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3 , 33 (10): 1206-1215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3.010.1206

Orginal Article

西南山地资源型城市地域空间发展模式:基于东川区的实证

张继飞, 邓伟, 刘邵权

中国科学院【-逻*辑*与-】#x000b7;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四川 成都 610041

The Regional Spatial Development Pattern of Mountain Resource-based City in Southwest of China: A Case Study of Dongchuan District

ZHANG Ji-fei, DENG Wei, LIU Shao-quan

Institute of Mountain Hazards and Environment,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engdu, Sichuan 610041, China

中图分类号:  K9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690(2013)10-1206-10

收稿日期: 2012-11-22

修回日期:  2013-01-7

网络出版日期:  2013-10-20

版权声明:  2013 《地理科学》编辑部 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基金资助:  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项目(KZCX2-YW-333,KZCX2-EW-317)、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一三五”方向性课题(SDS-135-1204-04)和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青年科学基金资助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张继飞(1983-),男,河南孟津人,博士,助理研究员。从事山区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E-mail:jfzhang@imde.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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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对东川地域空间发展影响因素和山地资源型城市地域空间可持续发展模式形成机制的探讨,综合东川地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结果,提出了东川地域空间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准则与模式。结合实证研究与理论分析,尝试提出中国西南地形起伏极大的中高山区国土开发的适宜模式。结论如下:① 东川地域空间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准则是以山地自然生态为约束、保护与发展相协同;基本模式是整体均衡的地域空间管制模式,山地自然生态友好型的产业成长模式和“点状”开发模式。② 现有区域空间发展理论并不完全适宜指导西南中高山地区的开发实践。“点状”开发模式有助于引导形成自然生态与“点状”开发区有机融合的地域空间发展格局,不仅有利于相对集中地提升其现代化水平,同时也能最大程度地维护自然生态平衡,真正实现国土空间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地域空间发展模式 ; 山地资源型城市 ; “点状”开发模式 ; 东川区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of regional spatial development of Dongchuan and the forming mechanism of regional spat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RSSD) pattern of mountain resource-based city, as well as the study results of the study “The evaluation of regional spatial development suitability of mountain resource-based city: A case study of Dongchuan District”, the basic rule and patterns of RSSD of Dongchuan were put forward. Further, the suitable and conceptual territory development mode for middle-alp mountain region in southwest mountain area of China, was initially brought forwar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The basic rules of RSSD of Dongchuan was first regarding the mountain nature ecosystem as essential restriction, and then combining protection with development. And the basic patters were the entire balance of spatial governance, ecological environment-friendly growth pattern of industries, and the pointlike regional spatial development pattern. 2)It was considered that current regional spatial theories were not well fit to guide the development of mountain regions, especially in middle-alp mountain regions with higher relief degree of land surface in southwest mountain area. The pointlike development pattern guiding into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mixed with the pointlike development areas, was propitious for the middle-alp mountain areas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soci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to maintain the greatest degree of ecological balance, and to head for real spat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words: regional spatial development pattern ; mountain resource-based city ; the pointlike development pattern ; Dongchuan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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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继飞, 邓伟, 刘邵权. 西南山地资源型城市地域空间发展模式:基于东川区的实证[J]. , 2013, 33(10): 1206-1215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3.010.1206

ZHANG Ji-fei, DENG Wei, LIU Shao-quan. The Regional Spatial Development Pattern of Mountain Resource-based City in Southwest of China: A Case Study of Dongchuan District[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3, 33(10): 1206-1215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3.010.1206

引言

中国是世界山地大国,许多贫困山区人地关系矛盾尖锐且长期存在。山区的健康发展关乎着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全局。城镇化与工业化浪潮推动山区资源开发和地域空间拓展冲动不断高涨。特殊的地形、有限的土地与脆弱的生态决定了山区的空间发展规律和适宜性开发模式都迥异于平原。但发展理念的偏差导致山区地域空间开发往往因循平原模式,引发生态环境恶化、地域特色消褪、可持续性丧失等后果。因此,山区发展必须处理好国土开发与资源环境的适应共生关系,构建基于地域空间开发适宜性的国土开发新秩序。目前针对山区综合性开发模式的研究很少,亟待探索。中国西南山区的城镇化有许多先天和后天劣势,在西部大开发深入推进期面临如何协调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关系的历史任务。对西南山区“山地资源型城市”而言,这个任务尤为艰巨。作者另文研究了东川地域空间开发适宜性,将其分为优先、适度、控制、不宜和禁止5种地域空间开发类型区。研究结果表明,东川81.05%的国土为禁止开发区,可开发地区仅占18.95%,其中优先开发区和适度开发区仅占11.05%。东川适宜大规模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国土空间极其有限,所受制约十分明显。基于该实证,本文继续探讨东川的地域空间发展模式,并尝试将其推广到西南山区地形起伏极大的中高山地区。

东川地处云南高原东北,为昆明市辖区。总面积1 863.4 km2。1958年设地级市,1999年初因铜矿枯竭、矿务局破产成为建国后首个因资源枯竭而被行政降格的资源型城市,并于2009年进入第二批国家资源枯竭型城市。境内有云南高原最高峰拱王山主峰,海拔4 344 m;金沙江支流小江南北纵贯全区,汇口处海拔695 m,为全境最低点。金沙江和小江强烈侵蚀形成南高北低、东西两山夹一江、南北向排列的深、中切割高、中山峡谷地貌特征,>35°陡坡占总面积的29.1%。东川为川滇干热河谷生态系统保育区,是云南省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1 东川城市地域空间发展的影响因素

1.1 自然地理条件:城市地域空间发展的基础

东川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成为影响城市空间扩展的首要因素(图1)。东川城区建立在古泥石流沉积扇上,其东西向和南北向拓展分别受地形地貌和泥石流冲沟的限制。东部山体林立、植被良好,生态屏障地位重要,不宜高强度开发。西部为山体及南北流向大白河,流域冲沟为生态敏感区,应保障其生态平衡。现状城区被深沟等泥石流沟自东向西穿越、分割,其南北向发展亦受到极大制约。

图1   东川城区地理环境( ① 资料来源:截图来自Google 地球并进行了适当处理。)

Fig.1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of Dongchuan

1.2 矿产资源开发:城市区位与聚集规模的内生约束

资源型城市一般位于资源丰度较高的区位。资源赋存还通过资源型企业的选址区位选择影响资源型城市的微观区位。受制于交通条件,中国资源型城市多与资源蕴藏地接近,山地资源型城市尤为明显,也造成部分城市资源空间与城市空间的矛盾。资源蕴藏规模和丰度决定了资源型企业的规模,进而决定了就业规模与城市人口及空间规模[1]。矿产资源储量有限,其开发会经历兴起、发展、高潮直到衰退的过程。衰退期的资源储量下降,采掘难度和成本上升。但仍会出现小规模矿点,开发活动将在低水平持续很长时间[2]。东川铜矿开采高峰虽过,但目前仍在较低产量水平徘徊,矿产开发整体呈现一定周期性(图2)。据《东川市志》[3],民国时东川分属今巧家、会泽两县,人口6.6万人。1952年成立矿务局,1954年成立云南省辖地级东川矿区人民政府,1958年成立地级东川市。因铜矿开发而建,是典型的矿业城市。铜矿开发扩大了经济总量,加速了非农人口聚集。矿业鼎盛期总人口达30余万人。资源最富集的汤丹、因民两镇,人口规模仅次于区域中心铜都镇,城镇化水平位居全区前列。

图2   东川铜矿资源开发生命周期:1960~2005年

Fig.2   Life circle of copper mine exploitation of Dongchuan: 1960-2005

1.3 生态环境破坏:区域人居环境变迁的主要推力

山地城市作为人居环境实体,多层次物质和运动在此复杂交叠,自然地理和资源环境较平原城市复杂很多[4]。特殊的自然环境与滞后的社会经济决定了开发山区和发展山地城市必须谨慎选择适宜性国土空间,减少生态环境破坏[5]。东川山地面积占97.3%。深大断裂发育,泥石流等山地灾害严重[6]。但100多a前却曾山清水秀,多地至今仍名为“大松山”、“杉木篙”。随着伐薪炼铜持续,天然植被遭到严重破坏,土壤侵蚀加重。铜矿过度采掘激发新老断裂,山地灾害不断。170多a来,小江中游大、小白泥沟和大桥河两岸历经了从繁荣富庶的良田坝子退变为满目荒凉的泥石流滩地的过程[7]。城市地域空间开发随城市兴衰的变化体现于人口分布[8]。东川铜矿主开采区21.5 km2,多分布于海拔1 800 m以上的流域中上游。长期开采造成坑道密布,崩塌滑坡发育,地表塌陷严重。汤丹露天开采不仅严重破坏生态,还彻底改变了地表结构;因民矿区也多次因废弃矿碴引发严重的水土流失和大规模泥石流。长期忽视生态恢复治理引致两矿区镇人居环境持续恶化,总人口连续多年递减(图3)。因此,人类活动强烈扰动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是东川人居环境变迁的主要推力。

图3   东川区人口空间分布的变化 ( ① 资料来源:根据据东川区发展与改革局提供数据绘制。)

Fig.3   Change of people distribution of Dongchuan

1.4 国家政策与城市规划:城市地域空间发展的外部引导

1) 国家宏观政策。中国资源型城市的形成直接源于国家资源需求和宏观开发战略[1]。东川建市及矿业发展历程均能提供佐证。列入国家“一五”计划的东川铜矿建设,原本包含矿山采选、配套电站和铜冶3部分。后因区划变动,电站于1964年划归会泽县。因地质构造破碎,铜冶炼厂改建于昆明市郊。最终东川仅保留初级产品采选项目。失去两大税源,地方财政遭到极大削弱。东川矿务局虽为国家有色金属重要生产基地,但因原矿采选效益低而长期亏损。计划经济时期,国家统筹安排保证铜矿生产和政府运转。地方财政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入极少,城市功能极不完善。此外,资源型城市户籍、社区管理及财政等制度通过影响城镇化而作用于城市空间[1],地方政府与企业关系变迁也会施加影响。原东川市在地方与中央二力博弈下,分别派生出以地方政府和矿务局为主体的城市功能圈。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各自为政,抑制了“内生性”城镇化要素的发展。当外部因素削弱后,城镇化动力严重匮乏。20世纪90年代,全国非油气矿企处境艰难,出现“矿竭城衰”局面,“四矿”(矿业、矿山、矿城、矿工)问题[9]广受关注。1997年后国内铜价持续低迷,触发了东川长期隐藏的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矿务局破产导致东川行政降格。

2) 城市规划。城市规划直接调控城市发展,引导和控制城市空间结构的形成和扩展。城市规划对资源型城市空间的影响具有阶段性:多数无依托城市初期无明确规划,干打垒散点状布局和压矿建设问题突出;发展期受“先生产,后生活”思想影响而延缓城市空间的自我发展;之后城市规划的控制与引导强化,转型期开发区的设立及对矿产的保护都使城市空间得以良性发展[10]。东川1959年、1981年、2003年及2007年编制过4版总体规划。1959版确定城市性质为采选冶联合的中型工矿城市,城市总体布局为东面生活与科教文卫区,西北及北面工业区,西南面仓储区,东南面轻工区。该版总规并未涉及中心城区以外乡镇。1981版将城市性质定为以铜矿采选生产为主的工矿型城市,城市用地由南向北沿新会公路按带状集团式布置,增加因民、汤丹等矿区镇郊区规划。2003年版将城市性质定为云南振兴老工业基地特区和国家级生态功能保护区,以矿产资源和生物资源加工为导向的新型工业化基地,现代新昆明北部交通节点和发展中的特色旅游城市。城市发展方向为南北两翼,根据泥石流冲沟划为两片区和五组团。2007年规划修编将城市性质确定为滇川区域经济联系枢纽上的重要节点。依托交通干线组织城镇空间形态,采取“一心三轴三片”的集中发展模式。历次规划对东川的城市性质、功能定位更趋细化和清晰,促进了城市综合发展。

2 山地资源型城市地域空间可持续发展模式形成机制

西南山区的重要地位体现在丰富的能矿资源和脆弱的自然生态上。东川的环境与发展之间的碰撞则更为剧烈。东川的适宜性开发空间极为有限,制约因素有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两方面。前者主要表现在土地资源稀缺、生态环境脆弱、山地灾害胁迫,后者表现在产业结构单一、财政力量薄弱、城镇发展水平低且失衡。协调区域发展与自然系统的关系关键是解决空间格局和质的问题。东川乃至西南山区的发展,需要以可持续性地域空间发展模式和空间发展格局为保障和引导。

山地资源型城市地域空间发展同时受自然生态规律和社会经济规律制约和支配,其实现应基于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估。地域空间开发适宜性格局是山地资源型城市地域空间可持续发展的自然生态基础。从尊重自然生态规律出发,强调山地资源型城市的地域空间开发适宜性格局蕴含着基于自然生态属性的空间秩序性。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及人类自身需要,山地资源型城市除了走基于自然属性的“保护性”模式外,还必然要求偏重社会经济属性的“发展性”模式。这既是尊重资源型地区追求发展的正当意愿,也是顺应“空间均衡”的发展理念。地域空间可持续发展模式必须在人-地关系协调观念指导下,深入分析资源环境本底和生态环境状况,结合社会经济条件,根据所处空间尺度认真研究,提出符合地域特点的空间开发模式(图4)。过分考虑发展性模式,通常缺乏自然生态科学基础;过度强调“纯自然”的保护性模式,则极易陷入生态中心主义的绝对“荒野保护”[11],这两种极端都不可取。

图4   山地资源型城市地域空间可持续发展模式形成机制

Fig.4   Formation mechanism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attern of mountain resource-based city

3 东川地域空间可持续发展准则与模式

地域空间发展影响因素和山地资源型城市地域空间可持续发展模式形成机制分析,为探讨东川地域空间可持续发展准则和模式提供了理论支撑。结合前文对地域空间发展类型的划分,在此提出东川区地域空间可持续发展准则和模式。

3.1 东川地域空间可持续发展准则:以山地自然生态为约束、保护与发展相协同

1) 推进山地生态系统保育,促进地域空间系统整体优化。山地生态系统与平原生态系统的区别突出表现在前者的分层性和类型与物种的多样性[12]。水土保持是东川维护地域空间生态安全和保障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导生态功能。海拔3500 m以上高山区的天然林和次生天然林、天然草地和濒危动植物,对地域空间系统的整体稳定发挥着重要的水源涵养及生物多样性保护功能,可视为辅助生态功能( ① 参考了《云南东川国家级生态保护区建设规划》(云南省人民政府,2006)的部分内容。 )。根据山地生态系统功能的垂直分异与面临问题,可将其分为中高山区、中山坡地、干热河谷3个层次。

中高山区是小江流域两侧支沟上游、海拔2 400 m以上地区。降水丰沛,是径流汇集区和泥石流形成区;生态系统相对良好。主要任务是保护天然植被和生物多样性,将区内分散人口迁至优先开发区集中安置。通过水源涵养、稳沟固坡削减地表径流及削弱泥石流激发条件以控制水土流失。中山坡地区是小江两侧支沟中游、海拔1 600~2 400 m的中山及夷平面,为暖温带半湿润区。坡耕地分布最广、植被破坏最严重,土壤水蚀强烈,是沿岸泥石流的主要固体物质补给区和流通区。应将控制水土流失作为主要生态保护任务。将以农业为主的山坡地生态系统部分退耕封育,改造为结构合理、功能完善的乔灌草生态系统;其余通过坡改梯恢复水保功能,提高土地生产力。干热河谷区位于海拔1 600 m以下的小江两侧支沟下游。坡面侵蚀剧烈,局部为裸露基岩,植被自然恢复难度极大。因泥石流活动而荒漠化严重。主要生态保护任务是恢复植被覆盖、控制水土流失,遏制荒漠化。对未荒漠化滩地,通过工程和生物措施重建灌草相间的植被格局,控制水土流失。对荒漠化滩地,通过生物和农业改造,改良砂石滩地土壤结构;发展高效生态农业,减少泥沙向金沙江输移。

2) 构建山地景观安全格局,提升地域空间系统安全水平。山地灾害也是一种景观过程[13,14],可通过调整现有景观格局加以治理。通过对山地生态过程的空间分析,可以判别其景观生态安全格局,从而实现对包括山地灾害在内的生态过程的有效控制,即生态减灾。生态是减灾能力的底线[14]。生态减灾通过科学布局景观镶嵌体达到减灾目的。其要旨即通过合理的景观格局,将景观演替导向良性方向,达到城市生态系统能流、物流和生态流趋于平衡[15]。通过调整景观格局增强城市综合防灾能力,并基于此构建城市综合避难疏散系统,能取得明显成效[14, 15]

3) 因地制宜修复矿区生态环境。东川矿区生态环境问题,主要表现在露天开采区、矿山塌陷区和中高山矿工聚居区。露天开采集中于汤丹矿区,应采用开挖育林、坑道育林和育林坑道间育草相结合逐渐改善地表土壤结构。矿山塌陷区主要位于中高山区,水分条件较好,除部分易崩塌、滑坡地段需工程治理外,大部分采取封山育林便可恢复生态。失业矿工聚居区应将失业矿工逐步迁至河谷区聚居;同时对原聚居区进行恢复治理。

4) 优先保护,保护与发展相协同。地域空间系统保护包括保护自然、文化遗产(轿子雪山自然保护区、深沟森林公园、国家矿山公园等)不受破坏、保护主要河流(小江、金沙江主要支流)两岸生态保护区不受破坏;保护林地资源不受破坏;保护城市集中饮用水水源地不受破坏;保护山地地表形态不受破坏(禁止开发>25°坡地区);保护基本农田不受侵占;断裂带两侧30 m范围内禁止开发。地域空间系统发展包含产业和城镇化两方面。产业方面,应积极延伸资源型产业链条;发展特色文化旅游和体育产业;发展山区特色农副产业。城镇化方面,应加快发展中心城区,完善基础设施,提高综合管理和服务水平,促进人口集聚;积极建设资源环境良好地区的小城镇,稳步推动城镇化。地域空间可持续发展须基于对自然生态规律的充分尊重。这意味着对发展基础的巩固。东川适宜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的国土空间固然有限,但这些宝贵空间若能得到适宜开发,仍能承担起应负的历史重任。因此,东川地域空间发展需在遵循自然生态规律的基础上,协同保护与发展,实现二者双赢。

3.2 东川地域空间发展模式

1) 整体均衡性地域空间管制模式。不同地域空间类型区具有不同的空间开发功能。5种类型区应推行不同的空间管制重点(表1)。通过5种类型区之间的生态补偿等二次分配手段,能够共同维护地域空间系统保护与发展的整体均衡。生态补偿包括2个层次:国家对区域整体的生态补偿和区域内部对失去开发权利的类型区的生态补偿。山地资源型城市地域空间的整体持续发展,在转型初期,仍需来自国家包括生态补偿在内的多种财政转移支付手段的支持。东川地域空间的整体均衡发展可能更需要第二层次的生态补偿,以真正实现各类地域功能和源于其自身努力的最大整体可持续性。此外,矿区生态恢复治理应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引入市场机制经营开发,形成“造血”型补偿;建立生态补偿激励机制[16]

2) 山地生态友好型产业成长模式。发展山地特色生态农业。东川土地资源匮乏,但地处西南干热河谷,热带和亚热带气候呈明显垂直地带性分异。拥有得天独厚的光热资源和大量干旱荒坡地,农业综合发展条件极为有利[17]。通过配套水利设施,依靠节水农业技术充分发挥土地经济与生态潜力。充分利用山地立体气候,积极发展生态农业。在小江干热河谷区发展冬季蔬菜和特色水果;在山区和半山区发展反季蔬菜与核桃种植;在高山区发展高山药材和草食牲畜种养殖。同时加强农产品基地建设,不断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

优化提升第二产业。实施工业园区带动战略,鼓励园区企业形成产业链,积极发展循环经济。加大深部探矿力度,巩固工业发展基础。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调整产业及产品结构,延长产业链条。引进高新技术对磷矿资源进行综合开发。推进黄金等稀贵金属生产加工业。鼓励以新型建材、特色石料和优质河沙为主的建材业发展。推动现代中草药、天然药物等生产基地建立和发展。扶持机械加工行业发展。大力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创造条件积极开发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

发展特色旅游等第三产业。发展红土地摄影文化旅游和泥石流汽车拉力赛等体育旅游。开发与森林、雪山和泥石流相关的山地生态旅游和科考探险旅游。发展古铜文化、奇石文化和红土文化为内涵的文化旅游。依托龙东格二级公路和金东大桥,积极融入昆明物流发展体系,构建辐射金沙江下游和滇东北的现代物流基地。

3) “点状”开发的地域空间发展模式。从地域空间开发类型区划分看① 张继飞,邓伟,刘邵权. 西南山地资源型城市地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基于东川区的实证,(待投稿)。),东川80%以上国土为禁止开发区,可开发地区尚不足国土面积的1/5,且其中8.04%和33.64%为不宜和控制开发区,优先和适度开发区面积分别仅占全部国土的2.65%和8.40%。从空间格局看,可开发地区不仅数量少,而且被大面积禁止开发区所包围和分割,呈分片离散分布。优先开发-适度开发区,及适度开发区 的空间分布,呈较明显的点状分布特征。优先开发区的点状分布特征最为明显。适于大规模开发的土地极为有限,并呈“点状”分布格局。未来地域空间开发应遵循这一基本空间格局,实施“点状”开发战略。规避或保护绝大多数禁止开发和不宜开发区,积极开发小部分适宜性较高而呈“点状”分布的优先和适度开发区,酌情开发适宜性较差的控制开发区。“点状”开发模式,并不等同于中心地开发模式(分析见下文),它应成为东川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的空间开发模式和战略选择。通过生态移民和紧凑发展,使呈点状分布的优先和适度开发区承载绝大部分人口和经济。少量“点状”开发地域和大量“面状保护”地域相融合的地域空间发展格局,体现了在人-地关系相协调的发展观指引下,通过耦合人类主观能动性与自然生态规定性,东川地域系统所能实现的较为理想的整体可持续空间状态。

表1   不同地域空间开发类型区的管制重点

Table 1   Main points of regulation of different regional spatial development zones

地域空间开发类型区地域空间管制重点
优先开发区优先发展第二、三产业;积极发展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产业;积极发展高效生态农业和特色农副产品加工业;积极推进城镇化,高密度积聚人口,接纳禁止开发区、不宜开发区的生态移民;承接昆明市的产业转移;重视污染控制和生态保护。
适度开发区积极发展第二、第三产业;发展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产业;发展高效生态农业;适度推进城镇化,适度积聚人口;重视生态保护。
控制开发区保持生态系统稳定,适度发展第二、三产业;大力发展特色生态农业和设施农业;发展中心城镇;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积极发展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产业。
不宜开发区积极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加大山地灾害治理,减轻水土流失,修复山地生态系统;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对生态环境明显恶化地段实施生态移民,引导人口合理积聚;适度发展生态旅游;发展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产业。
禁止开发区按照自然保护区模式管制,逐步减少人口数量,对重点地区实施生态移民;在生态极端脆弱或山地灾害极度频发地段设置无人区;严格保护基本农田不受侵占;严格保护森林植被;严格禁止陡坡开垦或开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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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西南地形起伏极大的中高山地区空间发展模式的初步探讨

中国山区总体落后,加快山区可持续发展是实现全面小康与和谐中国的重大战略任务和时代要求[18]。山区发展差异极大,面临问题各有不同。但若从人居环境的集中程度、环境和生态问题的突出程度、对中下游的影响程度论,最典型的应属西南山区[19]。西南山区资源丰裕、支撑国家持续发展的战略地位重要,其未来发展必须面对生态高度脆弱与国土开发需求旺盛之间的矛盾。近年中国山地城市的发展盲目借鉴东部平原经验,忽视自身地情的特殊性,不适宜开发带来建设性破坏。不切实际而急功近利的挖山填谷、平沟造地、过度追求地块完整平坦和道路宽敞平直,破坏原生自然环境,诱发各种山地灾害,摧毁了城市空间良性成长的物质条件和生态基础。这既源于经济利益的驱动,又借力于发展观念的偏颇。东川作为西南山区,尤其地形起伏极大的中高山地区极具代表性的资源型地区,其地域空间发展问题与适宜性发展方式,对西南山区的国土开发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因此,本文基于东川的实证研究结果,尝试对西南山区地形起伏极大的中高山地区的空间发展模式进行初步探讨。

4.1 主要区域空间发展理论

对中国区域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经济地理学理论有3类[20]:宏观指导性理论,如PRED与可持续发展等理论;产业发展理论;空间组织理论,如地域生产综合体与经济区划、区位论与空间结构等理论。其中空间组织理论中的社会经济空间结构理论,常用以指导生产力布局和国土开发,是地域空间发展的理论模式。中心地理论[21]、空间扩散理论[22]、增长极理论是其主要理论基础[23]。改革开放以来产生的重要理论有梯度转移理论[24],增长极理论,双核结构理论[25],点-轴(开发)系统理论等[26]。点-轴开发因更科学地揭示了生产力空间运动的客观规律,深刻反映了区域开发时序、中心地与开发轴线的等级和吸引范围,以及区域发展的空间组织结构,成为不同尺度国土和区域规划的基本模式,在西部省区得到广泛应用。但实践中存在人为划定开发轴等教条化倾向[20]。西部山区严酷的地理与生态条件是造成经济发展缓慢的重要因素,其区域开发模式也应迥异于中东部平原。

4.2 现有理论不完全适于指导西南中高山区的开发实践

上述理论似乎只有点-轴开发理论更适于指导山区国土开发。中心地理论、空间扩散理论和增长极理论均是其基础,但核心是中心地理论[27]

1) 中心地理论的适用性简析。该理论的重要假设之一是中心地位于自然和资源条件均质分布的平原,即均质平原是其适用范围。若地形的少许偏差尚可在学说框架内予以修正,那么地形起伏极大的西南中高山地区显然已超出适用范围,成为理论应用的盲区[24]。任何理论都有其适用“论域”[28,29],超出“论域”便为谬误。从理论分析看,中心地理论及由其衍生的区域发展理论,并不适于指导山区国土空间开发。从实际研究看,中心地理论在中国进行验证的研究不多,目前仅限于吉林中部、成都平原、华北平原和太湖流域等个别案例 [30~36]。这些验证基本局限于平原或近似平原区。类似西南中高山地区这样地理和地质空间异质性强烈的区域,中心地理论若要对超出其论域的因素逐一修正,将变得极为复杂,几无可能实现。

2) 点-轴系统理论的适用性简析。点-轴系统理论对经济地域格局给予科学而形象的描述,并能以实测资料从过程-格局-机理视角进行阐释。它使用图形意象表达空间规律,是对时空过程的归纳和抽象;但图形抽象都含有假设成分,它必须舍弃区域系统各层次空间具像和地域差异性分析;随着空间尺度下降,其遇到的具体问题也将增加[37]。因此,“点-轴开发”更倾向于对宏观开发战略的指引和对一般发展原理的认知。该理论提出以来最成功的实践——中国国土空间开发“T”字形战略,无疑属宏观战略;其所针对的核心区域也是江河下游平原区。所以“点-轴开发”对宏观区域的自然地理背景、人口和经济活动密度及城镇发育程度均有较高要求。“点-轴”系统的“点”是各级中心地和带动各级区域发展的中心城镇;“轴”是一定方向上联结若干不同级别中心城镇相对密集的人口、产业带,并非中心城镇间的单纯联络线[38]

在中国西南海拔较高山区推行“点-轴开发”,将受到自然本底和社会经济制约。地形起伏极大的中高山区(如东川),地理环境制约到“轴”的形成和“点”的壮大。此处交通线路(铁路、公路等)仅满足技术上的通过意义,却无法吸引产业和人口,无法产生真正的“轴带”及其辐射和扩散。受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所限,无法提供适宜产业开发和人口聚集的足够的连片国土空间。而发育在盆谷或夷平面上的城镇(“优先开发区”),因受制于地形乃至地质状况,也不具备空间扩散能力。如横断山高山峡谷公路沿线城镇,无法突破周围峡谷环绕、山峰耸立的自然隔离,也丧失了对周边的扩散功能。因此,将点-轴系统理论作为普适性模式在西南中高山区全面推广,适宜性值得商榷。

本文对中心地理论和点-轴系统理论在指导山区开发实践方面的不完全适宜性,仅作以上简要探讨。更深入的分析,如“点”的规模和层级,“点”与“点”之间在能流、物流、信息流方面的联通特性与结构等,有待持续研究。但上述分析一定程度上说明西南中高山区的国土空间开发需要探索适宜的基础性理论模式[25]

4.3 “点状”开发模式的初步探讨

借用“城镇实体空间”和“区域基质空间”概念[39]划分山区城镇开发地区和生态环境保护地区。前者指城镇建设和基础设施等实体要素占据的空间,后者是除前者外的区域自然生态和乡村空间。这2种空间是互为依存的环境关系。如A.J 赫博森所言“将整体分割为人及自然环境是一个自杀行动。如此分割后,活的整体将不再存在,而只留下某种死的和不完整的残缺部分” [39]。岸根卓郎以“自然-空间-人类”系统为基础的国土规划理论[40],将城镇发展融于自然与人类的协调过程,既符合日本作为山地国家的需求,也体现出对客观规律的尊重,因此成为日本第四、第五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的指导思想。中国西南中高山区的人类活动在立体多样的自然生境下,经过长期历史选择与进化,形成现在以“大分散,小聚合”为特征的城镇和聚落空间格局。在新时期国土开发中,城镇实体空间与区域基质空间相互均衡的思想同样应予遵循。这一地区既无东中部平原或浅丘那样拥有可建环城路呈摊大饼式无限蔓延的国土空间,更无沿交通线形成城市连绵带的地形、地质条件。从东川地域空间开发适宜性研究看,作为城镇化发展主要载体的优先开发地区,在空间分布上呈明确的分散格局。因此,城镇实体空间分散并交融于区域基质空间,将是西南中高山区国土开发所应预期的整体性空间开发格局和愿景。

要实现城镇实体空间与区域基质空间的均衡发展,仅靠分散式生产力布局和开发活动配置远远不够。现代城镇化不同于古代城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聚集规模从小聚合走向适度大聚合[42],即经济的高效能聚集和人口的高密度聚居。现代城市经济是以第二、三产业为主的空间型和集聚型经济,城市因空间集聚而产生和壮大[43,44]。山区人口适度高密度聚居,既是山区城镇化的必然要求,又能削弱分散聚居对自然生态的破坏。北欧多山国家的发展或许能够提供启示,其山区建设非常紧凑,大分散、大集中战略的运用使这些城镇的发展置身于持续运作的良性生态环境,并保持了历史的区位关系与传统艺术风貌,同样完成了现代城市化目标[42]。因此,空间开发的市场原则和土地利用的经济规律都要求在最具优势的“点”上集约化利用地域空间。

实施“点状”开发,首先应集中力量发展适宜性最高的优先开发区,以集约化开发消弭短视与恶性的地理空间竞争,使之成为承担区域绝大部分人口与产业的空间载体。目前和未来较长时期,西南中高山区的整体实力仅能保证在适宜性最高的离散“点”上推进城镇化和工业化。大部分山地国土是作为区域生态基质而存在,若强行于此推行大规模开发,不仅会分散有限的资金和物力,更势必摧毁本就脆弱的山地生态系统,进而失掉“点状”地区持续发展的生态基础。其次,随着交通与信息技术日益发展,可以凭借良好的通达性与便捷的通讯,保障“点状”开发地区间的交流无需依靠空间毗邻而实现。城镇便能固守于优良的生态系统内免受过度扰动,也使原本以空间为媒介的交流活动借由一系列无形渠道来完成。这为最终实现并强化点状分散的空间发展格局,并最大限度保护自然生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45]

所以,在大面积区域基质间找寻适宜程度最好的“缝隙”,施以紧凑、高密度开发,形成并保持分散的“点状”开发形态,是西南中高山区地域空间发展主动顺应自然生态要求,寻求可持续发展的地域性取向;也是山地城镇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环境等多因素综合作用在物质空间形态上的反映。最终形成广阔自然生态与散布其间的“点状”开发地区有机融合的地域空间发展格局,有利于相对集中地提高山区城镇的社会化和现代化水平,并最大限度维护自然生态平衡与走向真正的空间可持续发展。

5 研究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其一,通过分析地域空间发展影响因素和山地资源型城市地域空间可持续发展模式形成机制,结合前文研究,提出东川地域空间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准则是以山地自然生态为约束、保护与发展相协同;基本模式是整体均衡的地域空间管制模式,山地自然生态友好型的产业成长模式和“点状”开发模式。

其二,通过对“中心地”理论和“点-轴”系统理论应用于西南地形起伏极大的中高山区国土开发适宜性的探讨,认为现有区域空间发展理论并不完全适宜指导其开发实践。尝试提出所谓“点状”开发模式。“点状”开发模式,不仅有利于提高山区现代化水平,而且能够最大限度地维护自然生态平衡,真正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山地国土空间。

5.2 讨论

首先,本研究对“现有区域空间发展理论不适宜指导山区开发实践”的相关分析,理论深入程度不够。囿于研究能力,仅凭相关研究对中心地理论假设条件的分析和“在山区进行中心地理论验证的研究缺乏”这一现状,以及对点-轴系统理论的简单分析,即认为二者不完全适于指导西南中高山区的发展实践。这在理论证明深度方面显得单薄,需补充更有力的证据。其次,虽初步提出“点状”开发模式,但未涉及更深入和全面的内容,因此更像一个“初步的假说”,有待后续验证。最后,要说明一个理论的不适用性,除理论分析之外,更应总结实践的反馈。尤其极具“实践性”的经济地理学理论,其适用与否更需实践检验。所以后续研究还应关注相关区域空间发展理论不适于指导山区开发活动的实际案例。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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