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添贵
, 吴次芳, 李洪义
Lyu Tiangui, Wu Cifang
中图分类号: F2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690(2016)02-0239-08
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 2015-02-17
修回日期: 2015-09-16
网络出版日期: 2016-02-20
版权声明: 2016 《地理科学》编辑部 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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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吕添贵(1986-),男,福建龙岩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土地规划与利用研究。E-mail:lvtiangui@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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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口与土地是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分析二者之间状态演化对促进城市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界定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二者概念基础上,基于人口构成、人口素质、人口生活、城镇规模、城镇投入、城镇产出等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耦合协调模型对省会型城市南昌市2002~2011年两者之间的协调关系进行测度和分析,结果表明：① 人口城镇化指数与土地城镇化指数呈波动变化并持续上涨,城镇发展由土地滞后型向人口滞后型转变;②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状态由失调衰退区向过渡协调区演进,发展类型则由高度不协调状态向勉强协调状态过渡。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南昌市人口城镇化速度滞后于土地城镇化速度的原因,指出两者关系主要受到城市发展外在制度与内在基础的共同作用,并认为构建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双重优化路径是协调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同步发展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
Abstract
Land and population are two key and interactive factors in urbanization, and it’s extremely important to coordinate them for healthy urbanization. To measure and analyze their coupling relationship, this study established an index system including population structure, life quality, urban size, input and output on the basis of defining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and land urbanization. Then this system was applied empirically in Nanchang, the capital city of Jiangxi province located in the middle of Chin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Both the index of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and that of land urbanization were rising continuously with fluctuations, and there was a shift from land lagging urbanization to population lagging urbanization in Nanchang between 2002 and 2011. 2) The coordin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and land urbanization changed from deterioration to optimization, resulting in the transfer of urban development status from high inconsistence to week coordination. The study also discussed the reasons behind the results, indicating the discordance of urban development was induced by both external institutional systems and internal basic conditions. It suggested that it’s necessary to take measures to coordin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d and population to promote healthy urbanization.
Keywords：
中国正处于城镇化加速发展时期,不断扩大的城市规模为承载城市社会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推进作用。但城市快速扩张过程中也出现了城镇化不彻底现象,表现为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进而导致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地下、经济发展模式粗放,甚至出现“空城”等一系列问题。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的推进,“十三五”规划期间将是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快速时期[1],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如何协调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同步发展已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之一 [2-6]。
目前,关于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研究成果,认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模式包含居民生活方式、居民行为习惯、土地利用方式、土地利用程度转变等[7,8],政府行政因素过度推动城镇空间扩展,导致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两者处于非均衡状态,在不同研究尺度上受到现行土地征用制度及财政体制、户籍制度等综合作用[9-11]。这些研究成果对促进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具有现实指导作用,但未明确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之间协调的测度依据、阶段划分、结果解释和优化路径等。因此,本文选取中部省份省会南昌市为研究区,其作为区域行政中心,在教育、医疗、交通出行公共服务等方面具有极大优势;同时存在落户难以及土地供应紧张和非农化速度快的特点,研究其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之间的协调关系演化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本文在界定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内涵基础上,运用耦合度模型对其进行测度,分析其协调状态变化影响因素并提出优化路径,以期为其他城市的健康发展提供参考。
人口和土地是衡量地区城镇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人口作为城镇化的核心,其实质是人口、经济活动的转移和人口素质、生活提升过程。土地作为城镇化载体,其实质为城镇建成区规模增加,以及大规模农用地或者未利用地转变成建设用地投入,促进城市空间集约和土地结构优化产出的过程[12]。其中,土地规模表现为城镇建成区面积变化,土地投入表现为城镇单位面积土地上资金、人员及资源增加,土地产出表现城镇单位面积土地上二、三产业产值及其地均财政收入产出增加水平。
人口和土地作为城镇化的2个方面,二者互相依赖、互相制约[13-15]。一方面,土地城镇化是人口城镇化的基础,城镇土地的增加可以为更多的人口提供居住、教育、医疗等用地;另一方面,城镇人口的增加给对土地生态环境等产生胁迫,需要通过改善生态环境和提高各类型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以容纳更多的城市人口,使得城镇土地利用更趋合理。若是人口城镇化速度滞后于土地城镇化速度,则会出现城市空心化、空城等现象;若土地城镇化速度滞后于人口城镇化速度,则会出现城市资源环境压力,同时造成居住、公共绿地、教育和医疗等用地紧张。鉴于此,只有人口与土地城镇化的同步协调,才能促进城市的健康发展（图1）。
图1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关系
Fig.1 The relationship of coordination between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and land urbanization
在界定城镇化概念的基础上,遵循可比性和动态性的原则,结合已有的评价指标[8-13],构建了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测度指标体系。其中,人口城镇化由人口构成、人口素质、人口生活质量水平组成;土地城镇化则由城镇土地规模、土地投入和土地产出水平构成。在指标体系中,除恩格尔系数为负效应外,其余指标均表现为正效应,具体如表1所示。
表1 南昌市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性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1 Indices of coordination between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and land urbanization in Nanchang City
| 目标层 | 因素层 | 指标层 | 单 位 | 指标效应 | 权 重 |
|---|---|---|---|---|---|
| 人口城镇化 | 人口构成 | 非农人口比重 | % | + | 0.075 |
| 人口密度 | 万人/km2 | + | 0.131 | ||
| 二三产业劳动者占总人口比重 | % | + | 0.128 | ||
| 人口素质 | 每万人高等学校在校生 | 人 | + | 0.056 | |
| 人均教育经费支出 | 万元/人 | + | 0.148 | ||
| 人口生活 | 二三产业产值比重 | % | + | 0.065 | |
| 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 | % | - | 0.086 | ||
| 人均可支配收入 | 元 | + | 0.100 | ||
| 城镇人均居住面积 | m2 | + | 0.054 | ||
|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金额 | 万元 | + | 0.097 | ||
| 每万人拥有医生人员数 | 人 | + | 0.061 | ||
| 土地城镇化 | 土地规模 | 城镇建成区面积 | km2 | + | 0.209 |
| 城镇用地率 | % | + | 0.239 | ||
|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 m2 | + | 0.145 | ||
| 土地投入 | 地均固定资产投入 | 万元/km2 | + | 0.127 | |
| 地均从业人员数 | 人/km2 | + | 0.108 | ||
| 地均用电量 | 104kWh/km2 | + | 0.082 | ||
| 土地产出 | 地均二三产业产值 | 万元/km2 | + | 0.043 | |
| 地均财政收入 | 万元/km2 | + | 0.028 |
根据协同论原理,协调度模型是描述系统发展过程中参量之间的协同作用,指出系统走向有序的关键在于系统内部各子系统间的协同作用[18]。本文拟采用协调耦合度模型对人口和土地城镇化的协调水平进行测度。
2.2.1 基础数据处理
为消除各指标间数量单位的差异,采用无差标准化法对分析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由于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指标存在正、负效应。
若正效应指标,其函数为：
Yij=（χij-βij）/(αij-βij);
若负效应指标,其函数为：
Yij=（αij-χij）/(αij-βij) （1）
式中,设变量Yi(i=1,2,…,m)为系统序参量,Yij为第i个序参量的第j个指标,其值为Yij（j=1,2,…,n）。αij、βij分别为系统稳定临界点序参量相应上、下限值,χij则表示对系统有序的功效系数。由于熵值法能够深刻的反映出指标信息熵值的效用价值,其给出的指标权重值可信度较高,因而本文采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主要计算过程参见文献[19]。
2.2.2 城镇化指数计算
研究中假设人口城镇化指数（μ1）和土地城镇化指数（μ2）,计算城镇化质量（F）的计算公式如下：
式（2）中,i=（1,2,…n）为指标个数,x'i、y'i分别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标准化结果,ai、bi则为分别代表相应指标权重;式（3）中,由于人口与土地对城镇健康发展同等重要,因而系数由加权平均取得。
2.2.3 耦合协调度模型构建
本研究把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2个系统通过各自要素产生相互作用、彼此影响的程度定义为耦合协调度。由3部分组成,即发展度（T）、耦合度（C）、及协调度（D）的分类体系与判别标准[12]。
1） 发展度。发展度是指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数,以反映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整体效益,其函数为：
T=aμ1+bμ2 （4）
式中,a和b表示为待定权重,研究认为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贡献程度相同,故a和b取相同权重值0.5;μ1与μ2分别代表人口城镇化指数和土地城镇化指数。
2） 耦合度。借鉴物理学中的容量耦合概念和容量耦合系数模型,推广得到多个系统相互作用的协调度,即表示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耦合度,可评判土地城镇化系统与人口城镇化系统之间相互依赖的量度,其函数为：
C=m{（μ1×μ2···×μm）/（μ1+μ2··+μm）}1/m （5）
式中,μ（n=1,2,···m）中各子系统评估值,m为子系统的个数,由于本研究只有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2个子系统,故m=2。C为耦合度,且C∈[0,1],若C值越大,两者发展越耦合,C=1时,达到最佳耦合状态,反之亦然,其函数为：
C=2{（μ1×μ2）/（μ1+μ2）2}1/2 （6）
3） 协调度。由于依靠发展度和耦合度等单一评价指标进行判别容易产生误差,难以体现协调发展动态趋势,且无法进行横向比较,需引入协调度对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程度进行度量。协调度D是衡量协调发展状况的定量指标,综合了耦合度C和发展度T,具有较高稳定性,体现城镇化发展由无序走向有序的趋势,其函数为：
4） 分类标准。在参考已有研究的基础上[7,20],按照协调度D的大小,将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类型分为4大类10亚类,再根据μ1与μ2之间的对比关系,将其分成为3种不同的类型（表2）。
表2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性评价指标分类判别标准
Table 2 The standard of classification about coordination evaluation between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and land urbanization
| 协调区间 | 协调度 | 协调发展类型 | μ1与μ2对比关系 及基本类型 |
|---|---|---|---|
| 高度协调区 | 0.91~1.00 | 极度协调类 | μ1>μ2时,土地城镇化滞后型;μ1<μ2时,人口城镇化滞后型;μ1=μ2时,土地与人口同步型。 |
| 0.81~0.90 | 优质协调类 | ||
| 中度协调区 | 0.71~0.80 | 良好协调类 | |
| 0.61~0.70 | 中级协调类 | ||
| 0.51~0.60 | 初级协调类 | ||
| 过渡协调区 | 0.41~0.50 | 调和协调类 | |
| 0.31~0.40 | 勉强调和协调类 | ||
| 0.21~0.30 | 轻度不协调类 | ||
| 失调衰退区 | 0.11~0.20 | 中度不协调类 | |
| 0.01~0.10 | 高度不协调类 |
南昌市位于中国中北部,为江西省会城市,地处中纬度地带,115°27′E~116°35′E,28°09′N~29°11′N,辖南昌、进贤、新建、安义4县和东湖、西湖、青山湖、青云谱、湾里5区,总面积7 432.18 km2。随着2009年国务院批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21],标志着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性区域规划。南昌市作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核心城市,其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和政策优势将叠加凸显。从2002~2011年,南昌市户籍人口从442万人增加到508万人,非农人口从186万人增加到236万人,非农人口比例从42.08%增加46.45%。相对应的是,南昌市建成区面积从85 km2增加到208 km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7 021元增加到20 741元[16]。随着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推进,南昌市社会经济将呈快速变化趋势,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不均衡将进一步加剧,将其作为研究区域具有代表性。
1） 指标选择与数据来源。南昌市城镇化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考虑数据可获取性,选择表1中19个指标作为测度指标。指标年限的上限和下限分别是2002和2011年,其中大部分数据参考2002~2011年的《江西省统计年鉴》[16]、《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7]以及相应年份的社会经济发展公报。
2） 城镇化的协调度计算。以南昌市为例,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计算采用表1介绍的指标体系和公式（1~7）的步骤,因篇幅所限,计算过程省略。
根据熵值法得出各指标权重,以及结合南昌市2002~2011年的基础数据,利用上述公式计算得出人口城镇化指数μ1、土地城镇化指数μ2、发展度T、耦合度C、协调度D以及相应的协调发展类型,具体结果见表3。
表3 南昌市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性评价结果
Table 3 The results of evaluation of coordination between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and land urbanization in Nanchang city
| 年份 | μ1 | μ2 | 发展度T | 耦合度C | 协调度D | 协调程度 | 协调发展类型 | 对比类型 |
|---|---|---|---|---|---|---|---|---|
| 2002 | 0.041 | 0.015 | 0.028 | 0.148 | 0.064 | 低度衰退 | 高度不协调类 | 土地滞后型 |
| 2003 | 0.027 | 0.018 | 0.023 | 0.148 | 0.058 | 低度衰退 | 高度不协调类 | 土地滞后型 |
| 2004 | 0.034 | 0.028 | 0.031 | 0.175 | 0.074 | 低度衰退 | 高度不协调类 | 土地滞后型 |
| 2005 | 0.042 | 0.043 | 0.043 | 0.206 | 0.094 | 低度衰退 | 高度不协调类 | 人口滞后型 |
| 2006 | 0.074 | 0.082 | 0.078 | 0.280 | 0.148 | 低度衰退 | 中度不协调类 | 人口滞后型 |
| 2007 | 0.102 | 0.108 | 0.105 | 0.324 | 0.184 | 低度衰退 | 中度不协调类 | 人口滞后型 |
| 2008 | 0.127 | 0.128 | 0.128 | 0.358 | 0.214 | 过渡协调 | 轻度不协调类 | 人口滞后型 |
| 2009 | 0.144 | 0.145 | 0.144 | 0.380 | 0.234 | 过渡协调 | 轻度不协调类 | 人口滞后型 |
| 2010 | 0.204 | 0.239 | 0.222 | 0.469 | 0.323 | 过渡协调 | 勉强协调类 | 人口滞后型 |
| 2011 | 0.203 | 0.209 | 0.206 | 0.454 | 0.306 | 过渡协调 | 勉强协调类 | 人口滞后型 |
1）指数演化分析。2002~2004年,人口城镇化指数增长速度略高于土地城镇化指数增长速度; 2005~2009年,土地城镇化指数的增长速度还是快于人口城镇化指数,两者指数比较接近且总体相对平稳;2010~2011年,该阶段土地城镇化的指数出现大幅度增长,尤其是2008年以来国家大规模宏观调控投入,城镇土地规模效应逐渐显现,南昌市的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4年的135 km2增加到2011年的208 km2,年均增长7%;而城镇户籍人口只从167万人增加到208万人,年均增长3%[16]。对比发现,土地城镇化年均增长速度高于人口城镇化,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南昌市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现状。
2） 发展度分析。南昌市城镇化发展水平由2002年的0.028增加到2011年的0.206,年均增加0.018。尽管发展度增加水平不高,但也反映了南昌市城镇化水平总体向好,以人口和土地为核心的城镇建设推动了南昌市整体发展。
3） 耦合度分析。耦合度是反映人口与土地两者内部依赖程度的指标。南昌市人口与土地之间的依赖程度从2002年的0.148增加到2011年的0.454,年均增长0.031。从变化幅度可知,在城镇化过程中人口与土地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在逐年提高,城镇人口集聚推动了土地城镇化,即人口的增加需要城市建设更多的居住、教育、医疗和公共绿地以满足居民的基本质量要求。另一方面,土地城镇化拉动了人口城镇化,通过对改善居住环境和优化产业用地格局,吸引更多的人口到城市就业、居住等。
4） 对比类型分析。在2002~2004年,土地城镇化水平滞后于人口城镇化水平,表现为土地滞后型;在2004~2011年,人口城镇化水平滞后于土地城镇化水平,则表现为人口滞后型,由人口城镇化滞后向土地城镇化滞后转变。究其原因,由于地方政府可从土地出让转让收益中获取高额收益,反过来政府通过征收城市周边土地,以保障城市土地市场大规模供应,尤其是2009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性区域规划,南昌市作为城镇发展的核心区,大量社会资本进入土地市场,使得土地城镇化水平在2010年达到高峰,而户籍制度制约,流动人口始终难以落户,最终造成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发展相背离。
在研究期内,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之间协调度由2002年的0.064增加到2011年的0.306,从低度衰退向过渡协调转变。根据协调程度划分可将该过程分为失调阶段和过渡阶段。
1） 失调阶段（2002~2007年）。该阶段协调度从0.064增加到0.184,反映了人口与土地两系统逐渐从无序向有序转变,但仍处于低度衰退阶段。在2002~2007年南昌市人口城镇化指数与土地城镇化指数在逐渐靠近（图2）,相应的协调程度仍一直处于低度衰退状态（图3）。
图2 南昌市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指数变化
Fig.2 The change of indexes of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and land urbanization in Nanchang City
图3 南昌市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性趋势
Fig.3 The results of coordination between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and land urbanization in Nanchang City
2） 过渡阶段（2008~2011年）。该阶段协调度从0.214增加到0.306,协调平均水平为0.023,人口与土地协调程度表现更为有序。从发展度与耦合度两个维度看,发展度平均值0.190,耦合度平均值为0.434,发展度变化仍低于耦合度。
城镇化的最优状态是实现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同步发展,然而在研究期内却没有一个年份处于该状态。这与城镇化发展受到外在制度因素与内在基础因素的共同作用相关。
1） 外在制度因素约束。南昌市城镇化由土地滞后型向人口滞后型转变,以及协调程度始终处于较低状态,与外在制度制约相关。一是土地征用与土地出让市场不同制度安排的影响。一方面,基于土地征用的非市场化与土地出让的市场化,形成二元收益差距,极大地推动了南昌市土地城镇化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工业用地与住宅用地出让实行不同的价格策略,南昌市在2011年两者土地出让价格分别是210万元/hm2、5 550万元/hm2,而住宅用地的高地价策略抬升了住宅用地价格,提高了迁移成本,最终抑制了人口城镇化[22]。二是城乡二元户籍转换成本影响。这与人口城镇化需要担负教育、医疗、就业和公共设施服务费用密切相关,目前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约为13万元[23],巨大公共财政支出抑制了南昌市人口城镇化的推进。
2） 内在基础因素约束。在研究期内南昌市城镇化发展度一直低于城镇化耦合度,与南昌市城镇建设整体水平处于较低状态密切相关。一方面是社会经济发展实力较弱影响。由于南昌市位于中国中部地区,缺乏沿海地区相对区位优势,表现在城镇化的综合实力、投资密度、产业结构和开放程度等还处于相对滞后阶段;另一方面是资金技术等配套投入不足影响。尽管近10 a来南昌市工业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形成了红谷滩新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但在城市建设用地大规模的扩张背后,城镇化过程中的人均公共绿地、地均从业人员、地均固定资产等配套设施投入所发挥“吸纳效应”不足,是造成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水平相对较低的内在因素。
要提高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水平,应从增加城市财政收益方式和拓展人口城镇化的成本分摊渠道等入手,以实现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同步发展。
1) 人口城镇化优化路径。首先,充分利用南昌市作为省会型城市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具有的产业集聚优势。通过提高南昌市的城市经济实力以及对九江、新余等周边城市的辐射影响,提升生态经济产业化发展与人口城镇化互动,以产业发展吸引增加就业岗位,提高城镇人口规模;其次,通过打破户籍制度割裂的人口城镇化路径,实行居民证制度,降低进入城镇化门槛;第三,建立多元化人口城镇化的投融资平台,破解人口城镇化的资金短缺瓶颈。南昌市政府应通过构建人口城镇化发展基金,调节不同行业的人口城镇化规模,实现人口城镇化的有序转化;第四,增加人力资本投入,提高人口城镇化质量。通过人才引进计划带动不同层次的人力资本和技术知识积累,以提高劳动力边际收益（图4）。
图4 南昌市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优化路径
Fig.4 The optimize path of coordination between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and land urbanization in Nanchang City
2) 土地城镇化优化路径。一是推动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实行多元化的城市土地供应渠道,降低土地市场的垄断性,提高土地市场化水平;二是构建均衡化的用地价格机制。南昌市通过完善工业配套服务来吸引工业投资,而不是单纯的通过压低工业用地价格来增加城市吸引力,同时增加住宅用地供应规模和增加公租房供应等,为人口城镇化提供居住空间;三是限制南昌市城市新增开发区规模,划定新城建设、开发区建设边界,实现城镇规模有序扩张,推行城市存量用地再开发;四是加强城市土地出让资金监管。政府作为公共产品提供者与管理者,是相对的利益主体,应将土地出让金纳入财政预算内收入,构建以土地出让金为核心的公共财政管理框架,摆脱城市发展过度依赖土地财政的困境,以避免过度土地城镇化。
本文以南昌市为例,探讨了城镇化过程中人口与土地的协调演化、类型设定、结果解释与优化对策等,结论如下：
1） 南昌市人口与土地城镇化之间关系呈现不协调状态,在2002~2011年间,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指数均呈逐渐上升趋势,但两者关系发展始终处于非同步阶段。
2) 人口与土地城镇化之间的协调程度由高度不协调水平向勉强协调水平转变,同时协调类型由高度不协调向勉强协调转变,两者对比类型则由土地滞后型向人口滞后型过渡,也说明了南昌市城市土地规模扩展过快,可能造成“空城”等风险。
3）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状态变化受内外因素共同影响。外在因素主要受二元激励制度与城乡二元户籍成本制度共同约束,其中二元定价策略和户籍制度固化影响是关键;内在因素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制约。要实现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同步发展,还应从拓展人口落户渠道和抑制城镇土地过度扩展方向进行优化。
本文以南昌市为研究对象,从协调评价角度分析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是促进城市健康发展的有益补充。当然也存在不足,即研究区域作为行政中心和历史文化名城,使得协调评价指标体系易受此相关因素影响,未来研究还需进一步完善。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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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 [EB/OL]..The State Council.National new urbanization plan (2014-202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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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城镇化与空间城镇化的不协调问题研究——基于财政分权的视角 [J].
在政治集权的体制下,财政分权 使地方政府之间进行着激烈的经济竞争。在此形势下,地方政府实行了工业用地优惠出让和压低劳动力价格等措施;同时,为弥补财力不足,地方政府又大量依赖土 地财政,这些都使得人口城镇化与空间城镇化不协调。2000~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也证实了财政分权对人口城镇化与空间城镇化不协调的显著影响。 因此,要想协调推进城市化进程,必须对财政体制和地方官员的绩效考核机制进行相应改革。
The mismatches between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and space urbanization:a perspective on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
在政治集权的体制下,财政分权 使地方政府之间进行着激烈的经济竞争。在此形势下,地方政府实行了工业用地优惠出让和压低劳动力价格等措施;同时,为弥补财力不足,地方政府又大量依赖土 地财政,这些都使得人口城镇化与空间城镇化不协调。2000~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也证实了财政分权对人口城镇化与空间城镇化不协调的显著影响。 因此,要想协调推进城市化进程,必须对财政体制和地方官员的绩效考核机制进行相应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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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地区人口、土地与经济城镇化协调发展度研究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2104.2012.02.023 URL 摘要
江苏省作为中国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省份的典型代表,正处于城镇 化加速发展的关键时期.新时期的城镇化是一个融合人口、土地与经济的复杂系统,不能从单方面衡量城镇化发展水平.在归纳总结城镇化内涵的基础上,选择人口 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为切入点,从三个方面衡量江苏省的城镇化水平的变化过程,研究不同时空城市在人口、土地和产业三方面协调发展的状态.结果 显示,1998 -2009年12年间江苏省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的发展都呈现上升趋势,但在不同阶段处于主导地位的城镇化驱动力量不同,协调发展度也处于 上升状态,从衰退发展阶段( 1998 - 2003)逐渐发展到过渡阶段(2004 - 2005),最后到达协调发展阶段( 2006 - 2009)；在空间分布上,以2009年为例,综合评价结果显示,江苏省的城镇化水平和协调发展度总体水平较高,但是也存在区域分异明显的特点.
Coordinate development among population, land and economy urbanization in developed area:the case of Jiangsu province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2104.2012.02.023 URL 摘要
江苏省作为中国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省份的典型代表,正处于城镇 化加速发展的关键时期.新时期的城镇化是一个融合人口、土地与经济的复杂系统,不能从单方面衡量城镇化发展水平.在归纳总结城镇化内涵的基础上,选择人口 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为切入点,从三个方面衡量江苏省的城镇化水平的变化过程,研究不同时空城市在人口、土地和产业三方面协调发展的状态.结果 显示,1998 -2009年12年间江苏省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的发展都呈现上升趋势,但在不同阶段处于主导地位的城镇化驱动力量不同,协调发展度也处于 上升状态,从衰退发展阶段( 1998 - 2003)逐渐发展到过渡阶段(2004 - 2005),最后到达协调发展阶段( 2006 - 2009)；在空间分布上,以2009年为例,综合评价结果显示,江苏省的城镇化水平和协调发展度总体水平较高,但是也存在区域分异明显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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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ization, urban land expansion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China [J].https://doi.org/10.1007/s00477-013-0840-9 URL 摘要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and unprecedented growth have generated many fascinating issues for scholarly research. An understanding of urbanization and land use change in China is required for appropriate strategies and policies to facilitate futur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literature on urbanization, land us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China with a focus on land use change. We argue that land use and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re embedded in the complex economic-geographical processes and multiple trajectories of development and urbanization in China. This paper highlights the important role of space–time modeling in a multi-disciplinary setting in the study of urbanization, land us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t also points out potential areas for fu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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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differences and driving forces of land urbanization in China [J].https://doi.org/10.1007/s11442-015-1186-7 URL 摘要
Land urbaniz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supporting and restriction role in the rapi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and it shows distinctive spatial heterogeneity. Applying urban area as the basic research unit and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area as the core indicator, this paper establishes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and calculation method for the quantity and rate of land urbanization process. The study evaluates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pattern of absolute and relative process of land urbanization in 658 cities in China from 2000 to 2010.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ities with rapid land urbanization process is discussed, and the contribution rate and its 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major land use types are examined with the aid of GIS.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Land urbanization in China shows a clear spatial difference. The greater the city scale, the faster its land urbanization. The cities with rapid land urbanization show a significant pattern of central distribution in coastal regions and a scattered distribution in the inland regions. (2) Over the last 10 years, the average quantity of land urbanization in the 656 cities was 3.82 km(2), the quantity of land urbanization is differentiated by administrative grade. The average rate of land urbanization was 6.89%, obviously faster than the speed of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The rate of land urbanization reveals a pattern of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coastal and other cities. (3) In the past 10 years, the two primary land use types associated with land urbanization in China are residential and industrial, with a combined contribution rate of 52.49%. The greater the scale of the city, the more significant the driving effect of industrial land. In small- and medium-scale cities of the western and central regions, the growth of residential land is the primary driver of land urbanization, while in coastal urban agglomerations and cities on important communication axes,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land is the main driver. (4) Overall, urban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industrial growth and investment are the three drivers of land urbanization in China, but cities of different scales have different driv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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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与实践问题 [J].
<p>城镇化问题是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性课题，是涉及到国民经济各部门如何协调发展，达到一个新的现代化和谐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新型城镇化是中国城镇化健康稳定发展的基本保证，在当前的新形势下，探索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在过去一阶段，虽然城镇化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并在城市现代化建设与城乡一体化方面也取得了惊人的发展，但在某个时期或一些地区，城镇化过速发展阶段，出现了无序的发展状态，大中城市边缘盲目扩展，水土资源日渐退化，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特别是有些政府决策人对城镇化的许多制约因素认识不足，甚至决策失误，导致了城市环境出现许多不安全、不舒适的问题。着重从地理空间与自然资源保护的角度，探索中国新型城镇化3 个理论与实践问题① 如何认知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基本特征与新的路径；②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形势下，如何构建新型城镇化的创新模式；③ 在新型城镇化实施过程中，如何认识中国城镇化本身的发展规律，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p>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new urbanization in China .
<p>城镇化问题是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性课题，是涉及到国民经济各部门如何协调发展，达到一个新的现代化和谐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新型城镇化是中国城镇化健康稳定发展的基本保证，在当前的新形势下，探索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在过去一阶段，虽然城镇化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并在城市现代化建设与城乡一体化方面也取得了惊人的发展，但在某个时期或一些地区，城镇化过速发展阶段，出现了无序的发展状态，大中城市边缘盲目扩展，水土资源日渐退化，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特别是有些政府决策人对城镇化的许多制约因素认识不足，甚至决策失误，导致了城市环境出现许多不安全、不舒适的问题。着重从地理空间与自然资源保护的角度，探索中国新型城镇化3 个理论与实践问题① 如何认知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基本特征与新的路径；②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形势下，如何构建新型城镇化的创新模式；③ 在新型城镇化实施过程中，如何认识中国城镇化本身的发展规律，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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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与空间扩张 [J].
城镇化是一个国家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涉及到产业的转型和新产业的成长、城乡的社会结构的全面调整以及庞大的基础设施的建设、资源、环境的支撑以及大量的立法、管理、国民素质提高等方面,它必然是长期的积累和长期发展的渐进式过程.
Urbanization process and spatial sprawl in Chin .
城镇化是一个国家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涉及到产业的转型和新产业的成长、城乡的社会结构的全面调整以及庞大的基础设施的建设、资源、环境的支撑以及大量的立法、管理、国民素质提高等方面,它必然是长期的积累和长期发展的渐进式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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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 [J].
中国正处于城镇化进程加速发展 时期,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数目不断增加,单以非农人口比重这一标准衡量城镇化水平并不能全面反映城镇化的内涵,因此,如何理性评价当前的城镇化状态值 得思考。城镇化包含人口向城镇的转型、集中、强化和分异的过程,同样也包括城镇景观的地域推进过程。在归纳总结城镇化的深层内涵的基础上,选择人口城镇化 和土地城镇化为切入点,从两个不同的角度衡量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并研究二者协调发展状态。通过时间序列演算,发现人口城镇化指数与土地城镇化指数均呈现持 续上升的趋势,并且从2002年开始土地城镇化指数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并在2007年土地城镇化指数超过人口城镇化指数;空间分析的结果显示,我国人口城 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空间格局具有水平总体偏低、阶段差距大、区域分异明显等特点。
A study on coordinate development between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and land urbanization in China .
中国正处于城镇化进程加速发展 时期,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数目不断增加,单以非农人口比重这一标准衡量城镇化水平并不能全面反映城镇化的内涵,因此,如何理性评价当前的城镇化状态值 得思考。城镇化包含人口向城镇的转型、集中、强化和分异的过程,同样也包括城镇景观的地域推进过程。在归纳总结城镇化的深层内涵的基础上,选择人口城镇化 和土地城镇化为切入点,从两个不同的角度衡量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并研究二者协调发展状态。通过时间序列演算,发现人口城镇化指数与土地城镇化指数均呈现持 续上升的趋势,并且从2002年开始土地城镇化指数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并在2007年土地城镇化指数超过人口城镇化指数;空间分析的结果显示,我国人口城 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空间格局具有水平总体偏低、阶段差距大、区域分异明显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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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评价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5471.2012.11.01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总结城镇化内涵的基础上,选 择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为切入点,构建了两者协调发展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通过计算,得出如下结论:直辖以来重庆市人口城镇化指数与土地城镇化指数均 呈现持续上升趋势,且从2001年开始土地城镇化指数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并在2008年超过人口城镇化指数;与此同时,协调发展水平也从1997年的极度 失调衰退阶段上升到2009年的优质协调发展阶段.
Evaluation on coordinate development for urbanization in population and land of Chongqing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5471.2012.11.01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总结城镇化内涵的基础上,选 择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为切入点,构建了两者协调发展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通过计算,得出如下结论:直辖以来重庆市人口城镇化指数与土地城镇化指数均 呈现持续上升趋势,且从2001年开始土地城镇化指数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并在2008年超过人口城镇化指数;与此同时,协调发展水平也从1997年的极度 失调衰退阶段上升到2009年的优质协调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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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质量与城镇化规模的协调性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J].Magsci 摘要
<p>城镇化质量和规模是城镇化进程的2 个方面,二者相互依赖相互制约,认清其间的关系对健康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界定二者概念的基础上,通过构建测评指标体系对其进行测度,然后基于改进的象限图分类识别方法对江苏省13 个地级市两者之间的协调发展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江苏省城镇化质量和规模之间的协调发展关系逐渐由低水平向高水平、由城镇化质量滞后规模程度较大的滞后型经城镇化质量与规模协调型向城镇化质量超前规模程度较大的超前型转变;② 江苏省城镇化质量和规模之间的协调发展关系存在着明显的苏南、苏中和苏北的空间分异.在此基础上提出当前江苏省城镇化规模滞后于城镇化质量的现象值得关注,同时要因地制宜地分类指导城镇化建设.</p>
The coordination about quality and scale of urbanization:case study of Jiangsu province .Magsci 摘要
<p>城镇化质量和规模是城镇化进程的2 个方面,二者相互依赖相互制约,认清其间的关系对健康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界定二者概念的基础上,通过构建测评指标体系对其进行测度,然后基于改进的象限图分类识别方法对江苏省13 个地级市两者之间的协调发展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江苏省城镇化质量和规模之间的协调发展关系逐渐由低水平向高水平、由城镇化质量滞后规模程度较大的滞后型经城镇化质量与规模协调型向城镇化质量超前规模程度较大的超前型转变;② 江苏省城镇化质量和规模之间的协调发展关系存在着明显的苏南、苏中和苏北的空间分异.在此基础上提出当前江苏省城镇化规模滞后于城镇化质量的现象值得关注,同时要因地制宜地分类指导城镇化建设.</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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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的不匹配与政策组合应对 [J].
破解我国目前"空间城镇化" 与"人口城镇化"过程中的主要问题,其突破口是土地征用体制的市场化,同时引入土地增值税和财产税来充实地方税基,从而为农村流动人口提供与"户口"相关 的基本福利。土地制度、财税制度和户籍制度的联动改革,是解决我国高速发展过程中"空间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不匹配问题的有效政策组合。
The unmatched"space urbanization"and"population urbanization"and the response of policy combination .
破解我国目前"空间城镇化" 与"人口城镇化"过程中的主要问题,其突破口是土地征用体制的市场化,同时引入土地增值税和财产税来充实地方税基,从而为农村流动人口提供与"户口"相关 的基本福利。土地制度、财税制度和户籍制度的联动改革,是解决我国高速发展过程中"空间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不匹配问题的有效政策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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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协调性测定及其影响因素 [J].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建 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衍生出一系列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本文就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关系,建立了协调性指数模型,进行了定量测定,结果显示当前 中国的土地城镇化明显快于人口城镇化;在此基础上,基于外在制度和内在机制的分析,揭示了这种不协调的影响因素。研究认为,造成中国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 化不协调的直接因素是二元土地制度和二元户籍制度,而这又内生于以投资驱动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
Study on the coordinatio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between land urbanization and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建 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衍生出一系列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本文就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关系,建立了协调性指数模型,进行了定量测定,结果显示当前 中国的土地城镇化明显快于人口城镇化;在此基础上,基于外在制度和内在机制的分析,揭示了这种不协调的影响因素。研究认为,造成中国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 化不协调的直接因素是二元土地制度和二元户籍制度,而这又内生于以投资驱动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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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城镇化发展研究 [J].
针对近年来地方政府过度"土地城镇化"的现象,从城镇化的概念和内涵入手,提出了健康城镇化应是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社会城镇化4个方面的协调发展;对1981～2004年我国的土地城镇化态势进行了分析.研究了土地城镇化与人口、经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发现经济城镇化是土地城镇化最根本的影响因素,指出人口和土地的城镇化都要以经济城镇化为基础,才能实现健康城镇化.
Research on healthy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J].
针对近年来地方政府过度"土地城镇化"的现象,从城镇化的概念和内涵入手,提出了健康城镇化应是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社会城镇化4个方面的协调发展;对1981～2004年我国的土地城镇化态势进行了分析.研究了土地城镇化与人口、经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发现经济城镇化是土地城镇化最根本的影响因素,指出人口和土地的城镇化都要以经济城镇化为基础,才能实现健康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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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质量内涵研究述评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3580.2012.12.027 URL 摘要
快速城市化为扩大消费和投资需 求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强大的动力,同时也给节约资源、改善环境和提升城市发展的质量和水平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提高城市化质量成为城市化发展的必然要 求,是对城市化认识的深化。本文基于"质量"概念,对城市化质量内涵研究成果进行了理论梳理。
Review on the study of the quality of urbanization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3580.2012.12.027 URL 摘要
快速城市化为扩大消费和投资需 求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强大的动力,同时也给节约资源、改善环境和提升城市发展的质量和水平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提高城市化质量成为城市化发展的必然要 求,是对城市化认识的深化。本文基于"质量"概念,对城市化质量内涵研究成果进行了理论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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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河流域社会经济活动的COD污染负荷 [J].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310004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辽河流域污染物的输入是辽东湾海洋环境变化的最主要原因,治理海洋污染的根本在于治理陆域污染。以辽河流域COD污染为研究对象,在社会经济数据空间化及与土地利用数据匹配的基础上剔除了部分无效数据,提高了流域污染物估算和空间分析的精度,估算结果表明:2010年辽河流域COD总污染负荷约101万t,其中居民生活和畜禽养殖排放合计占总污染负荷的80%,是流域COD污染的主要来源;工业源污染占11%;城市径流污染占9%。COD污染主要分布在辽河平原,且以面源污染为主,约有30万t入河。生物体代谢是COD污染的主要来源,污染物排放总量难于降低,辽河流域的COD污染压力短期内依然严峻。
COD pollution load of social and economic activities in Liaohe River Basin, China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310004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辽河流域污染物的输入是辽东湾海洋环境变化的最主要原因,治理海洋污染的根本在于治理陆域污染。以辽河流域COD污染为研究对象,在社会经济数据空间化及与土地利用数据匹配的基础上剔除了部分无效数据,提高了流域污染物估算和空间分析的精度,估算结果表明:2010年辽河流域COD总污染负荷约101万t,其中居民生活和畜禽养殖排放合计占总污染负荷的80%,是流域COD污染的主要来源;工业源污染占11%;城市径流污染占9%。COD污染主要分布在辽河平原,且以面源污染为主,约有30万t入河。生物体代谢是COD污染的主要来源,污染物排放总量难于降低,辽河流域的COD污染压力短期内依然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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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熵权法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综合评价研究——以辽宁省葫芦岛市为例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3-2464.2012.04.012 URL 摘要
土地可持续利用问题目前受到广泛的关注.建立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评价的指标体系并将其应用到实践中已成为国际土地科学的前沿领域.在已取得的研究成果的基 础上,采用熵权法对葫芦岛市土地可持续利用进行综合评价研究.研究表明:2003-2009年葫芦岛市土地的可持续利用还处于起步阶段,其资源环境、经济 和社会等方面的可持续利用发展趋势是逐年提高的,说明葫芦岛市的可持续利用还有很大的潜力.据此提出了葫芦岛市未来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相关建议:在资源 环境方面,要搞好林业建设,保护生态环境；在经济方面,要利用海洋资源优势,大力开发沿海地区,发展循环经济；在社会方面,要加强土地开发、复垦和整理； 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
A case study on huludao cit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land resources via entropy method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3-2464.2012.04.012 URL 摘要
土地可持续利用问题目前受到广泛的关注.建立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评价的指标体系并将其应用到实践中已成为国际土地科学的前沿领域.在已取得的研究成果的基 础上,采用熵权法对葫芦岛市土地可持续利用进行综合评价研究.研究表明:2003-2009年葫芦岛市土地的可持续利用还处于起步阶段,其资源环境、经济 和社会等方面的可持续利用发展趋势是逐年提高的,说明葫芦岛市的可持续利用还有很大的潜力.据此提出了葫芦岛市未来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相关建议:在资源 环境方面,要搞好林业建设,保护生态环境；在经济方面,要利用海洋资源优势,大力开发沿海地区,发展循环经济；在社会方面,要加强土地开发、复垦和整理； 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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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水土资源与经济发展耦合分析及优化路径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1-8158.2013.09.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研究目的：评价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各县市区水土资源承载力与经济发 展耦合差异水平，并探讨其耦合优化路径。研究方法：采用信息熵权法确定耦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其量化评估。研究结果：（1）生态经济区耦合协调度差异明 显，市区耦合协调度整体水平较高，县域则相对较低；（2）水土资源承载力与经济发展缺乏同步性，市区多为环境滞后性阶段，县域则处于经济滞后阶段；（3） 耦合度空间分布以湖滨地区为核心以圈层形式呈现向外逐渐递减趋势；（4）经济滞后区域应选择城镇建设与产业布局策略，环境滞后区应选择适应性管理与生态屏 障区构建策略。研究结论：基于资源与经济同步优化策略将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均衡发展提供一种新的研究视角。
Study on the coupling degree and optimizing path between land-water resourc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ecological economical zone of Poyang lake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1-8158.2013.09.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研究目的：评价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各县市区水土资源承载力与经济发 展耦合差异水平，并探讨其耦合优化路径。研究方法：采用信息熵权法确定耦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其量化评估。研究结果：（1）生态经济区耦合协调度差异明 显，市区耦合协调度整体水平较高，县域则相对较低；（2）水土资源承载力与经济发展缺乏同步性，市区多为环境滞后性阶段，县域则处于经济滞后阶段；（3） 耦合度空间分布以湖滨地区为核心以圈层形式呈现向外逐渐递减趋势；（4）经济滞后区域应选择城镇建设与产业布局策略，环境滞后区应选择适应性管理与生态屏 障区构建策略。研究结论：基于资源与经济同步优化策略将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均衡发展提供一种新的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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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 [EB/O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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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市楼市白皮书-土地成交篇 [EB/O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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