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高原土地利用变化及其生态环境效应专栏

“人-地-业”协调与区位优势双重视角下农村居民点整理——以河西走廊金昌市为例

  • 马利邦 , 1, 2 ,
  • 石志浩 1 ,
  • 李梓妍 1 ,
  • 豆浩健 1
展开
  • 1.西北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 2.甘肃省绿洲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重点实验室,甘肃 兰州 730070

马利邦(1984—),男,甘肃酒泉人,教授,博导,主要从事乡村地理、区域发展等方面研究。E-mail:

收稿日期: 2022-05-25

  修回日期: 2022-10-14

  网络出版日期: 2023-03-20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961033)

甘肃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JR5RA519)

版权

版权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本刊文章,不得使用本刊的版式设计。

Rural residential land consolidation based on "population-land-industry" coordination and location superiority: A case study in Jinchang City, Hexi corridor of Gansu Province

  • Ma Libang , 1, 2 ,
  • Shi Zhihao 1 ,
  • Li Ziyan 1 ,
  • Dou Haojian 1
Expand
  • 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Gansu, China
  • 2. Key Laboratory of Resource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Oasis in Gansu Province, Lanzhou 730070, Gansu, China

Received date: 2022-05-25

  Revised date: 2022-10-14

  Online published: 2023-03-20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1961033)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Gansu Province(20JR5RA519)

Copyright

Copyright reserved © 2023.

摘要

内部要素结构的协调性和区域外部环境的差异性对农村居民点系统演化与分异起主导作用,并对农村居民点整理提出不同要求。立足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以甘肃省河西走廊金昌市为例,在分析133个行政村“人–地–业”系统耦合协调水平和区位优势度的基础上,构建农村居民点整理分区概念模型并提出类型。研究结果表明:① 金昌市农村居民点“人–地–业”系统耦合协调水平空间差异显著,整体处于一般协调阶段,在区位上具有明显的城镇指向和交通指向特征;② 农村居民点区位优势度由城镇中心向外围基本呈3级递减态势,同时受道路网络密度和交通干线级别影响,高优势度区域向不同方向做出不同程度的延伸;③ 对“人–地–业”协调与“城镇–道路”区位优势进行叠置分析,结合研究区实际情况,划分优化提质类、融合发展类、优化调整类、逐步推进类、引导发展类和改造拆迁类6种整理类型,并提出相应的整理思路与策略。为金昌市农村居民点整理和农村人居环境改善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为乡村土地可持续利用提供借鉴。

本文引用格式

马利邦 , 石志浩 , 李梓妍 , 豆浩健 . “人-地-业”协调与区位优势双重视角下农村居民点整理——以河西走廊金昌市为例[J]. 地理科学, 2023 , 43(3) : 476 -487 . DOI: 10.13249/j.cnki.sgs.2023.03.010

Abstract

Taking the rural settlements of Jinchang City in Hexi Corridor, Gansu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level of "population-land-industry" system and location advantage degree in 133 administrative village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human-earth areal system. And the concept model of rural residential consolidation zoning was constructed for differentiating the types of consolid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level of "population-land-industry" system of rural residential areas in Jinchang City has significant spatial differences, which is generally in the stage of general coordination. In terms of location, it has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orientation and traffic orientation. 2) Under the comprehensive effect of urban radiation and road traffic, the regional advantage degree of rural settlements shows a three-level decline trend from the urban center to the periphery. Affected by the density of road network and the level of traffic trunk lines, the high advantage areas extend to different directions partly. 3) Through the superposition analysis of "population-land-industry" coordination and location advantage degree, combining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this paper divides study area into six types of consolidation, which include optimization and improvement type, integrative development type, optimization and adjustment type, progressive promotion type, guiding development type, reconstruction and demolition type. Then we propose ideas and strategy of zoning consolidation.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经历了快速而深远的社会经济结构转型[1]。在快速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冲击下,乡村承受着巨大的发展压力且呈现出衰落的趋势[2]。目前,中国农村地区普遍面临建设用地无序扩张、用地布局散乱、耕地撂荒严重、产业结构单一、功能配套缺失、人口空心化等诸多问题[3-5],亟需通过空间重构、经济重构和社会重构实现乡村地域系统内部和城乡地域系统之间的结构协调和功能优化[6]。现代人地系统科学认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体系应包括系统结构、动力机制、时空格局、优化调控等内容,对其进行探究可直接服务于人地系统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实践[7]。基于人地关系视角并聚焦到乡村地域,学者不仅从理论层面提出乡村振兴的内容逻辑[8]和乡村聚落转型的概念模式[9],还从实践层面探究农村居民点演变过程[10]、转型机理[11]和整治策略[12]。农村居民点作为乡村地区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集中场所,是乡村人地关系调整的核心和关键抓手[8],对其进行整理是人地系统优化调控在空间上的重要手段。当前,在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和乡村结构转型的大背景下,居民点整理已成为乡村地理、土地资源管理等领域研究关注的热点内容,丰富和发展相关研究对于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关于农村居民点的研究主要围绕空间优化这一主线展开,学者大多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一是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最小累积阻力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从自然条件、经济条件、政策制度和社会文化等方面探讨乡村聚落时空演变的影响因素及其驱动机制[13-16];二是基于参与主体意愿、空间特征差异和房屋建筑形式等方面构建出理论潜力的修正指标体系,对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现实潜力进行测算与分级[17-19];三是从空间格局特征、乡村地域功能及要素结构特征等方面对乡村空间和发展类型进行划分[20-22];四是基于空间组合特征、景观生态安全、三生功能协调、系统动力学等多元视角,学者们运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场强模型、协调度模型、系统动力学模型等方法针对不同典型区域提出了农村居民点优化路径和整理模式[23-26]
纵观相关研究可以发现,农村居民点空间优化实质上是以空间结构调整为切入点协调乡村地域人地关系的过程[27]。但对于该过程,很少有学者通过系统性思维综合考虑农村居民点地域系统中内部要素结构与区域外部环境的复合作用,并以此探究农村居民点优化与整理模式。基于此,本研究在人地系统理论的指导下,对农村居民点内部要素和外部条件进行梳理,以河西走廊金昌市133个行政村为评价单元,运用耦合协调度和区位优势度测算方法,分析其要素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关系和区位优势的空间格局特征,探索农村居民点整理的模式分类和策略选择,以期为科学合理地开展农村居民点整理提供依据。

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金昌市地处甘肃省河西走廊东段、祁连山北麓、阿拉善台地南缘,现辖12个乡镇、6个街道办事处、139个行政村(图1)。根据《金昌市统计年鉴》( http://tjj.jcs.gov.cn/),2019年,全市常住人口45.82×104人,其中农村人口13.31×104人,占总人口比重29.05%;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 719元,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1 568.7元,恩格尔系数30.4%。金昌市农村以“菜草畜”为主导产业,部分村庄在现代农业、乡村旅游等领域取得一定发展,但农业产业化、规模化水平偏低,与二三产业融合不足。第三次土地利用调查数据( http://zrzy.jcs.gov.cn/)显示,全市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70.49 km2,人均居民点用地面积385.73 m2,远高于《镇规划标准(GB 50188-2007)》( https://wenku.so.com/d/bef67c5d76b966d8bd5552e95d19981f)规定的140 m2/人的上限,居民点用地布局散乱、低效利用、废弃闲置的现象十分突出。
图1 金昌市村庄区位

Fig. 1 Location of rural areas in Jinchang City

1.2 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4个方面:① 基础图件:金昌市矢量行政村边界(1∶250000),来源于金昌市自然资源局( http://zrzy.jcs.gov.cn/);② 土地利用矢量数据:农村居民点用地数据(第三次土地利用调查数据),来源于金昌市自然资源局( http://zrzy.jcs.gov.cn/);③ 道路数据:包括市域内国道、省道、县道及乡道等矢量数据,来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 http://www.gscloud.cn/);④ 社会经济数据:2019年金昌市行政村人口、产业、收入、设施等方面的基础数据通过实地调查获取。基于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PRA),课题组于2019年9月和12月分两次对金昌市进行了为期25 d的入村调研,最终获取到133个行政村的人口现状、产业发展、居民生活、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建设、集体经济等11个方面的有效数据(6个行政村调查数据误差较大,本研究将其剔除)。

2 理论分析与研究方法

2.1 理论分析

地理学视一定乡村地域为乡村地域系统[6],它本质上是由人文、经济、资源与环境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下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功能和区际联系的乡村空间体系[28]。其中,人口、土地、产业(简称“人–地–业”)相辅相成又相互制约[29],构成乡村地域系统发展的核心要素[30]。而农村居民点作为农村居民在长期生产、生活过程中集聚而形成的定居场所[31]和乡村地域系统的重要部分,同样是由诸多要素交互作用而构成的、具有复杂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特征的复合开放系统[23,32]。乡村内部、城乡之间频繁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促使农村居民点内部人口结构、产业结构和土地利用结构由相对均质向异质性和差异化转变,推动乡村地域系统人地关系的转型和发展。总体上,农村居民点的形成与演变过程受内外因素的综合作用影响,人口、土地、产业的变化及相互作用是影响到农村居民点面积、结构及形态变化的内部要素,自然本底、道路交通、城镇辐射、机遇政策是影响到农村居民点发展的外部环境(图2)。
图2 基于要素耦合协调和外部环境优势的居民点整理分区框架

Fig. 2 Rural residential land consolidation based on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of essential factor and external regional advantages

“人–地–业”作为乡村发展的核心要素,其发展变化趋势、相互作用机制和耦合协调程度对农村居民点的形成和演变产生直接影响。具体表现为:① 土地作为人口和产业的承载空间,为农村居民的居住、生产和生活提供场所,其用地数量结构、类型结构和空间结构的合理性一定程度上限制或促进了人口、产业子系统的发展,进而对农村居民点的面积、布局等产生影响;② 人口作为乡村发展的主体,一方面,以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等身份参与到农村经济活动中,其结构和规模直接影响着产业的发展水平;另一方面,通过转移农业劳动力、产生用地需求、改变人居环境等行为对土地产生正向或负向反馈,进而对居民点内部的土地利用结构与效率产生影响;③ 产业作为乡村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要素。随着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和新主体的不断涌现,农村产业发展模式呈现多元化趋势,农村产业结构转变针对土地利用现状向土地资源重新配置提出新的诉求;同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使部分农村人口向更高劳动报酬部门和行业转移,人口就业结构、收入结构和文化观念也因此发生变化,进而对农村居民点的延续和发展产生影响。
自然本底、道路交通、城镇辐射、机遇政策等要素作为农村居民点发展的外部条件,是不同地域单元居民点的空间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能够为居民点因地制宜、分区施策整理提供科学依据。其中,自然资源禀赋和环境承载能力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村人口的活动方式和活动强度,不合理的资源开发利用往往会导致乡村生态环境失衡,限制乡村可持续发展;道路作为保障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之一,除作为居民点内外连接的纽带外,还具有较强空间溢出效应,对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城镇作为连接广袤农村的重要支点,对周边临近区域具有明显的辐射带动和引领示范作用,城镇辐射作用的发挥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补齐乡村发展短板、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有效手段;发展机遇可以理解为国家或区域层面的农村发展政策,现阶段农村居民点优化提升要抓住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主导的重大机遇,深化农村改革,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基于上述分析,作为调控乡村地域人地关系的重要手段,农村居民点整理需考虑来自内部要素协调性和外部环境优越性的双重影响。在“人–地–业”协调及环境适宜的基础上,按照分区统筹,分类施策的原则开展农村居民点整理优化,调整人口、土地及产业的相互作用关系,实现农村居民点人口质量提升、土地集约利用、产业培育升级,推动农村居民点发展由失调无序态势转向协调有序态势,助力乡村可持续发展与全面振兴。

2.2 “人–地–业”耦合协调测算方法

2.2.1 指标体系构建

“人–地–业”系统协调与否是农村居民点现状条件分析、整治方向判别及空间位置选择的重要基础,本研究遵循数据选取的系统性、综合性、代表性及可操作性等原则,选取17项指标反映行政村乡村人口、土地、产业的发展情况(表1)。
表1 “人–地–业”系统协调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level of "population-land-industry" system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指标释义 正负
人口P 农村人口分布P1 空心程度P11 (户籍人口–常住人口)/户籍人口 -
人口中心度P12 农村常住人口/村组数量 +
农民生活水平P2 人均可支配收入/元P21 值越大,说明生活水平越高 +
低收入人群比例P22 值越大,说明生活困难群众占比越多 -
土地L 居民点用地格局L1 斑块形状指数L11 值越大,说明农村居民点斑块越不规整 -
斑块平均邻近指数L12 值越小于1,越趋于空间集聚;越大于1,越趋于随机分布 -
居民点用地强度L2 居民点用地强度指数L21 人均农村居民点面积/区域人均居民点面积标准 -
居民点用地结构L3 居民点用地结构指数L31 值越大,说明居民点用地类型越多样、结构越复杂 +
公共设施用地占比L32 公用设施用地面积/建设用地总面积 +
产业用地占比L33 产业用地面积/建设用地总面积 +
道路用地占比L34 道路用地面积/建设用地总面积 +
产业I 农业发展水平I1 设施农业发展水平I11 设施农用地面积/耕地总面积 +
农业规模经营程度I12 规模经营耕地面积/耕地总面积 +
人均耕地面积/亩I13 值越大,农业可能收入越高 +
农村二三产业发展水平I2 每百人超市占有量/个I21 衡量农村居民点商业服务业发展水平 +
每百人农业企业数/个I22 衡量农村居民点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水平 +
从事新兴产业户数比例I23 衡量农村居民点新兴产业发展水平 +

2.2.2 耦合协调度模型

为科学判断人口、土地、产业之间内在协调关联性,本文使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三者的耦合协调程度进行测度,计算方法参考文献[33]。考虑到“人–地–业”子系统对农村居民点地域系统的影响作用同等重要,三者待定系数均赋值为1/3。通常,耦合协调度可分为10种等级:[0~0.1)、[0.1~0.2)、[0.2~0.3)、[0.3~0.4)、[0.4~0.5)、[0.5~0.6)、[0.6~0.7)、[0.7~0.8)、[0.8~0.9)、[0.9~1.0][33],为方便后期工作开展,结合已有结果,本研究将其进一步归纳为3个阶段:低度协调阶段[0.3~0.5)、一般协调阶段[0.5~0.7)和良好协调阶段[0.7~0.9)。

2.3 区位优势度测算方法

2.3.1 区位优势度测算方法

区位优势度可以衡量某村庄依托自身地理位置与外部事物间空间联系的强弱程度。本文拟选取干线邻近度和城镇辐射度作为区位优势度(L)测算的基本指标。计算公式如下:
$ L=aT+bU $
式中,TU分别为某行政村干线邻近度(AP)和城镇辐射度(UI)的标准化值;ab为权重。

2.3.2 干线邻近度测算方法

干线邻近度反映农村居民点与周围交通干线中心距离的远近程度,是评价农村居民点对外联系便捷程度的重要指标。随着道路中心到计算单元距离的增加,道路对计算单元的影响度减小直至消失。干线邻近度测算方法如下:
$ AP=\displaystyle\sum\nolimits _{1}^{n}\Bigg(\dfrac{{M}_{n}}{M}\times {R}_{n}\Bigg) $
式中,AP为某行政村的干线邻近度;n为缓冲区的数量;Mn为第n缓冲区内部某行政村居民点的面积;M为某行政村居民点的总面积;Rn为第n缓冲区的道路赋值。利用ArcGIS10.4中缓冲区分析和叠置分析工具,对各级交通干线设置3级缓冲区,由内而外分别赋值为3、2和1,国道、省道、县乡道和其他道路的第一级缓冲区距离分别为600 m、500 m、400 m和300 m,次一级缓冲区距离是上级缓冲区距离的1/2。

2.3.3 城镇辐射度测算方法

城镇辐射度可反映腹地范围内农村居民点受城镇带动作用的程度,其大小与中心城镇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呈正相关,与距离城镇远近呈负相关,可用农村居民点到各级城镇的可达性来表征。根据《金昌市城乡总体规划(2009—2020)》,将城镇等级划分为中心城市、副中心城镇、重点镇、一般镇4级。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01-2014)》( https://wenku.so.com/d/ca3d01a5065a8bf98598587e1a6e88e677b),结合区域实际,对不同等级公路(剔除高速公路)赋予不同的车行速度:国道80 km/h、省道60 km/h、县乡道40 km/h、其他道路30 km/h。城镇辐射度测算方法如下:
$ UI=\displaystyle\sum\nolimits _{1}^{e}\dfrac{{M}_{e}}{M}\times {Q}_{e} $
式中,UI为某行政村受到的城镇辐射度;e为圈层的数量;Me为第e圈层内部某行政村居民点的面积;Qe为第e圈层的权重赋值。利用ArcGIS10.4网络分析模块中的服务区分析工具,求得不同时间成本下服务区的范围,并按照距离衰减规律将各级城镇的时间成本范围分成3个圈层,由内而外分别权重赋值为3、2、1,中心城市、城镇副中心、重点镇和一般镇第一圈层的时间成本范围分别为0~14 min、0~10 min、0~7.5 min和0~5 min,次一级圈层时间成本范围是上级圈层的1/2。

3 结果分析

3.1 “人–地–业”耦合协调度测算结果

3.1.1 “人–地–业”子系统发展水平

根据人口、土地、产业发展指数测算方法计算3个子系统发展水平,并按照等间距法将其划为5个等级:低值区[0~0.2)、较低值区[0.2~0.4)、中值区[0.4~0.6)、较高值区[0.6~0.8)和高值区[0.8~1.0)(图3)。
图3 2019年金昌市“人–地–业”子系统发展水平分布

Fig. 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land-industry" subsystem development level in Jinchang in 2019

1)人口子系统发展水平。2019年,金昌市133个行政村人口发展平均指数为0.504,74个行政村人口发展指数值超过平均水平,占到所有评价单元总数的55.6%。人口发展水平空间差异显著,整体上呈现“北部高、东南部居中、西部偏低”的空间分布格局。北部地区人口发展水平以较高和高值区为主,该区域村庄主要沿国道、省道等重要交通线分布,人口密度较大,且受当地大型矿产企业影响,农民外出务工较少,收入和生活质量处于相对较高水平。永昌县城以西人口发展水平以低和较低值区为主,一方面由于城镇就业岗位有限,大量农民外出务工,农村人口空心化现象严重,另一方面该区域自然条件相对较差,长期积贫积弱,低收入人群比例相对较高,因收入低下、能力缺失而导致的相对贫困问题突出。
2)土地子系统发展水平。2019年,金昌市土地发展水平整体偏低,以中等和较低水平为主,占到所有评价单元总数的96.2%。133个行政村土地发展指数的平均值仅为0.393,陈家沟村土地发展指数最高,达到0.684;夹河村最低,仅为0.202。土地发展水平的中值区主要分布G570线东侧,受城镇和交通的影响较大,二三产业发展相对较好,居民点用地相对集约、结构功能多样、空间布局较为集聚。较低值区主要集中分布在西南部,农民外出人员数量较大,常住人口居民点用地强度远高于户籍人口居民点用地强度,大量宅基地常年闲置,且分布零散,集约化程度不高;村庄发展模式传统,二三产业活动诉求低,居民点以居住用地为主,产业用地、公共管理与服务设施用地占比小,用地结构简单,功能相对单一。
3)产业子系统发展水平。2019年,金昌市产业发展以低和较低水平为主,分别为97和23个行政村,分别占到评价单元总量的72.9%和17.3%,产业发展较为滞后。总体上,金昌市作为河西走廊地区的工业城市,城市和工业发展对乡村和农业发展的带动作用较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缓慢、产业结构和农业生产结构相对单一、产业融合发展效率低下成为金昌市农村产业发展水平滞后的主要原因。产业发展水平相对较好的13个村庄,一是依托农业、文化等资源发展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如骊靬村、黄家学村和金川西村;二是通过调整农业生产结构、改进生产技术、适度规模经营促进农业现代化,如农林场村;三是依托区位和交通优势,围绕市场需求,发展二三产业,如水磨关村和永安村。

3.1.2 “人–地–业”系统耦合协调度

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金昌市133个行政村的“人–地–业”子系统相互作用、协调发展程度进行分析(图4)。金昌市农村“人–地–业”耦合协调度均值为0.540,最大值为0.820,最小值为0.301,勉强协调状态和初级协调状态农村居民点占比分别为45.7%、20.3%,这表明金昌市农村“人–地–业”协调发展总体处于一般协调阶段。
图4 2019年金昌市农村居民点耦合协调度空间格局

Fig. 4 Coupling coordination spatial pattern of rural settlement in Jinchang in 2019

从空间格局上看,金昌市农村“人–地–业”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性显著。由于受城镇辐射和交通影响等综合作用,农村“人–地–业”耦合协调水平在区位上具有明显的城镇指向和交通指向。在城镇指向方面,南部的南坝乡以及北部的宁远堡镇“人–地–业”耦合协调水平由乡镇层级中心或市县层级中心向周边农村整体呈现明显的梯度递减趋势;南部农村“人–地–业”耦合协调水平沿G312国道、永昌县城区、东寨镇和六坝镇镇区所构成的发展轴线向两翼呈现出显著的梯度变化规律;中部地区和北部的双湾镇“人–地–业”耦合协调水平也具有一定程度的“核心–边缘”分布特征。综上,金昌市农村“人–地–业”耦合协调水平具有一定程度“核心高–边缘低”空间分布特征,且与市县层级中心相比,乡镇层级中心对于农村“人–地–业”耦合协调程度的影响作用更大。在交通指向方面,不同等级道路对周围辐射区域内的农村“人–地–业”耦合协调水平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县道作为市域内部各居民点进行物质流、信息流、能量流传递的重要通道,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该地区农村居民点的人口流动、产业发展和土地利用,而更高等级的省道和国道作为连接城市与城市的通道,相比于县道,具有便利性强、通达性高、流量大等优势,这些优势的发挥对其所辐射区域农村各系统发展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此外,研究也表明县道与耦合协调水平较高的农村居民点在空间分布上具有高度一致性,特别是在北部和西部地区,村庄呈现出明显的沿路布局趋势;国道与耦合协调水平较高的农村居民点仅在局部地区上表现出空间一致性,大部分沿线村庄的交通优势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

3.2 区位优势度测算结果

根据区位优势度测算方法分别对金昌市各行政村的“城镇–道路”综合区位优势进行量化,利用自然断点法将其划分为优势区、次优区和劣势区3种类型区域(图5)。
图5 2019年金昌市农村居民点区位优势度格局

Fig. 5 Location superiority degree pattern of rural settlement in Jinchang in 2019

从空间格局上看,金昌市不同地区农村区位优势度空间差异显著。金昌市北部地区农村居民点区位优势度较高,位于优势区的农村居民点共14个,占比高达63.6%;中部和南部地区次之,位于优势区的农村居民点数量分别占比50.0%和36.0%;东部和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点区位优势度较低,两地都仅有4个农村居民点位于优势区,位于劣势区的农村居民点数量占比分别为62.5%和76.0%。在城镇辐射和道路交通的综合作用下,农村区位优势度由城镇中心向外围基本呈3级递减态势,同时受道路网络密度和交通干线级别影响,高优势度区域向不同方向做出不同程度的延伸。由天生坑村沿X182、G570和G312道路至红庙墩村的农村在中心、副中心城市以及重点镇的辐射作用下形成“S”型的高优势度密集区;东部农村以水源镇和朱王堡镇镇区为圆心向外形成“∞”的双环中心外围分布格局;西部农村以高古城村、河沿子村、姚家寨村一线呈中心对称的中心外围分布格局。

3.3 农村居民点整理分区

3.3.1 农村居民点整理类型

在一定地域空间内,自然地理环境与社会经济要素之间综合作用构成具有内在联系和空间规律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由此使得区域划分成为地理学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工作方法[34]。《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也明确提出要分类推进乡村发展,并将村庄划分为集聚提升、城郊融合、特色保护、搬迁撤并4类。乡村地域“内核–外缘”系统及乡村发展要素的交互作用塑造了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形态和结构体系,并对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空间模式、运作方式和推进速度施加重要影响[35]。为此,农村居民点整理有必要运用系统评价和特征组合的方法科学进行类型划分,按照分区统筹、分类施策的原则,因地制宜调整人口、土地及产业的相互作用关系,将提升、改造、挖潜、合并、拆迁等形式与制度组织、政策实施、主体培育、产业发展等内容有机融合,实现农村居民点人口质量提升、土地集约利用、产业培育升级。基于此,本研究从内部要素结构协调性和区域外部环境差异性对农村居民点系统演化与分异的主导作用入手,通过“人–地–业”耦合协调水平和“城镇–道路”区位优势的量化分析,结合金昌市村庄发展实际,构建农村居民点整理分区概念模型(图6)。根据分析结果,得出金昌市农村居民点整理分区(图7)。
图6 农村居民点整理分区概念模型

Fig. 6 Conceptual model for land consolidation zoning of rural residential area

图7 2019年金昌市农村居民点整理分区

Fig. 7 Consolidation zoning of residential land in Jinchang in 2019

1)优化提质类。包括陈家沟村、黄家学村、马家岸村、油籽洼村4个行政村。从区域外部环境看,该类农村居民点全部分布在城市边缘或中心城镇地区,交通便捷、发展机遇良好、受城镇辐射作用强,与城镇互动程度高,区域优势十分明显。从内部要素结构看,居民点人口密度大且分布集中,二三产业发展势头良好,非农就业和非农收入的居民多,用地数量和类型结构相对合理,土地利用集约高效,三要素耦合协调水平高。
2)融合发展类。包括北海子村、河东堡村、白家咀村等33个行政村。该类农村居民点虽然“人–地–业”的耦合协调水平较低,但“城镇–道路”区位优势明显,且大部分村庄集中连片分布,整理后社会和经济效益将明显改善,可作为实施城乡统筹发展的先行区域。
3)优化调整类。包括红山窑村、楼庄子村、康盛村等32个行政村,主要集中分布在北部和南部地区。该类农村居民点在耦合协调度和区位优势度上均处于中等水平。按要素基本情况可划分为两类,一是集聚型村庄,该类村庄居民点主要沿交通干线呈条带状或团状集中分布,虽然一定程度上具备发展二三产业的潜力,但用地结构功能相对单一,人口中心度较高,部分村庄有严重的空心化现象;二是分散型村庄,该类村庄大多数村域面积较大、村落较多、零散分布,居民点用地以提供居住场所为主要功能,人口中心度较低,大部分村庄有严重的空心化现象,产业结构以农业为主。
4)逐步推进类。包括兆田村、邵家庄村、北泉村等12个行政村。该类居民点除北部地区外,在其他地区均有零散分布,且主要与乡镇政府所在村庄相邻。虽然该类村庄在区位上有一定优势,但三要素耦合协调水平较低,若通过综合优化、整村推进的方式进行居民点整理,结果极有可能适得其反。
5)引导发展类。包括董家堡村、杜家寨村、古城村等35个行政村。该类村庄主要分布在西部、南部和东部地区,村庄要素耦合协调水平较高,但“城镇–道路”区位处于劣势,难以凭借内生力量发展,可依靠多元主体引导、依托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资源变股权、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改革开展居民点整理工作。
6)改造拆迁类。包括大寨子村、高古城村、西校村等17个行政村。此类村庄“城镇–道路”区位处于劣势,“人–地–业”低度协调,村庄发展有明显的衰退现象,对于人口严重流失的村庄,可采取“拆迁撤并”的整理模式,而对于人口数量较多的村庄,应将“内部改造”作为居民点整理的主导方向。

3.3.2 农村居民点整理策略

1)优化提质类。按照“城镇接轨、产业提升、设施优化、高效集约”的思路进行整理。依据发展现状合理规划居民点各类用地,在空间形态、配套水平、建管方式等方面与城镇接轨,充分考虑二三产业用地,推动居民就业与收入向非农领域转移;完善生产生活基础设施,探索新型农村社区模式,提升人居环境质量,实现居民点用地高效集约利用。
2)融合发展类。按照“整体统筹、空间融合、良性流动、功能契合”的思路开展农村居民点整理工作。打破城镇与农村居民点之间的壁垒,统筹安排和合理配置城乡各类资源要素,以中心城区、中心镇为支点,以交通干线为轴带,以产业体系合理化、农村人口城镇化、居住空间社区化为重点内容,着力实现城乡间经济、社会、地理空间有效融合。加速资本、产业、人口、土地等要素的双向流动,通过农业规模化产业化经营、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培育,促进农民边际收益提高和城镇转移能力增强。在实现剩余劳动力转移与人口质量提升的同时,健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和宅基地退出与市场准入机制,引导产业与居住空间合理分离,提升产业发展环境与居住环境质量。
3)优化调整类。按照“肌理分析、调整分类、优化分步、空间集约”的思路对农村居民点进行整理。对村庄的格局功能、景观风貌等肌理特征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因村制宜地提出优化方案。对于分散型村庄,可通过“中心村”建设的模式开展居民点优化调整工作,选择规模较大、区位较优、经济发展条件较好的居民点为中心,充分考虑耕作半径、农户意愿、经济条件上的可行性,分地区分时段逐步引导本村庄或周围村庄居民向中心整合,并对原居民点用地进行集中整理、连片复垦,以实现居住集中、产业集聚和土地集约。对于集聚型村庄,要注重村庄肌理的延续与更新,限制居民点规模扩张,将土地整治与环境综合整治结合起来,根据自身能力和政府支持积极进行内部更新改造,重点整理绝对零散、低效闲置的建设用地,推进宅基地内部流转,塑造村庄景观风貌,逐步优化用地结构与功能。
4)逐步推进类。按照“逐步推进、先保障、后发展、再改造”的思路对农村居民点进行内部优化。首先,初步协调人口与土地的关系,由于该区域居民点空间分布较为集中、形态结构比较稳定,进行村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难易程度较小,因而可先对人口密集的居民点进行生活功能特别是居住和休闲功能的初步优化,保障大部分居民生活品质;其次,重点协调农业与人口的关系,由于这些村庄居民收入来源以农业和外出务工为主,产业结构为单一农业且发展水平低,短时间内二三产业无法实现有效提升,所以需转变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培养新型农民,创新土地流转模式,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合理配套农业生产设施,促进农业提质增效与农民持续增收;最后,在前两步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内部改造,推进宅基地内部流转,引导居民点向设施齐全的中心区域整合,将整合后的闲置宅基地通过增减挂钩进行复垦,并预留部分作为未来村庄发展所需的公益性公共设施用地和经营性用地。
5)引导发展类。确定“政府引导、多方参与、补齐短板、提升动力”的整理思路,充分肯定村民主体地位,突出政府引导和企业帮扶作用,建立健全“政村企”共建机制,推动村庄健康可持续发展。可以将该类型区内村庄作为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工程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项目实施的重点区域,推进拆旧拆废、拆旧建新和拆旧复垦,引导居民集中居住。推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深化农村“三变”改革,以股权为纽带,盘活农村土地、资金、劳动力等要素资源,促进农民增收和产业升级。引导社会资本下乡,通过村企“联姻”,补齐村庄发展短板,发挥龙头企业在特色旅游、现代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帮扶作用。同时,充分发挥农户主体作用,依托政府、企业帮扶,激发农民人才活力,鼓励农民创新创业,提升村庄发展内生动力。
6)改造拆迁类。确定“分类调控、积极引导、应改尽改,应拆尽拆”的整理思路,将其整理模式细分为两类,据此将村庄居民点分为2类:一是挖潜型村庄,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该类型村庄居民点相对集聚,人口较为密集,但土地利用粗放,功能结构单一,农业发展相对滞后。这一类型村庄应采取“内部改造”的模式,严格控制农村居民点外延扩张,加大对一户多宅用地、房前屋后空闲地和废弃厂房校舍的整治,促进宅基地内部流转,提高土地利用集约水平。合理优化村庄空间布局,通过完善基础设施配套和居民点绿化美化,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二是迁移型村庄,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该类型村庄村组数量多而分散,一户多宅较少,青壮年人口大量外流,主体构成趋于老弱化,农业劳动力出现严重不足,农地规模经营程度和效率低,大量宅基地也相应闲置或废弃,适合采取“搬迁撤并”的模式进行居民点整理,在遵循村庄发展规律和尊重农户意愿的原则下,合理适度、逐步有序地引导居民向优势区域搬迁。同时对村庄废弃建设用地进行复垦,增加耕地集中连片度,实现土地科学有序流转,推进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经营。

4 结论和讨论

4.1 结论

在人地系统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本研究从农村居民点系统的内部要素结构和区域外部环境两个方面切入,以甘肃省金昌市为例,建立“人–地–业”协调发展和“城镇–道路”综合区位优势度评价指标体系,通过量化分析和特征组合,构建农村居民点整理分区概念模型,针对不同分区提出居民点整理的多种思路与策略。主要结论如下:① 金昌市农村居民点产业和土地发展水平相对滞后于人口发展水平,“人–地–业”系统耦合协调水平总体处于一般协调阶段,且空间差异显著,在区位上具有明显的城镇指向和交通指向特征。② 在城镇辐射和道路交通的综合作用下,农村区位优势度由城镇中心向外围基本呈3级递减态势,同时受道路网络密度和交通干线级别影响,高优势度区域向不同方向做出不同程度的延伸。③ 对“人–地–业”协调和“城镇–道路”区位优势进行叠置分析,结合村庄发展实际,划分优化提质类、融合发展类、优化调整类、逐步推进类、引导发展类和改造拆迁类6种整理类型,并提出相应的整理思路与策略。
运用系统性思维构建农村居民点整理分区概念模型,遵循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原则,将提升、改造、挖潜、合并、拆迁等形式与制度组织、政策实施、主体培育、产业发展等内容有机融合,使得居民点整理工作更具可行性,可为区域农村居民点分区整理提供科学、有效的理论依据和方法指导。

4.2 讨论

在农业现代化进程和社会可持续发展需要的要求下,农村居民点整理已成为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优化空间布局和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重要手段,是乡村地域空间重构的一项基础性工程。不同特征导向下居民点的整理方向和整理策略存在显著差异,合理分析影响农村居民点系统演化与分异的内外因素,综合考虑内部要素协调及外部环境适宜,以系统性思维因地制宜提出分区整理类型和优化策略,既顺应乡村地域系统发展一般规律,又符合城乡空间重构的实际需要。
本文重点探讨农村居民点发展和演化的要素作用机制,并基于“人–地–业”耦合协调和“城镇–道路”区位优势的空间分异,因地制宜地提出不同组合特征下农村居民点分区整理类型与优化调控策略,而对于农户意愿、建筑安全质量和政策性发展机遇等一系列限制性和发展性条件在居民点整理过程中的作用机理还需在以后的研究中深入探讨。
[1]
龙花楼. 论土地利用转型与乡村转型发展[J]. 地理科学进展, 2012, 31(2): 131-138.

DOI

Long Hualou. Land use transition and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2, 31(2): 131-138.

DOI

[2]
Liu Yansui, Li Yuheng. Revitalize the world's countryside[J]. Nature, 2017, 548(7667): 275-277.

DOI

[3]
刘彦随, 刘玉, 翟荣新. 中国农村空心化的地理学研究与整治实践[J]. 地理学报, 2009, 64(10): 1193-1202.

DOI

Liu Yansui, Liu Yu, Zhai Rongxin. Geographical research and optimizing practice of rural hollowing in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9, 64(10): 1193-1202.

DOI

[4]
Long Hualou, Li Yurui, Liu Yansui et al. Accelerated restructuring in rural China fueled by ‘increasing vs. decreasing balance’ land-use policy for dealing with hollowed villages[J]. Land Use Policy, 2012, 29(1): 11-22.

DOI

[5]
刘彦随, 严镔, 王艳飞. 新时期中国城乡发展的主要问题与转型对策[J]. 经济地理, 2016, 36(7): 1-8.

DOI

Liu Yansui, Yan Bin, Wang Yanfei. Urban-rural development problems and transformation countermeasures in the new period in China. Economic Geography, 2016, 36(7): 1-8.

DOI

[6]
龙花楼, 屠爽爽. 论乡村重构[J]. 地理学报, 2017, 72(4): 563-576.

DOI

Long Hualou, Tu Shuangshuang. Rural restructuring: Theory, approach and research prospect.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 72(4): 563-576.

DOI

[7]
刘彦随. 现代人地关系与人地系统科学[J]. 地理科学, 2020, 40(8): 1221-1234.

DOI

Liu Yansui. Modern human-earth relationship and human-earth system science.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0, 40(8): 1221-1234.

DOI

[8]
李小建, 胡雪瑶, 史焱文, 等. 乡村振兴下的聚落研究——来自经济地理学视角[J]. 地理科学进展, 2021, 40(1): 3-14.

DOI

Li Xiaojian, Hu Xueyao, Shi Yanwen et al. The role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geography.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1, 40(1): 3-14.

DOI

[9]
曲衍波. 论乡村聚落转型[J]. 地理科学, 2020, 40(4): 572-580.

Qu Yanbo. Transi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Concept, feature, mechanism and path.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0, 40(4): 572-580.

[10]
付孟泽, 闫凤英, 林建桃. 人地关系驱动下浙北乡村聚落空间演变与发展研究[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9, 38(6): 152-157.

DOI

Fu Mengze, Yan Fengying, Lin Jiantao. Study on spatial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orthern Zhejiang rural settlements driven by human-land relationship. Are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19, 38(6): 152-157.

DOI

[11]
商冉, 曲衍波, 姜怀龙. 人地关系视角下农村居民点转型的时空特征与形成机理[J]. 资源科学, 2020, 42(4): 672-684.

Shang Ran, Qu Yanbo, Jiang Huailong.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transi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land relationship. Resources Science, 2020, 42(4): 672-684.

[12]
洪舒蔓, 郝晋珉, 艾东, 等. 基于人地关系的黄淮海平原土地综合整治策略[J]. 农业工程学报, 2013, 29(24): 251-259.

DOI

Hong Shuman, Hao Jinmin, Ai Dong et al. Land consolidation strategies in Huang-Huai-Hai Plain based on man-earth relationship. Transactions of the Chinese Society of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2013, 29(24): 251-259.

DOI

[13]
Yang Ren, Xu Qian, Xu Xuanfang et al. Rural settlement spatial patterns and effects: Road traffic accessibility and geographic factors in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J].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2019, 29(2): 213-230.

DOI

[14]
张海朋, 樊杰, 何仁伟, 等. 青藏高原高寒牧区聚落时空演化及驱动机制——以藏北那曲县为例[J]. 地理科学, 2019, 39(10): 1642-1653.

Zhang Haipeng, Fan Jie, He Renwei et al.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settlements and its driving mechanisms in Tibetan Plateau pastoral area: Taking Nagqu County in the Northern Tibet as an example.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9, 39(10): 1642-1653.

[15]
何炬, 张雪松, 邓振, 等. 多尺度下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9, 40(6): 8-17.

He Ju, Zhang Xuesong, Deng Zhen et al. Study on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muti-scale. Chinese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laning, 2019, 40(6): 8-17.

[16]
杨凯悦, 宋永永, 薛东前. 黄土高原乡村聚落用地时空演变与影响因素[J]. 资源科学, 2020, 42(7): 1311-1324.

DOI

Yang Kaiyue, Song Yongyong, Xue Dongqian. Spatiotemporal change of rural settlement land in the Loess Plateau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Resources Science, 2020, 42(7): 1311-1324.

DOI

[17]
郭杰, 肖善才, 欧名豪, 等. 基于参与主体意愿的农村居民点整理现实潜力测算[J]. 中国土地科学, 2017, 31(10): 86-94.

Guo Jie, Xiao Shancai, Ou Minghao et al. Realistic potential calcula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consolidation based on willingness of participants. China Land Sciences, 2017, 31(10): 86-94.

[18]
孙建伟, 罗静, 孔雪松, 等. 基于空间特征的秦巴山区农村居民点整理分区与潜力测算[J]. 人文地理, 2017, 32(2): 80-87+94.

DOI

Sun Jianwei, Luo Jing, Kong Xuesong et al. Zoning and potential calculation for rural settlements consolidation in Qinba mountainous area based on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Human Geography, 2017, 32(2): 80-87+94.

DOI

[19]
王云平, 杨伟伟, 魏梦君, 等. 考虑农村建筑安全性的居民点整理潜力界定及估算方法研究[J]. 农业工程学报, 2019, 35(13): 262-269.

DOI

Wang Yunping, Yang Weiwei, Wei Mengjun et al. Research on definition and estimation method of settlement consolidation potential considering rural building safety. Transactions of the Chinese Society of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2019, 35(13): 262-269.

DOI

[20]
黄亚平, 郑有旭. 江汉平原乡村聚落形态类型及空间体系特征[J]. 地理科学, 2021, 41(1): 121-128.

Huang Yaping, Zheng Youxu. The rural settlement morphological types and spatial system characteristics in the Jianghan Plain.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1, 41(1): 121-128.

[21]
杨忍, 张菁, 陈燕纯. 基于功能视角的广州都市边缘区乡村发展类型分化及其动力机制[J]. 地理科学, 2021, 41(2): 232-242.

DOI

Yang Ren, Zhang Jing, Chen Yanchun. Differentiation and dynamic mechanism of rural development in metropolitan fringe based on the functional perspective in Guangzhou City.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1, 41(2): 232-242.

DOI

[22]
方方, 李裕瑞, 何仁伟. 基于等级合理性和居业协同度的村庄类型识别与振兴路径研究[J]. 地理科学进展, 2020, 39(6): 1060-1072.

DOI

Fang Fang, Li Yurui, He Renwei. Village type identific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path based on the rank level appropriateness and coordination degree of housing-jobs.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0, 39(6): 1060-1072.

DOI

[23]
Qiang Huang, Wei Song, Ci Song. Consolidating the layout of rural settlements using system dynamics and the multi-agent system[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20, 274(123150): 1-17.

[24]
孙建伟, 孔雪松, 田雅丝, 等. 基于空间组合特征的农村居民点重构方向识别[J]. 地理科学, 2017, 37(5): 748-755.

DOI

Sun Jianwei, Kong Xuesong, Tian Yasi et al. Identifying reconstruction directions of rural settlements based on analysis of spatial combination features.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 37(5): 748-755.

DOI

[25]
倪琳, 宋安安, 郑艳东, 等. 基于生态约束的山区农村居民点整治分区研究——以河北省涞源县为例[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9, 40(10): 26-33.

Ni Lin, Song An'an, Zheng Yandong et al. Study on the zoning of rural residences of space in mountains based on ecological constraints—A case study in Laiyuan County of HeBei. Chinese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lanning, 2019, 40(10): 26-33.

[26]
曲衍波, 刘敏, 朱伟亚, 等. 农村居民点多功能空间格局与协调性优化模式[J]. 自然资源学报, 2021, 36(3): 659-673.

DOI

Qu Yanbo, Liu Min, Zhu Weiya et al. Spatial pattern and coordination optimization mode of multifunc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1, 36(3): 659-673.

DOI

[27]
龙花楼, 屠爽爽. 乡村重构的理论认知[J]. 地理科学进展, 2018, 37(5): 581-590.

DOI

Long Hualong, Tu Shuangshuang. Theoretical thinking of rural restructuring.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8, 37(5): 581-590.

DOI

[28]
刘彦随, 周扬, 李玉恒. 中国乡村地域系统与乡村振兴战略[J]. 地理学报, 2019, 74(12): 2511-2528.

DOI

Liu Yansui, Zhou Yang, Li Yuheng. Rural regional system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n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9, 74(12): 2511-2528.

DOI

[29]
屠爽爽, 龙花楼, 李婷婷, 等. 中国村镇建设和农村发展的机理与模式研究[J]. 经济地理, 2015, 35(12): 141-147.

Tu Shuangshuang, Long Hualou, Li Tingting et al. The mechanism and models of villages and towns construction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Economic Geography, 2015, 35(12): 141-147.

[30]
Li Jintao, Jia Linrui, Liu Yansui et al. Measuring model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path in Fuping County of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J].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18, 74: 48-56.

DOI

[31]
马利邦, 田亚亚, 郭晓东, 等. 基于格网的河西绿洲乡村聚落时空演变及其与水土资源的空间耦合关系[J]. 自然资源学报, 2018, 33(5): 775-787.

DOI

Ma Libang, Tian Yaya, Guo Xiaodong et al. Spatial-temporal change of rural settlements and its spatial coupling relationship with water and soil resources based on grid in the Hexi Oasis.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18, 33(5): 775-787.

DOI

[32]
刘晶, 金晓斌, 范业婷, 等. 基于“城–村–地”三维视角的农村居民点整理策略——以江苏省新沂市为例[J]. 地理研究, 2018, 37(4): 678-694.

Liu Jing, Jin Xiaobin, Fan Yeting et al. Rural residential land consolidation strategy from a perspective synthesizing towns, villages and land parcels: A case study in Xinyi city, Jiangsu province.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8, 37(4): 678-694.

[33]
张鹏岩, 杨丹, 李二玲, 等.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关系: 以中原经济区为例[J]. 经济地理, 2017, 37(8): 145-154.

Zhang Pengyan, Yang Dan, Li Erling et al. The coupled coordin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d urbanization and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central plains economic region. Economic Geography, 2017, 37(8): 145-154.

[34]
樊杰. 中国主体功能区划方案[J]. 地理学报, 2015, 70(2): 186-201.

DOI

Fan Jie. Draft of major function oriented zoning of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5, 70(2): 186-201.

DOI

[35]
屠爽爽, 龙花楼. 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的理论解析[J]. 地理科学, 2020, 40(4): 509-517.

Tu Shuangshuang, Long Hualou. The theoretical cogni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spatial restructuring.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0, 40(4): 509-517.

文章导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