政府主导下增长联盟共同推动的结果。政府企业化行为；资本的空间修补；居民的空间生产参与，均对中国后郊区化空间的形成产生明显的推动作用。
以杭州市拱墅区智慧网谷小镇为例，剖析特色小镇如何通过行政职能重构和“政府?市场”关系重塑实现次城市尺度的空间转型。得出结论：① 为应对土地利用转型压力，浙江省与杭州市政府进行基于土地管制、治理网络与政策激励的尺度下移与外移，以强化次城市尺度行政机构的管制能力和自主性，实现网谷小镇空间的行政权力在地化。② 针对拱墅区工业发展瓶颈，多层级政府通过产业转型制度建设、政策动员与企业补偿、行政惩罚等方式淘汰低效产业；同时，通过资源注入、行政赋权和提高小镇社会影响力等手段引导新兴企业在地化，实现小镇产业“腾笼换鸟”与企业积累模式转型。③ 次城市尺度的行政职能配置和市场积累模式相互支撑，共同推动网谷小镇成为承载高质量发展的新发展空间。
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ASIF)，比较了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对区域产业动态的差异性影响。研究结果发现：① 在1998—2010年，中国的企业区位和产业结构均发生明显变化。内资企业不断向东部沿海地区集聚，外资企业数量增加并同时向中西部地区扩散；一些低技术传统制造业占比下降，而部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占比逐渐上升。② 在中国，内、外资企业对区域产业动态的影响程度不同。相比外资企业，内资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更可能拓展区域能力基础，引起区域产业动态变化。③ 企业对区域产业动态的影响存在空间异质性。企业倾向于在制造业分散区内引入无关产业，而在制造业集中区内发展相关产业，使得单个企业对制造业集中区的影响要小于制造业分散区。研究结论有助于揭示区域产业动态的微观机制，为中国未来区域产业政策制定和经济战略性调整提供理论参考。
基于2021年3月9日至4月28日百度迁徙大数据，应用分形理论、城市标度律、社会网络分析和SOM(Self-organizing Map)神经网络方法，从人口迁徙的视角探究了东北地区城市体系的“层级?网络”结构。研究结论如下：① 以迁徙规模为基础的城市体系首位度较低，高位序城市分布集中、低位序城市分布松散，与迁徙路线的规模分形特征总体一致；沈阳、长春与哈尔滨位于第一层级，迁徙规模与城市人口呈超线性增长关系；② 基于迁徙规模构建的网络中，沈阳、长春、四平、铁岭和哈尔滨处于网络核心位置，哈尔滨、沈阳、长春和大连为网络的关键枢纽城市；③ 城市间有向迁徙流动与净迁徙流动网络在结构上存在明显差异，沈阳与长春迁徙规模较大，而哈尔滨净流入量较高；④ 迁徙行为存在空间集聚现象，核心区域在东北地区东部、中部与南部，区域内迁徙行为以省内迁徙为主，根据迁徙偏好可分为4个次级组团；⑤ 人口迁徙视角下，哈长城市群内部联系较弱，辽中南城市群已经显现集聚发展态势；⑥ 东北地区城市根据自身迁徙规模和网络位置分为高流入型核心城市、低流入型核心城市、高流出型半边缘城市等六大类型；研究表明“层级?网络”结合视角相比单一规模层级划分更能揭示城市的内在特质。
基于1980—2014年深圳市人口流动普查微观大数据，提取迁入深圳市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人才个体粒度数据，利用空间自相关分析人才迁入格局的时空演化，基于事件史分析方法探究影响近10 a人才迁移的多维驱动因素及人才政策调控机理，为完善区域人才政策提供决策支持。结果发现：① 深圳市迁入高学历人才数量快速增长，群体年轻化、未婚化特点显著，城乡户籍结构差异持续缩小，省内邻近地区与长江中游城市群形成高值?高值集聚区域；② 个体家庭情况、地理距离阻碍、城市社会结构等因素共同塑造迁移过程，来自人口数量少、人均GDP低、高等教育资源丰富地区的高学历人才具有更强烈的迁入意愿；③ 政策驱动力如深圳市2008—2012年实施的连续性审核制人才引进政策吸引人才迁入，不同阶段的人才政策对于不同属性人才群体的迁入行为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提出一种日照采光约束下的住宅小区房屋间距达标率的快速评估方法，结合滑动T检验、Sen's Slope、Mann-Kendall检验及锡尔指数等模型，利用百度API所提供的房屋轮廓和高度数据，对武汉都市发展区1675个住宅小区房屋间距达标率的时空分异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运用文内方法判别房屋间距达标情况的总体精度为92.89%，评估小区房屋间距达标率的平均绝对误差为5.14%。② 武汉都市发展区住宅小区房屋间距的总体达标率仅为65.57%，29.01%的住宅小区房屋间距达标率低于50%。③ 1982―2021年，武汉都市发展区住宅小区房屋间距达标率经历了快速下降、浮动增长、缓慢上升和快速增长4个阶段，各阶段房屋间距达标率存在不同程度的分异性。尽管如此，武汉都市发展区房屋间距达标率及其分异性分别呈增长和降低趋势，发展态势稳中向好。④ 武汉都市发展区住宅小区房屋间距达标率及其分异性在空间上呈较明显的环状分布格局。
采用InVEST模型对2000―2020年皖江城市带生境质量的时空分布特征进行测度，运用MGWR模型对城镇化和景观格局变化对生境质量影响进行分析。结果表明：2000―2020年皖江城市带平均生境质量指数整体呈现衰减趋势，下降幅度为7.84%。生境质量空间分布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空间格局呈现“东南及西部高–中部及北部低”的态势。生境最优区主要分布于东南和西部山区及部分水域，低质量生境分布于沿江平原和北部的农业城市区。城镇化和景观格局指数对生境质量有正负“双向”效应。城镇化对生境质量的影响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其中建设用地比例（LUR）对生境质量的影响以负面效应为主且愈加显著，两期回归系数的负值比例均达到80%以上。夜间灯光（NTL）对部分地区的生境质量有显著负效应，随着时间的演变，局部区域呈现正相关效应，而景观格局指数对生境质量影响的强弱和方向在时空上存在一定差异。这些结果为保护生物多样性和促进城市生态可持续性提供了决策依据。
运用集对分析、加权平均旅行时间和综合评价分析等方法，研究湘西地区2000—2020年旅游环境系统韧性和交通可达性演化特征，并利用空间杜宾模型揭示交通可达性对旅游环境系统韧性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① 旅游环境系统韧性均值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显著上升的态势，空间分布上南部变化相对稳定，而中部和北部变动明显；基于旅游环境子系统韧性的测算结果，将各区县划分为高高高、高低低、高低高、低高高、低低高、低低低6种类型。② 交通可达性呈现显著的“核心?边缘”空间分布结构，形成吉首?凤凰?鹤城?芷江?洪江?中方为可达性高值区的相对优势带。③ 交通可达性提升通过直接作用旅游经济和社会环境系统韧性，并对旅游经济环境系统韧性产生正向空间溢出，进而促进整体旅游环境系统韧性提升。
以黄河三角洲为例，利用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构建多功能潜在冲突概念框架，从生态保护、农业生产与城镇建设3个方面开展国土空间多功能适宜性评价，借助多维度潜在冲突识别模型揭示国土空间多功能潜在冲突类型、强度及空间格局，基于潜在冲突调解机制重构国土空间保护与开发格局。结果表明：① 黄河三角洲国土空间多功能适宜性表现出“生态保护重要、农业生产和城镇建设适宜”的特征。② 黄河三角洲农业生产?城镇建设双功能型和生态保护?农业生产?城镇建设多功能型潜在冲突占据主导，冲突面积占比分别为84.12%和85.35%，冲突强度主要为重度和中度。③ 黄河三角洲国土空间多功能潜在冲突的空间分布在地理单元上呈现出显著的陆?河?海梯度分异特征，在行政单元上具有一定的非均衡性。④ 土地利用规划与土地利用现状在潜在冲突调解中发挥刚性约束与弹性引导效应，两者统筹作用下形成的国土空间优化格局是调节区域生态环境脆弱性和规范人类活动合理性的科学指南。
技术创新在促进碳排放绩效提升、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以中国30个省市区为研究对象，运用Super-SBM和STIRPAT模型等，探究中国碳排放绩效的时空演变特征和技术创新对碳排放绩效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① 中国碳排放绩效在时间上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增长速度较慢，平均值从2002年的0.3215上升到2018年的0.4150，年均增长率为1.61%，绩效值不断变化为中值集中、对称分布的形态；② 中国碳排放绩效空间分异特征明显、类型多样，大致由东部沿海向中西部递减，Moran's I由2002年0.2265波动上升至2018年0.3687，空间集聚程度不断加大；③ 技术创新要素中专利授权量、R&D经费占GDP比重、R&D人员全时当量与碳排放绩效呈显著正相关，控制变量中市场化程度与碳排放绩效呈显著正相关，而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城镇化率为负相关。研究从加大创新投入、加强人才引育、促进创新成果转化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对国家和地区加大技术创新驱动与提高碳排放绩效等具有一定的借鉴参考价值。
采用空间转移矩阵、景观格局分析和最优参数地理探测器等方法，从“量变–形变”两个维度切入，研究2000—2020年东北地区“三区空间”演化特征与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 近20 a东北地区城镇空间剧烈扩张的同时常住人口不断减少，中小城镇“人口–土地”失衡问题显著；农业空间、生态空间规模有所减少；② 农业空间是城镇扩张的主要来源，国家级农产品主产区中农业空间流失严重；“生态–农业”空间的相互交叉转换现象明显，集中发生在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③ 重点开发区、优化开发区内景观破碎化、异质化趋势明显，农产品主产区中农业空间作为优势类型的地位下降，重点生态功能区景观格局变化不明显；④ 国土开发政策是东北“三区空间”演化的关键驱动力；地理基础条件是基本动力，对形态变化的驱动作用更强；社会经济条件是重要驱动力，对交叉转换规模的作用尤为显著。
基于地市空间尺度，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MINDS模型测算2001—2019年长江经济带126个地级市的农业绿色效率，综合运用标准差椭圆和ESDA空间统计揭示农业绿色效率的时空分异特征，借助GWR模型探究多因素对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效率的空间异质性影响。结果显示：① 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效率在总体空间分布格局上呈西南?东北走向并趋于极化，重心具有向东偏北方向迁移的态势。② 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效率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在冷热点分布上，热点地区向长三角区域聚集，次冷点地区向上游延伸，中游发展成集中连片冷点区域。③ 影响因素回归系数均存在明显空间非均衡性。工业化水平对多数地区农业绿色效率呈负向影响，在上游地区抑制作用最弱；城镇化水平、农地经营规模、农业机械化水平与农业绿色效率整体呈正相关关系，其中城镇化水平回归系数自东向西逐级递减，农地经营规模与农业机械化水平回归系数表现为东高西低中塌陷；财政支出对农业绿色效率的整体影响在“十三五”时期由正变负，但对上游地区农业绿色效率总体上仍起正向促进作用。
基于环境、气象、探空、AERONET、云高仪和卫星遥感多数据源对北京春季一次重污染过程的热、动力机制和粒子微物理属性展开研究。结果表明：① 多源数据协同观测显示本次污染起源于中国西部，影响范围广泛，对北京构成了达6级的重度污染，PM2.5、PM10质量浓度高达600 μg/m3和1 000 μg/m3。② MCD19A2 MAIAC AOD能很好地揭示本次污染起源、强度、输送和影响区域，MISR AOD显示本次污染粒子微物理属性具有大模态、非球形、非吸收型的特征。③ CALIPSO显示，在1~4 km高度，退偏在0.1~0.5，色比在0.5~1.3均有分布，有“小退偏和大色比”现象。④ AERONET数据显示，污染前、中、后AOD_550 nm值分别为0.9、2.0、0.2，AE_440-675 nm值分别为1.30、0.4、1.0，说明本次污染为PM2.5和PM10混合型污染。⑤ 探空显示本次污染大气层结非常稳定，各阶段有显著的热动力特征。污染爆发前（5月3日），上层大气潮湿且温度递减率小，低层大气干燥上升，构成对流空间。污染爆发期（5月4日），出现多层逆温，干燥大气下沉运动，受上层西风下层偏南风的动力配合。污染末期（5月5日），低层逆温消失，上层逆温层高度持续抬升，且空气干燥，深厚西风区风速持续加大，终结污染过程。⑥ 云高仪监测和EC模式结果表明5月4日大气稳定，边界层在空间上分布均匀，08：00大气边界层高度约1200 m，20：00约300 m。
以天津中心城区为研究区，利用遥感及GIS技术反演关键空间形态指标和地表温度，并基于线性回归模型和Cubist模型深入剖析了建筑密度、容积率、高度、天空开阔度等空间形态指标与地表温度的关系，明确了关键指标的响应阈值。研究发现：① 建筑高度与地表温度间存在分段线性关系，高度响应阈值为13.5 m；天空开阔度与地表温度线性负相关；建筑密度、容积率与地表温度线性正相关。② Cubist模型将建筑密度阈值划定为13%，将高度阈值划定为9.9 m，并建立了3种子规则，其中规则1表明低开发强度场景下建筑密度为正贡献因素；规则2表明中等开发强度场景下容积率为正贡献因素；规则3表明高开发强度场景下建筑密度、容积率属于正向贡献因素，建筑高度、天空开阔度属于负贡献因素。③ Cubist模型依据自变量阈值划分规则子区，并分区建立自变量与因变量的线性关系，表现出比全局回归模型更强的适用性。
利用2019―2021年在兰州采集的232个事件降水样品和1985―1999年全球降水同位素网络（Global Network for Isotopes in Precipitation，GNIP）月降水同位素数据，结合ERA5资料划分的降水类型（对流降水和层状降水），分析了不同时间尺度降水类型比例变化与稳定同位素的关系。结果表明：δ18O的变化反映了降水类型变化，且与层状降水比例呈负相关。原因在于对流降水的强上升气流使含高δ18O的降水粒子成熟增长，层状降水则通过水汽的扩散和聚合过程形成的降水中δ18O较贫化。与湿润地区相比，地处半干旱地区的兰州δ18O与层状降水比例的负线性关系不那么明显，可能与层状降水经历了云下蒸发有关。在季节尺度上，冷季降水δ18O比暖季的低，可能与冷季降水主要由层状降水组成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