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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学 >

2024 , Vol. 44 >Issue 6: 1037 - 1049

DOI: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221508

湘赣边区红色村落保护水平的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

  • 王兆峰 ,
  • 张青松 , *
展开
  • 湖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张青松。E-mail:

王兆峰（1965—），男，湖南桑植人，教授，博导，主要从事旅游地理、旅游管理研究。E-mail:

收稿日期: 2022-12-02

  修回日期: 2024-05-19

  网络出版日期: 2024-06-17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1ZDA080)

版权

版权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本刊文章，不得使用本刊的版式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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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ction level of red villages in the Hunan-Jiangxi border area and its impact factor

  • Wang Zhaofeng ,
  • Zhang Qingsong , *
Expand
  • Tourism Colleg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Hunan, China

Received date: 2022-12-02

  Revised date: 2024-05-19

  Online published: 2024-06-17

Supported by

Major Project of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21ZDA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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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reserved ©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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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厘清红色村落保护水平的空间差异性及影响因素，对湘赣边区传承红色基因、赓续民族精神、推进乡村振兴至关重要。通过构建红色村落保护分析框架，依次运用ArcGIS空间分析方法、逐步回归、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究湘赣边区红色村落保护水平的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红色村落保护研究模型包含评价模型与影响因素模型，评价模型涵盖宏观区域保护水平和微观社区保护水平，基于时空特征的区域保护水平是较为适配的模型；影响因素模型包括依据自然地理和社会经济划分的两类基本模型。②湘赣边区红色村落区域保护水平空间分异现象明显，空间分布上呈现“一带–三核心”连片分布结构形态；井冈山市保存率与保存密度均为最高，分别为4.72%、38.52个/万km2。③影响湘赣边区红色村落保护水平的自然地理因素为海拔、地貌、水系、中心市县和交通；社会经济类因素影响效应存在显著空间异质性，就影响程度而言，呈 “文化基底>人口规模>经济发展>产业基础”的位序。

关键词： 红色村落; 区域保护水平; 湘赣边区; 红色旅游

本文引用格式

王兆峰 , 张青松 . 湘赣边区红色村落保护水平的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J]. 地理科学, 2024 , 44(6) : 1037 -1049 . DOI: 10.13249/j.cnki.sgs.20221508

Abstract

Clarifying the spatial variability and impact factors of the conservation level of red villages is crucial to the inheritance of red genes and the continuation of national spirit in the Hunan-Jiangxi border area. By constructing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red villages and applying GIS spatial analysis methods, stepwise regression and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models in turn, the spatial variation are explored in the level of conservation of red villages in Hunan-Jiangxi border area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study finds that: 1) The model for the study of red village conservation consists of an evaluation model and an impact factor model, with the evaluation model covering macro-regional conservation levels and micro-community conservation levels, and the regional conservation level based on spatial and 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being the more appropriate model; the impact factor model includes two types of basic models based on physical geography and socio-economics. 2) The regional conservation level of red villages in research area is clearly spatially heterogeneous, an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shows a pattern of “one belt-three cores” continuous distribution structure, with Jinggangshan City having the highest preservation rate and preservation density, at 4.72% and 38.52 villages per 10 000 km2 respectively. 3) The natural geographic factors affecting the level of protection of red villages in research area are elevated landforms, water systems, central cities and counties, and transportation; there is significant spatial heterogeneity in the effects of socio-economic factors, with the degree of influence showing a ranking of cultural base > population size > economic development > industrial base.

Key words： red village; regional protection level; the Hunan-Jiangxi border area; red tourism

红色村落是乡村聚落的特殊形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和战争时期所形成的纪念地和标志物，以悠久的农耕文化和浓郁的红色文化为底蕴的乡村聚落景观[1]。红色资源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珍贵资源，保护是首要任务[2]。以村落为革命遗产生存的空间载体和红色文化传承的基本单元，是红色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关键支撑，广泛分布于革命老区、偏远山区和农村地区。然而，在城镇化与农业农村现代化浪潮中，红色村落原生系统受损，历史符号被轻易破坏、扭曲与篡改，部分面临损毁甚至消亡的严峻形势[1]，足见，提升红色村落的整体保护水平迫在眉睫。2021年国家发改委《湘赣边区域合作示范区建设总体方案》（https://www.ndrc.gov.cn/xwdt/tzgg/202110/t20211020_1300105_ext.html）提出，湘赣两省要共同传承红色文化，推进革命文物集中连片保护利用；党的二十大报告（https://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再次强调，要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用好红色资源。在乡村文化振兴的战略导向下，探明红色村落保护水平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对于推动红色村落的整体保护与科学利用，推进革命老区乡村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迈向多维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乡村聚落保护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从2003年设立“中华历史名村”，到2012年开始普查和评选中国传统村落，逐渐吸引了建筑、经济、地理和旅游等领域学者，探索其乡土建筑[3]、文化景观[4]、格局风貌[5]和非物质文化遗产[6]的保护途径，或聚焦于乡村性[7]、脆弱性[8]、乡村韧性[9]、旅游适应性[10]等社区单一属性研究。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引导下，部分学者从保护模式与保护主体构建进行再思考[11]，总结出“自上而下”政府主导型、“自下而上”社区自我发展型的保护模式[12-13]，提出兼顾物质载体和非物质文化的整体性保护路径。红色旅游作为一种新兴的旅游形态，在推动产业转型、增强文化自信、拓展增收致富渠道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4]，成为乡村传承保护和活化利用的重要载体[15]，相关研究主要以红色旅游资源、景区和群体等为研究对象，探索红色旅游资源构成要素与网络关注度[16-17]、红色旅游景区开发模式与空间分布结构[18-19]、红色旅游地亲客行为与旅游质量[20-21]，研究尺度涉及国家、省域、市域、景区等宏微观层面，但关于红色村落这一特殊空间尺度旅游地的保护与利用研究较为缺乏。村落演化格局和时空特征的影响机制作为本研究的基础性议题，学者们已对此展开有益探索，如针对高原湖泊乡村[22]、中部丘陵乡村[23]和沿海平原乡村[24]等村落类型辨识其地理区位条件、社会经济状况以及各因素之间交互作用的影响效应。
总体而言,关于乡村聚落保护和红色旅游相关研究学者们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红色村落保护框架体系建设薄弱，其发展水平测度、空间格局和影响因素研究相对匮乏。本研究尝试做出以下边际贡献：①研究内容上，尝试性构建红色村落保护框架体系，弥补当前理论研究与实证探索不足，以促进红色村落保护研究体系由零散向系统推进。②研究视角上，针对性开展红色村落区域性保护研究，廓清红色村落保护水平的空间分异性及影响因素，为湘赣边区红色村落传承保护与活化利用提供客观参考。③研究尺度上，选取省际交界区湘赣边中观县域为研究对象，益于突破行政藩篱，推进跨省交界区红色资源集中连片保护和一体化协同开发建设。据此，本研究以湘赣边区域24个革命老区县为例，构建红色村落保护研究模型，探讨湘赣边红色村落区域性保护水平的发展现状、空间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以期为革命老区红色村落开放式保护和振兴式发展提供经验借鉴和客观参考。

1 研究模型与方法

1.1 红色村落保护研究模型构建

1.1.1 红色村落保护水平评价模型

作为传统村落中独特的人文景观，乡村聚落具有本质上的社区属性、附生的遗产属性以及衍生的旅游资源属性[25]，时空上由表及里的核心矛盾，是红色村落保护的关键难题所在。时间维度，关注社区属性的原住民和村集体，提倡进步主义，追求村落面向未来的城镇化发展；关注遗产属性的族群和政府，秉持浪漫主义，突出革命遗产的世代传承；关注旅游资源属性的市场和企业，推崇现实主义，强调红色旅游资源的多维利用。空间维度，利益相关群体聚焦社区属性，试图通过对空间要素和空间布局更新重组来满足现代化的生活生产需求；聚焦遗产属性的利益相关群体倡导空间文化内涵与空间格局的原真性保护；聚焦旅游属性的利益相关群体，摒弃对社区与遗产单一属性的追求，试图寻求合理开发与长效保护之间的均衡路径，实现“居住–景观–旅游空间”协调发展（图1）。
图1 红色村落保护评价模型

Fig. 1 Evaluation model of protection level of red village

依据红色村落多元主体时空维度上呈现不同程度与方向的现实发展需求，构建微观至宏观由社区保护水平和区域保护水平组成的红色村落保护评价模型，最终服务于推动红色村落从物质遗存与非物质遗产层面凝聚文化认同、赓续革命传统和深化国家记忆（图1）。微观层面社区单一属性评价，聚焦于旅游价值、教育价值、居民感知等单一领域，但难以均衡红色村落的多维属性，综合水平评价基于社区发展和遗产保护子系统计算其可持续发展水平和协调发展指数[26]，可衡量特定红色村落的保护水平。理论上可以通过测度区域内每一个红色村落的保护水平，继而评价区域保护水平，但实际推演费时费力。基于可持续发展观的宏观层面整体保护水平评价方法，可直观反映某地区时间和空间维度上红色村落的留存比例，是评估区域村落保护水平更为可行的方法[27]。红色村落宏观保护水平包括红色村落保存率（Pl）、保存密度（Dm）评价和空间分异特征。 Pl从时间维度评价区域红色村落的保护水平，通过区域内红色村落数量与区域内全部村级行政单位数量比值，反映地区在城镇化与旅游发展进程中红色村落的留存比例，可以排除红色村落形成历史因素的影响。Dm从空间维度测度红色村落保护水平，通过区域内红色村落数量与该区域的行政面积比值，表征地区在乡村建设与重构过程中现存的红色村落保存密度。

1.1.2 红色村落保护影响因素模型

革命活动早期受制于政治环境，不得已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深山密林、远离城市和交通干道的省际交界地区，故红色村落往往也位于地形复杂、地势险要、人烟稀少的偏远山区，自然地理条件成为红色村落形成的限制性因素。选取海拔、地貌、水系、中心市县和交通干道作为自然地理解释变量。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外部因素刺激，红色村落内部人口、文化、建筑等要素产生响应性变化，失真与损毁风险激增，社会经济类因素成为影响村落保护的主要因素。合理协调经济发展与保护利用之间的关系是红色村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选取国内生产总值（X1）、人均可支配收入（X2）进行分析[28]；产业发展进程中衍生的市场化、商业化是影响村落保护实施与管理的重要因素，选取旅游总收入（X3）、第二产业产值占比（X4）和第三产业产值占比（X5）来反映产业基础[29]；文化基底是红色村落保护的基础性因素，运用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数量（X6）、国家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数量（红色）（X7）、村落红色事迹数量（X8）表征文化基底[27]；人口规模越趋于正常，村落保护的活态性也会提升，以常住人口（ X9）、城镇化率衡量人口规模（ X10）[30]。
红色村落保护既受独特小环境的影响，也卷入现代化城市发展的大浪潮中，受到自然地理和社会经济力量的共同作用，当以特定的红色村落为案例进行研究时，自然地理类因素发挥主导作用，当分析区域红色村落整体保护水平时，社会经济类因素发挥主导作用，自然地理类主要影响早期选址，发挥从属作用。为此，本研究通过红色村落空间分异、Pl和Dm共同评价湘赣边区红色村落保护水平，并着重分析社会经济类影响因素。鉴于研究区域24县区市山同脉、水同源、区位近，小区域范围内自然地理条件较为相似，参考王淑佳等研究[27]和湘赣边区现实情况，对自然地理类因素进行地理叠置分析，对社会经济类因素采用GWR模型分析。通过地理叠置分析能将同一地区两组要素进行叠置以产生新特征，从而进一步揭示相关关系，而通过GWR模型将样点地理位置嵌入回归参数中，可有效处理空间异质性问题，从而使影响因素分析模型更具适配性和科学性。

1.2 研究方法

借助 ArcGIS空间分析工具，采用最邻近指数分析、地理叠置分析、缓冲区分析、核密度估计分析、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等分析方法，探讨中湘赣边区红色村落保护水平的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运用最近邻指数[31]测度湘赣边区红色村落的集聚程度，进而利用核密度分析[31]辨识其冷热点区。由于红色村落保护的自然地理因素不便使用回归分析，通过地理叠置和缓冲区分析辨识自然地理类因素对红色村落保护的影响。社会经济类因素分析采用OLS模型剔除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的自变量，继而应用GWR模型[32]分析社会经济类因素对红色村落保护的影响程度。

2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域概况

湘赣边区域（简称湘赣边区）位于湖南和江西两省交界地带，总面积5.05万km2，区内常住人口1 172.25万人，涉及9市24县区市，其中一类革命老区县17个，二类革命老区县7个，二类及以上革命老区县占比100%[33]，为湘鄂赣、湘赣和井冈山革命老区的中心区域（图2）。湘赣边区红色资源丰富，截至2021年底，区域内共有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点）155处，其中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点）19处，省级红色旅游景区（点）36处[1,19]。2019年，湘赣边区域合作县市区累计接待游客1.2亿人次，实现红色旅游收入1 050亿元，辐射带动211个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脱贫致富（https://pingjiang.gov.cn/35048/35055/35061/content_1765291.html），红色旅游经济、文化和社会效益充分彰显。作为湘赣地区革命根据地的重点区域，在现代生活方式、技术条件和价值观念的冲击下，却尚未形成安全韧性、多层次和差异化的红色村落保护和发展格局，红色村落保护与利用问题突出。由此，选取湘赣边区为红色村落保护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与代表性。
图2 湘赣边区红色村落研究区域

Fig. 2 Study area of red villages in the Hunan-Jiangxi border area

2.2 数据来源

红色村落数据中，依据湘、赣二省自然资源厅发布的《湖南红色旅游地图》①(①http://www.hnpgc.com/hnly/ [2022-06-05])和《江西省红色旅游地图》②(②http://bnr.jiangxi.gov.cn/art/2021/7/5/art_30135_3471241.html [2022-06-05])，提取包含红色旅游景点的村落（截至2021年12月30日），筛选剔除位于城镇中的村落，通过MapLocation坐标拾取工具获取红色村落地理坐标，经纠偏处理后获得湘赣边区红色村落POI（图2）。行政区划数据来源于自然资源标准地图服务网站（http://bzdt.ch.mnr.gov.cn/）。地形数据为30 m分辨率的数字高程数据DEM③(③https://urs.earthdata.nasa.gov [2022-06-09])，地貌数据来自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④(④http://www.igsnrr.ac.cn/ [2022-06-09])，水系数据来自ArcGIS Online最新数据⑤(⑤https://www.arcgis.com/home/index.html [2022-06-06])，公路数据来源于OpenStreetMap地图网站最新矢量数据⑥(⑥https://www.openstreetmap.org/ [2022-06-06])。社会经济类数据来自2021年各市县区统计公报与政府网站，其中人口数据为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http://www.stats.gov.cn）。需要说明的是，研究区内国家级、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数量（红色）多为旧址、遗址、故居或纪念馆等形式的单个实体单位，与红色村落本身不存在相关性。

3 结果分析

3.1 湘赣边区红色村落保护水平空间分异

3.1.1 湘赣边区红色村落分布

1）空间分布类型。运用ArcGIS平台“平均最近邻”分析工具，分别得出湘赣边区红色村落实际最近邻距离1.493 km，理论最近邻距离1.808 km，P值为0.018，Z得分–2.361，最近邻指数0.825<1，信度检验显著，表明红色村落呈现集聚分布特征。进一步采用Voronoi多边形变异系数CV对最近邻指数进行检验，结果显示Voronoi多边形变异系数值为97.60%，远大于集聚型边界值64%，说明红色村落集聚分布特征较为典型，也凸显出该地区红色村落连片保护利用的可持续发展潜力。
2）空间分布均衡性。为进一步辨析湘赣边区红色村落均衡态势，依据各县区市红色村落所占区域比重逐次递增排序，计算累计百分比，结合洛伦茨曲线检验空间分布的均衡程度。图3显示洛伦茨曲线始终位于均匀分布线下方，呈现出凹形实线，再次佐证湘赣边区红色村落分布集聚特征明显。从非均匀分布曲线来看，汝城、浏阳、井冈山、宜章、炎陵、莲花6地是红色村落分布的重点区域，上述湘赣边区25%的行政区域红色村落总数接近研究区的60%，崇义、遂川、上栗、桂东、安源5个县区市所占比重仅为4.43%，红色村落空间分布的非均衡性特征突出。
图3 湘赣边区红色村落空间分布洛伦茨曲线

Fig. 3 Lorenz curve of red villages in the Hunan-Jiangxi border area

3）空间结构形态。通过图2可初步发现，红色村落在湘赣两省交界处呈集聚分布特征，为辨析红色村空间分布结构，对红色村落进行核密度分析。图4a显示湘赣边区整体上呈现出“一带–三核心”连片分布结构形态。以省级界为“一带”串联井冈山–莲花、汝城–宜章和浏阳–铜鼓“三核心”红色村落热点集聚区。其中，核密度值最高的井冈山–莲花热点区贯穿湘赣省界，次高的汝城亦邻近省界，浏阳东北部热点集聚区亦紧邻省际交界地带，说明省际交界地区红色村落分布相对集中，远离省级界、交通便捷的腹地则分布较少。红色村落的形成与分布受各地区位特征、交通条件等因素影响较为明显。
图4 湘赣边区红色村落核密度、保存率和保存密度

Fig. 4 Nuclear density, retention rates and nulear densities of red villages in the Hunan-Jiangxi border area

3.1.2 湘赣边区红色村落保护水平空间分异

1）红色村落保存率。湘赣边区红色村落全域平均保存率为0.96%，区域内部存在显著空间差异（图4b）。井冈山（4.72%）和汝城（2.59%）保存率最高，而遂川（0.65%）、桂东（0.69%）片区内保存率较低，但其片区外围县市区保存率相对较高，如炎陵（1.49%）和上犹（1.53%），空间上在浏阳、井冈山、汝城地区形成高值集聚区，低值区则散乱分布于区域内。湘赣边区共有7个地区保存率高于平均值，其中，一类革命老区6个县市区均位于高值集聚区，而二类革命老区仅一个且处于高值集聚区外围，一类革命老区作为革命和战争时期的核心区域（如井冈山、汝城），一方面革命遗址、遗迹、事迹等红色资源客观遗存更加丰富，另一方面革命文物普查与连片保护工作开展时间更长（如井冈山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因此红色村落保护效果相对较优。
2）红色村落保存密度。湘赣边区红色村落全域平均保存密度为10.12个/万km2，将保存密度按照自然断点法划分，呈显著空间差异（图4c）。保存密度高值区主要集中于湘赣边区中部和南部，低值区则呈随机分布的空间特征，具体来看，井冈山、汝城和莲花保存密度最高，该类地区为仅有的红色村落数量高于25个/万km2的3个县级行政区；遂川、上栗保存密度较低，均不足1个/万km2。从革命老区类型来看，二类革命老区保存密度虽落后于一类革命老区，但其排名相对于保存率而言位次有所提升，如莲花、湘东和芦溪3地，表明一、二类革命老区之间保存密度呈现相对均衡的差异化格局。

3.2 湘赣边区红色村落保护水平的影响因素

3.2.1 自然地理因素

1）海拔与地貌。湘赣边区红色村落在罗霄山脉南北之间分布差异明显，自慕阜山向南依次形成九岭山、万洋山和诸广山3个高密度区，随着海拔的升高红色村落密度呈现递减趋势（图5a）。具体来看，海拔<200 m、200~400 m和400~600 m分别分布28.26%、36.96%和26.08%的村落，仅有8.70%的村落位于海拔600 m以上的山地。从地貌类型看，红色村落60.87%分布于小、中、大起伏山地，23.91%分布于丘陵地带，15.22%分布于平原和台地，随着落差的降低分布呈现出递减的趋势；从局部小环境看，落差较小的丘陵和小起伏山地区域分布着41.30%的红色村落，说明红色村落多分布于高落差地区的低落差山区，这在平江、浏阳、莲花和汝城4地比较明显（图5b）。湘赣边区山脉纵横、自然条件优越，为红色村落培育与发展提供了必要基础，连云山、九岭山、诸广山等山脉的山前区多与村落接壤，战争上的地理优势与片区良好的群众基础使其成为中国开展革命活动的重点区域，留存了大量红色遗址遗迹，是红色村落的重点保护区域之一。
图5 湘赣边区红色村落海拔、地貌和水系分布

Fig. 5 Overlay of red villages with elevation, landform and river system in the Hunan-Jiangxi border area

2）水系。将湘赣边区红色村落与四级、五级水系[27]进行叠置分析发现（图5c），28.26%的红色村落分布在5 km缓冲区内，17.39%分布于2 km缓冲区内，约1/3分布于四级和五级水系缓冲区之内，尤其是在下游地区红色村落分布多。从局部来看，五级河流中红色村落分布较多（5 km、2 km缓冲区内分别占比19.57%、10.87%），在四级河流中分布明显减少（5 km、2 km缓冲区内分别占比8.69%、6.52%）。究其原因，一方面四级及以上河流水流量大，易发生暴雨洪水等自然灾害，不利于村落的长期保存；另一方面五级河流水流流速较缓慢，利于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也方便大规模部队行军。水系是聚落居民生活的基础，小型河流下游地区水流平稳、能满足基本农业生产需求，更有利于村落延续。
3）中心市县。利用省会城市90 km、地级市60 km以及县级行政区域15 km构建“省−市−县”都市辐射区（图6a）。结果显示，6.53%的红色村落位于90 km省会城市辐射圈内，30.43%处于60 km地级市辐射圈内，32.61%处于15 km县级行政区辐射区，在“省−市−县”辐射圈内随着距离的缩小，红色村落呈现递增的分布规律。然而，从地理空间距离来看，红色村落呈现远离城市群和大都市的趋势，69.57%的村落距离城市超出60 km，67.39%与县城距离超出15 km，这是革命初期中国共产党“将农民视为革命主体力量”革命思想和“农村包围城市”新道路在湘赣边区空间上的重要体现。湘赣边区地处湘赣两省外围地区，区域内红色村落具有典型的革命老区“边、远”特点，却也因此村落的红色遗产避免了大面积的消亡与侵蚀，为日后村落弘扬红色文化和发展旅游经济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财富。
图6 湘赣边区红色村落与中心市县和交通干道叠置

Fig. 6 Overlay of red villages with central cities and arterial roads in the Hunan-Jiangxi border area

4）交通。位于两省交界处的湘赣边区以山地、丘陵居多，公路是主要的交通方式。以高速、国道、省道和县道绘制公路密度图并与红色村落叠置分析（图6b）。依据自然断点法将公路密度由低到高划分为6个区间，涵盖的红色村落依次为13.04%、13.04%、21.74%、26.87%、17.39%和7.92%，红色村落在中值区分布最密集，低值区分布次密级，在高值区分布比较稀疏，湘赣边区红色村落多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所留存的村落，此时革命处于弱势地位，红色村落多位于交通可进入性和可达性较低的山区。远离交通干道易产生空心化和非农化问题，邻近却面临城镇化和现代化扰动，适度的距离能保障村落维护与利用的基本条件，也可减缓城镇现代化对红色村落的冲击。

3.2.2 社会经济因素

利用逐步回归对选取的指标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显著性检验和指标剔除，将显著性水平设置为0.1，置信区间为90%。OLS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影响因素模型中通过显著性检验（P<0.05）的指标为经济发展、产业基础、文化基底、人口规模，且各影响因素VIF值均小于7.5，说明模型未出现冗余变量，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表1 OLS模型回归分析结果

Table 1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of OLS model

变量 区域红色村落保存率 区域红色村落保存密度
标准化系数 t P VIF 标准化系数 t P VIF
　　注：**表示P<0.05，***表示P<0.001；空白为无此项。
经济发展 –0.524 –3.554 0.002*** 1.297
产业基础 –0.377 –2.142 0.044** 1.032
文化基底 0.809 6.496 0.000*** 1.000 0.627 3.825 0.001*** 1.000
人口规模 –0.535 –4.298 0.000*** 1.084 –0.517 –3.157 0.005*** 1.084
模型指标 R2：0.570；AICc：–12.537；P：0.000 R2：0.403；AICc：4.184；P：0.000
将以上因素标准化后进行GWR回归，该模型运行的前提是要素存在空间相关性，如果存在空间相关性，则不满足OLS模型建立的先验假设，传统的OLS模型估计有偏差。运用GeoDa软件对湘赣边区红色村落保存率与保存密度进行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显示Moran’s I指数分别为0.233、0.218，通过0.0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湘赣边区Pl和Dm存在较为明显的空间集聚性，满足GWR模型运行条件。GWR模型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R2均优于OLS模型回归结果，同时两模型AICc值相差明显大于3，再次验证具有较低AICc值的GWR模型拟合度更优。依据GWR回归系数绝对值排序，Pl模型为文化基底>人口规模>经济发展，Dm模型为文化基底>人口规模>产业基础，各影响因素对红色村落保护影响程度与方向各不相同。
表2 GWR模型回归分析结果

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of GWR model

变量 区域红色村落保存率 区域红色村落保存密度
平均值 负值比 平均值 负值比
　　注：保存率模型R2：0.701，AICc：–19.943 ；保存密度模型R2：0.496，AICc：0.125；空白为无此项。
经济发展 –0.073 100
产业基础 –0.150 100
文化基底 0.761 0 0.622 0
人口规模 –0.428 100 –0.454 100
1）经济发展。地区生产总值与保存率呈负相关，说明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红色村落保存率。回归系数绝对值由南向北逐渐减小（图7a1），其中，北部的浏阳、平江、修水受经济发展影响较小，南部的宜章、汝城、遂川受经济发展影响较大，与北部地区不同的是，湘赣边区南部位于经济更加落后的革命老区，居民收入增加多用于日常的生产生活，用于村落修缮、维护与景观活化的资金有限，建筑年久失修、风貌不断变迁、文化景观无人问津，红色村落逐渐走向衰败。经济发展与保存密度无显著相关性，对红色村落保存密度影响不明显。为此，红色村落可以结合经济与旅游等相关产业发展福利，全面评估系统风险，在保护中开展经济活动，以更贴合实际的平缓方式实现村落的可持续发展。
图7 湘赣边区社会经济因素回归系数分布

a为保存率，b为保存密度

Fig. 7 Regression coeffici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factors in the Hunan-Jiangxi border area

2）产业基础。在保存密度模型中，第二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呈现较强的负向作用，其回归系数自北向南逐渐递减（图7b1），空间维度上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加剧了红色村落消亡与侵损。工业化为城镇化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促使城市群和都市圈用地范围的不断外延，逐渐吞没红色村落有限的空间载体，改变古老村落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同时工业化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城市，村落空心化水平提高，促使内生发展活力降低。湘赣边区红色村落主要位于山区，在工业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城乡融合进程的加快使红色村落面临外部因素强力冲击，加剧红色文化变异与村落原真性流失。
3）文化基底。国家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数量（红色）与保存率和保存密度均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回归系数平均值最大，说明文化基底是影响红色村落保护最显著的因素。保存率和保存密度模型中，回归系数分布保持一致，高值区位于区域南部，低值区则位于北部，地区之间分异显著（图7a2，b2）。可能的原因是：其一，革命文物是红色精神内涵的外在物质表现，当物质层面得以较好地保护，更益于内在精神文化地延续；其二，湘赣边区革命根据地是全国重要的革命策源地和发源地，群众基础较好，居民通过言传身教传播红色事迹、参与红色遗产保护；其三，文物重点单位为政府管理和建设项目，是政府对红色村落保护态度的微观体现，保护对象不仅是村落建筑，也包括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地方政府支持成为最可靠保障。
4）人口规模。常住人口与保存率在区域内整体呈负相关，回归系数绝对值由北向南逐渐减小，保存密度模型中其值更小，但分布特征基本相同，在自北向南减小的同时呈现依次递减的负向作用（图7a3，b3），表明人口规模对红色村落保护存在明显的负相关特征。人口集中的地区往往地势较平坦，利于产业集群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推进，湘赣边区北部区域为全国花炮产业、瓷器产业重要集聚区，经济效益促使区域现代化水平提升，导致红色村落异化概率上升；人口密度低的南部区域，区内海拔高、产业发展单一、城镇化进程相对滞后，更有益于红色村落的保护。

3.2.3 湘赣边区红色村落保护水平的影响机制

湘赣边区红色村落保护受自然地理与社会经济等多重因素影响，自然环境（海拔、地貌、水系）、区位交通（中心市县、交通干道）、经济条件（经济发展、产业基础）、社会文化（人口规模、文化基底）各个影响因素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共同作用于红色村落的历史性保护与现代化更新（图8）。自然环境发挥引领作用，既为红色村落提供空间载体和资源基础，也影响着红色村落早期选址和布局，如必要的水资源和易守难攻的地形地貌等。区位交通发挥导向作用，较低的可进入性和可达性可有效保存和发展革命队伍力量，“边、远”特征成为红色村落历史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在红色村落的现代化演进和旅游场域转换进程中，自然环境的资源催化效应和区位交通的带动效应，协同影响红色村落的延续与发展，可见，自然地理因素通过影响红色村落早期选址、历史形成和村落延续，最终主导着红色村落空间分异而对红色村落保护形成直接影响。
图8 湘赣边区红色村落保护水平的影响因素作用机制

Fig. 8 Mechanism of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conservation of red villages in the Hunan-Jiangxi border area

社会经济因素既是影响保存率和保存密度的首要因素，也对自然地理环境产生多元扰动，成为影响红色村落保护水平的主要因素。其中，经济条件发挥重构作用，城镇化和工业化持续推进，促使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转变，加剧红色村落当代保护的挑战与风险。社会文化发挥叠加作用，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和革命精神传统能强化居民参与、文化认同和地方扶持的正向效应，推动红色村落的在地化传承和创造性转化，从而提升红色村落保护水平。经济条件的重塑效应和社会文化的乘数效应，协同影响红色村落转化与更新，化约为合力主导着红色村落的当代保护、活化传承和更新转化，作用于红色村落保护的保存率与保存密度。此外，自然地理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间交互作用，驱动社区属性、遗产属性和旅游资源属性下红色村落转型发展，调控和制约红色村落保护现状。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1）红色村落保护研究框架由评价体系与影响因素两部分组成，评价体系涵盖宏观的区域保护水平和微观的社区保护水平，其中基于时空特征的区域保护水平是较为适配的方法；影响因素模型依据红色村落形成时代背景，划分为自然地理和社会经济两类分析模型。
2）湘赣边区红色村落区域保护水平呈现集聚分布特征，非均衡特征明显，空间结构上在区域北部、中部和南部邻近省界周边形成3个热点集聚区。井冈山、汝城、铜鼓、莲花和浏阳保存率最优（高于1.53%），时间维度保护水平最高；井冈山、汝城、莲花、炎陵和宜章保存密度最优（高于10.12个/万km2），空间维度保护水平最高。
3）湘赣边区红色村落保护水平受自然地理因素和社会经济影响显著，自然地理类因素海拔与地貌、水系、中心市县、交通是红色村落形成的内生动力，影响红色村落早期选址与历史形成；社会经济类因素经济、产业、文化和人口是红色村落变异的关键变量，影响红色村落的当代保护与传承。保存率（保存密度）模型中，各影响因素回归系数空间分异现象明显，文化基底、人口规模、经济发展（产业基础）对红色村落保护水平影响强度依次递减，其中人口规模、经济发展和产业基础为负相关，文化基底为正相关。

4.2 建议

依据当前湘赣边区红色村落保护水平较低、空间不均衡现象以及影响因素分析结果，提出以下针对性建议：①以秋收起义、工人运动、土地改革等重大历史事件为支撑，以湘赣边红色旅游合作共同体建设为纽带，加强桂东、上栗、遂川等红色村落稀缺、保护水平薄弱县域的红色资源普查，深入挖掘片区乡村红色实物与非物质形态文化遗存，完善红色村落革命遗产存档建库备案制度，建立跨区域、跨省级的横向保护机制。 ②坚持保护优先与生态文明的可持续发展理念，避免因大规模旅游开发和拆旧建新引致生态环境污损和红色遗产流失；加大红色文化现代化传承投入力度，以井冈山、汝城、浏阳等红色文化底蕴厚重的地区为支点，支持在有条件的红色村落增设学习讲堂、党史学堂、红色舞台等配套设施，以点带面促进红色遗产与乡村生产生活深度融合，推动红色文化与农耕文化协同共进。③遵循先保护后利用原则，宜游则游，有机串联汝城、宜章、桂东、崇义、上犹等沿线重要红色村落，打造具有乡村特色、研学意义和全国影响力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推动“红色旅游+”融合发展；探索红色村落保护补偿机制，对居民、社区等利益相关群体因开展红色资源保护与利用工作而造成的经济社会损失进行合理补偿。
本研究尝试从宏观区域视角厘清红色村落保护水平和影响因素分析框架，突破定性分析局限，以定量分析拓展红色村落保护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对红色村落科学保护与活化利用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但仍存在不足之处：其一，影响因素的精准识别、动态作用和耦合关系分析有待深入强化，可尝试引入QCA等方法对结果的科学性进一步验证，以合理指导红色村落保护工作；其二，未能对村落微观因素展开综合分析，如村落资源禀赋、经济基础等，未来可通过多源数据和多案例比较，探究不同类型微观红色村落的保护程度及其驱动机制，形成差异化的红色村落保护与发展模式。文旅深度融合和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契机下，红色旅游产业需求不断升级迭代，如何推动革命老区红色村落长效保护与文化振兴协调共进，亦值得后续研究深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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