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皓明
, 张平宇
Guan Haoming, Zhang Pingyu
中图分类号: K9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690（2016）12-1784-09
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 2015-12-18
修回日期: 2016-06-8
网络出版日期: 2016-12-20
版权声明: 2016 《地理科学》编辑部 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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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关皓明（1988-）,男,辽宁沈阳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E-mail: guanhaoming@iga.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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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经济基础理论是分析城市经济活动的经典理论之一,但此理论既没有获得全面认可也没有被完全否定。基于改进的区位商方法、线性回归模型和VAR模型,选取吉林省中小城市、三亚市、海口市、深圳市、广州市作为研究对象,对其基本-非基本经济活动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991~2013年,规模相对较小的海口市发展动力主要来源于基本经济活动,与经济基础理论相符合;规模大的广州市经济活动的表现形式与经济基础理论不相符。研究结果表明：“基本-非基本经济活动比例关系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逐渐减小”这一城市发展必然现象假说对于具备相当规模和一定水平的城市成立,存在城市规模门槛。运用边际乘数法估计“乘数效应”更加有效,平均乘数法估计“乘数效应”存在明显不足。规模大的城市其基本经济活动产生的“乘数效应”弱化,城市经济活动已不符合基本经济模式,表现为基本-非基本经济活动相互依存的模式。结合实证结果,提出了2个有待进一步验证的假设。
关键词：
Abstract
Economic Base Theory is one of the classical theories of urban economic activity. Up to now, there have been a lot of empirical research on Economic Base Theory, but the theory has not been fully recognized and has not been completely denied. Among them, research consensus emphasis that Economic Base Theory should be used to analyze the city with small size and simple economic activities, but there is no definite conclusion about the upper limit of the city scale.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do more empirical researches. On the basis of existing research, aiming at the lack of empirical test research on the Economic Base Theory, based on the improved location quotient method,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and VAR model, the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ies of Jilin Province, Sanya City, Haikou City, Shenzhen City and Guangzhou City are selected as the empirical test objects. The test hypothesis include: 1) The proportion of basic economic activities is gradually reduced with the expansion of city scale. 2) With the expansion of urban scale, the basic economic activities of the ‘multiplier effects’ are weakened. 3) Basic economic activities are the main driving force for urban development. The empirical contents are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1) Based on the improved location quotient method, the urban economic activities are divided into the basic- nonbasic economic activities. 2) The ‘multiplier effects’ of the basic economic activity is estimated by the average multiplier method and the marginal multiplier method. 3) VAR model and 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 are used to analyze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asic and non basic economic activities. Main research results are as follows: From 1991 to 2013,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small scale of Haikou City followed the Economic Base Theory, the driving forces were mainly from the basic economic activities. The economic activities of Guangzhou City were not in conformity with the economic base theory.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the following: first, for a city with considerable scale and certain development level, the proportion of basic-nonbasic economic activities gradually decreases with the expansion of the scale of the city. Second, using the marginal multiplier method to estimate the ‘multiplier effects’ is effective, the average multiplier method to estimate the ‘multiplier effects’ is obviously insufficient. Third, the ‘multiplier effects’ caused by the basic economic activities of the larger cities is weakened, and the urban economic activities are not in line with the Economic Base Model, which is shown as the interdependent model of basic-nonbasic economic activities. Based on the empirical results, two hypotheses are put forward. First, for a small size city, the basic economic activities could have a ‘multiplier effects’ which is related to the size of the basic economic activities and the growth rate of the basic economic activities. Second, for a small city and small cities in a region as a whole, the driving force of development could be evaluated by comparing the value of ‘multiplier effects’ with 1.
Keywords：
城市经济基础理论是分析城市经济结构变化的最简单、最概括的框架[1],其基本内容是将城市的全部经济活动按其服务对象分成基本经济活动和非基本经济活动两部分。“基本/非基本部分”这个划分简单有效地揭示了城市与其外部的重要联系,是经济地理学和城市地理学中的重要概念之一[2]。经济基础理论强调基本经济活动是城市发展的经济基础和主要动力,通过分析基本经济活动对整个城市经济活动所产生的“乘数效应”来解释城市发展的机制和过程。但由于理论的假设过于严格以及不能全面估算经济活动变化的结构依存关系[3],长期以来在经济活动划分、“乘数效应”估算以及甚至在理论框架等方面存在着争议。相比于更加复杂有效的投入产出模型、CGE模型,经济基础模型的重要性逐步下降。由于使用起来简单方便,至今经济基础模型仍然被采用,尤其应用于规模小的城市[3]。
截止到目前,国外关于经济基础理论进行了较多的实证检验研究,实证结果既不能完全支持经济基础理论,也不能完全否定经济基础理论。其中,关于此模型普遍的共识强调应该用来分析规模较小、经济活动相对简单的城市,但是对于城市规模的上限并没有明确定论[4],因此有必要进行更多的实证检验研究。国内研究集中于对该理论的应用,多集中于产业与城市关系、城市中心性以及城市对外服务能力的研究。案例选取以大城市为主[5],很少涉及中小城市。研究范式仍然停留在传统的静态研究（离散时间间隔通常是2个时间点）。因此,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针对国内缺少对经济基础理论的检验研究,选取吉林省中小城市、三亚市、海口市、深圳市、广州市等不同规模的城市作为实证检验对象,试图回答基本经济活动是否仍是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检验假设具体包括：①基本-非基本经济活动比例关系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逐渐减小。②随着城市规模扩大,基本经济活动产生的“乘数效应”弱化。③基本经济活动是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本文的实证内容分为3个部分：①基于改进的区位商方法将城市的经济活动划分成基本-非基本经济活动2部分。②采取平均乘数法和边际乘数法两种方法估算基本经济活动产生的“乘数效应”。③采用VAR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基本-非基本经济活动的相互动态关系。
自20世纪初提出经济基础理论（模型）以来,学者们应用此理论解释城市发展的机制和过程,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经济基础理论已成为城市研究中的经典理论。关于经济基础理论研究大致可分为5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理论的提出和建立。第二个阶段进一步完善理论以及一些早期的案例应用研究。第三阶段主要是关于基本经济活动是否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的研究。第四个阶段主要是对已有测算基本经济活动方法的改进和构建新的方法来测算基本经济活动以及对经济基础模型的拓展。伴随着对时间序列数据的计量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入第五个阶段[6] ,第五阶段以来国外直接相关的主要成果集中在检验基本-非基本经济活动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其中Lesage和Reed的研究成果具有很大的影响力,选取俄亥俄州内的8个中心县为研究对象,利用VAR模型构建的脉冲响应函数和Granger因果关系来检验基本-非基本经济活动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于经济基本活动,验证了经济基础理论的正确性。之后又利用VECM方法,再一次验证了经济基础理论的正确性[7,8]。然而Krikelas[6]采用VAR模型选取威斯康星为研究对象的结论反驳了Lesage和Reed的发现。之后陆续有学者[9-12]采用时间序列数据构建VAR模型对经济基础理论进行了检验,所得出的结论存在分歧,关于经济基础理论的评价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定论。
任何经济基础理论的研究都必须要用某种方法来区分基本和非基本经济活动。Brodsky和Sarfaty指出,直接估算的唯一方法就是通过调查[13]。间接估算区域经济基础的方法包括假设法、区位商法、最小需求法以及多元回归分析法等,其中以区位商法的应用最为广泛。区位商法的最大优点是研究费用小,而且剩余收入或就业数据能使研究者分析关键产业对区域产业结构的影响,但是这一方法内含的3个理论假设存在缺陷,限制了此方法的适用范围和适用性,此方法的结果还取决于产业分类、研究单元尺度等。部分学者对区位商法进行了修正,Isserman指出针对传统区位商方法存在的误差,需要从其理论假设存在的不足入手,提出从生产效率、消费水平、出口3个方面构建调整系数对传统区位商方法模型进行修正[14]。Lesage指出,区位商法测算基本经济活动存在误差,但是仍然被广泛使用,原因在于从操作的角度而言,此方法产生的问题并不是很大,并在区位商方法的基础上利用月度时间序列数据构建了动态区位商模型[8]。Chiang从区域间和国际间的贸易视角对传统的区位商法存在的缺陷进行了改进,提出了4种修正模型,并指出修正后的模型的有效性有显著提升[15]。在确定基本-非基本经济活动之后,需要估算基本经济活动产生的“乘数效应”。Mulligan指出大多数相关研究首先直接进行两步分析,第一步确定基本-非基本经济活动,第二步求出平均乘数,然而这个平均乘数是否正确并没有合理的理由来支撑,经验也表明平均乘数往往低估“乘数效应”,而应该利用回归方法求出边际乘数来估算“乘数效应”[4]。
国内主要集中于对理论的应用研究,采取传统的静态研究范式,通过划分基本-非基本经济活动来估算基本-非基本经济活动比率以及平均乘数,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城市基本-非基本经济活动的变化,进而研究产业与城市的关系以及解释城市发展的机制和过程。选取的案例主要集中在广州、北京、上海、武汉、深圳等大城市,对基本-非基本经济活动比例关系变化的原因解释存在矛盾[16-19]。阎小培[20]在这方面研究的贡献较大,指出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增大,基本经济活动是推动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的观点依然正确,但规模较大的城市,基本经济部分比例相对减小、非基本经济部分比例相对增大,基本经济活动产生的“乘数效应”会弱化,传统的基本经济模式转为相互依存模式,但并没有进行定量验证。张华等以北京市投入产出表和全国投入产出表的数据为基础,验证了区位商法测算基本部分的有效性,发现传统的区位商法测算基本部分的误差很大,并对传统的区位商法进行了改进,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测量基本部分的精度,但还有很大的进一步改进的空间[21]。
综上所述,学者们采用多种研究方法对经济基础理论的实证检验与应用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然而至今对于经济基础理论的评价仍没有形成统一确切的定论。正如McKenzie and Miller所言“尽管我们研究的结果不能支持经济基础模型,但是我们也不能证明经济基础模型没有存在的意义。”
2.1.1 指标与数据分类
选取指标分为行业就业人数和常住人口数2部分,数据分为时间序列数据和截面数据2种。由于1990年以来,中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门类）发生了2次变化,为了使数据在时间上具有可比性,按照可合并原则,分别对时间序列数据和截面数据进行了处理。中国的就业人数统计口径简单分为2种,社会劳动者人数和城镇单位就业人数。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私营和个体的就业人数增速很快,占社会劳动者人数的比重逐渐增大,且主要分布在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和居民服务业等行业。因此选取城镇单位口径就业人数数据已经不能体现城市的就业规模和就业结构特征,会影响分析的结论,本文选取社会劳动者人数口径的行业就业人数。
由于中国的市域范围是一种行政上的地域概念,考虑到研究主体需体现城市地域概念,文中涉及的建制市（设区市和不设区市）范围均为市区范围。部分年份由于数据缺失,常住人口由户籍人口替代。行业就业人数指标不含国际组织就业人数,对于部分年份缺失的数据,采用前后2个年份的平均值代替缺失值。
2.1.2 时间序列数据
2002年以后,国家尺度有关行业就业人数的统计年鉴和13个省级尺度的统计年鉴开始用城镇单位（职工）就业人数替代社会劳动者人数,另外16个省级单位的城市缺失长期连续相对完整的市区尺度口径的行业社会劳动者人数数据。按照研究主体的要求,最终选择三亚市、海口市、深圳市、广州市为实证对象。1998~2013年三亚市的数据,1991~2013年海口市、深圳市、广州市的数据分别来自于相应年份的《海南统计年鉴》[22]、《三亚市统计年鉴》[23]、《海口市统计年鉴》[24]、《广东统计年鉴》[25]、《深圳市统计年鉴》[26]、《广州市统计年鉴》[27]。4个城市1991~2013年的人口规模变化如图1,其中1998年和2013年三亚市人口规模分别为46.40万人、73.20万人,年平均增速为3%;1991年和2013年海口市、深圳市、广州市人口规模分别为44.12万人、238.53万人、359.93万人,217.11万人、1 062.89万人、1 126.48万人,年平均增速分别为8%、7%、5%。
图1 三亚市、海口市、深圳市、广州市人口规模变化
Fig.1 Changes of population in Sanya, Haikou, Shenzhen and Guangzhou
2.1.3 截面数据
截面数据来源于《吉林省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28]、《吉林省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29]和《全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30]、《全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31]。建制市选取街道口径数据,全国选取街道、镇、村数据之和。白山市市区由于行政区划发生调整,用浑江区（原二道江区）替代。样本数为26个（除长春市、吉林市以外的吉林省所有建制市）,其中地级市6个,县级市20个,设市城市规模等级分布如表1。2000年和2010年吉林省26个中小城市的人口规模分别介于7.02万~46.22万人之间和6.98万~49.58万人之间。将吉林省中小城市作为整体,2000~2010年,吉林省中小城市人口规模和就业规模分别增加了24.04万人、1.49万人,但是占全国的比重却分别下降了0.42%、0.37%。
表1 2000年和2010年吉林省中小城市人口规模等级
Table 1 Population of small and medium sized cities in Jilin Province in 2000 and 2010
| <10 万人 | 10万~20 万人 | 20万~30 万人 | 30万~40 万人 | 40万~50 万人 | ||
|---|---|---|---|---|---|---|
| 设市城市数量（个） | 2000年 | 4 | 14 | 2 | 3 | 3 |
| 2010年 | 4 | 13 | 3 | 3 | 3 | |
2.2.1 经济基础模型
根据经济基础理论,可建立一种简单的城市经济分析与预测模型,即经济基础模型。数学模式为：T=B+NB,T为全部经济活动,B为基本经济活动,NB为非基本经济活动。一般可用就业数据、收入数据或者产值数据来体现城市经济活动,由于部分行业产值数据和收入数据难以完整获取,本文采用就业数据。其数学模式调整为：TE=BE+NBE。其中,TE与BE之间存在着“乘数效应”,即乘数m=ΔTE/ΔBE,m可分为平均乘数和边际乘数。平均乘数m=TE/BE=1+NBE/BE,其中假定ΔTE/ΔBE=TE/BE,为了与公式保持一致,TE与BE往往是一个时期的量,而不是某一个时点的值[1]。边际乘数m可通过构建回归方法估算,在线性回归公式中TE=a+bBE,斜率b为边际乘数（dTE/dBE）。理论上b应大于1,已有的研究表明a往往小于0 [4]。
2.2.2 基本部分的测算
在非调查方法中,区位商法是经典的经济基础研究方法[32]。测度城市基本活动部分的方法选取Chiang[17]构建的改进的区位商方法（RLQ1）,公式如下：
式中：li为城市中i行业就业人数;Lt为城市中总就业人数;ei为区域（或全国）i 行业就业人数;Et为区域（或全国）总就业人数。由于缺少2002年以后全国尺度时间连续的行业社会劳动者人数,三亚市、海口市、深圳市、广州市选取所属省份行业的平均部门结构作为标准,吉林省中小城市选取全国行业的平均部门结构作为标准。
2.2.3 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及脉冲响应函数
VAR模型是一种非结构化的多方程模型,即它不以经济理论为基础,而是用数据本身来确定模型的动态结构,为分析系统中各个变量之间的动态影响提供了很好的分析工具,可以方便地分析各个变量之间的长期动态影响。由于难以直接运用VAR模型得到的检验结果进行分析,因而往往采用脉冲响应函数来进行分析[33]。脉冲响应函数刻画的是在扰动项上加一个一次性的冲击对于内生变量当前值和未来值所带来的影响。对一个变量的冲击直接影响这个变量,并且通过VAR模型的动态结构传导给其他内生变量[34]。
经济基础理论强调基本经济活动是推动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按照这一假说,基本经济活动对于非基本经济活动的影响要明显大于非基本经济活动对于基本经济活动的影响。本文通过VAR模型生成的脉冲响应函数图像来分析基本-非基本经济活动相互影响的动态关系,进而检验基本经济活动是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的观点[8]。VAR模型的构建、脉冲响应函数图像的生成及涉及到的相关检验均通过Eviews 6.0软件运算实现。
三亚市、海口市、深圳市、广州市的BE规模变化如图2。总体来看,4个城市的BE规模均呈现扩大的趋势。三亚市、海口市、深圳市、广州市的BE/NBE变化如图3。三亚市1998~2013年BE规模始终小于NBE规模,其中1998~2004年,BE/NBE总体上呈现波动式减小;2005~2013年,BE/NBE总体上呈现稳步增大。海口市1991~2001年BE/NBE总体上呈现波动式减小,但是BE的规模始终大于NBE的规模;2002年由于行政区划的调整,由原来的3个区变成4个区,增加的琼山区农业就业人口较多,导致BE/NBE值急剧减小;2002~2013年海口市BE的规模始终小于NBE的规模,但是BE/NBE却呈现增大的趋势。深圳市、广州市1991~2013年BE/NBE总体上呈现逐步减小的趋势,其中广州市1991~2013年BE规模始终小于NBE 规模;深圳市1991~2005年BE规模大于NBE规模,2005年以后BE规模开始小于NBE规模。
图2 三亚市、海口市、深圳市、广州市BE规模变化
Fig.2 Changes of BE size in Sanya, Haikou, Shenzhen and Guangzhou
图3 三亚市、海口市、深圳市、广州市BE/NBE变化
Fig.3 Changes of BE/NBE in Sanya, Haikou, Shenzhen and Guangzhou
3.2.1 边际乘数
三亚市、海口市、深圳市、广州市的边际乘数通过构建研究期内TE、BE这2个变量的一元线性回归来实现。为增强数据的平稳度,分别对变量取对数。4个一元线性回归方程的回归结果分别见式（2）（3）（4）（5）。三亚市回归结果的回归系数小于1,截距项大于0,海口市、深圳市、广州市回归结果的回归系数均大于1,截距项均小于0,其中深圳市、广州市回归结果的回归系数小于海口市回归结果的回归系数。
注：**表示通过5%检验,***表示通过1%检验。
深圳市、广州市回归结果的回归系数与海口市回归结果的回归系数差距较大,那么深圳市、广州市的NBE是否对TE存在较大的影响?通过构建TE、BE、NBE变量的二元回归方程来进行检验,同时为了增加可比性,对海口市同样建立TE、BE、NBE变量的二元线性回归方程。海口市、深圳市和广州市的二元线性回归方程的回归结果分别为（6）（7）（8）：
注：***表示通过1%检验。
海口市回归结果BE的系数大于NBE的系数,而深圳市和广州市的NBE的系数大于BE的系数。值得注意的是,按照经济基础理论的基本内容,BE的扩张会引起NBE的增长,二者存在着一种稳定的关系。因此,理论上构建TE、BE、NBE变量的二元线性回归一定存在共线性,经检验3个二元线性回归都存在共线性（BE与NBE显著相关）,所以有必要对BE与NBE之间的相互影响进行进一步检验。
参照时间序列数据构建边际乘数的方法,对截面数据构建一元线性回归。为增强数据的平稳度,分别对变量取对数。2000年与2010年的一元线性回归结果分别为式（9）（10）。截面数据容易形成异方差,选取White方法进行异方差检验,2个方程在5%显著性水平下不存在异方差。2个回归方程的回归系数均小于1,截距均大于0。
注：***表示通过1%检验。
3.2.2 平均乘数
三亚市、海口市、深圳市、广州市的平均乘数采取的是研究期内TE总和与BE总和的比值,为了与边际乘数的结果进行比较,对数据进行对数处理。三亚市1998~2013年的平均乘数为1.39,海口市、深圳市、广州市1991~2013年的平均乘数分别为1.18、1.12、1.23。
参照三亚市、海口市、深圳市、广州市构建平均乘数的方法,吉林省中小城市的平均乘数采取的是所有城市TE总和与BE总和的比值,为了与边际乘数的结果进行比较,对数据进行对数处理。2000年与2010年的平均乘数分别为1.52、1.57。
为增强数据的平稳度,分别对BE、NBE取对数。使用ADF方法分别对三亚市、海口市、深圳市和广州市的BE、NBE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表明三亚市、海口市、深圳市和广州市的BE、NBE数据皆为一阶单整,Engle和Granger两步法协整检验结果表明,三亚市、海口市、深圳市和广州市的BE、NBE之间分别具有协整关系。因此数据满足构建VAR模型的前提。已有的应用文献中,对于最大滞后阶数通常设定为T1/3,因此本文中最大滞后阶数设定为3。根据AIC和SC取值最小的准则确定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4个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皆为1,海口市和广州市的VAR模型通过单位根平稳性检验,三亚市和深圳市的VAR模型没有通过单位根平稳性检验。在通过单位根平稳性检验的VAR模型的基础上选择广义脉冲方法分别建立脉冲响应函数,得出的脉冲响应函数曲线如图4。脉冲响应函数的结果发现：广州市BE与NBE二者之间存在着程度相似的正向影响,BE对NBE的正向影响仅在2 a之内是显著的,持续期较短。海口市BE对NBE的正向影响远远大于NBE对BE的正向影响,但持续期较短,BE对NBE的正向影响仅在2 a之内是显著的。
图4 BE与NBE变量的脉冲响应函数结果
注：a,b为海口市,c,d为广州市;a,c为给BE一个标准差冲击后NBE做出的响应,b,d为给NBE一个标准差冲击后BE做出的响应。
Fig.4 Results of 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 of BE and NBE variables
经济基础理论强调城市的BE/NBE与城市规模有特定关系,即较大规模的城市拥有较大比重的非基本就业活动,基本-非基本经济活动比例关系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逐渐减小,这一比例关系是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20,35]。已有的研究[20]认为,通过城市内部需要服务的经济活动规模大于为城市外部需要服务的规模,且两者的差距在扩大,这一比例关系来表明城市发展已达相当规模和一定水平。本文的实证结果发现规模大的深圳市和广州市的BE/NBE变化符合城市发展的必然现象假说,规模相对较小的海口市和规模小的三亚市的BE/NBE变化与城市发展的必然现象假说不相符。
已有的研究表明平均乘数往往低估“乘数效应”,而应该利用回归方法估算边际乘数,来估算BE产生的“乘数效应”。本文采用平均乘数法估算三亚市、海口市、深圳市、广州市BE产生的“乘数效应”的实证结果发现,4个城市BE产生的“乘数效应”的大小与4个城市的发展速度不相符。其中三亚市的平均乘数高估了BE产生的“乘数效应”,海口市的平均乘数低估了BE产生的“乘数效应”。采用边际乘数法估算三亚市、海口市、深圳市、广州市BE产生的“乘数效应”的实证结果发现,海口市BE产生的“乘数效应”最大与海口市的发展速度最快相符合,三亚市的边际乘数小于1,BE并没有产生“乘数效应”与三亚市发展速度最慢相符合。同时参照三亚市、海口市、深圳市、广州市构建平均乘数和边际乘数的方法,吉林省中小城市采用边际乘数估算BE产生的“乘数效应”相比于采用平均乘数估算BE产生的“乘数效应”与吉林省中小城市发展缓慢的实际情况更加符合。
三亚市、吉林省中小城市虽然增长缓慢,但仍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三亚市、吉林省中小城市BE并没有产生“乘数效应”的实证结果与经济基础理论强调BE是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的观点不相符。本文关于BE与NBE动态影响关系的检验结果发现,海口市的发展动力主要来自于BE,与经济基础理论相符;广州市的BE与NBE对于城市发展的贡献程度大致相当,城市经济活动已不符合基本经济模式,表现为BE与NBE相互依存的模式。其中规模相对较小的海口市的边际乘数远大于规模大的广州市的边际乘数,采用边际乘数估算BE产生的“乘数效应”的结果和BE与NBE动态影响关系的检验结果是相符的。
国外关于经济基础理论进行了较多的实证检验研究,已有的研究共识强调经济基础理论应该用来分析规模较小、经济活动相对简单的城市。总体而言,海口市、广州市的实证结果给予这一共识提供了新的证据,规模相对较小的海口市的经济活动符合基本经济模式,规模较大的广州市的经济活动表现为BE与NBE相互依存的模式。具体而言,吉林省中小城市、三亚市、海口市、深圳市、广州市的实证结果表明：① “基本-非基本经济活动比例关系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逐渐减小”这一城市发展必然现象假说对于具备相当规模和一定水平的城市成立,存在城市规模门槛。② 已有的研究和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都表明,运用边际乘数法估计“乘数效应”更加有效,平均乘数法估计“乘数效应”存在明显不足,对于发展较慢的城市会高估BE产生的“乘数效应”,对于发展较快的城市会低估BE产生的“乘数效应”。③ 规模较大的城市其基本经济活动产生的“乘数效应”弱化,城市经济活动已不完全符合基本经济模式,表现为BE与NBE相互依存的模式,应采用投入产出模型、CGE模型等更加复杂的模型分析城市经济活动。
结合三亚市和吉林省中小城市的实证结果可以提出以下有待进一步验证的假设：① 对于规模小的城市,BE能否产生“乘数效应”与BE的规模大小和BE的增长速度有关。② 对于规模小的城市或区域内中小城市整体,可以通过比较“边际乘数”值与1的大小来评价城市发展的动力或区域内城市整体的发展动力。尽管本文的研究得出了一些有参考意义的结论和假设,但仍存在以下不足：① 由于数据获取方式的限制,实证研究部分选取的案例城市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区域代表性存在不足。② 选取实证对象较少,并没有界定出“相当规模和一定水平”的城市门槛规模。③ 自从20世纪初经济基础理论被提出以来,关于它的批评始终没有停止过,学者们在承认此理论存在不足的基础上,通过不断完善和发展此理论和模型对批评声音作出回应。其中一个长期存在的实证问题在于较多数情况下已有将经济活动划分成基本-非基本经济活动的结果被证实与实际不相符,本文关于此方面的讨论不足,将在今后的研究中予以探索。另外,相比于基本经济活动,进一步理清非基本经济活动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尤为值得关注。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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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base multipliers: a comparison of ACDS and IMPLAN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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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shortcut method for estimating economic base multipliers [J].https://doi.org/10.1111/j.1757-7802.2008.00001.x URL [本文引用: 3] 摘要
No abstract is available for this i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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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城市经济基础理论研究综述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1-2443.2011.04.01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城市经济基础理论是根据对外输出比较利益的观点解释城市经济增长的来源,是城市地理学中的经典理论,是城市发展机制与过程的理论总结以及对其研究的理论工具.采用文献调查法对国内外城市经济基础理论的研究进行系统的梳理,以了解国内外城市经济基础理论研究的现状与应用领域;运用对比分析法,对比分析国内外研究、应用的差异,并总结其特点.研究发现国内和国外城市经济基础理论的发展和研究都已较成熟和丰富,涉及对城市经济基础理论的剖析和检验、理论分析的方法以及对理论的应用,并且应用领域较为广泛,但二者的研究又有不同之处与不同的侧重点.
A review of study on urban economic base theory at home and abroad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1-2443.2011.04.01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城市经济基础理论是根据对外输出比较利益的观点解释城市经济增长的来源,是城市地理学中的经典理论,是城市发展机制与过程的理论总结以及对其研究的理论工具.采用文献调查法对国内外城市经济基础理论的研究进行系统的梳理,以了解国内外城市经济基础理论研究的现状与应用领域;运用对比分析法,对比分析国内外研究、应用的差异,并总结其特点.研究发现国内和国外城市经济基础理论的发展和研究都已较成熟和丰富,涉及对城市经济基础理论的剖析和检验、理论分析的方法以及对理论的应用,并且应用领域较为广泛,但二者的研究又有不同之处与不同的侧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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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age. Forecasting metropolitan employment using an export-base error-correction model [J].https://doi.org/10.1111/j.1467-9787.1990.tb00102.x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This paper shows that a time-series version of export-based location quotients, which decompose area employment into export and local components are co-integrated. Given the statistically established co-integrating relation between the time series for export and local employment, the Granger Representation Theorem tells us that an error-correction mechanism model is the appropriate time-series model specification. A set of forecasting experiments is carried out, in order to test whether the error-correction model produces better long-run forecasts that hold together in economically meaningful ways. Given the computer hardware and software that currently exist, the model developed here represents a simple, low-cost method for accurately forecasting local-area employment in the tradition of past work on export-base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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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export, local, and total area employment [J].https://doi.org/10.1016/0166-0462(89)90023-9 URL [本文引用: 3]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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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orts' contribution to economic growth: Empirical evidence for California, Massachusetts, and Texas, Using Employment Data [J].https://doi.org/10.1111/0022-4146.0004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 paper shows an interregional trade model from which testable parameter restrictions for economic base theory, shown to be equivalent to the hypotheses of the Granger causality test, are derived. The results of the tests for three states, based on various bifurcation methods, suggest that economic base theory holds strongly for the crudest definition of the base, but not for others. The frequency analysis indicates a likely association between inherent cyclicalities in employment growth data and economic base theory. The regional multipliers and the timing of economic adjustments to exogenous shocks are also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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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ulti-sector export base model of long-run regional employment growth [J].https://doi.org/10.1017/S1068280500005323 URL 摘要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tersectoral export and local employment an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are analyzed in a long-run equilibrium framework. Dynamic location quotients decompose regional employment into export and local components for multiple sectors. Johansen’s Full-Information Maximum Likelihood (FIML) approach is used to identify the existence and resultant rank of the co-integrat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sectoral export and local employment in West Virginia’s four metropolitan areas. Empirical results indicate inter-sectorat basic and non-basic employment form a co-integrating system of equations. Furthermore, this analysis shows that inter-sector shocks to local and export employment may cause multipliers to be positive or negative in magn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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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ing regional structure through cointegration [J].URL 摘要
Evaluating regional industrial structures remains an inexact process as traditional aggregation schemes often lump superficially similar but behaviorally distinct industries together. We use pairwise cointegration methods to apply econometric criteria to aggregate detailed industries into behaviorally similar sectors. Based on these aggregations, cointegration guides the proper specification of a regional system to analyze the export versus local nature of core sectors. These methodologies are applied to Denver metropolitan data to demonstrate their utility. The findings indicate previous aggregation schemes are statistically inferior to those generated by this paper's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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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ing economic base relationships in South Dakota [J].
Despite enduring criticism of both the conceptual foundation and empirical implementa-tion of economic base models, recent research has continued to investigate the validity and es-timation of such models. This paper applies economic base models to South Dakota and three of its counties in order to assess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model and to estimate aggregated ba-sic sector multipliers and sector-specific multipliers. Time series analysis of annual, quarterly, and monthly data reveals a variety of multiplier magnitudes dependent on the particular spe-cification, data bifurcation method, and geographic unit. Distinct sector-specific multipliers are identified, including instances of dominant sectors with little influence beyond the direct basic sector change. Neither informal models of annual data nor VAR analysis of monthly data supports Granger causality from basic to nonbasic activity. In contrast to several other re-cent studies, cointegration of basic and nonbasic employment is not ev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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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ing the urban economic base in a developing country [J].https://doi.org/10.2307/314598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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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imating export activity in a regional economy: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of alternative methods [J].https://doi.org/10.1177/01600176800050020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Four methods of estimating exports are widely used in regional analysis, particularly with the economic base model. The theoretical rationales for each are examined.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minimum requirement method is offered which solves the oft-noted, non-importation problem.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minimum requirement and location quotient estimates is proven not to be an estimate of imports as is widely believed, and a relatively new econometric method is shown to over-estimate exports. Estimates of exports are calculated for 101 metropolitan areas in the United States. Both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evidence indicates that the location quotient method underestimates, yet the minimum requirement method produced lower estimates for 22 areas.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choice of estimation method may affect the results of sub-sequent analy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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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tion quotient and trade [J].https://doi.org/10.1007/s00168-008-0218-y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Economic base analysis suggests that export expansion should be the primary engine of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most commonly employed approach to identifying specialization is the location quotient (LQ). Similarly, the law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represent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determining the type of trade. However, several assumptions of the LQ limit both its general applicability and usefulness. This study recommends that comparative advantage can provide another channel to re-examine the LQ from the viewpoints of both inter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where the former can correct the LQ from dependence problems of the location theory and the latter inserts international trade into the LQ to show another vital source of exports, especially for a small open economy and increasing globalization today. Furthermore, the optimal LQ is obtained by integration of the above two new revisions to respond to all types of trade. Finally, the evidence finds that differences in base employment between traditional and these new LQ indices are substantial and hence revised LQ should be considered profound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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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海城市经济基础变动的探讨——兼与北京的比较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5-1309.2002.02.00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借助城市经济基础理论，通过区位商的计算，在时间尺度上，展现了上海城市经济基础逐步多元化的特征；在空间尺度上，以北京参照，比较了城市经济基础的异同。最后就城市经济基础的变动趋势及可持续发展进行了一定的思考。
Discussion on the economic base of Shanghai City—A comparison with Beijing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5-1309.2002.02.00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借助城市经济基础理论，通过区位商的计算，在时间尺度上，展现了上海城市经济基础逐步多元化的特征；在空间尺度上，以北京参照，比较了城市经济基础的异同。最后就城市经济基础的变动趋势及可持续发展进行了一定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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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基本-非基本经济活动的变化分析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2375.2003.04.01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借助城市发展的经济基础理论,采用统计年鉴数据,深入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武汉市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城市基本-非基本经济活动的发展变化.
Changes of the basic -nonbasic economics activities in Wuhan city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2375.2003.04.01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借助城市发展的经济基础理论,采用统计年鉴数据,深入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武汉市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城市基本-非基本经济活动的发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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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城市经济发展的基本行业及其区位研究 [J].URL 摘要
利用区位商、基本-非基本比率等经济地理学研究方法，通过对比分析乌鲁木齐城市1995年-2005年各行业的区位商、就业比重、基本人口比例、基本-非基本比率等，分析了城市的基本经济活动行业构成，以此来分析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的主要行业及其变化，并对这些行业的空间区位进行了分析。分析认为：推动乌鲁木齐城市发展的动力行业是制造业、交通电信业、建筑业、批发零售和餐饮业、科学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金融保险业和房地产业，它们是城市经济发展的集聚因子，但是制造业集聚于乌鲁木齐的水平在下降；第二产业中的制造业主要集中在东山区、头屯河区和新市区，建筑业主要集中在新市区和沙区；第三产业主要集中在天山区和沙区，而且正在从以天山区为主向以沙区为主转变。
Research on the basic industries and their locations in Urumqi City .URL 摘要
利用区位商、基本-非基本比率等经济地理学研究方法，通过对比分析乌鲁木齐城市1995年-2005年各行业的区位商、就业比重、基本人口比例、基本-非基本比率等，分析了城市的基本经济活动行业构成，以此来分析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的主要行业及其变化，并对这些行业的空间区位进行了分析。分析认为：推动乌鲁木齐城市发展的动力行业是制造业、交通电信业、建筑业、批发零售和餐饮业、科学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金融保险业和房地产业，它们是城市经济发展的集聚因子，但是制造业集聚于乌鲁木齐的水平在下降；第二产业中的制造业主要集中在东山区、头屯河区和新市区，建筑业主要集中在新市区和沙区；第三产业主要集中在天山区和沙区，而且正在从以天山区为主向以沙区为主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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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和深圳城市发展的经济基础比较研究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1-5221.2004.04.01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应用城市经济基础理论,计算广州和深圳1997、2001年两个年度区位商,对两市近年来城市经济基础的变化作比较分析.结果发现,广州的制造业实力有所增强,第三产业的服务输出功能却有不同程度下降,总体上广州大部分行业仍具有比较优势;深圳的城市经济基础正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其优势在于高新技术产业及金融业.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the economic foundation for urban development in Guangzhou and Shenzhen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1-5221.2004.04.01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应用城市经济基础理论,计算广州和深圳1997、2001年两个年度区位商,对两市近年来城市经济基础的变化作比较分析.结果发现,广州的制造业实力有所增强,第三产业的服务输出功能却有不同程度下降,总体上广州大部分行业仍具有比较优势;深圳的城市经济基础正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其优势在于高新技术产业及金融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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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城市基本-非基本经济活动的变化分析——兼释城市发展的经济基础理论 [J].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1999.04.002 URL [本文引用: 3] 摘要
本文采用统计年鉴和第三产业普查数据，以及问卷调查数据，深入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广州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城市基本－非基本经济活动的发展变化，揭示了第三产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具有策动经济增长的功能，并对城市发展的经济基础理论进行了探讨。
Changes of the basic-nonbasic economic activities in Guangzhou—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economic base theory of urban development .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1999.04.002 URL [本文引用: 3] 摘要
本文采用统计年鉴和第三产业普查数据，以及问卷调查数据，深入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广州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城市基本－非基本经济活动的发展变化，揭示了第三产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具有策动经济增长的功能，并对城市发展的经济基础理论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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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基本部分”测算的经验研究——以区位商法和投入产出分析为基础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8462.2004.06.02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城市或区域之经济活动的"基本/非基本部分"这个划分揭示了城市 或区域与其内外的重要联系.区位商法是公认的最简单的判定基本部门和测算基本部分的方法,在国内外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文章以北京市投入产出表和全国投入产 出表的数据为基础,验证了用区位商法测算基本部分的有效性,发现用传统的区位商法测算基本部分的误差很大.论文对用区位商值判定的误差进行了阈值敏感分析 和部门分析.对传统的区位商法进行了改进,确定了改进的区位商法的公式形式,并对公式进行了验证.另外,在投入产出分析的框架下得出了一个以中间使用率为 基础的新的测算基本部分的经验公式,用北京市多年的数据对该公式进行了验证.
Empirical research on caculating “basic sector” of Beijing—Based on location quotients technique and input-output analysis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8462.2004.06.02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城市或区域之经济活动的"基本/非基本部分"这个划分揭示了城市 或区域与其内外的重要联系.区位商法是公认的最简单的判定基本部门和测算基本部分的方法,在国内外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文章以北京市投入产出表和全国投入产 出表的数据为基础,验证了用区位商法测算基本部分的有效性,发现用传统的区位商法测算基本部分的误差很大.论文对用区位商值判定的误差进行了阈值敏感分析 和部门分析.对传统的区位商法进行了改进,确定了改进的区位商法的公式形式,并对公式进行了验证.另外,在投入产出分析的框架下得出了一个以中间使用率为 基础的新的测算基本部分的经验公式,用北京市多年的数据对该公式进行了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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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经济基础的基本特点与变化趋势 [J].https://doi.org/10.11821/xb199706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利用有关人口普查和统计资料，在京、津、沪对比中对北京经济基础进行了研究。其主要结论是：（１）北京不仅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而且还是全国的经济中心。这种经济中心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全国最大的商业性服务中心，二是全国重要的耗水小且污染轻的知识和非知识密集型工业中心。（２）北京高耗水和（或）污染重的工业虽然只系地区性基础，但相对北京水和环境资源相对稀缺的特点而言，它们过度发展了。（３）与上海、天津相比，北京工业基础规模小、区域性较强，但服务基础齐全、规模大且超地区性强。天津的海上运输、仓储等基础弥补了北京的不足。（４）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基本国策的实施，北京耗水低且污染轻的城市型和知识密集型工业以及信息密集型第三产业将会进一步集中，而耗水高和（或）污染重的工业将会进一步分散
Basic features and trends of the economic base of Beijing .https://doi.org/10.11821/xb199706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利用有关人口普查和统计资料，在京、津、沪对比中对北京经济基础进行了研究。其主要结论是：（１）北京不仅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而且还是全国的经济中心。这种经济中心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全国最大的商业性服务中心，二是全国重要的耗水小且污染轻的知识和非知识密集型工业中心。（２）北京高耗水和（或）污染重的工业虽然只系地区性基础，但相对北京水和环境资源相对稀缺的特点而言，它们过度发展了。（３）与上海、天津相比，北京工业基础规模小、区域性较强，但服务基础齐全、规模大且超地区性强。天津的海上运输、仓储等基础弥补了北京的不足。（４）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基本国策的实施，北京耗水低且污染轻的城市型和知识密集型工业以及信息密集型第三产业将会进一步集中，而耗水高和（或）污染重的工业将会进一步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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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钢铁工业供给与需求影响因素的动态分析 [J].
近年来我国的钢铁工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从1996年至今钢产量一直位居世界第一。但随着我国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钢铁工业的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不尽适应的矛盾日益显现，因此，钢铁工业要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必须重视对市场长期需求规律的研究，将数量增长和产品结构调整相结合。本文利用变参数模型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对我国钢铁工业的推动作用进行了动态分析。同时通过建立钢铁工业与其主要下游行业之间的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技术进一步分析了各下游行业的冲击对钢铁行业的传递效应以及下游行业各自对钢铁行业的贡献程度，初步探讨钢铁市场的长期需求规律。
Dynamic analysis of supply and demand of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in China .
近年来我国的钢铁工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从1996年至今钢产量一直位居世界第一。但随着我国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钢铁工业的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不尽适应的矛盾日益显现，因此，钢铁工业要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必须重视对市场长期需求规律的研究，将数量增长和产品结构调整相结合。本文利用变参数模型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对我国钢铁工业的推动作用进行了动态分析。同时通过建立钢铁工业与其主要下游行业之间的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技术进一步分析了各下游行业的冲击对钢铁行业的传递效应以及下游行业各自对钢铁行业的贡献程度，初步探讨钢铁市场的长期需求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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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asic non-Basic concept o f urban economic functions [J].https://doi.org/10.2307/141870 URL [本文引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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