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2 , 32 (9): 1066-1074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2.09.1066

Orginal Article

桂林-漓江-阳朔旅游地系统空间演化模式及机制研究

陆林1, 鲍捷12, 凌善金1, 曾琪洁1, 虞虎1

1.安徽师范大学国土资源与旅游学院,旅游发展与规划研究中心,安徽 芜湖 241003
2.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北京 100875

The Evolution Progress and Mechanism of Guilin-Lijiang River-Yangshuo Tourism Destination System

LU Lin1, BAO Jie12, LING Shan-jin1, ZENG Qi-jie1, YU Hu1

1. College of Territorial Resource and Tourism, Research Center of Tourism Planning & Development,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3, China
2. School of Geograph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中图分类号:  F59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690(2012)09-1066-09

收稿日期: 2011-10-14

修回日期:  2012-02-24

网络出版日期:  2012-09-20

版权声明:  2012 《地理科学》编辑部 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1171115、41101154)资助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陆 林(1962-),男,安徽芜湖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旅游地理学教学与科研工作。E-mail:llin@26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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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构建旅游地空间演化基本模式,阐释了以漓江为主导的桂林-漓江-阳朔旅游地系统演化过程,归纳其经历了萌芽期、极化期和优化期,3个阶段分别体现出均质发展、极化发展、扩散发展的特征,并有向板块发展阶段演化的趋势。20世纪70年代以前,旅游地处于均质发展为特征的萌芽期,原赋景观为旅游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但是这一时期的旅游地在空间结构上处于低位的均质无序状态,各景区点未得到有效地开发;20世纪70年代末至 2000年代中期,旅游地进入极化期,其中又分为以桂林城区旅游增长极形成为标志的初期极化发展阶段和以桂林城区-漓江-阳朔县城旅游地系统形成为标志的后期极化增长阶段;初期极化发展阶段,在旅游需求的推动下,桂林城区作为旅游增长极得到较快发展,为漓江旅游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对区域旅游发展起到组织作用。后期极化增长阶段,阳朔县城作为新的增长极发展起来,桂林城区旅游功能进一步强化,漓江作为旅游廊道功能也日益强化,桂林-漓江-阳朔旅游地空间系统基本形成;“十一五”期间为扩散发展时期。在此期间旅游影响对外扩散,区域旅游板块逐渐形成,并推动旅游地转型发展。桂林-漓江-阳朔旅游系统的旅游城镇、景区点间相互联系日益紧密,功能上更加协调,推动了更高一级的旅游地空间系统的形成和发展,因此可称其为桂北旅游地空间系统,或桂北旅游板块。探讨了旅游地系统演化机制,认为在不同时期,起主导的机制不同:在萌芽期,资源禀赋起着决定性作用;在极化发展期,受循环积累因果效应的推动,不同类型的需求成为建构的主要动力;在扩散发展期,对综合效益的追求成为主导力量。

关键词: 区域演化理论 ; 桂林-漓江-阳朔 ; 旅游地系统

Abstract

By constructing the basic mode of tourism spatial evolution,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evolution progress of Guilin-Lijiang River-Yangshuo tourism destination system. The evolution progress of tourism destination system is divided into 3 stages (the embryonic stage, the polarization stage and the optimization stage), which shows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homogeneous development, polarization development, proliferation development) respectively, and tends to plate development stage. Before 1978, the tourism destination was in the stage of homogeneous development when the destination system was in the embryonic statement. The original landscape provided a good foundation for tourism development, but during this period, tourism space structure was in the low homogeneous disordered state, and the scenic spots have not been effectively developed. The following 20 years has experienced the polarization process,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early polarization evolution marked by the formation of the tourism growth pole of Guilin City and late polarization evolution stage marked by the formation of Guilin City-Lijiang River-Yangshuo tourism destination system. In the early polarization evolution stage, with the driving of tourism demand, Guilin City had a rapid development as the tourism growth pole, and provided a good infrastructure and service facilities for the tourism of Lijiang River. It played a role of the organization for the regional tourist development. During the late polarization evolution stage, Yangshuo County had a good development as the new growth pole, Guilin City further strengthened tourism function, Lijiang River was developed as tourism corridor. Guilin City-Lijiang River-Yangshuo tourism spatial system was formed basically. During the 11th Five-Year Plan, the tourism destination was in the proliferation stage. The tourism impact diffused at this stage and pushed the transformational development of the tourism destination. Meanwhile, the shape of regional tourism plate was initially formed. Travel city and scenic sites were increasingly interconnected, and a more coordinated Guilin City-Lijiang River-Yangshuo tourism system promoted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 higher level of tourism spatial system, which can be called the tourism spatial system, or North Guangxi tourism board.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the evolution and considered that there were varies leading dynamic mechanisms at different times. In the homogeneous development stage, the tourism resources endowment had played a decisive role. The dominating dynamic factor in the development stage of polarization was affected by circulation accumulation, and different types of demand had become the main power for construction. In the proliferation stage, the pursuit of overall efficiency has become the dominant force.

Keywords: regional evolution theory ; Guilin-Lijiang River-Yangshuo ; tourism destin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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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林, 鲍捷, 凌善金, 曾琪洁, 虞虎. 桂林-漓江-阳朔旅游地系统空间演化模式及机制研究[J]. , 2012, 32(9): 1066-1074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2.09.1066

LU Lin, BAO Jie, LING Shan-jin, ZENG Qi-jie, YU Hu. The Evolution Progress and Mechanism of Guilin-Lijiang River-Yangshuo Tourism Destination System[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2, 32(9): 1066-1074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2.09.1066

传统的旅游地演化研究,一是侧重旅游要素的演化过程,如阐释旅游地演化的传统理论——巴特勒(Butler)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1],其阶段划分主要基于旅游者数量的变化,后续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拓展,揭示不同类型旅游地生命周期表征[2~4],或提供更科学的量化方式和更详尽的解释[5~7]。随着研究的深入,原有模型对更深层次解释更复杂旅游地系统的演化过程已显单薄。系统科学的发展为更加全面地解释旅游地演化提供了新视角,一些学者从旅游地复杂系统的角度对其演化进行了解释,据归纳,主要有一般系统论观点、耗散结构理论观点、系统控制论观点、系统动力学观点以及混沌理论观点等[8],对不同类型旅游地演化进行了阐释,但对于旅游地空间结构形态的演变则鲜有体现。二是注重旅游地空间结构的变化过程,如 Christaller 等运用区位理论研究旅游活动与地理空间结构的关系[9],而核心-边缘理论模型(core periphery model)则更多阐释了旅游地核心地区与边缘地区的相互作用关系[10,11],区域发展点轴理论多用于指导区域旅游规划与开发[12,13],还有其他一些模式也被用以解释旅游地演化[14],但对结构形态的研究鲜有从旅游地内在功能演变的角度进行论述的。

人类对河流的风景旅游价值很早就有所认识,围绕河流所开展的游憩活动亦早已经存在,但产业化旅游开发时间不长。国内外河流旅游地研究十分有限,当前研究多集中于规划与开发应用层面 [15~18],而少见从旅游地系统的角度对河流旅游地发展演化模式及机制的理论探讨。漓江是中国风景河流的代表,是中国传统山水文化的集大成者, 从漓江旅游的发展历程来看,漓江依托中心城镇桂林城区和阳朔县城,在桂林(城区)-漓江-阳朔(县城)旅游地系统(以下称桂林-漓江-阳朔旅游地系统)逐渐形成的过程中得到充分的发展。以其为例研究中国河流旅游地发展演化具有一定典型意义,同时也是对以河流为主导的旅游地空间系统的演化过程及机制的剖析。

1 区域旅游空间演化模式建立

区域演化理论在强调空间结构演变的同时,注重内部要素的变化及其对外在结构演化的促进作用[19~21]

旅游地作为特殊区域,区域发展理论对分析其演化具有指导作用,本文借鉴弗里德曼区域演化理论模式,从空间要素的集聚和扩散以及极化效应着手,对旅游地空间演化过程进行梳理,将其分为均质发展阶段、极化发展阶段、扩散发展阶段和板块发展阶段[22]。同时,参考冈恩(Gunn)目的地地带要素的阐述[23],从吸引物、服务社区、区内通道(对内交通)、中转通道(对外交通),加上动态空间要素旅游流等方面,综合分析旅游地系统空间结构演化各阶段特征。

第一,均质发展阶段。旅游需求有限,其旅游发展主要特征是在空间结构上成均质无序状态,旅游吸引物主要依赖其原赋景观,旅游服务社区也尚未形成,区内通道多依赖原有的一些道路,区外交通则取决于其在全国交通网络中的地位,旅游流呈现散乱状态或沿当地主要交通线路分布。

第二,极化发展阶段。随着旅游需求的增加,促使某一具有中心地性质的区域旅游增长极发展,提供良好的旅游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对区域旅游发展起组织带动作用。旅游吸引物依托其资源禀赋开发利用,旅游交通开始有意识地向旅游吸引物集中的地区延伸,对外交通条件也因旅游业需求的增加而得以提升,旅游流从中心地沿交通线向各个景区点扩散。但其他区域的发展仍十分有限,景区点间缺乏有效联动。

第三,扩散发展阶段。在旅游辐射力的影响下,一些新的旅游中心地成长起来,同时在各增长极的带动下,旅游影响向四周扩散。旅游吸引物得以深度开发,同时依照需求主动进行营造,连接各旅游节点的旅游交通干道已经形成,对外旅游交通也形成线路体系,旅游流主要在各中心地之间流动,并向旅游地四周分散。

第四,板块发展阶段。旅游中心地之间完全实现联动,旅游地空间结构重新达到平衡协调的状态,等级有序的旅游空间结构体系均衡发展。 对区域内旅游吸引物进行了统一规划和系统构建,形成多层次的旅游中心地网络,同时,区域内形成各层级的旅游交通网络体系,促使对外旅游交通走向专门化和个性化,旅游流在区域内有序流动。

2 空间演化过程分析

桂林-漓江-阳朔旅游地系统空间演化经历了萌芽期、极化期和优化期,呈现出均质-极化-扩散-板块的发展态势(图1)。此过程中,旅游需求和旅游景区(点)增加,旅游交通、旅游设施等各旅游要素逐渐完善,新的旅游节点不断形成,旅游地范围拓展,旅游地功能调整和完善,旅游流呈现旅游地之间并向四周地区的流动,旅游地系统从均质无序向空间有序的方向持续优化,最终将推动桂林-漓江-阳朔旅游地空间系统的形成,即桂北旅游地空间系统,或桂北旅游板块。

2.1 萌芽期——均质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大致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

古时漓江吸引文人雅士、达官贵人到此游历、赋诗和作画,近代持续了这一传统,留下了很多文化遗产。文化遗产和自然山水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在此期间,“桂林山水甲天下”的形象使漓江山水闻名天下。桂林城依傍漓江,长期作为桂北地区中心城市而享有盛誉。

1950年代初至1970年代末,桂林、漓江成为国家接待国际友人、留学生和知名专家的主要风景名胜地。1973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桂林正式对外开放旅游,但限于国家整体发展环境的影响,接待人数有限,总体上仍属于事业型接待,现代意义的大众旅游尚未形成[24]。1973~1977年,接待入境旅游者不足4万人[25]。1950 年代中期,为了满足航运需求,对漓江航道进行了疏浚。航运条件的改善,为旅游业发展奠定了基础,本阶段末,以漓江为主要吸引物和旅游廊道的旅游目的地开始形成。

这一时期为旅游地系统萌芽期,原赋景观为旅游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但是这一时期的旅游地在空间结构上处于低位的均质无序状态,各景区点未得到有效地开发(图1a)。

图1   桂林(城区)-漓江-阳朔(县城)旅游地系统空间演化

Fig.1   The space evolution of Guilin (city)-Lijiang River-Yangshuo (county) tourism destination system

2.2 极化期——极化发展阶段

根据旅游发展情况,可进一步划分为初期极化和后期极化两个阶段,前者的主要特征是桂林城区的发展,时间大致从1970年代末到1990年代后期;后者的主要特征是阳朔县城新增长极的形成,桂林城区旅游功能进一步强化、完善,时间大致从1990年代后期到2000年代中期。

2.2.1 初期极化阶段

社会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大众旅游需求迅速增长,但当时可供选择的旅游目的地有限,而桂林山水作为中国山水的代表,游览桂林漓江成为旅游者的出游意愿。需求的增长推动了桂林漓江旅游人数和收入的增长,1980~1990年旅游总收入为22.28亿元,其中接待入境旅游者 338.68万人,外汇收入为13.27亿元,“七五”期间旅游总收入为18.63亿元,其中接待入境旅游者212.8万人,外汇收入为10.67亿元[25]

旅游业发展对桂林城区的城市功能提出新的要求,政府顺应发展的要求,调整城市功能,实现由轻工业城市到以风景游览和历史文化为特色的旅游名城[23]的功能转变。

顺应旅游业发展需求,在城市规划的引导下, 桂林城区的旅游增长极功能不断提升。主要体现在:一是城市规模不断增大,城市旅游服务功能不断增强[26,27]。至 1990 年代中期,初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旅游产业体系。二是市区旅游吸引力不断增强,市区先后开辟了七星公园、芦笛公园、南溪公园、穿山公园、伏波山、叠彩山、象山公园、西山公园等景区,旅游收入逐渐增加。三是以桂林市城区为主要节点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提高了旅游的可进入性[24]

随着旅游需求的增加和桂林城区增长极的完善,漓江游览通道的游憩接待功能得到加强,漓江游览人次逐年增加(图2),漓江生态环境也逐步改善。

期间,漓江游客多是以观光为主,形成闭合循环的周游型旅游线路,游客多从桂林城区出发,乘船游览漓江,抵达终点阳朔县城乘车返回。此时旅游线路推进了桂林城区至阳朔县城公路(桂阳公路)建设,完成由桂林城区-漓江-阳朔县城-桂阳公路-桂林城区的旅游地闭合循环路线。 一个以漓江为轴线,以桂林城区为增长极的空间结构逐渐形成(图1b)。

图2   漓江、阳朔、桂林历年旅游总人数与总收入(注:根据参考文献[26,27]整理。)

Fig.2   Total tourists and revenue of Lijiang River, Yangshuo County and Guilin

这一时期属于早期极化发展阶段,在旅游需求的推动下,桂林城区作为旅游增长极得到较快发展,为漓江旅游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对区域旅游发展起到了组织作用。

2.2.2 后期极化增长阶段

“阳朔山水甲桂林”。阳朔集中了漓江80%以上的山水风光精华[28]。阳朔县有着绝佳的资源禀赋和强烈的发展旅游业愿望,但这一时期只是承担了桂林漓江旅游“中转站”的角色。1990 年代,特别是 20 世纪末以来,为了充实漓江游览内容,延长游客逗留时间,当地加大了阳朔旅游吸引物的培育,其中标志性的事件是阳朔西街和印象刘三姐大型实景舞台表演活动的推出。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桂林接待了大量的海外游客,赴桂林的海外旅游者中欧美旅游者占较大比重,远多于全国海外旅游者中欧美旅游者所占比重[27,29]。大量喜爱自助旅游的欧美“背包客”在阳朔长期停留,少则几个月,长则数年、数十年[30]。位于阳朔县城,有着1 400 多年的历史,保持了桂北村镇传统民俗风情的西街成为赴桂林旅游的欧美旅游者的主要聚集地。西方文化与当地传统文化在此交融渗透,赋予阳朔西街独特的文化,独特的文化塑造了富有特色的旅游产品。其中印象•刘三姐大型实景舞台演出,自2003年公映以来,影响很大。至2009年观看演出人数达到130万人,收入达 1.22亿元,首次超过游漓江的人数。看演出成为到阳朔国内游客的首选。旅游收入占阳朔县地税收入10.9 %。

20世纪90年代,当地政府顺势而为,对西街等老城区进行了保护性整治,使西街等老城区成为以文化观光、文化休闲度假为主的景区[28],县城面积有了明显的扩展(图3)。

20世纪80年代,阳朔较大的宾馆饭店只有阳朔饭店、西郎山饭店(县招待所)。至2010年,全县宾馆饭店400余家,床位25 000多张,从业人员近3万人。按五星级标准建设的碧莲江景大酒店、碧玉国际大酒店、新西街国际大酒店、河畔度假酒店已投入营业(阳朔县政府工作报告(2010 年))。至 21 世纪初,阳朔县旅游收入、旅游人数增长迅速,成长为桂林漓江旅游地系统中重要的旅游节点和相对独立的旅游目的地(图2)。

图3   阳朔县城空间范围

Fig.3   The spatial scope of Yangshuo County in 1986 and 2008

在阳朔县城极化发展同时,桂林城区的极化也一直进行。旅游需求的增长和需求类型的变化,对桂林城区的城市功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02年,桂林大规模城市建设完成后,以“两江四湖”为代表的新城市景观,体现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和谐统一,丰富了桂林“城在景中,景在城中”的内涵。市中心区域成为集旅游、休闲、购物、交通等功能为一体的特色鲜明的开放式景区[31]

同时,旅游发展优化了桂林城区的空间格局。临桂新区的建设使城市管理、产业等功能向原城区外围迁移,更好地发挥原有城区的旅游功能,使“城在景中”的特色得以更好的体现。期间,桂林对外现代交通运输网络初步形成,桂林两江机场成为中国重要的国际空港,桂林新火车客运站成为游客进出桂林的主要节点,桂黄高速公路(桂林-黄沙河)和桂梧高速公路(桂林-梧州)使桂林与“珠三角”等地之间有了更为便捷的交通联系。桂林城区、阳朔县城的极化发展,增强了旅游流在两地的流动,促进了旅游通道的发展(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桂林市人民政府,桂林漓江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08.)。游览廊道的发展,促进了漓江沿岸具有较高旅游价值并且有一定接待能力的村镇如大圩古镇、兴坪古镇、福利古镇、渔村等成为重要的旅游节点。同样,桂阳公路上的白沙、葡萄、雁山等城镇也因此成为富有特色的旅游小城镇。

桂林城区、阳朔县城作为桂林-漓江-阳朔旅游系统增长极成熟完善的同时,自身独立性逐渐增强,各自既成为功能完善的旅游目的地,也与漓江相组合形成有机统一的旅游目的地系统。

这一时期属于后期极化增长阶段,阳朔县城作为新的增长极发展起来,桂林城区旅游功能进一步强化,漓江作为旅游廊道功能也日益强化。桂林-漓江-阳朔旅游地空间系统基本形成。期间,随着2000年乐满地主题乐园在兴安县的建成,兴安县成为新的旅游节点(图1c)。

2.3 优化期——扩散发展阶段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带薪休假制度的推行,旅游需求不断增长,现代交通网络增强了桂林-漓江-阳朔旅游地系统的通达性,来桂林旅游者人数迅速增长(图2),促进了周边旅游资源等条件好的地区的旅游发展,拓展了旅游地范围,培育了新的旅游节点。期间,桂林-漓江-阳朔旅游地系统空间结构进一步优化,功能进一步完善。

兴安县因乐满地主题乐园和灵渠的旅游开发,影响日益扩大,荔浦县因银子岩、丰鱼岩和荔江湾景区的发展,龙胜县因龙脊梯田之胜,成为桂林市旅游发展新的增长点(图4)。至“十一五”末期,初步形成了以漓江为发展轴线,桂林城区为中心区域、以阳朔为南部核心区域、以兴安、龙胜为北部核心区域的旅游发展空间格局(图1d)。旅游流主要在各个中心地之间流动,并向旅游地四周扩散。同时,需求多元化推动了旅游地系统逐渐从单纯的观光型旅游地向以风景河流观光为特色,集休闲度假、观光、会议会展、运动为一体的综合型旅游地转变,更多度假型项目及旅游基础服务设施得以营建。在桂林市旅游“十一五”重点建设的36个项目中,以休闲度假为主要目的的项目占13项,达36.1% [32]

图4   2009 年桂林-漓江-阳朔旅游地旅游人数发展(注:资料来源为桂林市各县政府2010年工作报告。)

Fig.4   Tourist develop number of Guilin (city)-Lijiang River-Yangshuo (county) tourism destination in 2009

旅游城镇、景区点间相互联系日益紧密、功能上更加协调的桂林-漓江-阳朔旅游系统,推动了更高一级的旅游地空间系统的形成和发展,可称其为桂北旅游地空间系统,或桂北旅游板块。

3 演化机制分析

哈格斯特朗(Hagerstrand)的扩散理论将区域 间各种力的消长归纳为两种基本力,即“集聚力” 和“扩散力”的相互作用,区域空间结构正是这两种力量作用的结果[33]。在桂林-漓江-阳朔旅游地系统演化不同时期,起主导作用的动力机制不尽相同,但推动每一阶段演化的各类影响因子是在紧密链接中交互递进的。原初的机制作用,决定了旅游地发展的基本路径,而发展过程中傍生了新的力量作用,并随着旅游地结构功能的变化而逐 渐上升成为新演化阶段的主导力量。在萌芽期,资源禀赋起着决定性作用;在极化发展期,由资源禀赋带来的原初效应,通过循环积累因果效应的放大推动成为旅游地系统优化提升的主要动力;到了扩散发展期,这种循环积累因果效应带来了负外部性,进而推动新的调控机制的生成,使对社会、经济、生态综合效益的追求而带来 的区域整合、协调、扩散效应成为优化时期的主导力量(图5)。

图5   桂林-漓江-阳朔旅游地系统演化动力机制

Fig.5   The evolution mechanism of Guilin-Lijiang River-Yangshuo tourism destination system

3.1 萌芽期—资源禀赋驱动

高度稀缺的旅游资源,为其旅游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百里漓江、百里画廊”的漓江[34], 在现代旅游业开始之前,被看作以传统农耕文化为依托的山水精神文化之具象,而远离统治中心的地理位置,又使之成为迁客骚人、失意官员寄情山水、及物抒怀的精神依托,留下诗词曲赋,建构了绝美的“画中山水”的意象,为其形象传播推波助澜,在此影响下,甚至从未到过漓江者,也以诗词咏之,古往今来,桂林漓江逐渐成为中国山水文化之代表日渐深入人心。

3.2 极化期—循环积累因果效应推动

资源禀赋带来良好的传统原生形象,引发旅游业的发展,而旅游业发展又带来旅游地形象进一步提升改善,由此带来循环积累因果效应,推动旅游地发展演化。此时桂林-漓江-阳朔旅游地 的发展演化不再是一个自然过程,而是依据不同功能需要的自我建构过程,其中,政府、居民、企业等要素是建构的主体,各种旅游资源、生态环境等要素是建构的客体,整个建构过程是主体与客体之间博弈和竞争的过程。初期极化,需求数量增长为旅游地功能提出要求,通过满足大众对漓江山水观光的需求,推进旅游增长极的形成和旅游交通、住宿接待等设施的优化以及旅游景区点的开发。后期极化,需求质量的引导更加显著,主要体现在休闲度假等多元化需求的引导,推动了阳朔县城增长极的形成和桂林城区增长极的进一步优化,推进了新景区点的开发,旅游设施、旅游产品的建设和完善。政府在建构中起了主导作用,从表1中可以看出,在政府主导下,根据不同时期的特点和主导需求,选择了不同的发展模式。

表 1   不同时期的桂林-漓江-阳朔旅游发展导向

Table 1   Tourism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of Guilin-Lijiang River-Yangshuo in different periods

时期主要发展导向
“八五”加强旅游资源的保护和开发,重点抓好漓江及沿岸的生态环境保护
“九五”丰富和发展以桂林山水为特色的、以百里漓江画廊为主题的观光旅游业
“十五”进一步完善漓江风景名胜区建设和管理,抓好漓江游览管理体制改革
“十一五”壮大旅游业,打造世界著名旅游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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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优化期—综合效益的追求

在循环积累因果效应推动下,旅游地系统功能、结构日益完善,但此时在原有的惯性推动下,桂林城区和阳朔县城的极化效应仍在不断增强,一方面,集聚不经济效应开始显现,另一方面,过度拥挤的设施和客流也使旅游发展生态环境的负外部性凸显。此外,旅游发展给当地社会带来了一系列示范效应,促使边缘地区旅游发展意愿强烈。这一时期,桂林-漓江-阳朔旅游地系统空间作用上更多体现的是扩散作用。首先,经济上的辐射作用使得桂林、漓江和阳朔的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显著增长(图2)。其次,通过区域层面的环境整治、生态保育、补偿政策措施,为旅游地发展提供环境支持。同时,区域协调以及旅游反贫困政策措施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化的进步。此外,旅游影响的扩散促进了周边地区发展,周边旅游城镇、旅游景区景点逐步得以开发,旅游影响由原来的“一轴双核”向兴安、荔浦、龙胜等周边区域扩散,桂北旅游板块逐渐成型。

4 结论与讨论

首先,桂林-漓江-阳朔旅游地系统的演化过程,实质上是旅游地功能、结构和布局、形态上的变化过程,其空间演化进程经历了均质发展阶段、极化发展阶段、扩散发展阶段3个时期,实质上是旅游地系统空间结构由均质无序到极化再向新的有序平衡的发展过程。

其二,桂林-漓江-阳朔旅游地系统空间演化是在核心区域主导下,各要素向边缘地区逐渐扩散,不断塑造新的空间结构的过程。漓江作为高度稀缺性旅游资源,是旅游地系统的核心吸引物,在其旅游吸引力的驱动下,桂林城区成为依托漓江最先发展起来的旅游节点,“一轴、一核”的空间格局长期成为旅游地系统的核心区域,当各要素进一步扩散,促使阳朔县城作为新的旅游增长极发展起来,重构了旅游地系统核心与边缘结构,“一轴、双核”成为旅游地系统新核心。随着旅游板块渐具雏形,旅游地系统空间结构的塑造仍在不断改变之中,与弗里德曼的阐述相同[22],这种塑造的最终结果将是区域空间一体化。虽然这一过程中各旅游节点发育成熟并获得了相对独立性,但漓江的核心地位却不会改变,边缘地区对其依赖是始终存在的。演化过程亦验证了哈格斯特朗(Hagerstrand)的扩散理论,旅游影响从主要城市(桂林城区)到第一批中心的四周和次要中心(阳朔县城),最后向次要中心的周围及边缘地区不断扩散。

第三,从漓江和桂林城区、阳朔县城的相互关系中可以发现,河流旅游具有依附性,河流所依托的城镇在其演化过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城镇的发展依赖河流景观与游憩价值,同时也为河流旅游提供了基本的设施和服务,二者相互作用,组成有机统一的旅游地系统。河流依托城镇发展旅游,同时在系统中作为相对独立的旅游目的地而存在。

最后,旅游地系统是一个充分开放的系统,具有开放性、外向性和竞争性,包含多个层次,上下层次之间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每一个上一级的旅游地系统是若干个下一级旅游地系统的有机集合。若干个下一级旅游地系统集合成上一级旅游地系统后,便产生新的特征。桂林城区、阳朔县城作为漓江旅游增长极成熟完善的同时,各自也逐渐成为功能完善的旅游目的地,与漓江相组合,则形成有机统一的更高一级旅游目的地系统,为未来层次分明、结构有序的桂北旅游板块奠定了基础。桂北旅游板块在更大空间范围上,可以与南宁、北海等旅游城市进行合作,形成南北呼应的空间格局,进而成为泛北部湾旅游圈的重要组成部分。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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