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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 Vol. 44 >Issue 2: 288 - 296

DOI: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230003

比较城市化专栏

非人与人关系能动性实践及其在空间意义生产中的价值

  • 郭文
展开
  • 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郭文（1978—），男，山西临汾人，博士，教授，博导，主要从事社会文化地理学理论、空间生产与地方治理、人与非人关系能动性研究。E-mail:

收稿日期: 2023-01-04

  修回日期: 2023-02-26

  网络出版日期: 2024-03-14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97118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171240)

江苏省“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科研基金项目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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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human and human relationship agency practice and its value in the production of spatial meaning

  • Guo 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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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Jiangsu, China

Received date: 2023-01-04

  Revised date: 2023-02-26

  Online published: 2024-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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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1971186)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2171240)

Scientific Research Fund for Young and Middle-aged Academic Leaders of Qing Lan Project of Jiangsu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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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传统观念中，非人类能动性及其在空间意义生产中的价值很长时间没有得到承认，随着“后人类主体”思想和地理学“重返唯物主义”思潮的兴起，人们对非人与人关系能动性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将非人与人定义为“行动元”比“行动者”更加科学。研究提出“非人与人关系能动性–空间叠写–意义生产”命题和假设，并结合大学校园微观地理空间，通过3组时间镜头进行了观察分析，认为非人具有重要的能动性，非人与人关系能动性实践在空间叠写过程中，通过双方情感的相互性和流动性，使人们产生了地理想象和地方意象，建构了空间关系和地方认同，塑造了恋地情结和社会责任感。非人与人关系能动性价值认知转换对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建设具有推动作用，其实践知识也比传统文化隐喻知识更具有科学性，通过他者导向的地方性形成机制对既往研究具有延伸意义。未来应重视非人与人关系能动性在教育中的作用和力量。研究对坚守自然–人类能动协同主义、教育能动性实践主体的边界拓展以及非人与人关系能动性在国家社会转型时期的人地和谐实践具有借鉴意义与启发作用。

关键词： 非人类与人类主体; 关系能动性; 空间叠写; 空间意义生产; 能动性价值

本文引用格式

郭文 . 非人与人关系能动性实践及其在空间意义生产中的价值[J]. 地理科学, 2024 , 44(2) : 288 -296 . DOI: 10.13249/j.cnki.sgs.20230003

Abstract

With the rise of the thought of “post human subject” and the thought of “returning to materialism” in geography, people have a new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agency between non-human and human, and believe that defining non-human and human as “action element” is more scientific than “actor”. The research puts forward the proposition and hypothesis of “non-human and human relationship agency-spatial superposition- meaning production”, and analyzes the case of micro geospatial space on university campus. It is found that non-human beings have important agency. Non-human and human relationship agency practice in the process of spatial superposition has triggered people's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 and local image, constructed spatial relations and local identity, and shaped the topophilia and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and mobility of their emotions. The study also found that the relationship agency transformation of non-human and human relations has promoted the construction of human and natural life communities, and its practical knowledge is also more scientific than traditional cultural metaphorical knowledge. Through the other oriented local formation mechanism, it has extended significance to the previous research. As a special micro geographical space, educational space should optimize the boundary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media in the future,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role and power of non-human agency in educational space. The research can be used for reference and inspiration to stick to the nature human dynamic synergism, expand the boundary of the practice subject of educational agency. At the same time, the research also plays a constructive role in the harmonious practice of man-environment relationship in the period of national social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 non-human and human subjects; relationship agency; spatial superposition; spatial meaning production; agency value

人类与非人类是地理环境与空间最基本的组织主体，两者之间的互动及其能动性价值，是20世纪90年代后地理学界关注的重要前沿课题。目前，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存在着大量类似于人与生物多样性、人与非人类互动经济、空间伦理与环境教育等主题衍生的问题和顾虑亟需调适，深入探讨人与非人类关系能动性，尤其是挖掘非人类呈现的世界、情感及其对空间意义生产的作用，具有深刻的知识隐喻和时代价值。然而，在传统思维中，人们更愿意将人类看成是地理环境以及关系生产的绝对主导者和能动拥有者，非人类的能动性和重要性一直没得到足够重视[1]，非人作为客观实体独立运行的规律与物质能动性的生产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2]。这一观念到20世纪后半叶后才有所改观，后人文主义思潮、“空间转向”“文化转向”等新范式的兴起[3]，使主导地理环境和空间能动性生成的“后人类主体”思想及其实践理念逐渐成为人们接受的新观点。该观点认为，以人类中心为主导，将世界划分为“人”与“非人”二元对立的关系，不是一种解释世界最理想的方式[4]。如果按照二元尺度划分，很可能存在人（主体）对非人（客体）的“代言”行为，表达者还可能存在主动去“构想”被表达事物的现象[5]。“人”与“非人”二元对立的争论，进一步催生了人们对人文与自然物复杂内涵的深度探索。Latour[6]认为，传统二元世界划分比我们之前的认识要混乱的多，人们使用“社会的”和“自然的”视角对本来具有紧密交织的事物进行分割性表征，将会使这些标签毫无意义。世界千差万别，人与非人在其间有序排列并按能量交织，都具有能动性，将人与非人定义为“行动元”比“行动者”更加科学，也更有深刻的社会文化含义[6]。行动者网络理论对多元行动者之间关联的揭示和追踪，有助于人们深化对塑造世界复杂关系本源的认知[7]。这一新的理念意在表明，人与非人处在一种互依互存的关系之中，共同构成了世界万物。
动物作为非人类因与人类具有悠久的互动历史，成为人们研究“人”与“非人”共同营造空间和地方的重要关注对象[8]。但在很长时间内，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也主要在动物本身的物理空间层面。20世纪后半叶，受后结构主义试图消除人类与非人类二元中心论的影响，人们开始倡导人与动物非人类的共生共惠关系[3]。21世纪后，地理学领域兴起“重返唯物主义”思潮，这一思潮在强调关注事物之间关系能动性的同时，弥补了一些消除非人类差异倾向的内涵指引[9]。受此影响，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被重新纳入到地理学研究议题[10]。新动物地理学将地理学与环境研究相结合，承认动物和人都有建构地方的能动性[11-12]。在国外，新的研究成果诸如动物在行动者网络中的建构力[13]、冲突、互动与协商[14]，以及动物作为非人类主体对地方的营建[15]等，使人们认识到非人类塑造地理环境和空间意义生产的价值所在。但在学术界，持不同哲学立场的人对动物能动性的看法不一[16]。例如，有研究认为，虽然解释自然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地理学的目标之一，但在生态系统中动物作为非人类常常被当作符号资本使用，其结果是将动物置于一个无关紧要的位置和存在中，动物的主体性没有得到确认[17]。在一些关于人与动物情感关系的讨论中，也认为动物没有灵魂，人与动物的互动只存在于人对动物的建构，双方的情感状态是人主导动物的单一性存在，这在事实上也否认了“动物温情回报人”的观点[18]。对动物的边缘化思维，本质上是不承认非人类具有主体性和能动性，与此相应的是在学术层面也没有对动物的主体性与能动性进行理论化[19]。很显然，这些观点揭示了学术界对动物的社会文化实践及其与人类一起建构地理景观的看法还存在一定困难。对此，也有研究者旗帜鲜明地呼吁，不能将动物仅仅作为传统思维认知的支配性资源去看待，更不能对动物及其与人类互动中的能动性实践价值视而不见[20]。
在中国地理学界，倡导“人类”与“非人类”为混合实体的“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思潮在进入21世纪10年代后得到了关注。侧重理论探索与归纳方面的文献，主要聚焦在对超越人类地理学的知识梳理[21]和对动物地理学研究进展的分析[10]；在实证研究层面，野生动物的生命权运作[22]、宠物促进旅游地营建[23]、动物情感劳动与伦理困境[24]等主题得到了探索。中国学者的努力，使人们进一步意识到非人类是透视人地关系的重要棱镜，很难将其与人类整齐地划分为对立的二元世界，这为中国地理学界提供了新的学术视野和研究启发。但总体来讲，鉴于中国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割裂发展的历史事实，人们对上述议题的关注和认知，均有待进一步深化[25]。根据地理学的关系本体论思想[26]，非人类涵盖了从自然到技术的所有物质，而有生命的非人类比无生命的非人类更具有空间互动性和情感共鸣性，因此前者与人类的能动性实践比后者更为复杂，探索此类非人类主体与人类的关系能动性实践，对空间意义的生产价值更具有挑战性和前瞻性。在当今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大背景下，人与动物的日常互动更加频繁，挖掘此类有生命的非人类能动性实践深层结构，以及研究其与人类共同构建地方意义生产的价值，更容易拓展与提升人们对非人类能动性的认识和实践[21]。
基于此，本文提出“非人与人关系能动性–空间叠写–意义生产”命题和假设，并聚焦于一类特殊地理空间研究对象——大学校园中猫（非人）和人的互动文化景观，探讨二者能动性实践及其对空间意义生产的价值。空间叠写是空间主体在不同时期对原有空间意义进行的能动性生产与建构过程。案例地猫作为能动性实践主体，具有对校园教育空间意义鲜明的叠写事实。本研究探索的问题是，非人（猫）和人是如何展示关系能动性以及如何一起塑造了空间意义？非人与人关系能动性实践对空间意义生产的价值何在？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希望能回应学术界的争论与研究不足，在实践上促进对人与自然混合共存教育理念的升华，并为更大范围内人与自然关系能动性的跨尺度议题讨论提供借鉴。

1 研究对象、过程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概述及选择原因

研究选取的对象位于江苏省南京市N大学W校区。2010年以来，该校区“猫（非人）与人–空间互动–意义生产”景观文化成为人们关注和讨论的热点。据统计，常年约有80只猫活动于校园主楼广场、教室、超市门口、宿舍区、大学生活动中心等地理空间。平时在路上，也经常能碰见猫（FT01-WXY-A①(①全文访谈编号规则如下：“FT”为访谈资料符号标识，“01”为首个被访谈者序号（以此类推）；“A/B/C/D”为访谈次数，两者之间大写字母表示被访谈者，出于调研伦理考虑，正式编号时以姓名首字母代替。)），尤其是被大学生总结为“不太注重身材管理的女明星‘奶牛'、机智老师‘铁蛋'、调皮的‘图图'、机敏门卫小‘橘猫'、博学管理员‘小黑'、吃货厨师‘坏坏'、美丽的‘猪咪'与‘三花'”等猫咪，塑造了一个又一个具有启发和教育意义的个体和集体记忆，以及中国大学校园独特的非人与人互动中的文化地理景观。
选择上述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以下原因：其一，案例地具有诸如与“动物科技”“流浪动物关爱”等相关机构，为流浪猫健康护理提供了科技支撑和爱心平台，猫的空间群聚性及其与人互动景观比其他地方更突出，为长时段观察和研究非人与人关系能动性实践提供了一个较为理想的实验场景。其二，在中外传统观念中，人们对猫及其空间能动性认知存在很多隐喻。在国外，猫被看作是兼具太阳神和月亮神的“圣兽”[27]，甚至有供奉“神猫”的猫寺。在中国古代，猫因凭借抓鼠本领受到宠爱，民间对猫的吉祥寓意也一度被人们重视，受宠之猫一跃过上“睡美人于怀中鱼肉食之”的安逸生活，“贪玩”“懒散”等负面隐喻也经常出现。在近代文学和日常观念中，猫甚至被用来映射阿臾奉承或奸诈之物，“媚态之猫”“不够忠诚”“奸臣”等说法也成为人们对猫的贬义评价。人们对猫的能动性存在褒贬不一，在客观上影响了对猫作为非人能动性实践及其价值的科学认知。通过研究猫作为非人与人关系能动性实践对空间意义生产的价值，能提供比较客观的判断依据，有利于弥合认知疑惑。其三，研究微观地理尺度的非人与人关系能动性实践，有利于调适校园教育空间中的人与非人类网络关系，同时可通过地理学尺度转换原理，带来更大宏观层面的思考。

1.2 研究过程和方法

研究调研时段为2019—2022年，历时4 a，主要访谈对象为大学生，辅以教辅人员。在观察周期上，涵盖了大学生“进校前–在校学习与生活期–毕业离校”3个时段，该时段能囊括所有受访者在同一空间完成学业周期内与猫（非人）互动的完整数据。具体使用了3种方法：① 田野观察法。利用闲暇记录人–猫互动特征及规律，发现人–猫互动背后隐含的地理空间秩序。 ② 跟踪访谈法。依据人本主义地理学访谈经验，对不同时段大学生等主体进行跟踪访谈，采用“探索性/饱和”和“验证性/认同”方法对资料进行收集、编码和分析，信息首次出现标识为重点对象，并对不同时段内对同一对象或不同对象进行信息验证性检验，以保证“数据”的信度和效度。4 a累计访谈346人。③ 质性研究法。采用资料编码提炼、文本整理和话语分析等研究程序，对前期收集的素材进行综合提炼与归纳，探索非人（猫）与人关系能动性实践及其对空间意义生产的价值。

2 非人与人互动中的能动性实践及其价值

2.1 地理想象与地方意象的生产

地理想象意指人们对已知或未知、已到或未到之地的信息进行加工、改造和表征，并对未知地方形成新意象的心理过程[28]。受传统物质和精神二元划分影响，精神想象是人们认知地方的重要工具和媒介，猫作为中介起到了推动作用。“来上学之前，就对这里的猫有所耳闻……是比我高一届的老乡分享给我的……我就惊叹于各种各样的猫，也好奇那么热闹的人猫互动场景……（FT07-ZS-A）”。可以看出，在非人能动性塑造地方形象方面，猫充当了一种“文本语言”，有意无意地生产了人们对地理意象的诗意想象。“因为经常上热搜，听说那里的猫会监考、会查宿舍、还会陪学生读书……那一定是一个有趣且和谐的地方（FT08-LLO-B）”。表明猫作为非人能动者正是通过对他者赋予的意义、想象和共情互动，成为外界熟知的对象物和感知物，人们以此建立了一个“想象的地方”。
人们对地理空间的想象，常常会借助新媒体技术并依赖媒介对地方形象展开建构与协商。“通过B站、微信、公众号、抖音等，看到猫在教学楼前嬉戏，宿舍楼下打盹儿，图书馆外进食……这些信息使地理想象和地方认知更加全面、饱满和透彻（FT11-KKL-C）”。这说明，非人能动性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通过科技变革赋权媒介，塑造了人们对未知空间的期盼，强化了目的地的地理符号与景观意象。猫作为非人能动者，凭借自身色彩、形态以及空间行为等能动性，通过对未知空间内容和意义的叠写，唤起人对未来空间的情感，塑造了主体不在场时的共时性空间关系，对外界传递了非人能动主体影响地方意象建构的事实。

2.2 关系能动性场景实践及不同尺度空间具身体验

在场实践强调特殊环境中人与非人双向互动及在情境深度融合时人们所获得的身心一体化体验。在场实践强化人们通过视觉、触觉等具身感知获得在地沉浸感、愉悦感和满足感。“第一次离开家乡来外地上学，常常让我惶恐与不安。大一每天看似把生活填满了，但经常会莫名地焦虑，是‘橘猫'让我感受到欢乐（FT13-MXY-C）”。人在陌生环境中，更容易形成与地方之间的某种张力。猫作为能动者，通过能动性权力展演与人互动，对初入空间者的地方不适感进行了调适。这表明，与有研究者认知的人与动物情感是一种单向性的观点相比[29]，猫作为非人与人互动中的情感更具有鲜明的双向性和流动性，情感通过亲密接触而更好地流动，亲密接触中猫给人的各种“萌态”以及猫与人互动中利他主义式的“共情”等，构成了情感流动性生产的权力要素。非人与人关系能动性共同组织着空间，充盈了空间的生活内容和意义，延展了人们的内心世界，折射出环境存在于人的心理反映，最终形成了人情感意象中深层世界结构。
猫作为能动者，还体现在更大尺度的空间实践中。FGA谈到，“某次课程结束后，‘铁蛋'突然跳到桌上，舔我的包，感觉它的眼神有一种莫名的坚定，我就突然想到了‘猫生'，也想知道关于它更多的故事（FT21-FGA-D）”。这意味着在“人–物–空间”互动生产中，情感的流动性还会产生出更高级的地理空间移情的内部性。与空间相比，地方是一个能够沉淀的情感价值中心，非人能动性在其中具有重要作用。“我有时看路边猫咪在太阳下舔舐爪子，会把提前准备好的‘猫条'（猫食）投给猫，此时往往会有更多猫跑过来，引来更多围观（FT27-LOP-A）”。猫与人的关系能动性实践，其价值在不断促进传统空间实践的人本主义转向了人文−自然网共生主义；人与非人要素共同营造了地方之感，最根本的贡献在于创造了“我们”和建立了“我们”对空间牢固的“整体感觉”，这对现代自然环境教育观念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在流动的现代社会，现代性带来的无形压力常常渗透于不同时空。“大一暑假后我回学校，心情有些沮丧。在去生科楼取材料的路上，我听见‘橘猫'喵喵喵地叫，就过去摸它软绵绵的毛，它看着我，眼睛像一块宝石，一路跟着我，我心都要化了（FT31-WYM-B）”。猫通过主动展演自己的能动性，宣示了自己的存在，说明非人的空间权力展演作为主体间能动作用力的生产过程，同时也塑造了人与非人空间间性和特殊的人地关系。类似情况也在大学生群体得到了印证，“去北门取外卖，北区的猫也会跑过来喵喵喵地对着我，我就会联想到社会上需要救济的人。猫使我明白，我要去帮助更多的弱势群体（FT35-ZJY-B）”。由此可见，非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流动，不但有助于缓解现代社会给当代人带来的精神压力，而且对教育空间场所精神、个体心理感知及其空间道德感提升也具有深刻的内在影响。
在单调的日子里，人的生活总是充满看似“重复”和“琐碎”的内容。猫对大学生日常生活的调适具有建构作用，具体过程表现在日常人际交往与空间互动中。“我的朋友们喜欢在朋友圈发猫的照片。我总会羡慕和感叹，真好啊（FT38-ZYF-B）”。非人能动性通过照片传播在空间主体间的共在情感和生成情感过程中起到了媒介作用，而这些情感有利于校园地方性的营造。OOP认为，“一次惺惺相惜的‘点赞'，一条心血来潮的‘评论'，使我感到温暖（FT40-OOP-B）”。这说明，猫的能动性在延伸个体内在情感的同时，也在通过情感的流动性不断建构着人际空间的关系。“通过猫带来的微信互动，使我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跨专业朋友，我们也因为猫而相互了解和熟悉（FT41-SSY-B）”。这说明互联网信息技术发展对生活的渗透，使非人能动者塑造的空间成为生活视觉表征的空间，人们也愿意将日常生活中人猫互动体验以虚拟的方式进行分享，重塑虚拟地理空间的边界。
从私密的身体空间、宿舍空间到教育空间和更大的虚拟网络空间，猫与人关系能动性实践对空间和地方的塑造具有不同作用和含义，在较小尺度上主要聚焦于心理情感交流，在中大尺度表现为增加生活趣味和拓展公共界域，猫（非人）与人互动价值均对传统教育和知识生产的效能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

2.3 非人与人能动性互动及地方与跨地方建构

在人们传统认知中，大学校园是令人向往的象牙塔，但事实上也是一个充满冲突的结构性空间。繁忙、单调、快乐、忧伤、平静……一日一日，充斥其中。“我是北方人，今年大二了，还是不太适合南方气候，有时也会有同学之间的紧张，感觉饭菜不合口味等；但猫好像是亲近自然的一种替代，在校园与猫的不期而遇，都使我内心负面情绪一扫而光（FT44-LEP-A）”。猫与人的能动性互动说明，非人与人关系能动性实践体现出强烈的跨地方建构性，这对人们的跨地方依恋方面具有支撑性。猫作为地方情感的生产者和传递者，与人一起在异地能营造出属于“我们”的地方，而这是地理学跨地方认同知识的重要来源。
随着中国国际化理念的提升，跨国合作并扩大教育对外开放成为现代教育实践的重要举措。一位马来西亚的留学生认为：“由于新冠疫情原因，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回学校，但远在他国最怀念的还是一只只被师生们养胖的猫（FT57-MLIYT-B）”。猫的能动性在跨地方空间认同与建构方面的粘合作用可见一斑。“虽然在异乡上学，但猫使异乡不再是异乡！这种感觉影响了我对校园文化甚至中国的认同（FT58-LOIUY-A）”。正犹如Cresswell所言，当人们赋予空间以意义，并以某种方式附着其上，空间就成为了一个地方[30]。非人与人互动构建了特定情感空间和有意义的地方，情感的流动性影响着人们对空间的认知，并会促使人们赋予空间特定的隐喻与内蕴，这对促进人的跨地方认同和建构也具有多重含义。

2.4 非人能动性实践对人的恋地情结与社会责任

非人与人互动还塑造了人们对大学校园及所在城市的恋地情结。“我今年大四了，和猫在一起的几年，感觉被照顾的是我，这种精神依赖有时候真是一份情感寄托（FT38-ZYF-C）”。或许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个猫，一个属于自己的校园（地方）。一位退休教师也认为，“即使再过10 a，肯定还会想起校园可爱的猫。猫对我的情感反馈，会给我带来一个深层结构的情感世界观（FT48-WZY-B）”。这些体验凸显了人地关系的深刻性、复杂性以及当代教育空间拓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事实表明，非人与人关系能动性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种有待重视和挖掘的自然与人文融合的教育资源。“在校园久了，难免和自然疏离，猫颇有自然之静气，亲近猫使生活更加舒缓，它们不争不抢，安静沉稳，就好像是一份自然的寄托（FT21-FGA-D）”。猫在建构着自然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在建构着人们心目中的“地方文化”。猫以某种方式依附于空间，它们又都是空间叠写和地方意义的创造者。“……翻看以前的照片或微信，想起和猫在一起的日子，让我一直充满动力（FT43-LLC-C）”。由此可见，猫就像空间中的他者导向，为人们提供了空间力量，又在生产着新的空间和地方，这些促进了人们对空间共同体的忠诚感和认同感。
“毕业在即，我将要踏上远方的征程。我也将永远铭记毕业时的誓词：用我的科学知识和技术，保护动物健康，减轻动物痛苦，保护动物资源，促进公共健康和发展医疗知识，为社会作贡献……（FT64-AAQ-B，FT70-LKJ-A）”。这说明，相对于动物伦理理性原则对动物的主体性本质争论，情感原则在处理人与动物共情关系以及培养社会责任感时更具有建设性，“动物拥有和人类平等的生存权”以及“人与动物共同创造世界”的准则，在非人与人互动和认知中能得到更深刻的阐释。
通过上述对人猫互动的“入场实践、在场实践和离场实践”3组时间镜头观察发现，猫的世界不只有“喵喵叫”，猫与人的关系能动性实践具有丰富的社会文化信息，塑造的社会空间是一系列要素生产的结果，而不是简单的要素排列[31]。“非人与人关系能动性–空间叠写–意义生产”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人与非人互动中通过地理想象与意象生产，具身互动、场景体验与情感传递，媒介连接、回忆与体悟等，在情感的双向流动中建构并生产了地方，创造了地方认同、恋地情结和社会责任感（图1）。
图1 非人与人关系能动性实践及其对空间意义的生产

Fig. 1 Non-human and human relationship agency practice and its production of spatial significance

事实证明，能动性不是人类所独有的特性，猫作为非人类主体也具有较强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是猫作为非人类影响人类或被人类影响的能力，存在于关系中，存在于实践中，是人与非人类互动与协商的结果。猫与人的关系能动性实践，是生产地方的主要力量，能够塑造丰富的地方意义和价值，非人类与人类并非分裂的二元世界，而是空间叠写和意义生产中的重要“行动元”，这为人们拓展认知世界的方式提供了新思路。

3 非人与人关系能动性实践讨论

3.1 非人与人关系能动性实践对空间意义的价值认知转换

在传统认知中，人们关于猫（非人）的文化隐喻知识具有较强的社会建构性。有受访者认为：“自己喜欢猫的软萌可爱，但不接受它的性格特征，因为猫的隐喻有很多负面内容（FT73-MMO-D）”，“在光线强的时候，猫会把瞳孔缩成一条线，让人感觉具有攻击性，自然对猫会产生不好的认知（FT74-ZR-D）”。本质上这是在反对实证主义在解释社会心理现象时所持有的观点。但是，研究也发现存在较为温和的认知倾向。有人认为：“我对猫的情感一直在变化，通过更多案例，也在慢慢尝试和它接触（FT75-PYL-B）”。上述结构化的认知表明，人们对猫的观念受制于传统社会建构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人与猫互动中存在着冲突中的协商，具有转向为和谐共处的可能性。这说明，人与非人具有抽离的一面，也具有融合的一面。传统话语的表征容易陷入知识先验性的建构主义中，而融入特定环境中的非表征知识能较好地克服建构主义知识的不足，理解其内涵并挖掘转化机制，对如何更好地指导“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建设具有推动作用。

3.2 非人与人关系能动性实践知识比文化隐喻知识更具有科学性

通过研究证明，人类关于非人能动性的知识生产，需要在更加科学的范畴中弥合传统认知与分歧，并积极应用于地理空间和社会实践，这对超越传统知识的固有认知非常重要。在地理学以往关于地方性形成机制的研究中，目前比较公认的结论有结构主义和人文主义两种类型。结构主义地理学认为地方性的形成机制是区域之间相互关联的功能需要，人文主义地理学认为是主体对地方的情感需要[32]。但是，以往对地方性形成机制的媒介变量到底如何促进空间生产、空间关系建构以及地方性营造的讨论还比较少，对人通过非人能动性实践的媒介变量导向并促进地方性形成的研究更少。大量事例和经验表明，创造地方必然涉及到对外在事物的界定，非人媒介无疑是承载信息和价值且亟待重视的创新力量。从此角度讲，通过媒介介入的地方性生产机制的新发现，能延伸传统地理学的研究成果，对唤起地方和营造地方具有深刻意义。

3.3 非人与人关系能动性实践促进教育渠道及边界的延伸

在中国大学的传统教育模式中，师生通过以围拢的教室空间为中心进行知识互动，课堂实践路径是知识生产的主渠道和主平台。具体操作层面，教师基于特定教学理念，采用与内容匹配的教学方法组织学生，将教学大纲规定的知识目标以稳定的、简化的形式表达出来；知识接受者通过现场听讲和身心体悟，对知识进行消化和处理；知识生产的媒介对上述主渠道以支撑和补充形式出现。这一实践模式将课堂教学空间看作教育实践的主场地，围绕课堂组织的师生主客体自然被看作是通常意义上的教育能动实践者，知识生产主体的地理学特征更多地体现在“人（师）–人（生）”关系中。本研究得出的知识认为，教育能动实践者也应该包括非人类自然环境、设备设施、建筑物景观，尤其不应该忽视活动于校园空间内有生命的非人类自然物。这一研究也契合了新文化地理学“物质地理”新范式倡导的理念，自然等非人类是创造地理空间生产的重要载体和社会文化意义能动性的生产要素，在塑造空间的同时也在营造着地方，新场所精神和地方意义在此生成[33]。在后人文主义地理学中，新理念承认“空间万有”共生的哲学事实，倡导空间能动者的生产应该用“本体生成”替代传统表述中的“本体存在”思想[9]。这说明，应该重视超越传统教育环境中“人（师）–人（生）”关系之外的更多非人与人关系能动性力量。

4 结论与启发

4.1 结论

在传统思维倾向中，人们将人类看成是地理环境以及关系生产的绝对主导者和能动拥有者，非人类的能动性和重要性一直没做得足够重视。后人文主义思潮和“空间转向”“文化转向”等新范式兴起后，人们认为非人与人在地理空间有序排列并按能量交织，都具有能动性，承认非人与人关系能动性并将其定义为“行动元”比“行动者”更加科学。本研究证明了非人能动性的存在，证实了非人与人类互动共同营造了地理空间和地方的价值。这一思想较好地回应了学术界的相关质疑，对重新思考和拓展非人与人关系能动性实践具有突破性意义。
人以非人能动性为媒介，通过地理想象、具身能动、情感传递、媒介连接与回忆等，可重构空间并使空间生产地方，同时在深层结构上创造（跨）地方认同、恋地情结和社会责任感。非人是教育空间中新的关系性存在者，非人与人的关注能动性实践，通过非人自身的外貌、行为等特征以及与人互动中的“共情”等，构成了情感流动性生产的权力要素，可以塑造空间的价值和意义，使人既能达到自然生态教育效果，也能增进空间和地方的身份认同；地方自身的特性营造和人们对地方的依恋感，其意义在于通过生成具有社会文化意义的地方来超越传统地方的界限，进而体现教育意义上的“进步的地方感”。
空间和地方不是冰冷的，承载着非人与人关系能动性实践衍生出来的流动性情感。教育空间作为特殊微观地理空间，以往主要在“人（师）–人（生）”关系层面互动。现代教育空间营造中，应积极对知识生产的自然媒介作为共同体能动者和地方新形成机制进行重新认知、界定和利用，非人类作为能动者对地方空间的营造具有不可割裂性和剥离性。本研究呼吁，重视非人与人关系能动性带来的新教育生产机制和地方营造力量，能突破传统略带呆板的知识生产模式；重新认知非人作为能动者对地理学亲自然行为以及生态文化自觉教育行动，将跨越人文与自然的界线，对提升现代教育综合效能和人的全面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也是对地理空间人地关系互动和地方意义生产的深刻再认识。

4.2 启发

人与非人关系具有复杂性，两者能动性共创世界哲学，值得不断反思。本研究主要聚焦的是对具有生命力的非人类进行的研究，事实上人与非人关系能动性涉及到的范畴相当广泛，诸如对自然环境保护、人与生物多样性、环境伦理、自然教育，甚至日常生活中人与各类物的关系互动等问题的深刻认知，均亟需拓展新思维，非人与人关系能动性实践无疑将会是一个具有延伸性的话题，也由此带来一些新启发。其一，在非人与人关系能动性价值认知层面。传统重视并认为人是能动性主导者的观念，助长了“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不利于挖掘和调动非人与人关系能动性作用，对现代人地关系和谐的调适与处理具有破坏性。自然是人类情感的寄托载体[34]和支撑个体意义的重要媒介[35]，将“自然–人类能动协同主义”作为价值原点和道德评价依据，对更多类型地理空间实践与道德指引将会具有建设性作用。其二，在非人与人关系能动性价值实践层面。在任何空间和地方中，创新意义的生产不是固定和僵化的，而是在能动和结构互动中被建构和发展的。自然–人类能动协同主义是一种重要的空间和地方营造新理念，是推动现代空间及地方意义生产的重要思想。传统自然和人文知识教育和生产的分割性特征较为明显，严重束缚了人们知识的新增长，也非常不利于受育者融自然与人文综合知识结构的塑造。需要通过具有文化意义的行动来消除与陌生空间的存在感和认同感。重视媒介介入对地方形成的强化作用，有利于创新空间文化的再创造。其三，在非人与人关系能动性价值转化层面。当今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需要深入探讨人与非人互动中的关系能动性和价值性，不断挖掘和总结经验，将非人纳入政治决策和社会实践，这对调适不同尺度、不同类型人地关系具有建设性作用。自然（非人）看似沉默，但实质蕴含巨大能量[36]。正如Adams说的那样：“在某种意义上，自然所具有的自然性和能动性是不言而喻的[37]。”这一言语暗示，自然（非人）世界的道德、秩序、美学及其与人类共同参与对世界的表达等问题，在当下应该被前所未有地“列入议事日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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