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5 , 35 (5): 593-598

Orginal Article

传统村落景观基因在地方认同建构中的作用效应——以侗族村寨为例

杨立国123, 刘沛林23, 林琳1

1.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2. 衡阳师范学院资源环境与旅游管理系,湖南 衡阳 421002
3.衡阳师范学院“古村古镇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承”湖南省协同创新中心,湖南 衡阳 421002

The Effect of Traditional Village Landscape Genes in Construction Place Identity: Taking the Dong Minority Village as An Example

YANG Li-guo123, LIU Pei-lin23, LIN lin1

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275, China
2. Department of Resources, Environment and Tourism Management, Hengyang Normal University, Hengyang, Henan 421001, China
3. Coope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Digitaliz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Towns, Hengyang Normal University, Hengyang, Henan 421002, China

中图分类号:  K901.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690(2015)05-0593-06

通讯作者:  林 琳,教授。E-mail:eeslinl@mail.sysu.edu.cn

收稿日期: 2014-02-3

修回日期:  2014-08-6

网络出版日期:  2015-05-20

版权声明:  2015 《地理科学》编辑部 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1401148、41271167、41171122)、湖南省自然科学创新群体基金(12JJ7003)、“传统聚落数字化保护技术”湖南省工程实验室开放基金(C1401)、湖南省高校创新平台开放基金项目(13K106)、湖南省重点建设学科人文地理学联合资助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杨立国(1980-),男,湖南常德人,副教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聚落文化地理研究。E-mail:yangliguo88@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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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将侗族传统村落景观基因识别为鼓楼、萨坛、围鼓楼布局、杉山溪田等的基础上,建构结构方程模型,通过对通道芋头、黎平肇兴、三江高定3个侗寨的272份调查数据分析发现:① 侗寨景观的4个基因均对地方认同建构产生积极作用,且呈现“萨坛>围鼓楼布局>杉山溪田>鼓楼”强弱顺序;② 景观基因在地方认同建构中的作用效应是意向认同>情感认同>认知认同;③ 在地方认同测量模型中,居住时间、出生地、职业、收入、村落发展、教育程度、居民类型、鼓楼、萨坛、围鼓楼布局、杉山溪田等因素对地方认同的影响明显;④ 在个人特征、社会经济、景观基因3个测量模型中,居住时间对个人特征影响最明显,村落发展对社会经济影响最强,萨坛对景观基因感知贡献最大;⑤ 个人特征、社会经济因素共变后通过景观基因感知对地方认同产生间接效应。

关键词: 传统村落 ; 景观基因 ; 地方认同 ; 作用效应

Abstract

The interpretation of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village culture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interpretation of village landscape. It is important to explore the role of the Dong Mininortiy Village Landscape gene in construction of place identity to the national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Based on recognition of Dong Mininortiy traditional village landscape gene as Drum Tower, Sa Altar, surrounded Drum tower layout, and China fir paddy field,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effect of landscape gene in construction place identity relyling on constructio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with 272 questionnaires in Tongdao Taro, Zhaoxing in Liping, Gaoding in Sanjiang. 1) Village landscape gene has an active effect on construction place identity, and the order is Sa altar > surrounded Drum tower layout > China fir paddy > Drum Tower; 2) Effect of landscape gene in construction place identity is the intention identity > emotional identity > recognition identity; 3) In the measurement model of place identity, the following factors have obvious influence on place identity, as residence time, birthplace, occupation, income, level of educ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villages, residents type, Drum Tower, Sa Altar, surrounded Drum tower layout, China fir paddy, ect.; 4) In the three measurement models of the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social economy and landscape gene, individual living time has the most influence on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village development has the strongest influence on the social economy, and Sa Altar has the greatest contribution to landscape gene perception; 5)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social economy have indirect effects on the place identity through the landscape gene sense.

Keywords: traditional village ; landscape genes ; place identity ; effects of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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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立国, 刘沛林, 林琳. 传统村落景观基因在地方认同建构中的作用效应——以侗族村寨为例[J]. , 2015, 35(5): 593-598 https://doi.org/

YANG Li-guo, LIU Pei-lin, LIN lin. The Effect of Traditional Village Landscape Genes in Construction Place Identity: Taking the Dong Minority Village as An Example[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5, 35(5): 593-598 https://doi.org/

中国传统村落(原名古村落,为了突出其文明价值及传承的意义,2012年9月,经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专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将习惯称谓“古村落”改为“传统村落”),是指民国以前建村,保留了较大的历史沿革,即建筑环境、建筑风貌、村落选址未有大的变动,具有独特民俗民风,虽经历久远年代,但至今仍为人们服务的村落,传统村落中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景观[1],是中国农耕文明留下的最大遗产。目前,住房城乡建设部、文化部、财政部三部门联合公布了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三批共2 555个村落,分布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2]。文化基因是指文化“遗传”的基本单位,文化景观基因则是文化景观遗传、变异、选择的进化规则[3],目前关于文化景观基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建筑文化、聚落形态和地域文化3个方面,其中建筑文化涉及建造哲理[4]、建筑原型[5]、建筑色彩 [6]、建造工艺[7]以及乡土建筑的建造组织方式[8]、自建模式和自建过程[9];聚落形态涉及建筑形态[10]、地块规模[11]和用地单元[12];地域文化则涉及原始图腾、民间傩戏、风水环境[13]和装饰图案结构[14]。这些研究各有侧重,而文化景观基因的分尺度综合研究则鲜有涉及。景观是形成认同的基本元素[15],地方认同建构以景观为媒介[16]。而目前关于地方认同建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地方认同的概念[17~19],地方认同的维度[20~29]、地方认同的建构过程[30]、地方认同建构机制[31~33]、地方认同建构主体作用[34,35]、地方认同与空间规划的关系[36]。在地方认同建构的作用因素中主要涉及节事[37]、民间祠神[30]、节庆[38]、文本[39]、移民[40]、书法[41]、祠堂[42],而对地方文化基因的建构作用没有引起注意。因此,本文选择侗族村寨作为研究对象,借助结构方程模型,试图探讨不同尺度的村落景观基因在地方认同建构中的作用差异以及同尺度景观基因在地方认同不同维度建构中的差异,从而丰富传统聚落景观基因和地方认同的研究。

1 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

1.1 侗族传统村落景观基因识别

侗族是中国的少数民族之一,总人口数为288万人(2010年第6次人口普查),主要聚居在湖南、贵州和广西三省(区)交界的毗连地带(图1)。湖南的通道、广西的三江、贵州的黎平、从江、榕江侗族人口均达各县人口的70%以上,为主要的侗族聚居地,且景观遗存较多,是本研究关注及调查的地理空间。景观基因识别借鉴刘沛林教授研究[13],从主体性公用建筑、民居特征、图腾标志、布局形态、参照性环境因子5个方面进行识别,同时兼顾景观基因的尺度,结果为:鼓楼(建筑尺度)、萨坛(建筑尺度)、围鼓楼布局(建筑群体尺度)、杉山溪田(村落尺度)等4个景观基因。根据便利法则,对衡阳师范学院的5名侗族本科学生进行无结构式访谈后,于2013年4月10~15日在通道县芋头村、黎平县肇兴村和三江县高定村进行预调研,采取参与式观察和集体访谈。结果显示鼓楼、萨坛、围鼓楼布局、杉山溪田等景观基因得到村民们广泛认同。故将其确定为侗族村寨的景观基因。

图1   中国侗族空间分布

Fig.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hinese Dong Minority

1.2 问卷设计与调查

调查问卷包括村落景观基因测量量表、居民属性特征和村落发展特征3个方面(表1)。村落景观基因测量量表采用5分制的李克特量表,每个指标编制一个陈述语句项,以“5”表示“非常清楚”或“非常同意”,“4”表示“比较清楚” 或“比较同意”,“3”表示“清楚” 或“同意”,“2”表示“不清楚”或“不同意”,“1”表示“很不清楚” 或“很不同意”【 ① 调查小组一行5人于2013年7月12~16日在通道县芋头村、黎平县肇兴和三江县高定村对村民展开随机抽样问卷调查,整个问卷填写在调查者指导下完成,对于年龄大和受教育程度不高的被调查者采取询问后由调查者填写的方式完成,共发放问卷280份,回收278份,回收整理后获得有效问卷272,有效率97.14%。】。

表1   侗族传统村落景观基因的感知与地方认同的维度划分及具体指标表

Table 1   The dimensions and the specific index of perception and identity on Dong Mininortiy traditional villages’ landscape gene

感知维度认同维度
物质形态功能作用文化意义认知认同情感认同意向认同
颜 色原初功能图腾崇拜独特景观愉悦感活动意向
大 小附加功能吉祥寓意代表景观归属感推荐意愿
形 状现代功能生态和谐重要组成景观自豪感保护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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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方法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作为主要定量分析方法,结构方程模型是一种建立、估计和检验因果关系模型的多元统计分析技术,整合了因子分析、路径分析和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等方法[43],结构方程模型中既可以包含直接可以测得的测量变量,也可以包含无法直接观测的潜变量,测度变量与潜变量之间关系的模型为结构模型,对于景观基因的感知与地方认同,均为不可直接测量的变量[44],因此,引入结构方程模型是分析作用效应的有效方法。本文采用AMOS17.0软件进行模型构建、参数估计、模型修正等环节,从而完成模型实现。

2 景观基因在地方认同构建中的作用分析

2.1 景观基因感知与地方认同统计分析

基于调查所得272份问卷的数据,从居民个人特征、村落社会经济发展、景观基因感知等3个方面对地方认同的基本情况进行统计分析(表2)。总体来看,样本的性别比接近,以本地出生为主,居住时间较长,主要活动为务农或兼业,文化程度不高,收入水平较低,对环境的感知最高。

表2   调查样本情况及测量模型变量说明

Table 2   The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surveyed visitors and variables of the SEM model

模型潜变量测量变量变量编码说明(样本所占比重)
测量
模型1
个人
特征
性别女=1(53.5%)男=2(46.5%)
年龄(岁)<18=1(2.0%)29=2(25.7%)30~44=3(32.6%)45~59=4(15.9%)60~74=5(19.8%)>75=6(4.0%)
居住时间(a)<5=1(24.7%)5~20=2(11.8%)21~40=3(28.7%)41~60=4(18.9%)>60=5(15.9%)
出生地本村出生=1(71.3%)村外出生=2(28.7%)
测量
模型2
村落
发展
月收入(元)<1000=1(36.5%)1000~2000=2(34.5%)2000~3000=3(14.7%)3000~4000=4(12.7%)>4000=5(1.6%)
职业务农=1(41.5%)附近兼业=2(42.5%)外地务工=3(15.2%)自主经营=4(0.08%)
教育程度无=1(11.8%)小学=2(34.6%)初中=3(34.6%)高中=4(14.8%)大专及以上=5(1.6%)
居民类型常年在家=1(22.8%)偶尔外出=2(34.7%)常年在外=3(42.5%)
村落发展未开发=1(33.3%)初步开发=2(33.3%)成熟开发=3(33.4%)
测量
模型3
景观
基因
鼓楼(3.54%)很不清楚=1(1.87%)不清楚=2(18.0%)清楚=3(13.0%)比较清楚=4(31.4%)非常清楚=5(35.8%)
萨坛(3.79%)很不清楚=1(2.20%)不清楚=2(20.5%)清楚=3(18.6%)比较清楚=4(40.7%)非常清楚=5(20.2%)
鼓楼中心布局(3.73%)很不清楚=1(3.74%)不清楚=2(252%)清楚=3(27.1%)比较清楚=4(30.4%)非常清楚=5(13.6%)
杉山溪田(3.94%)很不清楚=1(4.51%)不清楚=2(27.7%)清楚=3(24.2%)比较清楚=4(26.2%)非常清楚=5(17.4%)
测量
模型4
地方
认同
认知认同(3.51%)很不认同=1(1.98%)不认同=2(31.7)认同=3(37.3%)比较认同=4(26.7%)非常认同=5(3.30%)
情感认同(3.71%)很不认同=1(4.29%)不认同=2(22.4%)认同=3(47.9%)比较认同=4(18.5%)非常认同=5(6.93%)
意向认同(3.53%)很不认同=1(3.96%)不认同=2(30.4%)认同=3(38.9%)比较认同=4(17.8%)非常认同=5(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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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景观基因在地方认同建构中的作用

1) 模型构建与变量处理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景观基因对地方认同建构的作用机制,探讨哪些因素影响(直接或间接)地方认同,以及影响的程度。为全面反映景观基因感知情况和地方认同状况,将个人特征、社会经济、景观基因、地方认同等潜变量和相应的测量变量纳入到模型中,构成4个测量模型(图2),继而由潜变量构建结构模型。

对4个测量模型的说明以及相应的变量处理情况如表2。不同出生地的地方认同状况有所不同,因此在个人特征因素这一测量模型中引入“出生地”变量。此外,由于样本来自于3个不同村落,在社会经济因素测量模型中,引入“村落发展”这一变量,以检验村落差异对地方认同的影响。以个人特征、社会经济、景观基因感知、地方认同4个潜变量为基础,并假设前3个潜变量对地方认同产生直接影响,建构假设模型(图3)。

2) 参数估计、模型修正及模型拟合

利用AMOS17.0软件对假设模型进行参数估计,结果显示模型的内在质量不错,但模型的外在质量欠佳,假设的结构模型中由社会经济指向景观基因的路径系数,以及个人特征指向性别的标准化因子负荷系数均未达到显著性要求,需对模型进行修正。参考修正指标值显示,若将潜变量“个人特征”与潜变量“社会经济”设定为共变关系,则可以减少卡方值的数值。表示潜变量“个人特征”与潜变量“社会经济”两个次层面间的某些观测变量对景观基因的认同有某种类同,将这两个指标的误差变量设成共变关系,理论是合理的,不会违背经验法则与SEM的假定,因而在修正模型时,可将这两个潜变量设为共变关系,修正后的模型如图4所示,在模型拟合指数方面,自由度为110,表明模型可以识别,卡方自由度比1.15,绝对拟合指数RM SEA=0.072,NFI=0.909,CFI=0.966,表明模型整体拟合良好,结果可以接受。

图2   测量模型构建

Fig.2   Structure of the SEM model

图3   假设模型构建

Fig.3   Hypothesis of the SEM model

图4   修正模型构建

Fig.4   Rivision of the SEM model

3) 景观基因在地方认同建构中的作用效应

由上述分析可知,整体模型拟合度良好,结构模型中的各路径系数及测量模型中各标准化因子负荷系数均有意义。具体而言,标准化因子负荷系数反映各观测变量与其所对应的潜变量之间的关系。如图5所示,在个人特征因素中,居住时间和出生地两个变量对个人特征的解释程度最好,其系数分别达到0.90和0.76;在社会经济因素中,村落发展、居民类型、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对社会经济解释程度好,其系数分别为0.84、0.68、0.63和0.60;在景观基因中,萨坛、围鼓楼中心布局、杉山溪田环境和鼓楼对景观基因感知解释度均较好,其系数分别为0.86、0.81、0.81和0.78;居住时间、出生地、年龄、村落发展、居民类型、教育程度、收入水平、职业、萨坛、围鼓楼布局、杉山溪田环境、鼓楼对个人特征、社会经济、景观基因感知3个潜变量的反映能力较强,由这些因素反映的潜变量进而对地方认同构成了直接或间接影响。

个人特征和社会经济共变后指向景观基因感知,在由景观基因感知指向地方认同,3条路径系数均达到了显著性水平,但是其路径系数数值大小各异,表明各路径系数代表的关系程度有差异,通过路径图和路径系数数值来分析各潜变量对地方认同的影响类型及影响程度。影响(或效应)分为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从影响类型来看,景观基因感知对地方认同具有直接影响,而个人特征和社会经济因素共变后通过作用于景观基因对地方认同产生间接影响;从影响程度来看,景观基因对地方认同的影响显著(其路径系数均>0.78),且其影响程度是萨坛>围鼓楼布局>杉山溪田>鼓楼,景观基因感知变化1个单位,地方认同变化0.91个单位,个人特征和社会经济变化1个单位,地方认同相应的变化0.69个单位。在地方认同中,各维度系数均很高,意向认同最高(1.0),其次为情感认同(0.91),认知认同最低(0.84)。

图5   传统村落景观基因在地方认同建构中的作用效应图

Fig.5   The effect of construction place identity on traditional village landscape gene

3 结论与讨论

研究表明,鼓楼、萨坛、围鼓楼布局、杉山溪田环境等景观基因对侗族传统村落的地方认同建构作用显著;地方认同建构作用中意向认同>情感认同>认知认同;个人特征和社会经济因素共变后通过影响景观基因感知间接对地方认同产生影响;村落发展对社会经济影响程度显著;居住时间和出生地是个人特征的主要因素。居住时间、出生地、职业、收入、村落发展、教育程度、居民类型、鼓楼、萨坛、围鼓楼布局、杉山溪田环境等因素对个人特征、社会经济因素、景观基因3个潜变量的反映能力较强, 3个潜变量对地方认同构成直接或间接影响。影响因素的多样性决定了景观基因在地方认同建构中作用的复杂性,地方认同的建构是一个过程,不同发展阶段村落景观基因的建构的作用效应也有差异。居民是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传承的主体,居民对景观基因的感知与认同是传承的前提,也是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的关键。因此,传统村落景观基因的保护可以从原真性保护(基因响应)、活动性保护(感知响应)和参与性保护(认同响应)3个方面展开,这是后续研究应该努力的方向。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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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发展传统村落是新时期我国 的一项重要举措。落实这一举措的基本前提,是对传统村落的概念和文化内涵的清晰认识和正确把握。深入解析了传统村落的特质,对其概念界定、文化内涵、构成 要素、与其他村落异同、特殊空间结构与空间形态、固有属性特征等,做了详细分析和阐述,以期在实践中确定科学合理的思路,采取针对性保护方法和保护措施, 实现传承农耕文明和经济社会发展并举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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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民居建筑是地域文化的重要 物质载体,而地域文化又决定着传统民居建筑的发展走向。特别是在当前大力提倡突出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的建筑创作之时,如何从传统民居建筑中发掘其深层的文 化传承基因,继续传延地方民居的风貌特色,努力追求建筑与地域自然和人文环境的融合与协调,是研究者和设计者面对的现实。文章结合实例,从分析、发掘传统 民居的建筑文化及其传承基因入手,将如何从传统民居建筑中汲取精华,灵活地借鉴移植运用到新民居设计中,力求创造出具有浓厚地域文化特色的新民居建筑形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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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se of town plans as a source for history and geography and as data for urban planning led, form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o major developments in the theoretical and analytical aspects of urban morphology. The contributions of the Italian 'school', first Muratori and then Caniggia, principally on architectural typology, are well known today, as are the contributions of the English 'school' initiated by Conzen. But knowledge of previous work is generally poor, especially of the German 'school', which played a major role between the 1890s and the 1950s. This article is a history of the ideas of urban morphology, based upon an examination of the German, English, French and Italian contributions. Its aim is to identify the most relevant scholars in this field and the way in which ideas passed from one discipline to another and across state frontiers. After examining the present-day situation, a new approach is proposed that achieves a better integration of morphological analysis and the use of written 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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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落文化景观是文化景观研究的最有效的切入点.由于中国南方地区 较为多样化的地理环境和文化背景,传统聚落景观的多样化特点比北方地区表现得更为鲜明.不同地方环境与文化背景下的南方传统聚落景观,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地 域分异和景观意象差异,从而划分出识别性较强的8个聚落景观区和40个景观亚区.8个聚落景观区为:Ⅰ.江浙水乡聚落景观区;Ⅱ.皖赣徽商聚落景观区; Ⅲ.闽粤赣边客家聚落景观区;Ⅳ.浙南闽台沿海丘陵聚落景观区;Ⅴ.岭南广府聚落景观区;Ⅵ.湘鄂赣平原山地聚落景观区;Ⅶ.云贵高原及桂西北多民族聚落 景观区;Ⅷ.四川盆地及周边巴蜀聚落景观区.南方传统聚落景观区的保护与利用价值主要表现在其独特的遗产价值、科学价值、美学价值及旅游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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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sets out to show how landscape, seen as the cultural projection of a society on a certain space, becomes a fundamental element in the creation process of a national identity, in this case the Catalan identity, both in its late 19th century origins and in its present form. In this context, we would like to stress the importance of mountainous landscapes in the formative process of the Catalan nation. Like other nations that began to structure their identity discourse in political and cultural terms at that time, the interpretation and use of the landscape in Catalonia are rooted in readings and meanings of “ Modernista ” romanticism. However, the equally rhetorical but much more useful “ Noucentista ” vision soon appeared as a justification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erritory. The article charts the course of these two discourses and their singular interaction in Catalonia. The first section shows how the subject of nationalism is approached through political geography and the second section gives an overview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dscape and identity. Finally, the epilogue proposes a reading of the contemporary territorial and landscape conflicts in Catalonia that have emerged now that the “ Modernista ” and “ Noucentista ” visions have outrun their course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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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在明确地方感、地方依恋与 地方认同概念内涵的基础上,明晰了概念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地方感是一个动态变化的包容性概念,包括地方依恋与地方认同2个维度;地方依恋与地方认同是2 个相关但各具独特内涵的概念,研究过程中应对其进行有效区分;地方依恋会影响地方认同,二者都有助于地方感的构建;未来研究中应该从概念构建上突出地方本 身的独特性和典型性,研究中应综合运用多种方法,空间上应区分地方感的不同空间尺度,时间上则应强调地方感研究的动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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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achment and identity as related to a place and its perceived climate

[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2005,25:207-218.

https://doi.org/10.1016/j.jenvp.2005.03.003      URL      摘要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relations between place, climate, place attachment and place identity using Breakwell's four processes model of place identity (e.g. Twigger-Ross, Bonaiuto, and Breakwell. (2003). Identity Theories and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3–233) as a framework. Following this, an influence of high vs. low attachment and urban vs. country(open-air)-person attitude on place (the City of Gothenburg, “Vallgraven”, Sweden) related identity processes was examined. In line with Twigger-Ross and Uzzell (1996) (Place and Identity Processes, 205–220) it was hypothesized that high attachment, together with a congruent place identification, in this case urban-person attitude, would influence significantly more residents’ place-related identity processes than low attachment and a place identification which was not congruent with where they were living, i.e. country(open-air)-person attitude. In addition it was hypothesized, in line with Knez (2003a) (The 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urban climate (ICUC-5), September 2003, Lodz, Poland, Vol. 2, (2003a) pp. 69–72) that climate may be one of the meanings they attribute to the place. Empirical evidence on links between place attachment and place identity on urban vs. country(open-air)-person attitude and place identity were shown as well as a significant role of climate in subjects’ conceptions of a place, especially for those considered to be highly attached to their residential area. This latter result presents a challenge to place theory, in general, not taking into account a place's climate (Knez (2003b). The 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urban climate (ICUC-5), September 2003, Lodz, Poland 2 (2003b) 65–68)). Finally,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ling suggested a model of five place identity process as opposed to Breakwell's four processes model, and showed a significant link proceeding from residential time to place attachment to place identity. This latter result indicates that prolonging one's stay at a place intensifies one's emotional bond to that place which in turn leads that a place becomes more a part of one's conceptual and extended selves (Neisser (1998).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1, 35–59), in this context a part of the content of the five place-related identity processes of distinctiveness, referent continuity, congruent continuity, self-esteem and self-efficacy.
[25] Droseltis O,Vignoles V L.

Towards an integrative model of place identification: Dimensionality and predictors of intrapersonal level place preferences

[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2010,30:23-34.

https://doi.org/10.1016/j.jenvp.2009.05.006      URL      Magsci      摘要

<h2 class="secHeading" id="section_abstract">Abstract</h2><p id="">Research on place identity has been hampered by confusion in defining the concept and lacks an integrated account of social and motivational processes underlying people's identification with places. We used multilevel modelling (<em>N</em>&#xA0;=&#xA0;141) to investigate the dimensionality and predictors of intrapersonal variance in place identification, drawing on psych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literatures.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distinguished three dimensions of place identification (attachment/self-extension, environmental fit, and place-self congruity), and each was predicted by a somewhat different combination of needs and motives (e.g., self-esteem, continuity, distinctiveness, belonging, meaning, security, control, aesthetic pleasure) and social/symbolic links to places (e.g., genealogy, economics, loss, narrative, spiritual significance, special events). Satisfaction of needs and motives partially accounted for effects of social/symbolic links.</p>
[26] Hernandez B,Hidalgo M C,

Salazar-Laplace M E,et al.Place attachment and place identity in natives and non-natives

[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2007,27:310-319.

https://doi.org/10.1016/j.jenvp.2007.06.003      URL      摘要

Place attachment is an affective bond that people establish with specific areas where they prefer to remain and where they feel comfortable and safe. Place identity, however, has been defined as a component of personal identity, a process by which, through interaction with places, people describe themselves in terms of belonging to a specific place. Most research has observed positive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se variables in populations that have maintained ongoing interactions over long periods of time. This work presents two studies in which we compare place attachment to place identity in samples differentiated according to birthplace and length of residence, and the magnitude of these bonds to different places. The results of the first study revealed differences between intensity of attachment and identity depending on place of origin and place assessed. The second study found that identity and attachment tend to coincide in natives, while individuals from other places give higher scores for attachment than for identity. Results from the two studies have enabled us to consider that place attachment develops before place identity, at least in the case of the non-natives. Both studies reveal that bonds are stronger with the city than with the neighbourhood, but that attachment and identity with the island are stronger than either of them.
[27] Stedman R.

Is it really just a social construction?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to sense of place

[J].Society and Natural Resources,2003,16:671-685.

https://doi.org/10.1080/08941920309189      URL      摘要

Although sense of place definitions nominally include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much research has emphasize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ense of place and neglect the potentially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of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to place meanings and attachment. This article presents research that tests several models that integrate (1)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nvironment, (2) human uses of the environment, (3) constructed meanings, and (4) place attachment and satisfaction. The research utilized a mail survey of 1,000 property owners in a lake-rich region (the Northern Highlands Lake District of Northern Wisconsi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revealed that the best fit model integrating environmental variables with sense of place was a meaning-mediated model that considered certain landscape attributes (i.e., level of shoreline development) as predictive of certain meanings related to attachment and satisfaction. This research demonstrates that landscape attributes matter a great deal to constructed meanings; these constructions are not exclusively social.
[28] 唐文跃.

城市居民游憩地方依恋特征分析——以南京夫子庙为例

[J].地理科学,2011,31(10):1202~1207.

URL      Magsci      摘要

城市居民游憩地方依恋研究为认 识居民与城市游憩空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以南京夫子庙为案例研究发现,南京居民的夫子庙游憩地方依恋具有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两个维度的结构特征, 其中对夫子庙的情感性依恋大于功能性依恋。时间和经济状况是居民游憩地方依恋形成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中对夫子庙的地方依赖程度主要受居民经济状况的影响, 地方认同程度主要受时间因素的影响;夫子庙主要满足了中等文化程度(高中、中专)和中等收入阶层游憩者的消费需求,是一个大众化的休闲游憩街区。
[29] 杨昀,保继刚.

旅游社区外来经营者地方依恋的特征分析——以阳朔西街为例

[J].人文地理2012,27(6):81~8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外来经营者对旅游社区的依恋是 一种特殊的人地关系现象,尚未引起学界的关注。文章基于地方依恋理论,探索性地提出"经济依赖"和"情感认同"两个维度,据此归纳了"生活方式主导 型"、"商业联结主导型"、"利益驱动型"和"厌倦地方型"四种分类谱系,并通过对阳朔西街外来经营者的深入调研,运用质性方法剖析了其地方依恋产生的原 因、发展变化及影响诸方面的特征表现。研究发现:外来经营者对阳朔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情感性依恋,并非简单的功利关系;地方依恋的变化与西街商业环境的发展 密切相关,经济性依赖与情感性认同既可以相互促进,也可能互相抑制;较高的地方依恋对外来经营者的商业行为有一定的规范作用。提高经营者对旅游地的依恋程 度,有利于地方资源的可持续规划管理。
[30] 郑衡泌.

民间祠神视角下的地方认同形成和结构——以宁波广德湖区为例

[J].地理研究,2012,31(12):2209~2220.

https://doi.org/10.11821/yj2012120008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2]      摘要

以国内外地方认同及其相关研究理论为依据,通过宁波广德湖田区历 史空间结构演变中地方祠神为象征的地方认同分析,探讨地方认同的形成和结构,进而提出一个地方认同的结构框架,包括空间、象征和集体记忆三个要素,它们互 相依存,共同组成地方认同整体。其中,空间是地方认同的指向和发生容器,集体记忆是地方认同得以区别于他者的唯一性和特征,而象征标志则使得记忆凝缩、人 群凝聚、记忆凭依,并使地方概念得以升华和延续。
[31] 庄春萍,张建新.地方认同:

环境心理学视角下的分析

[J].心理科学进展,2011,19(9):1387~1396.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roshansky提出的“地方认同” (place identity, 1978)一词, 是环境心理学研究中的重要概念。它指的是人对居住环境的自我认同, 用于理解和测量“人-地关系”。已有研究分别从认知、情感和行为等方面论证了“地方认同”与“地方依恋”、“地方感”及“地方依赖”等概念之间的区别; 并在个体、社会和文化三个层面上均发现了影响地方认同的因素。未来的研究将采用社会认知的实验技术、以及纵向研究设计方法等, 一方面探讨地方认同的内在心理机制, 另一方面则利用此概念探索解决有关的现实问题。
[32] 苏勤,钱树伟.

世界遗产地旅游者地方感影响关系及机理分析——以苏州古典园林为例

[J].地理学报,2012,67(8):1137~1148.

https://doi.org/10.11821/xb201208011      URL      Magsci      摘要

地方感强调地方本身具有的特质 及人与地之间的情感连结关系,是近年来国外环境心理学和游憩地理学的热点论题。以世界遗产地苏州古典园林为例,基于旅游涉入、旅游吸引力、旅游功能、地方 感、遗产保护态度与遗产保护行为6个潜变量,构建地方感结构关系模型,通过设计量表并回收909份有效调查样本,运用SPSS、Amos软件及验证性因子 分析方法,探讨了旅游者地方感的影响关系路径及运行机理。研究结果表明:①由地方感前因影响导入机制与后果效应输出机制构成的"导入—输出"系统机制的运 行过程与结果是苏州古典园林旅游者地方感的影响关系机理;②地方感前因变量旅游涉入、旅游吸引力、旅游功能均对地方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地方感的形成 对遗产保护态度及遗产保护行为也具有重要的影响效应;③旅游吸引力对地方感的影响最小(0.341),旅游涉入对地方感的影响最小(0.252);④地方 感的形成对旅游者的遗产保护态度及遗产保护行为均具有重要的影响效应,其对遗产保护行为的影响(0.467)比对保护态度的影响(0.420)更加显著。 对地方感前因变量与后果效应进行整合分析,探讨地方感影响关系机理,以期为我国遗产地的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的协调互利提供借鉴及指明方向。
[33] 周尚意,杨鸿雁,孔翔.

地方性形成机制的结构主义与人文主义分析——以798和M50两个艺术区在城市地方型塑造中的作用为例

[J].地理研究,2011,30(9),1566~1576.

https://doi.org/10.11821/yj2011090003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探讨地方性的形成机制对保护传统的地方性和发展新的地方性十分必要。本文选择北京和上海两个艺术类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分析人文主义机制和结构主义机制的相互作用。按照结构主义的分析思路,调查了艺术区与外界的社会关系;按照人文主义的分析思路,调查了艺术家、画廊经营人和消费者对地方性的认同程度。研究发现:(1)结构主义和人文主义机制共同促成艺术区以景观体现城市的地方性。(2)国外艺术品需求的结构机制虽促成了对中国题材作品的需求,但尚未形成对两个城市地方性题材作品的强大需求。(3)在外界结构动力不足的情况下,三类人群对城市地方性的深层情感认同比较少,因此他们在创作或营销艺术品时,缺少人文主义的内在机制。由此建议:两市的政府应组织一些活动,鼓励艺术家创作本城市题材的艺术作品,从而使该类题材作品逐渐具有市场竞争力,并能抵制经济全球化过程对地方文化的负面冲击。
[34] 杜芳娟,陈晓亮,朱竑.

民族文化重构实践中的身份与地方认同——仡佬族祭祖活动案例

[J].地理科学,2011,31(12):1512~1517.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文化转向思潮的引领下,新文 化地理学从注重结果向注重过程转移,更强调地理事象所发生的空间过程及其内化在特殊地域系统中的社会关系。在这一过程中,景观的符号象征意义和表征作用得 到重新解读。以民族文化为旅游吸引物的发展背景下,通过对贵州世居民族仡佬族官方祭祖活动的参与式观察和相关群体的深度访谈,发现民族精英为将务川树立为 仡佬族族群的中心,重构了"九天天主"及其祭祖仪式和场所,地方意义由此发生了改变‘,小塘石笋’由自然景观变为仡佬族族群的文化中心景观。"仡佬之源" 的地方中心性空间策略虽扩大了仡佬族的知名度,提升了地方影响力,但祭祀活动却呈现出精英的"台上"认同与民众"台下"认同的对立。这一分歧的根本原因是 当地仡佬族模糊的身份记忆以及仡佬族作为散居族群的文化多元性所致。在仡佬族祭祖的文化实践中,精英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和权力影响和重构了地方身份认同,而 地方的民族身份认同又影响地方意义的重构。文章指出,没有民众的"自下而上"支持,悬置于族群之上的官方主导的文化重构实践具有很大的脆弱性。研究对完善 地方感研究中主体性缺失及地方与认同研究中身份认同研究不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35] 蔡晓梅,朱竑.

高星级酒店外籍管理者对广州地方景观的感知与跨文化认同

[J].地理学报,2012,67(8):1057~1068.

https://doi.org/10.11821/xb201208005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有关跨国移民对城市景观的感知和跨文化认同研究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 以广州高星级酒店外籍管理者作为研究对象, 通过定性研究进行数据的收集和分析, 构建了外籍管理者对城市地方景观感知和跨文化认同的形成演变机制, 并得出以下结论:① 在职业影响下, 外籍管理者对迁入城市产生了被动的地方认同, 进而形成了被迫同化的跨文化认同模式;② 外籍管理者基于身份构建对城市地方景观进行感知, 对反映“他者”、“我者”和“世界人”身份的景观感知度较高, 反映出他们对故乡和迁入城市的地方认同, 从而产生了同时具有整合和边缘特征的跨文化认同模式;③ 外籍管理者通过迁入城市的地方景观感知而产生地方意义的解读, 基于对迁入城市正面的地方意义解读, 对城市产生了地方认同和整合的跨文化认同模式, 基于对迁入城市负面的地方意义解读, 对城市产生了地方不认同和分隔的跨文化模式。研究结论丰富了城市景观研究和跨文化认同研究的相关理论成果, 并为中国跨国移民政策和国际化城市建设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实践参考。
[36] 林耿.

地方认同与规划中的权力建构——基于规划选址的案例分析

[J].城市规划,2013,5:11~1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基于典型规划选址案例,以质性研究的方法,援引地方理论和精英理 论,诠释地方认同-权力生成-空间规划之间的关系,揭示规划中权力对空间的建构功能.结论认为:第一,大型批发贸易市场依托经济精英外生式嵌入全球经济网 络,构建起一个具有全球节点功能的地方;经济精英及部分体制精英深度嵌入本土经济、社会和文化脉络的内生式关系,又使其成为一个具有本土意义的地方.规划 应充分尊重地方这种空间主体性.第二,精英地方认同的差异衍生不同的话语和权力指向,这种指向决定着市场的空间建构.市场空间实质上是地方精英权力再结构 化结果的投影和表征.空间可以再造,地方难以重生,规划权力应谨慎处理涉及地方尺度的商业空间规划.
[37] 肖璐.

节事感知与地方认同的关系研究[D]

.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2:12.

[本文引用: 1]     

[38] 刘博,朱竑,袁振杰.

传统节庆在地方认同建构中的意义——以广州迎春花市为例

[J].地理研究,2012,31(12):2197~2280.

https://doi.org/10.11821/yj2012120007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节庆是地理学研究地方认同的一个重要视角。广州&ldquo;迎春花市&rdquo;与广府人&ldquo;年卅晚行 花街&rdquo;的传统民俗密不可分。一年一度的地方民俗节庆&ldquo;迎春花市&rdquo;作为广府地区的特质文 化形式, 在塑造地方认同中具有独特意义。本文基于新文化地理学视角, 采用问卷调查、参 与式观察、深度访谈等方法来搜集数据, 对问卷数据利用SPSS17.0进行频数统计、描述性统 计分析、数据质量分析、因子分析和单因子方差分析, 对访谈记录、网络资料等定性资料进 行文本分析。结果显示:(1)地方认同形成过程包含认知、情感和意向三个心理过程, 迎春 花市在这三个层面上都对地方认同的建构有积极作用。特别是, 政府尊重民意举办花市之举 措有利于促进地方认同的建构;(2)广州世居居民、父辈移居广州者、己辈定居者三类群体 对迎春花市的认同过程存在一定差异。尽管, 节庆能很好地将不同群体整合进更大的社区, 但是新来者要成为&ldquo;本地人&rdquo;,建立起地方认同仍需假以时日。这些发现将有助于理解广州不 同文化身份市民的文化融合及地方认同的形成原因
[39] 唐顺英,周尚意.

浅析文本在地方性形成中的作用——对近年文化地理学核心刊物中相关文章的梳理

[J].地理科学,2011,31(10):1159~1165.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新文化地理学是英国一批文化地理学者在1980年代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它与传统文化地理学有所不同,区别之一在于是否关注电影、文学作品、绘画等文本所再现的地方性。近年在英美文化地理学的核心刊物中,许多文章研究了由文本再现出来的地方性。地方性是文化地理学最主要的研究议题之一,它是文化地理学与其他人文地理学分支结合的关键概念。梳理这些文章,旨在归纳出文本在地方性形成中所起的作用。分析结论如下:①文本可以通过再现3种内容来建构地方性:当地的景观、日常生活实践和业已消失的文化;②文本再现地方性的机制多来自人们的意识形态需要,“我”与“他者”的精神诉求不同,再现的地方性也不同;③文本的再现对地方性既会有强化作用,也会有削弱作用。归纳出这种三种结论后,尚需要进一步讨论如下问题:在地方性的形成中,文本的作用是否是或缺的。如果不是或缺的,而是必须的,那么文化地理学者则必须研究文本中再现的地方性。
[40] 冀满红.

民众迁徙、家园符号与地方认同——以洪洞大槐树和南雄珠玑巷移民为中心的探讨

[J].史学理论研究,2011,2:101~10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山西洪洞大槐树与广东南雄珠玑 巷是众多移民及其后裔心目中精神家园的象征。在被塑造成为家园符号的过程中,两地在有关移民的迁徙缘由、时机选择以及文字记载等方面有诸多的相同之处。但 是,洪洞大槐树移民与南雄珠玑巷移民毕竟是分处两地且在不同时代的移民,因此在迁徙的动机、规模以及组织领导等方面都有与众不同之处,并进而形成各自独特 的文化象征。洪洞大槐树与南雄珠玑巷本是地方的具体物象,但是却都不约而同地超越了区域的限制而成为众多人士追溯身世的主要参考,成为其心理认同中的家 园。在这一过程中,家谱、族谱以及方志记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41] 张捷,卢韶婧,蒋志杰.

中国书法景观的公众地理知觉特征—书法景观知觉维度调查

[J].地理学报,2012,67(2):230~238.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书法景观是一种代表中国特色文化符号的文化景观,景观知觉维度研究是了解这种景观基本特征的手段。本文将尝试开放问卷对书法知觉场所地方记忆报告结果进行编码,并构建专门计算公式进行权重计算,结果表明书法景观主要知觉维度可归为6 类:知觉时间、地理环境、书法特性、书法载体形式、价值和个体心理,并揭示了热点景点书法景观的知觉维度特征。眼动仪分析结果表明旅游景点的书法景观作为地域标志和景观标志,在公众知觉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相对园林、湖泊和海滨景点内的书法景观,公众更多知觉到了山岳和宫殿庙宇内的书法景观。利用知觉频数描述了不同类型书法景观的地理场所公众知觉特征,根据书法景观知觉频率可将这些场所划分为景点、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场所、新闻媒体和广场三个层次。本文的研究实际上也为中国特色文化景观的实证研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方法。
[42] 李凡,杨俭波,何伟财.

快速城市化背景下佛山传统祠堂文化景观变化以及地方认同的建构

[J].人文地理,2013,28(6):9~1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祠堂曾经是佛山标志性的文化景 观,但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祠堂文化景观也发生了改变。在对佛山市区现存祠堂景观全面普查的基础上,选择位于城乡边缘带和城中村的典型社区进行深度访 谈。研究表明,佛山传统祠堂文化景观在空间和功能上都发生明显变化。尽管其呈现出现代化、多元化的倾向,但通过集体记忆和怀旧空间的地方形塑,仍然强化了 以祠堂为中心的地方认同感。而且,在快速城市化、全球化过程中,地方与认同的关系既受到外生文化渗透的影响,又有内生文化认同作用的增强。祠堂文化景观的 改变,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地方社会关系的急剧变化,与之相应,地方认同也正在重新构建。
[43] 赵向光,李志刚.

中国大城市新移民的地方认同与融入

[J].城市规划,2013,37(12),22~3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随着我国进入快速城市化阶段,大量新移民正成为城市常住居民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群体的社会融合与地方认同问题备受关注。依据塞缪尔·亨廷顿对地方认同的界定,构建结构方程模型,以广州、杭州、成都、沈阳、东莞、郑州6市的5164份调查问卷为基础,对中国大城市新移民的地方认同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城市新移民正日益分化为劳力型、智力型和投资型移民5类,三大群体的地方认同存在较大差异。就认同机制而言,在个人特征、社会经济属性、制度、住房状况44-测量模型中,年龄、家庭生命周期、移民类型、月收入、户籍、社保状况、住房设施、住房类型等因素对地方认同的影响明显。结构模型分析表明,制度因素、住房因素、社会经济因素对新移民地方认同的直接效应依次递减,而个人特征通过社会经济因素对地方认同产生间接效应。总体而言,虽经多年市场化改革,制度因素仍是影响新移民地方认同乃至城市融入的最重要因素;住房状况对其地方认同的影响也在逐步增强。
[44] 吴明隆. 结构方程模型——AMOS的操作与应用[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312~314.

[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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