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区域发展中的“路径依赖”现象已被众多实证研究所验证^[1]。相关研究主要沿着两条脉络展开：一部分学者主要研究路径依赖本身的机理及其发生条件,典型如帕菲特·道格拉斯（Puffert Douglas）对铁路轨道标准路径依赖的研究^[2]、贝尔曼·阿尔方斯（Balmann Alfons）等人对企业资产投资路径依赖的研究^[3]等;而另一部分学者则反其道而行之,研究路径自身变化和路径转变的可能性,如“路径创造”（Path Creation）的研究即属后者之列^[4]。

传统的路径依赖研究主要强调路径依赖的3个特征：一、产生的随机性和偶然性;二、产生后的自我强化效应;三、路径锁定。概而言之,路径依赖强调一种技术、产业或区位模式一旦形成,就很难被改变,该状态会持续下去并长期保持稳定^[5]。而关于路径创造的研究则突出其中行动者在路径转变过程中的能动作用^[6]。路径依赖研究主要关注什么是低效率的,及证明结果如何低效率;而路径创造的研究则试图解释路径为什么和如何形成锁定,更强调某些使原有路径发生偏离和转变的能动要素,同时隐含着“从嵌入的结构中逃脱”的战略^[7,8]。目前,“路径创造”的现象已开始在多个主题领域受到关注,如产业演化^[9~13]、区域发展^[14,15]、国家政策与体制分析^[16]等,这些研究从不同层面探讨了路径创造的发生条件及其可能性。但另一方面,这些研究多数仍停留在理论探讨层面,关于实现路径创造的实证案例并不多见^[17]。因此,本文这里以广东惠州的区域发展为案例,将其路径依赖和路径创造视为一个连续的过程进行解析,以探讨区域发展路径演变过程中路径创造的实际机理。这一研究可望为路径创造的理论发展,以及落后地区的发展治理提供相关理论和政策借鉴。

1 惠州区域发展与路径依赖的形成

1.1 研究区域概况

惠州市位于广东省东南部,珠江三角洲东北端,毗邻深圳、香港,北连河源市,东接汕尾市,西邻广州和东莞。陆地面积1.1万km²,海域面积5.0 km²,是广东省的海洋大市之一。惠州市现辖惠城、惠阳2区和博罗、惠东、龙门3县,设有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2个国家级开发区。截至2010年,全市户籍人口337.3万人,常住人口为459.7万人。2007年全市生产总值突破1 000亿元大关,跨入全国经济发展一类重点城市行列。2010年惠州市生产总值1 729. 9亿元,在珠三角位列第6位^[18]。

1.2 路径依赖的显现

改革开放初惠州在经济上是珠三角的外围地区。改革开放后,珠三角逐渐形成了“前店后厂”的产业空间分工模式,但惠州却是排除在外的、“前店后厂”背后的阴影。特别是与相邻的东莞相比,1985年惠州国内生产总值13.7亿元,是东莞的3/5;1980~1985年惠州的经济增速是12.8%,是东莞的1/2,二者差距明显（表1）。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18]。

1978年,东莞太平服装厂与香港信孚手袋有限公司签订了全国第一宗来料加工合同,这一合作是个“偶然事件”,但由于经济绩效和财政收入显著,东莞政府对此大力扶持,于1978年12月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加工贸易装配办公室,随后又制定了发展“三来一补”的优惠措施。政府通过层层动员的方式,以家庭为单位,鼓励在港亲友回东莞投资,动员居民集资兴建基础设施和厂房等,使“三来一补”在东莞迅速发展和自我强化,东莞与香港形成了稳固的“前店后厂”生产模式^[19]（图1）。这种效应迅速扩散至珠三角其他地区,如顺德、中山、南海等,但惠州却因紧邻东莞而并未惠及^[20]。

显示原图| 下载原图ZIP| 生成PPT

图1   珠三角路径依赖的形成

Fig.1   Formation of the Zhujiang River Delta’s path dependence

针对此现状,1984年惠州做出“办实业、打基础”的决策^[21],试图效仿东莞的“三来一补”模式解除路径锁定。这期间,惠州采取了一系列推动举措,包括颁布多项外资鼓励政策^[22]、加大基础设施投入^[23]、积极构建招商网络^[24]等。但是,受制于路径依赖的结构性力量,惠州的路径创造最终以失败告终。如在基础设施方面,1986年惠州的公路密度仅为34.56 km/100 km^{2 [18]},此时东莞的公路密度已经达到50.63 km/100 km^{2 [25]};在政策方面,东莞发展“三来一补”已获得中央的政策支持^[20],而惠州作为全省2个粮食调出地区之一,被省政府定位为农业发展地区,并由此最终形成珠三角与惠州等地的核心-边缘区域结构（图2）。

显示原图| 下载原图ZIP| 生成PPT

图2   珠三角与惠州的核心-边缘结构与路径锁定

Fig.2   Structure of the Zhujiang River Delta’s path dependence

2 改革开放以来的路径突破

为了突破路径锁定,改革开放以来惠州先后进行了两次路径突破。第一次路径突破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主要特征是借助大项目的招商突破;第二次路径突破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主要特征是利用国企改制借助跨国企业的高端突破。两次路径突破,使惠州经济发展出现了明显加速。2008年《珠三角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出台,将惠州市全域划入珠三角,这标志着惠州从区域边缘走向核心,成功实现了区域发展的路径创造。

2.1 第一次路径突破

显示原图| 下载原图ZIP| 生成PPT

图3   惠州的第一次路径突破

Fig.3   The first path creation of Huizhou

在政府的宣传努力下,大项目战略成效明显。惠州依托广阔的土地资源、毗邻珠三角核心区的区位优势、优良的惠州港口条件,成功吸引到了投资10亿美元的熊猫汽车城落户惠州。这成为1989年当时的一个重大事件,也迅速引起了众多国际资本和国家领导对惠州的关注。随后,南海石化、东方夏威夷、太阳城等大型项目接踵而至,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商前来投资,当年投资项目达6 154宗^[28]。1990年实际利用外资增长率达到107.89 %（表2）,远高于珠三角核心区,时人称之为 “熊猫效应” ^[24]。大项目战略使惠州迅速成为吸引外商投资的“洼地”,珠三角的新路径由此“显现”。

当时的几大项目最终真正投产的并不多,但大项目本身的轰动效应、国家领导人视察以及媒体大肆炒作使惠州的形象迅速广为人知。大量的国内外投资商涌入惠州“淘金”,“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惠州”这句口号正是诞生于这个时期。随后,国务院确定大亚湾为广东省重点开放和发展地区,并给予惠州3个对外开放政策,包括批准惠州港正式对外国籍船舶开放,建立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21]等。这些均表明珠三角的路径发生初步偏离,惠州呈现向珠三角核心区过渡的趋势。

但是,惠州第一次路径突破仅持续了6 a。1993年中央政府印发《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采取“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措施“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稳定金融形势”。而惠州此时正处于建设热火朝天之时,自然成为打击的重点对象。据不完全统计,当时惠州有近1 000万km²的建筑沦为烂尾楼^[29]。突然的打击抑制了惠州路径创造的资金动力,珠三角的路径重新锁定到原来的状态。

2.2 第二次路径突破

第一次路径突破失败之后,惠州政府仍不断寻求路径创造的新策略。早在20世纪80年代,惠州就启动国有企业改革,但并没有获得国家的资金支持,因此它们从创立以来就努力寻求与外商合资合作,并形成德赛、TCL、麦科特等新型国有企业模式。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惠州的部分国有企业已具有全国性的销售网络和较高的知名度,如TCL集团的营销网络已经分布在全国130多个主要城市^[30]。惠州第二次路径突破的雏形即始于此。

1997年,十五大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鼓励发展“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和跨国经营的大企业集团”。惠州市政府敏锐地“嗅到”了创造新路径的机遇,立即提出“抓住有利时机,从改革产权入手,搞活中、小型国有企业”的改革政策,并采取“一企一策”的政策^[31],对国有企业进行授权经营、管理层持股、推荐上市等一系列体制和管理创新,借此开启了第二轮路径创造的尝试。与早期的“合资-OEM（贴牌制造）-出口”方式不同,惠州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的海外合作方式转变为引进吸收、建立自主品牌,主要的招商对象也转向大型跨国企业。惠州的国有企业以市场为导向,实行混合所有制经济吸引具有较高生产力和知名度的跨国企业合资、合作经营或直接兼并。如TCL集团实行“强强兼并”的海外拓展战略,先后购并了陆氏、美乐、彩虹、索华、施耐德等大型跨国企业。而德赛集团和华阳集团则更多采取合资和合作经营的资本运作手段。至2002年,外商投资成为各集团主要的资本成分（表3）。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18]。

显示原图| 下载原图ZIP| 生成PPT

图4   惠州的第二次路径突破

Fig.4   The second path creation of Huizhou

3 路径创造与尺度政治

3.1 惠州路径创造中的尺度运用

纵观惠州发展中的路径突破过程,地方政府主导的尺度战略是其最突出的特征,也是成功实现路径创造的关键。惠州的路径创造表面上是惠州对珠三角区域发展路径锁定的突破,实际上是地方的全球化尝试,即地方向全球的尺度转换（Scale Jumping）。其中,惠州市政府是地方尺度的主要能动要素,也是力图扩大尺度的主要组织者。它通过制定发展战略、鼓励政策或行政动员等方式积极组织地方行动,并借助大项目招商和国企改制招商的战略利用第三方力量（如跨国企业和媒体）进行尺度上推,从而使“地方”的惠州从香港外的渠道跃升为“全球”的惠州,成为珠三角核心区的一员（图5）。尺度政治是对尺度可变性的主观运用,弱势方通过扩大事物的尺度特征来摆脱强势方的尺度控制,而强势方阻止这种尺度变化^[33]。惠州案例的路径创造从行动者的视角理解,恰好是尺度政治的作用过程。

显示原图| 下载原图ZIP| 生成PPT

图5   惠州路径创造中的尺度运用

Fig.5   Politics of scale in Huizhou’s path creation

3.2 两次路径创造中的尺度政治

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核心区通过前店后厂模式,自下而上地固定区域尺度的经济分工,中央政府则通过基础设施投资、空间规划、经济政策和金融调控等手段自上而下锁定区域尺度。因此,珠三角的区域劳动分工实质是地方-全球的尺度分配：核心区是全球化区域,它连接香港而成为全球尺度生产网络的一个节点;边缘区则缺乏地方-全球连接渠道,局限于地方尺度的内部生产或为核心区提供必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如农产品、劳动力等。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惠州未能主动承接“三来一补”产业转移,在珠三角劳动分工体系中处于边缘区,成为尺度政治的弱势方。惠州政府在1984年制定的“办实业、打基础”决策及相关措施表明,惠州试图通过直接效仿核心区进行尺度上推（图6）。然而,珠三角核心区（强势方）利用已获得的资源、权力及其他优势实现区域经济秩序的自我强化,如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强化招商网络、争取政策支持等提高中心地区竞争力,从而抑制惠州突破尺度和创新路径,即形成尺度固定（Scalar Fix）。

显示原图| 下载原图ZIP| 生成PPT

图6   惠州的第一次尺度政治

Fig.6   The first politics of scale of Huizhou

效仿策略的失败使惠州不得不转而寻求第三方支持。惠州政府在“淡澳地区开发”工作会议中制定的大项目战略,其目的正是绕过香港,通过联合跨国企业直接进入全球尺度的生产网络。虽然引入的大型项目大多流产,但大型项目本身具备的全球影响恰好成为惠州进入全球视野的有效渠道,并因此获得新闻媒体等更多第三方的支持而持续强化尺度上推。惠州的尺度影响最终被扩散至全球尺度,带来了全球资金向惠州的持续注入。而中央政府又通过划定区域边界、国家级发展区、赋予发展特权等举措进一步固定了这种尺度效果。然而,这种尺度上推手段缺乏稳固的经济社会基础作为支撑。当中央政府整顿金融秩序、调整经济政策时,已实现全球化转变的地方发展过程又立即被下推至地方尺度。可见,虽然随着全球化的纵向延伸,基于“地方-全球”的发展主义管治政权,如城市区域,似乎正在替代国家发展主义的管治模式^[10],但无论是通过划定领域边界、行政赋权、产业空间规划等进行尺度固定,还是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整顿金融秩序或直接的行政命令进行尺度下推,都表明中央政府仍然潜在地掌握着对尺度体系的绝对控制权,是区域发展中尺度政治的强势第三方。

1990年代后,房地产泡沫造成的金融危机及投资信心重创使地方与全球尺度的连接方式受到极大破坏。此时,国家颁布的国有企业改革政策一定程度上重构了区域尺度的制度环境,使地方政府得以主导国企改制。随即,惠州市政府敏锐地推行新型国有企业改革,并借由国有企业改制之机再次“联合”大型跨国企业（图7）。此举促使全球的电子产业链部分嵌入到地方的产业载体中,并赋予惠州超越地方尺度等级的产业集聚资源、地位和控制特权,如跨越区域尺度获取国际先进的技术、管理手段及全球营销网络等发展要素。全球产业的地方化同时伴随着地方发展的全球化转变,新型国有企业和电子产业集群的快速发展最终推动惠州实现尺度上推,成为珠三角、全国、亚洲甚至全球重要的电子产业基地。而中央政府则通过《珠三角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重新固定珠三角的区域边界,表明珠三角区域经济体系发生根本性变化,惠州成功突破尺度固定进入珠三角核心区。

显示原图| 下载原图ZIP| 生成PPT

图7   惠州的第二次尺度政治

Fig.7   The second politics of scale of Huizhou

4 讨论与建议

本文从“路径创造”和“尺度政治”的复合视角重新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惠州市的发展轨迹,展现了惠州市抓住历史机遇,合理运用尺度策略缩小与中心地区发展差距的“路径创造”案例。改革开放以来惠州市通过两次路径突破,成功破除路径依赖,成为珠三角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其背后主要的发展策略是尺度政治。在既有的政策框架内,惠州市政府通过运用“大项目招商”和“国企改制招商”等尺度政治手法,成功实现了尺度跃升和区域发展的路径创造。这一尺度运用策略对于众多边缘地区打破区域非均衡发展路径锁定提供了基于“空间假设”视角的实践思路;同时,也为基于理论推导的“路径创造”研究提供了一个真实的现实案例。

本文分析表明,在区域发展的路径演变过程中,路径依赖和尺度固定是维系区域非均衡发展的主要机制。因此,局限于区域尺度或仅着眼于区域内直接竞争,地方优势将难以体现,很容易陷入区域的“锁定”陷阱。为打破区域非均衡格局,边缘地区应从全球视野寻找地方定位,积极争取“第三方”力量支持,建立地方-全球联系,从而摆脱区域的“尺度固定”,最终实现尺度上推和路径创造。而地方政府作为突破路径锁定的主要组织者,有必要培养对尺度的敏锐洞察力,抓住机会扩大地方发展的尺度影响。如从发展策略上争取中央政府的支持,争取区域边界重组（如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区、国家级高新区、创意园区或开发区等）、发展赋权（行政区升格、给予特殊政策等）等,以提升区域地位。边缘地区需要抓住机会显现或创造相当的全局性战略地位、实践经验和价值或巨大的经济、社会、政治前景以获得中央政府的支持;其次,对于难以引起注目的地区,可从舆论策略出发,利用媒体宣传提高地区知名度和形象帮助吸引资金流入;第三,可从自我努力入手,通过相对有效且可行的尺度政治策略,主动创造地方-全球尺度连接渠道,从而实现路径创造。这其中,如何做好地方全球化是边缘地区能否实现尺度上推的关键。本文的研究仅是一个案例管窥,期待有更多相关的实证研究出现。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文献选项

• 原文顺序
• 文献年度倒序
•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