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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5 , 35 (5): 599-607

Orginal Article

浙江省旅游生态安全的时空格局及障碍因子

周彬1, 2, , 钟林生2, , 陈田2, 张爱平2

1.宁波大学旅游系,浙江 宁波 315211
2.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 100101

Spatio-temporal Pattern and Obstacle Factors of Ecological Security of Tourism Destination: A Case of Zhejiang Province

ZHOU Bin1, 2, , ZHONG Lin-sheng2, , CHEN Tian2, ZHANG Ai-ping2

1. Department of Tourism,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Zhejiang 315211, China
2. Institute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and Resourc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中图分类号:  X8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690(2015)05-0599-09

通讯作者:  钟林生,研究员。E-mail:zhongls@igsnrr.ac.cn

收稿日期: 2014-06-16

修回日期:  2014-11-25

网络出版日期:  2015-05-20

版权声明:  2015 《地理科学》编辑部 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1301141、41171435）、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LY13D010007）、浙江省海洋文化与经济研究中心科研项目（12JDHY03YB）、宁波市学科带头人培育项目（G12-XK10）联合资助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周 彬（1979-）,山东曹县人,副教授,博士后,主要从事旅游生态学和旅游地理学研究。E-mail:zhoubin@igsnrr.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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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浙江省为案例地,构建了基于PSR-EES模型的旅游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改进的TOPSIS法对其2000~2012年旅游生态安全进行了动态评估,并使用生态安全等级动态度模型、马尔可夫链模型、灰色关联度模型对其时空格局和障碍因子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① 2000~2012年,浙江省旅游生态安全指数由0.399增加至0.628,安全等级从敏感等级上升至一般安全等级;② 浙江省旅游生态安全风险等级和敏感等级的城市数量减少,而临界安全和一般安全等级的城市数量增加,且旅游生态安全等级存在跳跃式转移;③ 浙江省旅游生态安全主要障碍因子为游客数量增长率、旅游收入增长率、环保投入占GDP比重和森林覆盖率。

关键词： 旅游生态安全 ; 动态评价 ; 空间特征 ; 浙江省

Abstract

Scientifical assessment on the ecological security of tourist destinations is important for achiev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systematicness, hierarchy, maneuverability and the procurability of research data, and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ourism economy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Zhejiang Province, this article combines the Pressure-State-Response (P-S-R) model and the Economic-Environment-Social (EES) model to construct a tourism destination ecological security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The mean-square-error decision method was used to calculate the weight of the evaluation index. We used improved TOPSIS to conduct a dynamic evaluation index of the tourism destination ecological security in Zhejiang Province form 2000 to 2012. The spatio-temporal pattern and its obstacle factors were studied using ArcGIS software, dynamic model of ecological security level, the Markov chain model, and the gray relative level model. The results showed the following: 1) from 2000 to 2012, the tourism destination ecological security comprehensive index increased from 0.399 to 0.626, the security level raised from the sensitive grade to the general safety grade. In this period, there were a risk grade in 2000-2002 and 2004-2005; a sensitive grade in 2006; a critical safety grade in 2003, 2007 and 2010; and a general safety grade in the other years. The tourism destination ecological security in Zhejiang Province still has a big space to promote. 2) In Zhejiang Province, the number of cities with risk grade and sensitive grade for ecological security decreased while that with a critical safety grade and general safety grade increased. Furthermore, the increase speed of the number of cities with the relatively high security grade is faster than the decrease speed of the number of cities with the relatively low security grade. There exists a leaping development among the transfer process of different ecological security grades. 3)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ecological security are the growth rate of domestic tourism, the growth of international tourism income, the growth rate of inbound tourists, the domestic income growth rate, and the proportion of environment preservation in GDP and forest coverage. The gray relative levels are 0.803, 0.764, 0.715, 0.667, 0.647 and 0.605, respectively.

Keywords： tourism ecological security ; dynamic evaluation ;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 Zhejia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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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彬, 钟林生, 陈田, 张爱平. 浙江省旅游生态安全的时空格局及障碍因子[J]. , 2015, 35(5): 599-607 https://doi.org/

ZHOU Bin, ZHONG Lin-sheng, CHEN Tian, ZHANG Ai-ping. Spatio-temporal Pattern and Obstacle Factors of Ecological Security of Tourism Destination: A Case of Zhejiang Province[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5, 35(5): 599-607 https://doi.org/

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正在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保障生态安全已经成为当今国际社会必须共同面对且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之一[1]。生态安全是指在一定时空范围内,生态系统能够保持其结构与功能少受或不受威胁的健康状态,并能为人类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服务,从而达到维持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系统长期协调发展的目的[2]。生态安全研究是从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利用与人类生存环境辨识的角度来分析与评价自然、半自然的生态系统,因而带有某种先验性,并要求体现出人类活动的能动性,即在分析、评价的基础上,需要考虑生态安全格局的构建[3]。国外关于生态安全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国内对生态安全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国家生态安全保护体系建设[4]与评价[5]、区域生态安全评价[6~8]和预警[9]、生态安全基础理论[10]、生态风险评价[11]、区域和景观生态安全格局[12,13]等领域。

当前,旅游业作为推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途径之一,曾被认为是无污染、高产出的产业。然而,环境依托和资源消耗的产业属性则决定了旅游地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着对立与统一的二元矛盾关系[14]。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其生态环境负面影响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增加,不仅影响到旅游地生态系统的自身完整性和生态服务功能、还会危及旅游地生态系统安全[15]。因此,如何协调旅游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合理维护与改善旅游生态安全已经成为当前旅游生态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纵观旅游生态安全研究文献可以发现：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旅游生态安全的思想起源[16]、动力机制[17]、动态模拟[18]、评价与测度[19];涉及的旅游地类型主要有草原[20]、山地[21]、湖泊[22]、流域[23]、海岛[24]、湿地[25]和城市[26]等。尽管旅游生态安全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仍处在探索阶段。按照空间范围大小,旅游目的地可以划分为目的地国家、区域性旅游目的地、城市旅游目的地和景区4种类型[27],本研究以浙江省为例,采用压力-状态-响应（PSR）和经济-环境-社会（EES）模型框架构建一套省域旅游目的地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改进的TOPSIS法进行动态评估,并使用生态安全等级动态度模型、马尔可夫链模型、灰色关联度模型和ArcGIS9.3软件对其空间格局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旨在丰富旅游生态安全研究内容,完善旅游生态安全研究方法,并为浙江省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1 案例地概况和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1.1 案例地概况

浙江省地处长江三角洲南翼,东临东海、南接福建、西与江西和安徽接壤、北与上海和江苏相连,陆域面积10.18万km2,现辖2个计划单列市和9个地级市。优越的地理位置、丰富的旅游资源、深邃的文化底蕴以及健全的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使得浙江省成为了全国知名的旅游目的地。2014年,浙江省游客接待量为4.88亿人次,旅游外汇收入57.50亿美元,旅游总收入达6 300.6亿元,占全省经济总量的15.69%,旅游经济总量稳居全国第三位。目前,旅游业已经成为浙江省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然而,在浙江省旅游经济总量快速增加的同时,由于旅游资源粗放式开发、生态环境本身的脆弱性等原因,使得旅游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始终贯穿其旅游业发展过程之中,地表结构的破坏、土地和水体资源的过度占用、生态环境污染等问题威胁旅游地生态系统的安全运行。

1.2 评价指标体系

本文视旅游地为一个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生态系统,将旅游生态安全的概念界定为：在一定时空范围内,通过对旅游资源的合理开发和旅游生态环境的有效管理,使旅游地生态系统具有结构的相对稳定性和功能的多样性,为旅游发展提供丰富的物质资源和和谐的环境空间,维持旅游地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生态系统协调发展。对旅游生态安全进行评价既要考虑其自然生态系统内部组成要素和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又要考虑人类经济活动、社会发展与旅游地生态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联合国经济合作开发署提出的PSR模型以人类与环境系统的相互作用与影响为出发点对环境指标进行组织分类,从压力（P）、状态（S）和响应（R）3个方面将表征生态系统安全,强调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因此,本文基于系统性、层次性、可操作性和研究数据的可获得性等原则,结合案例地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实际状况,将“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和“经济-环境-社会”（EES）模型相结合,构建了基于PSR-EES框架体系的旅游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表1）。

表1   基于PSR-EES框架的浙江省旅游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tourism ecological security based on PSR-EES framework in Zhejiang Province

目标层准则层因素层指标层单位权重
旅游地旅游
生态安全（A）		压力经济旅游经济密度D1亿元/km20.0361
国内旅游收入增长率D2%0.0298
国际旅游收入增长率D3%0.0292
第三产业增长率D4%0.0342
环境废水排放总量D5万t0.0377
SO2排放总量D6万t0.0378
固体废弃物排放量D7万t0.0420
人均日生活用水量D8L0.0400
社会游客密度D9人次/km20.0371
国内游客数量增长率D10%0.0306
入境游客数量增长率D11%0.0283
城镇化率D12%0.0377
状态经济国内旅游收入D13亿元0.0362
旅游外汇收入D14亿美元0.0373
旅游行数量D15个0.0327
星级饭店数D16个0.0336
环境森林覆盖率D17%0.0551
绿地园林面积D18hm20.0395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D19m20.0332
社会游客接待量与人口数量比D20/0.0370
旅游从业人数D21人0.0344
响应经济旅游总收入占GDP比重D22%0.0337
第三产业占GDP比重D23%0.0308
财政收入占GDP比重D24%0.0324
环境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D25%0.0400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D26%0.0393
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D27%0.0363
社会环保支出占GDP比重D28%0.0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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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所需数据来自《中国旅游统计年鉴(2001~2013)》、《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01~2012）》、《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0~2012)》、《浙江省统计年鉴(2001~2013)》、2000~2012年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0~2012年浙江省环境状况公报[28~33],浙江省各地市统计年鉴、环境状况公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及浙江省各地市旅游局统计调查数据。本文采用极差法[34]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

2 研究方法

2.1 改进的TOPSIS法

TOPSIS法是Hwang和Yoon在1981年提出的一种有效的多目标决策分析方法[35],其原理为：通过计算设计测评对象的正理想解和负理想解,建立测评对象与正、负理想解之间距离的二维数据空间,并对评价方案与正理想解和负理想解进行比较,若评价对象最接近正理想解,同时最远离负理想解,则为最好[36]。本文使用基于均方差法改进的TOPSIS法评价旅游生态安全,其计算步骤为：首先使用均方差法[37]计算评价指标权重wi,将其与标准化决策矩阵rij相乘得到加权标准化决策矩阵vij：

vij=wi×rij（1）

式中,i为评价指标数,j为评价对象数。而后计算每个评价对象与正、负理想解之间的距离Dj+和Dj-,最后求出每个评价方案和理想解的相对连接度Cj：

Cj=Dj-Dj-+Dj+（2）

式中,Cj为旅游生态安全指数,其数值介于[0, 1]之间,该数值越大说明旅游生态安全状况越好。

2.2 旅游生态安全等级动态度模型

为了相对客观地表述旅游生态安全的动态演化规律,本文使用生态安全等级动态度模型[38]计算其安全等级的变化速度：

V=Ub-UaUa×1T×100%（3）

式中,V为两个时间段内旅游生态安全等级动态度,Ua和Ub分别为研究初期和末期的旅游生态安全等级数量,T为研究时段长。

2.3 Markov链

生态安全格局动态演变具有Markov过程的性质[39]。基于Markov链原理,将t年份旅游生态安全等级的概率分布可表示为一个1×k的状态概率向量Pt,记为Pt=[P1,t, P2,t, …, Pk,t],而不同年份旅游生态安全等级之间的转移可以用Markov转移概率矩阵A=(aij)m×n表示：

aij=bijbi（4）

式中,aij表示t年份属于类型i旅游生态安全在下一年份转移到j类型的一步转移概率,bij表示由t年份属于i类型的旅游生态安全在t+1年份转移为j类型的数量之和,bi是所有年份中属于类型i的城市数量之和。通过构建的马尔科夫矩阵元素数值比较,可以判断旅游生态安全等级之间相互转移的概率大小。

2.4 灰色关联度模型

灰色关联分析通过对系统数据序列的几何关系进行比较来分析系统中各因素间的关联程度,可以有效地反映系统中各种因素相互影响的关系[40]。本文运用灰色关联度模型对旅游生态安全的主要障碍因子进行诊断,其计算步骤为[41]：

1） 计算灰色斜率关联系数：

ξ=11+Δxi(k)σxi-Δy(k)σy（5）

式中：y(k), k=1, …,m为母函数系列,xi(k), i=1, …, n为子函数序列,ξ为y(k)和xi(k)在k年份的关联系数。σxi和σy分别为母函数y和子函数序列xi的标准差, Δxi(k)=xi(k+1)-xi(k), Δy(k)=y(k+1)-y(k)。在本研究中,母函数y(k)为旅游生态安全综合评估值,子函数xi(k)为评价指标i标准化后的数值。

2） 计算灰色关联度

r=1n-1∑k=1nξ(k)（6）

式中,r表示序列xi(k)和y(k)之间的关联度,其大小排列顺序表示子序列对母序列的影响程度,r值越大表示某评价指标对旅游生态安全评价结果的影响程度越大。

2.5 安全等级标准的确定

目前,尚无统一的旅游生态安全等级划分标准,本文在参考相关研究的基础上[31],按照评价分值从低到高的顺序将旅游生态安全划分为7个等级（表2）。

表2   浙江省旅游生态安全等级划分标准

Table 2   Evaluation criterion of cultivated tourism ecological security in Zhejiang Province

安全指数0<A≤0.30.3<A≤0.40.4<A≤0.50.5<A≤0.60.6<A≤0.70.7<A≤0.80.8<A≤1.0
安全等级IIIIIIIVVVIVII
安全状态恶化等级风险等级敏感等级临界安全一般安全比较安全非常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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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案例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旅游生态安全的时间变化特征

3.1.1 子系统生态安全指数

使用改进的TOPSIS法计算得出了2000~2012年浙江省旅游生态安全的压力、状态和响应3个子系统安全指数（表3）。由表3可指：2000~2012年,浙江省旅游生态安全压力子系统安全指数由0.598波动下降至0.501,生态安全状态沿着“临界安全”-“敏感”-“风险”-“敏感”-“临界安全”-“敏感”-“临界安全”方向演化。2000~2012年,伴随着浙江省旅游经济的快速发展,旅游经济密度、游客密度、国内游客增长率等指标快速增长,如旅游经济密度由46.43亿元/km2上升至400.82亿元/km2,国内游客增长率由14.7%上升至24.26%,游客密度由587.681人次/km2增加至3 444.86人次/km2,这些因素均使得浙江省生态安全指数呈减小趋势。再者,大型旅游项目的推进也是旅游生态安全子系统面临压力的主要原因之一。截止2012年底,浙江省建成旅游项目914个,总投资额为566.41亿元,其中投资超10亿元的有135个,超100亿元的有7个。

浙江省旅游生态安全状态子系统朝向利好的方向发展,生态安全指数由2000年的0.211增加至2012年的0.739,年均增速11.01%,最小值和最大值为0.178和0.739,分别出现在2003年和2012年,生态安全状态子系统沿着“恶化”-“敏感”-“临界安全”-“一般安全”-“比较安全”的方向演化。这是由旅游生态安全状态子系统的部分因子改善所致,在研究时段内,浙江省旅游产业发展基础逐渐完善,政策环境愈加利好,产业实力越来越强,国内旅游收入由430亿元增加至4 476亿元,旅行社和星级饭店个数由540、411分别增加至1 760、844;此外,浙江省坚持生态立省方略,积极投入资金用于绿地和园林建设,绿地园林面积由4 723 hm2增加至105 200 hm2,人均绿地面积也由3.77 m2增至11.77 m2。

浙江省旅游生态安全响应子系统安全指数由2000年的0.342波动增加至2012年的0.927,年均增速8.66%,最大值和最小值为0.199和0.927,分别出现在2002和2012年。生态安全状态先由“风险”-“恶化”-“敏感”演化,后逐渐上升至非常安全等级。这是由于2000年以来,浙江省实施清洁水源行动、强化钱江、曹娥江和甬江水系以及近海水域等重点领域水污染治理;并加大工业固体废物污染治理力度,截至2012年底,浙江省已有县级以上城市污水处理厂106座,镇级污水处理设施590个,全省污水实际处理能力848.68万t/d,全省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和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在2012年分别达到87.5%、94.91%和91.07%。

表3   浙江省2000~2012年浙江省旅游生态安全子系统生态安全指数

Table 3   Subsystem index of tourism ecological security in Zhejiang Province from 2000 to 2012

年份200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20082009201020112012
压力0.5980.5730.5170.5910.4070.3660.3710.4890.5720.5550.4180.4610.501
状态0.2110.2430.2680.1780.1910.4680.5680.6110.6430.6630.6720.7140.739
响应0.3420.2960.1990.2450.2830.4950.4260.5030.5550.7530.6360.825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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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旅游生态安全综合指数

2000~2012年,浙江省旅游生态安全综合指数由0.399上升至0.626（表4）,呈波动增加态势,其安全状态由风险等级上升至一般安全等级。其中2000~2002年处于风险等级,2003年处于临界安全等级。2004~2012年,由于浙江省深入推进生态省建设,在着力发展旅游产业的同时,进一步健全旅游生态环境保护机制,深入落实旅游资源与环境保护规划,致使全省旅游生态环境质量稳中趋好,旅游生态环境建设能力日趋提升,除因废水排放总量、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旅游经济密度、旅游收入增长率、第三产业增长率、游客增长率等增加导致2010年旅游生态安全综合指数下降至0.542,其余年份生态安全综合指数由0.338增至0.626,旅游生态安全综合指数呈上升趋势,安全等级由风险等级上升至一般安全。但是,由于浙江省旅游经济增速过快,旅游资源与环境承载力相对不足以及城市化持续推进、旅游节能减排压力增大等原因,导致浙江省旅游生态环境改善难度增加和旅游者对生态环境要求不断增强的矛盾较为突出,直接表现为全省在整个研究时段的旅游生态安全水平上升较慢,其综合指数在2000~2012年的时间里仅仅增长0.288,年均增速为3.53%,仅2008、2009、2011和2012年达到一般安全水平,说明旅游生态安全状况还较大地提升空间。

表4   2000~2012年浙江省旅游生态安全综合评价指数

Table 4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of tourism ecological security in Zhejiang Province from 2000 to 2012

年份200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20082009201020112012
评价值0.3990.3830.3870.5010.3380.3830.4460.5250.6020.6160.5420.6110.626
安全等级IIIIIIIVIIIIIIIIVVVIVV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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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旅游生态安全的空间变化特征

3.2.1 空间类型变化

根据浙江省旅游生态安全时间序列的变化特征,选取2000、2004、2008和2011年作为时间截点,运用改进的TOPSIS法计算得出浙江省11个地市旅游生态安全指数,依据生态安全等级划分标准（表2）,使用ArcGIS9.3软件将其绘制成空间分布图（图1）,并研究空间变化类型特征（表5）。从图1可以看出：浙江省11个城市的旅游生态安全等级均位于Ⅱ~Ⅴ之间。其中,2000年,旅游生态安全为风险等级的城市有杭州、宁波、温州、湖州、绍兴、金华、舟山、丽水共8个城市,占总数的72.73%,嘉兴市为临界安全,衢州和台州为风险等级。2004年,杭州、宁波、温州和金华4个城市处于风险等级,比重上升至36.36%,7个城市处于敏感等级,其所占比重下降至63.64%。2008年,仅湖州处于敏感等级,处于临界安全和一般安全的城市均为5个,其比重为45.45%。2011年,嘉兴、金华和丽水处于临界安全,其余8个城市均处于一般安全,占总数的72.73%。从浙江省旅游生态安全等级空间类型变化可知：全省处于风险等级和敏感等级的城市数量在减少,而处于临界安全和一般安全等级的城市数量持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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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00~2011年浙江省旅游生态安全空间变化格局
第Ⅰ、Ⅵ、Ⅶ类等级未出现

Fig.1   Spatial pattern of tourism security level in Zhejiang Provine from 2000 to 2011

3.2.2 空间变化速度

使用生态安全等级动态度模型计算得出了浙江省旅游生态安全等级类型的空间变化速度（表5）。由计算结果可知：2000~2004年,风险等级和临界安全等级的数量变化速度最快,速度均为25%;2004~2008年,风险等级的数量变化速度最快,其次为敏感等级,其变化速度分别为25%和21.43%;2008~2011年,敏感等级的数量以33.3%的年变化速度增加。在整个研究时段,风险等级和敏感等级均以9.09%的速度减少,临界安全等级以18.18%的速度增加,一般安全等级的数量由2000年的0个增至2012年的8个。浙江省旅游生态安全动态度总体上随着安全等级水平的提高而逐渐增大,且相对较高层次安全等级数量增加的速度大于较低层次安全等级数量减少的速度,反映出近些年来浙江省旅游生态安全呈好转的趋势。这与浙江省树立生态优先的旅游发展理念,坚持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发展道路,积极创建绿色旅游企业和生态景区,倡导人地和谐的低碳消费方式等因素有关。

3.2.3 空间转移特征

运用Markov链模型构建了2000~2004年、2004~2008年和2008~2011年旅游生态安全等级空间转移概率矩阵（表6）。矩阵中对角线上的元素表示生态安全等级没有发生转移的概率,非对角线元素则代表安全等级发生转移的概率。由表6中可以看出：① 在2000~2004年转移概率矩阵中,由于对角线元素数值大于非对角线元素数值,浙江省旅游生态安全等级不发生转移的概率大于发生转移的概率;风险等级和敏感等级保持该等级的概率为0.67和0.75;而风险等级向敏感等级转移的概率为0.33,敏感等级向风险等级转移的概率为0.25,向临界安全等级转移的概率为0。②在2004~2008年转移概率矩阵中,浙江省旅游生态安全等级转移矩阵对角线上元素的数值和2000~2004年矩阵相比有所减少,而非对角线元素则相对增加,说明旅游生态安全保持同一安全等级的概率减少,而发生转移的概率增加。其中,风险等级和敏感等不发生转移的概率分别下降0.67和0.5,由于旅游生态环境质量快速好转的原因,杭州等8个地市旅游生态安全均发生跳跃式转移。风险等级向临界安全等级和一般安全等级转移的概率均为0.5,敏感等级向临界安全等级和一般安全等级转移的概率均为0.375。③ 由于旅游生态安全演变的可能性受邻域影响,即安全等级较高的邻域对生态安全等级转移起到正面作用,而安全等级较低的邻域则产生负向影响[1],2008~2011年浙江省旅游生态安全等级转移矩阵特点表现为：临界安全等级和一般安全等级不发生转移的概率为0.625和0.923。临界安全等级向一般安全等级转化的概率为0.375,一般安全等级向临界安全等级转化的等级为0.077。

表5   2000~2012年浙江省旅游生态安全等级类型变化速度 (%)

Table 5   Speed of type change of tourism ecological security level in Zhejiang Province in 2000-2012 (%)

安全等级2000~20042004~20082008~20112000~2011
II风险等级25.00-25.00--9.09
III敏感等级-3.13-21.4333.30-9.09
IV临界安全等级-25.00--13.3318.18
V一般安全等级--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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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2000~2012年浙江省旅游生态安全等级的Markov转移概率矩阵

Table 6   Markov matrix of transition probability for tourism ecological security level in Zhejiang Province from 2000 to 2012

安全等级2000~2004年2004~2008年2008~2011年
IIIIIIVVIIIIIIVVIIIIIIVV
II风险等级0.670.3300000.50.50000
III敏感等级0.250.750000.250.3750.3750000
IV临界安全等级00000000000.6250.375
V一般安全等级00000000000.077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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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旅游生态安全的主要障碍因子

应用灰色关联度模型计算了浙江省旅游生态安全影响因子的灰色关联度,并对其进行了排序（表7）。按照从高到低顺序选取评价指标总数的前20%作为浙江省旅游生态安全的主要影响因子。由表7可知：2000~2102年,浙江省旅游生态安全的主要障碍因子为：国内游客增长率、国际旅游收入增长率、入境游客增长率、国内旅游收入增长率、环保占GDP比重和森林覆盖率,其灰色关联度分别为0.803、0.764、0.715、0.667、0.647、0.605。

表7   2000~2102年浙江省旅游生态安全与各影响因子的灰色关联度

Table 7   Grey relation degree between tourism ecological safe and related influencing factors from 2000 to 2012

评价指标D1D2D3D4D5D6D7D8D9D10D11D12D13D14
关联度0.4060.6670.7640.5810.4260.6020.6050.5360.3670.8030.7150.2930.5170.416
排名264292487162713281825
评价指标D15D16D17D18D19D20D21D22D23D24D25D26D27D28
关联度0.4500.5450.6050.5730.5380.4360.5660.5500.5200.5130.5640.4340.4940.647
排名21146101522111317191223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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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1） 本研究尝试性地以省域旅游目的的视角,对浙江省2000~2012年间的旅游生态安全状况进行了时间序列的动态评估,并对其时空格局和障碍因子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2000~2012年,浙江省旅游生态安全综合评价指数由0.399波动上升至0.628,其生态安全等级由敏感等级提升至一般安全。其中：2000~2002年、2004~2005年为风险等级,2006年为敏感等级,2003、2007和2010年为临界安全等级,其余年份为一般安全等级。说明浙江省旅游生态安全但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2） 浙江省各地市中,旅游生态安全为风险等级和敏感等级的城市数量不断减少,临界安全和一般安全等级的城市数量持续增加,而且相对较高层次安全等级的数量增加速度大于较低层次安全等级数量减少的速度,而且在不同生态安全等级之间存在跳跃式转移的现象。在浙江省旅游生态安全动态演化过程中,游客数量增长率、旅游收入增长率、环保投入占GDP比重和森林覆盖率是主要障碍因子,还需要从这些方面采取更加有效的防范措施保障浙江省旅游生态安全。

4.2 讨论

构建完善的评价指标体系是进行旅游生态安全研究的基础。本文将浙江这一省域旅游目的地视为一个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生态系统,基于PSR-EES框架模型,构建了由28个评价因子组成的旅游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由于制约省域旅游地复合生态系统安全运行的因素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较为复杂,以及当前对旅游生态安全内涵认识的局限,需要研究者进一步整合影响旅游生态安全的生态、经济和社会因素,并从生态学、旅游学、环境科学和地理科学等多学科视角开拓思路,构建更为科学合理的浙江省旅游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

本文运用改进的TOPSIS法、生态安全等级动态度模型和马尔科夫模型对浙江省旅游生态安全空间演变格局进行了尝试性地研究。但对于省域旅游目的地而言,其旅游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研究涉及的因素较多,难度较大。今后的研究还需要借助于专题卫星遥感数据、定量遥感、数字地球等技术手段,深入研究旅游地生态系统结构和服务功能,进一步解释浙江省旅游生态安全空间格局优化和功能演变特征,探讨浙江省旅游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演变的相互作用机制。

由于旅游生态安全是旅游生态学研究的新领域,其理论体系尚不完善,还有待加强对旅游生态安全的内涵、特征、动力机制、作用机理等理论问题的研究。其次,旅游地生态系统是一个动态系统,还需要建立一套长期的、完善的时间尺度生态安全监测体系,系统地研究旅游地生态系统安全的演替过程,为旅游地生态环境管理提供依据。再者,中国国土面积广阔,旅游地生态系统类型丰富,针对不同类型旅游地生态系统,有必要因地制宜地制定旅游地安全评价体系,为维护其生态安全提供依据;最后,浙江省旅游资源丰富,作为资源聚集的旅游景区类型多样,涉及湖泊、海洋与海岛、山地、乡村和文化等众多类型,如何运用生态学和地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于案例地景区尺度的旅游生态安全进行研究,是未来浙江旅游生态安全研究的方向之一。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1] 王耕, 王嘉丽, 龚丽妍, 等.

基于GIS-Markov区域生态安全时空演变研究——以大连市甘井子区为例

[J]. 地理科学, 2013, 33(8): 957~964.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2]      摘要

以大连市甘井子区为例,基于压力-状态-响应（P-S-R）框架构建区域生态安全评价体系,利用研究区1990年、2000年和2009年3期TM遥感影像数据,在GIS格网技术下量化多源数据,创建区域生态安全格网数据库,采用加权综合评价方法进行生态安全状态评价。以评价结果为基础,构建区域生态安全GIS-Markov模型,通过计算区域生态安全状态转移矩阵,揭示区域生态安全时空演变特点。研究结果表明：①1990~2009年甘井子区各街道生态安全指数逐年增加,其中1990~2000年生态安全变化较大的地区集中于甘井子北部和中部,西部和南部地区生态安全变化较小;2000~2009年除泉水街道与南关岭街道外,其他地区生态安全状况均大幅好转。②区域背景在生态安全空间演变趋同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甘井子区生态安全演变的可能性受邻域的影响,安全等级较高的邻域对生态安全等级转移起到正面作用,而安全等级较低的邻域则产生负向影响。1990~2000年,甘井子区生态安全状态受较高安全等级邻域的影响,安全状态好转的面积较大,营城子街道北部及革镇堡街道西部的农村地区受较低安全等级邻域的影响,安全状态变差。2000~2009年,甘井子区生态安全总体向好的方面转变,受邻域的影响较小,只有泉水街道及营城子街道与红旗街道交界处受不安全邻域影响,其生态安全状况转差。
[2] 肖笃宁, 陈文波, 郭福良.

论生态安全的基本概念与研究内容

[J]. 应用生态学报, 2002, 13(3): 354~35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安全是风险的反函数,通常指评价对象对于期望值状态的保障程度, 或防止非理想的不确定性事件发生的可靠性.生态安全可定义为人类在生产、生活与健康等方面不受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等影响的保障程度,包括饮用水与食物安 全、空气质量与绿色环境等基本要素.生态安全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生态系统健康诊断、区域生态风险分析、景观安全格局、生态安全监测与预警以及生态安全管 理、保障等方面.区域生态安全研究具有宏观性和针对性的特点,评价标准则具有相对性和发展性,生态安全预警与设计要针对某一生态问题体现人类活动的能动 性.最后,以干旱内流区为例,对绿洲景观的生态安全分析和内陆河流域的生态安全保障措施进行了讨论.
[3] 李晶, 蒙吉军, 毛熙彦.

基于最小累积阻力模型的农牧交错带土地利用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以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为例

[J]. 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3, 49(4): 707~715.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选择位于农牧交错带的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基于自然地理情况、社会经济统计及多年土地覆被数据,在对研究区近30年来土地利用时空动态变化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运用GIS空间分析技术,借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对区域内关键土地利用类型进行分析与模拟,判断各土地单元针对关键土地利用类型的适宜度,据此构建区域土地利用生态安全格局,进而提出土地利用安全格局实施和管理的建议。研究结果对区域土地资源的持续利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并对最小累积阻力模型的应用进行了扩展。
[4] 孙鸿烈, 郑度, 姚檀栋, 等.

青藏高原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

[J]. 地理学报, 2012, 67(1): 3~12.

https://doi.org/10.11821/xb201201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青藏高原对我国乃至亚洲生态安全具有重要的屏障作用.在全球变化 和人类活动的综合影响下,青藏高原呈现出生态系统稳定性降低、资源环境压力增大等问题,突出表现为:冰川退缩显著、土地退化形势严峻、水土流失加剧、生物 多样性威胁加大与珍稀生物资源减少、自然灾害增多等.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青藏高原区域生态安全屏障功能的发挥.针对当前高原生态安全状况,在总结相关研究 成果和生态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加强青藏高原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的对策建议:加强气候变化对青藏高原生态屏障作用影响及区域生态安全调控 作用的基础研究；系统开展高原生态安全屏障保护和建设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推广；部署建设生态屏障功能动态监测体系,加强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成效评估, 构建评估体系和标准,并凝练经验,以系统提升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总体功能,在应对全球变化中占据主动地位.
[5] 万本太, 吴军, 徐海根.

国家生态安全综合评价研究

[J]. 环境科学研究, 2008, 21(4):59~6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建立了包括国土安全、水安全、大气安全、生物安全和生态灾害五方 面15个指标的综合评价体系,从国家尺度上对我国生态安全进行了评价.根据各省区生态安全指数的计算结果,从高到低将生态安全状况划分为一级、二级和三 级.结果表明:生态安全状况达到一级的省区包括西藏、海南、广西、福建、广东、云南和江西;生态安全为二级的省区包括黑龙江、湖南、上海、青海、浙江、安 徽、贵州、河南、湖北、山东、新疆、吉林、重庆、甘肃和四川;生态安全为三级的省区包括内蒙古、江苏、北京、辽宁、河北、宁夏、天津、陕西和山西.
[6] 蒙吉军, 赵春红, 刘明达.

基于土地利用变化的区域生态安全评价——以鄂尔多斯市为例

[J]. 自然资源学报, 2011, 26(4): 578~590.

https://doi.org/10.11849/zrzyxb.2011.04.004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区域生态系统是人类生存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因此，人类活动对区域生态系统安全状况的累积效应备受关注。在人类活动导致的生态环境问题中，土地利用变化过程对区域生态安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般表现为人类活动强烈地改变了生态系统的类型，从而影响了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这种现象在生态脆弱的农牧交错区表现得尤...
[7] Cheng G, Yue X P.

Research and predication of ecological security in Jiangsu Province based on ecological footprint

[J]. Asian Agricultural research, 2011, 3(4):48-53.

[8] Hallett C S, Valesini F J, Robert Clarke K, et al.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fish-based, multimetric indices for assessing the ecological health of Western Australian estuaries

[J]. Estuarine,Coastal and Shelf Science, 2012, 104-105: 102-113.

https://doi.org/10.1016/j.ecss.2012.03.00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We describ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irst fish-based, multimetric indices for assessing and monitoring the health of Australian estuaries, and their application to the nearshore (2 m depth) waters of the Swan Estuary, Western Australia. Suites of fish community metrics, including measures of species composition, diversity and abundance, trophic structure and life history function, were selected via a novel weight of evidence approach on the basis of their sensitivity to detect inter-annual change in estuarine condition. For each selected metric, seasonally-adjusted reference conditions were established for each spatial management zone of the Swan Estuary using 30 years of standardised historical fish assemblage data. This extensive data set provided a sound basis for determining the 'best available' standard of biotic integrity recorded over that time period and thus a reliable benchmark against which the current and future health of the estuary may be assessed and compared. The nearshore and offshore indices were robust to the effects of natural, intra-seasonal variability in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and so provide reliable tools for quantifying and classifying the ecological health of the Swan Estuary and its constituent management zones. The response of the nearshore index to an algal bloom confirmed that it is sufficiently sensitive to quantify ecological health responses to local-scale environmental perturbations and to track the subsequent recovery of the system following their removal. The indices provide managers with a reliable, quantitative method for assessing and communicating the health of the Swan Estuary and, similarly, of other estuaries across south-western Australia.
[9] Grasso V F, Singh A.

Global environmental alert service (GEAS).

Advances in Space Research, 2008, 41(11): 1836-1852.

https://doi.org/10.1016/j.asr.2007.11.014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Every year natural disasters such as earthquakes, floods, hurricanes, tsunamis, etc. occur around the world, causing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deaths and injuries, billions of dollars in economic losses, and destroying natural landmarks and adveresely affecting ecosystems. Due to increasing urbanization, and increasingly higher percentage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living in megacities, the existence of nuclear power plants and other facilities whose potential destruction poses unacceptable high risks, natural hazards represent an increasing threat for economic losses, as well as risk to people and property. Warning systems represent an innovative and effective approach to mitigate the risks associated with natural hazards. Several state-of-the-art analyses show that early warning technologies are now available for most natural hazards and systems are already in operation in some parts of the world. Nevertheless, recent disasters such as the 2004 Indian Ocean tsunami, the 2005 Kashmir earthquake and the 2005 Katrina hurricane, highlighted inadequacies in early warning system technologies. Furthermore, not all available technologies are deployed in every part of the world, due to the lack of awareness and resources in the poorer countries, leaving very large and densely populated areas at risk. Efforts towards the development of a global warning system are necessary for filling the gaps of existing technologies. A globally comprehensive early warning system based on existing technologies will be a means to consolidate scientific knowledge, package it in a form usable to international and national decision makers and actively disseminate this information to protect people and properties. There is not a single information broker who searches and packages the policy relevant material and delivers it in an understandable format to the public and decision makers. A critical review of existing systems reveals the need for the innovative service. We propose here a Global Environmental Alert Service (GEAS) that could provide information from monitoring, Earth observing and early warning systems to users in a near real time mode and bridge the gap between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and policy makers. Characteristics and operational aspects of GEAS are discussed.
[10] 余谋昌.

论生态安全的概念及其主要特点

[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 19(2): 29~3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生态安全”是在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的新概念,是国家新的安全观的重要方面。现在的生态安全问题是我国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文章对生态安全概念及其主要特点作出分析,为如何认识和解决生态安全问题提供一种理论阐释。
[11] Tixier G, Lafont M, Grapentine L, et al.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of urban storm water ponds: Literature review and proposal of a new conceptual approach providing ecological quality goals and the associated bio assessment tools

[J]. Ecological Indicators, 2011, 11: 1497-1506

[本文引用: 1]     

[12] Teng M J, Wu C G, Zhou Z X,et al.

Multipurpose greenway planning for changing cities: A framework integrating priorities and a least-cost path model

[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1, 103(1): 1-14.

https://doi.org/10.1016/j.landurbplan.2011.05.007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Urban greenways are proven strategies to counter ecological fragmentation and improve urban sustainability. However, significant challenges remain when seeking to integrate multiple functions into priority-oriented planning. In this paper, we focus on the city of Wuhan (China) to present an innovative approach for developing multi-functional greenway networks. Based on remote sensing and geogra...
[13] Klar N, Herrmann M, Henning-Hahn M, et al.

Between ecological theory and planning practice: (Re-) Connecting forest patches for the wildcat in Lower Saxony, Germany

[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2, 105(4) : 376-384.

https://doi.org/10.1016/j.landurbplan.2012.01.00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o counteract the threat of habitat loss and fragmentation for wildlife in Europe, planning processes need to incorporate basic requirements of wildlife populations. In several regions in Germany, the expansion of the wildcat (Felis silvestris, Schreber 1777) population is hindered by fragmented habitat and anthropogenic barriers. We developed a corridor plan for Lower Saxony, Germany, that can be used as a protocol for guiding species restoration to reconnect fragmented habitat patches based on a statistical habitat selection model. The model was transferred directly into a cost surface and we used least-cost path models to find the best potential corridors leading from source areas towards the north and connecting existing populations. We evaluated the habitat model and corridors with a dataset of more than 800 cases of wildcat sightings and road kills within the study area. 9500聽km 2 of the area of Lower Saxony were identified as suitable wildcat habitat, of which only one third is populated by wildcats at the moment. Wildcat sightings and casualties were significantly more often near potential corridors identified by the least-cost path model than elsewhere. With the wildcat corridor network proposed here, areas can be defined which should have a high priority to be kept in a natural state as an aim of land use plans, which should be improved where necessary and where mitigation measures should be concentrated. We give practical advice on how to optimise and implement corridors for the purpose of land use planning.
[14] 庞闻, 马耀峰, 唐仲霞.

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及协调发展研究——以西安市为例

[J]. 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1, 41(6): 1097~110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目的 研究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关系及协调发展的作用机理,为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运用复杂系统论构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概念模型和数学模型,对西安市2001-2009年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情况做实证分析.结果 西安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指数的交错攀升,耦合协调等级由2001年的勉强协调级增长到2009年的良好协调级,增长方式由旅游经济滞后型转变为 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同步发展型,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系统之间存在良性互动、协调发展正耦合关系.结论 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发展是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和重要内容,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可以很好地分析二者之间耦合关系与协调发展的状态,是定量分 析旅游可持续发展状况的重要工具.
[15] 李若凝, 王晶, 程柯.

云台山旅游景区生态安全评价与优化对策

[J].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9(1): 71~75.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1-6116.2010.01.01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根据山岳型旅游景区生态系统的特点和生态安全的内涵,本文运用层 次分析法建立了旅游景区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并将旅游景区生态安全划分成5个级别.研究结果表明,云台山旅游景区生态系统处在"亚安全"状态,各要素的 生态安全状态排序是:生态安全保障>自然生态系统功能>生态环境质量>旅游经济发展.在此基础上,文章分析了云台山旅游景区生态安全的 主要制约因素,并提出生态安全优化对策.
[16] 吕君.

旅游生态安全思想的缘起及其安全状态诊断

[J]. 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 2007, (5): 35~38.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4-5295.2007.05.00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大规模旅游发展给旅游接待地区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旅游的"影 响研究"逐渐成为旅游学术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特别是旅游环境影响的研究.旅游影响与生态安全研究是一脉相承的,都是从生态环境的角度去寻求旅游可持续 发展方法,不同的是,生态安全研究还要追求系统分析和生态综合.具体地,它可以基于驱动力辨识对旅游生态安全状态进行诊断;可以基于生态系统控制性组分的 主导因子进行安全状态分析;还可以基于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进行安全状态的系统分析.
[17] 吕君, 于相贤, 刘丽梅.

旅游发展生态安全的动力学机制探讨

[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09, 23(4): 146~14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大规模旅游发展给旅游接待地区 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旅游的"影响研究"逐渐成为旅游学术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特别是旅游环境影响的研究。旅游影响与生态安全研究是一脉相承的,都是 从生态环境的角度去寻求旅游可持续发展方法,不同的是,生态安全研究还要追求系统分析和生态综合。文中创造性地构建了旅游发展生态安全的动力学机制:目标 —资本—状态—权力—精神的合理耦合与系统搭配。此机制的构建,为旅游发展生态安全研究框架体系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基础,有利于系统全面深入的分析旅游发展 的生态安全问题。
[18] 武春友, 郭玲玲, 于惊涛.

区域旅游生态安全的动态仿真模拟

[J]. 系统工程, 2013, 31(2): 94~9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生态系统的安全是区域旅游业可 持续发展的前提与基础。旅游业发展所引起的环境问题威胁着生态系统的安全,而不安全的生态系统也会影响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运用系统动力学理论与方法,分 析区域旅游生态安全系统中各要素的因果反馈关系,构建区域旅游生态安全系统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并以辽宁省旅游生态安全系统为例进行系统仿真,通过对模型中 主要参数的调控,提出辽宁省旅游业发展的不同模式。最后通过分析,得出环境保护、旅游投资、政策法规与旅游工作人员素质是影响辽宁省旅游生态系统安全状态 的主要因素。
[19] 章锦河, 张捷, 王群.

旅游地生态安全测度分析——以九寨沟自然保护区为例

[J]. 地理研究, 2008, 27(2): 449~458.

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0-0585.2008.02.022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从人地关系安全、旅游生态伦理以及全球气候变化的视角,提出广义与狭义的旅游地生态安全概念,建立基于生态足迹的旅游地生态安全测度与评价模型,并以九寨沟为例,探讨旅游消费对旅游地区内与区际生态安全影响的特性。结果表明：（1）2004年九寨沟游客的旅游生态足迹总值为163514.0248hm^2,人均旅游生态足迹为0.105190274hm^2,居民的人均本底生态足迹为0.994925 hm^2,同2002年比较,旅游生态足迹总值增加115.10%,人均旅游生态足迹增加72.44%,居民人均本底生态足迹增加3.47%。（2）2004年九寨沟旅游废弃物生态足迹总量为46960.5678hm^2,约占旅游生态足迹总值的42.35%,其中旅游业的CO2排放量高达309455.66t,占旅游废弃物生态足迹的99.84%,加强旅游业发展对区域乃至全球气候变化影响的研究十分紧要。（3）2004年九寨沟的生态安全系数处于1.093158-1.159388之间,处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安全状态,九寨沟自然保护区发展旅游业对自身生态安全的影响小于对区际（全球）的生态安全影响。（4）未来游客量的增加、旅行市场半径的拓展、受旅游消费示范效应的影响而引起的居民消费方式的转变以及居民对自然环境资源依赖程度的加强态势,是影响九寨沟生态安全的主要因素。
[20] 吕君, 陈田.

区域旅游发展的生态安全系统分析——以内蒙古自治区四子王旗为例

[J]. 地理科学进展, 2008, 27(2): 80~88.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08.02.011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旅游发展有时会给目的地带来负 面影响,为了诊断其整体发展水平,采用"压力―状态―响应"框架模型,以内蒙古自治区四子王旗为例,来分析区域旅游生态系统的安全状态。从旅游生态环境压 力、旅游生态环境质量和旅游生态环境保护整治及建设能力3个方面来考虑,根据层次分析法原理及各评价指标间的相互关系,构建层次结构模型,和23个指标。 经过对评价指标不安全指数值的计算和标准值的确定以及指标权重值的确定,再利用各指标的不安全度公式和总体生态系统不安全度公式计算出旅游生态系统处于较 不安全状态,并讨论了甄别各因子对生态系统的限制程度的方法,对区域旅游发展的生态系统安全分析具有现实意义。
[21] Liu Xu-ling, Yang Zhao-ping, Di Feng.

Evaluation on Tourism Ecological Security in Nature Heritage Sites: a Case of Kanas Nature Reserve of Xinjiang, China

[J]. Chinese Geographical Science,2009,19(3): 265-273.

https://doi.org/10.1007/s11769-009-0265-z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a name="Abs1"></a>The nature heritages are the precious legacy of nature with outstanding scientific and aesthetic value. They are quite different from other common ecotourism areas, because of its original and unique system, sensitive and vulnerable landscape, and peripheral cultural features. Therefore,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in the nature heritage sites should be on the premise of ecological security.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tourism ecological security in nature heritage sites was constructed in this article by AHP and Delphi methods, including nature ecological security, landscape visual security and local culture ecological security, and the security thresholds of indices were also established. In the indices&#8217; weights of the evaluation model, the nature ecological security ranked the highest, followed by tourist landscape visual security and culture ecological security, which reflected the influence degree of the limited factor to tourism ecological security. Then, this paper carried out an empirical study of Kanas of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China, which has the potential to be the World Nature Heritage. On the basis of the data attained from survey and observation on the spot, as well as questionnaire answered by tourists and local communities, the ecological security status in Kanas was evaluated.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status of Kanas tourism ecological security was better, but there had some limiting factors. Lastly, effective measures were put forward to ensure its ecological security.
[22] 时卉, 杨兆萍, 韩芳, 等.

新疆天池景区生态安全度时空分异特征与驱动机制

[J]. 地理科学进展, 2013, 32(3): 475~485.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3.03.017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研究基于2000、2010 年新疆天池风景名胜区的TM遥感影像、2000-2010年新疆统计年鉴、野外实地调查等数据,构建研究区的景观生态安全度,采用ESDA、半变异函数空 间分析、逐步回归等方法,分析各样点景观生态安全度的时空演变特征,探讨导致格局演变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2000-2010年,高景观生态安全度范 围由南向北转移;中景观生态安全度区域由南北向中部集中;低景观生态安全度呈现由南向北扩散的趋势。②景观生态安全度全局空间自相关较显著,随时间演变, 空间集聚水平降低;局域空间自相关呈现集群分布向随机分布转变的趋势。③变程范围内,景观生态安全度值的各向异性与弱空间相关性特点是结构性因素和随机性 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④经度、纬度、海拔因子对景观生态安全度的影响显著;放牧、旅游以及政策活动影响景观生态安全度中小尺度格局,对景观生态安全度的演 变有重要影响。
[23] 冯亚芬, 贾铁飞.

旅游开发的生态安全导向模式及其实证研究——以内蒙古萨拉乌苏河流域旅游开发为例

[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09, 23(6): 181~18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当前因过度旅游开发而导致的生态环境和社会问题逐渐显露,因而维 护旅游区生态系统完整性和健康水平已成旅游开发的新要求.鉴于此,文中提出了旅游开发的生态安全导向模式的构想,包括旅游资源赋存的生态环境调查、旅游资 源的生态价值评价、旅游开发的生态环境适宜度评价、旅游开发的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旅游开发的生态安全教育、旅游开发的生态技术可行性分析、旅游开发的生态 安全监测预警及旅游开发的生态安全评价等环节.以内蒙古萨拉乌苏河流域为例,选取旅游开发的生态环境适宜度评价这一环节进行实证论证,论证方法是:首先, 运用GIS相关软件生成研究区的DEM模型并与其TM影像进行叠加,提取相关数据;然后,分别对研究区的地表切割程度、坡度、坡向、归一化植被指数 (NDVI)等进行分析,评价结果表明萨拉乌苏河流域大部分地区的生态环境适宜度都不强,其中30%多的地区生态环境适宜度较差,为此从选址、生态容量、 生态关系的安全性三方面提出了旅游开发的生态安全设计,对该研究区旅游的可持续开发利用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24] 肖建红, 于庆东, 刘康, 等.

海岛旅游地生态安全与可持续发展评估——以舟山群岛为例

[J]. 地理学报, 2011, 66(6): 842~852.

https://doi.org/10.11821/xb201106013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海岛旅游业已成为许多海岛地区的支柱产业,海岛旅游可持续发展是当前这一领域研究的焦点.本文首先在定义区域刚性生态足迹和区域弹性生态足迹含义的基础 上,构建了广义海岛旅游地生态安全模型和狭义海岛旅游地生态安全模型,进而提出了海岛旅游地生态安全与可持续发展评估框架和判断标准;接着以生态足迹思想 方法为基础,构建了海岛旅游生态足迹模型;并以舟山群岛为例,以2008年为评价基准年份,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舟山群岛广义海岛旅游地生态安全 系数为0.6816,生态赤字为287849.0216 hm2,占生态承载力的46.71%,已处在生态不安全-不可持续发展状态;②舟山群岛狭义旅游地生态安全系数为0.9806,生态赤字为 12189.2343 hm2,占生态承载力的1.98%,已处在威胁生态安全-威胁可持续发展状态;③舟山群岛旅游地生态安全与可持续发展处在第Ⅵ类型(生态不安全-不可持续 发展,威胁生态安全-威胁可持续发展).
[25] 李淑娟, 谌杨杨.

山东省滨海湿地旅游生态安全评价研究

[J]. 国土资源科技管理, 2012, 29(4): 6~13.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9-4210.2012.04.00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滨海湿地生态系统是复杂且脆弱的，探讨旅游对其造成的影响，评价滨海湿地旅游生态安全对保护滨海湿地意义重大。采用PSR模型，从压力、状态、响应3个方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生态安全评价方法对以黄河三角洲湿地、长岛湿地和胶州湾湿地为代表的山东省滨海湿地旅游生态安全进行评估。结果表明：黄河三角洲湿地和长岛湿地处于比较安全的状态，胶州湾湿地处于相对安全的状态。根据评价结果及当地滨海湿地旅游发展的现状，分析影响滨海湿地生态安全的因素，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滨海湿地旅游开发应采取的对策。
[26] LI Ya-Juan, CHEN Tian, HU Jing, et al.

Tourism Ecological Security in Wuhan

[J]. Journal of Resources and Ecology, 2013, 4(2): 149-156.

https://doi.org/10.5814/j.issn.1674-764x.2013.02.007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security stems from environmental security theory, and is generally used to evaluate the ecological security of land, water resources and the city. This study applies the Pressure-Station-Response (P-S-R) model and theory of ecological security with field research in 2010 to establish an index system for tourism ecological security evaluation. The findings show that to...
[27] 张辉. 旅游经济论[M]. 北京: 旅游教育出版社, 2005: 65~66.

[本文引用: 1]     

[2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旅游局. 中国旅游统计年鉴(2001~2013)[M]. 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

[本文引用: 1]     

[29]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环境保护部. 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01~2012)[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2012.

[30] 国家统计司城市社会经济调查司.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0~2012)[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2012.

[31] 浙江省统计局. 浙江省统计年鉴(2001~2013)[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2013.

[本文引用: 1]     

[32]

浙江省统计局. 2000~2012年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N/OL].

URL     

[33]

浙江省环保厅. 2000~2012年浙江省环境状况公报

[N/OL].

URL      [本文引用: 1]     

[34] 赵媛, 沈璐.

江苏省能源与经济系统协调发展评价

[J]. 地理科学, 2012, 32(5): 557~561.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建立能源系统、经济系统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能源与经济系统协调度模型,利用1995~2009年江苏省能源与经济相关统计数据,定量分析江苏省能源系统与经济系统协调发展水平。研究结果表明两者的协调发展大体经历了如下变化1995~1997年协调度虽呈现缓慢上升趋势,但两系统各自的发展均处在较低水平;1998年江苏经济系统发展快于能源系统,出现短暂地协调度下降现象;1999~2004年两系统发展速度同步加快,呈现出短暂的“和谐”状态;2005年协调度略微回落,能源资源过度消耗等问题日益突出;为此,政府采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等积极措施,2006~2009年两系统协调度出现回升态势。“十二五”期间,江苏应进一步从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能源利用效率、全民节能降耗意识等四方面实现优化升级,并将解决环境问题放在更为突出的位置,努力把江苏建设成为经济健康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35] Hwang C L, Yoon K.

Multiple attribute decision making—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J]. Heidelberg: Sprinter-Verlag, 1981.

https://doi.org/10.1007/978-3-642-48318-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A State-of-the-Art Survey
[36] 杨保安, 张科静. 多目标决策分析理论、方法与应用研究[M]. 上海: 东华大学出版社, 2008.

[本文引用: 1]     

[37] 陈克龙, 苏茂新, 李双成, 等.

西宁市城市生态系统健康评价

[J]. 地理研究, 2010, 29(2): 214~222.

https://doi.org/10.11821/yj2010020004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从城市生态系统健康的内涵出 发,选择系统活力、组织力、恢复力、生态服务功能和人群健康状况构建城市健康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模糊数学评价的方法对2000～2008年西宁市城市生 态系统健康状况进行评价分析。结果表明:2000～2008年西宁市城市生态系统健康状况总体处于病态水平,但逐年趋向于健康方向发展,人均GDP、城市 人口密度、人均绿地面积、生活污水处理率、高等学历数和恩格尔系数是胁迫西宁市城市生态健康的主要因子;预测未来3年西宁市病态和不健康的隶属度将呈下降 趋势,而健康和很健康的隶属度将呈上升趋势,西宁市城市生态健康状态将达到亚健康水平。
[38] 赵宏波, 马延吉.

东北粮食主产区耕地生态安全的时空格局及障碍因子——以吉林省为例

[J]. 应用生态学报, 2014, 25(2): 515~524.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针对东北粮食主产区耕地生态安 全状况,以吉林省48个县域为研究对象,构建基于PSR-EES模型的耕地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改进的TOPSIS模型、马尔可夫链模型、 GIS空间分析方法和障碍度模型对1995—2011年吉林省耕地生态安全时空格局以及障碍因子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995—2011年,吉林省耕地生 态安全综合指数呈波动上升趋势,耕地生态安全等级从敏感级提高到一般安全级;各县域耕地生态安全水平存在"俱乐部趋同"现象,且空间分布格局差异趋于扩 大,"两极分化"趋势日益显著,敏感级和临界安全级由带状趋于分散分布,一般安全级和比较安全级由分散趋于集中成片分布,安全级分布比较零散,耕地生态安 全等级水平不稳定趋势越来越明显;农民人均纯收入、经济密度、环境保护投资总额占GDP比重、机耕程度、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是影响吉林省耕地生态安全 水平的主要障碍因子.
[39] 蒲英霞, 马荣华, 葛莹, 等.

基于空间马尔可夫链的江苏区域趋同时空演变

[J]. 地理学报, 2005, 60(5): 817~826.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以江苏省77个县域1978~2000年人均GDP数据为资料,基于空间马尔可夫链方法,研究江苏省区域趋同的时空动态演变特征。首先按照全省人均GDP平均水平,将所有县域划分为低、中低、中高和高4种类型,计算其马尔可夫转移概率矩阵;然后将区域类型转移的空间分布格局加以可视化;最后,以每个区域在初始年份的空间滞后类型为条件,构造空间马尔可夫转移概率矩阵。结果表明：(1) 自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一直存在&quot;俱乐部趋同&quot;现象,在1990~2000年期间更为显著。(2) 那些区域自身及其邻居同时向上转移的地区全部集中在苏南,而区域自身或邻居有一方或双方均向下转移的区域绝大多数位于苏北。(3) 江苏省区域人均GDP类型转移显著受到地理背景的制约。在1978~1990年和1990~2000年期间,一个落后区域以落后地区为邻时,其向上转移的概率分别为0.148和0.025,低于平均概率0.2和0.042;一个富裕区域以富裕区域为邻时,其向上转移的概率分别为1.0和0.991,高于平均概率0.987和0.984。这表明,发达的区域背景对区域转移起到了正面影响,而欠发达的区域背景则产生了负面影响,进一步为江苏省&quot;俱乐部趋同&quot;现象的存在提供了空间上的解释。</p>
[40] 杜栋, 庞庆华, 吴炎. 现代综合评价方法与案例精选(第二版)[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

[本文引用: 1]     

[41] 楚纯洁, 刘清臻, 马建华.

郑州市各级别城镇土壤重金属污染评价

[J]. 西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0, 46(3): 105~110.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1-988X.2010.03.02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选取郑州市自然条件类似但工业 化、城镇化水平差异的市区、中牟县城和韩寺镇,测定土壤中Pb,Cd,Zn,Cr,Cu,Ni 6种重金属元素含量,采用内梅罗综合指数和加权统计分析法进行重金属污染评价,并通过灰色斜率关联度分析方法初步分析了城镇土壤重金属污染的主要人为活动 源因素.结果表明,研究区土壤主要污染元素为Pb,Cd,Zn和Cr;土壤Pb污染主要与交通、工业有关,Cd污染与城镇建设、工业有关,Zn污染与居民 日常生活和工业有关;各级城镇土壤均发生不同程度的重金属污染,综合污染大小次序为郑州市区中牟县城韩寺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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