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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 Vol. 44 >Issue 1: 20 - 29

DOI: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231164

高质量区域空间格局构建下中国经济区划调整研究

  • 李国平 ,
  • 朱婷 ,
  • 孙瑀
展开
  •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北京 100871

李国平（1961—），男，黑龙江拜泉人，教授，博导，主要从事经济地理、区域经济、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E-mail:

收稿日期: 2023-12-13

  修回日期: 2023-12-20

  网络出版日期: 2024-01-17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ZDA040)

版权

版权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本刊文章，不得使用本刊的版式设计。
收起

Adjusting territorial and economic zoning of China to build a high-quality regional spatial pattern

  • Li Guoping ,
  • Zhu Ting ,
  • Sun Yu
Expand
  • School of Govern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Received date: 2023-12-13

  Revised date: 2023-12-20

  Online published: 2024-01-17

Supported by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20ZDA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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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reserved ©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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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经济区划调整对于塑造面向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空间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梳理了1949年以来中国经济区域划分方案，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四大经济区的划分逻辑与影响。以规模经济、专业化分工以及知识要素为主导所形成的新空间集聚等第二性地理因素逐渐替代资源禀赋等第一性地理因素，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当前，中国区域协调发展面临着“三北”经济增长乏力、区域差异扩大及区域经济增长差距由东西分化转变为南北分化等挑战。随着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从外向型经济为主转变为内向型经济与外向型经济协调发展，经济空间格局也需进行相应调整。本文提出划分五大经济区域的新方案，将原来的四大经济区调整为东南、西南、东北、华北、西北五大经济区，从而强化经济区内部联系，更好地发挥区域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顺应构建高质量区域空间格局的需求。

关键词： 经济区划; 区域空间格局; 四分法; 五分法; 高质量发展; 中国

本文引用格式

李国平 , 朱婷 , 孙瑀 . 高质量区域空间格局构建下中国经济区划调整研究[J]. 地理科学, 2024 , 44(1) : 20 -29 . DOI: 10.13249/j.cnki.sgs.20231164

Abstract

The adjustment of economic zoning is of significant importance in constructing a regional spatial pattern conducive to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economic zoning schemes in China since 1949, and finds that the economic zoning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socio-economic conditions and should meet the need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division logic and impact of the 4 major economic zones, which is eastern, central, western, and northeast zone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observing that these divisions have, to some extent, fostered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he factors driving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have shifted from the first geographical factors such as natural endowments to secondary geographical factors like spatial agglomeration formed by scale economy, specialized division of labor, and knowledge elements. In recent years, the development faces challenges such as the weak economic growth in the “Three Norths” (which means the northeast, north and northwest zones), expanding regional disparities, and a shift in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from an “east faster-west slower” to a “south faster-north slower” pattern. With central cities and urban clusters becoming the main spatial form for carrying developmental elements,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 has shifted from export-oriented to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inward-oriented and export-oriented. The economic spatial pattern also needs to be adjusted accordingly. This paper proposes a new scheme of dividing China into 5 major economic zones: southeast, southwest, northeast, north, and northwest zones of China, so as to strengthen the intra-zone connections and better harnesses the radiating and leading role of regional central cities, aligning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a high-quality regional spatial pattern. Finally, the paper offer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address the issue of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disparities. These include intensifying the construction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in the northeast, notrthwest and southeast zones,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central cities and metropolitan areas in those zones, and formulating differenti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policies based on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zone.

Key words： economic zoning; regional spatial pattern; four economic zones; five economic zone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hina

经济区作为空间单元反映了不同地区因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特征和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而产生的分化[1]。经济区划则是在地区自然条件、经济水平、产业特征等基础上，根据地区间的相似性与联系紧密程度，对国土空间要素进行的划分[1]。经济区划对经济区域进行系统划分，使国土空间要素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同时也突出了不同地区的属性特征，对于地区之间的分工合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作为制定区域发展政策的重要参考依据，经济区划对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对中国经济区划的理论与实践探讨多集中在20世纪80—90年代，相关研究分析了中国经济区划理论基础与现实依据并提出了各种区划方案，指出要突破行政边界进行综合经济区划以促进区域经济合作[3-5]。进入21世纪以后，相关研究开始重视城市群在经济区划中的影响，探讨以城市经济区作为经济区划的基本单位[6-7]。近10 a来，中国经济社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和发展方式都发生了新变化，但与之相应的对经济区划存在的问题以及调整方案的研究却非常匮乏，亟需研究制订一份符合新发展需求的中国经济区划调整方案。
调整优化经济区划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给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国家高度重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扩大带来的地区分化问题，指出要着眼于高质量发展的需求，调整优化区域经济空间结构[8]。中国政府多次出台相关政策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并形成了以协调东、中、西、东北四大经济区发展为主要内容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体系。然而，四大经济区域划分，已经开始渐渐不适应以区域协调发展为目标来制定更为精准区域政策的需求，因此适时调整经济区划，有利于构建高质量的区域空间格局，有利于促进区域协调与高质量发展。

1 1949年以来中国经济区域划分沿革及其代表性方案

按照分类方式，可以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具有代表性的经济区划方案归纳为以下9类（表1）。
表1 经济区划代表性方案及内涵

Table 1 Representative plans for economic zoning

区划方案内涵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文献[2,9-18]整理。
二分法 沿海、内地
三分法 东部地带、中部地带、西部地带
四分法 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
五分法 加工型、加工主导型、资源开发主导型、资源开发加工混合型和特殊型地区
六分法 东北、西北、华北、中南、西南、华东地区（方案一）；东北区、黄河中下游区、长江中下游区、东南沿海区、西南区、西北区（方案二）
七分法 东北、西北、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地区
八分法 东北、西北、新疆、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地区
九分法 东北沈阳城市经济区、华北京津城市经济区、西北西安城市经济区、华东上海城市经济区、华中武汉城市经济区、西南重庆城市经济区、东南沿海广州城市经济区、外西北乌鲁木齐城市经济区、青藏高原拉萨城市经济区
十分法 京津区、东北区、上海区、晋陕区、中南区、东南区、西南区、山东区、四川区、大西区
二分法主要是基于地理区位对经济区域进行简单划分，将全国分成沿海和内地两大块。“六五”计划进一步指出，沿海地区要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发展高精尖工业，内陆地区则要提高资源的开发利用水平，在原有农业和工业的基础上统筹发展[9]。
使用最广泛的三分法和四分法分别是指东、中、西三大地带和东、中、西、东北四大经济区。其中，三分法按沿海、内陆和两者之间的过渡地带将全国经济区域分为3部分，东部地带主要是毗邻海岸线的12个省市（辽、京、津、冀、鲁、苏、沪、浙、闽、粤、琼、桂），中部地带9省区（黑、吉、内蒙古、晋、豫、鄂、湘、皖、赣）是东部和西部之间的过渡地带，西部地带10个省区（陕、甘、宁、青、新、藏、川、渝、黔、滇）涵盖了中国西北、西南的广大内陆地区[10]。而四分法在原有的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带的基础上，将黑龙江、吉林和辽宁单独划为东北地区，再将内蒙古划入西部地区，构建了新的四大经济区[11]。
五分法以省区为单元，按地区产业专门化系数将全国划分为五大类型区，即加工型、加工主导型、资源开发主导型、资源开发加工混合型和特殊型五大经济区[12]。
六分法即把全国分为六大区，主要有2个方案。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一五”时期，经济区划以恢复、调整国民经济为主要功能，将中国北方地区划分为东北、西北和华北3个区域，将南方地区划分为中南和西南地区，在东部划出华东地区，形成了六大经济区域。二是主要考虑地理区位和经济活动集中程度，将黑龙江、吉林、辽宁和内蒙古东部划为东北区，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经济活动集中分布的中下游地区分别划分为黄河中下游区（涵盖内蒙古中西部和黄河流域中下游的京、津、冀、晋、鲁、豫）与长江中下游区（苏、沪、浙、鄂、湘、皖、赣），另外，将东南地区的福建、广东、广西、海南划为东南沿海区，而将西部划分为西南区（川、藏、黔、滇）和西北区（陕、甘、宁、青、新）[13]。
改革开放前曾有过七大经济协作区的提法。与六分法中方案一的主要区别在于，其将东部和南方地区进行了细分，划分为华东、华中和华南地区[14]。还有一些关于七大区的其他划分方案，如按照海域、流域、地域与交通联系将全国划分为7个经济区，沿海地区分为东南和环渤海，基于长江和黄河两大流域划分经济区，基于铁路划分了陇海–兰新经济区，以及东北和西南经济区[2]。1996年，国家“九五”计划提出按发展规划的需要划分七大经济区，与上述七大区有些类似，只不过有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区的提法[15]。
八分法划分了八大经济地理区，是在20世纪50年代实行过的七大经济协作区的基础上，单独从西北区中分出了新疆区，其他区的范围也有所变动[16]。
九分法则划分了九大城市经济区，与其他划分方案不同，这一方案是基于各大城市及其腹地形成的经济区对全国经济区域进行的划分[17]。
十分法有十大经济区的划分方案，综合考虑能源基地的地位，单独划出了晋陕区，保留东北区，根据中心城市和交通枢纽的地位与作用划出了京津区和上海区，在南部划出了中南、东南和西南区，单列了山东区和四川区，还提出了大西区的概念[18]。

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四大经济区域的形成过程分析

中国四大经济区的划分是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沿海对外开放重大战略实施的产物，在制定中国区域发展战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东部地区毗邻海岸线，工业化起步早、基础好，在对外开放方面具有天然的地理区位优势，是落实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空间载体。因此，国家鼓励东部地区优先实施对外开放政策，积极利用国外资源和国外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循环，以引进更多的外资和先进技术，率先融入经济全球化。东部地区通过实施对外开放政策走上了经济发展快车道，成为带动全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加速器。
另一方面，四大经济区的划分主要基于问题导向，在促进中国区域协调发展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之后，东部地区经济高速发展，与其他地区的差距迅速扩大。相关研究在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方面寻求突破，对后来的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影响较大的有梯度开发理论[19]，其主要思路是将存在发展差距的地区视为不同梯度，循序渐进地推动技术、资金等要素从梯度较高的地区向梯度较低的地区推移，从而缩小不同地区的发展差距。为解决当时存在的突出问题，国家基于这一理论，在实施沿海开放战略之后又相继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战略。西部地区长期受自然地理条件限制和社会历史因素影响，经济发展相对较慢，在改革开放后，随着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迅速攀升，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逐步扩大，因此国家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加强东西部地区的合作交流，促进西部地区发展。东北地区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出现了“东北现象”（即以国有企业和传统重工业为主的老工业基地出现大批职工“下岗失业”以及经济增长乏力现象），为破解这一难题，国家出台了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20]。东部、西部、东北以外，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6省地处中国中部，21世纪初期在全国的经济地位下降，出现了“中部塌陷”，国家也开始高度重视这一问题，其后在2005年提出并开始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国家四大区域发展战略落实在空间上就形成了目前广泛采用的四大经济区域，在各自发展战略的引导下，四大经济区在实现区域经济发展和缩小区域差异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3 现阶段中国四大经济区域划分的适应性分析评判

克鲁格曼将影响经济集聚的因素分为第一性地理因素和第二性地理因素[21]，陆大道指出，信息、科技等新因素也影响着中国区域发展[22]，虽然有学者进一步将人力资本和信息设施定义为第三性地理因素[23]，并且将其作为支撑经济长期增长和促进区域空间格局改变的重要因素[24-25]，但大多数区域经济发展相关研究都是将交通、人力资本、信息化等区别于自然禀赋的其他影响集聚的因素视为第二性地理因素，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中国的经济空间格局[26-28]。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变化，驱动区域经济增长的因素已经从自然禀赋等第一性地理因素转变为以规模经济、专业化分工以及知识要素为主导所形成的新空间集聚等第二性地理因素[29]。中国区域协调发展在不同空间尺度上均出现了分化等新情况和新问题。新时代的区域协调发展不仅仅是缩小地区差距，还包括区域内部各个主要要素、主要领域的相互协调[30]。

3.1 区域经济增长分化问题突出

从全国四大区域经济份额变动趋势来看，2012—2022年中国东部地区所占份额基本稳定在51%以上，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所占份额持续上升，分别从2012年的21.29%和19.60%上升到2022年的22.15%和21.35%，东北地区所占经济份额下滑严重，2022年占全国的份额仅为4.81%，只相当于2012年的69.60%，10 a间下降了2.1个百分点（图1）。
图1 2012—2022年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经济区GDP比重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官网（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数据整理分析；

港澳台数据暂缺

Fig. 1 The proportion of GDP in the eastern, central, western and northeast regions of China from 2012 to 2022

3.2 中国区域经济东西问题突出转化为南北问题突出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已经从“东快西慢”的东西差距转化为“南快北慢”的南北差距。改革开放以来到21世纪初，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为东部地区遥遥领先，西部地区发展速度相对迟缓，但近年来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地区差距主要表现为南北差距。中国北方地区①(① 本文的南北方地区划分为南北以秦岭–淮河为界，东西以胡焕庸线为界，秦岭–淮河以南，胡焕庸线以东地区为南方地区，包括东南地区（苏、沪、浙、闽、粤、琼、鄂、湘、皖、赣）和西南地区（川、渝、黔、滇、桂）共15个省市区，其余为北方地区，包括华北地区（京、津、冀、晋、鲁、豫）、东北地区（黑、吉、辽）和西北地区（内蒙古、陕、甘、宁、青、新、藏）共16个省市区。)（东北、西北、华北地区）经济增长相对缓慢、经济份额减少，北方地区经济份额由2012年占全国的39.42%缩减到2022年的35.59%，减少了3.83个百分点（图2），东西问题突出转化为南北问题突出。
图2 2012—2022年中国南方地区与北方地区GDP比重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官网（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整理分析；港澳台数据暂缺

Fig. 2 The proportion of GDP in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regions of China from 2012 to 2022

南北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差异显著，且南北经济差距呈扩大趋势。2012—2022年，东南、西南地区经济增速最快，分别增长了2.33和1.50个百分点。而东北、华北以及西北（“三北”）地区经济增长乏力，2022年比2012年占全国份额分别变动了-2.10、0.26和-1.99个百分点（表2），且这些地区的绝大多数省份占全国的经济份额都有所下降。
表2 2012—2022年中国各地区GDP份额变动

Table 2 Changes of GDP share of zones in China in 2012—2022

地区GDP份额/%份额增减
（百分点）
2012年2022年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官网（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数据整理分析；港澳台数据暂缺。
北方地区东北6.914.81-2.10
西北7.697.950.26
华北24.8122.83-1.99
南方地区东南48.6751.002.33
西南11.9113.401.50

3.3 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水平快速提升。1978—2022年，中国城镇化水平从17.92%上升为65.22%[31]。中国经济空间日益呈现出人口和经济向主要城市群集中的格局[32]，城市之间经济联系加强，以重点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经济特征日趋明显[33]。随着人口与产业不断向城市集聚，中心城市与城市群已经成为中国人口和经济活动的主要空间载体和空间格局的主框架[32]。“十四五”规划公布了19个城市群，面积约298.4万km2，占全国国土面积的31.1%，2020年承载了全国79.5%的人口，创造了全国88.2%的GDP[34]。事实上，19个城市群已经成为承载全国人口和经济功能的主要空间载体，在支撑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城市群人口和经济集聚能力强，大多城市群都成为所在区域（省份）人口集聚和经济增长的中心区域。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动能减弱，区域协调发展面临挑战，要积极推进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建设，通过中心城市和都市圈的发展来促进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特别是支持东北地区和西北地区城市群中心城市的建设，促进区域协调发展[35]。

3.4 经济发展模式渐次向内需拉动转变

经济区域划分与经济发展模式密不可分，受到国内外市场规模与消费结构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适应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需求，中国实行积极的对外开放政策，强调发挥经济区海陆口岸的对外经济联系作用。中国东、中、西部三大地带的划分以及东、中、西、东北四大经济区的划分充分体现了外向型经济的发展特征。从区位条件来看，由于东部沿海地区人口集中，有着广阔的消费市场，在与国际市场的距离以及可达性方面都更具优势，随着一大批经济开放区的设立，东部地区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得到了长足发展，经济发展水平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但近年来，随着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中国的外贸出口面临的形势日益复杂严峻，在世界经济低速增长的背景下，各国消费、投资需求普遍不振，国际贸易增长动力不足，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随着中国消费升级与内需扩大，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日益从外向型经济为主转变为内向型经济与外向型经济协调发展，市场重心由海外市场转向国内市场。从宏观层面来看，中国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在从世界工厂转为世界市场[36]。从微观层面来看，随着中国居民收入较快增长，中等收入群体扩大，居民购买力提升，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贡献持续上升，消费升级促进内需扩大，内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持续增强，国际市场逐渐向国内转移。为此，中国提出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经济发展模式由对外向对内的转变也对调整经济区划提供了动力和新要求。从空间结构来看，东部沿海地区狭长的带状经济区域与西部地区广袤的片状经济区域均不利于内部组织交通联系以及中心城市发挥辐射作用。因此，新的经济区划方案应更加强调经济区域内部的经济联系，有助于理顺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
随着人口与产业不断向城市集聚，中心城市与城市群成为拉动消费、扩大内需的主要空间载体。区域中心城市的发展与城镇体系的完善对于中国内生经济增长模式具有重要意义，也对中国经济区划提出了新的要求。消费升级与内需扩大促进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服务于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经济区划不利于内生经济增长模式的持续发展，为此，应对经济区划进行相应调整。面对中国区域发展中存在的区域分化以及区域差异扩大问题，为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应根据自然地理条件和经济社会现状重塑中国的经济空间格局，有学者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角度对五大经济区划分展开讨论[37]。

4 中国新五大经济区域划分及其合理性的分析论证

本文五大经济区的划分方案主要是对原四大经济区的合理调整。从自然地理条件出发，以秦岭–淮河作为南北分界线，以胡焕庸线[38]作为东西分界线，根据资源禀赋和发展定位进一步分区。依旧保留东北地区不变；主要是根据自然地理区位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进一步细化其他3个地区的划分，将原来的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按南北分界线分为华北地区和东南地区，其中，华北地区包含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河南6省（直辖市），东南地区包括其余10省、市；将原来的西部地区分为西南和西北地区，西南地区包括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广西5省、市、自治区，其他7省、自治区划归为西北地区（图3）。
图3 中国经济区划方案对比

基于审图号:GS(2019)1825(自然资源部监制)绘制,底图无修改;研究区域未包含港澳台地区

Fig. 3 Comparison of economic zoning schemes in China

新五大区域中，东北地区人口最少，2022年人口规模为0.96亿人，仅占全国的6.84%，面积占全国的8.4%，人均GDP水平最低，仅为6.01万元（表3）。西北地区是原西部地区中的胡焕庸线以西地区，其面积最大，是典型的地广人稀地区，其面积占全国的57.3%，人口密度仅为23.77人/km2。受到地形、气候、降水等自然地理条件的影响，宜居性与经济发展条件较差。华北地区是秦岭–淮河以北、胡焕庸线以东的原中部和东部部分地区，是中国北方面积最小，人口和经济规模最大的区域，也是沟通南北、联动东西的枢纽。华北地区面积占全国的7.2%，人口占全国的24.46%，GDP占全国的27.47%。东南地区是秦岭–淮河以南的原东部和中部部分地区，包括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是中国经济最发达、开放程度最高的地区。东南地区是人口最多、经济总量最大和人均GDP水平最高的地区，2022年人口达到5.85亿人，占全国的41.53%，GDP为61.38万亿元，比重超过全国1/2（51%），人均GDP为10.49万元。西南地区为原西部地区中胡焕庸线以东的地区，其自然地理条件不如东南和华北地区优越，但远远好于西北地区，西南地区的面积占全国的13%，近年来西南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加速集聚，其人口占全国的17.86%，人口密度为146.24人/km2。
表3 2022年中国各地区人口与经济情况

Table 3 Population and economy of zones of China in 2022

区域土地面积常住人口GDP人均GDP/万元
总量/万km2比重/%总量/亿人比重/%密度/人/km2总量/万亿元比重/%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官网（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数据整理分析；港澳台数据暂缺。
北方地区 东北 80.63 8.40 0.96 6.84 119.61 5.79 4.81 6.01
西北 551.97 57.30 1.31 9.31 23.77 9.57 7.95 7.29
华北 69.29 7.20 3.45 24.46 497.66 27.47 22.83 7.97
小计 701.89 72.90 5.73 40.61 81.57 42.83 35.59 7.48
南方地区 东南 135.90 14.10 5.85 41.53 430.77 61.38 51.00 10.49
西南 125.06 13.00 2.52 17.86 201.37 16.13 13.40 6.41
小计 260.96 27.10 8.37 59.39 320.83 77.51 64.41 9.26
全国 合计 962.85 100 14.10 100 146.41 120.35 100 8.54
传统的经济区划大多考虑了中国自然地理条件的地区差异。从自然条件来看，中国地形西高东低，呈现出三大阶梯，分为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区和青藏高原区三大自然区。东部季风区降水相对丰富，西北干旱区深入内陆，青藏高原区海拔高，降水相对较少，西北干旱区和青藏高原区基本上都在胡焕庸线以西地区，东部季风区基本上都在胡焕庸线以东地区。中国属于大陆性季风气候，青藏高原地区受地形影响属于高原寒带，东北、西北地区基本位于中温带，华北地区大部分位于暖温带，东南和西南地区基本位于亚热带，东北、西北和青藏高原地区冬季寒冷，对宜居水平以及冬季生产活动产生很大影响。这些自然因素都对中国的人口分布产生了直接影响，呈现出以黑龙江瑷珲到云南腾冲为分界线的明显人口地理差异，这条分界线即为著名的 “胡焕庸线”[38]①(① “胡焕庸线”即指从黑龙江瑷珲到云南腾冲的一条线，原意为中国人口地理分界线。中国科学院国情小组根据2000年资料统计分析，胡焕庸线东南侧以占全国43.18%的国土面积，集聚了全国93.77%的人口和95.70%的地区生产总值。)。中国的西南、华北、东南地区基本都在胡焕庸线以东，集中了中国大部分的人口和经济活动。而从区位条件来看，由于华北和东南地区人口集中，有着广阔的消费市场，加上位于沿海地区，在与国际市场的距离以及可达性方面都更具优势，因此这两个地区相对来说具有更好的区位条件。三大阶梯和三大自然区的自然地理格局共同决定了中国经济空间格局的宏观框架。
重新划分中国经济区域，主要理由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更加符合中国的自然地理条件，体现区域内的一致性和区域间的最大差别性，与中国三大自然区、胡焕庸线、秦岭–淮河南北地理分界线、关内关外等地理标志性界线吻合；二是反映了历史发展基础、经济发展现状、社会文化以及未来发展方向的一致性；三是区域内部的联系比以往四大区域更加紧密，中国的四大区域更多的是地理区域，而非经济区域，例如原中部区域内部省份的联系不是很紧密，甚至可以说区外联系大于区内联系，原东部地区过于狭长，南北联系也不是很紧密，而湘、赣等省同为长三角与珠三角大城市群腹地，将两大城市群及其经济腹地共同划分为东南地区显然更利于强化区内经济联系[39]；四是新的五大区域从形态上看，更接近于圆形，这样便于交通组织、经济联系以及发挥区域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
由四大经济区变为五大经济区，各大经济区内省会城市（直辖市或首府城市）间总距离以及平均距离缩短，有利于强化区域联系。通过计算各地区内部省会城市（直辖市或首府城市）两两之间的距离，分别按四大经济区和新五大经济区的划分方法进行加总，可以发现，新的五大经济区省会城市（直辖市或首府城市）间的平均距离明显缩短，四大经济区内省会城市（直辖市或首府城市）间的平均距离为1 368 km，而五大经济区内省会城市（直辖市或首府城市）间的平均距离仅为928 km。此外，将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划分为东南地区和华北地区，虽然地域范围与原来一致，但重新分区后，东南地区和华北地区内部各省会城市（直辖市或首府城市）间的平均距离大大减少，由原东部地区的1 224 km和原中部地区的680 km，减少到东南地区的875 km和华北地区的419 km，省会间平均距离缩短将会强化各经济区内部的联系（图4a）。从各大经济区内部省会城市（直辖市或首府城市）间总距离的比较也可以看出各地区内部距离有所缩减。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重新划分之后，内部省会城市（直辖市或首府城市）之间的总距离由原东部地区和原中部地区的65 304 km缩短为华北地区和东南地区加总后的45 672 km；西部地区分为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后，内部省会城市（直辖市或首府城市）之间的总距离则由原来西部地区的109 890 km极大缩短为西南地区加上西北地区的41 210 km（图4b）。
图4 各地区省会城市（直辖市或首府城市）间平均距离及总距离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官网（https://www.tianditu.gov.cn）数据整理分析；港澳台数据暂缺

Fig. 4 The average distance and total distance between the provincial capitals of each economic zone

5 研究结论与展望

5.1 研究结论

随着中国进入以高质量发展为特征的全面协调发展阶段，解决区域发展中存在的区域分化以及区域差距扩大问题，重塑经济空间格局，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成为中国经济空间格局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目标。经济区划具有阶段性，应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并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进行相应调整。在当前“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亟需提出新的经济区域划分方案。原有四大经济区为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提供了空间载体，但随着中国区域经济南北分化、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四大经济区的划分对强化区域内部联系和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形成了掣肘，已经不完全适应当下的社会经济要求。为此，本文提出中国经济区域五分法的划分方案，东北地区仍然作为独立的经济区，中国南北以秦岭–淮河为界，将原来的东部和中部地区拆分重组成华北地区和东南地区，东西以胡焕庸线为界，将原来的西部地区划分为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
经济区域五分法划分方案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本方案在自然和经济两大方面都充分体现了区域内的一致性和区域间的最大差别性；二是本方案更加符合中国的自然地理条件，和中国三大自然区、胡焕庸线、秦岭–淮河南北地理分界线、关内关外等地理标志性界线吻合；三是本方案充分考虑到了21世纪以来影响区域经济增长和空间格局改变的第二性地理因素，尤其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和中心城市与城市群地位上升，以及出现的中国南北间区域经济增长分化问题。四是本方案更有利于促进强化区域内部经济联系，促进消费、扩大内需、畅通国内国际经济大循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建议根据五大经济区域划分调整区域政策和制度安排时需要在3个方面持续发力：第一，以五大区域为空间载体建设相对完整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并均衡布局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生产力，加大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的教育与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第二，面对区域经济增长南北分化局面，重振北方地区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应提升北方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加强北方地区国家中心城市以及城市群建设，以促进经济增长；第三，重新划分经济区域后，应根据各个区域的特点制定更具差异化和针对性的区域发展政策。

5.2 展望

经济区域划分既要求有一定的稳定性，也需要与时俱进。为充分反映经济发展内部一致性和外部最大差别性，当经济发展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以及影响经济发展格局的新要素出现并对经济发展格局演化产生决定作用时，会催生更客观、更有现实政策指导意义的新方案。近年来，以数字和信息技术为代表的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区域之间关系以及区域交流已经发挥重要作用，这也必将影响到经济联系紧密区域的重新组合，进而对经济区域划分产生影响。教育、科技、人才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也是地理学家认为的“第三性地理因素”，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区域经济空间格局以及经济区域划分，也是值得进行深入研究与验证的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 文献年度倒序 |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1]
杨树珍. 中国经济区划研究[M]. 北京: 中国展望出版社, 1990.

Yang Shuzhen. Research on China’s economic regionalization. Beijing: China Prospect Publishing House, 1990.

[2]
周起业, 刘再兴, 祝诚, 等. 区域经济学[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Zhou Qiyi, Liu Zaixing, Zhu Cheng et al. Regional Economics.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01.

[3]
陈敦义. 关于综合经济区划研究[J]. 经济问题, 1983(10): 37-39+36.

DOI

Chen Dunyi. On the study of comprehensive economic zoning. Economic Issues, 1983(10): 37-39+36.

DOI

[4]
程放, 张务栋. 对我国综合经济区划的若干思考[J]. 经济地理, 1993, 13(2): 30-34+4.

DOI

Cheng Fang, Zhang Wudong. Some thoughts on comprehensive economic zoning in China. Economic Geography, 1993, 13(2): 30-34+4.

DOI

[5]
杨洁. 浅论我国跨省区经济区划问题[J]. 经济研究参考, 1996(J4): 18-24.

DOI

Yang Jie. A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n the issue of cross-provincial economic zoning in China. Economic Research Reference, 1996(J4): 18-24.

DOI

[6]
杨开忠, 姜玲. 中国经济区划转型与前沿课题[J]. 中国行政管理, 2010(5): 79-82.

Yang Kaizhong, Jiang Ling. The transition of China’s economic regionalization and the forward topics.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10(5): 79-82.

[7]
高丽娜, 朱舜, 颜姜慧. 基于城市群协同发展的中国经济区划[J]. 经济问题探索, 2014(5): 31-36.

DOI

Gao Lina, Zhu Shun, Yan Jianghui. China’s economic zoning based o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Exploration of Economic Issues, 2014(5): 31-36.

DOI

[8]
习近平. 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J]. 奋斗, 2019(24): 4-8.

DOI

Xi Jinping. Promoting a regional economic layout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with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Struggle, 2019(24): 4-8.

DOI

[9]
高新才. 与时俱进: 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的嬗变[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3): 2-16.

Gao Xincai. Evolution of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Journal of Lanzhou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008(3): 2-16.

[10]
刘再兴. 地区经济布局中的几个方向性问题[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1986(1): 30-33.

Liu Zaixing. Several directional issues in regional economic layout. Economic Theory and Economic Management, 1986(1): 30-33.

[11]
魏后凯. “十一五”时期中国区域政策的调整方向[J]. 学习与探索, 2006(1): 15-23+276.

DOI

Wei Houkai. Adjusting directions of China’s regional policy during the Eleventh Five-Year Plan period. Learning and Exploration, 2006(1): 15-23+276.

DOI

[12]
劳承玉. 对我国经济区划理论与实践的再认识[J]. 经济地理, 1993, 13(3): 9-13+34.

DOI

Lao Chengyu. Reconsidering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conomic zoning in China. Economic Geography, 1993, 13(3): 9-13+34.

DOI

[13]
刘再兴. 综合经济区划的若干问题[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1985(6): 45-49.

Liu Zaixing. Several issues of comprehensive economic zoning. Economic Theory and Economic Management, 1985(6): 45-49.

[14]
杨树珍.国土整治与经济区划[J].地理学报,1983,38(2):105-112.

Yang Shuzhen. Territorial improvement and economic regionalization. Acta Geographica Sinica,1983,38(2):105-112.

[15]
张莉. 中国经济区研究述评[J]. 地理学与国土研究, 2001(2): 39-45.

Zhang Li.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China’s economic zones. Geography and Territorial Research, 2001(2): 39-45.

[16]
程潞, 李振良, 陆心贤. 中国经济地理[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Cheng Lu, Li Zhenliang, Lu Xinxian. Economic Geography of China.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1993.

[17]
顾朝林. 城市经济区理论与应用[M]. 长春: 吉林科学出版社, 1991.

Gu Chaolin. Theory and application of urban economic zones. Changchun: Jil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1991.

[18]
杨吾扬,梁进社. 中国的十大经济区探讨[J]. 经济地理, 1992, 12(3): 14-20.

DOI

Yang Wuyang, Liang Jinshe. Discussion on China’s ten major economic zones. Economic Geography, 1992, 12(3): 14-20.

DOI

[19]
夏禹龙, 刘吉, 冯之浚,等. 梯度理论和区域经济[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1983(2): 5-6.

Xia Yulong, Liu Ji, Feng Zhijun et al. Gradient theory and regional economics. Science of Science and Management of S&T. Science of Science and Management of S& T, 1983(2): 5-6.

[20]
李诚固,李振泉.“东北现象”特征及形成因素[J].经济地理,1996,16(1):34-38.

Li Chenggu, Li Zhenquan. Characteristics and forming factors of “Northeast Phenomenon”. Economic Geography,1996,16(1):34-38.

[21]
Krugman P. First nature, second nature and metropolitan location[J].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1993, 33: 129-144.

DOI

[22]
陆大道. 中国区域发展的新因素与新格局[J]. 地理研究, 2003, 22(3): 261-271.

Lu Dadao. New factors and new patterns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03, 22(3): 261-271.

[23]
刘清春, 王铮. 中国区域经济差异形成的三次地理要素. 地理研究, 2009, 28(2): 430-440.

Liu Qingchun, Wang Zheng. Research on geographical elements of economic difference in China.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09, 28(2): 430-440.

[24]
王铮, 孙翊, 顾春香. 枢纽-网络结构: 区域发展的新组织模式[J].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4, 29(3): 376-382.

Wang Zheng, Sun Yi, Gu Chunxiang. Hub-network structure: New pattern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 management. Bulletin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2014, 29(3): 376-382.

[25]
陆大道, 王铮, 封志明,等. 关于“胡焕庸线能否突破”的学术争鸣[J]. 地理研究, 2016, 35(5): 805-824.

Lu Dadao, Wang Zheng, Feng Zhiming et al. Academic debates on Hu Huanyong population line.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6, 35(5): 805-824.

[26]
尹虹潘. 开放环境下的中国经济地理重塑——“第一自然”的再发现与“第二自然”的再创造[J]. 中国工业经济, 2012(5): 18-30.

DOI

Yin Hongpan. Reshaping China’s economic geography in the opening environment——Rediscovery of first nature and rebuilding of second nature.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2012(5): 18-30.

DOI

[27]
赵璐, 赵作权. 基于特征椭圆的中国经济空间分异研究[J]. 地理科学, 2014, 34(8): 979-986.

DOI

Zhao Lu, Zhao Zuoquan. Projecting the spatial variation of economic based on the specific ellipses in China.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4, 34(8): 979-986.

DOI

[28]
付金存, 赵洪宝, 李豫新. 新经济地理理论视域下地区差距的形成机制及政策启示[J]. 经济体制改革, 2014(5): 43-47.

Fu Jincun, Zhao Hongbao, Li Yuxin.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of regional disparities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New Economic Geography Theory. Economic System Reform, 2014(5): 43-47.

[29]
李国平. 产业转移与中国区域空间结构优化[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6.

Li Guoping. Industrial transfer and optimization of China’s regional spatial structure.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16.

[30]
陆大道. 我国区域经济大格局不宜谋求大调整[J]. 环境经济, 2018(Z1): 66-67.

Lu Dadao. China’s regional economic structure should not seek major adjustments. Environmental Economy, 2018(Z1): 66-67.

[31]
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2023[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23.

National Statistics Bureau of China.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2023. 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 2023.

[32]
李佳洺, 张文忠, 孙铁山, 等. 中国城市群集聚特征与经济绩效[J]. 地理学报, 2014, 69(4): 474-484.

DOI

Li Jiaming, Zhang Wenzhong, Sun Tieshan et al. Characteristics of clustering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4, 69(4): 474-484.

DOI

[33]
涂建军, 罗运超, 张骞, 等.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城市经济联系空间格局演化[J]. 经济地理, 2019, 39(3): 1-11.

DOI

Tu Jianjun, Luo Yunchao, Zhang Qian et al. Evolution of spatial pattern of economic linkages between cities since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Economic Geography, 2019, 39(3): 1-11.

DOI

[34]
国家统计局.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21[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22.

National Statistics Bureau of China. China city statistical yearbook 2021. 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 2022.

[35]
李国平. 多策并举促进我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2(22): 18-28.

DOI

Li Guoping. Multi-measures to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urban agglomerations. People’s Forum Academic Frontiers, 2022(22): 18-28.

DOI

[36]
颜欢,范剑青,徐馨,等. 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带来新机遇[N]. 人民日报,2023-12-29(003).

Yan Huan, Fan Jianqing, Xu Xin et al. Constantly bring new opportunities to the world with China’s new development. People’s Daily, 2023-12-29(003).

[37]
李国平, 孙瑀, 朱婷. “十四五”时期优化我国经济空间结构的若干对策建议[J]. 改革, 2020(8): 30-45.

Li Guoping, Sun Yu, Zhu Ting.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on optimizing China’s economic spatial structure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Reform, 2020(8): 30-45.

[38]
胡焕庸.中国人口之分布——附统计表与密度图[J].地理学报,1935,2(2):33-74.

Hu Huanyong.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in China with statistical tables and density maps. Acta Geographica Sinica,1935,2(2):33-74.

[39]
陆大道. 关于珠江三角洲大城市群与泛珠三角经济合作区的发展问题[J]. 经济地理, 2017, 37(4): 1-4.

DOI

Lu Dadao. Development of Pearl River Delta Metropolitan Group and Pan-Pearl River Delta Economic Cooperation Zone. Economic Geography, 2017, 37(4): 1-4.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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