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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学 >

2023 , Vol. 43 >Issue 5: 910 - 921

DOI: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23.05.015

清代贵州地区水旱灾害序列重建及其时空格局演变

  • 向俊丞 , 1 ,
  • 杨浩 , 2, 3, *
展开
  • 1.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 2.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信息研究所，广东 广州 510640
  • 3.华中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杨浩。E-mail:

向俊丞（1994—），男，湖南怀化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环境史与西南区域社会史研究。E-mail:

收稿日期: 2021-12-05

  修回日期: 2022-04-11

  网络出版日期: 2023-05-20

基金资助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优博培育项目）(2022YBZZ002)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创新资助项目）(30106220378)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十四五”农业优势产业学科团队项目(202123TD)

版权

版权所有©《地理科学》编辑部 2023
收起

Sequence reconstruction and temporal and spatial pattern evolution of flood and drought disasters in Guizhou in the Qing Dynasty

  • Xiang Juncheng , 1 ,
  • Yang Hao , 2, 3, *
Expand
  • 1.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Hubei, China
  • 2.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and Information, Guangdong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Guangzhou 510640, Guangdong, China
  • 3.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Hubei, China

Received date: 2021-12-05

  Revised date: 2022-04-11

  Online published: 2023-05-20

Supported by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y (Cultivating Excellent Doctoral Thesis Projects)(2022YBZZ002)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y (Funding Innovation Project)(30106220378)

The Project of the Discipline team of Guangdong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in the '14th Five Year Plan' Agricultural Advantageous Industries(202123TD)

Copy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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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d

摘要

依据历史文献资料，运用数理统计和空间分析方法等探究清代贵州地区水旱灾害的时空分布演化规律。结果显示：① 清代贵州地区发生水旱灾害共计1 416次，轻、中、重度3个等级分别占总频次的24.71%、46.75%和28.53%；② 清代贵州地区共经历过17世纪50年代、19世纪10年代和90年代3个干旱期；水旱多发于夏季，跨季节灾害以跨春夏秋冬四季的旱灾为主；③ 在府域尺度上，遵义府（今遵义市）水旱灾害频次最高，松桃厅（今松桃县）最低；水灾分布较广泛，旱灾分布较集中，水灾频次和旱灾频次呈正相关；④ 依据平均旱涝指数，衡量相对干湿程度；旱区呈点状分布且面积逐渐缩小，涝区面积逐渐扩大；⑤ 清代贵州水旱灾害分布受气候因素、人口格局和社会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干冷气候是水旱灾害的催化剂，其他自然灾害是水旱灾害的诱发器；水旱灾害集中在人口密度高的坝子和水陆交通沿线；不合理的农业政策、畸形的种植结构、失效的荒政制度加剧了受灾程度。

关键词： 清代; 贵州地区; 水旱灾害; 平均旱涝指数

本文引用格式

向俊丞 , 杨浩 . 清代贵州地区水旱灾害序列重建及其时空格局演变[J]. 地理科学, 2023 , 43(5) : 910 -921 . DOI: 10.13249/j.cnki.sgs.2023.05.015

Abstract

Quantitative reconstruction of the time-space disaster sequence on the provincial scale in historical era helped to keep better understand the environmental mechanism of the disaster.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document data, the geographical regularity of flood and drought disasters in Qing Dynasty of Guizhou Region has been discussed by adopting the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and the spatial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re were 1416 times of flood and drought disasters in the Qing Dynasty of this region. The slight, moderate and severe disasters accounted for 24.712%, 46.75% and 28.53%. 2) In all years of the Qing Dynasty, there were three extreme dry period in the 1650s, the 1910s and the 1990s. The prevalence of flood and drought disaster seemed more frequently in summer, the disasters of season span were more frequently from spring to winner. 3) On the prefecture scale, The frequency of floods and droughts in Zuiyi was the highest, in Songtao was the lowest. The flood disaster was much widely distributed than the drought disaster at the scale. The frequency of flood disaster had a positive relation with the frequency of drought disaster. 4) According to the average of Palmer Drought Severity index, the relative humidity was measured. The dry areas were distributed in spots in the province-wide, while, progressively narrow. The humid areas were progressively extend. 5)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pattern was restricted by multiple factors such as climate, population pattern and social environment. Dry-cold climate was the catalyst of flood and drought disasters, and natural disaster was the inducing force. Flood and drought disasters are concentrated in dam with high population density and along land and water transportation. The disaster-affected degree had been exacerbated by unreasonable agriculture policy, unbalanced planting structure and useless relief system.

Key words： Qing Dynasty; Guizhou region; flood and drought disasters; the average of Palmer drought severity index

水旱灾害是传统农业社会常见的自然灾害，通常与经济发展紧密相连。中原王朝长期通过羁縻政策间接统治贵州，中原农作方式对当地冲击相对较小，游耕是主要的生产方式，农业灾害在当地较为少见[1]。清政府确立在贵州的统治地位后，采取积极的移民政策，外来移民大量迁入贵州，并运用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方式开发山地。山地开发致使山区生态恶化，灾害较前代更频繁，水旱灾害是最严重的农业灾害[2]。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者从3个方面对历史时期贵州自然灾害展开研究：一是气候变迁与自然灾害的关系。蓝勇较早关注到历史时期西南地区气候的变迁，指出人类经济活动使得地表下垫面状况变化，从而改变了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和强度[3]。前人研究综合历史文献资料和地质记录重建了1470—1949年贵州地区干湿序列，指出重建的贵州地区干湿序列与地质记录之间具有良好的一致性[4]。二是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综合地震、水灾、雹灾、旱灾4种自然灾害类型分析得出，1470—1949年贵州的自然灾害具有周期性，空间分布上呈现出中间多四周少的特点[5]。严奇岩指出明清时期贵州水旱灾害多发于明末清初和清代中后期，贵州独特的喀斯特地貌对水旱灾害的响应敏感，由此贵州水旱灾害呈现出独特的区域特征[2]。明代贵州平均1.2 a发生一次自然灾害，独特的气候和喀斯特地质构造等自然原因是该时期贵州自然灾害频发的主因，人类活动造成环境破坏加剧了自然灾害的强度[6]。三是区域开发与自然灾害的关系。历史时期贵州地区石漠化问题长期存在，脆弱的生态环境和人为的山地开发是加速石漠化进程的两大因素。韩昭庆指出雍正朝是贵州石漠化人文因素介入的重要时期[7]。玉米（Zea mays）具有较强的生态适应性，玉米种植与石漠化的发展具有紧密的关系[8]。在清水江下游地区，人们通过制定社会规约解决洪灾引发的产权纠纷，“木材贸易−立碑活动−自然灾害”呈现出正相关[9]。总体来看，目前关于贵州的历史灾害地理研究，或是聚焦于灾害流行的社会因素，或是侧重于历史气候分析，水旱灾害发生的环境机理有待深入探讨。近年来，GIS技术和空间分析方法在历史灾害地理研究中得到广泛运用：在全国尺度上，龚胜生团队利用历史疫灾史料，分析了过去2 720 a疫灾流行的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10]，探讨了清代霍乱流行的边界[11]；在区域尺度上，江南[12-13]、西北[14]等地区均受到关注。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充分发掘灾害史料，运用GIS技术重建贵州地区1644—1911年水旱灾害序列，分析其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以期呈现该时期贵州水旱灾害对人地关系的影响。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贵州地区”是指清代贵州省管辖的范围，国土面积为17.6 2万 km2[15]。贵州地区的府、州两级政区调整较为频繁，省级政区相对稳定。清初，贵州辖有府级政区10个、县级政区23个。雍正五年（1727年），威宁府（今贵州省毕节市）和永宁县（今四川省叙永县）划定疆界，今贵州省的版图基本确定[16]。清末辖府级政区14个、县级政区66个。贵州地区西高东低，地势起伏较大。黔西北地形崎岖，以高原为主，国土面积约3.68万km2，海拔1 600~2 800 m；黔中地势相对平坦，以喀斯特丘陵为主，国土面积约2.27万km2，海拔1 000~1 800 m；黔北和黔南的地形以高原山地为主，国土面积约11.65万km2，海拔800~1 500 m[17]。贵州喀斯特地貌发育良好，喀斯特面积占全省61.92%，生态环境脆弱，易引发自然灾害[17]。

1.2 数据来源

1.2.1 灾害数据

资料主要依据地方志、清实录、档案材料、史料汇编等。地方志包括清代、民国2代所修《贵州通志》[18-19]，以及各府州县厅志共计143种。其它各类材料用以补充和考订地方志的灾害记录：实录和档案侧重于描述水旱灾情和赈灾情况，分别包括40条、122条灾害记录[20]；《贵州历代自然灾害年表》[21]、《中国气象灾害大典》（贵州卷）[22]、《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清代上、下册）[23]等史料汇编所载水旱灾害记录共计1 107条。根据文献中的灾时、灾域、受灾等级、灾种、灾情等信息，重建清代贵州自然灾害的时间序列，时间上自顺治元年（1644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时间分辨率为 a，覆盖清代贵州省下辖14府66县，空间分辨率为县。据统计，1644—1911年贵州地区的灾害记录共计2 660条，包括水灾、旱灾、水旱并发及其它自然灾害等类型。其中，水旱并发灾害是一种极端自然灾害，主要表现为2种形式：水灾尚未减缓时爆发旱灾；或旱灾尚未结束时爆发水灾。水旱并发灾害在时间上具有延续性，兼具水旱2种灾害的特征。经整理得到水灾记录717条，旱灾记录666条，水旱并发灾害33条，共计受灾年份227 a，无灾年份41 a。

1.2.2 空间数据

基于ArcGIS10.7软件，对研究区域内水旱灾害的空间分布进行分析。空间分析使用的地图，均参照《中国历史地图集（清代卷）》[24]、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地理信息数据系统（https://sites.fas.harvard.edu/~chgis/data//chgis/）提供的1911年政区数据绘制而成。空间分析中的基本单位是府级单位，其余行政单位和军事单位归并至所属的府州。如果各级行政单位和军事单位地理位置不明确，对应的灾害数据并入所属府州的中心城市（例如，镇远府的中心城市是镇远县）。县级及以下行政区划散见的灾害数据并入所属府州的站点。流域范围参照“贵州省水系图”，县级以下数据归并至县城所属流域[17]。为排除建置变迁等因素的干扰，研究区采用1911年的行政区划。

1.3 重建方法

1） 水旱灾害的时序编制是重建水旱灾害分布格局的基础。文中提取历年自然灾害的信息，以年为基本尺度，建立清代贵州自然灾害时序编制数据库，根据其中的水旱灾害数据，采用以下计量指标：受灾年数、受灾县数、灾害频度、受灾密度、季发率、水灾广度、受灾程度和旱涝指数等。其中，受灾频度、受灾密度、水灾广度等指标的定义参考龚胜生团队发表的系列论文[10,12,25]。季发率是受灾季节数占总季节数的百分比，反映水旱灾害的频繁程度与季节分布。依据该数据库中的其他自然灾害数据，分析水旱灾害与其它自然灾害之间的相关性。
2） 运用语义差异法，将1 416条水旱灾害记录量化分级。借鉴中央气象局气象科学院的旱涝分级标准[26]，依据灾情持续时间、受灾范围、人员和财产损失3项指标，将文献中水旱灾害的定性描述转化为3个灾害等级，分别为轻度灾害、中度灾害、重度灾害（表1）[23]。基于量化分级后的灾害数据，确定如下原则：水旱灾害持续时间越长，受灾范围越广，人员和财产损失程度越大，灾害等级越高；反之，水旱灾害持续时间越短，受灾范围越局部，人员和财产损失程度越小，灾害等级越高。历史文献中的灾害数据存在误差，依据以下4种方法修正数据：其一，在同一次灾害的记载中，如果受灾时长的记载不一致，以受灾时间最长者为准；其二，当省级记录或府州级记录与下辖的县级记录重合时，以县一级记录为准；其三，如果灾害强度的记载有差异时，以灾害强度最强者为准；其四，不同史料中的灾情描述不一致时，以地方志等一手史料为准。
表1 清代贵州自然灾害等级划分

Table 1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flood and drought disasters in Guizhou in Qing Dynasty

等级 受灾程度 灾情描述 频次/次 比例/%
1级 轻度 ① 灾害发生范围较小，持续时间较短，未有明确的人员、财产损失记载。例如，“九月，大水”“桐梓大旱”等
② 灾情爆发初期较为严重，因赈济及时未有发生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记为轻度。例如，“夏大旱，卫侯王工百元设坛城隍。曝于烈日中，不移时，黑云满空，大雨弥日，乡城尽获沾足，岁竟有秋”等		 350 24.71
2级 中度 ① 灾害发生范围较广，持续时间相对较长，有财产损失和物价波动的记录，未见人员伤亡记录。例如“山土崩裂，大水淹禾”“八、九、十三阅月大雨”等
② 伴有次生灾害，但未造成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的灾情，记为“中度”。例如“大旱，定番饥”等		 662 46.75
3级 重度 灾害发生范围极广，持续时间长，出现严重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并伴有次生灾害。例如“旱。大饥，毙者枕藉于道。”“城内死者二百余人，次年乙酉是灾复作。” “死人无算”等 404 28.53
3） 旱涝指数分析。平均旱涝指数（AVE_P）是衡量水旱灾害相对程度的重要指标。旱涝指数共5个等级[26]，旱涝指数越大则旱灾程度越深，反之则水灾程度越深。以“年”作为基本的时间尺度，选取研究区域内的66个州县为基本站点，对各站点历年旱涝指数和水旱频次进行累加，计算旱涝总指数和水旱频次的比例，最终得到各州县的平均旱涝指数。公式如下：
$ A V E \_P=A V E \_P_{\text {sum }} / f=\left[a_i+\left(a_{i+1}\right)+\cdots+\left(a_{i+n}\right)\right] / f $
式中，AVE_P为某一县的平均旱涝指数；AVE_Psum为该县历年历次旱涝指数的总和；f为该县历年水旱灾害频次的总和；a为该县某一年的旱涝指数，i为对应年份（初始值设为1644；AVE_P值时间跨度为1644—1911年，即i+n≤1911，n≤267）。AVE_P值计算步骤如下：第一步，依据自然灾害数据库中的灾情描述和旱涝指数的5个等级，得出各县历次水旱灾害的旱涝指数；第二步，以县为基本单位，求出各县对应年份内旱涝指数的总和；第三步，计算对应时段各县水旱灾害频次的总和；第四步，根据第二步和第三步的计算结果，得出旱涝总指数与水旱灾害频次之商，即平均旱涝指数。结合以上的步骤，计算出了清前期（1644—1735年）、清中期（1736—1820年）、清后期（1821—1911年）、清代（1644—1911年）贵州各县AVE_P值共计264个。当0<AVE_P≤2时，旱涝程度为极涝；当2<AVE_P≤3时，旱涝程度为偏涝，以此类推。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1 清代贵州地区水旱灾害序列重建及其特征

基于清代贵州自然灾害数据库，依据上述等级划分原则，重建贵州所属66县的水旱灾害序列。以“县次”为基本单位统计灾害发生频次，“县次”是每个受灾年份每县灾害频次的累加（下文简称为“次”）；灾害频次统计以季为基本时间尺度，1 a中受灾之县的水旱灾害持续一季或多季，计为“1次”；1 a中受灾之县的水旱灾害多次爆发且在时间上不具有延续性，记为“多次”，例如，某县春季受灾，期间夏季未受灾，秋季再次受灾，记为“2次”；某县灾害爆发季节不明者，受灾季节记为“NA”，结合文献记载的物候特征合并受灾次数，记为“1次”。根据历史文献灾害数据分析得出，清代贵州水灾占各类灾害的26.95%；旱灾占所有自然灾害的25.04%；清后期灾害频次大幅增加（图1），水旱灾害分别为387次和273次；清代贵州水旱灾害并发共发生33次，其中“NA”3次。水灾引发次生灾害121次，旱灾引发次生灾害285次。
图1 清代贵州水旱灾害频次（次）及占比

Fig. 1 The frequency and proportion of the flood and drought disasters in Guizhou in Qing Dynasty

以10 a为周期统计研究区域水旱灾害发生频次（图2），结果显示水灾的年际分布相对均匀，几乎每10 a都有水灾发生；旱灾偶发性较强，出现3次极旱期：第I期（17世纪50年代）、第II期（19世纪10年代）、第III期（19世纪90年代）。竺可桢指出，1400—1900年，中国最寒冷的期间是在17世纪，特别以1650—1700年为最冷[27]。第I期是方志时期中最冷时段，即明末清初。第II期旱灾频发是全面“改土归流”后农业过度开发的结果[28]。“改土归流”吸引了外来人口，雍正二年（1724年）贵州省共有21 388人，19世纪初增长至5 288 219人[29]。移民开发山地使得生态逐渐恶化，自然灾害频发。第III期极端旱灾是晚清小冰期极寒气候和战乱等人为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图2 清代不同时段贵州水旱灾害频次

Fig. 2 The frequency of the flood and drought disaster in Guizhou in different period of Qing Dynasty

根据农历纪年法，重建逐年四季的灾害序列。1—3月为春季，4—6月为夏季，7—9月为秋季，10—12月为冬季，闰月的文献记录计入对应的平月。文献记录中持续时段较长的灾害，依据灾害起始时间，另作记录。例如，如果某年水灾自1月开始，9月结束，那么此次水灾的发生季节记为“春夏秋”。去除季节不明的水灾155次、旱灾146次，去除重复数据，得出有季节记录的水灾和旱灾分别为562次和520次。以10 a为单位统计得出，单一季节的灾害多发生于夏季，水旱灾害分别有315次和101次。跨季节灾害中水灾较少，旱灾则多跨越春夏秋冬四季。水旱并发常见于夏季和春夏时段（图3）。跨季节灾害多伴有次生灾害，其传播范围较单季节灾害更广，具有更大的破坏力。例如，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贵州爆发全省范围的旱灾，“自七月下旬后期晴，至八月二十三日始雨”[20]。石阡府灾情最严重，连续3 a大旱[22]。
图3 清代贵州水旱灾害季节频次

Fig. 3 The seasonal distribution of the flood and drought disasters in Guizhou in Qing Dynasty

2.2 清代贵州地区水旱灾害发生的时空格局演变

2.2.1 水旱灾害指标及强度

以府为单位，统计清代贵州各站点的水旱灾害指标。结果表明，府域分异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其一，在受灾频度上，遵义（今遵义市）、镇远（今镇远县）、大定（今毕节市）、思南（今思南县）等府州较高，松桃（今松桃县）、石阡（今石阡县）、铜仁（今铜仁市）等府州较低；其二，在季发率上，遵义（今遵义市）、平越（今福泉市）、贵阳（今贵阳市）等府州较高，铜仁（今铜仁市）、松桃（今松桃县）、石阡（今石阡县）等府州较低。其三，在受灾广度上，都匀府（今都匀市）、石阡府（今石阡县）水灾相对较少，水灾广度相对较低。其四，在受灾密度上，思州（今岑巩县）、平越（今福泉市）、都匀（现今都匀市）等府州较高，遵义（今遵义市）、石阡（今石阡县）、铜仁（今铜仁市）等府州较低。思州府（今岑巩县）人多地狭，面积仅0.27万km2，1820年该府人口126 191人[29]，受灾密度远大于全省平均值。
结合清代贵州各府州的区域分异特点和量化数据（表2），根据灾害频次将各府州划分为3个灾害强度等级（图4，图5）。黔东北（松桃厅、石阡府等）是低频区，黔西（大定府，现今毕节市）和黔东南（黎平府，今黎平县）次之，以贵阳为轴心的“倒T”字型地带是高频区，这一地带水土条件较好，人口稠密，是贵州开发最早的地区。黔西（大定府）和黔东南（黎平府）等“山高地寒，不产稻米”[20]，迟至清代才在部分“生界”设县，人口稀疏，灾害频次较低。松桃厅（今松桃县）原为三省交界的苗地[16]，开发最晚，水旱灾害更少。
表2 清代贵州府域水旱灾害指标

Table 2 The indicators of flood and drought disast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refecture in Guizhou in Qing Dynasty

府州厅
单位		 国土面积/
万km2		 受灾年
数/a		 受灾县
数/个		 累计受灾
县数/个		 灾害频
度/%		 受灾密度/
（县/万km2）		 季发
率/%		 水灾广
度/%
遵义府 1.89 87 6 352 32.46 3.17 43.28 100
贵阳府 1.77 46 8 183 17.16 4.52 25.75 100
平越州 0.63 50 4 123 18.66 5.8 20.15 100
镇远府 1.17 64 6 138 23.88 5.12 19.68 100
安顺府 1.29 39 7 104 14.55 5.43 17.07 100
兴义府 1.43 42 6 104 15.67 4.2 15.58 100
都匀府 1.53 41 8 76 15.3 5.23 14.83 87.5
思南府 1.23 57 3 81 21.26 2.44 10.26 100
黎平府 1.11 21 4 66 7.84 3.6 9.98 100
大定府 1.71 57 6 99 21.26 3.51 7.74 100
思州府 0.27 29 3 37 10.82 11.11 5.13 100
石阡府 0.09 15 2 18 5.58 2.22 3.35 50
铜仁府 0.3 19 2 20 7.09 6.67 2.89 100
松桃厅 0.24 13 1 14 4.86 4.17 2.15 100
贵州 15.74 199 66 1416 74.25 4.19 38.99 96.88

2.2.2 水旱灾害热点的动态变化

以府为基本单位，分析研究区域水旱灾害热点的动态变化。总体而言，清代贵州水旱灾害日益频繁，水旱高发区由遵义府（今遵义市）扩散至地势相对平坦的各个坝子，大定府（今毕节市）和黎平府（今黎平县）等地是水旱灾害的低发地区。水旱灾害的府域分布情形具体如下。
1） 水灾地域分布广阔（图4），遵义府桐梓县（今桐梓县）水灾频次最高，石阡府龙泉县（今凤岗县）和都匀府麻哈州（今麻江县）水灾频次最低。空间分布上，水灾热点地区由遵义府（今遵义市）逐渐扩散至平越州（今福泉市）和思南府（今思南县）。清前期，遵义府（今遵义市）至贵阳府（今贵阳市）一线水灾最频繁，黔西山区水灾最稀少。清中期，水灾集中遵义府（今遵义市），黔东北和黔南水灾频次较低。清后期，水灾热点地区是遵义府（今遵义市）、平越州（今福泉县）和思南府（今思南县）之间的三角地带，石阡府龙泉县（今凤冈县）和都匀府麻哈州（今麻江县）水灾频次最低；该时期全省水灾多达398次，受灾频度超过前2个阶段的总和。
图4 清代贵州各时期水灾频次

Fig. 4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flood disaster in various periods in Guizhou in Qing Dynasty

2） 旱灾分布站点相对集中（图5），遵义府桐梓县（今桐梓县）旱灾频次最高，思州府思州县（今岑巩县）旱灾频次最低。空间分布上，旱灾热点地区由遵义府（今遵义市）扩散至平越州（今福泉市）。清前期，旱灾集中于遵义府桐梓县（今桐梓县）和遵义县（今汇川区）等地，兴义府兴义县（今兴义市）和思州府思州县（今岑巩县）旱灾频次最低。清中期，遵义府绥阳县（今绥阳县）旱灾频次最高，思州府思州县（今岑巩县）旱灾频次最低。该时期有波及全省的旱灾，石阡府（今石阡县）等地出现“大旱三载”的极端恶劣天气[23]。清后期，遵义府桐梓县（今桐梓县）旱灾频次最高，平越州余庆县（今余庆县）旱灾频次仅次于桐梓县（今桐梓县）。该时期思州府（今岑巩县）和都匀府（今都匀市）所属各县旱灾频次较低。清后期旱灾频度共计284次，超过旱灾总数的40%。
图5 清代贵州各时期旱灾频次

Fig. 5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drought disaster in various periods in Guizhou in Qing Dynasty

3） 以府为基本单位，得出研究区域水旱灾害空间分布的整体特征（图6）：水旱灾害高度集聚于遵义府（今遵义市），该府桐梓县（今桐梓县）水旱频次最高；黔西（大定府）、黔南（都匀府等）等山区州县水旱灾害相对稀少，都匀府麻哈州（今麻江县）水旱频次最低。研究区各时期的水旱灾害在空间分布上差异显著，水旱灾害越来越频繁。清前期，遵义府赤水厅（今赤水市）灾害频次最高，思南府安化县（今思南县）、印江县（今印江县）和贵阳府贵筑县（今贵阳市区）灾害频次较高；该时期水旱灾害频次最低的是黎平府（今黎平县）和都匀府（今都匀市）所属各县。清中期，水旱灾害高发区是遵义府（今遵义市）、思南府印江县（今印江县）、贵阳府定番州（今惠水县），其中遵义府绥阳县（今绥阳县）灾害频次最高；该时期灾害频次最为稀少的是都匀府（今都匀市）和安顺府（今安顺市）所属各州县。清后期，水旱灾害的高发区由遵义府（今遵义市）扩散至平越州（今福泉市）和镇远府（今镇远县）等地，其中遵义府桐梓县（今桐梓县）灾害频次最高；该时期灾害频次最低的是都匀府麻哈州（今麻江县）。总体来看，清代贵州大部分各州县水灾频次和旱灾频次呈正相关，水灾的高发区往往旱灾频次较高。
图6 清代贵州各时期水旱灾害频次分布

Fig. 6 The distribution of flood and drought disasters in Guizhou in Qing Dynasty

2.3 清代贵州地区旱涝指数分析

依据平均旱涝指数（AVE_P），衡量旱涝相对程度。某一区域（AVE_P）越高，旱灾程度越深，反之水灾程度越深。据统计，在府域尺度上，石阡府龙泉县（今凤岗县）AVE_P最高，属于偏旱地区；思州府思州县AVE_P值最低，属于偏涝地区；遵义府（今遵义市）略微偏涝，所属各县中赤水厅（今赤水市）AVE_P值最低（AVE_P=2.6），最高者为正安州（今正安县）和绥阳县（今绥阳县）（AVE_P=3.1）。
依据平均旱涝指数重建研究区域在各时期的干湿序列，可知研究区域干湿程度呈现出阶段特征：① 清前期，思州府思州县（今岑巩县）AVE_P值最低，兴义府贞丰州（今贞丰县）等地AVE_P值较高。空间分布上，贵阳府罗斛厅（今罗甸县）至遵义府绥阳县（今绥阳县）一线、贵阳府贵筑县（今贵阳市区）至思州府玉屏县（今玉屏县）一线偏涝，黔西和黔东南等地整体偏旱。② 清中期，思州府思州县（今岑巩县）AVE_P值最低，石阡府石阡县（今石阡县）AVE_P值最高。贵阳府（今贵阳市）、思州府（今岑巩县）等地偏涝，黎平府下江厅（今从江县）、松桃厅（今松桃县）等地整体偏旱。③ 清后期，镇远府施秉县（今施秉县）AVE_P值最低，石阡府龙泉县（今凤岗县）AVE_P值最高。贵阳府（今贵阳市）大部分州县旱涝程度适中，其余多数州县整体偏涝（图7）。
图7 清代贵州地区旱涝指数

Fig. 7 The drought severity index in Guizhou in Qing Dynasty

依据各地区平均旱涝指数（AVE_P）得出清代贵州旱涝相对程度的总体特征（图7）：① 极旱区域面积逐渐减小，气候由干旱转向湿润。清前期黔中地区以外的山地州县大多偏旱，至清中期山区州县旱情相对减弱。清后期大部分州县由偏旱地区转为偏涝地区。② 水灾日趋严重，涝区面积逐渐扩大。清前期涝区较少，主要分布在贵阳府（今贵阳市）附近及湘黔驿道沿线。清中期旱涝程度适中的区域有兴义府大部（今兴义市）和镇远府（今镇远县）南部等，至清后期，上述区域多演变为偏涝地区。③ 开发较晚的地区（如清水江流域）AVE_P值逐渐降低，由旱转涝的趋势明显。滇黔驿道沿线AVE_P值逐渐降低，至清后期，湘黔至滇黔驿道沿线涝区呈带状分布。④ 综合整个清代数据，遵义府桐梓县（今桐梓县）至贵阳府罗斛厅（今罗甸县）一线、大定府（今毕节市）大部和黔东山区偏涝，安顺府归化厅（今紫云县）、都匀府麻哈州（今麻江县）等地偏旱。总之，清代贵州气候整体偏涝，旱区呈点状分布。

2.4 清代贵州地区水旱灾害发生的影响因素

气候因素、自然灾害、人口格局和社会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了水旱灾害的频次和程度。干冷期水旱灾害较为多发，温暖期水旱灾害相对较少。饥荒等自然灾害的发生加重水旱灾害的受灾程度。人口格局是灾害时空格局的决定性因素。水旱灾害具有“低地指向性”，地势低平的坝子人口密度较大，是水旱灾害程度较重的地带。水陆交通沿线人口较多且流动性大，是水旱灾害的高发地带。不合理的治黔政策和动荡的社会环境加剧了承灾体敏感性，削弱了地方社会的应灾能力。

2.4.1 气候与其他自然灾害

1） 气候变迁。干冷气候是水旱灾害的催化剂，水旱灾情是物候学意义上衡量气候变迁的重要标准。根据贵州董哥洞石笋δ18O记录[30]，清代贵州经历了冷暖交替的3个阶段：17世纪中后期石笋δ18O偏重，正值明末清初小冰期，气候较为寒冷干燥；18世纪石笋生长速率增加至1.6 mm/a，气候相对温暖湿润；19世纪至清末石笋δ18O偏重且波动较大，气候寒冷干燥。以10 a为等级单位统计，得出清代贵州的3次旱灾多发期，分别为17世纪50年代、19世纪10年代和90年代。将石笋记录和旱灾多发期进行对比可知，旱灾多发生于石笋生长较慢时期，即干冷气候期。结合董哥洞石笋记录和历史文献中的灾害记录可知，受南亚夏季风增强的影响，18世纪中叶至清末是水灾多发期。清后期石笋生长速率减至146 mm/100a[30]，该时期石笋生长速度较慢，极端天气较多，水旱并发灾害集中于这一时期。
2） 其他自然灾害。饥荒等自然灾害多发于气候干冷期，是水旱灾害的诱发器，对水旱灾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灾害间的相关性和灾害链的形成2个方面。依据清代贵州自然灾害数据库，饥荒和疫病分别占自然灾害总数的27.41%和11.84%；地震和蝗灾相对较少，分别有176次和151次。其中，饥荒、蝗灾与水旱灾害相关性较强，地震、疫病及其它自然灾害与水旱灾害相关性较弱。清代贵州的灾害记录中，水旱灾害引发的蝗灾共计88次，“旱蝗”占88.63%，“水蝗”占11.37%；共有283次水旱灾害诱发的饥荒，其中“旱饥”占85.16%，“水饥”占14.84%。以约50 a为周期，对比水旱灾害与饥荒的时间分布可知（图8），清代贵州的饥荒与水旱灾害在时间分布上呈正相关。饥荒等自然灾害是灾害链的重要一环，它的分布差异影响了各州县的水旱灾害程度。
图8 清代贵州地区50 a周期的水旱、饥荒灾害频次/次

Fig. 8 The frequency of the flood disaster, drought disaster and the famine on 50 a cycle in Guizhou in Qing Dynasty

2.4.2 人口格局

1） 人口密度。人口密度是水旱灾害的奠基石，水旱灾害的空间差异受制于人口分布的空间分异。主要体现在2个方面：一方面，城市人口密度较大，受灾程度较重。清代贵州城市多分布于地势低平的地带，上游山洪加剧了城市的受灾风险。上游山洪的爆发使得“城垣坍塌” “漂没民居”[21]，城市水灾的发生往往伴随着严重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城市旱灾程度的加深主要是因为粮食极度缺乏。贵州地区喀斯特地貌广布，农业生产条件有限，省内粮食供给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省协济。旱灾发生后的粮食供给更为困难，无粮可食引发次生灾害，出现“人相食”现象[22]，加剧了旱灾的破坏力。另一方面，乡村人口主要集中在临近水源、地势平坦的坝子，这些地区地力开发殆尽，面临较高的受灾风险。客民持续迁入坝子，“择平坦近水而居”[31]，使得“佃众田稀”的问题更为严重。客民游离于社会结构之外，人均拥有的土地资源被稀释，主民和客民的矛盾加剧[32]。粮食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和人地矛盾尖锐削弱了地方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综上，地势低平的坝子人口密度大，水旱灾害等级较高；山区农业生产条件较差，人口密度小，水旱灾害等级较低。
2） 人口流动性。水陆交通沿线人口较多且流动性较大，水旱灾害的高频地带沿交通线呈带状分布。在陆路交通方面，湘黔驿道沿线灾害频次较高，其中水灾占总数的25.6%，旱灾占总数的19.1%。兴义府安南县（今晴隆县）、安顺府永宁州（今关岭县）毗邻湘黔驿道，是所属府州灾害频次最高的县。思南府安化县（今思南县）与石阡府石阡县（今石阡县）分别是府治，交通相对便利。毕节县（今七星关区）和定番州（今惠水县）分别位于大定府（今毕节市）和贵阳府（今贵阳市）的坝子地带，两县交通相对便利并且水旱灾害频次较高，或受到贵州水旱灾害插花状分布的影响[2]。水路交通方面，沿河州县水旱频次较高，较早开发的流域水旱频次高于较晚开发的流域。赤水河是地跨川黔两省的水运航道，该流域是水旱灾害最为集中的流域。乌江和㵲阳河是贵州境内的主要内河航道，流域沿线水旱频次较高并且呈现出“水灾一条线，旱灾一大片”[17]的线性分布特征（表3）。北盘江流域水旱灾害频次相对较低且旱灾重于水灾。清水江和都柳江流域是贵州开发相对较晚的地区，水旱灾害相对较少，旱灾重于水灾。清水江流域在第三阶段水旱灾害频次均有所增加，都柳江后2个阶段的水旱灾害共计32次，较第一阶段的频次大幅度增加。日益频繁的经济开发活动导致清水江和都柳江流域灾害频次增加。综上可知，水旱灾害热点区多分布在水陆交通沿线，冷点区多分布在交通不便的山区。
表3 清代贵州各主要流域水旱灾害频次

Table 3 The frequency of the flood and drought disasters at the various crucial drainage basin in Guizhou in Qing Dynasty

流域 水灾总频次/次 各县水灾平均频次/次 旱灾总频次/次 各县旱灾平均频次/次
赤水河 59 29.5 35 17.5
乌江 78 15.6 51 10.2
㵲阳河 72 14.2 36 7.2
北盘江 18 9.0 22 11.0
清水江 30 6.0 34 6.8
都柳江 14 4.6 26 8.7

2.4.3 政策与社会环境

1） 农业政策。农业政策对水旱灾害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移民和赋税2个方面。清政府通过招垦的方式迁入大量移民[33]，土地由汉族和少数民族穿插垦种。移民迁入使得原有的渔猎经济被农耕经济替代，水旱等农业灾害风险增大。赋税的减免促进了农业发展，尤其是乾隆六年（1741年）规定“凡山头地角，而土浅力薄，须间年休息者，悉听夷民垦种，永免升科”的政策对山区生态具有破坏作用[33]，容易诱发大范围的水旱灾害。云贵高原的水利设施以小型堤堰为主，难以抵御大规模山地垦殖引发的水旱灾害。
2） 种植结构。“改土归流”以来山地作物的广泛种植，打破了贵州山区原有的种植结构。受劝垦政策的影响，玉米等山地作物在空间上的传播呈现由沿边地带向内地、沿湘黔线往两侧推进的特点[8]。咸同兵燹后，贵州罂粟（Papaver somniferum ）种植规模扩大。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罂粟产量跃居全国第三，占用耕地面积一度达到6.9%[28]。畸形的种植结构削弱了当地防灾备灾能力，官民难以应对晚清小冰期的极端灾害。
3） 荒政制度。传统社会荒政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其一，生态规约作用十分有限。清代贵州的基层社会出现大量的生态规约，这些生态规约表达了民众防灾避灾的利益诉求[1]。生态规约只作用于较小的空间范围，其作用不宜夸大。其二，士绅力量有限。由于清代贵州士绅力量的缺失，官府在灾荒赈济中扮演主导角色，而弊端丛生、日益僵化的官僚体制严重制约了荒政的发展。其三，战乱的干扰。长期战乱使得荒政制度难以正在运转，加剧了水旱灾害的破坏力。17世纪50年代，贵州先后爆发3次波及全省的大灾。除了小冰期的极端气候之外，战乱与地方社会失序是导致灾情加重的重要原因。咸同兵燹后，贵州进入了灾害频次较高的一个时期。据统计，光绪年间贵州发生水旱灾害共计33年次，仅次于康雍乾时期。综上，清代贵州荒政制度未能突破传统社会防灾救灾模式的桎梏，效果较为有限。

3 结论

基于历史灾害地理视角，依据实录、方志、资料汇编等史料，以县级政区为单元，重建贵州地区1644—1911年水旱灾害序列，利用指标计量和空间分析方法，还原清代贵州地区水旱灾害的时空分布和相对程度，探究水旱灾害时空分布格局演变的影响因素。主要结论如下：
1） 清代贵州地区至少发生过1 416次水旱灾害，其中水灾717次，旱灾666次，水旱并发灾害33次。灾害等级以中度灾害最多，共计662次；水灾的年际阶段特征相对较弱，旱灾共有17世纪50年代、19世纪10年代和90年代 3次高发期；在季节分布上，夏季是水灾多发期，43.95%的水灾发生在夏季，旱灾的季节分布相对均匀且多跨季节灾害，31.38%的旱灾跨春夏秋冬四季。
2） 水旱灾害的空间分布差异显著：遵义府（今遵义市）和贵阳府（今贵阳市）等水旱频次较高，较晚开发的黔东北（松桃厅等）山区频次较低；水灾热点地区由遵义府（今遵义市）各县逐渐扩散至遵义府（今遵义市）、平越州（今福泉市）和思南府（今思南县）之间的三角地带；旱灾热点地区由遵义府（今遵义市）扩展至平越州（福泉市），大部分州县水灾频次和旱灾频次呈正相关。灾害的频次与经济发展水平有较好的一致性，新增的灾害热点地区，往往是农业生产较为活跃的地区。
3） 平均旱涝指数是衡量旱涝相对程度的关键指标：清代贵州各州县整体偏涝，旱区呈点状分布；各州县平均旱涝指数呈现出明显的阶段差异，各州县平均旱涝指数逐渐减小，气候由干旱转向湿润；清后期（1821—1911年）各州县平均旱涝指数最小，水灾频次相较前2个阶段有所增加；清水江流域等地经济开发相对较晚，由旱转涝的倾向较明显。
4） 清代贵州地区的水旱分布格局受到气候因素、人口格局和社会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制约。首先，干冷的气候和频发的自然灾害加剧了承灾体的脆弱性。其次，人口格局决定了水旱灾害分布格局。坝子地势低平，人口密度大，客民持续迁入，受灾风险不断加剧；驿站和河流沿线是水旱灾害的高发地带。大规模农田开发和畸形的种植结构诱发生态危机；荒政制度效果有限，未能从根本上减缓受灾程度。
5） 水旱灾害与经济发展互动紧密。一方面，水旱灾害频发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高度重合。另一方面，清代贵州处于农业社会，技术瓶颈尚未突破，经济发展诱发水旱灾害。人口激增导致人地关系紧张，生态环境变得脆弱，进而水旱灾害更加频发。总之，水旱灾害的分布格局与人地关系变迁密切相关，灾害的传播路径反映了经济发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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